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下卷（1972-2000） 陶文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八章 首脑互访 第一节 江泽民访美 　　1996年11月，克林顿总统连选连任，1997年开始了他的第二任期。经过四年的磨合，中美两国关系在1996年下半年已经开始明显改善。1997年继续保持了改善势头，并导致了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回访，大大推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在1997年2月4日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总统说： 　　为了美国的利益和理想，我们必须同中国进行更深入的对话。一个孤立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一个在世界上发挥适当作用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我将去中国，我也邀请了中国的主席来访问美国，这不是因为我们对所有问题都意见一致，而是因为与中国接触是应对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的最好办法，诸如停止核试验和坦率地处理我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如人权问题。1 　　1997年2月19 日，中国20世纪的巨人邓小平病故。巨星陨落，举世哀恸。邓小平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是中美关系的缔造者之一，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双边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战略胆识和气魄，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深谋远虑，他务实的作风都受到众多美国政界、商界、学界和其他友好人士的景仰。克林顿总统发表声明表示哀悼。声明说，邓小平是“世界舞台上一位非凡的人物，是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力量，他1979年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为美中关系和双方合作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声明还表示希望中国继续“作为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开放、尊重人权与法治的大国出现在世界上，并成为建立国际安全秩序的一个完全伙伴”。同日，正在英国访问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对邓小平的逝世表示悼念。21日，克林顿总统致电江泽民主席，对邓小平的逝世表示哀悼。副总统戈尔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代表美国政府表示“深切悼念”。美国许多政府官“深切悼念”美国许多政府官员、前政府官员和各界友好人士通过不同的方式缅怀邓小平，高度评价他的伟大功绩。2 　　2月20日，由美中协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四团体发起的纪念《上海公报》发表25周年大会在纽约广场饭店隆重举行。美国代理国务卿塔尔诺夫、前国务卿基辛格、黑格和万斯，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以及美国各界人士400多人参加了集会。克林顿总统和前总统布什发来贺电。 塔尔诺夫在会上讲话。他说，“中国已经使自己融入了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这不仅帮助加强了中国的安全，而且加强了地区和全球的安全。这些进步中的每一项都是中国领导人自觉选择奉行经济改革的政策和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结果。”在讲到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对华政策时，他说： 　　中国发生的一个事件的结果是使美国决定把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进展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挂钩。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最惠国待遇这根大棒既威胁了我们的利益，也威胁了中国的利益……因此克林顿政府决定把对华政策的范围和实质从过去五年来关于最惠国待遇辩论的阴影下摆脱出来，与中国实行全面接触并重新进行战略对话。我们寻求这种对话，并把它作为扩展我们有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和坦率地、互相尊重地、耐心地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的最好途径。 　　接着，他又对中美战略对话的三个主题进行了阐述，这就是：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中美关系是多方面的，不能让某一个问题主宰了整个关系；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持久承诺。最后，他在赞颂了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的远见和勇气后说： 　　今天的远见就是在两个大国之间发展一种新的关系。今天的勇气要求中美两国以尊重与合作的精神来处理两国间一致和不一致的复杂领域。我可以向你们担保，克林顿总统和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决心致力于这一任务。3 　　这篇讲话虽然篇幅不长，但可以说是对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对华政策的总结和第二任期对华政策的展望，也是对克林顿上述国情咨文中关于对华政策的说明。他表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摆脱了过去四年随波逐流、无人统管的状况，而要追求一种比较整合、比较一致、具有明确方向的政策。 　　2月下旬，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作东亚之行，除访问美国的盟国日本和韩国外，她还访问了中国。这是她上任以后对东亚地区的第一次访问。美国国务卿上任后最初访问的只是盟国和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国家。她把中国包括在首次东亚之行之内，也表明了对中美关系的重视。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同她举行了会谈。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了她。奥尔布赖特向中国领导人表示，美中两个重要国家面临着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共同任务，因此美国把美中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克林顿曾多次表示，要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进一步加强美中关系，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她在对美国大使馆人员讲话时说：“美中关系无疑是我们即将进入的21世纪世界稳定的关键因素”。她在2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会谈的气氛和会谈的实质性效果感到非常满意”。4 　　克林顿政府是决意改善中美关系了，但美国的反华势力依然存在。克林顿赢得大选胜利，他的政治反对派恨得咬牙切齿，他们不惜任何手段，来攻击他的政策，他的对华政策也就成了这种美国国内政治的替罪羊。一些因各种原因反华的国会议员、他们的助手、一些利益集团、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思想库的谋士和学术界人士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即所谓“蓝队”，肆无忌惮地妖魔化中国，攻击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恶化了美国的政治气氛。 　　尽管如此，戈尔副总统还是按照双方早先达成的安排于3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他是90年代以来访问中国的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李鹏总理与他进行了会谈。双方都认为中美两国能否处理好两国关系、两国如何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将对21世纪的世界和平和繁荣产生重大影响。李鹏还和戈尔共同主持了“中美环境与发展讨论会”。26日，江泽民主席会见了戈尔副总统。江泽民提出，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双方应当把握三项原则：第一，始终把握两国的共同利益；第二，处理中美关系要站得高、看得远；第三，确实遵守三个联合公报。戈尔表示，美中必须在双边、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合作， 在各个层次上频繁接触，增加交流，扩大共识。虽然戈尔访华进行得很好，达到了预想的结果，但“蓝队”却认为他没有取得具体成果，空手而归。3月31日，白宫发言人麦柯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尔到北京是为了进一步加深双方已有的对话，这种对话最终将促成两国元首互访，他做得非常出色。使命完成了。” 对“蓝队”予以驳斥。5 　　本来，经过了7年翻来覆去的辩论，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不应该再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但1997年由于反华逆流再起，结果这又成了一个问题，国会中又有相当多的议员纷纷要求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或提出种种附加条件。各种反华势力又使出了浑身解数，阻挠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5月，由福音派新教徒组成的家庭问题研究会、美国天主教和劳联-产联等三个组织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 统统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家庭问题研究会主席加里·鲍威最为起劲。他多次组织记者招待会，游说国会议员，并利用在电台和电视台宣讲基督教教义的机会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民主党左翼等人权激进派继续反对政府将人权与贸易“脱钩”的做法，他们得到不少左翼文化人士和机构的支持，读者众多的《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也对所谓中国人权和宗教状况肆意歪曲。汹涌的反华浪潮，严重影响了美国公众的情绪。据有的民意调查显示，61%的调查对象反对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6 鉴于香港即将回归中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金里奇甚至提议只延长半年，以便监视香港回归后的事态发展。众议院多数当领袖阿梅支持这一主张。但这一主张遭到克林顿政府的批驳。5月1日，克林顿称缩短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期限是一个“馊主意”， 国务院也拒绝了这一方案。7 　　这一回，克林顿政府动员起来为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努力。5月19日，克林顿总统在对美青年经理组织和世界经理组织的国际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宣布将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一年。他强调，中国在经济开放和政治稳定状态下继续发展，通过接触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对美国有极大利害关系。同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和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谈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伯杰强调，与中国接触符合美国最大利益。接触是扩大合作和处理双方分歧的途径， 它可以对中国施加长远的影响。巴尔舍夫斯基指出， 取消这一待遇将有损香港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改变美中贸易逆差的最好办法是打开中国市场，而不是中断两国经济关系。 8 　　6月6日，伯杰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题为《确立新的对华共识》的讲话，正面阐述政府的政策，他指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会“破坏战略对话，对美国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将成为决定下世纪是冲突的还是合作的世纪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美国的政策可以影响中国的未来发展，这就要求国内对改善对华关系的努力予以持续的支持。但“目前这种支持正在削弱，使我担忧。”而如果“把中国当作我们的敌人很可能使中国成为我们的敌人”。他呼吁对外关系委员会帮助形成对华政策的新共识。9 6月10日，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她说， 　　对于今天的美国外交来说，没有比鼓励中国以一个完全负责的成员融入国际体系更大的机会或挑战了。克林顿总统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或正常贸易待遇的决定反映了我们对这一目标的承诺。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而崛起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确实，没有一个国家会在确定21世纪亚洲的进程方面发挥比中国更大的作用。 　　她讲到，如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引起严重的后果”，包括影响中国在地区安全和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合作，影响在联合国内的合作，损害两国的经济关系，损害美国在华投资，损害美国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努力，打击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成分，打击香港和台湾，等等。10 同日，巴尔舍夫斯基也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呼吁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6月11日，克林顿致函众议院议议长金里奇和少数党（民主党）领袖格普哈特，敦促国会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白宫同时公布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列位前国务卿合写的一封信，其中说，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切断美中贸易，从而使美中全面关系遭到毁灭性打击”。克林顿在6月14日的广播讲话中又说，“促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最好方法不是把中国关在门外，而是把中国吸引进来。”鉴于当时香港回归在即，克林顿特别强调了最惠国待遇对香港的重要性，说，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比任何步骤更清楚地损害香港，因为中美之间有一多半的贸易是通过香港转口的，在香港经商的1100多家美国公司无疑也将遭到打击。11 6月23日，白宫又公布了三位前总统、六位前国务卿和十位前国防部长分别写给克林顿的信件，他们一致要求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福特、卡特和布什三位前总统认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或附加条件会产生严重的反面效果，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基辛格、万斯、黑格、舒尔茨、伊格尔伯格、贝克写道，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实际上等于切断美中贸易，使两国关系遭受毁灭性打击”。12 　　实业界也动员了起来。美中商会会长柯白6月17日出席众院拨款委员会作证。针对一些人权组织的攻击，他强调，与中国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符合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取消或者扬言取消这个经济基础，将会在伦理道德方面起反作用。他说， 　　取消最惠国待遇，或者向中国商品关闭美国市场，显然将引起中国针锋相对的对美国商品和投资关闭市场，其结果美国将丧失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 以及使美国消费者深感痛苦的物价上涨。不仅如此，随着美中贸易的断绝美中关系是很可能全面恶化的，这种恶化完全不可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宗教方面的不公正待遇产生正面的影响；相反，更可能的是使这些情况更复杂化。