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公民参与 　　 　　在美国市民社会中，有一种使私人事务成为公众关注的卡尔文主义传统。私人被赋与一种公共性质。无论在处理有关酗酒、制订餐馆吸烟规定或对克林顿个人与女性交往的旷日持久的调查，私人都给赋与了一种公共价值。这是美国政体“宗教性”或道德性所决定的。 　　宗教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有中心位置，它在美国市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教信仰是美国和其它工业国家根本的不同点之一。40%到58%的美国人相信，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必须相信上帝。在法国，只有13%的人这样认为。在美国，83%的人相信圣母玛利娅生了耶稣，只有28%的人相信进化论。1 近乎2/3的美国人说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接近一半的人说他们至少参加一次崇拜活动。2 　　虽然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清教主义性质决定了道德或伦理价值的中心存在于个人，而不是公共领域，但宗教或者说苦行新教主义(ascetic-Protestantism)不仅使政治生活赋有道德的色彩，而且使个人也赋有一种伦理的特性。在美国，关于堕胎的辩论最好地显示了私人领域具有的公共价值。亚当•塞立格曼(Adam Seligman)认为，从堕胎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思想与现代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体制之间的当代悖论。3 正是反对堕胎的一方代表市民社会的思想：a. 试图保护个人的道德正直；b. 试图强调共同性(mutuality)和对社区的责任感——这正是经典市民社会的传统；这一思想与同意堕胎的观点正相反，同意堕胎的观点则强调个人权利。个人领域兼有公共的和伦理的性质，这使相互冲突的道德申诉永远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 　　市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和民主治理(democratic governance)起着相互弥补与促进的作用。根据哈佛大学教授罗伯脱•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教授20年的经验性的调查，美国市民参与网络对代议制政府的影响十分巨大。虽然地区性政府在原则上应该是相同的，但效率差异却极高。他的结论就是：治理的质量取决于市民参与的强弱。地区治理成功的标准往往是：投票率、读报率、合唱团的参与率、足球俱乐部的多寡，等等。发达的市民参与使该地区的学校较好，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犯罪率降低，政府效率提高。4 社会学家在研究这些现象时发现了一个共同的概念架构，即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区别于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则指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促进协作与合作的诸如交际网络、习俗和社会信任等社会组织的特性。5 社会资本使社区生活容易得多。首先，市民参与的网络在社区培育一种广泛的互补的习俗，并促进社会信任。这种网络鼓励协作和沟通，使集体行动中的困难较易得到解决。当经济与政治协商在社会互动网络中进行时，机会主义的动力会减弱。同时，社会互动网络会扩展自我的视野，增加参与者对集体利益的关注程度。 　　对美国社会的调查显示，教育、城市贫困、失业、犯罪和吸毒控制和医疗卫生等诸项工作在市民组织健全的社区往往十分成功，而在市民参与公共生活贫乏的社区则问题较为严重。在美国诸少数种族群中情况亦然。在社会联系丰富的少数种族群中，如亚裔，经济成就就较为巨大，就业率就较高。在今天高科技的硅谷和波士顿郊区以及其他现代科技工业中，人与人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网络在促进企业效率和灵活性方面仍然起巨大的作用。有组织的互补性网络(network of organized reciprocity)和市民团结(civic solidarity)成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前提。 　　在美国市民社会中金钱和富有的白人在公民参与方面仍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美国市民社会一个显著特点。白人占有主要社会财富。在2000年，最富有的2百80万美国人，即1%的美国人拥有6万2千亿美元经济收入的9千5百亿美元税后财富，占15．5%。6 白人和男性市民是主要的政治捐款人。在美国主张用公共资金资助竞选的人们担心，由于存在私人捐款制度，政治有可能倾向于有钱人，而不利于少数种族和没有特权的人们。北卡罗莱纳民主社团 (Democracy North Carolina) 的调查表明，在该州调查的1，436人中，在2003年上半年中为总统选举捐款200美元以上的96%为白人，67%为男子。2002年对新泽西和德克萨斯州的调查显示，对州选举的政治性捐款大部份来自少数的上层白人居住的社区。