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美国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存在是实现政治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a sine qua non for democracy）。1 就美国而言，美国的民主与其市民社会之间客观上确实存在着某些必然的联系。强大的市民社会是现代民主在美国得以出现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般认为，最早注意美国民主与其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他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一书中认为，大量的公民结社是美国人能够进行史无前例的民主实践的关键原因，他写道：“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倾向的美国人总是在不断地进行结社，那里不仅有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商业和工业组织，而且有成千种其他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宗旨极为宽泛的和极为狭隘的、成员极为众多的和极为有限的……”，“在我看来，美国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其基于个人自愿的、有道德基础的社会组合。”2 　　自托克维尔时代以来，不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研究目的不仅是要搞清楚美国的民主实践与其社团组织（social association）、公民道德（civic virtue）和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等的关系，而且是要用美国的经验来论证或否定某种宏大的理论。3 笔者初涉这一课题，因此，只能对有关市民社会与民主关系的理论作出初步的介绍，同时对美国市民社会与其民主的最直接的关联进行一般性的描述和分析。 　　 　　一、关于市民社会与民主关系的一般理论解释 　　 　　就像“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个人自由”等概念一样，“市民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近代西方概念。它所指称的社会现象（即市民社会本身）的最初形态和标准形态都出现在西方，另外，现在人们定义“市民社会”一词所依据的主要理论标准都是从西方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用“中间组织”（intermediary bodies）一词来形容现代西方学者所谓的“市民社会”，指的是在概念上坐落于国家和家庭之间，但是又不依赖于任何一方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4 对“市民社会”的现代定义则是由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完成的。5 哈贝马斯把市民社会与“公域”或“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联系起来，并定义说，“资产阶级公域可以首先被看做是私人身份的人们作为公众聚集一起的领域。”6 　　从20世纪80年代末迄今，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受到特别的重视。这首先与1989年开始的横扫苏联东欧的政治变革有关。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某些人士认为，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原斯大林体制内部出现了某种形态的市民社会，或者至少是出现了某些市民社会的因素。这种认识激发出了不少西方人对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的热情。其次，西方学界历来重视地方社区和组织在维持民主生活方式方面的作用，近年出现的一些优秀作品则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这类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其中，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的《让民主有效工作》一书和《独自玩保龄》一文是新出现的经典文献中影响最大的。7 普特南的《让民主有效工作》重点研究了意大利不同地区的市民社会传统和结构，他得出的结论是：意大利北部相对于南部在经济发展和政府管理效能方面的突出领先地位，不是源于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差距，两个地区在这些方面的条件是差不多的，主要原因是两者的市民社会性质和结构的不同。北部地区具有公民积极参与社区生活的传统，而在南部的社区中却弥漫着孤独、敌意、互不信任等气氛，结果同样的资源在这两个地区所发挥的作用差别极大。该书出版后，不断获奖，影响日增。1995年普特南发表《独自玩保龄》一文，指出美国的市民社会正在衰落。此文一出，普氏影响更上一层楼，被克林顿总统请到戴维营当面赐教。由此引发美国学界关于市民社会的新一轮争论。 　　现代西方市民社会是与民族国家和“契约式”市场经济制度同步发展起来的，迄今已有数百年历史，是一个“古老的”近代现象。在西方，市民社会与政治的关系首先是指它与国家的关系，这一直是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论述繁多，学派纵横。下面介绍几种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型态关系的最有代表性的理论：（1）安全国家（The Security State）。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1651）强调，“除非那些并不会自然尊敬他人的个人受制于一个非常明晰可见且武力强大的主权国家……，否则地球上就不可能有和平和物质上的安逸。