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美合作面的扩大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间无时无处不在为各种利益而进行着各种各样竞争与合作、冲突与妥协，这是国际关系的常态。美国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具有超强实力，无论是其政治影响力、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还是综合竞争力，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堪与其匹敌。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国际影响日隆。两国在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等方面差别很大；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不同，也存在着战略利益的竞争，对涉及地区和全球安全等的许多重大问题也往往存在不同看法。但在当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国家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国家间分歧深刻的领域，往往也存在着广泛共识。中美两国之间也不例外，竞争与合作、分歧与共识也体现在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之中。这是我们判断和考察布什2001年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单边主义对外政策与中国的反美主义之间关系的基础。 第一节 “9.11”前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 从2000年美国大选到撞机事件前后，是中国国内反美主义情绪最强烈的时期。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布什阵营在竞选期间及胜选后的不负责任的反华言行，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造成中美关系的震荡。 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内，中美在人权、战略、军事、安全等领域进行了全面接触， 两国元首在1997年10月签署《中美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克林顿任期即将届满时平稳发展的中美关系再次成为美国总统大选的牺牲品。在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乔治W. 布什就表示要扭转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1999年11月19日，小布什在加州里根图书馆首度发表外交政策演说，称“中国是一个竞争者，而不是一个战略伙伴”，对与中国交往“不带恶意，但也不抱幻想 ”。随后，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应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协防台湾。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攸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因此，台湾问题也就成为衡量中美关系性质和发展状况的关键指针。布什阵营在竞选期间及当选后的这些言论，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关注和忧虑。 第二，布什政府在处理撞机事件中表现出的霸道行经，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恶化了中美关系，把两国关系推到谷底。 2001年4月1日上午，一架美国EP－3型军用侦察机飞抵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与中国的一架对其进行跟踪监视的 F－8歼击机相撞，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失踪；美方侦察机受损后迫降中国海南岛的陵水机场。 中国外交部当天上午表示，中国军用飞机在中国沿海对美国军用侦察机实施跟踪监视，属于正当飞行活动，符合国际惯例。由于美国军机违反飞行规则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造成冲撞，事件发生的责任完全在美方。中方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和抗议。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承担全部责任，向中国人民道歉并对该事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做出赔偿。 对中国政府提出的道歉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弗莱彻、国务卿鲍威尔和总统布什等都不屑一顾地表示，美国不会向中国政府道歉。布什总统在撞机次日的声明中要求中国尽快归还侵入中国领土的美国侦察机和24名机组人员，甚至声称中国的作法不符合外交惯例，对中国飞机被撞毁、飞行员失踪却只字未提。鲍威尔甚至还威胁说，如果不能尽快解决撞机事件，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待遇（PNTR）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将受到影响。他还把这一事件的解决与美国对台军售联系起来，威吓中国。他说，美国政府对台军售立场是单独的，美国根据台湾的防卫需求来处理军售问题；但“我仍然不得不告诉中国，在决定军售问题时，它将会同当时全面的政治气候联系在一起”。 第三，布什政府加强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长期以来坚持“模糊政策”：一是对两岸因统独问题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美国是否介入以及多大程度上介入，保持着模糊；二是对于两岸未来前景持模糊态度，既不支持台湾公然宣布独立，也反对大陆使用非和平手段实现统一。美国历届政府都试图尽可能保持这种模糊政策，试图长期维持一种“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从中获取最大利益。为此，美国一直保持着对台军售，试图在两岸之间保持大致军力平衡。多年来，美国在每年4月份都会对售台武器问题做出评估。由于4月初中美撞机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2001年对台军售问题更加敏感。 4月23日，美国白宫报告国会，布什已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四艘基德级驱逐舰，8艘柴油动力潜艇，12架P－3C猎户远程反潜巡逻机，“复仇者”地对空导弹系统，潜射和水射鱼雷等总值超过40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布什虽最终没有售台“宙斯盾”导弹驱逐舰，但他同时表示，这不应被理解为拒绝，而是推迟出售。布什还表示，美国将调整美国对台军售协商程序，停止以往的年度审查办法，改为根据台湾的军备需要随时进行讨论，这一调整使得美国对台军售手续更加简便，形式也更为多样 ，可能为此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破坏中美关系埋下更深的隐患。 随后，布什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的采访时明确表示，美国有义务尽力“协防”台湾。有评论说，布什的这次讲话是历任美国总统在台湾防卫问题上最坦率的表述，标志着美国背离了以往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的模糊政策。 对中国而言，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中国外交具有全局性意义。立足于中国自身国家利益，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中国政府主动出击，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以防止两国关系严重偏离正常轨道。2001年3月18－24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出访美国，广泛会见了美国政、商各界人士，并就中美关系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充分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在题为《新世纪的亚洲和中国》的演讲中，钱其琛阐述了新世纪中国外交的根本任务——为经济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重申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并表示 “中国和美国没有理由成为对手或敌人，我们有很多理由成为朋友”，表达了中国政府发展中美关系的良好愿望和积极态度。布什在与钱其琛一起会见记者时强调，美国和中国有共同利益，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双方在诸如贸易等领域有共同点，在有些领域则有分歧，但两国将以互相尊重的方式处理分歧。布什在会谈中还私下向钱其琛保证：“我们所作的任何事情，决不会威胁你们”。 3月23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辑史蒂夫·科尔时也表示， “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在经济、科技、贸易、人才等方面存在竞争，这是世界发展的一个特点，中美之间也不例外。这是正常的。但中美之间也有许多重要的合作，而且我认为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中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意义也是重大的 ”。 针对美国在撞机事件中的霸道行径和对台军售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中国政府与美国进行了原则性斗争。4月4日，外交部长唐家璇召见美驻华大使普理赫，批评美方“不仅不面对事实，承担责任，反而摆出霸道架势，强辞夺理，混淆是非，一再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更是错上加错”；要求美方不要做出误判，不要再做任何可能使事态升级和复杂化的事。同日，中央电视台首次报道了中国民众对撞机事件的激烈反应。国内各主要媒体也做了大量报道。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正义呼声与强国行动》，文章表示：“对于美国的霸道行为和强盗逻辑，中国人民不害怕也不答应。中华民族是个礼仪之邦，充分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欺负别的国家，也决不允许任何霸权主义践踏中国的主权、损害中国人民的尊严”。 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后，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在4月25日紧急约见美驻华大使普理赫，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针对布什的“协防”台湾言论，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任何外国的保护地”，美国在宣布对台军售之后“紧接着又发表错误言论，这是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的错误言行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将会进一步助长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危害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损害中美关系。 着眼于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从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出发，中国政府在斗争中也坚持了策略灵活性。中国不愿意因中美关系的恶化而影响自己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努力。美国国内虽然也有要求对华强硬的声音，要求从经济上制裁中国，但这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各国利益。 基于对这些共同利益的判断，双方在处理这一危机过程中都表现的比较克制。撞机事件发生后，双方都表示应循外交途径，通过谈判解决问题。4月4日晚，美国务卿鲍威尔致信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表示美国对撞机事件感到遗憾，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美军侦察机上24名机组人员，尽快解决争端，并提出具体建议。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就遣返美国机组人员和拆运美国侦察机达成协议。4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接受了美驻华大使普理赫代表美国政府递交的致歉信。到此为止，中美撞机事件基本得以解决。 布什阵营竞选期间的反华言论，撞机事件中表现出的霸道行径，以及扩大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和情感，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中国政府与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中国也努力通过斗争谋求合作，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通过这些斗争，特别是撞机事件的处理，也让布什政府充分意识到与中国交恶不利于台海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危机也酝酿着中美关系的转机。这些危机之后，两国都做出了一些善意的举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气氛。 2001年6月1日，布什总统要求国会延长对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一年。在上海APEC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两国代表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主要遗留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最后解决方案，为6月28日至7月4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6次会议加快结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实质性谈判创造了重要条件。7月，美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延长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另外，布什政府还表示美国在北京申奥问题上将保持中立态度。 