一次全国性调查也表明，90%资助国会议员选举的捐款来自非西班牙族裔居住区。在成为总统侯选人之前，筹集资金是对侯选人的第一场考验。如果筹集到足够的资金，那就意味着成功；如果筹集不到足够的钱，那就只能甘拜下风。据马里兰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赫恩逊（Paul Herrnson），白种男子，特别是商界的白人男子，有更多的富于的钱投资于政治，而且极可能从政治投资中获益。由于新的关于竞选捐款的法律规定，个人捐款限额增加一倍，达2，000美元，白种男子的政治影响力将大大增强。同时，由于捐款人大部份是持保守观点的人和商界人士，共和党竞选人可以从中获益。根据波士顿的全国选举权学会 (the National Voting Rights institute) 的约翰•波尼法兹（John Bonifaz），目前的政治筹款的方式按经济地位将一部份人排除在外，对选民的肤色造成很大影响。7 在2003年9﹑10月间加州罢免州长和选举新州长的投票中也可以看出金钱的力量。竞选的135个侯选人一共花费8千3百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个人竞选资金来自好莱坞明星阿诺•斯瓦辛格。他最终赢得了州长选举。8 　　另一个是伊利诺斯州竞选参议员的例子。该州期权交易商人布莱尔•哈尔拥有4亿7千1百万美元的资产，准备出资四千万美元竞选参议员，让一般的竞选者望而生畏。退休的参议员彼得•菲兹杰拉德当年在1998年花费1千4百万美元而赢得参议员的位置。面对这些富有的竞选者，不能开百万美元支票的竞争者便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了。美国国会在2002年通过了所谓“麦开因-菲恩戈尔德竞选财务法”(McCain-Feingold Campaign Finance Law)，该法允许竞选者从每个捐助者那里获得1万2千美元的捐助，比联邦规定的2千美元的极限多6倍。此法原来旨在于在富有的和不富有的竞选者之间起一种调和的作用，使较不富有者有可能筹集到较多的竞选资金。然而这种竞争仍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较不富有的竞选者能找到的富有的捐助者是有限的，他们仍然敌不过富有的竞选者。根据波士顿学院教授杰尼弗•斯廷 (Jennifer Steen) 的调查，在2000年有41个竞选者出资50万美元竞选国会议员席位，最后只有10位进入国会。她认为，这使人怀疑国会议员的席位是否是用钱买来的。根据美国公共利益研究会在2003年7月的调查，在联邦预选中，出资最多的竞选者获选的可能性是90%。9 　　同时，根据美国新的联邦竞选财务法，公司和其它利益集团的私人金钱可以资助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侯选人提名大会。在2000年，AT&T和微软公司各献了2百万美元给两党的代表大会，用作支付大会的通信和计算机费用。据估计，2004年的两党大会将可能获得一亿美元的献金,私人献金将占两党大会支出的3/5。10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获取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合同的70家美国公司是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给布什竞选出资最多的公司。非赢利研究机构公共道德中心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根据信息自由法查阅了70份重建伊拉克和阿富汗合同，进行为时6个月的调查。该研究中心发现，这70家公司的总裁﹑雇员和政治行动委员会一共为布什竞选捐献了约50万美元。从1990年一来，他们一共为政治候选人和政党献金4千9百万美元。获取数十亿美元合同的公司总裁对两党的政治献金数目都相当多，但倾向共和党十分明显，其比例大约是2：1。对布什竞选总统和竞选连任的最大笔的资助来自德尔计算机公司 (Dell Computer)，达113，000美元，商业咨询公司贝尔林波因特公司 (Bearing Point)，达119，000美元，全美电气公司 (General Electric)，达72，000美元，哈利伯顿公司 (Halliburton)，达28，000美元。副总统切尼从1995到2000年曾任哈利伯顿公司的总裁，10家献金最多的公司中的9家任用前政府的要官，这些要官和现任政府机构和国会关系密切。11 人们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有可能为公司金钱影响政府官员和政治决策开绿灯。 公民参与是市民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公民参与的多寡决定市民社会的兴盛与衰落。公民参与是检验一个市民社会健全程度的试金石。作为市民社会公民参与的重要指数之一，公民参与总统、国会、州长与地方官员的投票率在过去30年中连续下降。这直接影响作为典型的美国市民社会。根据帕特南教授的调查，与60年代相比，公民参与投票率到1990年下降了几乎1/4。数千万美国人放弃了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投票权。这种下降在州与地方选举中就更为严重。12 同样，美国人花在参与公众事务上的时间与比例也下降了。根据罗帕组织(Roper Organization)的调查（在过去20年中每年重复10次全国样本调查），自1973年以来，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参加过一次有关镇务或校务公共会议的美国人从22%下降到1993年的13%，下降幅度大于1/3。