13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6月24日，众参两院先后投票通过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个决定受到美国商界的欢迎。同日，美国全国零售联盟赞扬这一决定。该联盟总裁穆林说，“如果割断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 美国将失去一切，失去中国所代表的经济机会”。该联盟是世界最大的零售业联盟，会员包括各大百货公司、专卖店、大型商场及32个全国性协会和50个州协会，雇员2000万，占全国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14 　　1997年上半年中美两国政府议事日程上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准备江泽民主席下半年对美国的访问。本来两国之间的高层互访是正常国家关系中的正常现象。但自从1985年李先念主席访问美国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有12年没有访问美国了。这么长时间的间隔本身就说明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而高层互访则将标志两国关系的一个新的开端。所以对此次江主席的访问双方都极为重视。7月上旬，伯杰在给中国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的信中表示，美国希望“使两国关系从单纯的接触和对话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得到中方的积极回应。7月26、27日， 中美两国外长利用参加第四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的机会举行两次会谈。这是两国外长今年以来的第四次会晤。奥尔布赖特希望10月的首脑会晤能成为“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会晤”，使两国关系朝着对双方都有利的方向发展。双方在会晤时一致指出，江主席秋天对美国的访问对中美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双方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牢牢把握双方共同利益，努力扩大共识与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问题，使访问取得实质性的重要成果。15 8月10日至13日，伯杰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思应邀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就中美关系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江泽民主席在北戴河会见伯杰一行时说，“我期待着同总统共商发展中美关系的大计，把一个长期稳定、健康合作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他强调，处理中美关系问题时，应当坚持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和平等协商的原则，要站得高、看得远， 从战略的高度把握两国关系的大局，努力扩大共识，增加信任，减少分歧，共创未来。伯杰说：“克林顿总统正期待着主席阁下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希望此次访问成为两国关系的新起点，成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里程碑。”16 　　9月9日，克林顿总统在美利坚大学就内外政策发表演讲。在讲到江泽民主席即将进行的对美国的访问时， 他强调， 　　中国的稳定、开放与同邻国的和睦相处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江主席的访问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这与其说是为了发表冠冕堂皇的声明和做出戏剧性的姿态的机会，不如说是面对共同挑战而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当江主席来到美国时，美国人民会对他说，是的，我们在有一些问题上与你们有不同意见，但你代表着地球上1/4的人民，世界未来的很大一部分，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途径来共同缔造未来，那么你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都会生活得更好。17 　　为了进一步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支持防止核扩散的立场，并考虑到美国方面的关注，9月10日，中国颁布了《核出口管制条例》，根据有关国际条约完善了中国的核出口管制措施。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已决定加入桑戈委员会。18日，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对记者说，中国在控制对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核援助方面显示出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迹象”，并给美国带来希望。18 　　就在江泽民主席访美前夕，在中国和东亚地区有一些新的事态发展。1997年7月，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迅速席卷东亚各国，亚洲“四小龙”也难以幸免，各国货币贬值成风，甚至日元也难以自保。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决定，宁肯自己的出口受损，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且坚决支持港币。此外，中国还力所能及地支持有关国家，在8月即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提供10亿美元援助，8个月后又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4亿美元援助。中国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显示了中国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举行，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江泽民连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表示了中国政治上的稳定。从这年2月邓小平逝世后，国外关于中国的接班和即将举行的中共十五大就有种种猜测，现在那些无端猜测和评论都不攻自破了。 这些事态从客观上保证了江泽民主席访美的成功。 　　　　在江主席访美前夕，克林顿总统又于10月24日在美国之音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两国的共同利益。他列举了六个方面的共同利益： 　　首先，建立一个和平、繁荣和稳定的世界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如果中国加入这一过程……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得多。 　　第二，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中国成为那里安全与合作的强大力量。 　　第三，不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他先进的武器进入不稳定地区和落入胡作非为的国家及恐怖分子之手，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我们需要中国帮助防止危险武器落入坏人之手。 　　第四，打击贩毒和国际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下周我将向江主席建议我们的执法人员加强共同的努力。 　　第五，使全球贸易和投资尽可能自由和公平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中国有占世界1/4的人口和发展最快的经济，可以而且应该对我们的商品和服务产生吸引力。 　　第六，确保今天的进步不是牺牲明天的利益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导致气候变化……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全球性的解决办法，因此也不能没有中国参加。 　　他认为，江泽民主席“给予我们确定未来方针的机会和责任，使我们未来的关系比过去几年更积极、更稳定——也更富有成果”。19 这次讲话是克林顿总统的一个重要举措。从1993年以来，他还没有这样系统、这样全面地向美国人民解释过政府的对华政策，解释过他的对华政策的理由，或者说，他还没有这样重视过对华关系。人们常常说，舆论是制约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因素。这固然没有错。但舆论是可以引导的、可以教育的，而且是需要引导和教育的。如果决策者没有明确的想法，任随舆论飘忽，结果就是别的政治派别引导了舆论。那么或者给决策者带来很大困难，或者决策者做了舆论的尾巴。1993年“挂钩”的情况大致属于后者。克林顿总统的这个讲话是引导舆论的一个范例。当着美国国内还有相当的不同意见时，克林顿总统的这一讲话表明，他确实在推进中美关系方面下定了决心。这样做是需要政治胆识的。 　　10月26日，江泽民主席启程前往美国，并于当天到达夏威夷。江主席一行参观了1962年建成的以在珍珠港事变中被击沉的战列舰“亚利桑那”号命名的珍珠港事变纪念馆，并向刻有在事变中阵亡的1177名官兵姓名的纪念墙献了花圈。28日，江主席一行参观了美国殖民地时代的遗址威廉斯堡。下午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受到戈尔副总统的热烈欢迎。当晚，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举行了1小时45分钟的非正式会谈。白宫发言人说，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十分坦率和实质性的”。29日上午，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为江主席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克林顿总统在欢迎仪式上致辞说， 　　 江泽民主席的来访是在新世纪来临的前夕给我们带来了机遇和责任……美中两国面临的挑战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前进，这有利于中国、美国和整个世界。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使我们之间的障碍越来越少。我们共同努力能够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世界打下基础，使世界更加和平和繁荣。 江主席在致答辞时说，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合作潜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在事关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共同的责任……我相信，只要继续恪守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原则，中美关系就会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 　　欢迎仪式后，两国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谈，会谈持续到当天中午12时30分。江主席说，中美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打击国际犯罪等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加强双边经贸、环保、能源、教育、科技和文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进一步扩大这些共同利益，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是中美两国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致力于和平与发展事业的人士的迫切愿望。克林顿总统对此表示同意。他希望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包括在联合国的合作。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江主席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的基础。克林顿总统表示美国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恪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制造“两国中国”、“一中一台” 的主张。两国领导人还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江主席邀请克林顿总统明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林顿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希望能于明年早些时候实现访华。 　　会谈后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声明宣布： 　　 两国元首决定，中美两国通过增进合作，对付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为实现这一目标，双方同意，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 　　 　　声明还规定： 　　——两国元首定期访问对方首都； 　　——内阁和次内阁级别官员定期互访，就政治、军事、安全和军控问题进行磋商； 　　——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建立元首热线，以便利直接联系； 　　——加强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合作； 　　——采取积极和有效的措施扩大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 　　——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进行合作； 　　——在防扩散方面继续努力； 　　——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通过在政府和非政府级别的对话讨论人权问题； 　　——促进两国间的法律合作； 　　——在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制造伪币和洗钱等方面加强合作； 　　——就建立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达成协议； 　　——扩大两国教育和文化交流。20 　　 　　这一联合声明的发表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元首决定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主要表明了两国首脑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表明了他们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心和意愿，它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经是战略伙伴关系了。建立这种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人类进步事业。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建立这种关系也符合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调整的潮流。这种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排他的。建立这种关系，也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不存在分歧。而是表明两国都有意愿不让这些分歧妨碍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且采取适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分歧。联合声明不但确定了原则，还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全面的规划。 　　 　　会谈后，戈尔副总统及夫人在美国国务院富兰克林宫宴会厅举行午宴，款待江主席及夫人一行。 　　29日下午，两国领导人在白宫西翼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克林顿总统列举了会谈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并称，一个稳定、繁荣和开放的亚洲符合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美国欢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完全的建设性的伙伴而崛起，江主席的访问给了双方一个“机会也是责任一起建设一个对我们两国人民来说更安全、更和平、更繁荣的未来”。他承诺，美国将尽一切可能使中国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指出，中美两国“仍然有着根本的分歧，尤其在人权和宗教自由方面”，但处理这些分歧的最好办法是直接和面对面的对话。江泽民主席说，会谈是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这次访问将达到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和共创未来的目的。两位元首回答了记者的问题。21 　　29日下午，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和《能源与环境合作倡议书》。 　　