7月5日，江泽民主席应约与布什总统通电话，就中美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布什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在很多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江泽民表示，中国重视中美关系。7月28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正式访问北京，先后与唐家璇外长、钱其琛副总理、朱镕基总理和江泽民主席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中诸如经贸、人权、不扩散以及台湾问题等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双方商定于是年9月举行第14次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并将在适当时候举行中美商业贸易联合委员会会议；双方原则同意举行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专门会议，同意恢复中美政府间人权对话，同意就不扩散问题举行专家磋商。鲍威尔在会谈中表示，美国政府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无意与中国为敌，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美中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 。 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美关系在“9.11”事件之前已处于逐步改善之中。而“9.11”事件又大大拉近了中美两国的距离，此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 第二节 “9.11”后中美关系的改善 一 “9.11”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机 “9.11”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布什政府对美国安全形势的认识，促使它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特别是全球恐怖主义问题上。反恐成为此后美国全球和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相应地，布什政府也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政策。恐怖主义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中国是深受恐怖主义之害的国家，“东突伊斯兰运动”是国际恐怖势力的一部分，它不但频频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大量恐怖暴力事件，还与以中亚地区、特别是以阿富汗为训练基地的恐怖分子有着直接的联系，是对中国及中亚各国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威胁。中美两国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反恐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恐怖主义不同于一般的敌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目标。反恐实际上应该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国际社会工程，单靠某一个国家的力量是难以根除恐怖主义的。因此，美国的国际反恐尤其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和稳定的内外环境。中美在反恐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因此，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这一问题上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这就为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提供了契机。 “9.11事件发生后4个小时，江泽民就致电布什，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慰问，并重申中国反对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的立场。在次日应约与布什总统通电话时，江泽民表示，中国愿与美方及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9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1368号决议，确认成员国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最强烈谴责发生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恐怖主义袭击，表示安理会将根据《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支持联合国加强在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工作；赞同会员国之间加强合作，切实实施有关反恐国际公约，并将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绳之以法。28日，联合国安理会又一致通过第1373号决议，要求各国采取措施，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协助调查并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并决定成立反恐委员会，加强国际合作反恐的组织协调。中国代表积极参加了有关决议的历次磋商，并为决议的通过发挥了积极作用。王英凡大使在有关磋商中表示，中国支持安理会及时就国际反恐合作问题进行讨论并通过决议，表示中方支持在安理会框架下建立反恐合作机制。在10月8日应约与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时，江泽民主席向布什表示，中国政府支持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分别通过的有关决议，支持反对恐怖主义的行动。布什总统也再次感谢中国政府就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所发表的有力的声明，以及对美国的支持。 中国在国际反恐问题上积极主动的合作大大改变了布什政府对中国的认知。国际反恐的迫切需要也使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合作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 在这种背景下，江泽民与布什在上海APEC会议（2001年10月18－20）期间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和国际反恐合作等问题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交谈。江泽民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一向主张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为此，双方可以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由我们两人直接或派代表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及时沟通。江泽民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里。中美两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必须长期共存，有不同意见应求同存异，应不断努力扩大我们的共同点。布什重申，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布什强调，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他把中国看成是美国的朋友。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布什也表示，美中之间会有分歧，但美国政府将会本着相互尊重、坦率相待的精神来处理相互间的分歧。在这次会谈中，两国元首对中美关系做出新的定位，双方都表示将致力于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也是布什首次明确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也是布什入主白宫之后在对华政策上最积极的表态。 时隔四个月，也就是2002年2月21－23日，布什再次访问中国。有评论说，选择在这一特殊时刻访华，表明布什政府将会遵循美前总统尼克松开始的美国对华政策，重视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访问期间，江泽民与布什总统举行了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中美作为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国家，应该加强对话与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通过会谈，双方达成若干共识：第一，双方同意加强高层战略对话以及各级别、各部门之间的接触，以增进了解和互信；第二，双方决定积极开展经贸、能源、科技、环保、艾滋病防治、执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就地区经济金融问题进行战略对话；第三，双方商定于年内举行经济、商贸和科技三个联委会会议；第四，双方同意在双向、互利基础上加强反恐磋商与合作，充实两国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双方还就一系列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并且决定加强沟通与交流。 在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之际，中美两国元首互相致电祝贺。江泽民主席再次强调了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表示“在维护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与繁荣，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责任和广阔的合作前景”。布什也在贺电中表示，美中关系仍像以前一样重要，而且只会越来越重要，不能让两国间存在的一些分歧阻碍两国寻求一种积极的关系。 尽管中美双方存在的猜疑和战略防范不可能因“9.11”事件而发生彻底改变，但它给美国及整个国际社会带来的冲击已足以改变人们对战争、和平与安全等攸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的传统看法，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和合作安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正因如此，中美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对方的认知，相互做出了善意的举动。互信和善意的累积，有助于为双方创造友好交往的氛围，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9.11”后两国关系的互动，尤其是半年之内两国元首的两次会晤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后，在国际反恐合作的大背景之下，以共同的战略利益为基础，中美关系平稳地向前发展，有效化解了两国间的诸多分歧和矛盾，并为国际争端的解决进行了较好的合作。 二 两国在反恐领域合作逐步走向深入 在新的国际安全形势下，国际反恐合作成了国际社会的共同要求，也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因此，“9.11”之后，两国加强了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的反恐合作，既推动了国际反恐的进展，也大大推动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9.11”后不久，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即于9月20－21日访美，与国务卿鲍威尔就双边及众多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反恐怖主义和加强两国间对话等问题达成若干共识。双方强调加强在反恐问题上的磋商和合作的重要性，同意尽快举行反恐问题专家磋商，并将在联合国加强磋商与合作。随后，中美两国的反恐专家小组于9月25日在华盛顿进行磋商，就双方反恐合作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2001年10月19日两国元首在上海的会晤中，江泽民和布什特别就国际反恐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江泽民强调，中美两国在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共同应对地区性冲突和问题，以及在国际反恐等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的责任和利益，并在会晤中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中长期反恐合作机制的建议。经过深入会谈，两国元首达成了建立两国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的共识，宣布建立中美跨机构反恐磋商机制。 根据这一共识，中美有关各部门进行了有效合作与沟通。2001年12月4－6日，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泰勒大使率领一个由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和财政部官员组成的跨机构代表团访华，与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保东进行了磋商。双方在会谈中就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的情报交流、执法合作、金融监控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决定每半年举行一次正式的反恐怖主义磋商，以协调彼此的行动，协商情报搜集等；中方同意成立中美反恐怖主义金融工作组，以有效监控恐怖主义金融活动，交换两国通过金融手段打击恐怖主义的经验；中方表示将积极考虑美国提出的在美驻华大使馆设立执法办事处的要求。经过双方进一步磋商，中国同意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美驻华大使馆设立临时办公室，中方同时保留了在美设立相应机构的权利，这是两国从反恐合作的需要出发，在执法领域采取的一项积极举措。 2002年6月，双方在华盛顿进行了第二次反恐会谈，双方就有关国际和地区恐怖主义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审议了中美在反恐方面的双边合作。