报告说参加过一次政治集会或演讲会、在地方组织委员会任职或为一个政党而工作的美国人人数下降得更为厉害。在这一代人中，尽管平均教育水平——政治参与的最佳数据——大大地上升、参与政治与政府事务的美国人比例却逐步地、严重地下降了。在过去20年中，每年有数百万人脱离社区事务参与。13 　　在罗帕组织的问卷中，回答说他们只是“有时”或“几乎从不”“信任华盛顿的政府”的人数从1966年的30%上升到1992年的75%。 　　总的社会调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在过去20年中重复进行了14次全国样本调查，证明与教会有关的组织是美国人，特别是妇女，参加最多的组织。数据表明美国是一个宗教性十分强烈的社会。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的教堂比任何国家都多。然而，美国人的宗教情感越来越不与教会机构挂钩，而往往更为个人化。每星期去教堂的人数从50年代末的48%下降到70年代初期的41%。总的社会调查显示，在过去20年中所有教会有关的组织成员数略为下降。 　　从50年代中期以来，非农业部门工人的工会会员数下降一半多，从1953年的32.5%下降到1992年的15.8%。从1975年到1985年工会成员数下降最为剧烈。 　　家长—教师联合会（PTA）是20世纪美国特别重要的市民参与的内容之一。家长参与教育过程代表社会资本特别的创造性形式。在上一代中，家长—教师联合会参与人数从1964年的1千2百万下降到1982年的5百万，现在仍停留在7百万左右。 　　市民的志愿组织，例如妇女社团的成员数从6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下降。妇女俱乐部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成员下降了59%，而女选民联盟(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下降42%。主流的市民组织，如童子军人数从1970年以来下降26%，红十字会会员数下降61%。劳工部的现时人口调查表明，从1974到1989年，严肃的志愿工作从占24%成人下降到20%。联谊组织如狮会(Lions)从1983年以来下降12%，麋会 (Elks)自1979年以来下降18%，共济会上层人士联谊会(Shriner)下降27%，美国青年会(Jaycees)下降44%，共济会(Masons)自1959年以来下降39%。14 　　在教育界，总的结社社团成员数在1967至1993年期间大大地下降了。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士中，参加社团的每人平均数从2.8降到2.0（下降26%）。在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士中，此数则从1.8下降到1.2（下降32%）；在受过不到12年教育的人士中，此数从1.4降到1.1（下降25%）。也就是说，在美国社会的所有受教育层次，参加社团的每人平均数在过去25年中下降了1/4。 　　根据总的社会调查数据，美国人与邻居来往的数目从1974年的72%下降到1993年的61%。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赖的美国人从1960年的58%下降到1993年的37%。这表明社会信任下降。15(Ibid., 287-297) 根据《大西洋杂志》1999年5月号，从50年代到90年代的调查数据显示，人们越来越不尊重社会机构的权威。对社会机构的信任也下降了。在1958年，73%的美国人说他们“大部分时间”或“几乎总是”信赖联邦政府做它认为正确的事儿。而在1994年，百分比下降至15%。美国人相互信任感也下降了。在60年代初期，信任别人的美国人比不信任别人的美国人高10%，而在90年代，不信任别人的美国人比前者高30%。 　　美国学者琼•贝思克•埃尔西顿(Joan Bethke Elshtain)认为，由于美国耗尽了公民和道德资源，美国民主正越来越衰弱。她认为在世纪之交，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既不是政府行动也不是经济增长问题，而是道德衰竭。道德衰竭直接影响市民社会。根据盖洛普调查，78%公众认为美国的道德衰退或有些衰退。并非盖洛普一家调查得到这一结论。基尔顿研究服务中心的调查，同样表明，67%公众认为美国处于长期的道德衰退之中。道德危机反映在：1.婚姻和家庭瓦解；2.暴力和混乱；3.教育衰退；4.公民参与和自愿组织减弱；5.公共言语的粗俗化，等。16 　　帕特南教授根据调查数据得出结论：美国市民社会的公民参与在过去30年中衰落了。帕特南教授的文章《孤独地打保龄球》成为近年来讨论美国市民社会的经典作品。 　　然而，在美国有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不同意帕特南教授的估计。美国社会学家如安德罗•考霍尔(Andrew Kohul)认为，参与投票的公民数从60年代以来有升有降，是一个曲线走向，它主要与当时美国国内是否有主要的有争议的问题有关。近年来公民参与投票率低只是表明美国社会中没有主要有争议的问题。迈克尔•W•福列(Michael W. Foley)和鲍勃•爱德华兹(Bob Edwards)认为，帕特南在讨论市民参与组织时，低估了新产生的组织，特别是旨在促进市民社区生活和民主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党派的能力。