这种由此类安全国家所强制维系的和平秩序被称为市民社会。它被视为对纷争不已、贪得无厌的个人之间的那种暴力争斗的自然状态的彻底否定。”8 在这里，自然状态是一种恐怖状态，国家权力的界限没有被考虑，市民社会必须以服从来换取安宁。 （2）立宪国家（The Constitutional State）。这里以洛克（John Locke）的《论市民政府的真正起源，限度和目的》为代表。这一学派认为，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相当危险，与法治所保障的个人自由不相符合。立宪国家论同意安全国家论的这些论点：国家的宗旨是遏制个人之间的冲突，由政治强力获得的安宁状态即为市民社会或政治社会。但是，两者的不同更为明显。首先，立宪国家论弱化了自然状态的战争与市民社会的和平之间的强烈反差，国家不是对自然状态的彻底否定，而是对其不完善之处的一种补充。其次，主权者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像其臣民一样受到法律的制约。因为，主权者的权力是受托的，这一点应由周期性选举来体现。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经法律程序不得剥夺。9 在此，市民社会已经获得了某种独立性。 　　（3）最小限度国家（The Minimum State）。这种认为“社会有时应为保护自己而对抗国家的观点，可以被视为早期现代在限制国家权力以有利于市民社会的关注方面迈出的最初的但却具有决定性的一步”。10 这一派的代表是潘恩（Thomas Paine），他在《人的权利》（1791-1792）一书中提出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国家被视为一种必要的邪恶，而自然社会则被视为一种绝对的合理状态。国家的合法性源于社会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权力委托。潘恩对国家权力的限度给予最大的关注，同时给予市民社会以最大限度的合法性（尽管潘恩认识到社会生活本身也有可能腐化和变形，并导致政治腐败）。这种思想产生于美国并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信仰或一种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 　　（4）普遍国家（The Universal State）。这里以黑格尔（G.W.F.Hegel）的《法哲学原理》（1821）为代表。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现代理论作出了两个方面的贡献：首先，他指出市民社会不是一种自由的自然状态，而是居于父系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种历史形成的伦理生活方式。其次，他认为市民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不存在必要的和谐或一致，某一部分的超常发展会阻止或压制其他部分的发展。市民社会这种自我消弱的趋势导致黑格尔相信，必须通过政治对市民社会进行安排，否则就不可能维持它的“市民的”或者说“文明的”（civil）状态，进而导致了普遍国家的特权思想。11 　　（5）民主国家（The Democracy State）。这里以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为代表，这本书对普遍国家类型中潜在的政治危险发出了最早的警告。在托氏看来，那种以普遍利益为借口而统治市民社会的国家有一种潜在危险，即转变为由大众选举产生的新型的国家专制主义。他认为，对现代社会和国家来说，主要的危险不是因个体利益差异而导致的冲突和无序，而是经选举产生的国家专制主义的新形式。社会容易受到声称代表和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政治机构的强大的压制。为了防止国家专制主义成为现实，无论在国家领域还是在市民社会的领域都必须加强预防形成权力垄断的机制。在政治机构的范围内，主要就是把权力分配给不同的部门。而托克维尔特别强调的一是“公民行动在国家机构内会产生极富民主意义的结果”，二是“对专制的政治制约的方式必须通过处于国家机构控制以外的市民社团的成长和发展才能得到加强”。12 总的看来，托氏低估了市民团体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他正确地看到了多种形式的市民团体在抵御国家专制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市民团体在维持民主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直接关于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的讨论出现得要晚一些。主要原因是现代民主（即相对古希腊城邦国家的直接民主而言的现代“代议制政府制度”）比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等近代事物问世得晚。在笔者看来，完整的代议制民主的出现是以美国政治制度的确立为起点的，而且代议制民主成为西方社会占绝对优势的制度选择还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事情。在众多的近现代制度发明中，代议制民主的资格相对而言是比较年轻的，所以，对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的讨论发生得较晚也是正常的。 　　早期关于市民社会与民主关系的讨论比较强调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现在则比较强调两者关系的复杂性。13首先受到注意的是区分“好的”和“坏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女旗手钱伯斯（Simone Chambers）认为，好的市民社会导致好的民主固然有史可证，但是，更要注意的是坏的市民社会所导致的后果。例如，德国和意大利的市民社会导致了纳粹和法西斯运动（意大利北部教堂唱诗班的成员曾是法西斯组织的骨干）；东德变革后的历史则说明，后共产主义社会很容易走向民族主义、纳粹主义，以及流氓资本主义（东德新纳粹组织的骨干多为原共青团干部）。