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下卷（1972-2000） 陶文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十章 人权、西藏和香港问题 第一节 人权问题上的冲突和交涉 　　在冷战期间，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强调人权问题，其矛头始终是对着苏联的，中国没有在它的日程上。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第一次交锋是1983年的胡娜事件。但与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相比，太不足挂齿，正如邓小平在1983年4月一次接见外宾时所说，“网球运动员问题，是细枝末节问题”。1 胡娜事件之后直到1989年中美关系中没有出现显著的人权问题。 　　虽然如此，人权问题实际上只是潜伏在中美关系之中，一时没有表现出来罢了。1989年2月，美国新任总统布什访华，两国领导人就改善中美关系达成诸多共识。但就在布什离开前夕，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件。2月 26 日，布什在长城饭店为中国领导人举行答谢宴会。美方事先未同中国方面商量，就私自邀请宣传自由化的头面人物、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方励之夫妇出席宴会。中国政府反对这种做法，并采取措施，阻止了方励之赴宴。美国政府和新闻界就此事大肆渲染，指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限制自由，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 　　1989年6月北京的政治风波使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突出出来。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说：“天安门危机把人权问题带到中美关系的中心，并把它变为冲突的主题。”2 美国媒体对事件进行了夸大其词、甚至歪曲的报道，报刊上一边倒的文章和社论煽起了公众的情绪，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中国有好感的人从1989年2月的72%下降到7月的32%，而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的公众从19%上升到39%。3 几乎同时，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发生了急剧的变化。6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强烈的“政治地震”，示威游行和罢工风潮迭起，执政数十年的共产党纷纷下台， 各国争先恐后修宪更名，宣布采纳西方的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1991年9月，有74年历史的苏联又瞬息土崩瓦解。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在全世界获胜，共产主义已经完结。这样中国的改革也就失去了先前的值得尊敬的意义，“中国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先锋的位置移到了后排。中国现在成了少数几个集权主义力量仍然强大的国家之一。”4 中美关系对美国的价值在许多人看来也就大成疑问。 也是从这时候起，美国关于中国人权的政策从目的到手段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美国集中敦促中国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甚至西方式的民主，而不是鼓励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广泛目标。 美国的方法主要是施加压力，而不是合作。一些美国人甚至指望，采取经济制裁的方法，如取消最惠国待遇，对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征收高额关税，取消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等，会对中国改善人权产生积极作用。5 　　北京政治动乱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时期，布什政府在对华决策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国会和舆论不断要求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实行严厉制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地位或对这种地位附加条件。布什总统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尽量限制制裁范围，奋力抵制国会的压力，保持对中国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努力避免和减少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伤害。6 　　但美国国内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力量十分强大。这些力量促使美国国务院在1990年1月发表的《人权报告》中指责中国侵犯人权。从1977年起，美国国务院每年都发表《人权报告》，但在80年代末以前，这些报告没有太多地评论中国的情况。从1990年以后，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的《人权报告》都把中国列为重点批评对象，把中国和利比亚、古巴、伊朗、伊拉克等国一起当作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对待。 　　美国在国际会议中也不断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1990年3月，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46届会议上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和日本一起，提出了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议案。该提案攻击中国平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的措施，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步骤保证充分尊重人权，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提供新的情况。在正式开始表决前，巴基斯坦和索马里提出了一项不采取行动的动议。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如果有代表提出对某一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会议应优先对此动议进行表决。巴基斯坦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出现动乱，人权委员会应该对中国1989年事态采取宽容态度。委员会43个成员国表决结果是，17票赞成、15票反对、11票弃权，通过了巴基斯坦的动议，美国等的提案遭到挫败。这次投票的界限非常分明：支持美国提案的是清一色的西方国家和接近西方的国家，亚洲、非洲是中国的坚定支持者，拉丁美洲国家除了巴拿马全都投了弃权票。 　　1990年12月18至20日，美国负责人权和人道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夫特访华，这是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第一次对中国的访问。在北京，希夫特同中国最高法院、公安部和其他部门举行了长达16小时的会谈，讨论了1989年政治风波中被拘捕者的情况，中国的宗教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等问题。他要求中国释放150名在政治风波中被拘捕的人。中国有关方面认为，会谈是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对改善关系是有益的。希夫特也认为，会谈是“有成果的”，“这是讨论问题，而不是迎头相撞”。美国大使李洁明甚至对会谈的广度和深度感到惊讶。7 　　希夫特在访问中之所以采取比较和解的态度，与当时海湾局势有关。1990年8月2日凌晨，伊拉克军队突然大举入侵科威特，10个小时控制了科威特全境，国际社会为之震惊。国际社会一致谴责这一行为。美国从其战略利益考虑，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宣布实施代号为“沙漠盾牌”的军事行动，试图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围绕着海湾危机，有关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希夫特访华期间，美国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对伊拉克的战争准备。在1991年联合国人权会议期间，正值美国出兵进行海湾战争之时。美国在这一年的人权会上没有提出谴责中国的提案。 　　5月，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金米特访问中国，他是从1989年12月以来访问中国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金米特同中国外长钱其琛、副外长刘华秋就人权、贸易和武器扩散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我们双方都必须采取措施推进两国关系。”8 　　1991年9月初，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美国众议院代表团一行三人来华访问。中国有关部门领导人会见了佩洛西等议员。在会见中，他们提出了准许国际组织探视中国监狱的要求。9月5日，佩洛西等违反中国法律，背着东道主，去天安门广场从事与议员身份不符的非法活动，接待单位表示强烈不满，并提出抗议。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对中方处理此事表示遗憾，白宫发言人对此表示关切。9 　　 　　 　　在1992年的联合国第48届人权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24个西方国家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国 / 西藏局势》的议案。巴基斯坦驻日内瓦大使卡玛尔向大会提出，对24国联合提案不采取行动。表决结果，对“不赞成采取行动动议”赞成的27国，反对的15国，弃权的10国。美国图谋又遭挫败。 　　1992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胜出 。克林顿总统上任之初，突出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有的中国学家担心，“这个冬春，中美关系真有可能跌入悬崖。”10 在克林顿政府正式执政前夕，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993年1月13日的听证会上宣称，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美国的政策将是“谋求促进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办法是鼓励那个伟大的、非常重要的国家实行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势力。”11 在这年的第49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再次提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2月23日，参加此次会议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布莱克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声明，攻击中国等国的人权状况。在人权会上，以美国为首的21个西方国家提出了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反华提案。在进行实质性表决之前，中国代表提出了对西方国家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结果，22个国家支持中国动议，17国反对，12国弃权。在1994年的第50届人权会议上，美国等22国提出了类似动议， 并又一次在程序性表决中被否决。 　　1994年5月，克林顿政府宣布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12 同时又宣布了新的人权战略。主要内容是：第一，邀请在华有实业利益的美国企业界人士同政府一起制订一套在华活动的原则，以促进中国的人权；第二，美国之音将增加对中国的广播，并通过卫星向中国播送一套电视节目，以报道中国的政治局势，并开办“自由亚洲”电台；第三，努力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多边化、国际化，包括把该问题引入诸多国际论坛的议程，谋求在起草联合国人权文件时注意中国问题，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等。第四，促使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鼓励和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表达它们的自由意见，包括对人权问题的看法。13 其实，这些做法也不是什么新战略，而是美国政府一直都在做的。美国企业界普遍对向中国政府施压不感兴趣。关于自由亚洲电台，1993年3月克里斯托弗在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就表示支持。国会在1995年财政年度为该电台拨款1000万美元作为开办费。1996年国会又拨款1000万美元。1996年下半年起开始用汉语普通话广播。结果自由亚洲电台每天有5小时的普通话和2小时的藏语节目，美国之音有10小时的普通话和3个半小时的藏语节目。14 至于多边机制，从1990年起，美国已先后四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议案，但均告挫败。 　　在1995年的第51届联合国人权会议前，美国倾注了极大的力量，公开地、大张旗鼓地推动人权会通过反华提案。1月31日人权会开幕，2月1日，美国和欧盟就内定了反华提案，并在发展中国家中广为散发，对它们施加压力。经过几次挫败以后，美国十分希望本届会上出现一个突破。当时的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对中国不利的变化。原来一直支持中国的伊朗、肯尼亚、利比亚、尼日利亚、叙利亚等国，未能当选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国，而一些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如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等却得以当选为会员国。美国利用这一形势，更加使劲地开展活动。对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美国主要用最惠国待遇和欧盟联系成员国地位这两个杠杆；对于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把经济援助与是否赞成反华提案联系起来；对另一些国家则以要提出针对它们的提案进行威胁。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特克亲自两次到日内瓦，对相关的代表团进行游说。一些国家在美国的一再压力之下改变了立场。 　　中国在本次会上同样提出了对西方国家提案“不采取行动动议”。3月7日的表决结果是：22票赞成中国动议，22票反对，9票弃权。按照规则，通过一项提案或动议，赞成票要多于反对票。3月7日的投票意味着中国动议被否决，美国和欧盟的提案第一次进入实质性表决阶段。形势变得对中国十分严峻。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各国进行游说的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对有关国家进行工作。最终，俄罗斯和菲律宾改变了态度。3月8日，人权委员会对美国和欧盟提案进行表决。结果20国赞成，21国反对，12国弃权，中国以一票险胜。这是历次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最激烈的一次交锋。 　　在1996年的第52届联合国人权会上，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备受挫折之后都程度不同地对搞反华议案提出了异议。但美国坚持其立场。4月7日，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在吹风会上说：“坦率地说，美国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政府采取任何行动表明其会改变思想、改变做法、改变对待人民的政策。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日内瓦采取行动”。14日，助理国务卿沙特克在日内瓦对记者说，美国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实现了“重大转变”，人民生活更加富裕，“个人选择更加广泛”。尽管如此，中国继续“违反人权，违反国际公认准则，严厉限制自由”。15 15日，中国再次以“不采取行动动议”挫败了反华提案。 　　1996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访华是中美关系走向改善的一个标志。随之，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也开始出现了由对抗向对话发展的趋势。11月，克里斯托弗和沙特克访问了中国。这是克里斯托弗在国务卿任上对中国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他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问题，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由于和平方式表达其对宗教、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见解而被监禁的政治犯”。江泽民主席在会见他时指出，各国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背景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中美两国间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冷静、客观、务实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16 　　经过多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交锋，及至1997年，情况发生了新变化。3月28日，法国外交部宣布，经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三国政府磋商，四国一致决定不参加反华提案，这样，从1990年以来， 欧盟第一次不再以一个整体作为提案发起国。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三国政府的目的是愿就人权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而不愿继续与中国对抗。随后，历年均为反华提案国的日本、澳大利亚、希腊、加拿大等国也表示不再作共同提案国。这些情况在西方阵营中引起一片混乱。由于西方国家内部的分歧，反华议案迟迟未能出笼。 　　4月7日，江泽民主席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法国国防部长米永。江主席向法国客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和联合国人权约法的态度，宣布中国将在1997年底前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江主席的谈话表明了中国政府努力改善本国人权状况的决心，以及与联合国真诚合作的态度，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应。 　　面对这一新情况，美国政府间进行了频繁的幕后活动，丹麦外交大臣彼德森访问了华盛顿，并得到克林顿总统的接见。他回国后立即宣布，丹麦将在人权会上带头提出针对中国的议案。殊不知，当他还在归途中时，美国就已经宣布丹麦政府将挑头提出反华议案。美国这次真是急不可待了。 　　4月10日是人权会议国别议案提交的截止日期。美国和丹麦外交官虽然努力游说，一共也才拼凑到15个国家。从10日到15日，双方在暗地里较劲，努力争取各自的支持者。15日表决的结果是：27票赞成中国的程序动议，17票反对，9票弃权。至此，美国和西方国家七次提出的针对中国的提案均告挫败。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了美国，这是自1985年李先念主席访美以来中国国家主席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中美关系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改善势头。10月25日，在江主席动身前往美国前夕，他在北京宣布，已授权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再次表明了中国政府促进中国和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坚定决心。27日，秦华孙大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这一公约。秦华孙大使在签字仪式上表示，中国签署这一公约是经过认真研究后采取的重要行动，它再次表明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开展对话和合作，为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努力。17 　　但就在江主席抵达华盛顿之前，10月26日，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还在接见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时强调，“中国如不改善人权政策，美中关系永远不可能完全正常化。”以后她又一再重复了这种说法。18 在江泽民主席访问期间，美国方面不放过各种机会提出人权问题。