他们认为，帕特南忽略了许多全国性组织的多方面的功能与性质，同时也忽略了大量的基层社会运动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活动的事务。如S俱乐部(Sierra Club)的全国和地方组织经常主持城市河流清理和与环保有关的户外活动等社区服务性项目。大型的全国性当代社会运动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主流。基层社团构成这些全国性社会运动，与常驻华盛顿的组织相比，它们更多地属于地方性社区生活与市民网络。例如，全国登记的环保组织达645个，公民清除危险废物组织(Citizen’s Clearinghouse for Hazardous Wastes)声称拥有7千到9千地方分支机构。17 1987年版的《基层和平组织目录》(Grassroots Peace Directory)注册有7，700个和平社团，不到300属于全国性组织，一半常驻华盛顿。18 而新妇女组织（NOW）拥有成千的强奸危机中心，受辱妇女庇护所，妇女健康医疗站，妇女书店，妇女戏剧团体，妇女学习计划，妇女贷款联盟，和其他非传统的妇女组织。19 　　芝加哥大学教授安德罗•格利立(Andrew Greeley)在他的调查中指出，在过去15年中，志愿社会服务工作呈上升趋势，美国的志愿社会服务比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根据欧洲价值研究会(European Value Studies, EVS)1991年的调查，美国人口47%参加社会志愿服务工作，是该调查在16个国家中最高的。志愿社会工作包括：社会福利服务，宗教组织，教育文化活动，工会，政党，社区行动，环保，专业联合会，青年工作，体育，妇女组织，和平运动，动物权利，医疗卫生，等。调查发现，30岁至50岁的人比更年长的或更年轻的人更多地参加志愿工作。同时，20岁以后继续学业的志愿人员比12岁之前离开学校的多一倍。这就是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更多地参与社会志愿工作。该调查还发现，每星期参加一次礼拜的志愿者比很少做礼拜的高一倍。美国婴儿潮出生的人们，“我一代”人和“X一代”人参加志愿工作的人数也处在上升之列。20 这与帕特南关于二战之后出生的人在对市民事务关注方面远比他们的长辈少的结论截然相反。 　　格利立认为，参加志愿工作与到教堂做礼拜的比率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分析中，他首先考虑诸如年龄、性别、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其他的社会结构，然后余下的便是宗教的影响了。宗教在市民社会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在1992年和1994年的调查表明，52%美国人参加志愿工作，其中28%志愿参加宗教工作。在志愿人员中，34%认为他们参加社会志愿工作与宗教有关；世俗人士中1/3认为他们参加志愿工作，与宗教关系的影响有关。60%的说他们绝对相信上帝，79%说他们相信上帝存在；78%说他们在生活中需要宗教精神，比1994年上升20%。21 　　2003年10月加利福尼亚州的公民一般性投票罢免州长 (recall) 是另一个例子，表明美国公民参与并没有衰落。加州有公民投票罢免州长的传统。自1913年以来，已经进行了117次这样的公民投票了；自1936年以来，进行了32次。根据州务卿凯文•雪莱的统计，参加投票的公民达9百25万，占整个1千5百40万登记选民数的60%。参加去年11月的州长选举的公民投票率为50%。这是自1982年以来在非总统选举中公民参与最多的。由于州长格雷•戴维斯处理经济不善，造成3百80亿美元的严重的财政赤字，加州公民决定举行一般性投票，罢免现州长，并重新选举州长。在这次投票中，55%同意罢免现州长，在这55%中， 25%是自由主义者，30%是温和的民主党人。毫无政治经验的体制外的好莱坞明星阿诺•斯瓦辛格鼓吹对加州工人实行补偿，改革关于民事侵权行为罪的立法，批评民主党州政府关于提高三倍车税的做法，赢得了选举，成为加州的新州长。斯瓦辛格和另一位共和当人竞选者汤姆•麦可林托克加在一起一共赢得60%的选票。在选举前《洛杉矶时报》披露斯瓦辛格的父亲曾经是纳粹党员以及他敬仰希特勒的言论。在七十年代一次电影访谈中，当被问及他最敬佩什么人时，他说，“我敬佩希特勒，比如，他出身于一个谦卑的家庭，没受过正式的教育，而最终走上权力的峰巅。我敬佩他，他是一个如此出色的公众演说家。”该报同时揭露了他调戏15名妇女的事实。事件涵盖2000年前的25年。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获得48%的选票，包括妇女。他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移民，最终成为拥有百万家产的好莱坞明星，他本身就是美国梦的化身。这吸引了不少选民。这一事件表明，加州公民对现存的加州政治集团不满，宁可越过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家竞选人而选一位体制外的温和 – 自由派共和党人斯瓦辛格。一位共和党人在民主党传统上占优势的加州在民选中脱颖而出是意味深长的。它意味着加州选民指责的目标不仅是戴维斯，而且是整个民主党领导。美国媒体把这称之为“选民反叛”。退场民意调查显示，57%的选民不满意最令人注目的竞选者副州长克罗兹•巴斯塔曼特的工作。只有三分之二的拉丁裔选民和三分之一的独立选民投他的赞成票。