“好的”市民社会中的某些“坏的”因素也会导致糟糕的结果，例如，美国右翼民兵组织和基督教反堕胎组织的猖獗就来源于美国社会中的某些消极因素。当然，也有“坏的”市民社会因素起好作用的例证，如保守的天主教会与共产党一道成为德国社会中抵制纳粹的主要力量。其他一些学者指出，区分好坏有如下关键标准：好的市民社会中的社团往往是平面结构的，并且是开放的，容易退出；而坏的社团多为垂直等级结构，没有自由退出机制，并且不鼓励社团之间的交流。 　　另一个争论焦点是关于是否把商业组织排除在市民社会的范畴之外的问题。市民社会的实质在于个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这与公共机构（政府）出于法定责任管理公共事务是不同的，与商业组织以赢利为目的的活动更是相去甚远。严格定义派认为，市民社会组织在道德上高于商业组织，因此后者不属于市民社会。反对意见是，市民社会强调的是社会与国家的分野，企业当然属于社会。笔者认为，这里可能需要某种观点的妥协，企业对社区公益事业的参与尽管有追求广告效应等商业目的，但是这些公益活动本身应属市民社会范畴。市民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是防止权力过于集中的一个重要条件。然而，企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性质与市民社会的本性则是不相容的，它会把“最强者得最多”的规则引进来，导致过于的不平等，而严重的不平等是不利于民主的。14 二、会与美国的政治文化 　　对于市民社会在政治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有两种解释比较有代表性：一是“传送带” 理论（the “transmission belt”theory），二是“深化价值”理论（the “entrenched values”theory）。前者是指组成市民社会中的那些开放的组织，它们一方面根据社会的要求不断完善自己的规范，一方面则力图将自己信奉的价值体系扩展为政府官员的信仰和政府的主导规范。后者是指市民社会中的那些代表多元主义的组织，它们各自拥有比较狭隘的、比较没有竞争力的价值体系，它们对政治机构的要求实际上是维持一种开放的框架，使多元得以并存，它们自身的作用则是深化某种特定价值，并使这种价值在一个多元体系中保持尊严。15 本文无意也无力对美国市民社会的不同部分在其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进行分析，只对一个问题加以说明：美国市民社会为其政治文化提供了哪种道德基础。为此，本文采取了如下逻辑，即政治文化是指对如何分配利益和如何行动以争取利益提供说明和指导的规范体系；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关于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观念体系，这一体系是以一定的道德观为基础的；而道德基础的形成与市民社会有关。 美国的社会精英可能比其他西方国家的精英更相信个人自主性的价值。198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美国杰出人士认为财富是冒险的结果，60%的受调查者不同意贫穷是由于就业机会不足造成的，75%的人不同意财富源于剥削的说法，绝大多数认为结果平等既无益于社会又不公平。16 对个人和社会组织自主性的推崇是美国在文化上的一个鲜明特征。但是，另一方面，平等也是美国人持续追求的一个价值目标，两者之间显然存在某种紧张状态。实际上，如何看待个人自由（有时等于效率）与平等的关系是所有价值体系的核心问题。美国是如何处理这一对矛盾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了解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关键所在。 统治是通过制度和组织来进行的，制度的本质是规范，组织的本意则是社会结构，统治的效率具体表现为规范和结构的效率。决定效率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要看规范和结构在被统治者那里的接受程度，二是要看规范和结构是否有利于合作。17 政治文化的首要功能是帮助确立规范，并且对组织结构的选择有影响。因此，政治文化的性质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规范和结构的有效性，也就是统治的效率。 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涉及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在社会精英（即成功者）和其他人之间如何进行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等等。这些答案本身就是有道德意义的衡量社会现实的一般标准，是社会团结的基础，是解释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道德依据，而且是讨论制度合法性的指南。人们在看待个人、团体或政府机构的行为时，总是不自觉地运用着这些标准。因此，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必须与一个社会的道德体系相适应，才能得到社会心理的认同和支持。 美国的一位女学者基里甘（C. Gilligan）按照性别倾向把人类的道德体系分为两大类：一是关怀式道德（the ethic of care），二是自主式道德（the ethic of autonomy）。她对二者的定义是，关怀式道德指的是一种责任，就是要发现和解决这个世界上的“真实的并且是可见的麻烦”； 自主式道德则是指一种自律倾向，就是要尊重他人的权利，保护生命权和自我实现的权利不受侵犯。18 前者充满同情式的关怀，强调公正地对待他人的义务；相反，后者强调个人责任，表现为自我限制，不干预他人独立行使其权利的义务。美国比较政治学家威尔逊（Richard W. Wilson）借用上述分类法来确定美国社会的道德特征，并分析其政治意义。19 威尔逊认为，关怀式道德可以与柏林（I. Berlin）所谓的“积极的权利”相对应，强调公正分享社会回报的权利，包括公正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而自主式道德则对应于“消极的权利”，强调保护个人在设计和实现人生计划时不受外界的过分干预。 