在欢迎仪式上，克林顿呼吁建立一个人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并忠于自己信仰的世界；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又用“根本的”、“深刻的”、“尖锐的”等几个不同的形容词来表述两国在人权等方面的分歧，批评中国政府对待北京政治动乱的政策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19 他还提出了一份被拘押的民运分子的名单要求中国予以释放。但总的来说，江泽民主席的访问是很成功的。在中美联合公报上指出：“尽管两国未能解决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但双方同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通过在政府和非政府级别的对话讨论这一问题。两国同意就非政府人权论坛的结构和作用进行讨论。”20 在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后，大气候改变了，人权问题也变得可以讨论了。 　　江主席访美回国后不久，中国政府允许魏京生赴美治病。1998年春又释放了王丹。同时，根据两国总统的协议，两国宗教界也破天荒地开始有了接触。中国政府又表示准备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1 3月12日，白宫和国务院都对中国政府的上述决定表示欢迎。白宫发言人麦柯里称,“美国政府欢迎中国政府这一积极的建设性的向前的步骤”。虽然众议院仍然在2月27日、参议院在3月11日都通过决议，敦促总统在第54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的议案，但美国政府决定不再这样做。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在3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将放弃支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针对中国的提案。22 　　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较量表明，在人权问题上也和别的问题一样，对抗没有出路，合作与对话才是唯一的选择。1998年2月23日，欧洲联盟外长会议决定，欧盟国家将不支持美国或别的国家在第54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上提出的谴责中国的议案。同时，中美两国都在准备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访问。这样，在1998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4届会议上没有再提出针对中国的议案。 　　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回访。来华前，6月11日，克林顿在美国全国地理学会的讲话中说：“同中国交往带来的最重大好处之一是，这给我们提供一个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敦促中国领导人改变方向的重要手段。我们的信息仍然是强有力的和连续不断的：不要由于政治信仰而逮捕人；释放因此而关在监狱中的人；放弃强制性控制人口的做法；恢复同达赖喇嘛的对话；允许人们信仰自由，并且要认识到，只要不给中国人民以基本人权，我们的关系根本不能发挥全部潜力。” 23 在10月27日与江泽民主席会谈中，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总统一再与江泽民主席就中国的人权问题公开进行有礼貌的辩论。他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变革、扶贫、村民选举、教育和就业方面的更大自由表示赞赏，同时强调，“我们美国人坚定地相信，个人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很重要的，不仅对于那些实施自由的人们，而且对于国家也同样是重要的，在21世纪国家的成功取决于广泛的个人知识、 创造性、自由交流和企业家精神。”他在讲话中再次指责中国对北京政治动乱的处理是“错误的”。江泽民指出，“中美两国间在人权问题上既有分歧，也有共同点。”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状况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两国有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来实现人权和基本的自由。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是毫不奇怪的。关于天安门事件，江泽民针锋相对地指出：“关于1989年的政治动乱，中国人民早已做出了历史性的结论…… 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果断的措施，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现在我们所享有的稳定。”24 　　1998年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998年5月，中国政府取缔了非法的“民主党”，其组织者和成员陆续被判刑。美国有关官员对此表示甚为关注，并公开予以指责，也通过外交途径做出反应。12月7日，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在致唐家璇外长的信中对此表示“深深关注”，她敦促中方“认真考虑在中国压制非暴力的不同政见者引起的国际反响”。1999年1月11至13日，为落实两国元首在1998年6月达成的协议，中断了四年的中美人权会议在华盛顿重开。美方代表是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高洪柱，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部长助理王光亚。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向媒体表示，“他们[指中国]必须懂得，有一个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人权标准，直到他们符合那个标准，他们永远不能被完全接受为一个大国”。12日，奥尔布赖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方代表团在会谈中对中方最近压制不同政见者一事表明了“不安”立场。13日，高洪柱向媒体透露说，美中双方立场针锋相对，没有取得共识。他声称，人权问题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刘晓明和王光亚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奥尔布赖特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中方不能接受”。25 　　1998年3月初，奥尔布赖特访问中国，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见中，她一再提起对“民主党”的取缔问题。她在2日会见江泽民主席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试图组织一个政党不是一种威胁或一种罪行。这是世界人权宣言所保证的一种权利。”26 3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再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的议案。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对记者说，中国对民主党的处理是“美国深深关注的根源”。27 4月15日，奥尔布赖特在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说，迄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支持美国批评中国的议案。最后，美国好不容易才找到波兰一个共同提案国。美国在提案中指责中国司法审判“不公正”，“严厉判决政治犯”，在西藏的“限制越来越多”。28 23日，人权委员会以22票赞成、17票反对、14票弃权通过中国提出的对美国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再次使美国提案未付诸表决即告失败。尽管如此，美国也不放弃自己的立场。表决后， 高洪柱和美国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南茜·鲁宾发表谈话，对表决结果“深表失望”，并称，“这次提出的议案，是我们有原则、有目的的对华接触政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世界著名的国际人权论坛上，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人权状况…… 的关注”。29 24日，奥尔布赖特也发表声明，对表决表示“遗憾”，她自我解嘲地说：“虽然委员会选择对我们的提案不采取行动，但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30 　　1999年，中国政府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人权组织抓住这一问题掀起了新一轮攻击中国人权的浪潮。11月8日，美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南茜·鲁宾在对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指责中国“在过去一年中总的人权状况恶化了”。31 2000年3月23日，奥尔布赖特赶到日内瓦，在联合国第56届人权会上指责一些国家人权状况恶化，中国也在被指责之列。她一方面承认中国在近年来在“扩展社会选择、建设新经济和使上千万人民解脱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同时认为“中国的人权记录与它所承担的义务不相称”，“中国的官方政策总是”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相距甚远”。她特别提到了对法轮功的取缔。她要求与会代表支持美国提出的反华人权提案。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亲自出马，到联合国人权会上讲话。就在当天，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支持克林顿政府在本届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的议案，要求政府与欧盟及其他国家“进行高层接触”，以争取支持，并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重视该议案。尽管美国作了巨大努力，结果还是枉然，美国再也找不到一个国家作为共同提案国。32 4月20日，国务院中国蒙古事务处处长施莱克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承认，美国今年虽然化了很大的力气在日内瓦人权会上提出谴责中国的议案，但没有成功。他认为今后要思考怎么办，并主张恢复两国关于人权的对话。33 　　一些了解中国情况，对中美关系具有真知灼见的美国学者对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一味施加压力的做法也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何汉理写道：“美国促进中国人权的做法是失败的”，它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损害了美国在中国人——包括那些立意改革的人——眼中的威望，他们得出结论，美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立场的依据是错误的，而且是假心假意的。这只是通过破坏中国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的方法来阻挠中国成为大国的一种伪装。”他建议，美国方面要对人权作更广泛的定义，不仅包括政治和公民自由，而且包括社会和经济权利，包括生存和发展权；对于民主要持一种长期的观点；中国方面应当承认，国际社会是通过关于人权的国际机制进行管理的，而中国实际上已经参加了其中的许多机制，中国也要继续进行政治改革；两国要确定，哪些领域是两国可以合作来共同促进两国的人权的，而哪些方面是还会继续存在分歧的。“目的是为了将这一问题变成合作的领域，而不是冲突的领域。”34 这种看法是有真知灼见的。 　　 　　在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中，国会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国会通过提出各种法案（虽然其中大部分法案根本没有可能成为法律）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 促使行政部门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国会还通过各种听证会（其中许多听证会都在电视上转播）来动员舆论，煽动公众的情绪。比如，在1994年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后，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出任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国际行动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在他当主席的第一年中，他就主持了至少五次针对中国或部分针对中国的听证会：“劳改：中国的监狱制度”、“中国的强制人口控制”、“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吴宏达在中国监狱中当政治犯的经历”、“对魏金生的审问、判刑和拘禁：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等。35 一些国会议员的活动毒化了中美关系的气氛，对行部门的决策造成了极大的牵制。 　　在中美两国关于人权的交涉中，美国的人权组织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名目繁多，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纯粹的人权组织，另一类则是以人权问题作为一种手段而已。第一类组织主要有：大赦国际（美国分部）(Amnesty International )、人权观察/亚洲 (Human Rights Watch/Asia )、自由之家 ( Freedom House )、中国人权 ( Human Rights in China)、支持人权律师委员会 ( The Lawyers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等。其中有些是在西方有较高声誉的国际性的组织，并获得联合国承认的，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有的则是纯粹美国的组织。另一类并非专门的人权组织，这些组织或者把人权作为其寻求目标的一部分，或认为关注人权有利于实现其利益，如美国的劳工组织、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组织和一些保守的宗教组织。这些组织也不仅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但也有一些组织，确实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策划成立的。这些组织专门制造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混淆视听，煽动美国人的感情，攻击中国政府的政策，破坏中美关系，如由臭名昭著的吴宏达主持的劳改研究基金会（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36 　　 　　在中美两国关于人权问题的交涉中，有几个突出问题曾经引起轩然大波，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计划生育、“劳改产品”以及“宗教信仰自由”问题。 　　关于所谓“持不同政见者”。鼓励和支持“持不同政见者”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联实施人权战略的一个重要做法。北京政治动乱后，中国成了他们这样做的主要对象。美方把政治动乱的参与者和后来对中国政府持反对立场的人统称为“政治犯”或“持不同政见者”加以支持，或者要中国方面提供在押人员的名单，对他们的情况做出说明；或者要求允许国际有关方面探视他们，或将他们释放。美国一些反华势力还授予魏京生、王丹等各种“英雄称号”，甚至提名他们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关于这个问题的交涉持续时间长，在美国制造的噪音大，对中美关系带来相当的影响。动乱过后，美国就盯着中国要被拘押人员的名单。1989年6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称，中国方面已经释放了三批881人，美方希望中方提供所有获释者的名单，以及仍被拘留者的情况。1990年1月28日，美国国务院针对中国审判王丹等案犯称，美国对中国对王丹等四人的定罪表示非常失望，但对释放其他大约66人表示欢迎。37 以后，在多个场合，包括在领导人的会晤中，美国一再提出这一问题，美国每年发表的人权报告也都就此大做文章。1995年 12月13日， 助理国务卿沙特克和国务院发言人就中国审判魏京生一事对中国政府进行攻击，责难中国给魏定阴谋颠覆政府罪，并判处他14年徒刑。克里斯托弗甚至称，“中国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对中美关系提出了“重大的挑战”。38 　　对于那些到了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美国国会和人权组织又多方加以鼓励，为他们的反华活动提供种种条件。1998年美国全国人权基金会将该年的民主奖授予了当时已经在美国的魏京生和尚在中国的王丹。在2月4日的授奖仪式上，该基金会的主席卡尔· 格什曼说，魏和王代表了“毛之后在中国争取民主运动的两代人……民主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一些国会议员出席了授奖仪式。共和党参议员卢格称赞他们的“勇气”，民主党众议员邦尼尔称“从他们的力量中千百万人吸取了希望”。当王丹到美国后，1998年5月5日，助理国务卿罗思和国会民主党领袖格普哈特都会见了他。5月6日，格普哈特会见了他，他还与佩洛西主持的众议院国会“中国小组”进行了会谈。同日，美国全国人权基金会又举行仪式授予他奖金。39 　　关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中国根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关于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总的思想以及中国的具体国情而制订的方针，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项政策的实施控制了人口的高速增长，利国利民，也为国际社会控制人口增长做出了贡献。在美国国内，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关于是否允许计划生育的问题争论了几十年，分歧仍然没有解决。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本来纯属中国的内政，但美国决策者一心要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筑在美国的价值观念之上，所以对这项政策也横加指责，并且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从1985年开始，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多次攻击中国“以强迫堕胎和强迫绝育为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手段”，违反了基本人权，为此，美国国会通过了谴责中国的议案。与此相应的是，1985年9月，美国政府以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支持或参与中国强制性堕胎或节制生育的计划”为由，从它应向基金会提供的基金中扣除了1000万美元（相当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援助中国计划的数目）。1986年，美国政府又以同样的理由再次扣除2500万美元。40 　　1990年4月11日，布什总统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问题的政策实施》的行政命令，其中竟然要求移民官员更加照顾因节育政策而提出避难申请的中国国民。但这种政策显然不现实，美国决没有能力来接受所有谎称“因计划生育而受迫害”的人，因此移民局根据他们的经验于1989和1993年两次裁定，除非是出于申请人的种族、宗教、国籍、参加某个社会团体或其政治观点的原因可给予避难权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成为避难理由。1994年8月5日，克林顿总统授予移民局各地负责人以自由处理权，如果中国国民回国以后不得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话，可以以人道主义理由停止驱逐他们出境。41 但国会一些人则希望以更强硬的措施来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反应。1995年5月17日，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国际行动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等人在听证会上批评克林顿政府不但没有对中国侵犯人权、包括强制堕胎和绝育的做法采取强硬立场，而且恢复了美国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支持。他呼吁制订新立法，允许中国公民以受到强行堕胎和绝育为由可以在美国政治避难。42 5月和11月，众议院两次通过决议，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强制性堕胎和绝育，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支持中国计划生育为由，停止为该基金会提供经费。43 此外，在美国国务院历年发布的《人权报告》中，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总是一项被谴责的内容。例如在1997年的《人权报告》就说：“中国政府继续实行全面的而且常常是干涉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等等。44 　　所谓“劳改产品”问题。美国国会早在1930年即已通过了《斯姆特—浩里关税法》，禁止进口任何由外国定罪的劳工、强迫性的劳工所开采、生产或制造的货品和商品。