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利益
作 者: | 余万里 | 关键词: | |
书 名: | 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利益 | 成果形式: | 论文 |
合著者: | PDF版本文: | ||
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2001-02-01 |
国家利益与世纪末美国外交思想大辩论1
余万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研究和分析美国的外交思想动态对我们理解和把握美国外交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学界向来十分重视对美国外交思想和理论的研究。王勇博士的《试析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思想争论》,王缉思教授主编的《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2等论文和著作都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思想界的论争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本论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分析,对20世纪末美国国内关于“新干涉主义”和“新孤立主义”的思想辩论做出综合评介。
一
在当代国际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家利益的概念无可争议地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表述也成为在各国教科书中使用最广泛的关于国家利益的定义。很显然,这种定义对于我们理解国家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它只说明了国家利益的功能,而并没有对国家利益的内涵做出规定。3这一缺陷使国家利益的概念变得十分模糊、空泛甚至油滑,几乎任何一种利益都可以被装进国家利益这个大口袋里。
理论的缺陷自然导致实践中的认识混乱。正如现实主义定义所指出的,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提供了最具权威性和说服力的辩护,所以国家利益成为在各国政策实践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和包容性也使它成为政策辩论中可以信手拈来的工具。观点水火不容的双方可以使用这个相同的名词为己方辩护,甚至同一个人也会用这同一个词粉饰意义截然不同的各种政策。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思想辩论当中,无一例外地都会出现这些情形,而几乎所有的这些辩论归根结底都会追究到一个问题上: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过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题为:“另一场‘大辩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篇文章中,摩根索指出,“作为外交政策核心概念”的国家利益经常遭到质疑,因为这个概念无法把握而且十分敏感,但这些缺陷并不能抹杀这个概念的有效性。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的概念应该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内含于概念本身当中的剩余意义(residual meaning)”,另一个则是超越在这些基本内涵之上的“一切符合逻辑的因素”。4摩根索把前一层次的国家利益界定为:“保护(一国的)物质、政治和文化特性免受别国的侵犯。”5这个界定关系到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独立行为体的生存,在此基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概念几乎不存在争议。
国家利益概念的模糊性和争议主要集中在摩根索所说的第二层次上。这个国家利益可以包容一切“符合逻辑”的内容,只能依据环境而定,而这个环境包括一国的政治传统、文化背景、公众舆论、党派政治、利益集团、领导人个性等各种因素。因而,摩根索谦虚地承认道:“科学在这个领域内提供的帮助,如同在所有的政策领域一样,是有限的”。6但是,他指出了维护国家利益合法性的三条边界:防止次国家、超国家以及别国利益僭夺正当的国家利益。
摩根索认为,次国家利益和超国家利益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所谓次国家利益,就是以经济、种族集团为代表的局部利益。它们通过游说、宣传、捐助等手段持续不断地对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产生影响。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不是某一个局部利益的放大,也不是局部利益相加的总和,而是“国家利益与局部利益相交时产生的最小公分母”。7然而在美国的民主制度结构中,确保一个理性的国家利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利益集团的利益往往能够成功地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
所谓超国家利益,是指那些超出民族国家定位之上的普遍价值和利益。这些东西应该由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来代表,而它们却常常挂在美国政治家的嘴边。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摩根索显然对这些乌托邦式的道义和价值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充其量是一些“虚构的想象、善意的愿望,它们被假定成国际交往的正确规范,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效力。”8摩根索论文的主题就是这些超国家价值僭取国家利益的现象。在那个时代的美国,这已经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其尖锐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0世纪末,美国外交思想界辩论的核心依然是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不同的是,世纪末的美国面对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苏联的解体消除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美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看得见的威胁。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使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急剧扩大。从1991年3月开始,美国经济不仅摆脱衰退,而且创造了一系列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奇迹”。除此之外,美国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也占据着“高处不胜寒”的地位。