当晚，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举行盛大国宴，隆重欢迎江泽民主席一行。 　　30日晨， 江泽民主席应邀出席国会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的早餐会并发表讲话。国会50多位议员出席了早餐会。早餐会前，江主席会见了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洛特和少数党领袖达施勒，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江主席在早餐会上说，我此行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发展中美关系在美国有广泛的基础，得到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两党的一致赞同。他希望国会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继续做出积极的努力。同日，江主席在美中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六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讲，阐述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指导方针：坚持用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大局；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考虑双方利益；恪守三个公报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正确处理两国间的分歧；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下午，江主席前往费城，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访问，并于当晚抵达纽约。 　　31日晨，江主席会见了前总统布什，并与他共进早餐。接着，江泽民主席参观了纽约证卷交易所，并主持开盘仪式。随后，江主席参观了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朗讯科技公司及其下属实验室。当天，江主席还会见了前国务卿基辛格。当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美国中国商会举行晚宴欢迎江主席一行。 　　11月1日，江泽民主席一行从纽约抵达波士顿继续访问。上午10时，江主席应邀在哈佛大学发表重要演讲，着重阐述了中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当晚，江主席离波士顿抵洛杉矶。 　　11月2日上午，江主席一行参观美国休斯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休斯公司董事长史密斯欢迎江主席，他说，从1972年以来，该公司与中国一直进行技术合作，并期望在下一代卫星发射方面继续合作。中午，江主席一行出席由洛杉矶市民议政论坛、亚洲协会南加州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午宴。下午，江主席会见了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他还分别会见了计算机联合公司总裁王嘉廉和美著名福音派牧师葛培理。2日晚，南加州侨学界140余个社团知名人士1000多人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江主席一行。 　　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圆满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离开洛杉矶回国。 　　中美双方对江泽民主席的访问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江主席在回国途中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这次访问是成功的，达到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的。《人民日报》为江主席访问成功发表社论说，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江泽民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站在战略的高度，以长远的眼光，同美国领导人共商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框架和目标，达成重要的共识，这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论指出，冷战结束后，在一些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两国合作的领域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双方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社论重申，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愿同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尊重，加强合作，共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22 　　就在10月29日两国元首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后，奥尔布赖特和伯杰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高度评价两国元首的会谈，认为会谈是中美关系的“全面接触”， 使两国关系的“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坚实的进展”，“这次峰会将能使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向着富有成果的方向推进”。23 11月7日，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谈江泽民主席访美时指出，“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我们把这次访问看作是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她说， 　　 使我们高兴的是，通过此次首脑会谈，为同中国合作推进美国各方面的利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双方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取得了具体进展，也为两国关系确定了一个全面定义和框架，从而为未来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24 　　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11月19日在美国中国商会的年度会议上热情洋溢地说： 总的说来，我充满希望，这次峰会所表现的善意将在中美商务关系上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对美国公司来说，总的商业环境将得到改善。 未来是在亚洲，而亚洲的未来在中国。我希望成为这种未来的一部分。我 将尽我的一切努力使美国成为这种未来的一部分。25 第二节 克林顿访华 　　为落实两国元首会晤和中美联合声明提出的法律合作计划，两国政府安排了一系列高层互访和相关活动。 　　——12月15日至19日，中国司法部部长肖扬率领中国司法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进行访问，这是江主席访问后第一个访美的部长级代表团。中美双方就一项双边合作协议框架进行了友好、坦率的会谈。17日，美司法部部长雷诺说，美中将在两国首都互设对等执法处，包括在北京设立美禁毒署办事处，以打击有组织国际犯罪和贩毒活动。肖扬19日在纽约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虽然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双方在司法领域仍有良好的合作前景。在这次访问中，双方就关于打击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等执法合作问题，关于法律交流与合作问题，关于缔结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研究，这是两国在司法领域合作的良好开端。26 　　——12月11日至12日，第一次中美两国防务磋商在华盛顿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和美国副国防部长斯洛科姆主持了这次磋商。双方讨论了全球和地区的防务问题，谈定了1998年内两国的军事交流项目，商定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 以及有关人道主义救援事项。这次磋商使两国军方建立起了高层的安全和防务的磋商机制。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坎贝尔对这个协定评价说：“它为美中两国共同工作，促进交流，以及当我们的军队在国际水域接触时如何做出反应规定了路线图”。27 1998年1月下旬，美国国防部长柯恩访问了中国，正式签署了上述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美两军代表7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会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赵国钧少将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战略与计划局局长海尔斯顿少将共同主持了会议。双方就与各自海上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以及制约各自海上军事活动的法律制度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均认为这有益于增加相互了解和信任，并为今后解决可能出现的海上军事安全问题打下了基础。两国的第二次防务磋商于1998年10月中旬在北京进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安全和双边关系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对1999年的两军交流计划进行了商讨，一致同意继续进行高层互访，开展各层次、各领域的交流活动，以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28 　　——1998年3月， 由克林顿总统指定和受江泽民主席邀请的美国宗教代表团一行3人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这样的访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中国宗教代表团也对美国进行了访问。29 　　——1998年3月下旬，负责军控和防扩散事务的副国务卿访问了中国，与熊光楷副总参谋长就地区安全和中美在防扩散领域的合作进行了磋商。贺勒姆在4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美国要达到在不扩散方面的目的，中国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他对最近一个时期来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表示满意。30 　　 　　年终岁末，助理国务卿罗思 于1997年12月23日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纵论美国与东亚关系。他讲到，在1997年初，人们对中美关系疑虑重重：对华最惠国待遇也许难以通过，香港回归后情况如何，等等。但一年下来，“中美关系却得到了整体上的稳定”，江泽民主席的访问是稳定两国关系的一个主要步骤。这次访问为处理中美关系中的种种问题营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大背景，在许多领域两国可以进行“更富有成果的”对话，如朝鲜半岛、南亚、波斯湾、环境保护以及一些双边问题。31 　　1998年上半年，中美两国都为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回访进行了许多准备。3月12日，克林顿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晚餐会上宣布，由于中美两国间在一系列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并根据许多人的强烈建议，他决定把对中国的访问提前到6月下旬。提前访华的另一原因是这年11月将举行中期选举。当天，白宫发言人麦柯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总统的决定时说：“总统有一系列的原因来考虑访问中国的时间。我们希望保持两国关系的势头， 这种关系由于两国高层领导人和代表团，包括两国元首的互访而得以发展，我们希望继续发展这种势头，并继续讨论我们的关系中显然还存在的分歧。”32 　　为了为克林顿访华做准备，4月9-10日，副国务卿皮克林来华进行访问；28日，奥尔布赖特国务卿来华进行访问。29日，钱其琛副总理会见了她，唐家璇外长与她举行了会谈。会谈前，两位外长签署了关于中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会谈后，两国外长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奥尔布赖特表示，克林顿政府希望与中国进行经常的首脑互访，以处理双边的、地区的和全球的问题。她说： 　　 不管这是什么问题，地区安全、经济稳定、环境保护、人权、反对犯罪、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到不该得到的人手中，美国和中国都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的，而且有很好的理由尽可能地合作共事。33 　　 　　30日，江泽民主席会见了奥尔布赖特。后者向江主席转交了克林顿的信，强调，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在去年江主席成功访美的基础上，使今年两国元首的会晤获得圆满成功。4月30日，奥尔布赖特访问了中国法官学院，并作了演讲。 　　但并不是美国所有的人都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持赞许的态度。实际上，在克林顿总统宣布将于6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美国国内立即就开始了一场旨在阻挠克林顿访华、破坏中美关系的运动。一些共和党议员对1997年10月两国首脑会晤的成果大加质疑，尤其是公开反对两国首脑达成的“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本来这种共识不是说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是战略伙伴关系，而是要把中美关系向着这个方向推进。可是反对者先是把它曲解为仿佛现在的中美关系就是战略伙伴关系，然后提出，中美两国之间有这么多分歧，怎么会是战略伙伴关系呢？ 日本和韩国才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如果中国也是战略伙伴，那美中关系与美日和美韩关系还有什么区别？他们进而说， 而是战略竞争者的关系。当克林顿总统为了保持中美关系的势头决定提前对中国进行访问时，国会中许多共和党议员纷纷出来反对。白宫和国会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5月14日，助理国务卿罗思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美中关系作证。他指出，最近一年多来，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权、防扩散、经贸、地区安全，都取得了进展，虽然进展还不均衡。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两国扩大了和加深了在战略关系方面的对话，朝鲜问题是这种合作取得成果的一个具体体现。为了消除一些人的担心，他坚决否认，中美关系的进展是以牺牲台湾为代价的。他向国会议员们保证，尽管有许多传闻，但不会有关于售台武器的第四个公报。关于总统即将进行的对中国的访问，他说： 　　 当我们在准备6月的首脑会晤时，我们与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坦率的对话将继续进行，我们期待着在各个方面继续取得进展，虽然是不大的进展。更重要的是，在首脑会晤之后的长时间内我们将继续与中国人进行接触，扩展两国合作的领域，坦率地处理双方的分歧，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34 　　出于同样目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坎贝尔5月20日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针对一些议员对“第四个公报”和台湾问题的担心，谢淑丽着重阐述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她强调，克林顿政府 　　 并不认为美中关系、美台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是零和游戏……台湾的未来是要由海峡两岸人民自己来决定的问题……但美国对于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是和平的这一点有着长远的利益，并表示持久的关注。我们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与此相应的是，我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或台湾在联合国的成员资格。 　　坎贝尔强调，美国的“战略包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接触，努力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负责任的参与者，同时维持《与台湾关系法》中所规定的我们对台湾的义务”。