双方都认为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非常令人鼓舞的进展，并对目前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美方还表示愿意为北京举办的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他大型活动的安全保卫提供专家建议和帮助。2002年10月，在与罗干会谈之后，美国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宣布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中国设立第一个联络处。该联络处的职责是处理反恐、国际犯罪以及其他法律问题。 2003年2月，中美第三次反恐磋商和中美金融反恐工作组第二次磋商分别于18日和19日在北京举行。双方跨部门代表团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中美在金融等领域的反恐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金融领域的反恐合作在此次磋商中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双方达成广泛共识。由于大规模恐怖活动，包括购买武器、训练恐怖分子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来源，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大规模恐怖活动根本无法进行，因此，美国试图通过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反恐合作，构筑一个全球金融网，加强金融监控，以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2004年6月7日，中美两国代表团根据美国副总统切尼4月13日访华时与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达成的共识，在华盛顿进行了第四次反恐磋商，双方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合作的广泛问题交换了看法，并分别评估了当前各自国内、地区和国际反恐形势，交流了有关经验和做法，并讨论了下一步国际反恐斗争措施。 为推动中美反恐合作，中国政府还积极支持美国提出的“集装箱安全倡议”（CSI）。该倡议是美国全球反恐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美国海关总署 （U.S. Customs Service）在2002年2月首先提出。它要求在集装箱运往美国之前，通过风险分析锁定高风险货物集装箱，并由出口国海关进行查验，经过查验的集装箱在抵达美国时可以享受快速放行的待遇。该倡议目的是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海运集装箱藏匿大规模杀伤武器袭击美国，保障国际贸易供应链的安全。 2002年6月，美方首先提出希望中国加入“集装箱安全倡议”。为全面实施“集装箱安全倡议”，美国海关计划先从对包括中国上海、深圳和香港在内、通过海运集装箱对美出口的前20个外国港口入手进行试点。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与布什总统讨论了美国的这一倡议，并达成原则性协议。2003年7月29日，经过多次磋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伯特.C.伯纳在北京签署了中美海关“集装箱安全倡议”合作原则声明。声明主要内容包括：中方支持CSI倡议；CSI合作应最大限度地促进双边和国际贸易；作为试点，美方将在上海港和深圳港派驻海关官员，两国共同制定工作计划；美方人员尊重中方主权，遵守中国法律和法规；中国海关根据对等原则可以在美港口派驻人员等。中美双方都认为，CSI合作是中美反恐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有助于推动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和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推进国际反恐合作进一步深化。 “9.11”之后，中国政府还积极参加、签署和批准了一系列反恐国际公约，表明中国加强国际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2001年2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中国加入《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11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递交了中国加入《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的加入书，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此外，中国还积极支持和参与制订《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和《关于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的工作。2005年4月13日，《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 在第59届联大通过；9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该公约。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各个部门还配合国际反恐合作，加强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在立法、航空、金融、海关等领域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恐怖事件的发生。2002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成立了“反恐怖局“，负责研究、指导、协调和推动反恐怖工作，各地也陆续成立了反恐怖协调领导办公室。在金融领域，为截断恐怖组织的财源，中国人民银行已建立了专门的反洗钱机构，负责打击恐怖犯罪活动的融资。从2002年3月起，央行已实施了三项反洗钱法规，加强了对资金流向的监管措施，这既是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在金融领域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的一个重大举措。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把恐怖行为、恐怖融资以及编造和散布恐怖信息等行为定为犯罪。 应该说，“9.11”以来，特别是从2001年10月两国元首在上海APEC会议期间达成建立两国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的共识以来，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特别是情报交流、执法合作、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成果。为配合国际反恐需要，中国政府认真执行了联合国及安理会有关反恐决议，积极参加安理会反恐委员会的工作，加入了绝大多数国际反恐公约；还不断加强国内反恐工作，完善国内反恐法律，强化反恐措施。应该说，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在逐步走向深入。 但在国际反恐合作以及涉及自身国家利益的一些问题上，中国也与美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矛盾。中国深受恐怖主义之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供的有关“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以及“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等恐怖组织的资料，这些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曾在中国境内及中亚国家制造多起恐怖事件，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安定，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威胁这一地区和平与安全。据中国警方不完全统计，仅“东突伊斯兰运动”这一组织策划、实施的一系列爆炸、恐怖、暗杀等活动，就造成166人死亡，440多人受伤；它还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经常派人赴“基地”组织接受训练，然后潜回中国境内策划、指挥和实施恐怖暴力恐怖活动。中国强调，“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无论其发生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都应坚决予以打击”。中国政府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境内的极端民族分离主义的种种恐怖行为。 但美国开始并不赞同中国的这一立场，而是坚持双重标准。江泽民在2001年10月与布什的会谈中强调中国的这一立场时，布什却表示，反对恐怖主义不能成为压制合法政治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借口。言外之意是，中国不能借反恐之机打击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美国不愿意放弃利用所谓民族问题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尽管上述的这些“疆独”恐怖组织的罪证确凿，而且在阿富汗战争中也俘虏了一些“疆独”分子，但美国最初还是不愿意承认他们是恐怖分子，也不愿意把他们遣返中国。 随着中美反恐合作走向深入，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出大量关于“东突”恐怖活动的罪证；美国也发现，这些“疆独”恐怖分子不仅仅针对中国，甚至把矛头指向了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的使馆，这一切最终促使美国政府认定“东突伊斯兰运动”组织确实是恐怖主义组织。2002年8月26日，正在北京访问的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明确表示，美方认为“东突伊斯兰运动”是恐怖主义组织，并将其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同时，美国务院发言人理查德·鲍彻也表示，美国将对其实施金融制裁。随后，美国根据其2001年通过的“反恐法”冻结了“东突”组织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美国的银行与“东突”组织做生意，也禁止该组织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及与美国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 在此基础上，中国、美国、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于9月9日联署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恐怖分子和组织委员会递交申请文件；11日，该委员会正式将 “东突伊斯兰运动”列入安理会颁布的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名单。尽管被美国列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东突伊斯兰运动”只是“东突”恐怖势力中最为激进、势力较大的一个组织，但这是美国首次公开承认“东突伊斯兰运动”是恐怖组织，并将其列入恐怖主义组织黑名单，这本身就是国际反恐合作的积极成果。 三 中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分歧与合作 尽管中美两国都认为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巨大威胁，两国在反恐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但由于两国不同的国际地位、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双方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政策及应采取的措施却有不同的认知。 中国认为，“恐怖主义属于极少数极端邪恶势力，不能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相联系。反恐斗争是和平与暴力的较量，不是民族、宗教或文明的冲突。应承认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各种社会制度和文明应求同存异，长期共存。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应综合采取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彻底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解决发展问题、消除贫困在制止恐怖主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际社会应以更大的紧迫感重视发展问题 ”。对恐怖主义进行报复性军事打击是一种消极的反恐措施，这种“以暴易暴”的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反而可能进一步激起恐怖主义的反弹。中国更多地强调积极反恐，主张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形成团结有力的国际反恐战线；同时，通过合作，解决发展和公正等综合性问题，从而在源头上消除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而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之后，虽然也积极争取国际反恐合作，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9.11”之后不久，布什政府就把矛头指向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随后，大幅度调整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02年9月）中，明确提出必要时单独对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战略。但美国政府深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没有国际合作，美国将难以成功。 1. 阿富汗战争 “9.11”之后，美国首先把矛头指向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并把向奥萨马·本·拉登、“基地”组织及其同伙提供安全庇护所和训练基地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作为美国全球反恐的第一个打击目标。2001年9月20日，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明确表示，所搜集到的证据都指向曾涉嫌制造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爆炸案和“科尔”号军舰爆炸事件的基地组织。 