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内容提要：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兴起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理论模式：自由主义、依附论和重商主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也获得了新的概念结构和话语环境，传统的三大理论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分化和转型。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跨国公司的研究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下展开的，各种理论模式的分野反映出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大结构性权力的影响，以及学者个人对安全、财富、自由和公正四大价值的偏好与选择。 关键词：跨国公司 国际政治经济学 全球化 作者简介：余万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通讯地址：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东院 100007 电话：64039053 20世纪60-70年代，跨国公司作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出现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今天，跨国公司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模式，改变了财富的来源和分配结构，同时也改变了权力的构成和运行过程，甚至直接影响到每个地球公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有人形象地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比喻说，跨国公司就像一个“幽灵”游荡在当代世界上空。 在跨国公司兴起的同时，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1975年，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霸权与多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富与权力的关系。这部著作首次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概念。 有意思的是，这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恰好是一部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著作。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跨国公司是世界政治经济大变革催生出的一对双生子。 三大理论模式 琼·斯佩罗指出，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潜在的政策和利益冲突领域有三个：一、跨国公司与国民经济的效率、增长及福利问题；二、跨国公司与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问题；三、跨国公司干预国家政治过程的问题。 对上述三个领域的研究构成了关于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其核心是“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大批学者从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就跨国公司的角色、作用和影响及其与国家主权和霸权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吉尔平教授的归纳，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关于跨国公司的理论可以被分为三大模式，即自由主义、依附论和重商主义。 自由主义:“困境中的主权” “困境中的主权”一语来自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雷蒙德·弗农1971年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Sovereignty at Bay。在这部关于跨国公司的著作中，弗农教授讨论了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和制约。他认为，跨国公司的扩张不仅会导致一系列民族经济后果，而且还会对民族精英、意识形态和文化产生冲击。 弗农指出，随着交通和通信手段的改进，跨国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而“在这个需要加强国家管制的时代，国家保持控制的能力却在下降”。 例如，1964年美国政府禁止IBM公司向其法国分公司出口专用的计算机设备，因为这些设备被认为能用来帮助法国改进其核武器。作为《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美国必须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但在法国人看来，美国政府的这项举动显然是用经济手段来干涉别国主权。 在“困境中的主权”旗号下，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却发出了国家应该给市场让位的口号。他们认为，跨国公司不仅通过自由贸易和金融，而且通过生产的国际化使国际经济走向一体化。跨国公司的决策超越了国界的限制，从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全球范围的生产、营销和投资的优化配置。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世界经济的效率和国内的福利，国家应该把对经济事务的控制权拱手让给跨国公司。 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如果脱离世界经济市场，都会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这不仅因为经济效率的下降，而且因为普通百姓也将无法忍受由此带来的福利损失。第二，跨国公司已经成长为能够自我独立的行为体，在与民族国家的较量中，跨国公司处于上风。跨国公司可以随意地把资产从一个国家抽走，而这个国家将面临资金、失业、外贸赤字等一系列问题。虽然民族国家仍然是暴力工具的唯一合法垄断者，但在经济相互依赖和核武器的时代，暴力并不是国家可以随意动用的工具，暴力也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第三，技术和产业的升级和转移将使发展中国家中经济一体化中获益。随着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制造业将向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带动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在这种模式下，世界经济繁荣的大潮将“托起所有的船只”，而跨国公司将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依附论:“帝国主义的细胞” 20世纪60-70年代，一批拉美学者提出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国家的特殊表现形式的理论，即所谓的“依附论”。