他还说，中美军方的交往是与中国全面接触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列举了美国军方所追求的目标，并说，接触政策的目的是“用积极的对话和外交来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接触并不等于顺应，也不排除使用任何手段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显然，克林顿总统1996年3月派遣航空母舰的决定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35 　　在阻挠克林顿访华的运动中，一些共和党议员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所谓美国向中国“转让导弹技术”的问题，对中美两国之间正常的空间技术合作进行攻击，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1998年3月，《华盛顿时报》记者比尔·格茨披露了一份“秘密备忘录”，似乎政府正在考虑与中国达成一项“拟议中的导弹协议”。据称，政府建议解除美国对1989年以来一直实行的对中国的制裁，给予整体总统豁免权，取消现在所要求的那种逐项豁免权，从而允许中国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政府还建议增加中国发射的美国卫星数量。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限制中国的导弹出口。这个消息立即引起注意。更多的媒体参与进来。4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长文章，其中说，从1991年以来，休斯公司和劳拉公司给民主党的捐款是250万美元，而给共和党的捐款是100万美元。该两公司不断给克林顿总统写信，敦促总统在1994年下半年取消了美国因中国1992年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对中国的制裁；敦促政府由商业部而不是由国务院来主要负责对出口卫星的审查，因为商业部更多考虑商业利益，而国务院更多考虑国家安全，果然克林顿在1996年3月批准由商业部来主要负责此事。1996年2 月15日，运载价值2亿美元的劳拉公司卫星的中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 22秒钟后因事故而爆炸。4月，一个以劳拉公司的科学家为首的事故调查委员会来到中国，帮助调查事故原因，班子中包括了休斯公司的两名专家，以及英国和德国的专家。5月10日，委员会完成调查，火箭爆炸的原因是在电子控制系统的电焊问题。委员会长达200页的报告在未经国务院允许的情况下也给了中国方面，而在该报告中讨论了其他技术问题，诸如火箭的导向和控制系统。36 一些国会议员子虚乌有地提出指控说，休斯公司在帮助分析事故中向中国方面转让了先进的制导技术，“提高了核导弹的命中精确度，威胁了美国的安全利益”。他们进而说，克林顿政府允许美国公司继续使用中国火箭发射卫星是“两国政府之间某种交易的结果”，暗指克林顿政府为换取竞选资金而放松对卫星出口的控制。37 5月19日，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金里奇表示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向中国转让卫星和军事技术的问题，以及民主党得到非法捐款的事件。他们甚至企图使用立法手段禁止美国公司使用中国火箭发射卫星，以此阻挠中美关系的改善。5月20日，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禁止向中国出口导弹和卫星的议案。21日，一些众议员致函克林顿，以美国公司可能向中国出口敏感的导弹技术问题尚未查清为由，要求他取消此次中国之行。他们尤其利用中国发射美国商用卫星和所谓关于“政治献金”的指控，认为总统此刻访华是不恰当的。金里奇在有线新闻电视网的节目中说：“在我们知道所有那些事情的真相以前，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是不合时宜的……两国政府都会为会晤感到尴尬。”38 6月初，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开始就中国火箭发射卫星进行听证。 　　美国国会一些人的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从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火箭技术日趋完善。80年代，中国火箭走上世界卫星发射市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先后使用质量可靠、报价较低的中国火箭来发射本国卫星。从里根政府1988年正式批准美国卫星进入中国发射市场，到1998年5月中国火箭已发射了20多颗美国卫星。1998年5月2日，中国研制的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又一次将两颗美国铱星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完全是平等互利的商业行为。 　　克林顿政府回击了国会一些人的指控，坚持总统应该如期访问中国。白宫发言人麦柯里谴责众议院的上述表决说，这是“强硬派做出的机械反应，而不是对外交政策进行深思熟虑的评估”。这样做意味着对在里根执政时孕育并由布什政府首先执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的“令人吃惊的摈弃”。五角大楼发言人培根也对众议院表决提出批评，指出，这将使美国在通讯领域的主导地位受挫。他说，美国缺少把商业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由中国发射美国卫星，只要遵守正常的程序，就不会导致美国技术被泄露。39 克林顿总统则在5月21日接受《今日美国报》专访时表示，尽管一些议员要求他取消6月访华计划，但他仍将按期访华。他指出，取消北京之行将是“一大错误”，同中国继续建立伙伴关系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40 24日，伯杰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驳斥了关于克林顿政府以美国的卫星技术与中国的政治捐款作交易的指控。伯杰说，总统对与中国开展卫星合作予以特批并没有政治考虑，这是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做出的“最佳的决定”，总统关于让中国公司发射美国卫星的决定 “没有牺牲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认为国会最近的行动是为时过早和情绪化的。 41 26日，克林顿又在白宫玫瑰园记者招待会上驳斥了要他取消或推迟访华的论调。他说，“我们现在有广泛的问题需要处理，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中已经拥有的伙伴关系是正确的，因此我相信我们应该继续前进”，“推迟访问将是一个错误”。42 6月3日，伯杰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警告说，禁止美国公司使用中国火箭发射卫星的提议一旦成为法律，将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害，并将极大损害中美关系。他指出，这项由里根总统开始、由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继续执行的卫星发射出口政策是对美国有利的。应当从事实出发，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来做出判断，而不是感情用事。43 5日，商务部长戴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针对1996年政府做出的将发射卫星的主审权由国务院转归商务部是“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指控，他回顾了1990年开始的、并得到国会支持的这一审查过程，指出，当时布什总统的意思是，他希望使“出口许可证决定变得更加可以预料和及时”。由国务院负责和由商务部负责的区别在于，由后者负责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审查有更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样有联邦政府各相关部门的参与，这种审查与国务院审查一样“是彻底的和审慎的”。他同时指出，“对高技术的出口加以尽可能严格的限制并不一定就是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好途径”，现行的政策是在里根和布什政府时期发展起来的，它考虑到控制高技术出口中方方面面的因素。美国真正垄断的高技术是有限的。过于僵硬的控制将驱使人们从别的国家得到技术，使美国的公司变得缺少全球竞争力，使它们缺乏创造性，这才真正损害国家安全。44 　　美国有识之士也纷纷仗义执言，对一些国会议员的无端指控进行驳斥。6月5日，《华盛顿时报》发表了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等的文章。其中说，允许美国公司利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并没有允许技术转让，政府制订了严格的防范措施，中国方面也没有提出过技术转让的要求。1996年美国政府并未批准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向中国提供改善其太空发射和导弹能力的信息。11日，前国防部长佩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多伊奇和前助理国防部长卡特在《今日美国报》上联合发表署名文章说，关于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的争论是发生在华盛顿的“茶杯风波”。克林顿政府批准这样做并不涉及敏感技术，况且是沿袭前任的做法。如果把这种商业技术上的争论错误地定性为事关国家安全，进而危及富有成果的中美关系，这不仅是帮倒忙，而且是危险的。45 　　6月11日，克林顿总统在美国全国地理学会发表题为《21世纪的美中关系》的讲话，这是他执政六年来第二次专门就两国关系发表讲话。他说： 　　 美中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决定，新的世纪对美国人民来说是否是安全的、和平的和繁荣的世纪……一个稳定、开放和繁荣的中国，承担起建设更和平的世界的责任的中国显然是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的。所有美国人都同意这一点。 　　讲到美国对华政策时，他说，有的人主张孤立中国，以免它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敌人；有的人认为商业联系肯定会使中国变得更开放、更民主。而本届政府选择了不同的做法：既扩大与中国合作的领域，也直率地处理双方之间的分歧。这是“既有原则、又切合实际的政策”。孤立中国的政策显然是行不通的，甚至美国的朋友和盟友都不支持这样做，结果美国不是孤立了中国，反而会孤立了自己。而且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能使世界更安全，相反，只能使世界更危险，并将破坏美国稳定亚洲的努力。他详细讲到了中国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努力和作用以及美中两国在其他各方面的合作， 表示，“在所有这些紧要的领域，与中国共事是推进我们利益的最好的办法”。但他也讲到了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并称，当他访问中国时，他将尽力在人权和宗教自由方面敦促中国领导人。46 　　 　　尽管克林顿政府努力说服国会，国会中的反对声浪仍然非常强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赫尔姆斯，这位习惯于对克林顿政府说“不” 的大人物，6月11日指责政府为了保持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的“导弹出口置若罔闻”，使中国不受制裁，而允许中国公司发射美国卫星。6月13日的《纽约时报》又无中生有地说，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军方借用了美国为民用目的出售的卫星向中国遥远边境的国防军发送信息。47 颇有些好莱坞大片故事的味道。 　　6月 17 日，分属两党的三位前总统福特、卡特和布什以及历届政府8位前国务卿、6位前国防部长、5位前财政部长和5位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万斯、黑格、舒尔茨、切尼、斯考克罗夫特、贝克、伊格尔伯格、克里斯托弗、莱克、佩里、鲍威尔（曾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联名发表致国会的公开信，信中说： 　　 不与中国接触，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成功。与中国建立强固的、持久的关系是自从尼克松总统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以来美国一项基本的外交政策目标，它得到尼克松以后两党列届美国政府的支持。克林顿总统即将进行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是这项政策的继续。这也是在现在这个对亚洲说来紧要的时刻对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对于亚洲的重要性的确认。因此，这次访问必须如期进行。 亚洲近来的一些事态发展，如亚洲的金融危机和印度、巴基斯坦的核试验，使中美的战略关系显得更为重要。中国继续开放并改革其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样符合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我们可以通过使中国继续享有正常贸易待遇来促进这种至关重要的利益。 　　公开信还写道，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分歧。近来又有一些传闻，国会正就此进行调查。但这不应当成为铸造一项前后一致的对华政策的障碍。当天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都在显要版面以半版的篇幅全文刊登了这封公开信。 　　6月22日，两位著名的中国学家何汉理和罗迪应邀在白宫会见记者，就克林顿总统即将进行的对中国的访问进行吹风。何汉理指出，中国的活力、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以及由此造成的困境，使得中国很难被理解、被报道和被预测。克林顿的访问将使他有机会了解中国的这种复杂性。总统将看到，“现在中国社会比1949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自由”，他也将看到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果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大家对中国的活力和复杂性有了更好的了解，那就是对美中关系的重大贡献”。罗迪说，中国货币稳定，经济增长，对外资“非常、非常开放”，因此近年来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该地区别的国家和地方向中国的转移；中国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非常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该地区的工作。48 　　6月25日，克林顿总统克服了国内反对势力的重重阻挠，开始了对中国为期9天的国事访问。这是对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的回访，也是美国总统从1989年以来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他也是自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以来第一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他还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在任的民主党。 　　6月25日晚，克林顿一行抵达西安，26日在西安参观访问。26日晚，克林顿一行由西安抵达北京。27日上午，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上主持了欢迎仪式。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后，两位元首联合主持了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的整个过程都进行了实况转播，这在中国也是没有先例的。招待会后，朱镕基总理为克林顿举行工作午宴。午餐后，两国元首继续会谈。双方决定，中美不把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这表明，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江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妥善处理它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克林顿重申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双方认为，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有着广阔的互利合作的前景；两国在能源和环境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关于全球安全和反扩散问题的对话，以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双方同意在政府和非政府级别进行人权对话。会谈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27日晚，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克林顿总统和夫人及其一行。 　　27日，两国元首发表了三项联合声明： 　　——《关于〈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强调，双方作为《公约》缔约国，强调《公约》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完全支持《公约》的宗旨和目标，赞成全面加强《公约》的有效性和普遍性，决心严格遵守《公约》的各项规定，认真、全面履行各自承担的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发展、生产、储存生物武器，并反对生物武器及其技术和设备的扩散。