在交出本.拉登和其他恐怖分子的要求被拒绝后，美国开始积极部署军事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准备工作。惊魂未定的美国民众为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提供了广泛的国内民意基础。由于“9.11”不仅仅给美国带来巨大灾难，也确实让世界感受到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美国因而获得了国际社会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国际社会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得空前一致，各国间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2001年10月9－10日，美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访华。双方就反恐合作以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等问题进行了会谈。中国对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行动也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得到了中亚五国的支持，他们对美国开放了领空；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还为美国提供了军事基地。2001年12月，就在美国不断向巴基斯坦施压，要求巴积极支持美国打击塔利班政权的行动时，穆沙拉夫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双方就反恐、地区安全及双边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签署了多项经济和贸易协定，中国向巴提供了1200万美元的援助。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能够向美国提供的直接支持非常有限，但它积极鼓励和推动巴基斯坦与美国进行了合作 。 美国在中国的邻国发动一场反恐战争，并利用打击塔利班政权之机，把军力部署到它以前从未染指的中亚地区，中国国内舆论对美国战略企图存在着怀疑和担忧。美国进军中亚之后，与它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存在遥相呼应，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之势。中美两国战略互信不足的情况下，特别是两国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异，美国进军中亚是否会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呢？中国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反恐合作又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符合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作为中国的邻国，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在美英联军发动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之前，中国政府着眼于各方共同利益，为推动阿富汗问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积极努力。针对日益严重的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于9月18日的记者会上阐明了中国对反对恐怖主义活动的三点看法：第一，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支持对恐怖分子进行打击。第二，打击恐怖分子，应以确凿证据为基础，行动应有明确的目标，不能伤及无辜贫民。第三，应在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加强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 美英联军在10月7日开始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后，中方重申了上述立场，并多次表示希望一切行动都能有利于阿富汗问题的和平、公正解决，有利于早日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美国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后，中方向有关各方，包括美方，表示要尽量避免无辜平民的伤亡。 中国政府在与美国就阿富汗问题保持沟通的同时，还一直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并从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就阿战后政治安排明确地表达了中方的基本立场：“确保阿主权和领土完整；由阿人民自主决定解决办法；阿未来政府要基础广泛，体现各民族利益，与各国尤其是邻国和睦相处；有利于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联合国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上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出席联合国大会和阿富汗问题“6＋2”外长会议的唐家璇外长在11月11日和12日的演讲中两次对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具体方案明确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表示解决阿富汗问题要遵循上述的几条原则。 战争结束后，摆在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面前的是阿富汗重建的问题，中国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2001年11月底12月初举行的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上，有关各方签署了关于成立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协议，中国政府在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之际向阿提供了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在2002年1月的东京会议上，中国政府又宣布再向阿提供100万美元现汇，作为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启动资金。随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24日会见卡尔扎伊时又宣布，向阿提供1.55亿美元的重建援助。2004年，中国为阿富汗重建提供了15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同时，还积极参与了阿富汗的基础设施、安全和政治、贸易、投资等领域的重建工作。 2. 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发动的一场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争议的战争。“9.11”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主义的结合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美国在阿富汗得手之后，接着又把矛头指向伊拉克。在布什政府看来，只有解除伊拉克武装，切断它对恐怖分子及其组织的支持，才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伊拉克扩散到恐怖分子手中。 2001年11月27日，布什发表谈话，明确要求萨达姆准许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重返伊拉克，恢复核查。2002年2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明确提出，伊拉克必须“改朝换代”，并表示美国有可能“单独行事”。美国把反恐战争扩大化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和批评。中国主张，“打击恐怖主义应当证据确凿，目标明确，一切反恐行动均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应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应起主导作用 ”。 面对日益升级的伊拉克危机，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伊拉克问题的政治解决进行积极的外交努力：一方面，努力争取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敦促美国等放弃绕开联合国而采取单方面行动的企图；另一方面，努力推动伊拉克政府在武器核查问题上与联合国合作，以争取伊拉克问题的政治解决。2002年11月，中国在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推动在安理会成员国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一致通过1441号决议，力图在联合国框架内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与美国在9月27日提交的措辞强硬且带有武力威胁内容的决议草案相比，1441号决议删去了有关授权自动动武的条款，增加了“尊重伊拉克、科威特及其邻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内容。但美国无法相信伊拉克的妥协，而是视之为“策略性步骤”，该决议未能得到认真执行。从2003年1月起，美国开始展开战争部署。 在2003年2月14日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第二次向安理会提交核查报告之后，美英等国已完成了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部署。2月24日，美国、英国和西班牙提出新的决议草案，要求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法、德、俄等主张通过强化核查机制来解除伊拉克武装。3月5日，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坚决主张政治解决，反对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在安理会3月7日的辩论中，法国外长德维尔潘指出，法国不会允许通过一项授权自动使用武力的决议。 中国明确坚持反战立场，主张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做出100％的努力；也重视与法、俄、德在联合国框架内协调合作，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力图牵制美国等对伊拉克动武，制约其单边主义行径。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中国原则上支持和理解反战阵营的观点与立场，同时不放弃最后的努力，争取在主要大国之间达成共识和妥协 ”。为此，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 以及新任外长李肇星在与美、法、德、俄等国领导人的电话交谈中反复强调中国支持联合国继续加强核查，维护安理会的权威，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努力避免战争。但同时，中国也从自身整个对外战略格局和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尽可能避免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因此，没有像法、德、俄等国那样高举反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大旗，而是用灵活、迂回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中国政府多次提醒美国人，对伊拉克动武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战争不会消灭恐怖主义，而会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导致恐怖主义活动的加剧等，试图劝阻美国的军事行动。由于未能在核查中发现美国所宣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国监核会主席汉斯·布利克斯在2003年2月多次表示希望再给核查小组几个月的时间，以期使核查取得可靠的结果。但国际社会的努力未能阻止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 2003年3月20日上午10时36分（北京时间）伊拉克战争打响。4月9日，萨达姆政权被推翻；5月1日，布什宣布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此后，伊拉克进入了战后重建时期。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多次对战争造成的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和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深表关切，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制止战争, 尽早使伊拉克问题回到政治解决的正确道路上来。 对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中国主张联合国必须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与美国仅仅让联合国发挥辅助作用的企图完全不同。2003年6月24日，在联合国召开的伊拉克重建非正式筹备会上，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在发言中特别强调，重建要尊重伊拉克人民的自主意愿，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有关部门放话，表示反战国家不能参与伊拉克重建，以示惩罚，甚至有说法把中国也列入反战国家“黑名单”。 但中国从伊拉克人民的需求出发，为了世界和平与中东地区的稳定，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明确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并与美国进行了适当的合作。10月16日，安理会通过了关于伊拉克重建问题的第1511号决议。考虑到伊拉克当时的局势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为促进伊拉克重建进程，中方“本着向前看和务实的态度，认真参与磋商，希望并努力推动安理会能就此达成广泛一致 ”。虽然中国和法国、德国以及俄罗斯等国提出的一系列合理建议并未能被悉数采纳，中方对决议内容也非完全满意，但考虑到与美方提出的初稿相比，该决议已吸收了包括中方在内，有关各方提出的一些合理意见或主张，中国对决议投了赞成票。 