“当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美国蓝皮书（2014）》发布会综述

刘辉 刁大明

2014年8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当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美国蓝皮书2014》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研究员、全国人大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分别作主旨发言。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代办Kaye Lee女士致辞。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学者应邀与会发言。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美国政治经济形势”、“美国外交政策走向”、“中美关系现状与展望”等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主持，全所科研人员50余人参会。

一、会议主旨发言

全国人大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指出，中美关系复杂而不易驾驭，水乳交融又水火不容。近几十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已经移回东方。美国产生了强烈的焦虑，造成两国分歧不断。美国信奉“国强必霸”的理念，忧虑自身会“衰弱”，把中国崛起看作挑战，又加之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差异，美国怀疑中国挑战其霸权。因而，当美国一再阐明其亚太战略不是遏止中国时，中国战略界则认为太平洋已经不那么太平了，美国的行为方式有时为中国无法接受。中美要认真考虑能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起能做什么。美国具有很多合作经验，但对中国这样的合作者而言，需要长期磨合，在战略界、学术界及民间层面都需要沟通。中美不能在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否则就会一错皆错。两国要加强沟通，不能一方要求另一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考虑另一方的感受和关切。

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中众多治理机制和机构几乎全部失灵，G20、金砖等新建治理机制与机构仍旧任重道远。针对全球治理真空，中美两国清晰地认识到调整治理体系与机制的必要，两国都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责任。当前，中美两国正在针对各自内部的迫切问题进行深刻的调整。两国有很多事情可以交流合作，中美应该坐下来讨论问题，不要意气用事。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代办Kaye Lee指出，中美两国制度、历史、文化存在重大差异。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美国会继续关注人权、市场开放、地区安全等议题，要求中国积极负责地应对这些要求。美国会与中国密切合作，但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行动比结果更重要。

二、美国政治经济形势

关于对美国政治形势的观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王鸿刚提出了“国家治理”视角。他指出，现代国家良好的治理方略在于妥善平衡市场、政府、社会三者的关系。建国伊始，奉行自由放任信条的美国通过确立制衡性政治制度，较好地处理了三者间的关系。镀金时代及其以前的阶段那种市场发达、政府有限、社会力量薄弱的局面随着工业化进程被打破，市场、政府、社会三者关系失衡导致美国国家治理能力被严重削弱。通过进步主义时代和新政阶段，政府开始发挥更大作用，通过社会赋权，增强了社会力量对政府与市场的抗衡力，形成三者间的新平衡，创建了较为有效的现代治理体系。20世纪70年代后，市场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力量博弈导致的政治极化，这些“现代病”使得美国面临新一轮的改革，以延续纠错机制重塑三者平衡。

关于美国经济形势的解读，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美国经济长期趋势并不乐观。他认为，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在长期增长方面面临着人口、技术、教育以及债务等因素的制约。由于2008年至2034年美国主要应就业人口的人均工作小时时间将长期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却很慢美国经济发展长期并不乐观。医疗技术发展进入了瓶颈，无生产能力的人口大批增加，拖累经济增长；3D打印机带来的小规模个性化生产有悖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大数据是一个增加竞争的零和游戏，技术创新无法在短期内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政府减少对大学的支持，大学负债增加，毕业生就业前景并不乐观，未来10年美国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将逐年下降。据调查，未来15年美国将是全球受到债务影响最大的国家，与此相伴随的政治极化僵局会严重拖累美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贺力平也认为，未来若干年中，美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得益于国内需求的恢复和扩张，包括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新技术开发以及房地产与其他消费方面对自然需求的投资。社科院美国所副研究员罗振兴认为，页岩气革命是美国从化石能源到天然气能源的转型桥梁，大大缓解了美国向清洁能源过度的难度。美国独特的能源体制，包括州、地方、社会、企业形成的良好创新体制，对于美国应对能源挑战发挥着积极作用。

关于美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社科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魏南枝认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二元结构导致美国社会福利支出现自愿性社会福利支出与强制性社会福利支出两种分类。由于低薪就业收益与强制性社会福利支出收益相差无几，有些美国人放弃了低薪就业机会，选择了接受实物援助成为就业市场的“局外人”与接受救济的“局内人”。由于二任合一者数量激增，未来接受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项目的老年人数量将上升，为联邦政府养老福利支出带来更大压力。

三、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楚树龙认为，奥巴马审慎的外交路线并不是一种守势外交而是谨慎传统的延续。其追求美国全球利益，坚决维护其世界领导力的目标没有变，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没有变。审慎外交政策中，作为外交工具的民主人权、经济利益因素减少，是美国模式受到世界质疑、美国相对经济实力下降导致世界对其信心下降的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总体国力下降，而是在民主人权和经济利益手段效果减弱的情况下，安全议题转而成为了主要外交手段。

社科院美国所樊吉社研究员认为，当前美国外交存在着所谓“奥巴马主义”趋势，其表现为：退出反恐战争、不轻易动武或军事介入、重塑议题转嫁负担、多边外交、依赖现存国际架构、创设新制度、力量重点调整等方面。奥巴马主义出现缘于国际上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导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在国内经济形势低迷、财政压力、国内政治极化条件下，美国对于国际事务由“主导”转向“管理”。奥巴马主义本质上是褪色的理想主义与更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相结合的战略调整。

社科院美国所张帆副研究员认为，美国在中东存在长期利益（如能源），也存在短期的派生利益（如反恐）。从长远看，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可能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中东的滞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美国而言，中东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是以西方标准改变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存在决定性实力和影响力，当前，美国在中东使用武力非常克制的低调存在应当不会持续太久。

四、中美关系现状与展望

中华美国学会会长、社科院欧洲所所长黄平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经济持续发展，这既是一个世界性的奇迹，又是中国复杂的周边环境深刻地影响到中美欧三方关系的诱因。三方在拉美、非洲同时存在着利益交织，中国因而成为三边关系中最关键的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强调，未来中国可能遭遇的修西底德陷阱很可能首先出现在海洋上。南海问题、东海问题、朝核问题以及张成泽事件后中朝关系紧张引发的周边乱象，加剧了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关系不良阶段，在中美两国既非单纯对手，又非单纯伙伴的关系中，任何分歧、偏见、误判，都会导致重大损失。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学成指出，中美在亚太的博弈以各自建立于己有利的地区合作机制成为主要手段。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分歧与争吵是常态，以柔克刚，减少美国焦虑，实现良性互动，要始终将管控分歧处于重要位置。

社科院美国所袁征研究员认为，中美间的诸多矛盾缘于美国面对中国崛起难以阻挡的趋势愈发失去自信所致。因此，中国应坚信自身发展能决定双边关系全局的绝大部分内容的走向，以理性心态处理中美关系。对于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周边事务中国要保持强硬态度。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周边国家虽然希望美国给予保护，但肯定不希望看到中美对抗，不希望选边站队，这就为中美防止事态升级，防止分歧外溢上升为冲突提供了回旋空间。

社科院美国所刘得手研究员基于对联合国各类投票表决进行分析后提出，中美在联大框架内处理针对“第三方”的国际事务时共识大于分歧，合作是主流，但在局部问题上（如人权领域）的斗争呈现常态化形势。

社科院美国所何维保助理研究员认为，《美菲条约》第四条和第五条虽然规定了南海地区属于美国对菲律宾安全承诺的范围，为中国与菲律宾发生冲突时美国介入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美国在坚持《美菲条约》承诺的同时，却通过条约第一条的规定将条约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使美国对菲安全承诺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