22 　　作者曾在1999年对明尼苏达州作了实地调查，觉得对这一问题要作辩证的分析。美国市民对政治的参于确实有所下降。如该州从1980年起到1996年参加总统选举的人数从72%下降到65%，下降7个百分点。参加国会议员选举的人数从1982年的61%下降到1994年的53%，下降8个百分点。为州长选举捐助5美元的人数从1991年的19．3%下降到1996年的13．8%。同时，为非野味野生动物基金会的捐助也下降了。 　　但是，对市民参于的下降不能作过分的估计。虽然市民参于选举的热情有所下降，但在参于社区生活的其它方面的热情却并没有下降。明尼苏达的口号是：“明尼苏达将成为互相尊敬和爱护的人们的社区。”明尼苏达州参加社区公共服务的志愿人员从1993年到1997年基本上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上。1993年为62%，1997年为63%，比全国平均数49%高出14个百分点。在一次全州范围的调查中，三分之二的成年人在过去半年中在学校，教堂，社区，非赢利或非政府组织中服务过。调查显示，当人们被问及当他们需要时，是否感到可以依赖社区邻居的帮助，在1995年，91%回答说“是”，在1997年这一数字仍然是很高的92%。当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帮助时，在1988年，87%说“是”，而在1995年，回答说“是”的百分比降到81%，但仍然很高。在明尼苏达州，一共有310个低收入家庭领取食品的中心 (food shelves)。这些地方大部分由社区，非赢利组织，教会和志愿团体所经营。一半食品来自个人，教会团体，学校和商业公司。另一半由明尼苏达食品中心联合会，明尼苏达食品互享组织，明尼苏达食品中心网络和联邦社区计划提供。根据1995年的一项调查，到这些中心领取食品的家庭平均一年去5．3次。根据这一数据推算，1997年这些中心为82，000家庭，计256，000人服务。63%的家庭拥有18岁以下的儿童。12%的家庭拥有老人。一半的家庭在他们前往食品中心领取食品的前一个月，月收入低于600美元。在明尼苏达社区，在1996年93%说他们生或在社区是安全的，在1997年，41%说总是安全的，56%说一般是安全的，总计97%，保持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社区的贫困率在1980与1995之间基本保持在9．5%左右。23 　　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在《大西洋杂志》撰文认为文明德行在美国并没有象帕特南所说的那样消失了，而只是在经济与社会变化中文明德行有了新的表述而已。他举例说，美国青年足球联合会(U.S. Youth Soccer)拥有2千4百万会员，而20年前才1百20万3千7百人，10年前1千2百万人。美国青年足球联合会会员之间有许多聚餐会、相互打电话和其他市民性接触。同样，美国餐馆从1972年的20万3千上升到1993年的36万8千。他认为，在餐馆吃饭极有可能扩大人们的市民性接触。小型商业数自1970年以来增加了一倍。小型商业个人间的接触和相互信赖应该被认为是文明德行的源头与结果。24 　　帕特曼教授的数据与分析与格利立教授的数据与分析对美国市民社会描摹了一幅不同的图画，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然而，他们的辩论本身说明公民参与对市民社会的重要性，说明美国社会学家关注市民参与。许多美国学者认为，帕特南教授的结论有预警的意义。 　　根据对美国当代社会的分析，影响公民参与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 　　1. 自6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生活中一系列事件，诸如肯尼迪总统被刺，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的绯闻以及漫长的独立检察官的调查，使美国选民对政治和政府产生一种淡漠与不信任的情绪。百人的选举率1972年为65%，1996年降至55%。拉丁裔美国人1972年的选举率为39%，1996年下降为26%。1998年中期选举中参与投票率仅为6%。 　　2. 自60年代以来，在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青年接受了新的价值观，在社会学家称之为“非权威化”(de-authorization)中，越来越多的人对宗教作为道德指引的源泉提出质疑。这直接造成前往教堂做礼拜和参加教会团体的青年人数的减少。 　　3. 在政策思想上的愈益分化造成个人政治上的无效感，而个人政治上的无效感又削弱政治参与。根据曼库尔•奥尔逊（Mankur Olson）的理论，个人并没有理性的动力去自愿地贡献民主政体中的公共利益。如果缺乏对私人预期利益的报答，民主政体中的公民会认为不值得去投票，去参加社团或者公共事务，因为他们分散的贡献对结果几乎毫无影响。 　　4. 越来越多的妇女在性解放、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之后进入劳动大军。一方面，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减少了建设社会资本的时间和精力，自1960年以来，妇女组织成员数减少了一半；但另一方面，增加了妇女在工作场所与社会的接触，即增加了她的市民接触。 　　5. 城市空洞化，富裕的郊区的出现。一方面，人们居住得更为分散，这对参加社区生活不利；但另一方面，郊区乡村俱乐部，诸如高尔夫俱乐部、网球俱乐部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社会资本。 　　