2003年12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与到访的美国负责伊拉克债务问题的总统特使、前国务卿贝克进行了会谈，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伊拉克所欠中国债务问题进行了磋商。温家宝在会谈中表示，中国政府充分理解伊拉克重建的困难和伊拉克人民的处境，从人道主义出发，将积极考虑较大幅度地减免伊拉克所欠中国债务。2003年10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伊拉克重建捐助国大会上，中国向伊拉克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援助。2004年2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再次重申，中国已决定大幅度减免伊拉克所欠中国的债务。 第三节 军控、防扩散问题与中美合作 军控和防扩散问题攸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国际安全，因而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冷战结束后，国际军控和防扩散机制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期延长（1995年4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1997年4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联合国大会通过（1996年9月10日）等。然而，国际防扩散机制的积极进展未能使国际安全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国际安全问题变得日益复杂。特别是“9.11”之后，军控和防扩散问题更加显得更加突出，美国对朝鲜核问题的关注也更加急迫。 一 中美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分歧与合作 “9.11”之后，美国根据新的安全形势，调整了对外战略，把反恐和防止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列为其首要的战略关注：一方面，试图通过反恐战争，打击为恐怖分子及其组织提供支持和庇护的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这些国家流向恐怖组织；另一方面，试图通过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实现“绝对安全”；再就是，在防扩散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或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然而，布什政府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动，如：拒绝批准《全面核禁试条约》，退出《反导条约》（全称《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加紧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等，引起国际社会强烈批评。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第一，中国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 《反导条约》由美苏两国在1972年签署。该条约只允许双方按规定在各自首都周围和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地下发射井周围建立有限度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它规定：“双方保证不研制、试验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间为基地的以及陆基机动反弹道导弹系统及其组成部分”。该条约自签署生效以来一直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但近年来，美国却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借防范“流氓国家”的导弹威胁为名，试图修改这一条约，研制和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1999年10月初，美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199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国防部研究能够在亚太地区保护美国主要地区盟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布什政府上台后，更是轻视国际合作，试图摆脱国际军控机制的约束。布什上台之初就高调表示，要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并多次强调，如果《反弹道导弹条约》得不到修改，美国有可能退出该条约。俄罗斯一直强烈反对美国的做法，并多次警告美国不要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世界上多数国家，包括美国的一些北约盟国也反对美国退出该条约。从1999到2001年，联合国大会政治和安全委员会连续三次表决通过《维护和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决议。 “9.11”事件和美国的反恐行动增强了布什政府加速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紧迫感，加快了布什政府退出《反导条约》的进程。2001年12月12日，布什总统正式宣布退出《反导条约》。 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大力发展和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与日本联合开发先进的地区导弹防御系统等做法将会破坏业已形成的国际战略平衡，大大削弱中国非常有限的核威慑能力，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安全挑战。因此，对美国的这些举动，中国政府在不同场合都表示了坚决反对的立场。早在2001年3月14日，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沙祖康与部分驻华记者谈话时就明确表示，中国反对美国搞NMD，中国认为NMD不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大局，也将会损害中国安全，中国不会允许自己的合法自卫手段遭到任何形式的削弱或被剥夺。同年9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表示，中国“从来不参加核军备竞赛，也不赞同通过核军备竞赛或者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来谋求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优势”；中国有限的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但为了维护中国的安全，“我们将确保中国核力量的有效性”；他同时也表示，中国愿意通过对话来找到解决的办法。 针对中国的反对立场，美国向中国做出了解释，并多次表示，它计划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不是为了削弱中国的核威慑力量，只是为了应对像朝鲜、伊拉克等一些“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显然，美国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考虑到台独势力的壮大和台独分裂活动的猖獗，考虑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甚至有人鼓噪把台湾也纳入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之中，中国有理由担心美国的意图。 但鉴于俄罗斯已做出妥协，且《反导条约》本身就是美苏间的双边条约；再就是，中国一味的反对也不能改变美国的决定，寻求协调和合作的方式可能更有利于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因此，中国一方面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也主张通过对话，寻求不损害各方安全利益的解决办法。对美国宣布退出《反导条约》，中国政府反应比较温和。在美国宣布退出《反导条约》的次日，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表示，维护国际军控和裁军体系以及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至关重要。中方希望美方在《反导条约》这样一个影响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上，能够听取国际社会的意见，谨慎行事。她同时也指出，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有共同的责任和利益。中国将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国际军控和裁军以及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同时希望各方通过建设性对话，寻找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不损害国际裁军和军控体系的解决办法。 第二，中美两国在防扩散领域存在分歧，但在“9.11”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军备控制斗争越来越关注扩散问题，包括核扩散、导弹技术扩散、生化武器扩散以及高技术常规武器的扩散等。由于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和防扩散形势的严峻性，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既存在分歧、矛盾，也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承担着对世界和平的共同责任。 由于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已通过了《核不扩散条约》、《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等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在防止核、生物和化学武器扩散方面形成了相对明确和健全的国际规范，而导弹及其相关技术出口却缺乏普遍和明确的国际条约体系的规范，因此，中美在防扩散领域的矛盾首先集中在导弹及其技术扩散方面。 从1992年起，美国就试图用西方主导的“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来约束中国的对外军售行为。这项制度是美国与西方国家在1979年以美国国内出口控制制度和法律为基础建立的，中国虽对它持有不同看法，但从国际反扩散合作角度出发，从1994年起中国在对外军售中就遵守这项制度。2000年11月，中美两国签订了《导弹不扩散协议》，中国政府承诺将根据MTCR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对导弹及其相关技术的出口控制，“不以任何方式帮助其它国家发展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并对与导弹有关的出口实施全面控制”。 小布什入主白宫之后，美方不断在防扩散问题上制造事端。2001年8月，先是《华盛顿时报》不负责任地报道说，中国冶金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向巴基斯坦付运了12批导弹部件；国务卿鲍威尔也散布华盛顿发现中方没有严守承诺的言论。美方并以此为借口，终止了与中国在卫星发射领域的合作，引起了中方“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尽管中美在防扩散问题上发生过多次不愉快的经历，但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目标是一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不利于中国自身的安全，特别是“9.11”之后，中国对这一点的体会更加深刻。这也就为中美两国在防扩散问题上展开合作创造了条件。 在国际反恐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在导弹不扩散及相关物项出口管制问题上进行了密切磋商。就在美国务院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访华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2年8月25日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及其《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清单》。这表明中国政府在加强不扩散问题的国内立法方面迈出了新的实质性步伐。尽管中国还不是《导弹技术控制制度》的签字国，但中国政府已承诺遵守其基本原则和参数限制。同年10月，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和《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所有这些与中国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等一起，形成了“涵盖核、生物、化学、导弹等相关敏感物项和技术及所有军品的完备的出口管制法规体系 ”。同时，中国政府还加强了防扩散出口管制的执法工作。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加强国际防扩散合作的积极表现，也是中美反恐和防扩散合作的重要成果。随着中美在反恐和防扩散领域合作走向深入，两国在该领域的互信也将会逐步增加。这些成果的取得，既反映中美双方在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方面的共同利益和责任，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二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与中美关系 朝鲜核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美国以其拍摄的卫星照片为依据，怀疑朝鲜有用于研制核武器的设施，并宣称要对其进行核查；朝鲜方面则反复表示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和计划，并谴责美国敌视朝鲜。朝鲜核问题遂成为地区安全和防扩散领域关注的一个问题。 朝美两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就朝核问题先后进行了多次会谈，于1994年10月21日在日内瓦签署了朝核问题《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朝鲜同意冻结其核计划，并最终拆除核设施；美国则同意在大约10年内为朝鲜建造一座两座轻水反应堆；在轻水反应堆建成之前，由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向朝鲜提供能源补偿。1995年3月，“朝鲜半岛能源发展组织（KEDO）”成立，负责为朝鲜建设轻水反应堆。 1997年起，中、朝、韩、美国四国举行了多次四方会谈，但朝美争端并未在既有基础上取得多少进展。小布什上台之后，对朝政策趋于强硬。