一旦一种特定的道德体系成为了某种文明或文化的内核，它就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该社会每个成员的“社会化”过程中的“路标”，起到加强社会凝聚力、巩固社会秩序、促进组织稳定等作用。20 政治文化的变化往往起因于对某种道德问题的争论。21 在威尔逊看来，美国属于典型的自主式道德体系。对于权利和义务问题，美国社会重视“消极权利”，具体包括：尊重个人隐私和自主权，重视程序法和自愿订立的契约的道德价值，每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不可分割，人格由其拥有的权利来体现，等等。22 美国人重视平等，但在平等观上也采取了“消极权利”的模式，就是强调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事实上，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是比较大的，美国政治文化对此差距的容忍度也是比较大的。23 威尔逊对上述现象的解释是：首先，在相对封闭的社会里，人们比较注意先天继承的不平等（财产、地位等），所以倾向于改变社会秩序以达到各个集团之间的平等，而美国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促使美国人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只要排除一定的障碍，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竞争发挥最大的潜力。美国人认为，关键是确保个人自主性，减少社会和国家对个人活动的限制，并最大限度地提供充分竞争的机会。其次，美国在创造平等的政治权利方面是领先的。除了开放式的选举，美国活跃的社区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参与政治的机会，从而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政策的结果。24 1959年一项针对蓝领工人的调查显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要求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反对政府进行激烈的收入重新分配，反对政府对人们的收入加以限制的任何做法。25 1984年的一项跨阶层调查表明，80%的美国人认为私营企业的存在是自由政府生存的必要条件，90%的人表示为保护私营企业制度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无论哪个阶层都有绝对多数的人相信在美国有足够的机会去改进自己的生活。26 当然，美国也有关怀式道德，对平等的追求是美国历史中最强劲的潜流之一，其中也有对结果平等的要求。在19世纪，美国出现过不少从事平均主义实验的“公社”，不过基本上没有生存下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了另一波农村公社运动，到1975年达到3000多家，遍及40多个州（其中有一些属于邪教组织，如1993年被联邦政府镇压的大卫教派）。27 更能反映平等观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的则是新政民主党人。但是，从美国历史的总体来看，平等观与自由观相比是第二位的。 在自主式道德体系之上建立的政治文化中，美国的精英层是非常幸运的，避免了要求在全社会成员中平均分配财富的重大政治诉求或压力。在机会平等的要求高于结果平等的情况下，人们主要是要求国家或社会向每个人提供同等的参与机会。相对而言，机会平等比结果平等更容易实现。 三、民社会与美国的政治参与 　　 　　市民社会与政治的关联是全方位的，除了前述市民社会的性质和道德倾向影响政治文化之外，市民社会的结构和活动方式还会影响政治结构和政治参与的方式。下面重点分析美国市民社会与其政治参与的关系。 美国政治学家巴伯（Benjamin R. Barber）认为，美国实际存在两种民主：一种是国家民主，体现为两党冲突、总统大选、联邦机构的政策等。对于一般公民来说，这些主要发生在华盛顿环城公路范围内的事情是一个遥远世界中的故事。另一种是地方民主，体现为邻里街坊组织、家长—教师协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s，简称PTAs，这是美国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之一）、社区行动团体等，其范围一般限于一个市镇或乡村的一个县，这里的男男女女很容易组成一个个小团体来协调分歧和确定对付共同问题的办法。巴伯指出，美国人对第一种民主的怀疑感和冷漠感越来越深，但是对第二种民主的热情始终不渝。28 美国的政治学教科书通常更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如投票、游说、竞选等），而本文更关注的是地方层面的政治参与。就美国的一般公民（市民社会的一般成员）而言，参与国家政治的主要形式就是投票，其他形式的参与（如游说政府和国会）主要是为数不多的政治精英的事情。在大部分国家事务中，这些一般公民只是看客而不是行动者。相反，在地区或社区事务中，他们成了积极的思考者、行动者，这里的“政治”不再是“他们的”而是“我们的”了。事实上，美国公民最常见的政治参与就是组织社团，参加其活动，利用社团解决社区成员面临的共同问题。最能把美国的政治参与同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也是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其特点一是参与的人多，所谓“积极性高”，二是这种参与有效。其他多数国家在这个层面，要么无人参与，要么参与也没有用。美国政治参与之所以有这个特点，从根本上讲就是由于其市民社会的强大。强大的市民社会意味着强大的社区，同时也意味着高度参与感的公民，以及良好的参与渠道。 市民社会的外在表现是有大量不受政府控制的社团组织存在，同时这些组织的成员应是具有公民意识的个人。公民身份不仅仅由投票和纳税这两种行为来体现，公民是治理者：即自我治理者、社区的治理者、个人命运的主人。他们不会用全部时间参与所有公共事务，但是，会在某些时候参与某些公共事物。