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根据多斯桑托斯的定义，“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 多斯桑托斯认为，依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20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依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跨国公司的技术—工业统治，它们转而向以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为目标的工业部门进行投资。” 在技术—工业的依附模式下，依附国的工业发展将受到三方面的限制：第一、依附国的生产体制受跨国公司利益的决定，从而生产一种畸形的生产结构；第二、依附国必须从国外购买机器和材料，“必将深深受制于帝国主义中心对技术和金融的控制”；第三、由于依附性生产体制的高度剥削、限制就业机会并抽走部分国内盈余，将削弱国内的购买力、资本积累力，最终制约国内市场的发展。 多斯桑托斯还指出，在新的国际分工下，跨国公司和统治国“必须在这些国家（依附国）建立一支新的‘精英’队伍，聚集企业界、工会、学生、农民、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专业人员以及特别是军界的领袖人物，组成有巨大行政权的、有专家治国思想以及现代化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政府”。 这个所谓的“有限参与民主”政体和“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对当地经济的控制。 多斯桑托斯认为：“多国公司构成了统治国经济中一个拥有一定自治权的经济单位，其全部国际活动的利益决定了它最近的行为，并造成了一种细胞关系结构……” 作为“帝国主义的细胞”，跨国公司不仅对依附国的经济造成了剥削，而且也对统治国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不仅到影响本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而且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消极影响。跨国公司的发展还资本主义垄断的强化和深化，从而加深了小资产阶级的危机。因此，多斯桑托斯指出：“新的国际分工非但不能把资本主义从其最后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反而加深了这一危机并导致它的细胞形式——多国公司在其内部，在其计划、战略及其组织形式上反映出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的种种矛盾。” 重商主义:“全球霸权的工具” 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在考察大英帝国和美国的霸权史后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与规模同霸权的兴衰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他指出：经济学家所看重的比较优势、技术创新、国际分工、产业升级、市场结构等因素只提供了推动了跨国公司发展的充分条件；而美国的霸权和“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为战后美国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治和安全的环境结构，“这一舒适结构的创立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吉尔平认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领导西方世界的重任。美国不仅为西方世界提供了全面的安全保障，而且为世界经济奠定了基本的体系和规则。战后美国的全球霸权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和安全环境。首先，在全球层面上，关贸总协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令人愉快”的政治经济环境。其次，在跨国层面上，美国在欧洲和日本的驻军和同盟关系，为美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活动提供了稳定和安全的政治环境；美国在军事优势和政治影响力也为美国公司进入第三世界，尤其是中东能源地区创造了条件。又次，在文化层面上，美国所倡导的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市场资本主义等价值观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消除了意识形态的障碍。最后，在美国国内，政府推行的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等政策也鼓励了大公司的海外扩张。 另一方面，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首先，跨国公司的行为有利于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其次，跨国石油巨头在中东以及其他产油国的开发和经营保障了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能源供应。最后，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吉尔平在结论中写道：“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 全球化时代的跨国公司 从1986年开始，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超高速增长，1986-1990年均增长23.6%，1991-1995年均增长20%，1996-2000年增长率达40.1%，其中在1998、1999、2000年分别出现40.8%、56.3%、37.1%的增长率。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达到创记录的12,710亿美元。 由于“新经济”神话的破灭、跨国兼并热的降温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在2001年出现了-50.7%的负增长。不过，2001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仍然高达7,350亿美元之巨，是1982年的12倍。在国际直接投资爆炸性增长的同时，跨国公司的数量、规模、资产和产出也出现了快速膨胀的局面。2001年，跨国公司的数量已经发展到65,000家，在全球大约有850,000家子公司。从1982年到2001年，外国子公司的雇佣员工从17,987发展到53,581人，总资产从19,590亿美元增加到249,520亿美元，总产值从5,940亿美元发展到34,950亿美元，出口额从6,700亿美元增长至26,000亿美元。 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飞速发展之后，全球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质量、影响上都已经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水平。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随着冷战的终结，世界经济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生产世界化、贸易自由化、资本国际化和市场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这一不可逆转的浪潮为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而通过跨国投资、经营活动，跨国公司把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聚合起来，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市场化、自由化和一体化趋势。