特别是在“9.11”之后，防扩散问题显得尤为严重，美国更为关注朝核问题。 2002年10月16日，美国指责朝鲜秘密从事浓缩铀活动；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执行理事会在11月14日开会决定从12月起中止向朝鲜提供重油，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9日通过决议，要求朝鲜放弃核计划，并接受核查。朝鲜也做出了强硬的反应：12月22日，朝鲜宣布已开启被冻结的核设施，并拆除了用于监测的摄像机；2003年1月10日，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在是年4月宣布已拥有核武器。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公正、合理地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有利于化解有关各方的安全关切，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一直在积极进行外交斡旋，本着“公正、公允”的立场，坚定地推进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进程。为此，中国作为东道国先后主持举行了五次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做了大量增信释疑的工作，特别是为协调两个直接当事国――美国和朝鲜――的立场做出了许多努力，从而推动会谈取得了积极成果。 从2003年3月起，中国在有关国家之间进行了多轮外交斡旋。4月份实现了中朝美三方会谈，迈出了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一步。7月份，中国外交部两位副部长戴秉国和王毅先后出访有关各国，就朝核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促成了第一次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03年8月27－29日）。中国、朝鲜、美国、韩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六国在会谈中达成5点原则性共识：第一，朝核问题应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应努力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实现持久和平；第二，半岛应实现无核化，同时要考虑朝方在安全等方面的关切；第三，各方原则同意按照分阶段同步或并行实施的方式，探讨并确定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案。第四，各方同意在会谈、和谈进程中不采取可能使局势升级或激化的措施。第五，各方都主张保持对话、建立信任、减少分歧、扩大共识。最重要的是，这次会谈确立了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这就为以后会谈奠定了必要基础。 与第一轮会谈相比，第二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04年2月25日-28日）推进了实质问题的讨论，朝方进一步明确了弃核意愿，表示愿意在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的前提下放弃核武开发计划；美方则重申无意入侵朝鲜，无意改变朝鲜政权，并愿意在美国的关切解决后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朝鲜方面在会谈中主动提出作为弃核进程的第一步，愿意冻结核活动，同时希望其他国家采取相应补偿措施。在这次会谈中，各方还同意建立工作组以推进会谈的机制化。各方虽然有了对实质问题的讨论，但立场还有很大差距，比如：美国方面提出“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地放弃核计划”，但各方未能对弃核的定义和范围等形成一致意见，美国与朝鲜也未能在朝方冻结核活动的情况下美国可做出的补偿达成妥协。 在第三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04年6月23－26日）中，美国依然坚持朝鲜必须首先承诺“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的弃核”，然后才可以谈经济补偿和援助等问题；而朝鲜提出了“冻结换援助”的计划，作为弃核的第一步，由朝方先承诺“部分冻结核计划”，待美国及其盟国的经济援助和补偿到位后，朝鲜再逐步放弃核计划，直至全部放弃。在会谈过程中，中方坚定地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劝和促谈，进行积极的斡旋，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主要当事方显示出充分的政治意愿，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各方都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设想，中国为推进和谈进程、解决面临的难点提出了重要的设想和建议。各方还就弃核的第一阶段达成共识，同意在第一阶段实施核冻结并为此采取相应措施，并同意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按照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寻求核问题的和平解决。 第三轮会谈之后，因朝鲜指责美国奉行敌视朝鲜政策和在韩国核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原定2004年9月举行的第四轮会谈未能如期举行。2005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国会听证会上把朝鲜、古巴、伊朗等6个国家称为“暴政据点”。随后，朝鲜发表声明，宣布无限期中止参加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5月份美国直接向朝鲜承诺，承认朝鲜为主权国家，且无意入侵朝鲜后，双方于7月19日就重启六方会谈达成一致。 2005年7月26日，朝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开始举行，由于主要当事方分歧难以弥合，会谈于8月7日休会。休会期间，中国为消除分歧，促成复会，与有关各方进行了密集的沟通和磋商。9月13日复会后，六方会谈围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达成了若干共识，并于19日发表了《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朝鲜在《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中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美国确认，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 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中国为六方会谈的举行做出了积极努力。首先，在会谈过程中，中国一贯坚持公正、公允、合作的态度，努力敦促各方表现出良好的政治意愿和灵活的态度，从而为会谈的进行创造了良好氛围。其次，由于有关各方，特别是直接当事方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中国进行积极斡旋的过程也是试图在各方间建立互信的过程。再次，通过中国的积极努力，六方会谈这一多边对话机制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已取得了一定进展，这就为国际社会通过多边机制/对话有效解决国际争端确立了一个榜样。最后，通过与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中国充分表现出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国际声望，有助于推动中美两国在其他领域和问题上的合作，有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第三节 台独势力的猖獗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直是影响和阻碍中国统一的最主要的外部力量。由于美台间的特殊关系，近年来台湾内部发生的政治转型，以及中国大陆的崛起，美国政界和学界一直有人鼓噪利用“台独”遏制中国。历届美国政府也一直刻意在大陆和台湾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来谋取其自身最大利益。在竞选期间及入主白宫后，布什政府不断给“台独”势力发出各种错误信号，导致岛内台独活动愈益猖獗，造成两岸关系紧张。 一 美国不断向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 在中美关系由于撞机事件跌入谷底之时，布什声称“尽其所能，协防台湾”。尽管其后美国政府也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化，但这种言论却让“台独”势力产生了幻觉。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不断向台湾传递的混乱信息，对两岸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 第一， 不断增加对台军售，提高双方军事交流层级，加强美台实质关系。 2001年4月，台“海军司令”李杰应邀访美。美国高官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上将和太平洋总部司令布莱尔会见了李杰。同月，台军“副总参谋长”率台军火采购团赴美参加了军售会议；下旬，美国防部在台“汉光17号”演习期间派出了由现役军人参加的军事观察组，观摩台军演习。6月，美派出军事专家组赴台，帮助台军试射新型“爱国者”导弹。继4月23日布什向国会报告决定对台大规模军售之后，美国国防部于9月5日宣布，美国同意售台40枚AGM-65G型空对地小牛导弹及相关设备，供台湾空军F-16战机使用，以增强台湾的海空防御能力。除40枚导弹之外，这批军售还包括48具LAU－117发射器，10枚练习弹和各式零件、软件与训练等后勤支持服务。 即便是在“9.11”之后美国急需中国反恐合作、两国关系大幅度改善的情况下，布什政府还在不断向台湾传递错误信号，对台军售毫无收敛。这样做一方面是向美国国内强硬的反华势力，特别是国会内部反华势力做出姿态；另一方面，也向台湾表示，美国不会以牺牲台湾为代价来改善中国大陆的关系。2001年10月，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价值5100万美元的40套“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及相关零件和服务，用以提升台湾步兵和工兵的中程反坦克能力，加强台军反登陆能力。12月，美国国会通过2002年防务授权法案，批准出售“基德级”驱逐舰、12架P-3C反潜水艇飞机给台湾，并保证协助台湾购买八艘柴油推动的潜水艇。2002年2月，就在布什总统访华前夕，美国同意出售“铺路爪”(Pavepaws)长程预警系统给台湾，以加强台湾对抗大陆导弹攻击的能力。这种长程预警系统，可以进行全天候侦察，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来袭导弹；它还可以追踪9000颗与地球同步运行的人造卫星，将各种数据即时传至控制中心与作战指挥中心。 除增加对台军售外，美国还通过提高双方军事交流层级，参与台湾军事改革等方式提升美台实质关系。2002年3月10日开始至12日，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应邀访美，参加由美国所谓民间团体――美台商业协会举办的2002年“美台防御高峰会”。汤曜明成为中美建交以来第一位正式受邀访问美国的台“国防部长”。在此次会议上，美国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与汤曜明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谈。沃尔福威茨表示，除售卖武器给台湾外，美国还可以协助台湾训练海陆空三军，并改进台湾三军行动上的协调。沃尔福维茨告诉与会者，美国负有改革台湾军事的重大责任，包括加强其民防管理，提高其国防采购效率等。此举引起中国政府强烈不满。5月上旬，美国会参议院通过《200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该法要求美军方“执行一项对台湾军队进行联合作战训练和实现美台军方高层互访的全面计划”。2002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华盛顿与到访的台“国防部副部长”康宁祥举行了会谈。这也是自中美建交之后，台湾如此高级别国防部官员首次被允许直接飞往华盛顿，并对五角大楼进行访问。 第二， 积极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台湾方面为扩大所谓“国际生存空间”，一直图谋利用各种机会和借口加入，并在美国利用亲台组织和团体积极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2001年4月下旬，美国众议院出席议员407人以口头表决的方式，无异议通过了一项支持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中取得观察员地位的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协助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年会取得观察员资格，并责成国务卿提出具体计划，具体履行国会的要求，在完成立法后14天内向国会报告。来自爱荷华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里奇更是表示，台湾已经参加了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合会议等国际组织，应该让台湾尽可能多地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2002年4月上旬，布什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关于支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法案。 第三， 美国会不断进行反华鼓噪，向台湾传递错误信息，鼓励台独势力。 美国国会内部一直存在着一股反华势力。2001年8月24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出席由台湾工商协进会举办的午餐会，并发表题为《中国民主的前途》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美国必须公开表明，绝不允许北京破坏世界上唯一一个中国人实践民主的地方，美国有义务保障台湾的自由和民主。 2002年4月9日，就在《与台湾关系法》通过23周年前夕，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些议员发起成立“台湾联机”（Taiwan Caucus）。民进党籍立委蔡同荣率由13位“立委”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台湾联机”成立大会，双方共同签署了一份友好合作声明，表示要依照《与台湾关系法》努力提升美台经济和战略关系。2003年9月17日，来自民主、共和两党10位参议员宣布在参议院成立新的“台湾联机”，目的是推动美台全面关系，特别是推动美国对台军售以及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另外，美国国会还通过向行政当局施加压力，“协助”台湾当局推动“过境外交”。克林顿政府时期，国会曾经施压，要求行政当局给李登辉发放赴美签证。陈水扁在2000年出访拉丁美洲“邦交国”时曾在洛杉矶逗留。