有效的专制统治需要伟大的领导人，有效的民主需要伟大的公民。巴伯认为，美国市民社会的强大有两个表现，一是存在大量社团，其数量堪称世界之冠；二是公民教育有效。29 反过来，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也加强了现存的市民社会，因为，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具有如下的功能：（1）通过讨价还价和相互交换来协调利益。（2）说服。（3）确定议事日程。（4）揭示相互利益。（5）建立归属感和积累对社区的感情。（6）确保自主性或自主权。（7）表达自我。（8）行为方式的改变与概念的重组。（9）创造出积极的公民和一种符合公共利益、能提供公共产品的社区结构。30 美国已故著名女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研究革命起源问题时提醒人们，把重大的公共事务决定权交给人民大众，但是，除了投票日又不让他们有发言和受教育的机会，这是非常危险的。31 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冷战后许多“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国家的出现都证实了阿伦特的判断。美国的经验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阿伦特的论点：由于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在美国非常充分，这就为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整个美国政治运行平稳。尽管美国经历过杰克逊民主运动、人民党运动、进步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但是，美国与法国、苏联和中国所经历的那种革命是无缘的。 美国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最独特的形式当属新英格兰镇民会议。美国是首先全面推行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国家，但是其制度中同时包含一定的直接民主成分：一是各州（特别是西部各州）的选民复决权和创制权，二就是东部和东北部13州的镇民会议。其中，前者某些欧洲国家也有，而镇民会议则纯属美国自己的土特产。英格兰镇民会议在殖民地时期已出现了，在19世纪一直很重要，20世纪则处于衰落中。尽管如此，现在仍有1000来个镇定期举行镇民会议，集中在麻省、弗蒙特、康涅迪格、新罕布什尔、纽约、罗得岛、新泽西和缅因等州。32 由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从技术上讲镇民会议是应该减少其管理范围的。 一个典型的镇民会议所处理的问题包括如下内容：制定地方规章、决定罚款事宜、禁酒法、摩托艇管理、人行道管理、电影院管理、交通规则、地方学校事务、选举问题、卫生与健康、高速公路与社区公路、图书馆管理、社区发展规划、公园建设和管理、树木种植、水资源管理、地方福利、休闲、地方警察事务与司法问题，等等。33 从7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持续的分权倾向，使得地方和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在一度中落之后又出现了复兴。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如下事件：1971年，麻省的牛顿市开始把大量事务交给居民社区管理；接着是1972年夏威夷的檀香山市仿效，然后是匹茨堡、华盛顿特区、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等一系列城市。其中，最受新闻界重视的是1975年纽约市修改了城市宪章，把相当的权力交给该市的59个社区，特别是各社区的规划委员会。34 四、美国市民社会的变化及其政治影响 　　巴伯认为，托克维尔时代是美国市民社会最强大的时代。因为，那时的政府很小且作用有限，同时经济领域的大企业不多。自那时以来，随着工业化之后出现垄断企业，经济领域开始侵蚀市民社会的范围；作为对垄断的反应，政府急剧扩权，使市民社会的作用范围进一步下降。这也就是他提出重建“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也就是强大社区基础上的民主）的原因。35 普特南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巴伯的判断。在《独自玩保龄》一文中，普特南列举了美国市民社会衰落的具体表现，并分析了其危害和原因。普特南认为，市民社会衰落最大的危害是削弱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是从社会学引入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主要内涵是指公民参与和社会信任的程度。普氏认为，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或人力资本一样重要），至于其政治后果还是其次的。 普特南主要依据了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14次全国性的“综合社会调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所提供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与教会有关的团体是美国数量最多的社会团体；妇女参加较多的是与学校有关的团体（特别是家长—教师协会）、运动团体、职业协会和读书会等；男性中的团体主要是运动俱乐部、工会、职业协会、男性社团、退伍军人团体，以及享受服务的俱乐部等。 这些组织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的，美国人均拥有的教堂或庙宇是世界上最多的，与宗教有关的组织也是美国各类社团中最多的。但是，与以前相比，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越来越与教堂或宗教团体无关，而成为纯粹个人的事情。60年代，美国每周都前往教堂的人数急剧下降，从50年代的48%降到70年代初的41%。