很多学者都认为,美国当前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然而这一史无前例的单极霸权并没有解决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困惑,而恰恰相反的是,它带来了更多的史无前例的问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理查德•哈斯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将美国外交思想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况称为“失范”(Paradigm Lost)。9而在世纪末的大辩论中,哈斯十分精辟把这种“失范”和困惑概括为一个主题:“美国当上老大之后怎么办?”(What to do with America’s Primacy)10
美国的“老大”地位从两个方面塑造了当前的美国国家利益。第一,在冷战胜利的鼓舞下,超国家的普遍价值观越来越多地支配起美国的外交行为;第二,在外来威胁消除的情况下,公众的冷漠导致次国家利益左右决策的能力明显加强。世纪末美国外交大辩论的两个中心话题由此而生——“新干涉主义”和“新孤立主义”。回顾汉斯•摩根索50年前写下的论文,我们发现历史竟然如此地相似和吻合。摩根索在论文中提出的问题和分析框架仿佛就在针对当前美国外交的困惑。
二
20世纪末,在美国外交思想界最热烈的一个讨论话题可以概括为“新干涉主义”问题,即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这个话题由1999年3-6月的科索沃战争引起,同时也扩展到对索马里、海地、波黑、卢旺达、东帝汶等一系列事件的讨论。所谓的“新干涉主义”,指的是如果一国政府不能保护国民的人权、甚至侵犯和践踏人权,那么其它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权干涉该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克林顿在科索沃战争结束后曾经宣称:“希望将来能确认一个重要原则:如果国际社会有力量阻止种族灭绝和民族清洗,就应当加以阻止。”11此言一度被吹捧为“克林顿主义”。
科索沃战争在西方被某些人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不以国家利益为名、而以道义原则和价值观为名所发动的战争”。12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干涉主义”思想在美国具有十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从早期清教徒的“使命论”、托马斯•潘恩的《常识》、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到20世纪初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美国外交中始终贯穿了一条“天定使命”的思想脉络。这种思想认为,作为上帝的选民,美国注定要以自己的面貌来“重新安排世界”。13这种理想主义既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美国外交的价值基础。
但在实力还相对缺乏的情况下,美国的价值理想主义只能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被孤立主义、门罗主义、扩张主义、门户开放以及遏制战略的光芒所笼罩,为现实的外交政策提供道义辩护。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一事件在某些人看来,是美国价值观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美国改造世界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扩展战略等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主张在冷战后的美国层出不穷。“新干涉主义”也应潮而生。
“新干涉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所谓的“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应当说,尊重人权、保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极关怀就是人性的解放与“自由人的共同体”。在这一系列的思想中,人和人权是本源的、第一位的,而国家和主权是派生的、第二位的。启蒙思想家康德早在200年多前就曾经说过:“在以虚假的法律面目出现的‘国家社会’背后,真正的国际社会是由人组成的。”14
不过,国家和主权出现在近代世界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自1640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构成国际社会基础的是以主权为核心的国家。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主权的对内排他性和对外独立性不可侵犯,这些是维护人类社会稳定的基本原则。虽然国家主权历来就存在很多弊端,尤其在今天遭遇到全球化的尖锐挑战,但是它作为世界稳定、和平与秩序的基石地位恐怕还无法替代。因此,在现今国际环境中,推行以牺牲主权原则为代价的“新干涉主义”可能导致难以预测的恶果。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新干涉主义”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美国的对外军事干涉通常打出“国际社会”的旗号,而正如摩根索已经指出的,“国际社会”是一个超国家的存在,它的利益无法等同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就会产生相互僭越的现象:一是美国没有获得联合国这一公认国际权威的授权,僭夺国际社会的名义,科索沃战争就存在这个问题;二是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可能与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索马里即在此例。
依据上述分析,美国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在法理上没有充当普世价值代言人的资格。从实力上看,美国也不具备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充足保障。冷战后美国的实力优势只是“矬子里的大个”(first among equals)而已,并不足以随心所欲地主宰世界。理查德•哈斯认为,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虽然很明显,但并非无限的、恒定不变的。这种优势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多极化,因此美国应该采取“说服”、“磋商”的方式,“鼓励一个以合作与协调取代竞争与冲突的多极世界”。15他警告说,人道主义干涉可能把美国拖入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帝国过度扩张的陷阱。在缺乏伙伴的支持而又面对其它大国反对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在武力干涉问题上有所约束,因为“秩序比正义更具根本性;人们在没有正义的情况下还可以拥有秩序,反过来却行不通”。16