6. 人们不断处于搬家的过程中，产生一种“再移植”(re-potting)的现象。再移植破坏了根系组织，对于一个搬家的个人来说，要在新的社区中再度生根需要时日。 　　7. 美国家庭模式自1960年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婚配偶数减少，离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单亲母亲增加，未婚母亲增加。社会调查显示，处于婚姻状态中的中年男女比失偶的男女或单亲父母更多地参与市民生活。破碎家庭的增多本身动摇了市民社会的基础。 　　8. 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的消闲方式。愈益发展的高科技革命，如互联网、电视、录像机、高保真音箱和家庭影院，使人们消闲“私人化”和“个人化”，减少了人们直向和横向的社交的时间，大大地降低了社会资本形成的可能性。 　　积极的公民参与是一个市民社会成熟与运转良好的最重要的指数之一。公民参与的变化是对市民社会的道德基础一个极大的挑战。从上面对美国市民社会中公民参与的变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在调和和融合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中，必然会充满矛盾和悖论。对于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后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张在国家的政治领域内加以解决。另一种传统则是盎格罗—美国(Anglo-American)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将市民社会视为一个自我调节的领域，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最高寄托之所，认为必须保护市民社会不受国家侵害。市民社会的中心议题是理性与个人的自主。20世纪末现代性(modernity)和市民社会的植根于理性的超验(transcendence of Reason)传统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正如我们在上面分析的那样，这表现在公域和私域之间融合的垮台；自主的个人与共同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要求回归市民社会就是要求回归可治理的社会生活。25 　　美国市民社会能保持目前可治理的状况，与下列几点有关： 　　1. 美国社会的经济实力使它有可能执行一个庞大的福利计划，使它的最穷的底层基本上衣食无忧；因此，从经济上根除了阶级激进主义的土壤；26 　　2. 美国有一个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的中产阶级。美国中产阶级的状况除了职业和占有居屋以外，还可以从投资股票的情况中见其一斑。48%的美国家庭是股票持有者，比1983年增加19%。股票持有者的爆炸性增加是90年代美国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自从1989年以来，股票持有者猛增了50%，达7千9百万人。在现今的股票持有者中，46%是在90年代购买的。在19岁到35岁的家庭中，股票持有者42%，36到40岁占53%，75岁以上者占27%。生活稳定的中产阶级是市民组织的中流砥柱； 　　3. 从宏观的历史背景来看，清教主义和基督教自然法的理性原则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研究表明，清教主义更易接受民主原则。 　　4. 美国宪法原则尊重个人自主与自由，这也是各 市民组织遵循的原则，也即尊重不同的意见，尊重异端的思想；不同的意见可以在舆论自由的条件下得以发挥和张扬，而不用积聚以诉诸暴力；这就是所谓的自由空间(free space)； 　　5. 美国的市民组织不排斥劳工阶级，美国市民社会超越阶级与种族界线将各阶层的人都包含在它的共同公民性(citizenry)之内；这样的公民性均衡不易被破坏； 　　6. 一方面，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对立面(counterweight)而独立存在，它对国家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国家无权干预市民社会生活，因此，国家与社会不易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 　　7. 市民社会多元性，市民自愿组织成员具有交叉认同性(cross-cutting cleavage)，一个成员有多种组织认同，减缓了矛盾与冲突； 　　8. 在市民社会存在中间组织，即mediating institutions，它们可以中和社会矛盾；各分布的中间组织之间没有对立的社会基础。 　　影响市民社会发展与稳定的有几个变数，其中包括经济变数、道德变数和政治变数。 　　在诸变数中，最重要的 就是政治变数。虽然市民社会调和私人和公共利益，但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的各类利益集团和市民组织有可能因为追求本身的利益而与其他利益集团或市民组织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有可能是非常尖锐的实际的冲突。