此后，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与宗教有关的团体的成员在60年代大致下降1/6。 对美国工人来说最重要的组织是工会，而在过去40年中工会成员的数量持续下降。其中，下降最严重的时期是1975-1985年。非农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在1953年是32.5%，到1992年则只有158%。总之，新政时期有利于工会发展的因素大部分已经消失，工会一呼百应的日子已经是记忆中的事情了。 家长—教师协会在20世纪的美国公民参与事业中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家长对教育的介入是一种特别有效益的社会资本形式。所以，这方面的事态令美国人非常担心。1964年该协会有1200万成员，1982年降到500万，现在则为700万。 　　自60年代中期以来，妇女组织的成员持续下降。例如，1964年后全国妇女俱乐部联盟失去了59%的成员 ；1969年后妇女投票联盟失去42%的成员。 　　由自愿者组成的公民组织也在萎缩。例如，从1970年迄今，童子军成员减少26%，美国红十字会的自愿支持者减少61%。根据美国劳工部在1974和1989年的两次统计，各类自愿者组织在这15年中平均下降1/6，从占成年人的24%（1974）降到20%（1989）。 　　男性组织（专收男性成员的社交团体）命运相同，在整个80和90年代，其成员不断下降。例如，狮子会减少成员12%（1983年以来），猎狗会18%（1979年以来），朝圣者俱乐部27%（1979年以来），杰西俱乐部44%（1979年以来），梅森俱乐部39%（1959年以来）。 　　普特南特别注意到，保龄球是美国人最喜欢的运动之一，1993年至少有8000万美国人在这一年里打过保龄球，比1994年参加国会选举的投票人数多1/3。从1980年到1993年，美国打保龄球的人群增长了10%，但是，保龄球协会的成员却下降40%，美国人倾向于“独自玩保龄”。 保龄球俱乐部的老板们抱怨不已，因为，保龄球协会成员的啤酒和比萨饼的消费量是那些“独自玩保龄”的人们的三倍，而这些消费是利润的主要来源。在这里，普特南更关心的是“独自玩保龄”这种行为模式的社会效应。显然，娱乐过程中的社会交往功能和思想、观点的交流作用被弱化了，团队精神没有了，一种社会资本在流失。36 　　在传统的市民社会组织衰落的同时，新的社会组织不断出现，这些新组织能否取代原有组织的社会功能呢？这是正在美国学术界进行的关于其市民社会是否衰落之争的焦点所在。37 　　在过去20年中，环境保护组织迅速崛起，女权组织方兴未艾（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妇女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的超常发展，从1960年的40万成员增长到1993年的3300万，成为美国仅次于天主教会的第二大私人组织。 　　普特南等人同意这些新兴组织在政治上具有的重要性，但是，又认为从加强社会联系的角度看，它们对市民社会帮助不大。因为，新组织的基层单位很弱或者没有，其成员绝大部分不会参加组织的聚会，成员与成员之间一辈子不会见面，其成员身份主要表现为隔一段时期寄一张支票，顶多是读一下不定期出版的组织通讯。把大家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符号、共同的领袖，或许还有共同的理想，但是，缺乏老式社会组织那种基于社区的共同感情的、自然生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所谓兄弟情谊）。 　　非赢利组织（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s）的大量涌现也是近年来美国国内的一种重要发展趋势。美国一直都有私人投资建立基金会、博物馆等公益组织的传统，但是，近年来这类组织发展特别快。不过，从市民社会的角度看，这类组织的问题是非赢利组织，没有成员，无助于加强社会联系。 　　还有一类新兴组织可能对市民社会有意义，即社区“互助组织”和“自助组织”，如禁酒俱乐部、读书会等等。一项调查显示，目前约有40%的美国人加入这类组织。其中的问题主要是，这类组织的规模非常小，并且结构极为松散。该调查报告指出，“这些小团体与以前的组织相比大概不会更有效地促进社区发展。他们的聚会只是给每个人一个共同关注自己小事的机会，其规则非常宽松。有时间就来，想说就说，尊重每个人的意见，从不批评别人，觉得不愉快就悄然离开。……它们是从属于现有机构（家庭、邻里、社区）的组织，而不是支撑这些机构的组织”。38 　　哈佛大学女社会学家斯考科波（Theda Skocpol）总结说：“仅仅过了1/3世纪，美国人就急剧地改变了他们进行公民参与和政治结社的风格。拥有大量地方成员而积极干预全国事务的市民组织已经成为了历史遗物。今天的美国人也会参与某种事业或事件，但是其组织形态极少有固定成员。电视的黄金时间充斥着他们的代言人之间的论争：全国堕胎权行动联盟与全国生命权委员会的争论；康科德协会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争论；以及环境保护基金与企业组织的争论，等等。不管高兴与否，实际的情况是一大群看客在漠不关心地注视着极端的政策倡导者们的辩论”。39 在此，斯考科波指出了新的组织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成员感差，组织无法提供归属感和兄弟情谊；二是目标单一，主要指向某种具体政策，而传统组织的功能是多元的。事实上，斯氏干脆就把新组织称为“倡议组织”（advocacy groups）。40 　　美国市民社会的上述变化对其政治过程具有多重影响，这里只分析其对政治参与和政治主张的影响。首先，上述变化导致或加剧了政治冷漠化的发展。从6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选民投票率下降是有目共睹的，30年内大致下降25%。而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下降并不限于远离投票箱，更严重的是远离讨论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调查显示，尽管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但是，声称自己过去一年参加过社区公共事务讨论的人从1973年的22%降到1993年的13%。