“新干涉主义”导致超国家利益僭越国家利益的后果可以从美国公众的态度变化中反映出来。当索马里的灾难性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几乎所有美国人都热血沸腾地要求自己的政府采取行动,然而当美国大兵为此付出鲜血和牺牲的时候,这些人又纷纷要求政府把孩子们送回家。约瑟夫•奈形容这种反应为:“宽达一英里,深只及一英寸。”17由于美国在人道主义干涉方面几乎是“零利益”,所以公众虽然会在短期内涌现出极高的热情,但并不愿意为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支付实质性代价。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专栏作家斯蒂夫•查普曼十分生动地比喻说:“当然,你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定义为国家利益,正如你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定义为建筑材料一样。不过,当暴风骤雨到来的时候,你就会很快发现什么是、什么不是了。”18
超国家利益的僭越甚至可能损害更加重要的美国国家利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在评论科索沃战争时指出,在信息时代,“关于人们直接冲突和受苦受难的生动画面往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可能出现‘魏玛俄罗斯’、中国霸权的崛起、美日联盟的重要性、或者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可能崩溃等‘A’类抽象问题更容易被公众接受。”19科索沃战争的危险之处就在于,由于美国的政策不当,这一“C”清单内的问题可能祸及到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联合国的地位、国际法的准则等一系列“A”清单问题。因此,小约瑟夫•奈呼吁美国人关注“今日美国力量的特性”,制订“能够融合美国的战略、经济和人道利益的审慎的外交政策原则”。20
三
1999年10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这项表决结束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严厉指责国内共和党人为“新孤立主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也发表演讲,指责这些人利用在国会掌管的权力,企图“建筑一道防护篱笆把美国包裹起来”。 21克林顿和伯杰的言辞给人们一个印象:民主党是国际主义,而共和党是孤立主义。然而现实情况并非这般泾渭分明。在过后不久的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上,克林顿政府坚持环境和劳工标准,导致了会议的失败和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拖延。民主党政府的这一举动也被人指责为“新孤立主义”的表现。
用“孤立主义”这个名词来描述美国外交政策的某些现象可能会产生误导。从某种意义上讲,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发表之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就一去不复返了。从那一天开始,美国就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定义为全球性的。在全球化与核武器时代的今天,与世隔绝或退回西半球等严格意义上的孤立主义更加不可能主导美国的外交政策。冷战后美国外交中,出现了诸如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增加军费开支、削减对外援助金额、拖欠联合国会费、阻碍贸易自由化进程等现象。这些现象与其被克林顿和伯杰指责为“孤立主义”,不如以摩根索所言,乃次国家利益僭越的结果。
参议院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党派斗争强奸国家利益的一个恶劣典型。从表决的结果中可以看到一条泾渭分明的党派界线,55名共和党参议员当中只有4人投了赞成票,45名民主党参议员只有1人投了弃权票。克林顿指责共和党人玩弄“卤莽的党派政治游戏”是有根据的,只不过他自己也不清白。1998年12月,在面临国会弹劾的时候,克林顿悍然发动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此举大有借外交事件转移国内视线的嫌疑。
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认为,“种族集团的煽动”已经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制造了恶劣的先例。22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由犹太人、古巴人、印度人乃至阿塞拜疆人、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游说集团都程度不同地把美国外交政策搅成了“一锅粥”。“由于缺乏明确的国家认同感,美国人变得无法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其结果是次国家的商业利益、超国家和非国家的族群利益主导了外交政策”。23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副教授彼得•特鲁波维兹则认为,左右美国国家利益构成的主要因素是地域性的。他在对19世纪90年代、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的美国外交史进行研究后指出,美国国家利益是东北部、南部和西部三大地域性利益集团在国会中纵横捭阖的结果。东北部与西部的联合开创了19世纪末美国扩张的历史;东北部与南部的合作摆脱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孤立;而从80年代开始,西部与南部的“阳光地带”压倒了东北部的“夕阳地带”,决定了今天美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取向。24
此外,以军工复合体为代表的商业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据统计,从1991-97年,前六大军工企业在竞选中提供了3230万美元的政治捐助。近两年来,这些军火商为游说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投入资金5100万美元。而它们获得的回报更加可观,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雷神三大军工集团每年都从国防部赚取300亿美元之巨的合同,占美国历年武器采购和研发经费的1/4以上。如果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付诸实施,波音一家就将获得52亿美元的订单。25