2001年5月21日到6月4日，陈水扁再度出访拉美“邦交国”，过境美国纽约和休斯顿，美国20多位国会议员与其见面。就在2003年10月陈水扁出访巴拿马过境美国之前，美国会众议院讨论提案，希望对陈水扁表达最热烈的欢迎。陈在过境美国期间，受到美国的高规格“礼遇”：在纽约出席了“2003年国际人权奖庆祝餐会”，领取“国际人权联盟”为其颁发的“人权奖”，演讲时间也由原定的3分钟延长为30分钟；接受人权奖之前，陈水扁与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夏馨、纽约市长、纽约州议会议长等会面。在参加巴拿马建国百年庆典时，两度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握手、交谈，被台当局视为台湾“外交”上的重大突破。 美国政府的这些错误信号，给民进党政府造成极大错觉，促使它更加背离“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挟洋自重，为两岸关系发展设置重重障碍，在“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导致两岸关系恶化。 二 台独势力的猖獗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 正是由于有美国在背后“撑腰”，岛内“台独”势力日益猖獗，并不断挑战大陆的底线。但“台独”势力的猖獗威胁到海峡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因此美国不得不约束“台独”势力的发展，中美两国在遏制“台独”问题上共识增加，并进行了一些合作。这对于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缓解中国国内的反美主义情绪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2002年8月3日，陈水扁撕开伪装，抛出“一边一国”论。在2003年9月28日民进党建党17周年党庆群众大会上，陈水扁又提出宪改时间表，表示要在2006年催生“台湾新宪法”。为谋取个人政治利益，陈水扁还竭力推动“统独公投”。在台湾“立法院”通过国亲版的“公投法”后，陈水扁依然决定利用该法第十七条所规定之“总统”权力（“当国家遭受外力威胁，致国家主权有改变之虞”，总统有权“就攸关国家安全事项，交付公民投票”），在2004年3月20日“大选”同时进行“防御性公投”。 陈水扁的“台独”分裂活动引起大陆方面的严重关注，但美国最初只是视之为“选举语言”，对其危险性未能给予足够关注，只是表示“美国继续认真看待陈水扁的承诺（‘四不一没有’），并认为这些承诺应该继续信守”。台独分裂势力的猖獗很大程度是由于美国的鼓励和纵容造成的，因此，中国方面也一再向美施加压力，要求其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003年10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老布什时表示，“希望美方恪守承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不做不利于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发挥建设性作用 。”10月19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表示，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尽最大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绝不会容忍“台独”。中方赞赏美方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希望美方切实履行这些承诺。 随着陈水扁在“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在约束“台独”问题做出了一些积极表示。在12月1日的记者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Richard Boucher）明确表示“反对”台湾公投有关统独议题。此后，美国政府官员多次公开表示，美国反对任何旨在改变台湾地位或者使台湾走向独立的公投。布什也致信陈水扁，明确表示反对台湾举行独立公投。12月9日，布什总统在与温家宝总理会谈后共同面对记者，用严厉的措辞表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基于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反对任何一方，无论是中国还是台湾改变现状”，“台湾领导人最近的言行表明，他可能在试图做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这是我们反对的”。这是美国政府针对陈水扁的所谓“防御性公投”发出的最强硬的声明。 此后，中国政府一方面向“台独”势力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继续推动美国认清“台独”对台海和平的危害，表明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决心，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2004年1月14日，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在纽约表示，北京目前对台采取克制态度，但“有原则、有底线，不动摇、不退让”，且“无惧一战”。 在陈水扁公布了所谓“和平公投”的两个问题 后，正在北京进行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以比布什更为强硬的措辞批评了陈水扁的公投计划，并对公投支持者的动机提出质疑。阿米蒂奇说：“根据我的理解，一般地，只有针对存在严重分歧或非常难以决定的课题时才会举办公投。但我所看到的公投议题既不存在严重分歧，又非难以决定。”2004年2月12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对亲台议员组织的“台湾小组”说：“这项公投，我们真的没有看到有其必要……我们向他们说得很清楚，无论如何，我们不想见到这些动作导致任何改变。” 经过这一时期紧张的斗争，美国政府终于认识到“台独”的危害性和中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坚定的原则立场。中美两国在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问题上的利益和共识逐步增加，两国在遏止“台独”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和合作。 第五节 经贸、人权问题与中美关系 一 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摩擦与合作 自1979年7月《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订以来，两国经贸关系一直在稳步发展。两国经济结构和社会水平不同，双边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两国间经济已紧密相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两国经贸关系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别是：一方面，两国经贸合作越来越宽广、深入，共同利益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两国在经贸领域矛盾和摩擦也在增加，并以与以往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布什总统入主白宫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 贸易不平衡问题。 美方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是中美经贸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根据中方统计，2004年中国对美贸易盈余802.7亿美元；而按美方统计，当年对华贸易赤字为1619.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380多亿美元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为1241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额4894亿美元的25％左右 。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多种：一是统计方法问题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被夸大。中国认为，美国的进口统计“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其出口统计则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另外，“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 二是在中国看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这种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政府出于政治考虑而在技术出口和转让领域设置了许多限制造成的。 2.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直中美经贸关系中矛盾比较多的问题。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立法方面取得很多进展，并加大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大对盗版等侵权行为的惩治。2004年，中国成立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专门协调、统筹全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从2004年9月开始，工作组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全国公安机关在行动开始两个月内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立案1000多起；中国还出台了知识产权侵权刑事犯罪司法解释，新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定罪量刑标准 。但美国依然不断提出这一问题，在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一共对中国提出18起侵权案。 3. 纺织品贸易问题 自2005年1月1日起，延续数十年的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制度被全面废除，这给各国纺织业带来不同的影响。纺织业既是中国的传统产业，也是当前中国对外贸易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其出口额占中国对外出口总额的20％，涉及到国内1900万从业人员。而纺织业在美国已退化为夕阳产业，失业问题突出。纺织品出口在中国对美出口中占有很大份额，美国试图通过设置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限制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保护国内已经衰落的纺织业者的利益。2003年11月18日，美国首次就织布、胸罩、袍服三类纺织品对中国实现进口配额限制。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随后两次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雷德，抗议美国违背世贸组织“自由贸易、透明度和非歧视原则”，对中国三类纺织品实施进口配额限制。此后，美国又多次对中国数类纺织品设限。 4. 人民币汇率问题 中美关系中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源自美国国内政治需要。在中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加剧、美国制造业面临较大失业压力的情况下，美国国内一些制造商和国会议员组成“健全美元联盟”，以中国经济威胁了美国工人的就业为由，力促政府动用贸易关税条款迫使人民币升值。但实际上，中美贸易是互利的，人民币升值不但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不能解决美国制造业的困难，而且会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因为两国经济和贸易结构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中国产品和美国产品的竞争性很小，不存在替代问题 。中国政府认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亚洲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已表明了这一点。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动改革，以形成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中国在进行这一改革时，不能不综合考虑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和国际收支状况，不能不考虑中国的银行系统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改革进程，也不能不考虑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经济金融因素。 此外，美国对华反倾销问题、农产品贸易问题等都是中美经贸关系中不断出现摩擦的问题。尽管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存在上述诸多矛盾和摩擦，但也存在推动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积极因素。 首先，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是由国际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决定的，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连。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展开，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可以为两国经贸交流开拓巨大的空间。从近些年两国贸易结构看出这一点，如：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和旅行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飞机、动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器件、通讯设备和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粮食、棉花等农产品 。只是近些年中国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机械设备、电器电子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方面对美出口有所增加。这种结构性差异使得两国经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互利性的，这也就成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快速发展的巨大动力。 