如果缺乏具体的政治解决的机制的话，这些冲突有可能扩散开来而造成市民分裂与暴力。托克维尔也认识到政治社团对任何体制，包括开放体制，是一种危险。并不是所有有组织的市民团体对“有效治理”会有积极的贡献的。托克维尔认为，持异见者有可能结盟在一起“组成”国家里的国家，政府里的政府”。如果政治激情达到这样激烈的程度，那么，市民组织就不可能“仅仅清谈而不会行动”了。根据汤玛斯•卡罗瑟尔斯 (Thomas Carothers) ，在1999年12月《外交政策》发表的看法，市场社会并不是仅仅包含高贵的目的。它是包容好的和坏的，高贵的和卑贱的目的的场所。如果认为市民社会仅仅是为高贵的公共利益而斗争的形式，就是一中神学的观点，而不是政治的或社会学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市民参与的稠密的网络就成为招兵买马的基地，以摧毁对手。如果市民参与组织过分遵循分裂性政治模式行事的话，它们非但不能横跨或超越社会断裂，反而加强这种社会断裂，破坏有效治理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政治变数。 　　在现代美国产生了以安德罗•阿拉托(Andrew Arato)和约翰•科恩(Jean Cohen)所提出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思想。该思想试图以现代思想来阐释市民社会在当代的种种悖论现象，以及解决这些悖论的可能性。新社会运动以哈贝马斯的“沟通性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思想和言语伦理(discourse ethics)作为现代市民社会指导原则，试图将对（种族、性别）认同感、（个人）自主、（对少数种族文化的）承认等新的社会诉求体制化。他们认为，通过市民结社组织间的行动与互动，有可能产生民主形式的多元化(plurality of democratic forms)，于是有可能形成一个与市民社会最初出现时所奉行的伦理原则相近的市民社会。科恩认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多元有可能保证以参与和公共性(publicity)的原则来规范社会生活。同时，这种参与和公共性又反过来保证沟通与言语的权利，有可能使公共领域与公共生活再度具有活力，在现在，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一直为准政治性的、左右经济与政治生活的大规模组织所统治。27 　　美国文化愈益多元化意味着人们有着不稳定的个人性(selves)。有的学者，如罗伯脱•乌斯诺(Robert Wuthnow)，认为在20世纪末美国民主遇到的问题不是人们过分追求个人利益，不是人们在自愿组织中花费时间太少，而是在于存在一种软弱无能。他呼吁美国文化的精神再生。28 　　哈贝马斯思想的关键是“沟通的有效性(communicative validity)”，这奠定他关于少数种族在沟通性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中采取行动的思想。这样，在哈贝马斯的沟通性理性的理论中有两个极：一个极是一组合法的洛克式或康德式自然法实践；另一个极是理论的，特别是社会运动的实际运用。于是，市民社会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就成了沟通性行为的领域。哈贝马斯的“言语伦理”提出一组标准以区分合法与非法习俗。只有这些理性的与普遍共识的标准才唯一有可能在我们大家居住的多元价值的现代相对性世界中达到共识。29 因此，按新社会运动看来，沟通性行为和言语伦理。其本质是增加社会资本或社会信任，有可能使美国市民社团在现代多元的多种族的市民社会中和平相处，并积极参与市民社会生活。 　　必须指出，哈贝马斯的言语伦理不可能解决市民社会的矛盾，因为市民社会内部存在的悖论正是基于它的道德基础个人主义与共同性的矛盾之上。在美国，个人在道德和经济上自主，个人赋有自然权利，这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的前提和美国市民社会所包含的共同性立场之间必然存在冲突。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市民社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30 所以，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这种矛盾和冲突是体制性的，结构性的，是不可能克服的。 （朱世达） 注释： 1 Nicholas D. Kristof, Religion Fuels a Growing Split, August 16-17, 2003, p.6 2 美国的信仰，《交流》，2003年夏季刊，第53页 3 Adam Seligman,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p.135. 4 参见”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ed. Larry Diamond & Marc F. Platter,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91-292. 5 James S. Coleman在1988年的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一书中首先提出Social capital这一概念。