两国同意努力加强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双边合作与交流，积极参加并推动和平利用生物技术的工作。 　　——《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认识到，《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订的“地雷议定书”在解决由滥用地雷而引起的人道主义关切方面的重要性。双方同意将努力尽早批准上述经修订的“议定书”，并敦促其他各方批准。两国承诺加快全球人道主义扫雷行动，以期尽早消除杀伤人员地雷给无辜平民带来的威胁。 　　——《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其中说：双方同意在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和安理会内并与其他国家继续密切合作，以防止南亚核及导弹竞赛升级，加强国际防扩散努力，促进印、巴和解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分歧。声明表示全力支持安理会有关文件所确定的措施，再次要求印、巴停止核试验，立即无条件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停止核武器化或部署核武器，停止试验或部署可以运载核武器的导弹。两国还表示“坚定承诺致力于在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核不扩散领域进行有力和有效的国际合作。49 　　此外，两国还签署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议。50 　　28日，克林顿总统及其一行游览了慕田峪长城和故宫。当晚，江主席在中南海瀛台与克林顿总统话别，双方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29日上午克林顿总统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风波中所采取的政策，赞扬中国政府坚定地承担了地区和世界的责任，阻止了亚洲货币的新一轮贬值。29日下午，中美两国有关公司和机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签字仪式，共签署了总额近20亿美元的7个重要经贸合作项目的合同或协议。在此之前，中美双方的有关公司和机构已于22日至26日签署了总金额达10. 2亿美元的5个大型经贸合作项目协议。双方还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协定》。 　　29日晚，克林顿总统抵达上海，开始他对中国的第三站访问。30日上午，克林顿在上海图书馆与上海法律、教育、文艺和宗教界人士进行座谈。当问到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时，他说，“我们的台湾政策……是，不支持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另外，我们并不认为台湾应该加入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51 应当说，这不是美国政府的新政策，美国高官曾经数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克林顿本人在与江主席的会谈中也曾经表达过这样的立场，但由总统自己亲口公开说出来，效果还是不一样的。在克林顿访问之前，台湾方面十分担心中美之间会签订第四个公报，一直敦促美国不要把“三不”用文字形式肯定下来。因此，克林顿的这番讲话无疑是对台湾的一个冲击。台湾高官一方面力图降低其意义，说什么“美国已行之有年、且毫无新意的所谓‘三个不支持’这些都是我方老早就知道的”， 同时又责备克林顿的表态。如“行政院长”肖万长说，随时欢迎美方与我们会谈，“不需要作这样的发言”，“外交部”官员也说，“美国此时重复‘三不’的说法并无必要，且对美国政策的实质也无所增减。”52 7月1日，克林顿继续在上海访问。他出席了有500多位企业家参加的早餐会并发表讲话，参观了上海证卷交易所和居民小区。 　　2日，克林顿一行抵达中国之行的第四站桂林。当晚，他抵达此行的最后一站香港。他是访问香港的第一位在任美国总统。7月3日，他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这次访问作了总结。一方面，他指出了两国在地区安全、法制、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并认为通过这次访问“已经将我们的关系置于更加积极和更有成果的基础之上。” 同时，他又表示，“要直率地、有力地但尊重地就我们的价值观问题与中国打交道”。53 4日晨，克林顿圆满结束了对中国历时9天的访问，离香港回国。他在回国途中在飞机上同记者交谈时说，他的中国之行“是令人着迷的”。他希望美中两国今后定期举行首脑会晤。54 第三节 国会反弹 　　1997和1998年中美两国首脑互访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是90年代中美关系中的大事。但在美国敌视中国的势力仍然存在，中美关系仍然是党派斗争中的“政治足球”，共和党人继续利用双边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攻击民主党政府，丑化中国，破坏中美关系。他们批评两国首脑达成的“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的共识；他们批评克林顿对中国访问了9天，而真正用于政治会谈的时间却只有几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游山玩水；他们批评总统只对中国进行访问，而不在东京和汉城停留，过于提高了中国的地位，而怠慢了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日本和韩国，尤其是日本；他们还对政府高官公开批评日本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而对中国的表现大加赞扬深表不满。总之，他们认为在两国关系中，克林顿政府给了中国太多的杠杆，削弱了美国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地位。55 　　克林顿总统在上海公开作的“三不”表态是共和党人攻击的集中目标。7月7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洛特对此进行公开批评，并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该决议案重申美国对台湾承担的义务，即和平解决台湾的未来并提供防御性武器。议案还敦促克林顿总统谋求中国政府公开宣布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10日，参议院通过了这项没有约束力的决议。7月20日，众议院通过了类似的议案。该议案还支持台湾“自决”的原则，主张台湾参加国际组织。56 　　关于所谓劳拉和休斯公司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的问题，57 1998年6月18日众议院专门设立了由共和党议员考克斯为首的“中国技术转让特设委员会”。考克斯委员会的助手都是年轻人，他们基本没有关于核武器、关于情报工作、关于中国的知识，却急于编制出一个报告来。此后，该委员会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内部听证会，把调查范围从航天技术扩大到其他高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能源部前情报主管诺特拉·特鲁洛克透露，1995年初，美国能源部下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曾向他警告说，中国的核试验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试爆装置与美国的“相仿”，因此怀疑中国在实验室有“窃密”行为。在中央情报局官员和能源部官员提供的线索基础上，考克斯委员会经过了6个月的“调查”， 12月30日，匆匆出台了一项所谓“对华技术转让调查报告”。报告炮制者一方面故弄玄虚，声称报告内容“机密”，两三个月后才会部分发表；另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抛出其结论，污蔑中国“20年来通过商业贸易或考察交流，从美国窃取先进军事技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58 报告称，中国从美国“窃取了”七种热核炸弹的资料，包括由三叉戟潜艇发射的最先进的W88小型弹头。美国的资料加速了中国的核武器现代化，使中国大致具有与美国技术相当的核弹头。报告还称，在中国在卫星发射失败以后，休斯和劳拉卫星公司在没有获得国务院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下把火箭设计资料和技术向中国作了转让。从而提高了中国火箭的精确度。这对帮助中国弹道导弹的精确性是有利的。国会还得出结论，从1996年关于卫星出口的控制由国务院转为商业部负责以来出口管制放松了，60%的军民两用技术不再需要出口许可证。而“中国是这种放松管制的最大受益者”，“这使中国公司得到了广泛的精密技术，有些已经用到了军事方面”。1998年9月中旬，参众两院一致要求将美国卫星出口控制由商业部归还国务院。59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使馆官员一再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批驳。中国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何亚非在1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美两国已签署了三项关于开展商业卫星发射的协议。根据协议，美安全人员在发射前对美卫星进行昼夜监守，美政府官员参加所有技术协调会议，美方向中方提供的所有数据和资料必须事先得到美政府批准，美公司必须具有美政府颁发的出口许可证。中方一直严格遵守这些协议。他强调，中国早在70年代就掌握了发射卫星的技术，而且在1985年开始提供卫星发射国际服务。20多年来，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发射了各种卫星。中美在高技术领域开展正常商业活动符合两国的安全、政治和经济利益。希望美国切实执行中美协议，慎重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60 　　《考克斯报告》提出了防止向中国转让秘密技术的38条建议，诸如：在审查对中国的高技术交易时，要延长审查时间，各有关政府部门要取得一致意见。而按照现行的办法，如果某一部门反对，必须向高一级政府部门或总统本人提出才可以推迟交易；设立新的全球性机构，对技术转让实行“有约束力的”控制，等等。 　　克林顿政府对其中一些建议表示不能接受。有的政府官员表示，“不可能重建一个像多边出口统筹委员会 [即巴统] 这样的全球机构……设立一个以中国为敌人的国际联盟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不可取的。”61 但在国内的政治压力下，克林顿政府终于做出了一些让步。1999年2月， 克林顿政府以防止向中国转让卫星和导弹技术为由，决定拒绝批准休斯公司使用中国火箭发射其价值4.5亿美元的亚太移动通信卫星的合作协议。62 这是一个经过长达五年的谈判才达成的协定。克林顿政府的决定引起签约双方强烈不满。3月10日，中国外经贸部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发言人指出，亚太移动卫星通信责任公司是由中国、新加坡、日本、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合资成立的卫星通信公司，其中中国掌握该联合公司51%的股份。该公司采购美国休斯公司的卫星，以开展亚太地区的民用移动通信业务，这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美两国长期以来在民用卫星贸易和发射服务方面的合作严格遵守国际间通行的做法运作，是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美国政府拒绝发放卫星的出口许可证，已对中美之间正常的商业往来造成损害。美国趋紧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不利于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解决。他希望美国政府能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纠正错误，积极推动中美间正常的经贸往来与合作。63《洛杉矶时报》3月2日也发表署名文章，对克林顿政府的决定提出批评。文章说，克林顿政府担心共和党攻击政府“对待中国过于温和”，为了保护其继承人戈尔，做出了这一决定。但通讯卫星不仅美国有，欧洲也有，现在中国转向欧洲购买通讯卫星，从而使加利福尼亚州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化为乌有。文章说，难以理解的是，如果北京家家户户有了移动电话，怎么会给洛杉矶或西雅图或博伊西造成更大的威胁。文章最后警告说：“现在尚不清楚，一种全新的冷战是否正在酝酿之中。但是，那些利用中国问题捞取国内好处的政界人士可能会使未来的几代人背上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横跨太平洋的冷战负担。”64 　　克林顿政府还决定将商业卫星及零部件出口重新列入国务院主管的军火清单，决定从3月5日起生效。这一规定引起了航天航空业界一些人士的担忧。他们担心，新规定导致制造商陷入繁文缛节，推迟发射时间，损害美国卫星制造商在海外市场的利益，甚至妨碍向美国的盟国供货，从而使美国失去国外客户，威胁美国航天航空业的国际竞争力。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副部长威廉· 赖因施认为，在过去十五年间一个巨大变化是先进军事技术的“民营化”，国防部门越来越多地依赖先进技术，但对提供技术的公司来说，国防销售只占百分之几。“我们的国家利益取决于确保我们维持能够满足我们军事需求的高技术公司正常运作，而不是试图‘控制无法控制的东西’”。65 纽约州东奥罗拉的穆格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理查德·奥布雷赫特说：“如果国务院不改变它在出口许可方面的做法，在航天航空业商业领域占支配地位的美国将失去阵地，其影响可达10年之久。” 66 　　随着《考克斯报告》的泄露，主流媒体上关于中国“窃取核技术”的炒作愈演愈烈。1999年3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窃取美国原子弹计划建造更好的武器》的长篇文章，声称，在90年代中期，中国爆炸了小型核弹头，取得了核技术方面的突破。这是因为中国从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能源部下属）窃取了核机密，向中国提供核机密的是在该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美籍科学家李文和。“间谍事件”是在80年代中期发生的。但直到1995年，美国专家对中国核试验的结果进行分析后才发现，中国的技术与美国最先进的小型核弹头W-88十分相似。1996年政府进行了调查。1997年夏，白宫官员已经知道此事，但因为有两国首脑的峰会，就把此事压了下来。政府的态度是“拖延，不采取行动，持怀疑态度”。 这样一拖就是三年，直到1998年12月和1999年2月，才让李文和进行测谎试验。他没有通过，这才让他辞职了。如此等等。67 此文一出，舆论大哗。美国各大媒体争先恐后地就李文和案件进行了报道，一时间成了美国新闻的第一热点。一些觊觎总统职位的共和党人， 如福布斯、布坎南还要求伯杰辞职。68 　　克林顿政府断然否定了指控。3月9日，国务院发言人鲁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关于中国，我们有非常严格的政策。我们不授权对中国进行任何武器出售，或军民两用的技术转让。即使军民两用技术的民用转让我们也加以限制，以尽可能缩小转用于军事的风险。”69 1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关于不扩散和出口控制事务总统特别顾问萨默又澄清说：“对于中国，我们的出口控制政策比任何主要的出口对象都严，我们否决的出口许可证申请比任何主要的出口国家都多，对于任何列入国际控制清单的物品的出口，我们都要求出口许可证。”70 能源部长理查森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本届政府致力于同中国领导人和公民保持接触，这非但不会破坏我们为防止武器技术的扩散所做的工作，事实上还会加强这项工作。”71 他还对《新闻周刊》的记者表示，“许多猜测是毫无根据的。多年来，我们的实验室保密工作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研制的是核弹。”72 克林顿总统自己也明确地表示了态度。11日，克林顿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伯杰表示支持。19日，他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据我所知，目前的调查尚未能证实间谍活动曾经发生过。”他还强调，“在我的任期内，没有人向我报告过任何中国搞间谍活动的事。”73 　　中国方面严正驳斥了“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谎言。3月14日，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记者联合采访，指出美国媒体的连篇累牍的报道是“毫无根据和极不负责任的”，中国一贯严格遵守国际法准则，忠实于与别国达成的合作协议，尊重别国法律，从不进行非法活动。李肇星说，90年代，中美两国有关实验室之间开展了一些交流与合作，这是应美方的要求进行的，都遵循平等互利、公开透明的原则。这种交流与合作许多国家之间都有，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根本不存在所谓“窃取技术机密”的问题。74 　　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仗义执言，指出对李文和的指控是别有用心的，他可能是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基辛格指出，“我们正在转向对抗……你打开报纸就必定会看到攻击中国的文章。这是怀念过去的对抗。”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在《不要把攻击政府同实施政策混为一谈》的述评中指出，随着总统选举的临近，对于共和党来说，牵涉到安全保障的中国问题是攻击政府和戈尔副总统的绝好材料。他认为“绝不能把攻击政府同政策混为一谈”。