45 为了给中国抹黑，同时把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联系起来，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别有用心地制造了所谓中国向美国出口“劳改产品”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参议员赫尔姆斯。他竟称，所有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从根本上说都是强迫劳动的产品，因为中国实行国家集中控制的经济制度，而根据美国法律，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是非法的。1991年3月美国众议员弗兰克· 沃尔夫等来中国访问。在他参观北京监狱的一所工厂时，监狱长周德钧出于好意，送给他五双袜子作为纪念品。但沃尔夫回国后，却拿着这五双袜子出席参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说这就是中国劳改产品向美国出口的证据。46 1991年4月22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又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劳改产品向美国出口的文章。该文利用美国对华存在贸易逆差的事实，暗指中国的顺差是由于中国使用了监狱犯人生产的廉价出口品，试图激起一些美国公众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该文还不怀好意地煽动说：“被关押的天安门事件的活动分子在像奴隶一样制作销往美国的旅游鞋”。47 几乎同时，纽约的人权组织亚洲观察发表了一个报告，报告采用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等各种手段，把有关“劳改企业”的各种材料拼凑在一起，从而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借“劳改产品”反对中国的浪潮。国会中很难在别的问题上达成相同意见的共和党的保守派党议员和民主党的自由派议员，以及人权利益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建立了奇怪的联盟。1991年6月亚洲观察的伯克霍尔德在国会作证污蔑中国政府“正在极力促使劳改古拉格进行改革以生产更多的出口产品”，并称，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可能恰恰补贴了这种劳改产品”。48 　　于是，劳改产品成为90年代初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争议中的一个重要议题。49 参议员赫尔姆斯提出了《1991年反对强迫劳动法》。他声称，强迫劳动是中国政治、司法、刑法和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共管理着一个巨大的劳改营，有200万人被监禁和从事强迫劳动，中国政府系统地利用犯人生产出口产品，美国购买中国产品实际上是给中国镇压监禁崇尚自由者的做法提供补贴，等等。他要求给美国人权组织以实施反对强迫劳动法的合法地位，要求给美国公司及工会一种私人起诉权，起诉因进口强迫劳动生产而造成的损失。美国进口商必须证明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不是劳改产品，中国必须向国际人权组织开放监狱任其检查。 　　这类蛊惑人心的宣传在参议院赢得众多的支持。为了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得到参议院的支持，布什总统表示要在劳改产品问题上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他许诺要严格执行美国有关禁止劳改产品的法律，要同中国达成关于调查程序的谅解备忘录，以便迅速调查有关中国劳改产品出口的指控。对于有劳改产品嫌疑的产品，美国海关将要求中方提供证据，证明它们不是劳改产品。50 　　美国行政部门的介入一度使劳改产品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美国海关开始制订防止强迫劳动产品入关方案，并培训海关雇员鉴别中国产品。海关并宣布禁止进口中国的手工工具和袜子。稍后，又宣布禁止进口中国某地生产的茶叶。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产联-劳联要求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的股东发起一场特别调查，以查明该公司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有没有劳改产品。 　　所谓“劳改产品”问题实际上只是美国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攻击中国人权状况、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制造障碍而提出来的。中国政府一方面进行了批驳，另一方面向美国解释中国禁止劳改产品出口的法规，表示要采取措施防止把任何监狱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并且承诺调查美国方面提出的有劳改产品嫌疑的案例。1991年10月10日，中国外经贸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出了《关于重申禁止劳改产品出口的规定》。该规定强调，外贸公司不得购买劳改产品，监狱不得销售出口产品或者与国外公司建立合资企业。一旦发现有劳改产品出口，海关将没收这些产品，并对违反规定的企业加以惩罚。此后一年半中，美方向中方提出了16起出口劳改产品的案件，中方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确认其中4起曾在过去使用劳改犯人、但现在或者已停止出口、或不再使用劳改犯人。在此期间，美方人员访问了3个监狱。51 1994年3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时，中美两国签署了关于执行监狱劳改产品备忘录的合作声明，中国方面承诺允许美国方面检查所有可疑的工厂。52 所谓“劳改产品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但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在宗教信仰方面又有不同的情况。比如，美国信教者在全人口中的比例大大高于中国。而且中国的教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就一直实行“三自”（自立、自主、自办）的方针，拒绝外国教会的干涉。美国政府对这种情况显然十分不满。1996年11月12日，克林顿政府宣布成立“海外宗教顾问委员会”，由20人组成，归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特克领导。他称，该会宗旨是促成美国宗教界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对话。53 1997年7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78个国家宗教情况的报告，其中称，近年来中国宗教团体在迅速发展，但政府力图“把所有宗教活动限制在政府批准的宗教组织范围内”，批评中国政府“压制宗教信仰自由”， “迫害”宗教界人士和宗教活动。54 针对美国的指责，1997年10月1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白皮书专门就西藏、新疆地区的宗教状况做了详细介绍。其中说，目前，西藏有1700多个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4.6万多人， 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在百万人以上。西藏处处可见从事佛教活动的信教群众。关于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白皮书说，中国政府尊重和保护穆斯林群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对穆斯林的朝觐，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了各种服务。1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关于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议案，要求将此作为总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禁止“搞过宗教迫害”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 　　在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双方曾就两国宗教界的接触进行了讨论。1998年2月8日至12日，由克林顿总统指定的美良知呼唤基金会创始人兼会长施尼尔、纽瓦克罗马天主教大主教麦卡里克、全国福音会会长唐·阿久 55 等三名宗教领袖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访问中国，这是近半个世纪来美国宗领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访问。行前，2月2日，克林顿总统和伯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白宫接见了他们，并称，这次他们是作为朋友，而“不是作为批评家或者检查员”来访问中国的。56 12日，江泽民主席会见了他们。江主席欢迎美国宗教界人士到中国来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有关情况，为增进两国宗教界的相互了解做出积极贡献。3月18日，美国宗教界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散发了他们就中国之行提出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重视程度确有提高，宗教活动和教徒人数增加，政府的宗教政策更加宽松。但在某些方面仍要特别予以重视。 施尼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十分重要的是，“作为此次访问的结果……我们与中国领导人就宗教自由在最高层建立了对话。这不是一个结束。这不是瞬息即逝的闪光。这是一个继续的过程，我们希望许多别的组织将接着来访。”57 在美国宗教界人士访问中国的同时，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率领的中国宗教代表团应邀于1月29日至2月12日对美国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等地进行了友好访问。代表团与美国政治、宗教和新闻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介绍了中国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58 　　1998年10月，美国政府颁布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规定设立主管国际宗教自由的巡回大使，；设立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9名成员组成，委员会每年5月1日前提交年度报告，就其他国家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向美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国务院就国际宗教自由问题提供年度报告，评价各国宗教自由状况；总统就违犯宗教自由的国家采取措施，等等。59 美国政府邀请美国各主要宗教教派代表人物组成了独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巴哈伊教的代表。1999年国务院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采用了大量未经证实的传闻和消息，对中国现行宗教政策及执行情况进行肆意攻击。报告按照民间信仰分别介绍了各宗教的现状及各宗教爱国组织与非法组织的对立，以及“呼喊派”、“门徒派”、“主神教”、特别是法轮功受取缔的情况，以表明中国宗教自由存在的“问题”。报告还对中国神职人员教育、圣经的出版发行等问题进行了指责。 第二节 西藏问题 　　 　　达赖喇嘛自20世纪50年代末叛逃离开西藏后，一直在海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60年9月，流亡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宪法”，宣告成立“岗钦吉雄”即“大雪国政府”同时宣布达赖为“国家首脑”。“西藏流亡政府”正式成立。此后，流亡政府又选举了所谓“人民议会”和“内阁”，并在一些国家成立了以达赖名义的驻外办事处。1970年 10月，一些极端分裂主义分子又在印度成立了“全民族性的西藏青年大会”，大肆进行分裂活动。从80年代起，达赖喇嘛加紧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努力，他以美国和西欧为重点，频繁出访，结交各国政要和西方媒体，与公众广泛接触。在各种公开场合，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出现，对普通公众的宣讲重点集中在佛教教义以及佛教的人生观方面，力图用西藏的哲学与修身为西方社会和民众指点迷津。达赖善于言辞，英文流利，他针对西方人的心理，运用有效的公关技巧，倍受西方媒体的推崇，颇得西方人的欢心。尤其是他仿效圣雄甘地，在国际上鼓吹“非暴力主义”，更美化了他的国际形象。他先后出版了若干本传记，在西方国家拥有大量读者。西方国家公众本来对西藏知之甚少。他们从美国作家希尔顿1933年出版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知道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这里是世外桃源，景色美丽，人民过着简单、宁静、快乐的天堂般的生活，他们淳朴、友善、信仰虔诚。好莱坞1937年把小说搬上银幕同样获得巨大成功。也就是说，西方人想象中的西藏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被大大浪漫化了的地方，西藏的现实与西方公众离得太远，过于隔膜，大多数人对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本质也没有什么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很容易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被一些情绪化的宣传所欺骗、所鼓动。1979年，达赖第一次访问美国。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修正案和关于“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后者是西方议会在80年代第一次利用西藏问题做反华文章的议案。该修正案称，美国应当敦促中国政府对达赖做出的“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努力采取相应的行动，总统应当指示美国官员更加关注西藏人民的忧虑，同所有关心西藏侵犯人权的人密切合作，并寻求美国政府和人民能为之效力的领域。60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强烈愤慨和不满。并在6月下旬安排了来访的前总统卡特访问了西藏。卡特访问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宗教自由在西藏得到保证感到很高兴，西藏人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保留自己的文化遗产，西藏发展是有前途的。61 卡特对西藏人权状况的肯定评价遭到共和党保守派议员的猛烈攻击。9月17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中美关系听证会。赫尔姆斯等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包括对西藏的政策进行放肆攻击。62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不顾中国方面的一再劝告，邀请达赖喇嘛第四次访问美国。达赖此次访美，名义上是供祭建在印第安那州的一座舍利塔。他在接受纽约亲台湾的《世界日报》的采访时说，他的美国之行的主要目的，“第一是宗教目的，如阐扬佛理，主持宗教仪式”，另外则为政治目的，拜访一些国会议员 …… 并代表六百万西藏人民感谢他们在揭发中共侵略和暴行统治的史实上仗义执言。”63 9月21日，达赖在众议院人权小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不顾基本的事实，称西藏在“人民解放军1949年至1950年侵入西藏的时候一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对西藏的现状进行大肆攻击，并提出了所谓持久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计划”，包括“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殖人口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等。64 当晚，参议员佩尔 和赫尔姆斯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见了他。为了扩大达赖访问的影响，58名国会议员连名致函里根总统，要求运用他的影响力和美国的外交压力，促成西藏问题按照达赖的建议得到解决。22日，佩尔等6名议员连名致函赵紫阳总理，表示支持达赖提出的“五点计划”。28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言论。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达赖在美国进行政治活动表示严重不满。65 　　就在达赖访美期间的9月27日和此后的10月1日，藏独分子在拉萨挑起了两次大的骚乱。9月27日的骚乱是1959年以来拉萨发生的第一次街头抗议示威。这两次骚乱每次都只有数十人参加, 并很快得到平息。美国某些报刊和新闻社大肆渲染拉萨事件，极力指责中国践踏人权。美联社1987年10月5日报道了“西藏流亡议会”呼吁联合国干涉和西藏在国外的三座寺庙呼吁联合国支持西藏独立的消息。10月9日又报道了达赖致电世界各国领导人要求他们干涉拉萨事件的消息。10月15日美联社又说，达赖建议就西藏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美国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了拉萨骚乱的过程，这些报道都带有强烈的反华色彩。美国国会也对拉萨骚乱做出了激烈的反应。10月6日，参议院以98 对0票通过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决议，污蔑中国继续无视联合国提出的停止在西藏侵犯人权和实现西藏人民自决权利的要求，敦促里根政府向北京施加压力，使其积极响应达赖为就西藏的未来地位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努力，并呼吁里根会见达赖，建议美国向西藏大约10万难民提供20万美元的援助。66 　　美国国务院也对中国政府平息拉萨骚乱表示“遗憾和悲哀”。 10月13日，舒尔茨国务卿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说：“我们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任何地方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态度都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但舒尔茨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67 14日，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芮效俭在众议院外委会作证。 他说：“ 为了影响中国改变它对人权的态度, 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我们的原则，同时承认, 当中国在与我们这样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时, 当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它的国门时, 它对人权的关注给予了更多的注意。” 在看待中国对西藏的态度时, 要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儒学对权威和服从的强调，以及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混乱和屈辱, 以及中国担心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实行民主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和无政府状态, 美国人从自己的传统出发，与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看法不同。从1980年以来，西藏出现了正面的潮流，中国政府给了西藏人更大的自由，鼓励流亡的西藏人回来，达赖喇嘛也曾派了6个调查团回西藏, 有的调查团是由他的近亲率领的, 西藏也已经向外国人开放。1986年参观西藏的外国人就达到近3万人。他特别强调，必须将政府在西藏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和对达赖的政治要求的立场区别开来， 美国政府支持前者，而不支持后者。他说： 　　 美国政府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以任何方式承认达赖声称由他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 …… 美国政府不支持达赖的五点计划。不论美国还是任何联合国的成员国都不承认或曾经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于中国的主权国家。我们不认为把西藏的人权状况…….与一项与美国政策相左并构成对另一国家内政干涉的政治计划联系起来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或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的。 他还对达赖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表示不满，达赖纯粹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得到签证的.，他在以前的三次访问都没有从事过政治活动。68 这样的证言显然不能使一些国会议员满意。