各色各等的利益集团争相定义对自己有利的“国家利益及其手段”,在约瑟夫•奈看来,是民主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向来是通过各种势力之间“讨价还价”产生的。26如果把美国的民主制度比做一个大市场的话,那么政策就是这个市场中的商品,而公民手中的选票是选购这些商品的货币。然而这个市场是极端不完善的。首先,价格机制并不能及时地发挥作用,因为选民手中的货币每隔几年才能发挥一次作用。其次,市场信息并不透明,很容易受到虚假需求信号的误导。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与华盛顿国际政策倾向研究中心的一份联合报告指出,由于外交问题在公众中的关注度比较低,民主制度的“自动纠错”机制很难得到发挥,而少数利益集团和活跃分子就会在外交问题上发出更大的声音。27
冷战后美国不同寻常的国际地位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内政治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市场失灵”局面。首先,无人挑战的战略地位使美国在外交舞台上获得了“空前的行动自由”,几乎没有人能够侧肘它的行为。28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可以不顾旁人,也不必担心犯错误、干蠢事,因为美国几乎不可能遭到外来的惩罚。其次,“美国优越的地位意味着它需要通过国际舞台获取的东西很少”。29美国是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世界有求于美国的似乎远远多于美国需要求助于世界的。因此,外交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消遣品。
上述因素导致了两个重要的国内政治后果。第一,大多数美国老百姓都失去了对外交事务的兴趣。美国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在1999年初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没有一项外交问题被列入“当今所面临的2-3项重大问题”当中;而当要求举出美国现在面临的2-3个最大的对外政策难题时,公众中最普遍的(21%)答案是:“我不知道。”30
在政治价值杠杆的作用下,公众漠视必然导致外交事务在政治家心目中地位的相应下降。克林顿是通过指责老布什过分关注国际事务上台的,专家讥讽他在两届任期内确实信守了承诺,而且“从民意测验来看,他没有因此吃亏。”31国会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席位在冷战时期是炙手可热的肥缺,现在则门可罗雀。原因在于公众不关心外交事务,这些委员会的席位“很难用来筹集竞选资金”。32有报道说,在1994年后进入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中居然有2/3的人没有护照。有人甚至还以此为荣,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迪克•阿米曾经吹嘘自己从1986年以来没有去过任何美国以外的地方,他的护照毫无用处。33
第二,公众的漠视导致特殊利益集团的地位和作用相应上升。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詹姆斯•林赛指出,决定外交政策的一条基本政治规则是:“真正重要的不在于问题双方支持者的人数有多少,而在于某一方支持者的立场有多么坚定。”34他发现:“政治与生活中的其它领域一样,爱哭的孩子有奶吃。”35古巴男孩埃连事件十分具有代表性。大约2/3的美国人支持将这个孩子送回古巴,但在情绪高涨的少数古巴裔面前,沉默的大多数就显得势单力薄。在选举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可能早已忘记了这个小男孩,而这些古巴裔依然记得,他们会用手中的选票进行报复。这是导致戈尔在佛罗里达州关键性失败的原因之一。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80%的美国人赞同加强联合国的机制和作用,而美国国会至今仍拖欠16亿美元的联合国会费。64%的美国人认为自由贸易对美国有利,而少数环保和劳工分子还是成功阻挠了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进程。66%的美国人主张军费开支应该减少或保持不变,但近两年来美国的军费开支却在大幅增长。主张美国应该增加对外经济援助的人数在最近4年来增加了21%,而国会的预算拨款却下降了40%。36
由此可见,所谓的“新孤立主义”现象是后冷战时代美国独特的国际地位与民主制度的缺陷杂交而生的怪胎。由于政治“市场失灵”,少数人和集团的利益僭越和侵蚀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美国的政治“市场失灵”危害的并不仅仅是它自己。在力量对比相对平衡的国际格局中,一国国内的政策失衡将受到国际社会的约束和纠正。冷战后美国的单极优势大大削弱了这种外部约束力。相反,国际社会却不得不负担美国国内政治的“消极外部性”,承受来自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震荡和冲击。
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一定要防止被非国家的其它利益所僭夺,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在构成国家利益的各项因素及其所要求的资源之间确立一项理性的秩序”。372000年7月,由格雷姆•艾利森、罗伯特•布莱克威尔领衔,汇聚数十位专家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继96年之后再度发表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报告。该报告的一个中心思想认为,冷战年代美国外交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是明确的,而今天的美国领导人则需要思考一系列变化的因素,因此必须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建立明确的优先等级。这份报告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划分出根本的、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次要的四个层次。38
这份报告反映出,很多学者都希望结束美国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建立比较稳定的对外政策基础。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美国也产生了一位新的总统。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莉萨•赖斯就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她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中发表的文章也强调,共和党政府的美国外交政策应该将重点重新放在美国国家利益之上。然而,美国高处不胜寒的地位与国际力量格局失衡的现状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在此前提下,“新干涉主义”虽然在美国思想界遭到很多批判,但鉴于其在美国文化传统中的深厚根基,这种思想仍然具有很强的道义感召力。从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出,外交仍然是一个被公众普遍遗忘的问题,因此“新孤立主义”之类的争论恐怕还不会终结。