很多人都认识到，跨国公司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的新发展和新特点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模式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理论的辐射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跨国公司研究出现了新的概念结构和话语环境。事实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围绕“全球化”这个概念展开的一系列理论纷争。英国学者戴维·赫德尔等人把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划分为三个宽泛的流派：极端全球主义、怀疑论和变革论。 在这场大辩论中，跨国公司三大理论模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和转型。 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神话 90年代一度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弹冠相庆的时代。弗兰西斯·福山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苏联的解体和共产主义破产标志着自由民主主义战胜了它的最后一个对手，人类社会从此不再有能与之匹敌的意识形态。 从自由主义到极端全球主义只需要简单地跨过一个门槛，两者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极端全球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前研一在1995年发出了“民族国家终结”的宣言。他认为，投资（investment）、工业（industr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个体消费者（individual consumer）这四个“I”预示着国界的作用正在消失，民族国家正在终结。“简单地说，从经济活动的真实流动角度讲，民族国家已经成立了全球经济中不和谐的，甚至不可能继续存在的活动单位”。 在全球化时代，把这四个“I”联系在一起的跨国公司将成为民族国家的“终结者”。 极端全球主义的看法遭到了怀疑论者的嘲弄。一些人观察历史，认为当今的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并没有超过19世纪晚期的水平，“充其量只是表明了高水平的国际化”。 另一些人观察现实，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的趋势与其说的走向“全球化”，不如说是变成“区域化”，世界经济正分化为三个主要的金融和贸易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共同体。英国牛津大学的国际商务和战略管理专家阿兰·鲁格曼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中开宗明义地宣布：“我相信我们正目睹全球化的终结。……事实上，全球化只是一个神话，它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 他认为“跨国公司是国际商务的引擎，但是它的思维区域化、行动本地化”，跨国公司的经营是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三极为基地展开的。例如，三极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总量的71%，而其中64%的投资是发生在三极内部或彼此之间的，三极之外的国际直接投资只占世界总额的27%。 依附论：全球化的批判 90年代目睹了依附论在理论上的困境和实践中的衰落。这一理论曾经在70年代唤醒了第三世界的经济独立意识，并成为指导很多发展中国家走向自主工业化道路的指南。然而，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它们在一方面失去了跨国公司的投资，另一方面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80年代末，在美国政府以及西方经济学家的影响下，拉美国家纷纷皈依“华盛顿共识”，重新转向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是，相当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努力并没有改善它们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不利处境。在拉美，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无一例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使很多学者质疑并批判自由主义所憧憬的凯歌行进的全球化。美国学者詹姆斯·H. 米特尔曼认为，全球是一个由“转型与抵制”共同构成的“综合症”。他指出：“鉴于全球化为一些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寄予，它也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重新排列贫困的发生率。”在国家内部，由于阶层、教育、性别、地域等原因，一些人群被抛向“边缘化”的贫困；在国家之间，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因素使某些国家“不自觉地脱离”全球生产体系。因此，“全球化和边缘化是相互联系的过程，前者驱动后者。受超级竞争的驱使，全球化将一些群体推至边缘……这进一步确立了贫困” 这些学者占在全球化的受害者和抗拒者的角度，对自由主义鼓吹的作为普世主义的全球化观念提出了批判，并再度提出了社会公正、社会责任和“全球化的伦理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当年依附论学者提出的问题及其秉持的批判精神是永不泯灭的。 重商主义：全球化下的主权（霸权） 90年代，重商主义学者继续从国家、主权、霸权的角度考察全球化背景中的跨国公司。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尽管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举足轻重，但民族国家依旧在唱主角。” 无论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关系，还是跨国公司与来源国的关系，“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争权的斗争中，优势仍在民族国家那边”。 吉尔平还指出：“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对外开放和成功的国际经济有赖于稳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础”，而构成这一政治基础的条件有三个：一、一个或几个国家必须进行经济和政治领导；二、稳定的国际经济必须建立在主要经济大国合作的基础上；三、世界各国人民必须相信自由贸易和其它形式的国际商务是对他们有利的。 这一思想的基础是“霸权稳定”和“霸权之后”的国际制度主义， 他所谓的“开放且稳定的国际经济的前提条件”无非就是美国的霸权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制度。 