一些议员竭力鼓吹”西藏独立”， 众议员兰托斯指责国务院没有严厉谴责中国，并声称他要同国会人权小组的成员去西藏作“调查”。69 　　10月21日，由兰托斯牵头、58名众议员 ( 其中25名来自加州 ) 致函里根总统，要求他运用他的 “巨大影响和美国政府全部的外交力量， 根据达赖提出的建议，促使关于西藏地位的问题顺利得到解决”。12月3日，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违反人权”的修正案。15、16日，国会两院分别正式通过了这一修正案，作为《国务院授权法》 的附件, 从而使总统难以否决。该法案支持达赖的 “五点计划”， 散布西藏是 “国家” 的观点，要求美国总统会见达赖，把西藏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重要方面，更有甚者，该法案竟要国务院对中国的其他非汉民族的权利表明态度，破坏中国民族关系的企图昭然若揭。70 1988年1月11日，国务院对上述附件做出书面表态说，美国政府把达赖喇嘛作为一位宗教人物而予以尊重，但并不承认他自称为流亡政府首脑的说法，也不承认他声称对西藏拥有政治权力的说法。美国政府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美国政府长期所持的立场。71 此后，美国政府又多次重申了这一立场。1988年4月13至17日，芮效俭应邀对西藏进行了访问考察。他在访问后说，从他1981年访问西藏以来，拉萨有了惊人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他说他感到拉萨仍有“潜在的紧张局势”， 但没有看到3月5日的冲突造成什么具体损失。72 总之，里根总统任内，国会一些人利用西藏问题兴风作浪, 向行政机构施加压力, 但在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的大形势下，里根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仍然比较谨慎, 对达赖的政治活动没有予以支持。 　　1988年，美国人权观察/亚洲委员会在联合国人权 会议上散发了一本名为《西藏的人权》的小册子。其中把西藏描绘成“世界上人权遭受侵犯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在西藏的罪恶”采取强硬立场。73 　　西藏流亡集团为了扩大影响，在美国成立了专门宣传西藏问题的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声援西藏国际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该组织成立于1988年，在美国注册，以华盛顿为基地，以游说国会为主要任务。这个组织的活动十分活跃，内容非常广泛。国会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建立“美国之音”藏语广播，给西藏移民发放签证，为流亡的西藏人提供富布赖特奖学金，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声援西藏国际运动”等组织都起了重要的作用。74 　　1989年3月6日，藏独分子又在拉萨挑起骚乱。本次骚乱比1987年的两次都大，持续了三天，造成经济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暴徒公然使用枪支，打伤打死公安干警多人。3月7日，中国政府宣布在拉萨实行戒严，直到1990年5月1日才解除。达赖集团的支持者们利用这一事件，攻击中国政府，媒体也不失时机进行炒作。美国国会两院接连就此通过决议。3月16日，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支持在拉萨闹事的西藏少数分裂分子，要求美国政府将西藏问题作为中美关系的重要部分，并要求政府建议联合国派一个观察小组去“监视西藏的局势”。75 此举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掀起反华逆流，对中国联合施压，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突出了，西藏问题也愈加被一些人看好用来作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工具。达赖集团与美国反华势力互相利用， 结合得更加紧密。1989年7月21日，达赖喇嘛在纽约接受由众议员兰托斯和约翰·波特颁发的美国国会第一个人权奖“沃伦伯格奖”。兰托斯称，在支持达赖“争取人权”的斗争中，美国“国会大概是最积极的支持组织之一”。76 10月，诺贝尔委员会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达赖喇嘛。这是西方势力利用人权问题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举措。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评论中精辟地指出：“诺贝尔委员会的这次决议，却可能开一个危险的先例。达赖喇嘛到西方求援之时，西方‘好打不平’的人也只是给他口头上支持。因此，诺贝尔委员会的这次决定，真正的用意其实只是在给中国政府好看…… 但诺贝尔委员会为了要做给人好看，甘冒干涉别国之指责，有违它原有的宗旨，有损它本身的形象，恐怕也是‘得不偿失’”。77 奖项大大助长了西藏分裂分子的气焰。达赖表示，“获奖将有助于促进建立一个独立的西藏。”他在12月10日领取该奖时重申了他关于西藏的五点建议，并说：“西藏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只有在得到国际保证下才有意义”。78 显然，他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尽可能地寻求国际社会对他的保障和支持。此后，西藏流亡集团加大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力度，达赖及其顾问更加频繁地到西方各国访问，结交各国政要，与各国人权组织和活动分子密切联系，给西方反华逆流推波助澜。 　　北京政治风波后，一些“民运”分子流亡海外，他们很快与西藏分裂分子勾结起来，共同从事反华活动。达赖对此十分重视。他说：“西藏与中国难民之间的合作日益增大，从而会有助于中国的民主事业。我们现在在海外会晤中国人的机会增多了。我们也在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与民主”，双方之间“正在建立新的更加密切的关系。”79 　　在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西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内容。1990年2月，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修正案，批准参议院建立美国之音藏语广播的动议，并拨款100万美元作为流亡藏人奖学金。3月23日，参众两院又通过联合决议，敦促总统宣布当日为“支持中国及西藏自由、中国人权运动日”。此外，国会还批准了1000个藏人特殊签证。 　　在苏东剧变以后，达赖集团将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宣传上升到“民族自决”。胡说“根据国际法的原则，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西藏人民遭受着一种形式的殖民或外国统治”，“在中国统治下，西藏人民不断受到对人权的侵犯”。80 199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达赖流亡集团把这一年定为“国际西藏年”，起劲地进行分裂活动，并且决心在打破国家首脑不接见他的惯例方面取得突破。3月，达赖先到英国访问。虽然达赖极力争取，但梅杰首相还是没有接见他，令他非常失望。3月下旬，达赖因美国国会邀请再次来美访问，进行为期四周的宣传“国际西藏年”的活动。在国会的压力下，布什总统于16日在他的住处会见了达赖。这次会见没有安排在达赖的日程表上，也没有记者在场。白宫官员解释说，布什总统之所以在他的个人住处而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他，就因为达赖不是国家元首。不管怎样，这次会见突破了以往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更不要说总统不会见达赖的惯例，也为其他国家首脑接见达赖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会见以后，4月18日，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西藏独立。 然而我们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我们对那个国家——我是说西藏——发生侵犯人权的事情感到关切，我们将继续劝说达赖喇嘛的信徒和北京政府恢复和平对话，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81 中国政府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18日，达赖在国会发表演说，并受到众议院议长福利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少数党领袖多尔等五名国会领导人的接见。同日，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支持“西藏自由和人权”的决议。当年年底，梅杰首相在唐宁街官邸也会见了达赖。 　　在克林顿当政的头两年，人权问题曾一度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最突出的问题。克林顿政府对西藏问题给予更大的关注，并开始公开指责中国的西藏政策。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在1993年3月31日第一次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阐述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时，讲到了中国所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他首先提到的就是“包括在西藏广泛地践踏人权”。82 行政机构态度如此，国会一些人就更加肆无忌惮。1993年4月达赖再次访问美国，他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会见美国新领导人，对他们进行游说，争取他们的支持。27日，戈尔在白宫副总统办公室会见达赖。这时，克林顿“路过”戈尔办公室，也进来参加了他们的会晤，与达赖“简短地谈了一会”。83 这样，达赖第一次在白宫受到正式的接待，而不是在总统的私人住处。第二天，克林顿总统发表一份声明，其中说：“达赖喇嘛因为他在精神上的领导作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我很赞赏地听取了达赖喇嘛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形势的看法……美国政府继续敦促北京和达赖喇嘛恢复对话，迫使中国解决在西藏的侵犯人权问题。”84 　　在达赖与克林顿会晤之前，26日， 达赖在国会发表了演说，与洛德共进了午餐，并参加了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在国务院举行的招待会。28日，他拜会了参议院两党领袖米切尔和多尔，并与参议院外委会成员共进了午餐。达赖喇嘛与美国领导人和美国国会领导人讨论的话题之一是，要求美国政府支持反对中国政府“向西藏以令人震惊的比例大规模移民”， 其目的是为了“使藏人在西藏成为少数”。5月28日，克林顿宣布有条件地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一年。在他 的“行政命令”所列的条件中， 有一项就是“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遗产”。在他同日致国会的报告中，更是把中国政府“寻求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恢复对话”作为对华最惠国待遇的一个条件。85 而这一决定是在西藏再次发生一周骚乱之后做出的。这样，西藏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人权问题的一部分，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 　　1993年，中国在满怀热情地申办2000年奥运会。美国国会竟然以中国“侵犯人权”为由，粗暴干涉中国人民的正当权利，践踏奥林匹克精神，反对中国申办。在国会通过的决议中也拿西藏问题大做文章，他们把达赖及其追随者的说法搬来，称“中国政府正蓄意向西藏大规模移民，以便将西藏当地的藏族变为少数民族，同时还在有组织地压迫藏人和他们的文化与宗教”。86 美国国会的决议案恣意损毁中国形象，起了恶劣的作用。 　　1993年10月上旬，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特克来华访问，专门与中国有关部门讨论人权问题。中国政府还安排他去西藏访问。可惜他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认为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进展”。87 11月中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在西雅图举行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会晤。这是从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来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会晤。江泽民主席强调处理中美关系要放眼世界，要着眼于未来。克林顿则提出了中美关系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包括敦促中国政府促进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自由，并同达赖喇嘛开始对话。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在最高层会晤中提出西藏问题。但行政当局与国会的立场还是不同的。1994年4月国会在《1994和1995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中又别有用心地提到西藏问题。5月16日，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称这是美国的长期政策。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认为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 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上述声明表示赞赏，并希望美国“切实履行其承诺”。88 　　1994年5月，美国政府该就是否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做出决定。5月26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向总统报告中国人权状况时，一方面承认中国取得了若干进展，一方面认为“不能说已经达到了行政命令中提出的要求”，其中包括“无视达赖喇嘛和解性的公开声明，拒绝进入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在讲到“美国对中国人权的未来政策”时，报告中列举六点措施，其中就有两点涉及西藏：进一步运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同时“使用汉语和藏语”进行广播，报道各种促进中国与外部世界更广泛接触、“尊重基本人权原则”的消息；与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更紧密合作，“监视中国的人权状况”，并将我们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更广泛地予以报道，吸引更多的注意，“在这一方面，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的同时，提倡在西藏实质性地改善人权状况，并促进在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实质性讨论”。克林顿在5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再次指责中国 “继续严重侵犯人权，包括……压制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89 　　1995年9月，经过设在华盛顿的“国际争取西藏独立运动”的安排，达赖喇嘛再次到美国活动。他先后到北卡罗莱纳州的温盖特、亚特兰大、休斯顿、波士顿和华盛顿，并在亚特兰大和休斯顿的大学发表演讲，8日，当他在波士顿的王氏艺术中心发表演讲时，马萨诸塞州参议院议长巴尔杰在会上宣布，该州州长韦尔德决定，9月9日为“西藏自决日”，以表示对达赖争取西藏自由努力的支持。11日，达赖到华盛顿进行为期3天的活动。国会多位领导人，包括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赫尔姆斯、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会见了他。13日，克林顿又以与上次相同的方式在白宫副总统办公室会晤了他，“顺便同他进行了短暂会谈”。白宫的一份声明称，“总统和副总统称赞达赖的决心 —— 坚持致力于非暴力行动以及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务实做法”。美国政府继续“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或他的代表举行谈判以消除分歧”。当晚，达赖还在国会宪法大厅向国会议员和政要发表演说。9月14日，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郝扶东，就美方安排戈尔副总统会见达赖和克林顿总统同达赖进行所谓“顺便见面”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90 　　从1996年5月起，克林顿政府认真考虑调整对华政策，然后，中美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两国高层互访显著增加。但克林顿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广播于1996年12月2日开始播音。中国外交部对此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冷战思维的后遗症，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在1997年2月下旬访华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中、在4月下旬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美时都一再提出了西藏问题。4月21日到24日，达赖喇嘛再次到美国活动。23日，克林顿总统再次“顺便”在副总统办公室会见了他，并再次表示“继续关注西藏文化和宗教保护”。事后白宫发言人麦柯里发表声明说，克林顿利用这次会晤只是“表达总统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并建议中国同达赖或其代表进行对话的愿望”。他在下周会见钱其琛副总理时、在今秋同江泽民举行最高级会晤时，还将“表示这种感情”。91 　　1997年8月，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沃尔夫以旅游签证访问了西藏。他自称是从1959年以来访问西藏的第一位在任的众议员。但他是专门到西藏去搜集攻击中国政府的材料的。回国以后，他根据捕风捉影的材料整理了一个报告，大肆丑化西藏的人权状况，说什么中国政府在向西藏“大规模殖民”，“汉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藏人”，在拉萨有16万汉人，只有10万藏人；西藏非常闭塞，“没有看到一张报纸和一本杂志”，只有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给西藏人带来外部的消息，而且美国之音是西藏“人人都听的”；“监狱在西藏是一个发展中的产业”；“藏人做一切事都要得到汉人的允许”，“一切都由汉人控制”，西藏人“正在被毁灭”，“西藏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如此等等。最后他提出了9点要求和建议，包括：政府要指定一个西藏的特别代表；在江泽民主席访问期间要向他提起西藏问题；继续努力，使西藏向国际传媒和人权集团开放；国际红十字会和监狱局访问西藏监狱；参众两院议员访问西藏；世界宗教领袖访问西藏，等等。92 他将自己的报告广为散发，尤其是在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之前，影响十分恶劣。 　　不知是由于这位议员的敦促还是克林顿本来就准备这样做，在江泽民主席访美时克林顿确实提出了西藏问题，而且两国领导人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进行了公开辩论。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9日，在两位首脑的会谈中，西藏问题有所涉及。在会谈后紧接着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两位领导人就西藏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交锋。江泽民说： 　　 ……在中国，人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西藏的宗教自由问题和触犯刑法问题是处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框架内的。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应该增进了解。 　　 他还表示欢迎更多的外国人到西藏去参观访问，“亲眼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克林顿敦促中国政府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得到承认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同时他重申： 美国在推进藏民、藏传佛教以及达赖喇嘛的事业问题上没有政治目的。我们[两国]的建设性对话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即我们没有任何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而只是尝试促进各民族间的和解以利于宗教信仰自由和独特的文化得到保护。93 　　 　　为了利用西藏的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克林顿政府在国务院中设置了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从1994年起，国会开始考虑设置美国西藏特使的问题。