2001年1月12日
注释:
1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1998-2000年期间美国外交思想界的动态,因此“世纪末”概念限定在上述时间内。
2 参见王勇:《试析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思想争论》,载《克林顿治下的美国》(牛军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3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试图解决这个理论缺陷,例如中国学者阎学通将其定义为“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这个定义仍然带有很大的解释弹性,因此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一个足以取代前者的权威的定义。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4 Hans J. Morgenthau, “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6, 1952. 转引自John A. Vasquez edit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96), p.147.
5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48.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第149页。
9 Richard N. Haass, “Paradigm Lo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1995.
10 Richard N. Haass, “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Sept./Oct. 1999, p.37.
11 Public Affairs Section, Embassy of U. S. A., Backgrounder, June 23, 1999, p.2.
12 “America’s Double-Edged Sword”, The Boston Globe, July 5, 1999.
13 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14 转引自Torbjorn Knuts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anchester &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12.
15 “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 p. 38.
16 同上,第44页。
17 “American Power--For What?”(A Symposium), Commentary, January 1, 2000.
18 Steve Chapman, “Zero interest”, The American Spectator; June, 2000.
19 Joseph S. Nye: “Redefining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9, p.28.
20 同上,第32页。文中“ABC清单”是前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及其助手艾什顿•卡特提出的:根据风险和利益的层次,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分为:将对美国的生存造成的威胁“A”清单;将对美国利益构成直接威胁的“B”清单;以及“间接影响美国的安全但不直接威胁美国利益”的“C”清单。详见艾什顿•卡特,威廉•佩里:《预防性防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21 新华社纽约1999年10月22日电。
22 James Schlesinger: “Fragmentation and Hubris: A Shaky Basis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National Interest, No.49, Fall, 1997, p.3.
23 Samuel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7.
24 Peter Trubowitz: “Why Consensus Is So Elusive in U.S. Foreign Polic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May 22, 1998.
25 以上数据参见:http://www.foreignpolicy-infocus.org/papers/micr。
26 “Redefining National Interest,” p.23.
27 Steve Kull & I. M. Destler: “U.S. Foreign Policy: What Do American’s Want?”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Sept. 3, 1999.
28 Stephen M. Walt: “Two Cheers for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0, p.64.
29 “Two Cheers for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p.64.
30 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1999, p.7.
31 James M. Lindsey: “Comments the New Apath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0, p.9.
32 同上,第8页。
33 路透社华盛顿1999年10月20日英文电。
34 “Comments the New Apathy”, p.8.
35 同上,第10页。
36 以上数据引自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1999,
37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49.
38 The Commission of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July 2000, p.5,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