75 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撰文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间谍事件引起了一个要求重新审议对华政策的合唱。他指出， 　　 据我看，在中国对美国提出直接的军事挑战之前，美国至少还有20年时间去鼓励中国负责任地发展。随着中国的意图因其行为而变得越来越清楚时，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伙伴将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但同时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误读了北京的意图。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注定要成为更复杂的关系。但不管多么困难，这个关系是太重要了，以至不能出错。但如果我们要使其正确，那么就必须以冷酷的国家利益感作为指导，而不是以不可避免的党派意愿的竞争作为指导。76 　　 　　几天后，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把对华政策当作党派之间的皮球踢来踢去，那就危险极大。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后来都不得不花好几年时间在一堆竞选时说过的敌对言辞的瓦砾上重新建立起正面的对华政策共识。”77 　　3月16日的《洛杉矶时报》发表题为《间谍丑闻无中生有》的署名文章说，制造无中生有的间谍事件“是以《纽约时报》为首的新闻媒体和共和党政客的耻辱，他们为了增加发行量和当选而打出已经磨破了的中国牌。在此过程中，他们破坏了由尼克松总统在30年前开创的民主的接触政策。”78 同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题为《不要再次失去中国》的评论，其中说，50年代，美国围绕着“谁失去了中国”陷入了一场痛苦的政治争论，现在美国不需要这一幕重演。评论呼吁说，美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继续积极接触。17日《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社论，谴责一些共和党人及其总统候选人“正在发出冷战号召”，社论说，“华盛顿最不该做的就是捏造出来一个‘中国威胁论’” 。沈大伟也撰文呼吁“制止中美关系中的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79 史文3月21日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题为《接触政策仍然是最好的政策》的文章，指出，所谓李文和间谍案及关于中国“窃取”核机密的炒作没有确凿证据，与中国近20年来的接触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没有切实可行的选择方案来代替现有的接触政策，从而进一步符合美国这种至关重要的利益”。80 何汉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关于所谓中国“盗窃核机密的争论中”“的确有缺乏理智的歇斯底里”。81 　　李文和的同事也出来辟谣。与他在实验室三楼分享一间办公室的物理学家宾史托克说：“就我所知，他甚至不知道武器怎么做，他从来没有参加过W88核子弹头的工作。”82 实验室公共事务办公室向能源部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说，所谓从实验室偷走中子弹机密的事情早在1988年11月即已提出，当时，联邦调查局曾在实验室展开过对间谍案的调查，但没有发现足够证据。所以报道中所说的偷盗事件实际上并没有发生。83 　　根据总统的命令，中央情报局和有关的情报部门对《考克斯报告》进行了数月审议，并改写了其中的若干部分。考克斯抱怨改写减弱了结论的分量。5月25日， 众议院正式公布了《考克斯报告》70%的内容，有30%的内容因属“机密”而未公布。报告全称《美国国家安全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和商业关注》，全长874页，除前言外，分为11章，分别为：“商业和情报行动：中国获得美国技术”；“中国从美国窃取了热核武器的设计情报”；“高功能计算机”；“中国的导弹和空间力量”；“中国的卫星发射：休斯公司”；“中国的卫星发射：劳拉公司”；“在中国的发射场地保护敏感技术”；“商业空间保险在向中国转让技术中的作用”；“行政命令和法规控制：我们的军事敏感技术出口”；“制造过程：中国努力获取机械工具和喷气发动机技术”；“政策建议”。 报告捕风捉影，胡编乱造，移花接木，信口栽赃，充斥着“很可能”、“大概”、“看来”、“或许”、“委员会判断”等模棱两可的词语。报告大肆渲染李文和案件，却提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报告煞有介事地指责中国从美国4家核实验室（ 洛斯阿拉莫斯、劳伦斯·利弗莫、欧克·利奇、桑地亚）“窃取”了从W56到W88等7种核弹头的技术资料。实际上，美国在80年代出版的《核技术手册》、《核武器秘史》等出版物中就已经公开了这7种核弹头的详细数据。报告用了近1/3的篇幅对与中国有高科技合作的美国公司，如劳拉、休斯和摩托罗拉等进行无端猜测和指责，说它们向中国提供了未获许可证的、“非法的”导弹技术、设计和测试程序，等等。报告尤其荒唐地把每年数万名中国大陆访美学者、留学生以及从事商贸活动的300多家中国在美公司统统打入所谓的“中国间谍网”，他们都是为了“要替中国搜集某种形式的情报”。一些美国报刊把这种说法斥之为“过于离奇”和“纯粹是无稽之谈”。报告建议，在核武器方面，政府每半年要向国会报告中国政府针对美国的所谓“间谍活动” 和政府对这种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在卫星发射方面，国会应该就此立法，国防部应确保对空间发射活动监督人员进行足够的培训，以及确保向空间发射现场派遣足够的监督人员，并确保他们在整个空间发射活动期间——从采购卫星到发射——工作的连续性，应进一步鼓励和促进国内民用航天器发射能力的发展和竞争，尽量自行发射自己制造的卫星；在高性能计算机方面，要求每年评估转让给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对美国安全的影响，要对最终用途进行有效核查以防止将其用于军事目的；对其他高科技出口，修改现行的发放出口许可证制度和程序，以便在参与审查的任何政府部门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认为必须时延长审查期。84 　　就在报告发表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应记者要求评论《考克斯报告》时说，报告对中国的指控极其荒谬，是毫无根据和别有用心的。当日在华盛顿，李肇星大使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考克斯报告》对中国的指责是“编造的谎言”，是出于某种政治图谋，其目的是企图诋毁中国，煽动反华情绪，破坏中美关系。他坚信，美国人民能够判明是非，得出公正的结论。5月28日，李大使在全国记者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指出，这样的报告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 美国一些政客为了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野心，全面地煽动歇斯底里的反华情绪，“这种歇斯底里已经损害了我们两国之间的有价值的、受到珍视的关系。”85 5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举行记者招待会，对《考克斯报告》予以驳斥。 　　报告发表后，能源部长理查森也举行记者招待会予以反驳。他表示，没有证据说明，美国丢失了大量信息，报告中的许多指控是站不住脚的。他说：“这一指控的基础是一份情报部门的报告，而联邦调查局根本找不出合符逻辑的嫌疑犯”。本届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加强安全保卫，增加了用于这一方面的预算，他还一一列举了这些措施。他还说：“我可以向美国人民保证，他们在实验室里的核技术是安全的”。他警告说，“企图将这一报告用于政治目的将是一个错误。”86 　　尽管理查森警告不要将这一报告用于政治目的，但既然报告本身的出台就是出于政治目的，共和党人不将它用于政治目的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那些正准备角逐2000年大选的共和党头面人物，利用这一报告的发表，掀起了一个攻击克林顿政府的新高潮。得克萨斯州州长布什指责说，报告突出表明克林顿总统对北京的“失败政策”，他认为应该彻底审议美国的出口控制，确保美国的技术不被用于“武装中国的军队”。他嘲笑克林顿政府将中国称为“战略伙伴”，说：“中国是个竞争对手 ——这个竞争对手并不具有同我们一样的价值观念，不幸的是，它现在却享有我们的许多核秘密。”在争取共和党候选人提名中排名仅次于布什的伊丽莎白·多尔说，前几届政府必须对这种间谍活动承担责任，但本届政府了解的情况更多，却没有采取行动。参议员麦凯恩称，报告表明政府完全缺乏协调，并完全未能制止这些破坏安全的行为。87 5月 26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洛特在参议院提出了与《考克斯报告》相呼应的修正案，敦促参议院加强对美国核实验机构的监督措施和出口控制，并要求国防部采取行动大大加强监视中国和其他地方发射美国卫星的情况。88 　　美国各界有识之士纷纷谴责报告所煽动的反华歇斯底里。许多民主党人对报告提出的“调查结果”表示不安。考克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民主党众议员约翰· 斯普拉特在报告公布后立即批评该报告说，这是一份匆忙赶制的报告，草率肤浅，夸大事实。他又说，该委员会查访的一些证人不懂技术，实际上没有资格来就此做出评论。许多著名科学家和导弹设计人员认为，无须进行间谍活动，中国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核弹头的小型化。 长期以来担任美国政府核武器顾问的物理学家理查德·加温、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国际安全部门的负责人霍金斯说，炸弹和导弹的基本物理特性促使武器设计人员朝着总体一致的方向前进，因此“所有武器系统看上去都差不多。这更多地关系到物理特性，而不是间谍活动。” 中央情报局官员、从1987年到1998年一直担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反间谍机构负责人的弗鲁曼指出，描述W-88弹头设计的一份机密文件通过政府和军方发给了548个邮件地址。所谓被窃取的资料可以“从美国政府的成百上千”的文件中获得，也可以从军火商那里得到。他认为，联邦调查人员把物理学家李文和作为间谍嫌疑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美籍华人。89 甚至连能源部负责情报的、指称李文和是间谍嫌疑人特鲁洛克也认为，“报告太绝对了”， “我在作证时为了防止误解而作了适当的解释，我对证据和结论是不肯定的。我们一般说：‘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但是委员会忽视了。”90 与这个事件最没有利害关系的一些评论说，考克斯报告包含了“草率的研究, 事实上的错误，未加充分证实的推论”。91 　　李文和案件在美国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应。8月12日，美国著名华人组织百人会致函司法部长雷诺和能源部长里理查森指说，对李文和的刑事诉讼可能“引起恶劣的反华狂热”， 对在美国军工部门工作的“数千名美籍华人产生深刻影响”。8月19日，全美亚太裔律师协会、全美亚太裔法律联盟、美国亚太裔劳工联盟、全美菲裔联合会、印度裔政治觉醒中心以及美华协会等亚裔非政治组织8月19日联名致函雷诺，促请司法部在就所谓核泄密案做出决定时，不要与当事人的族裔扯上关系。他们还将信的附件分别寄给克林顿、 戈尔、理查森等。92 　　12月10日，经美国司法部长雷诺批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新墨西哥州李文和的家中将其拘捕，司法部门对他提出59项指控，包括控告他非法篡改、隐匿、取得、搜集有关核武器的机密资料。全部的指控都与他把资料从一台机密电脑下载到一台普通电脑有关，但没有一项涉及间谍罪的起诉，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而先前，他被一口咬定是“间谍”。从3月以来，他就受到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的监视，虽然政府承认，没有掌握他“间谍罪”的任何证据。93 开庭那一天，新墨西哥州的“美籍华人行动委员会”等团体相约前往阿尔伯克基市联邦法院表达声援和关切，促请司法部门尊重华裔美国人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侨社，还发起成立了李文和法律基金会，筹慕经费协助支付庞大的律师费用。 　　李文和案件经过数月审理，也没有发现对他的指控的确凿证据。2000年9月13日，他在单独监禁9个月后终于获得释放并与家人团聚。负责此案的联邦法官詹姆斯·帕克当庭表示，美国有关部门在这一案件中的行为“令整个国家和每一位公民感到难堪”。他指责政府滥用权力，误导了他。他说：“我无权代表政府、总统、副总统、司法部长、能源部长讲话”，但是，“作为美国政府的第三个部门——司法系统（美国法院）——的一名成员，我为你在被关押期间遭到政府的不公正对待真诚地向你——李博士道歉。”14日，克林顿总统在司法部长雷诺拒绝向李文和道歉后数小时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在李文和案件上负有责任。它找不到正当的理由为它不公正对待这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方式开脱。政府一会儿说他对国家安全有“极大危险”，一会儿又就一项比最初的指控轻得多的罪行达成辩诉协议，政府在这一案件上的前后立场“很难自圆其说”。94 　　李文和案件就这样过去了。美国政府花费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纳税人的钱，制造了这样一个冤案，李文和是受害者，但是受害者仅仅是李文和吗？美国联邦调查局、司法部、联邦司法系统和美国最有影响的报纸《纽约时报》这些制造怨案的主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受害者，它们的信誉因为这个事件受到了损害。它也加剧了克林顿政府与国会的紧张关系，在学术界和思想库制造了分裂，并疏远了许多亚裔美国人。而所有这些都起源于少数人要丑化中国。一些国会议员口口声声“保卫国家利益”，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到底是有利于国家利益，还是有损于国家利益呢？美国的民主制度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难道还不该反思一下吗？以后还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呢？对此人们是不得不存疑的。 　　 　　1999、2000年间干扰中美关系的另一个事件是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提出。 　　美国为了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1999年3月23日，助理国务卿罗思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了海峡两岸订立中程协议的设想。按照这种构想，两岸订立协议，大陆方面在50年内不对台湾动武，台湾不宣布独立，由美国作为保证人，维持一个台海两岸的安全架构，而较少涉及两岸的主权问题。罗思并称，中程协议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完整的协议。随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主任张戴佑在台湾中研院欧美所举办的“《与台湾关系法》20周年研讨会”上也表达了这一希望。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的一些学者也提出过类似设想。但罗思的说法是政府官员的第一次的正式表态。95 这一设想的提出既表示了美国政府维持台海地区现状的愿望，也表明他们对可能发生的冲突的担忧，对台湾岛内政治发展的担忧。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售台武器不一定能保证台湾的“安全”，他们也希望，正在进行的汪辜会谈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在上海公开表明了台湾问题上的“三不”政策，引起国会亲台议员强烈不满。罗思提出中程协议的构想，同样不符合国会中一些人的心意。他们所希望的是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使台湾与祖国大陆保持永久的分离状态。1999年3月底，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托里切利领衔提出了《加强台湾安全法案》，法案很快得到不少议员的联署。法案的提出者认为，《与台湾关系法》给予台湾的安全保障过于模糊，不够明确，现在需要将这种保障明确化，提升美台之间的军事关系，使这种关系朝着实际上的军事同盟的关系发展。赫尔姆斯等人指出，这个法案要达到三个目的：第一，确保台湾取得必要的军备，维持台湾的自卫能力，禁止基于政治动机削减美国对台军售；第二，增加美国在台协会技术人员，以支持对台军售的流程；第三，加强台湾和美国国防学术机构的交流与训练，建立双方军事直接通讯。法案实际上要求美国售予台湾想要的任何武器，如战区导弹防御设备和相关器材、早期预警咨询和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先进战机、空中预警机以及使台湾各军种得以强化防空联系的基础设施，柴油动力潜艇、宙斯盾驱逐舰等海上反导弹系统等。96 　　克林顿政府表示反对这一法案。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说：“我们不认为有任何理由对《与台湾关系法》作任何方式的更新或修改”。“就我们对台湾的支持以及推动与中国较好的关系而言，该法对本国确实发挥了极佳的功能”。97 8月4日，助理国务卿罗思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坎贝尔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罗思回顾了近两年来的事态发展，然后指出， 　　 本届政府认为，这一立法可能产生严重的、并非存心的负面后果，它将削弱台湾的安全，破坏我们自己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之所以会有这些后果是因为它将被台湾和中国政府解释为是从《与台湾关系法》的意义重大的转变……它将被认为是改变我们对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的承诺，并重建与台湾的正式的军事关系的努力……并将为军备竞赛火上加油，从而使台湾的处境更加恶化。 