佩尔参议员在提出他的议案时说：“我想起，让前任政府进行认认真真的、有见识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是多么困难……一位西藏特使将能保证美中关系中的这一重要部分在高层政策讨论中不断得到反映。此外，这也能保证，同一位行政官员将能与国会经常进行深入的讨论。”94 　　在1995年和1996年的《国务院授权法》中都提出了设立大使级的西藏特使的条款，以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行政当局反对这一设置，因为美国向它承认为是中国一部分的地区派遣特使显然是违反国际惯例的。但为了表示对西藏问题的重视，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决定任命一位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而且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任命的日期就选在江泽民主席离开华盛顿去外地访问的10月31日，首任人选是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克莱格。这项设置的目的是“促进在西藏的人权，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遗产。中心的目标则是促进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实质性对话。”在此之前，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不具大使衔，因为大使衔“可能意味着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我们相信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95 11月6日，克莱格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作证。他一方面承认政府在发展西藏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同时认为西藏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并且不是所有藏人把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努力看作是正面的发展”，尤其是大量汉人来到西藏，“对于保存西藏特色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他承认中国政府已经针对西藏自治区境内的藏人的关切采取了一些措施，当局也允许许多传统的宗教活动，但他说，当局“仍然禁止一些活动，尤其是那些被视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工具的活动。作为控制分裂主义活动的手段，政府严密监视着喇嘛和寺庙”。关于美国对西藏的政策，他谈了三点。第一，“美国的政策是明确的，我的任命并不表示美国对西藏政策的改变。 美国与世界各国一样，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惟其如此，美国与西藏流亡政府没有外交关系。“美国与达赖喇嘛的接触是把他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宗教领袖和诺贝尔奖得主。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几次会见他是表示我们国家对他尊敬的姿态。”第三，“在中国领土主权这个框架内，我们一贯敦促中国尊重西藏独特的宗教，语言和文化传统”，鼓励达赖喇嘛及其代表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对话。他表示相信，“两者之间的沟不是不可跨越的”。96 　　美国国务院任命专人负责西藏事务，这在美国还是第一次。美国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却又在国务院中专门设立西藏事务协调员，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立场。属于中国内政的西藏事务又何劳美国来进行“协调”呢？中国政府对于这种明显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外交部发言人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坚决反对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的任命”，“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事实。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应该也没有权利进行干预或干涉”。97 　　 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回访时，他又在最高层提起了西藏问题，两国领导人在6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进行了比前一年更多的公开辩论。克林顿总统一开始就说：“我敦促江主席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以换取达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那一地区独特的文化和宗教遗产。”江主席介绍了从1959年达赖离开西藏后西藏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西藏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对西藏的支持，以及中央政府在保护西藏宗教信仰方面做出的努力。他说，“根据中国的宪法，宗教信仰自由在全国，包括在西藏是受到保护的。”至于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他说：“如果达赖喇嘛能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他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么对话与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实际上，我们与达赖喇嘛之间有若干沟通的渠道。我希望达赖喇嘛在这方面做出正面的回应。”江泽民讲完，克林顿又做了补充说明。他说：“我同意，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与达赖喇嘛的对话要以承认这一点为前提条件。但我也相信，有许多许多西藏人仍然崇敬达赖，并把他当作是精神领袖 …… 对我们来说，问题基本上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那就是，我们相信，其他人民应当有权利实行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98 在为时仅一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西藏的话题被一再提起，可见克林顿对此的重视程度了。 　　　　　　　　　　　　　 第三节 香港问题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经过2年多22轮艰难的谈判，终于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规定，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于同日将香港交还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根据宪法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特别关税地区的地位，等等。《联合声明》的签署圆满地解决了中英两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对香港保持繁荣和稳定做出了相应的安排，也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创造了一个新的范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之所在。美国在香港有重要利益。冷战时期，香港由于其独特的地位，既是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触的一个窗口，又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渠道。香港是东亚重要的金融中心，东西方贸易的重要的转口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外贸易的大约60%是通过香港进行的，境外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包括台湾和其他国家的外资以及香港本身的投资, 有70%是通过香港实现的。从50年代以来，美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不断发展，80年代初，美国在香港有800家公司，1981年美国在港投资达到27.4亿美元（商界估计可能达60亿美元），美国是香港的第二大投资者，有1.8万美国人在香港工作，美港双向贸易1983年已达430亿美元。在80、90年代，美港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到1996年，约有1100家美国公司在香港拥有资产或在香港经商，美国在香港的投资达140亿美元，约有37000美国人在香港工作和生活。香港美国商会是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非官方商业机构。以至香港美国商会主席卡姆曾说，“香港是美国的前哨”。香港也是美国外资的重要来源， 尤其是西海岸。根据商业部统计，到1991年，香港在美国的投资达120亿美元。香港也是来往于太平洋和波斯湾的美国海军的重要中继站，在90年代中期，每年有60到80艘次舰只来港访问、停靠。香港还是美国在亚洲的情报中心之一。美国利用其在港众多的机构以及香港与外部联系的极为方便的条件，搜集中国大陆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情报。99 因此香港的未来直接关系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美国十分关注中英就《联合声明》进行的谈判 。1983年1、2月间，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作东亚之行，除访问日、中、韩三国外，他还访问了香港，在香港举行了美国驻东亚国家使节会议，拜访港督尤德，了解中英谈判的情况，并表明“美国对香港繁荣与稳定的兴趣”。1984年 7月，舒尔茨借出席东盟年会的机会再次访问香港，尤德向他介绍了谈判情况，舒尔茨表示了对香港所取得的成就的钦佩，认为香港是“一个没有资源而只有人民的智慧和勤劳的欠发达地区取得可观经济成功的范例”，虽然美国在中英谈判中不能起什么作用，但美国“强烈支持”为实现香港繁荣稳定而采取的各种努力。但美国政府同时知道美国公开介入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根据《国际法》，非缔约一方对于其他国家的双边协议通常不采取正式的官方立场。美国公开表现出偏袒谈判中的某一方也是不明智的，因此国务院官员在给舒尔茨1983年1月访港准备的备忘录中强调，要“避免造成美国在香港前途问题上偏袒某一方的印象。”100 　　中英《联合声明》草签（1984年9月26日）的当天，舒尔茨就发表声明表示欢迎，称美国“相信这一协议将为香港未来的继续发展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并说： 　　 我们注意到双方所做的声明，表明香港的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的50年间将得到保证，香港现存的制度也将在特别行政区继续存在…… 美国将提供任何可能的帮助，通过与联合王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密切合作来维持香港在国际机构中的适当参与。101 　　美国是对《联合声明》做出反应的第一个国家，这样迅速的反应也足以反映出美国的关注。美国感到满意的是中国政府做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的承诺。实际上，在中英谈判期间，尤其是在1984年赵紫阳总理访美和里根总统访华时，双方已经一再谈到香港问题，中方也已经向美方作了许多解释。舒尔茨国务卿也向中国政府清楚表明，美国同意香港的交接，但美国对香港的稳定感到兴趣。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李文在《联合声明》达成四天后表示，在97政权交接后，美国仍将把香港作为单独的贸易伙伴，包括纺织品配额。布什副总统在1985年10月访问香港时也做出了类似表态，强调了中方做出的50年不变的保证。102 在中英两国把声明提交联合国后，美国在投票中又积极带头表示支持。美国也积极支持香港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安排，1986年香港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正式成员。美国政府还鼓励商界保持对香港的信心，继续维持美国在香港的存在。 　　但美国国会中却有不同的声音。1984年5月众议员坎普和蓝托斯的联合提案、就曾提出过支持香港居民“享有自决权”的问题。1984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的党纲也支持所谓“自决权”，但舒尔茨批驳了这种说法，美国政府表示无意挑战中国对香港的主权。103 　　1989年春夏北京的政治风波后，美国带头制裁中国，使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的香港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香港的所谓“民主势力”深深地卷入了政治风波，在风波酝酿和发展期间，他们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为大陆的“民主势力”提供大量资金和物资援助。香港一些媒体进行密集报道，大肆炒作，推波助澜。风波之后，香港“民主势力”对抗中国政府的活动进一步加强。1990年4月，香港第一个政党香港民主同盟成立，“民主势力”的头面人物李柱铭出任主席，司徒华为党鞭。1994年“港同盟”又与另一政党合并，正式建立民主党。政党政治开始作为香港社会的一种新现象表现出来。 　　英国政府与中国达成《联合声明》本来出于无奈，北京政治风波后，尤其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英国改变了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态度，实行强硬政策，并试图把香港问题国际化，为中国在1997年7月1日后接管香港设置障碍。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积极配合英国政策，开始介入香港事务。 　　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美国一些保守派智库极力鼓吹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美国国会支持所谓“自决权”的呼声再起。1989年8月，众议员坎贝尔和波特再次提出支持香港居民“拥有自决权”的联合提案。虽然只有少数议员支持“自决权原则”，但香港民主化却受到国会的普遍重视。1989年夏天，美国国会正在讨论移民改革法案。在1989年7月参议院通过的《肯尼迪 - 辛普森法案》中，香港被当作“半国家”对待，给予特别照顾，使其移民配额从1990财政年度的5000个增加到10000个。1990年8月，众议院通过《莫里森法案》，将香港的移民配额从5000个增加到20000个，即享有一个国家的移民配额。同时在1992-1994年内，为美国在香港公司的高级雇员提供15000个移民签证。两院会商委员会经过协商，于10月25日达成一致，同意从1991年到1993年将香港的移民配额由每年5000人增至10000人，到1994年则增至20000人；法案还为36000名香港美国公司的雇员及其家人提供移民签证，即1991年到1993年每年12000人。10月27、28日参众两院分别通过该法案，11月29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了《1990年移民法》。104 　　在许多美国议员看来，移民政策不能解决香港的所有问题，因为能够移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终究是少数，绝大多数香港人还是要在香港生活下去；而他们又怀疑中国政府能否真的保持“五十年不变”。因此他们认为对香港最好的保证是建立一套“民主制度”。1991年9月20日，参议员麦康奈尔向参议院提出了《1991年美国--香港政策法》。10月8日，众议员波特也向众议院提出了类似法案。两个法案的文字稍有不同，内容几乎完全一样。法案分三个部分阐述了美国的政策。 　　第一部分是“美国的政策”。从双边关系、香港参加多边组织、美港商务关系、交通、文化教育等五个方面规定了美国的具体政策。 其中强调美国应在经济、贸易、金融、货币、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方面与香港建立直接的双边关系，并在回归后加以维持和扩大；香港回归后保留驻港总领馆及其他官方和半官方组织，邀请香港在回归后继续在美国保留现有并设立其他官方的和半官方的机构；维持和扩大与香港的经贸关系，继续在进口配额和原产地证书问题上把香港“作为一块单独的领土”来对待；在回归前及其后，应继续把香港作为一块分别对英国或中国“完全自治的领土”来对待，等等。第二部分是“香港在美国法律地位中的作用”。其中规定，香港回归后，美国应在移民配额之类问题上继续把香港当作一个单独的领土来对待；主权变化不影响美国对香港所承担的法律义务；美港在回归前所签订的所有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包括多边公约在回归后继续适用。第三部分是“报告条款”，要求国务卿向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提交关于“《联合声明》在香港的实施情况”的报告，美港双边关系及本法案提到的香港政策的实施情况；国务卿在编写有关经济关系和人权等问题的“国别报告”时应包括关于香港的单独的“分项报告”。麦康奈尔的法案在国会内得到广泛的支持。105 　　美国政府对法案表示支持，并与国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2年3月，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所罗门对香港进行了访问，会见了港督卫奕信、一些立法会议员、社团领袖及商界重要人物。4月2日，他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表达了对香港的未来的信心，认为国会一些关于香港将衰落的报告“肯定是夸大其词”，“人们对这块土地充满着希望，对它的未来抱有高度的乐观主义”。他强调“美国在香港的重大利益”，强调 “美国正对中英《联合声明》保持香港继续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的目标提供切实支持”，强调美国对香港的顺利过渡具有重大实际利益，美国的政策将在这一进程中起重要作用。在麦康奈尔法案中人权问题并不突出，而所罗门在证言中却强调了美国对香港人权的关注，认为“完全成功的过渡必须保障人权，这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声称1991年香港立法局通过《人权宣言》是香港“为规范其尊重居民人权的承诺”所采取的步骤。而1991年立法会的直接选举和“民主派在选举中的胜利”则被看作是“推进民主进程的一个步骤。”认为中国媒体抨击立法会议员中某些“民主派”人士以及中国政府任命44名顾问的做法“表现出中国对民主化进程感到不安。”他要求中国“尊重民意，不要采取易使香港无法维护国际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动”。并称，“香港1997年后的命运将是衡量中国自身改革和它同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关系的一个尺度”，“中国如何行使主权将影响美国对华态度”。他还表示支持麦康奈尔法案的目标，以“确保”1997年后“美港继续保持密切关系”，“把香港作为一个有别于中国的非主权实体是为了适应美国法律的需要。”106 　　国会也给一些香港人提供了讲坛。香港知名的“抗中拒共”的“民主派”人士李柱铭在证言中恶毒攻击中英《联合声明》，妄称，“英国把550万香港居民交给中国，让人想起二次大战中把550万犹太人交给纳粹德国”。一些国会议员把他称作香港的达赖喇嘛。有传闻说，麦康奈尔法案的最初稿本正是由他起草的。107 　　听证会后，麦康奈尔又对法案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增加了关于美国支持香港民主化和关于人权的内容重要。1992年5月21日，参议院通过了修改后的法案。8月11日，众议院在将法案进行修改后予以通过。9月17日，参议院通过了经众议院修改的文本。10月5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港政策调整的完成。美国从此拥有了一个全面应对香港问题的政策的法律框架，内容涉及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也保证了美国对香港政策在回归前后的稳定性。 　　《美国—香港政策法》与原先的法案有几点重要的修改。 　　第一，加强了人权方面的内容。在正式的条款前面的“调研结果和声明”部分，“国会声明”的第五和第六点写道： 　　 （5）支持民主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既然如此，这项原则自然适用于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也同样成立。 （6）香港人民的人权对于美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于美国在香港的利益直接相关。香港主权的完全顺利交接必须保障人权。人权也是香港经济继续繁荣的一个基础。 　　第二，强调了美国法律在97回归前后的适用性和延续性。第201条关于这一点的规定语气明显加强，其中写道： 　　 不管对香港主权的行使发生什么变化，但与香港有关的美国法律在1997年7月1日之后得以以在此之前适用的同样方式适用于香港…… 由于这一款包括了上面提到关于移民问题的内容，所以关于移民配额的条款被删除了。 　　第三，关于“报告条款”的修改。上面提到的要求国务卿向国会报告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款因为文字过于直白，在最后的文本中被改成国务卿应于1993、95、97、98、99、2000年3月31日向国会报告“与美国利益有关的香港状况”，其中包括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协议，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变化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的影响，美港之间官方和民间的各种交流，与香港有关的美国法律的执行情况，出口控制方面的问题，“香港民主机制的发展”，香港参与多边论坛的状况，等等。