斯蒂芬·D. 克拉斯纳对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的研究也驳斥了自由主义的“主权困境”说。他指出：“尽管跨国公司占有重要地位，但围绕它产生的南北冲突并不像其它方面那么尖锐”，这是因为“所有行为体都认识到主权国家有权控制它们国界之内的经济活动。没有国家的制约，跨国公司无法运作”。 在国家规范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游戏规则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对象国政府的谈判权提高了”。在国际规范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改变现存的国际体制并使主权原则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克拉斯纳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的主权、权力、功能和权威正在发生重组和调整。全球化带来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主权消亡”或“主权至上”的问题，事实上，国家主权“一直在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 结论 任何观察、分析和研究当代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学者都不可能忽视跨国公司的存在。跨国公司面向全球的投资、生产和经营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模式。虽然学者们对全球化的定义、起源、动力和影响等问题争论不休，但即便是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跨国公司是国际商务的引擎”这一基本现实。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力和动力，跨国公司同时也是全球化时代新矛盾和新进展的集中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是新兴的全球化理论，都把跨国公司放在十分显著的位置上。 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指出：“近200年来，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两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其一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成功，并左右世界其余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二是“主要适应于为本国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逐渐地、不平衡地而又显然不可抗拒地由主要适应于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所取代”，跨国公司的兴起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 在她划分的国际关系四大结构性权力，即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中，“生产几乎是所有政治经济的基础……一切有组织的社会都建立在生产结构的基础上，建立立在劳动创造的财富上。” 因此，跨国公司的崛起代表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础性变革。 斯特兰奇建议，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集中研究权力机构（主要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着眼于分析安全、财富、自由和公正这四种基本价值观念”。 因此，跨国公司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权力控制跨国公司？”斯特兰奇的观点为我们分析和评价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模式提供了有用的框架。关于跨国公司的众说纷纭的理论分歧和争论，反映出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大结构性权力的影响，在其背后是学者个人对安全、财富、自由和公正四大价值的偏好与选择。 在国家与市场的天平上，自由主义和依附论都把重点放在市场方面，但是两者对市场作用的结果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在四大价值取向中，自由主义偏向了自由，而依附论强调了公正。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的自由竞争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并实现财富的最大化。他们认为，通过跨国公司的作用，全球资源在一体化的生产中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所有国家都将发展和繁荣中受益。依附论者指出，市场的基本规律是所谓的“马太效应”，资源总是向最优化的区域集中，越发达的地区越能够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而不发达的地区可能遭受更多的剥夺。因此，并非所有人或国家都能够从市场的自由竞争受益。其次，在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利益不能得到公平的分配。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切走了蛋糕的绝大部分，南北差距因此越拉越大。 在自由主义和依附论的理论模式中，国家被放在了被动、从属和因变的地位上。安全和权力最多只是跨国公司市场行为的一个背景。这个被有意忽略的盲区成为重商主义的理论基点。重商主义把国家、权力和安全因素引入跨国公司的行为范畴，提出国家和市场、权力和财富、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经济活动决定了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并且影响到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经济活动的框架和趋向，并且决定了经济体系的性质。跨国公司的兴起和全球化的进程是同美国的全球霸权和“美国治下的和平”密不可分的，霸权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和平和安全的环境，而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又服务于霸权。 全球化理论的兴起为跨国公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结构和话语环境，并指引这项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中，传统的自由主义、依附论和重商主义的理论模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兴衰和转型。但是，全球化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安全、财富、自由和公正这四种基本价值观念仍然主导着跨国公司研究的价值取向。国家与市场、自由与公正、霸权与财富、跨国公司与国家主权，这一系列关系仍然决定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跨国公司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