继后，Mark Granovetter和Glenn C. Loury在著作中也运用了这一概念。 6 Lynnley Browning, U.S. Income Gap Doubled During 1980’s and 1990’s, IHT, September 26, 2003, p.12 7 Jim Drinkard, Most Political Donors Are White Males, USA Today, August 26, 2003, p.1 8 California: Voters Voice Disdain for Governor, IHT, October 9, 2003, p.4 9 Glen Justice, Law Tries to Give Break to Less-Rich Candidates, IHT, October 18-19, 2003, p.2 10 Jim Drinkard, Private Funds Will Cover Bulk of Party Conventions, USA Today, June 24, 2003, p.1 11 Edmund L. Andrews and Elizabeth Becker, Iraq Contractors Were Big Donors to Bush, Study Finds, New York times, IHT, November1-2, 2003, p.5 12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op.cit., p.292. 13 Ibid., p.293. 14 Ibid., pp.293-295. 15 Ibid., pp.297-287。 16 “Society”, No.5, New Brunswick, July/August 1999, pp.11-19. 17 Michael W. Foley & Bob Edwards, Paradox of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Demoracy, 7.3, (Baltimor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 pp.38-52. 18 The Directory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John C. Brainard, ed., 4th edition, (St. Paul, Minnesota: Environmental Directories, 1992). 19 Myra Marx Feree & Patricia Yancy Martin, eds.,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 Andrew Greeley, The Other America, American Prospect, no.32, May-June 1997, pp.68-73 21 Business Week, November 1, 1999. 22 Earthquake Arnol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10-12, 2003, p.A9 23 Based on data from Minnesota Milestones, 1998, Minnesota Planning, St. Paul, 1998 24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96, pp.22-26. 25 Daniel Bel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evisited: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the Public Interest, No.95, 1989, p.56 26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注意到市民社会的出现与存在和经济与物质的关系。美国在1997年经济市场增长3.8%，这是自1988年以来最快速的发展。1997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4.3%。在1997年，通货膨胀为2%。1998年2月，美国的失业率降至4.6%，自1973年24年来的最低点。成人的就业率64.2%，达历史最高点。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就业机会和薪水均达到最高水平。美国在1999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达5.7%，经济增长强劲。 27 Adam Seligman, op.cit., pp.189-190 28 Robert Wuthnow, “A Reasonalble Role for Religion? In Democratic Civility, Robert W. Hefner ed.,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114 29 Adam Seligman, op.cit., pp.189-190 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95-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