108 　　从上述各条可以看出，《政策法》带有强烈的美国介入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色彩。《政策法》还规定，如果美国总统判定中国没有确保香港的高度自治，就可以取消香港在美国法律中享有的特殊地位。这等于说，美国将长期注视着，中国是否兑现了诺言，美国将长期保持对中国的压力。《政策法》为美国政府实际上干涉香港事务提供了美国国内法的根据。10月上旬，刘华秋副外长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国总统签署明显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法》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 　　在香港回归之前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 　　英国政府与中国达成交还香港的《联合声明》后，从未放弃在最后阶段为英国谋求特权和为中国设置障碍的打算。1992年4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获得连任，梅杰出任首相。新政府提高了香港事务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并专门设立了香港事务委员会。7月，彭定康到达香港，出任第28任港督。彭定康于1990年1月起任保守党主席，为该党在选举中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是职业外交官，对中国和香港问题知之甚少。他曾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突击进修一段时间有关中国和香港的课程。 英国政府有意找一位政治家而不是外交家出任末代港督，意思是政客可以耍一些手腕，而不受外交承诺的约束。彭定康到任不久即通过所谓政改方案采取了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方针。虽然即将退休的卫奕信奉劝他在最后5年努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尝试找出解决困难的可行办法；前副首相兼外相杰弗里·豪也告诫说，不要在香港的民主改革问题上同中国对抗，因为这种“对抗几乎肯定会危及1997年后香港繁荣的前景”，但彭定康对此不予理睬。109 他到任不久，就于10月正式抛出“政改方案”，主要内容是改变香港历来行政主导的模式，扩大立法局的权力，对1994-1995年的选举安排做出重大修改。 　　香港历来实行行政主导的模式，港督处于权力中心，立法局对行政局负责，两局议员也多有交叉，即可以同时任两局议员的交叉委任制。这一模式是《基本法》肯定的，是实现香港顺利过渡的关键。但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提出，行政、立法两局彻底分家，形成两局分立的局面；强化立法局的权力，立法局主席不再由港督兼任，而由议员互选产生；行政机构，包括港督向立法局负责。这就把行政主导的体制变成了“立法为中心”的政治架构，从而大大增强了立法局在政府决策中的权力和制衡作用，使1997年以后的立法局凌驾于特区首长和政府之上，导致“行政主导”名存实亡。在选举安排方面，通过改变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方式来增加立法局的直选议席，使立法局的直选议席达到40名，占全部议席的2/3， 大大超过了中英双方同意的1995年直选议员20名的数目。这一变动将有可能使“拒中抗共”的“民主派”人士在立法局中占到多数，并使他们坐“直通车”进入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第一届立法会。110 此外，彭定康还取消两个市政局和区议会的委任议席，变成全部直选，扩大区议会的职权，使之具有政权性质；同时把选民年龄由21岁降低到18岁，等等。这些做法直接违反了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有损香港的平稳过度。彭定康企图通过这些“改革”姿态来显示自己“还政于民”，营造“亲民”形象，并为亲英拒中的“民主势力”创造更大的取胜机会，使他们在97香港回归以后成为“抗中”的主要力量，及英国继续对香港施加影响的代言人。英国政府支持这一方案。在彭定康公布施政报告的当日，梅杰首相在唐宁街办公室说：“总督就未来5年的议事日程在香港广泛地征求了意见。我完全赞成他的计划，我肯定这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最佳途径。”111 政改方案引发了中英两国之间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彭定康大打“国际牌”，寻求国际社会对政改方案的支持。从1992年11月开始，彭定康先后到西欧、北美、日、澳等地游说，而美国是他寻求支持的主要对象。 　　美国政府起先还不想直接介入这场纷争，但随着争论的激烈化，越来越明确地站到了英国一边。1992年11月11日，香港立法局通过动议支持政改方案。同月，克林顿在大选中胜出。他立即表示对政改方案的支持。1993年2月下旬，刚刚上任一个月的克林顿在会见来访的梅杰首相时表示，完全支持英国在香港扩大民主的计划。这大大地给彭定康壮了胆，3月12日，彭定康悍然将政改方案在《政府宪报》中公布，导致中英对抗升级。3月30日，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在国会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坚决支持香港的民主发展和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希望有关改革能延续到1997年后，并希望中国确保香港的民主发展不受影响。3月31 日， 美国国务院根据1992年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向国会提交第一个报告，其中强调，“美国强烈支持香港的民主”，“美国相信，总督的建议是建设性的，希望这些建议受到有关各方的仔细关注和讨论”，“美国相信，任何安排都应该得到香港民众的支持，并为香港未来民主机制的发展奠定基础”。这无异于表示，美国是彭定康政改的后盾。彭定康之所以敢不顾中方的反对，一意孤行，坚持推行政改，美国的支持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112 　　1993年5月，彭定康以为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行游说为名，对美国进行访问。尽管彭定康想低调访美，但在当时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尖锐对抗的情况下，美国上上下下已经把他看作“亚洲民主圣战的十字军斗士”，对他予以英雄式的欢迎。国会参众两院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参议员麦康奈尔、众议员佩洛西等，以及财政部长本特森、代理国务卿沃顿都会见了他。5月3日，克林顿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他。在此之前，克林顿已经表示“香港的民主计划是一个好东西”，“这个计划设计得很好，我支持它”，但又希望这一计划“不要触犯任何人”。113 在会谈中，克林顿一方面表示关于香港政改的谈判是中英两国的事，另一方面又表示关注。彭定康在会见后对记者说，由于香港是一个“无价的国际资产”，“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领导人”对其推行民主化计划的支持“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奇”。114 5月28日，克林顿在宣布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时表示：“香港本身是民主价值观的催化剂，我们强烈支持港督彭定康推广民主权利的努力。” 115 31日，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议上也说：“在我们的外交中，并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我们要清楚表明我们在香港未来的人权和商业方面的重大利益”。116 9月22日，上任三个月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穆奕乐在出席香港商会年会后说，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是建设性的，美国支持香港拥有一个开放、灵活及民主的政府及政治架构。117 　　彭定康访美是他试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国历来反对将香港问题国际化。5月13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表示，香港的价值主要在于经济方面，香港应该而且可以保持国际性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的地位。但香港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政治中心，更不能成为一个国际政治中心。因为如果香港成为一个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角逐场所的话，肯定会给香港600万人民带来灾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为谈判增加困难。118 果然，由于美国的支持，彭定康的态度更为强硬，1993年12月15日，彭定康将第一阶段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中英谈判破裂。 　　1993年12月23日，立法局通过了第一阶段政改方案。1994年2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正重申，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英国对香港的行政管理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作为英国管理下香港政制架构的组成部分，即港英最后一届区议会、两个市政局和立法局，必将随着英国管治期的结束而终结。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架构将根据中国全国人代会的决定和《基本法》的规定予以组建。港英当局一意孤行， 1994年3月又将第二部分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6月，立法局经过马拉松式的辩论予以通过，政改方案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同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和港澳办发言人发表谈话，重申，在中英双方对1994年和1995年选举安排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根据港英立法局通过的任何选举法案而产生的三级政治架构议员的任期都不能跨越1997年6月3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和区域组织将依据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组建。中国政府于是着手“另起炉灶”。1994年8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并授权其根据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组建第一届立法会。 　　1994年9月，香港按照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举行了区议会选举，1995年3月又举行了两个市政局选举，9月举行了立法局选举。在这三次选举中，所谓的“民主派”都赢得了相当多的席位，例如在9月的立法局选举中，民主派赢得28席，占46.7%，西方称的“亲中派”赢得15席，占25%。对于这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原则的选举，中国政府予以强烈的批评。 　　美国舆论赞赏这次选举，赞赏李柱铭等“民主派”“勇敢”，值得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119 美国国会许多议员则恭贺香港“民主派”的战果。 麦康奈尔、赫尔姆斯等对正在审议中的众议院拨款法案提出修正案，声称香港人民在选举中“表现了他们对民主的责任”，“表达了他们对建立完全民主的政府的渴望”， 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这一意愿，与当选的“香港人民的代表”进行对话。修正案还指责中国政府解散立法局的决定违反《联合声明》。美国国务院也认为，此次选举是“公正的、开放的， 产生了香港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最为民主的立法机关”，有利于香港走向“更加负责、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国务院对中国政府谴责这次选举和“另起炉灶”极为不满，称：“人们确实关心，这些办法，尤其是选择临时立法会的做法，将不是基于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将缺乏透明度，那些批评北京的个人和集团将被排除在外。”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在9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稳定的政治架构对香港主权的顺利移交以及97之后香港持续的繁荣发展非常重要，希望中国允许新一届立法局过渡97，这是确保顺利移交的最好办法，也是确保97以后对香港前途信心的最好办法。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表声明，重申美支持香港新一届立法局过渡到1997年。声明说，美不适宜对中英《联合声明》作法律上的诠释，但美认为立法局议员应完成4年任期，美支持香港发展民主。120 　　1996年1月，筹委会成立。1月下旬，助理国务卿洛德作亚太之行。他在访问的第一站香港停留时称，美国仍然担心香港的前途和1997年中国行使主权后香港人目前享有的政治权利是否继续存在。121 3月，筹委会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决定》。决定遭到彭定康和英国政府的猛烈攻击。3月31日国务院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指责说，筹委会所有成员均由中方挑选，未与香港进行公开协商，而且其中没有包括任何民主党成员，而民主党是立法局内最大的政党，因此美国对立法局的代表性表示质疑。 　　香港的“民主派”是彭定康政改的受益者，既然美国支持香港的“民主化”，他们自然就向美国寻求支持。1996年4月下旬，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副主席杨森访问美国。参议院多数党主席多尔、参议员赫尔姆斯、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等国会领袖和议员、助理国务卿洛德、代理国务卿塔尔博特会见了他们。李柱铭等还想会见克林顿总统或戈尔副总统，但当时正值台湾海峡事件之后，美国正在酝酿对华政策的转变， 美国政府既想表达对香港的关注，又不愿过分得罪中国政府，因此安排了戈尔副总统的接见，而没有安排克林顿总统的会见。 　　5月上旬，彭定康又到美国访问。他既要就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对美国进行游说，又要美国继续支持他的政改。美国一些国会和政府高官先后会见了他，5月9日，克林顿总统又会见了他，讨论了香港回归的问题。7月18日，洛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说，中国将解散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香港立法局，并用临时立法机构取而代之，这种做法是“很大的倒退”。他希望香港的自由能继续下去，并能“保留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利与和平辩论的权利”。122 　　随着香港回归的临近，中英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1996年11月，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成立，具体着手行政长官和临立会人选的推选。 　　美国十分关注事态发展。12月上旬，助理国务卿洛德访问了香港。根据董建华遥遥领先的支持率，洛德会见了董建华。他在离港前的记者招待会上称赞董建华拥有完整的人格、独立思考及衷心为港人谋求利益的品格，美国政府对香港未来特区政府和有关安排以及香港的安定繁荣表示“关注”，并愿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出力”。123 　　12月11日，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12日，国务院发言人戴维斯称赞他“为人正直，独立思考”，享有美国的尊敬，并希望他在香港回归后能维护“民主价值”，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首任特首的期望。124 　　12月21日，临时立法会的60名议员产生。美国对临立会的批评从中方决定“另起炉灶”时就开始了。在洛德访港期间，中方官员和筹委会委员曾向他解释临立会成立的法律根据，但他坚持美国不会改变立场，仍然认为，临时立法会的成立是“不合理、不需要的”。125 临立会成立后，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重申了美国的这一立场，美国驻港总领事包润石则指责成立临立会是一个“错误”。 　　随着香港回归的临近，美国社会表现出更大的关注。《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克林顿政府“对事态施加建设性影响的能力将是它国际领导地位的一项措施”。126 1997年1月25日，克林顿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任职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说，香港回归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尊重香港的公民自由和人权，她还警告说，香港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中美整体关系非常重要。2月20日，代理国务卿塔尔诺夫在美中友协、对外关系委员会等四团体发起的纪念《上海公报》发表25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我们与中国战略对话中的一个方面是香港的前途”。他对香港的一些事态表示关注，尤其是任命临立会。并称，“香港的前途将继续与美国的利益休戚相关，我们将继续密切注视香港的事态发展”。当2月下旬奥尔布赖特、3月下旬戈尔副总统访问中国时，都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提到香港问题。在3月25日李鹏总理和戈尔副总统的会谈中，李鹏介绍了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戈尔表示，保持香港的经济活力和长期繁荣稳定，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27 　　6月6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在对外交关系委员会作题为《确立新的对华共识》的讲演，他再次表示，“在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后，帮助维护香港的自由和繁荣有利于我们的利益。有1100家美国公司在香港营业，它们正在使香港成为美国商业的主要活动地区。这是我们在亚洲有贸易顺差的极少数地方之一。我们的海军船只在这里进港停泊一年有80次。香港人民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也事关重大。”128 　　3、4月间，李柱铭等民主党头面人物对加拿大、美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美国国会把他当作英雄接待。4月9日，参议员马克向他颁发了国会特设的“国家民主基金”1997年度民主奖，表扬他为争取民主制度、维护法治所作的努力。10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又邀请他就“香港的最新进展及其人民的前途”作证。他称颂李柱铭是香港的未来。民主党参议员利伯曼也称李柱铭是“英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洛特和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等也都敦促克林顿总统会见李柱铭，而这正是李柱铭此次访问的一个主要目的。李柱铭向国会议员和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他的党的成员将不遗余力地使用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4月14日，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会见李柱铭。奥尔布赖特向他保证，“美国对香港的自由和民主有着深深的承诺”。她认为“促进美国的利益有赖于法制和香港公民的自由。”129 　　4月18日，白宫在经过一阵犹豫后，终于就会见李柱铭做出安排。先是副总统戈尔与李会见，20分钟后，克林顿中途加入，会见又进行了25分钟。克林顿强调，《联合声明》是“保护香港未来的法律基础”，中国不仅要保护香港人民的经济自由，“而且应继续给予香港人民公民和政治自由，因为这是创造使市场经济得以繁荣的环境的必要条件，而市场经济的繁荣是香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他还表示，任何限制香港人民自由的行动都将是中美关系的严重障碍。这次接见的重要性在于表明，美国对在香港扩大“民主化”的承诺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政策，不会因为当时中美两国关系正在改善而有所改变。这次会见提高了民主党在香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美国政府显然希望它在未来香港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在香港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长远的影响。 　　随着香港回归的临近，美国也就97以后的一些事务性问题与中国政府达成了安排。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领事馆之一， 当地雇员达到300多人。这是美国在港存在的最重要官方标志。3月戈尔副总统访华时中美两国正式签署了《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美国总领事馆的协定》。