而参加政治集会和讲演、为某个政党服务或为某个团体服务的人，下降比例就更大了。另外，美国人在心理上与政府的距离拉大了。从1966年到1992年，对于“你是否信任在华盛顿的政府”这个问题，回答说“不很信任”和“完全不信任”的人的比例由30%上升到75%。41 第二，由于新组织越来越成为以积极分子而不是一般公众为核心的团体，因此，其政治倾向趋于极端。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协调越来越困难。市民社会确立规则的作用（norm setting）下降，社会信任感也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主导团体不如以前突出，异类团体的生存条件比以前好。这是多元文化主义近年来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42 　　普特南将美国市民社会衰落的原因归纳为如下4点：（1）妇女参加工作，结果所有家庭成员参加社区活动的时间不如以前充裕。（2）从50年代开始的流向“阳光地带”的人口流动，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人口分布。而人口流动性加大使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减弱。（3）家庭结构变化。自60年代以来，美国的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孩子减少、单亲家庭增加等等，这些趋势都不利于人们积极参与社区事务。（4）休闲技术的出现。最重要的是电视的出现，使得人们的休闲活动更加“个人化”了。43 五、几点结论 　　1991年的一项“世界价值观调查”得出了与美国相关的如下结论： 　　（1） 在所有受到调查的35个国家中社会信任度与公民参与的积极性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社会中成员感强烈的社团越多，则这个社会的相互信任就越强。信任与参与是社会资本的两面。 　　（2） 就社会资本的这两个方面而言，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名列前茅的。即使经过几十年的退化，在1990年美国人的信任感和参与积极性仍然高于其他大部分国家。 　　（3） 但是，过去1/4世纪的发展使美国在社会资本方面的国际排位大大下降。如果这种趋势保持不变，那么，再过一代人美国将处于各国的中游，相当于今天的韩国或比利时；再过两代人，美国将降到今天智利、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的水平。44 总体上说，以大量的社团和积极的社区活动为外在表现的美国市民社会，对其政治实践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美国的市民社会是美国的一项重要的财富或者说是“社会资本”。强大的市民社会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持，并反过来使其主导政治文化深入人心，实现了大部分社会整合的功能，进而使利用政治力量维系社会统一的必要性降到合理的程度。另外，美国市民社会通过向个人提供多种组织形式和通过一种自然发生的公民教育过程，使一个个人转变为一位公民。地方和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为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美国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又与其政治体系的性质和特点有关，权力分立、联邦制、法治、容忍多元并存的自由主义传统等，都是有利于其市民社会保持独立性的。此外，美国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对其市民社会的独立性提供了物质保障。从文化上看，美国社会的移民特征与其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息息相关。可以说，在过去两百多年时间里，美国获得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圈：市民社会——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三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这是美国成功的关键之一。 战后美国市民社会的衰落是一个客观事实，其政治意义目前尚未充分反映出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是未来美国面临的真正的挑战之一。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市民社团组织从根本上将处于弱势地位。政府有组织资源和合法性资源，企业有经济资源，而市民社会社团的主要资源是社会的参与意识、自愿者精神等可变性较突出的因素。从长期竞争的角度看，市民社会天然处于不利地位。外来挑战对美国来说不是严重的问题，经济问题也总是能应付过去的，而惟有社会问题对美国是致命的。现在看来，未来美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一个是在人口趋势不利于白人主流人口的情况下，种族问题的动向；另一个就应该是美国市民社会的衰弱。 　　　　　　　　　　　　　　　　　　　　　　　　　　　　　　　　（金灿荣） 注释： 1 Michael A. Mosher，“Civilities in Search of Society,” th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Yale Political Theory Seminar，August of 1999，p.1. 2 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n，ed. J.P. Maier，trans. George Lawrence（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69），pp.513，517. 