《与台湾关系法》本身不可能保证台湾的安全。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在幅员上的巨大差别，台湾岛的安全必须依赖比军事硬件更多的东西。为了减缓紧张状态和增进安全，《与台湾关系法》必须伴随以和平的互动，包括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话……而这个法案不会增进对话和和平解决分歧的前景，相反，它会使双方更难进行海峡两岸的交流。 　　 　　他还指出，这个立法也违反了美国宪法，干预了总统作为总司令和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98 　　坎贝尔指出，国防部非常严肃对待《与台湾关系法》所规定的责任，不仅供给台湾相应的军事硬件，并且有相应的“软件”来配合，使台湾能更好地将新获得的武器系统纳入它的防御体系，包括军队的专业化、组织问题和训练。在过去的20年中， 　　 《与台湾关系法》为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安全合作提供了充分的基础，《加强台湾安全法案》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对台湾的安全还会有相反的作用。何况，台湾的安全不仅有赖于其防御态势，并且有赖于海峡两岸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确实，今天全球的政治和地区环境与制订和实施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那个时候是很不一样了，但是这些文件在过去20年内在维护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方面服务了美国的利益，它们仍然是在将来指导美国政策的一个最好的框架。 《加强台湾安全法案》是不必要的，而且有着潜在的反作用，国防部反对这一立法。99 　　 　　9月15日，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和坎贝尔又出席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作证。谢淑丽指出，这个法案与美国政府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100 　　美国学术界对《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看法尖锐分歧。多数学者，尤其是中国问题专家对该法案对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深表怀疑。布什政府时代的助理国务卿所罗门表示，尼克松政府在打开中美关系时建立了一个处理台湾问题的政治架构，现在台湾问题却被军事化了。《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将取代1954年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他认为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台湾的安全是否因这个过程而增强，在提高了台湾的期望值后，美国最终能否实现隐含的防御台湾的承诺。蓝普顿10月31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题为《削弱台湾安全法案》的文章，指出，这是“记忆中最为危险的一项对外政策法案”。这项法案，如果成为立法，将削弱台湾的安全，使朋友和盟友感到惊恐，并大大增加美国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他认为，这项法案“具有双重的挑衅性。一方面，因为这项法案将会加剧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加大中国对武器和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这项法案将会巩固台湾一些人的地位，这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操纵美国政治制度。”他指出，在《与台湾关系法》中留下了模糊性，一般说来，模糊是不好的，因为它可能造成危险的误判。但是， 　　 如果华盛顿清楚表明，不管台湾做什么，美国都从军事上支持台湾。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在鼓励台湾方面不必要的挑衅行为，并可能把美国拖入一场与中国的流血冲突。 　　 他引用一句俗话说：既然现有的结构“没有破，就别修理它”。101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维持台湾的安全而非增加它的脆弱，才最有助于台海两岸的和平、安定、自由和繁荣。传统基金会的叶望辉撰文说，台湾在军事上永远无法赶上大陆。台湾需要在软件方面（科技、训练与战略）来对抗大陆压倒性的硬件优势。他认为这个法案将重新建立国会对军售的监督，并且授权总统向台湾提供先进的防御性武器和训练，从而改善台湾的自卫能力。102 　　10月26日，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以32对6票通过了经过修改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法案中列出的先进武器的内容被删除，为强化台湾防卫提供援助成为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当天，罗思批评这项法案说：由此“导致的军事力量的变化将使目前的（台湾海峡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这反而将有损台湾的安全。” 103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加强台湾安全法案》。10月28日，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在会见美国副国务卿皮克林时严厉批评了这个法案。皮克林表示，美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以及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他还重申了美国政府宣布过的“三不”政策。他明确表示，即使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美国政府也将继续反对使之成为法律。同日，刘晓明公使应邀在马里兰大学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说时指出，《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不仅将极大损害中美关系，而且将对地区安全和美国的根本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因此中美两国都应反对这一法案。他指出，要使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就必须摈弃冷战思维，法案就是少数政客的冷战思维的典型表现。104 　　2000年2月1日，美国众议院不顾中美两国政府的反对，悍然通过了经过一再修改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每年美台军售会谈后，总统应该向国会报告台湾要求售予的军事准备项目和需求理由，以及美政府“拒绝、延迟、更改”其要求的决策过程；美对台提供的防御性物品和服务的性质，应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而不是“八一七公报”或任何类似的行政协议、命令或政策为基础；在美国国防大学、陆军学院和其他军事教育机构中预留更多的名额给台湾学员；该法通过180天后，美军太平洋总部要与台湾指挥体系建立直接通讯； 该法通过210天内，国防部长必须提出美台两军训练交流计划，其中包括台湾防卫所须的敌情分析、作战训练、战术战法、兵力部署、作战运筹等方面的内容。105 　　同日，白宫发表声明说，如果使这一法案成为法律，将严重损害台湾的安全，破坏亚太地区稳定，造成“严重的、预料不到的负面后果”，使海峡两岸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的前景受到影响。如这一法案提交总统，将遭到否决。106 同日，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声明中说，“今天《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通过向北京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支持改善台湾的安全”。他要求克林顿政府重新考虑对这一法案的态度。107 　　2月2日，伯杰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抨击《加强台湾安全法案》说：“我们在美国的人不应该去打破保持了25年的均衡，这种均衡创造了台湾的安定与和平。我认为，这（法案）是非常冒险的举动。”108 2月4日，克林顿总统在接受全美广播公司“今日”节目采访时也表示反对这一法案，指出，这样一个“重大的涉及各个方面的新法案是不明智的”，这势必使美在该地区的长期政策“复杂化”， 并“很可能自食恶果，使台湾处于更大的压力中”。109 　　中国政府对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做出了强烈的反应。2月1日，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在华盛顿会见一些众议员和大企业负责人时，对众议院通过这一法案表示愤慨和坚决反对。他指出，该法案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是十分危险的政治举动。2日下午，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普里赫，就此事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并警告说，如果此法案成为法律，中美关系将受到严重损害。普里赫表示，他立即向政府报告中方上述立场，克林顿政府强烈反对众议院通过该法案。约见结束后，普里赫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专访时说，《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不仅没有必要，而且美国应该认识到，台湾的安全不应由武器来保障，台湾问题不应成为美国的问题。110 2月2日，全国人大外委会负责人和全国政协外委会负责人发表谈话，对美国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案》这种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表示无比愤慨和坚决反对。 　　该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后提交参议院，但许多参议员对法案提出了种种质疑和保留，以至法案被搁置起来，没有付诸表决。及至新一届国会开始，2000年众议院的表决也就归于无效了。 　　 1 William J. Clinton,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February 4, 1997, Public Papers : Clinton, 1997, p115. 2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 第134-135页。 3 Tarnoff: “ Building a New Consensus on China, February 20, 199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February 1997, p.27-28. 4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 第137-138页。 5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 第144页。 6 参见王勇：《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295页。 7 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 by Mike McCurry, April 18, 1997; 吴献彬：《论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5期第116页；《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51页。 8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 第152-153页；《最惠国待遇的回合》，第297页。 9 参见行之译：《确立新的对华共识》，《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2 期，第38-41页。 10 Albright, “Maintaining Normal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June 10, 199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June 1997, pp.5-9. 11 “Clinton Vows to Monitor Freedom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16, 1997, p.11. 12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 第157-158页。 13 The 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 Testimony of Robert A. Kapp, President of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Trade,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June 17, 1997,pp.1-3. 14《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 第387页。 15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59、162页。 16 《人民日报》1997年8月13日。 17 ” Remarks by President Clinton on ‘Back to Work’”, September 9, 1997, Bulletin, September 11,1997, pp.22-23 18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68页。桑戈委员会即《不出口核武器条约》出口国委员会。1971至1974年间，15个核供应国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会议， 由瑞士教授劳德·桑戈主持，讨论在公平商业竞争的基础上制订控制出口可裂变材料的条件和程序，并达成了谅解。该委员会是非正式组织，每年在维也纳举行两次会议，到2002年已有35个国家加入了该委员会，中国在1997年10月16日成为委员会正式成员。 19 William J. Clinton, ”Remarks to the Asia Socie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Board”, October 24, 1997, Public Papers: Clinton, 1997, pp.1424-1429. 20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6月，第2-16页; “Join U.S.-China Statement”, October 29, 1997, Bulletin, October 30, 1997, pp.2-11. 21 “Press Conference by President Clinton and President Jiang”, Old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 October 29, 1997, Bulletin, October 30, 1997, pp.2-11. 22 《人民日报》1997年11月3日。 23 “Albright/Burger Briefing on U.S.-China Summit”, October 29, 1997,Bulletin, October 30, 1997, pp.17-23. 24 Susan Shirk, “The Wrap up of the Jiang Zemin Visit”, November 7, 1997, Bulletin, November 17,1997, pp. 16-22. 25 “James Sasser’s Speech at American Annual Members Meeting”, November 19, 1997, Bulletin, December 1,1997, pp. 10-13. 26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187-188页。 27 United States/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rst Ever Defense Consultative Talks, Bulletin, December 11,1997, pp. 13-14；Read –out U.S.-China Defense Consultative Talks, Bulletin, December 16,1997, pp. 18-19. 28 见《人民日报》1998年7月16日；10月21日。 29 见本书第 页。 30 “Holum 4/9 Briefing on Recent Trip to China”, April 9, 1998, Bulletin, April 14, 1998, pp.24-25. 31 Stanley Roth, “Foreign Press Center Briefing”, December 23,1997, Bulletin, December 24,1997,pp.9-20. 32 “White House Daily Briefing”, March 12, 1998, Bulletin, March 13, 1998, p.2. 33 “Joint Press Conference by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K. Albright and Foreign Minister Tang Jaixuan”, April 29, 1998, Bulletin, April 30, 1998, pp.13-16. 