美国总领事馆保留了原来的规模和功能，原来的武官处也以行政联络处的名义得以保留。 　　在英国管治之下，美国军舰无须特别程序即可在香港停靠，每年达60-80艘次，登陆船员5万余人次。这既是美英合作的一个方面，也是美国在港官方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992年美国失去菲律宾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后，美国就更加需要香港作为一个补给站。《美国--香港政策法》要求香港回归后能继续维持这种关系。1997年4月，中美双方就香港回归后美舰继续停靠香港达成协议。在97回归之后，美舰在香港的停靠更多具有政治的和象征的意义。此外，中美两国之间还达成了关于美国与香港之间引渡的协定。用美国官方的说法，这些安排不是为了创造美国在香港的新的地位，而是为了在97回归之后最好地继续先前的状况。130 　　早在1997年4月，奥尔布赖特就宣布接受中英双方邀请，出席回归大典。回归庆典包括两部分：一是中英政权交接仪式，标志主权回归；二是特区政府就职典礼，其中包括临立会就职典礼，标志特区政府开始正式运作，中国正式开始行使主权。到6月，奥尔布赖特宣布仅出席交接仪式，而不出席临立会的宣誓仪式。但美国政府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委派了美国在港最高代表总领事包润石参加这个仪式。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解释说，做出这一决定是出于“现实理由”的考虑，因为美国驻港领事将来必须与临立会“共事”。6月14日，克林顿总统在每周广播讲话中就香港回归说，中国对保持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做出了重要的承诺，美国对中国遵守这些“承诺有着强烈的利益”，美国将“密切注视政权交接过程和香港保持自由的情况，正是在这种自由的基础上香港人民建设了一个繁荣的富有活力的社会。”131 　　香港回归后，美国继续十分关注事态的发展。1997年10月上旬，商务部长戴利在访问中国时到香港访问，这时离香港回归正好100天。他在对美国香港商会的讲话中说，美国人对任何政府的头100天都是特别重视的，美国也密切地注视着香港回归后的头100天。他对这100天表示满意，认为“香港仍然继续留在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的进程中”。他还对特首董建华等表示，对于美港关系来说，“香港继续是香港是至关重要的。香港必须继续是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和稳定的经济”。132 　　1998年5月24日，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顺利进行，150万选民参加了投票，比1995年增加了55万多，投票率达53%，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在选举中，“民主派”得到了65%的选票，共18个席位，其中民主党得到了43%的选票，成为立法会中最大的政党。美国政府和舆论对这次选举普遍感到满意，有的国会议员评价说，这“实际上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历史上造就了第一个反对派阵营”。白宫的声明强调认为这次选举是“履行《联合声明》关于当地管治和民主义务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133 　　香港回归以后，美国一直通过各种途径“监察”着香港局势的发展。在国务院根据《美国--香港法》发表的几份报告和人权报告中，对香港形势总的说来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但又表示不能完全满意。如1999年2月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中说，香港特区享有“高度自治”，迄今仍是一个“依法保护人权的自由社会”，特区政府总体来说尊重其公民的人权，尽管报告也声称存在“某种程度的媒体自我审查、对公民改变其政府能力的限制，以及对立法机构影响政府政策的权力的限制。”134 　　1998年6月下旬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并在7月2日到达香港。他一方面对香港在回归以后保持了稳定和繁荣予以肯定，对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给予赞扬。同时又强调了香港需要更多的民主。他说：“许多年来，香港人享受到了在法律允许下组织公众游行的权利，43家报纸，700家刊物，给予责任政府以活力、争论、自由与开放。所有这一切都应该继续，整个世界都因为你们5月的选举而印象深刻。结果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民主，是更快而不是更慢地走向政治自由。我期待着全体香港人实现完全充分的民主权利和责任的一天。”同时他认为以香港作为他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合适的，因为“香港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中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将来它一定有着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和振奋人心的企业氛围，这一点可以在这儿在香港看到。”135 克林顿在香港时还单独会见了李柱铭。 　　美国驻香港领事包润石在结束任期离港前在1999年6月24日在美国香港商会的报告中指出，“在回归以后，已经清楚，北京确实信守了它关于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基本承诺。”但他继续提倡民主、自由等西方的价值观念，认为香港人民应该享有“更大的自由”。136 　　 　　香港回归后一个大的问题是港人在内地子女的居港权问题。这是港英政府撤离时有意忽视并遗留下来的问题。大量的香港居民或在内地结婚，或生有子女。但因香港地域狭小、生活费用昂贵，这些子女来港与家人共同生活并不容易，许多人住在深圳等临近城市。 而许多持旅行证来港的人和没有合法证件来港的港人在内地的子女拒绝离开香港。在政权交接后的7月3日，成千上万的子女涌到入境处，要求居留权。事件出现后，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反对内地子女大量涌入，担心这会使社会服务和资源配置过分紧张。但1999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做出判决，认定这些子女有居留权。根据这一判决，可能有多达160万人一起从内地涌入香港，从而给香港社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5月特区政府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基本法》有关条款进行解释。6月26日，九届人大常委会十次会议就《基本法》有关条款做出了解释，根据这个解释，香港居民在内地生的子女要取得香港居留权，必须持有中国内地有关部门核发的“单程证”，并根据特区政府的规定，通过内地有关机关向香港入境处申请到居留权证明书。这一解释体现了《基本法》有关条款的立法愿意，与中国政府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一贯政策是一致的，也符合广大香港人民的利益，得到香港广大人民的拥护。终审法院在12月的居留权裁决中，明确接受了这一解释，表示“本院承认不能质疑这一权力”，香港法院将遵守《基本法》。137 　　美国对居留权之争极为关注。应该说，美国政府对大量人口涌入香港对香港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了解的，对中国政府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而控制内地人口的涌入的努力也是理解的，助理国务卿斯坦利·罗思在1999年7月1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与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对议员们解释说，在英国管治期间，港英当局也早已关注大陆居民涌入的问题，香港当地居民担心，大量“新移民将威胁他们的就业机会，并使香港成为过分拥挤的城市以至几乎无法生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基本法》对香港居民把他们的家人从大陆带来香港规定了限制。他承认，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可以有不同的处理办法，寻求人大释法是办法之一，特区政府这样做是“合法的”。138 　　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担心的是香港司法的独立性。包润石在6月24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终审法院的判决“常常有这种例外，那么香港司法的独立状况就将受到侵蚀，并产生香港的法制社会最终结束的问题。”139 斯坦利·罗思也说，如果特区政府动辄请人大释法，那么凡是特区政府希望变更的所有法律决定都可以照此办理，“这既是香港司法权力的终结，也是香港自治的结束”。他希望正如特区政府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特例”。140 　　在香港回归以前，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在香港回归以前，香港是中英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在香港回归以后，它将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不少美国人对中国政府能否切实贯彻《基本法》，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实行“港人治港”是有怀疑的。141 但香港回归后的实践表明，他们所担心的情况没有发生。包润石总领事在三年任期届满时，于1999年6月23日在香港美国商会发表的演讲中说：“在香港交接以后，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北京确实信守了它关于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诺言。”他认为“香港的基本方面是健全的”。香港的信息自由，包括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这个支柱仍然是“强固的”；“香港的公共服务继续使香港成为有效和廉洁政府的模范”；“美国政府继续与香港政府在执法、经济政策协调、美国海军舰只造访及其他种种方面进行极好的合作”；香港继续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使香港依然是国际商业的一个可以依靠和可以预测的地方”。142 斯坦利·罗思也说：“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在政权交接以后，香港政府在实行其制度和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合作并对它们开放方面是尽心尽力的。”在控制敏感技术出口方面，“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中国官员干预了香港的出口控制决定”。他还说： 　　 正如我已经清楚表明的，香港继续是一个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充满活力的城市，美国对于采取措施以保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具有重大利益……对于我们的挑战是坚持下去，并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这样做。143 　　 　　国会研究部的中国问题专家邓凯丽在2001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总结了香港回归以后的事态发展及美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她写道： 　　 香港复归中国主权的交接出奇地顺利，在美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辩论实际上已经终止。根据方方面面的看法，中国所保证的“一国两制”得到了实行。香港继续与中国很不一样，它有信誉很高的法制体系，牢牢扎根的个人自由，关于重大的和比较次要的政策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自由的公共辩论。 尽管如此，香港政府的决策者现在仍然面临着各种重大的和独特的挑战 ……香港现在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激烈辩论仍然与美国利益相关：在将来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是否要以及如何把香港政府变得对公众更加可靠？香港应以什么样的速度向着完全的民主发展？香港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是如何接近或保持距离？香港就上述问题的决定与美国有关，在美国的立法方面，美国因为保证给予香港的自治而对香港比对中国更加优惠。144 　　 　　确实，只要《美国--香港政策法》仍然存在，香港问题将继续是美国决策者尤其是国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第23页。胡娜事件见本书第 页。 2 Harry Harding, “ Breaking the Impasse over Human Rights”, Living with China, p.169. 3 A Fragile Relationship, p.363. 4 Harry Harding, “ Breaking the Impasse over Human Rights”, Living with China, p.170. 5 Harry Harding, “ Breaking the Impasse over Human Rights”, Living with China, p.170. 6 关于北京政治动乱之后美国国会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见本书第 章。 7 Lena H. Sun, ” U.S. Asks China to Free 150 Dissidents on List”,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0,1990，p.A-25. 8 Sheryl Wudunn, “ Senior U.S. Official Visiting China to Mend Ties”, New York Times, May 8, 1991, p.A-7; Valerie Strauss, ” China Rejects U.S. Linkage of Trade Status , Human Rights”, Washington Post, May 10, 1991, p.A-27. 9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326页。 10 Lena H. Sun, “ China Works to Improve U.S. Relation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 1993, p.A-1. 11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353-354页。 12 详见本书第 章第 节。 13 李云龙著：《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 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14 参见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7页。 15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46-147页。 16 《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1日。 17 《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6、27日。 18 Interview of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Albright on NBC-TV’s”Meet with Press”, U.S. Information Service,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ds, Bulletin, October 28, 1997, p.24;《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92-193页。 19 Bulettin, October 30, 1997, pp.2-8。 20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21 1998年10月5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2 “Press Briefing by Mike McCurry”, March 12, 1998, Bullettin, March 13, 1998, pp.1-7; “Daily Briefing by James Rubin”, March 16, 1998, Bullettin, March 17, 1998,p.20. 23 正源：《克林顿访华言论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 页。 24 USIA: ”Presidents Clinton, Jiang Debate Rights, Tiananmen, June 27, 1998”, http://www.usia.gov/gov/reginal/ea/uschian/0627press.htm. 25 John Mintz and Bart Gellman, “ U.S. Fears More Extensive Political Crackdown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2, 1999, p.A-13;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31-232页。 26 Michael Laris, “ Albright Debates Human Rights with Top Chinese Officials”, Washington Post, March 2, 1999, p.A-11. 27 Vernon Loeb and Douglas Farah, “ U.S. to Renew Human Rights Criticism of China”, Washington Post, March 27, 1999, p.A-7. 28 “World in Brief”, Washington Post, April 17, 1999, p.A-12. 29 Foreign Policy Backgrounder, April 29, 1999, p.1. 30 ”Albright Statement on Key Votes at the UNCHU April 24”, Bulletin, April 27, 1999, p.13. 31 “Ambassador Rubin Remarks on Human Rights，Country Situation”，US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the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s., Washington File， November 10，1999，p.29. 32 ”Albright March 23 Address to U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Senator Tim Hutchinson Condemns China Human Rights Record”, Washington File, March 24, 2000, pp.4-5, 20-22. 33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296、299页。 34 Harry Harding, “ Breaking the Impasse over Human Rights”, Living with China, pp.173-183。 35 见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p.336-337. 36 参见袁征：《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182页。吴宏达，美籍华人，1991年6月以后，他化名彼德·吴，哈瑞·吴等，多次潜入中国尚未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和单位，刺探、收买情报，窃取秘密文件，并携带出境，提供给境外组织和机构。他的行为触犯了中国法律。1995年 7月，吴宏达在再次进行间谍活动时被捕，8月24日，吴宏达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15年徒刑，并被驱逐出境。吴宏达在拘押期间已经供认，他所获得的所谓中国出口劳改产品并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交易的录象材料是不真实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但他在被驱逐出境后在1998年仍然导演了一出所谓中国出售人体器官的丑剧，并在美国一家著名的电视台播出，在美国公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37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307、315页。 38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96页；参见《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第416页。1997年11月，魏京生获准保外求医赴美。 39 NED Democracy Award Presented to Chinese Activist Wei Jingsheng, Bulletin, February 6, 1988, p.28; Chinese Dissident Wang Dan Receives Democracy Award, Bulletin, May 7, 1988, p.19；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01页。 40 参见《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第98页。 