3 Robert D. Putnam,“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ournal of Democracy，Vol.6，No.1，Jan.1995，p.65. 4 M.A. Mosher，op.cit. 5 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月版，“导论”，第2页，注（1）。 6 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第151页。 7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pp.65-78. 8 约翰•基恩：《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利型态》，邓正来等译，邓正来等编，前引书，第101页。 9 同上，第105-108页。 10 同上，第109页。 11 约翰•基恩：《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利型态》，第114-116页。 12 同上，第118-119页。 13 M.A. Mosher，op.cit.，pp.1-2. 14 R.D. 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p.132. 15 M.A. Mosher，op.cit., p.27. 16 Richard W. Wilson,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olitical Psychology，Vol.18，No.2，1997，p.483. 17 J.Y. Lin，“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537，Econopmic Growth Center，Yale University，New Haven，CT，1987，pp.32，35，44. 18 C. Gilligan，In a Different Voice：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an’s Development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00. 19 R.W. Wilson，op.cit.，p.488. 20 R.D. 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p.171. 21 R.W. Wilson，op.cit.，p.489. 22 R.W. Wilson，op.cit.，pp.492-493. 23 S.Verba and G.R. Orren，Equality in American：The View from the Top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9. 24 R.W.Wilson，op.cit.，pp.494-495. 25 Robert E.Lane，“The Fear of Equalit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1，1959，pp.35-51. 26 H. McClosky and J. Zaller，The American ethos：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18，134. 27 R.W. Wilson，op.cit.，p.497. 28 Benjamin R.Barber，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Cali.：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reface to the Forth Printing,” p.xi. 29 Benjamin R.Barber，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p.178. 30 Ibid.，pp.178-198. 31 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 (New York：Viking Books，1965)，p.256. 32 Municipal Yearbook for 1991 (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C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1991. 33 Max R. White， The Connecticut Town Meeting (Storrs，Conn.：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Press，1951). 34 Benjamin R.Barber，op.cit.，pp.268-269. 35 Ibid.，pp.307-311. 36 以上材料均引自“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一文， pp.67-70. 37 Nicholas Lemann，“Kicking in Groups，” The Atlantic Monthly，Vol.277，No.4，April 1996，pp.22-26. 38 Robert Wuthnow，Sharing the Journey：Support Groups and America’s New Quest for Commnity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4)，pp.3-6. 39 Theda Skocpol，“Associations Without Members,”The American Prospect，JulyAugust 1999，p.66. 40 Ibid.，p.71. 41 “Bowling Alone,”p.66. 42 Theda Skocpol，op.cit.，p.69. 43 “Bowling Alone”，pp.74-75. 44 Ibid.，pp.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