34 “Testmony of Stanley Roth,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befor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ay 14, 1998, Bulletin, May 15, 1998, pp.22-26. 35 “Testimony by Susan Shirk,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Statement of Dr. Kurt Campbel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May 20, 1998, Bulletin, May 21, 1998, pp.18-27. 36 Jeff Gerth, “U.S. Business Role in Policy on China Is under Question”, New York Times , April 13, 1998, p.A-1. 37 《人民日报》1998年6月14日。 38 David E. Sanger, ”Clinton Aids Says China Trip Delay Would Be Mistake”, New York Times , May 25, 1998, pp.A-1. 39 《参考消息》1998年5月23日。 40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03-204页；《人民日报》1998年5月23日。 41 David E. Sanger, ”Clinton Aids Says China Trip Delay Would Be Mistake”, New York Times , May 25, 1998, pp.A-1. 42 Steven Erlanger, “Citing Gains, Clinton Says He Will Make China Visit”, New York Times , May 27, 1998, pp.A-5. 43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07页。 44 William Daley, “Commerce Can Do the Job”, New York Times , June 5, 1998, p.A-19. 45《人民日报》1998年6月15日第6版。 46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June 11, 1998, Bulletin, June 12, 1998, pp.11-18. 47 Eric Schmitt, “Helms Says Clinton Tried to Protect China by Waiving Curbs on Satellite Exports”, New York Times , June 12, 1998, p.A-8; Jeff Gerth, “Reports Show Chinese Military Used American Made Satellites”, New York Times , June 13, 1998, p.A-1. 48 ”White House Briefing on President Clinton’s Forthcoming Visit by Dr. Harry Harding and Dr. Nicholas Lardy”, June 22, 1998, Bulletin, June 23, 1998, pp.8-27. 49 《人民日报》1998年6月26-27日。1998年5月中旬，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进行了核试验。此事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国纷纷呼吁两国克制。6月2日，裁军谈判会议46个成员国和观察员在日内瓦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两国进行核试验，呼吁双方通过建设性对话和谈判消除南亚紧张局势。6月4日，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并发表联合公报。会议的明确信息是，国际社会决心通过共同努力，制止南亚核军备竞赛，维护国际防止核扩散机制。 50 根据这一协议，两国军队于12月2日在香港联合参加年度搜索与救援演习。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和空军自1976年以来每年都与香港搜索与救援队举行联合演习。此次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的一艘舰艇参加了演习。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国军队的第一次联合军事演习。《参考消息》1998年12月5日。 51 《克林顿访华言行录》，第205页） 52 《参考消息》1998年7月1日。 53 Press Conference by President Clinton, July 3, 1998, Bulletin, July 7, 1998, pp.12-22. 54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17页。 55 在2000年8月的《共和党纲领》（Republic Platform）中就说：“克林顿对北京的访问就是错误的对华政策的一个例子，这次访问是令人尴尬的叩头，是对我们长时期的盟友日本的公开侮辱。见Republic Platform 2000.wysiwyg://9/http:www.rnc.org/2000/2000platformcontents. 56 《参考消息》1998年7月11、12、23日。 57 见本书第 页。 58 见《人民日报》1999年1月8日。 59 Shirley A. Kan, “China’s Technology Acquisitions: Cox Committee’s Report-Findings, Issues, and Recommend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une 8, 1999, “Summary”; Jeff Gerth and Eric Schmitt, “The Technology Trad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1998, p.A-1; Sept 18, 1998, p.A-1. 1996年3月前，出口商业卫星须由国务院颁发许可证。商务部和一些大公司，如劳拉、摩托罗拉、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对此甚为不满，因为国务院审查时间长，而且课税也较高。一些国会议员也对这些大公司表示同情和支持。1996年3月，克林顿总统决定改由商务部颁发出口许可证，这一决定自1996年11月大选后生效。尽管如此，国务院和国防部仍可对所有申请从国家安全角度进行审查，并提出各自看法。见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p.93-97. 60 《人民日报》1999年1月8日。 61 《参考消息》1999年2月4日。 62 《参考消息》1999年2月25日。 63 《人民日报》1999年3月11日。 64 Tom Plate, “ New Red Scare Costs California Jobs. The Politically Driven China Alarms May Win Votes Now, but the Long Term Damage Is Real”,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 1999, p.B-7. 65《参考资料》1999年9月1日。 66 Andrew Pollack, “Export Rules Are Said to be a Threat to Satellite Industry”, New York Times, p.14. 67 James Risen and Jeff Gerth, “China Stole Secret U.S. Bomb Plans Builds Better Weapons .White house Told of Theft 2 Years Ago”, 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99.pp-1-A. 68 Jhn F. Harris, Vernon Loeb, “ Soy Case Tests U.S. Openness with China; Engagemnet Policy Failing, Critics Say”, Washington Post, March 14, 1999, p.A-1. 李文和于19 39 年12月生于台湾屏东。从台湾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本科毕业后，他于1964年赴美，1966年取得得克萨斯A &M大学机械工程硕士，1970年获该大学博士学位。1974年 正式成为美国公民。19 78年12月开始在能源部下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1999年3月8日被解雇。他在实验室负责编写超级电脑的流体力学指令，这在武器设计中仅占非常小的部分。80年代以来，李文和曾经到中国大陆访问并参加了一些与中国同行的学术交流活动。如1986年，他曾来华出席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流体力学会议，这完全是一个基础性的科技会议。李文和也曾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作了关于流体力学计算方法的公开讲演，这也是基础性研究，是和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的交流项目，毫无机密可言。1988年6月，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共同发起并举办了“第一届国际计算物理会议”。李文和在得到实验室批准后，向会议提交了题为 “使用质点方法进行开穴计算”的论文，并在会上做了报告。他的报告属于一般的基础研究，不涉及机密问题。此次会议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学者，会下中国学者与李文和的交谈中也根本未涉及W-88核弹头的秘密。 69 State Department Report, March 8, Bulletin, March 9, 1999, p.1. 70 “White House Samore on China Nuclear Issue”, Bulletin, March 19, 1999, p.13-16. 71 Bill Richardson, “Guading Our Nuclear Security”, Washington Post, March 15, 1999, p.A-17. 72 《参考消息》1999年3月23日。 73 《人民日报》3月13日、3月21日。 74 《人民日报》1999年3月16日。 75 《参考消息》1999年3月17日。 76 Brent Scowcroft, “U.S. Should Engage China—With Its Eyes Wide Open”,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5, 1999, p.A-22. 77 《参考资料》1999年4月8日。 78 《参考消息》1999年3月19日。 79 《参考资料》1999年3月22日。 80 Michael Swaine, “Engagement Is Still the Best Policy Despite the Spy Scandal Rhetoric”,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1, 1999, p. M-5. 81 《参考资料》1999年4月2日。 82 《参考消息》1999年3月15日。 83 《参考消息》1999年3月22日。 84 Shirley A. Kan, “China’s Technology Acquisitions: Cox Committee’s Report-Findings, Issues, and Recommend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une 8, 1999；Beyond Tiananmen, p.378. 85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56页；《人民日报》1999年6月1日。 86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Press Conference with Secretary Bill Richardson and Edward Curran”, May 25, 1999. Bulletin, May 27, 1999, pp. 17-20； Tim Weiner, “Nuclear Secrets: Questions; How Right Is Report? Caveats by Experts”, New York Times, May 25, 1999, p.A-20. 87 《参考资料》1999年5月21日。 88 《参考资料》1999年5月28日。 89 Tim Weiner, “Nuclear Secrets: Questions; How Right Is Report? Caveats by Expert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5, 1999, p.A-20； William Broad, “Spies vs. Sweat: The Debate over China’s Nuclear Advanc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7, 1999, pp.A-1） 90 William Broad, “Spies vs. Sweat: The Debate over China’s Nuclear Advanc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7, 1999, pp.A-1. 91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p. 84. 92 《参考消息》1999年8月16日；《文汇报》1999年8月26日;Vernon Loeb, David A. Vise, “Physicist Is Indicted in Nuclear Soy Probe”, Washington Post, Decemnber 11, 1999, p.A-1. 93 Vernon Loeb, David A. Vise, “Physicist Is Indicted in Nuclear Soy Prob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1, 1999, p.A-1.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有关部门调查李文和为中国做“间谍”历时数月，仍毫无证据以后，他们又把调查转到李文和与台湾的关系上，因为他在1998年春天为台湾中山研究院当过几个星期的顾问。Walter Pincus, “Lee’s Links to Taiwan Scrutinized”,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31, 1999, p.A-1. 94 《人民日报》2000年9月15日；《参考消息》2000年9月15、16日。克林顿所说的“辩诉协议”是指，代表能源部和司法部的检方与李文和的律师达成协议，李文和承认自己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工作期间曾下载了“机密信息”，但他同时申明自己从未打算损害国家，从未把有关信息转给任何第三方。检方则撤消了针对李文和的其他58项指控。帕克法官依据协议判处李文和278天监禁，刑期比李文和实际遭受监禁的时间略短。因此法庭判决后李文和即获释自由。 95 《参考资料》1999年3月29、4月21日。美国学者的设想见本书第 页。 96 《参考资料》1999年5月21、6月 15日。斯坦伯格认为，其实，《加强台湾安全法案》所要求的各项没有什么不能在《与台湾关系法》的框架内不可以做到的。 所以《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主要是象征性的。这个法案实际帮不了台湾，但却使中美关系复杂化。采访斯坦伯格。 97 《参考资料》1999年8月9日。 　　98 http://usifro.state.gov/regional/ea/uschina/roth84.htm. 99 http://usifro.state.gov/regional/ea/uschina/campb84.htm. 100 http://usifro.state.gov/regional/ea/uschina/shirk915.htm. 101 David M. Lampton, “The Taiwan Security Reduction Act”,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1, 1999, p.B-07. 102 《参考资料》1999年10月29日。 103 《参考资料》1999年10月29日。 104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80页。 105 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文本见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3, 2000, pp.11-14. 106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88-289。 107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Press Release, February 1, 2000. Gilman Challenges Clinton over Taiwan.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3, 2000, pp.9-10. 108 Unofficial Transcript: Security Advisor Feb 2 Remarks on China,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4, 2000, pp.32-33. 109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89页。 110 《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第288-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