41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43页；《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第100页。 42 《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第503页。 43 参见《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第418页 44 参见《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第99页。 45 参见裘兆琳主编：《中美关系专题研究，1992-1994》，台北中央研究院1996年版， 第168页。 46 Al Kamen, “ U.S. to Discuss Worsen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Post, April 26, 1991， p. A-19 ) 47 Newsweek, April 22, 1991, p.6. 48 见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127. 49 见本书 页。 50 参见《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第92-93页。 51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Leaders Transmitting a Report on Most –Favored-Nation Trade Status for China, May 28,1993”, Public Papers: Clinton, 1993,Vol.1, p.775 52 《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第370-371页。 53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22页。 54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60页。 55 Rabbit Arthur Schneier, Director of Appeal of Conscience Foundation ，Archbishop Theodore McCarrick of Newark，Donald Argue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56 “President Clinton Meets China-Bound Religious Leaders”, Bulletin, February 3, 1998, pp.27-28. 57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95-196页；”Religious Leaders Report Success in Opening China Dialogue”, Bulletin, March 20, 1998, pp.14-17. 58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91-192页。 59 参见杨卫东：《宗教自由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12期，第36-37页。 60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26页。 61 Jimmy Carter Sees Truth about Tibet”, Beijing Review, July 13, 1987。 62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 231页。 63 转引自张植荣：《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64 《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206-208页。 65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31-232。 66 《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177-178页。 67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34。 68 Steplton Roy, “ Human Rights in Tibet: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s on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1987, pp. 540-543. 69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34页。 70 《当代西藏问题研究》，第101页。 71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42页。 72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46页。 73 《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第155页。 74 《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220页。 75 《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178页。 76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284页。 77 转引自《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第154页。 78 转引自《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第215 -216页。 79 《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216页。 80 《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221页。 81 《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第188页。 82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arch 31, 199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 14 (April 5, 1993 ) , p.218. 83 ”Clinton Meets Dalai Lama;Discusses Rights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1993, p.A-8） 84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364页。 85 ”Report to Congress Leaders Transmitting a Report on Most-Favored-Nation Trade Status for China, May 28, 1993”, Public Papers ：Clinton, 1993, Vol.I, p.775. 86 “Senate Resolutin 117—Relative to the Olympics in the Year 2000”, Congressional Record, Senate, 1993, p.12759. 87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386页；Winston Lord, “Mid-Term Review of Most –Favored-Nation Status for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5, No. 10 ( March 7, 1994 ), p.129. 88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40页。 89 ”U.S. Renews Most-Favored –Nation Trade Status for China”, ”Text of the summary of Secretary Christopher’s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regarding the May 1993 executive order on 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 for China, released by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Washington, DC, May 26, 199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5, No. 22 （March 30, 1994）, pp.345-346. 90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86-88页。 91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48。 92 ”Statement by U.S. Representative Frank R. Wolf”, Bulletin, August 21,1997, pp.13-17. 93 ”Clinton / Jiang Joint Press Conference. October 29, 1997”., Bulletin, October 30, 1997, pp.10-11. 94 ” Statement by Senator Pell, October 7, 1994”, See Kerry Dumbaugh, Tibet and China: 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CRS Report for Congress ) , November 8, 1999. 95 ”State Department Noon Briefing “, October 22, 1997; ”Statement by James P. Rubin, China--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 Bulletin, October 23,,p.7; November 3, 1997.pp.18-19. 96 ”Prepared Statement of Gregory A. Craig,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November 6, 1997”, Bulletin, pp.21-24. 97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政府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发表声明》， 《人民日报》1997年11月5日。从1999年1月起，担任该职务的是负责人口、难民和移民问题的助理国务卿朱莉亚·塔夫特（Julia Taft）。塔夫特曾在1999年4月和8月两次会见了达赖喇嘛。See Tibet and China: 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98 USIA:“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residents Clinton, Jiang Debate Rights, Tiananmen, June 27, 1998”, http//www.usia.gov/regional/uschina/0627press.htm. 99 Nancy Tucker，Taiwan，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1945-1992.Uncertain Friendship（New York: Twayner Publisher, 1994）, p.221；Kenneth Lieberthal, “The Hong Kong Factor in Sino-U.S. Relations”, Asia Society, Hong Kong Transition.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April 1997 , p.28; 吴献彬：《论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5期第114-5页。 100 参见王为民：《美国对港政策研究》（博士论文），第36-38页。 101 “UK and China Reach Agreement on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84, No.292 ( November 1984), pp.56. 102 Taiwan，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1945-1992, pp.218-219. 103 林正义：《美国对香港的政策》， 裘兆琳编：《中美关系专题研究，1992-1994 》，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5年版，第210页。 104 参见王为民：《美国对港政策研究》（博士论文），第60页。 105 见《中美关系的轨迹》，第552-559页。书中把它作为《美国--香港政策法案》，其实这不是1992年的《美国香港政策法》，而是麦康奈尔法案。 106 Hong Kong’s Reversion to China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April 2, 1992, pp. 4-20. 107 Taiwan，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 pp.218-219. 108 《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裘兆琳主编：《中美关系专题研究，1992-1994》， 第226-232页； Kenneth Lieberthal, “The Hong Kong Factor in Sino-U.S. Relations”, Asia Society, Hong Kong Transition.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April 1997 , p.30. 109 参见王红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英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241页。 110 《七十年代以来的中英关系》，第242-243页；张顺洪：《大英帝国的瓦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6年版，第220页。《基本法》规定，在60名立法会议员中，21个功能组别产生30名，各区直选产生20名，选举委员会产生10名。 111 《七十年代以来的中英关系》，第244页。 112 A Report to Congress on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as of March 31, 1993. Part7-f. Foreign Policy Backgrounder, April 6, 1993. 113 “Exchange with Reporters Prior to Discussions with Governor Chris Pattern of Hong Kong, May 3, 1993”, Public Papers : Clinton, 1993, Vol. I, p.553. 114 参见王为民：《美国对港政策研究》（博士论文），第102-103。 115 ” Statement on Most –Favored –Nation Trade Status for China, May28, 1993”, Public Papers: Clinton, 1993, Vol. I, p.771. 11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24 ( June 14, 1993), p.425; No.14 (April 5, 1993, p.218. 117 《中美关系的轨迹》，第384页。 118 参见《美国对港政策研究》，第103页。 119 “Hong Kong Votes for Democracy”, Editorial of New York Times, Septmber 19, 1995, p.A-20; “Hong Kong’s Fight for Democracy”, Editorial of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0, 1995, p.A-18; 120 United States-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 as of March 31, 1996, pp. 21-23；《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92页。 121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00页。 122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15页。 123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27。 26 State Department Report, December 11, 1996, Tracking No. 471679, about Hong Kong’s turnover to China. 125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27页。 126 Beyond Tiananmen, p.314. 127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42页；Peter Tarnoff, “Building a New Consensus on China, February 20, 199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February 1997, p.27. 128 行之译：《确立新的对华共识》，《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2期，第41页。 129 Madeleine Albright, “ American Principle and Purpose in East Asia”, US Department State Dispatch, March/April 1997, p.24. 130 Kerry Dumbaugh, “ Hong Kong’s Reversion to China: Problems and Remedi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March 3, 1997, “Summary”. 131 “Clinton Vows to Monitor Freedon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16, 1997, p.11. 132 ”William M. Deley’s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ctober 6, 1997, Bulletin, October 8, 1997, pp.7-15. 133 王为民：《美国对港政策研究》（博士论文），第152-153页。 134 参见鲍绍霖：《香港：中美关系中的“新”因素》，《美国研究》2002年第三期，第25页。 135 《克林顿访华言论录》，第317页。 136 Boucher, “Back to Talling about the Future”, June 23,1999, Bulletin, June 24, 1999, pp.2-3. 137 参见鲍绍霖：《香港：中美关系中的新因素》，《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第30页。 138 “Testimony b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Stanley O. Roth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an the Pacific”, July 1, 1999, Bulletin，July 2, 1999, pp.10-11. 139 “Remarks by U.S. Consul General Richard A. Boucher to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Hong Kong”，June 23，1999, Bulletin, June 24, 1999, P. 5. 140 “Testimony b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Stanley O. Roth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July 1, 1999, Bulletin, July 2, 1999, pp. 10-11. 141 美国卡特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著名学者欧森柏1999年5月一次谈到美国人对香港的担忧时带点自我嘲讽地说，我们这些人都缺乏远见。如果我们有远见，80年代中后期香港人大批外流，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直线下跌的时候，我们都弄点钱到香港去投资，现在就发了财了。 142 “Remarks by U.S. Consul General Richard A. Boucher to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Hong Kong”，June 23, 1999, Bulletin June 24, 1999, p.5. 143 “Testimony b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Stanley O. Roth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an the Pacific”, July 1, 1999, Bulletin，July 2, 1999, pp.7-12. 144 “Hong Kong’s Ongoing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overeignty in 2001”,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March 23,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