其次，中美两国加强了有关经贸问题的制度性对话机制。2001年7月，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与美国贸易发展署署长特里玛•阿斯奇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美贸易发展合作框架协议。美国重开贸易发展署设在北京的办事处，恢复对中国的商业与技术援助计划。从2001到2004年，中美两国有关部门先后举行了第14、15和16次经济联委会和第14、15次商贸联委会。从2004年开始，中美商贸联委会升格为副总理级别。通过经济联委会，两国可以就宏观经济、金融问题等进行战略对话，有助于两国在双边和全球经济领域的合作；通过商贸联委会，双方可以就两国间经贸问题和摩擦等进行坦率的交流，有助于增信释疑，及时化解两国经贸关系中的矛盾，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健康发展。 第三，两国政府都对发展经贸关系做出了积极努力。与以前相比，中美经贸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尤其是美国政治问题的干扰已大为减少。布什政府积极支持延长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6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要求国会延长对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一年。7月19日，美国众议院以259对169票通过了延长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12月27日，布什总统发表声明，决定从2002年1月1日起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这一决定结束了过去20多年来美国会每年根据《杰克逊－瓦尼克法案》就对华正常贸易关系进行年度审议的历史，显然有助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积极发展。2001年6月，在上海APEC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主要遗留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最后解决方案，中国同意对农业产品出口补贴设定上限，双方也解决了在保险、经销和贸易权等其他领域内的争议，从而为加快结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实质性谈判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6月12日记者会上说：“在这次磋商中，两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这类接触和交流有利于中国早日加入世贸组织”。 第四，两国在在处理双边经贸摩擦问题时愿意采取积极的合作，并做出适当妥协。两国都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可以为美国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同时，长远看来，中美经贸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也有助于缓解贸易不平衡问题。两国都愿意本着互利原则和合作的精神，通过对话与合作来化解两国经贸摩擦和分歧。在中美第15次商贸联委会闭幕后的联合记者会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说，只要中美两国从大局出发，立足长远利益，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互让互利，经贸领域遇到的一切摩擦都可以得到解决。 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积极因素，两国才在知识产权保护、纺织品贸易、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化解了许多摩擦，使得双边贸易、投资及经济技术合作等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随着两国经贸关系走向深入，合作范围愈益广泛和深入，两国在这一领域的矛盾还会不时出现，而且出现摩擦的频率可能会更高。但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市场，两国在处理这些摩擦和冲突时会更加有章可循。 二 中美在人权领域的斗争 由于历史经验、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完全不同，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人权观，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两国人权观的哲学基础不同，“美国认为人权是天赋的，中国认为人权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第二，“美国认为人权是个人的权利，只有个人才是人权的主体和承担者，而中国认为人权是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统一”；第三，“美国认为人权只包括公民、政治权利，中国则认为，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第四，“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把权利和义务割裂开来，强调权利的绝对性和优先性，中国则认为人权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第五，“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上，美国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中国则认为人权本质上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由于两国人权观存在这些差异，加之美国还不断人权领域大搞“双重标准”，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在人权领域一直存在着分歧和斗争。几乎在1990年以来的历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美国都会纠集少数国家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美国国务院历年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涉华部分也往往不顾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和中国政府为改进和发展人权所做的努力，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恶毒歪曲和攻击。但近年来两国在这一领域也展开广泛的对话，并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 中美两国在人权领域的分歧、矛盾、斗争或者是对话与沟通，是与两国整体关系紧密相连的。早在1990年，中美两国就人权磋商问题达成协定：由中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每年进行两次人权磋商。自1990年12月到2002年12月，中美两国共举行了13轮双边人权磋商，其间多次因故中断。 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之后，中国宣布中止与美国的人权对话。钱其琛在2001年3月访美时与美国原则商定恢复对话，但4月份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7届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两国人权对话再次被搁置。2001年7月，中美关系基本从撞机事件的阴影中走出，唐家璇外长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商定恢复中美政府间人权对话。 2001年10月9日到11日，中美在华盛顿举行了第12次人权对话，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国际组织和会议司司长李保东，美方代表团团长是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恩•克拉纳。由于“9.11”发生不久，中美在反恐领域正在进行着密切合作，对话的大环境良好，双方在比较广泛的领域内进行了坦率的交流。2002年12月16－17日，中美第13次人权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介绍了各自人权状况，并就司法改革、宗教信仰自由及双方在人权领域的交流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认为对话气氛友好、坦诚，富有建设性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并商定继续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人权对话与交流。会谈后，美方代表团团长洛恩•克拉纳于18－19日访问了新疆。 由于在2001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选中落选，美国失去了2002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提案资格。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疲于应付战后伊拉克危局，以及其自身形象受虐俘事件影响，因此没有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反华提案。 但在2004年，美国政府又抛出了中国人权“倒退论”。2月26日，美国国务院《2003年国别人权报告》中国部分用相当大的篇幅指责中国依然存在大量和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并在一些关键领域出现倒退。3月，美国决定在联合国第60届人权委员会上提出反华提案，再次挑起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抗。美国出于国内政治需要，无视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而执意搞反华提案的做法，也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反对。4月16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60届会议以28票赞成，16票反对，9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中国提出的对美国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自1990年以来，美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借人权问题进行的反华图谋连续11次遭到挫败。 中美两国人权观的巨大差异，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加之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中美在人权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但冲突和斗争本身也是交流。正是经过长期的对话和斗争，中美两国各自对对方的人权观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可以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进而促进两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结语 中国对单边主义的反应 回顾9·11后的美国外交，我们可以发现，布什政府所奉行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几乎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引发了激烈的反美主义浪潮。布什阵营竞选期间的一些反华言论，胜选后“协防”台湾的言论与对台军售，美国政府在撞机事件发生后蛮横霸道行径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中国激起了一股反美主义情绪。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反美主义并没有那么持久和强烈。 一 中国反美主义反对的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霸权主义 美国学者保罗•霍兰德( Paul Hollander)把世界各地（美国除外）的反美主义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作为民族主义的反美主义、作为反资本主义的反美主义和作为抗拒现代性的反美主义 ”。中国的反美主义基本上是民族主义式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近代以来救亡和革命的过程中、在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时常在与外国的互动中，或以温和的方式，或以激进的方式表现出来。中国的反美主义实质上就是对美国政策等的民族主义式的反抗。我们可以在两个层次上理解“反美主义”这一概念：在观念层次上，它指的是在美国的政策与行为伤害到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情感时而引起的一种反抗情绪或情感；在物质层次上，它指的是体现这些情绪的具体行动，既包括群众性的情绪反应，也包括官方政府行为。前者是相对深刻而持久的，后者往往是短暂的；后者是前者的体现，前者往往受后者的激发而显得更为强烈。 我们在观察中国反美主义消长的时应注意到：它的消长，既受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也与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演变紧密相关，实际上是美国对华政策、中国国内政治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中美两国在交往的历史中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相互对对方都怀有一种“爱恨情结”。早期美国的传教士想把“愚昧的”中国人改造成“信教者”；美国人也始终没有放弃用自由和民主来改变中国的梦想。但美国人在中国的梦想一直没有实现，中国人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不仅如此，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走上了对抗。中国人对美国也是处于爱与恨的矛盾之中。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美国的制度、科技与文化多有赞赏，历次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潮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人为威尔逊的“十四点”而欢呼，也为美国的背叛而义愤填膺；中国人欢迎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但反对它对内政的干涉。这种爱恨情结与美国对华政策及中国国内政治的演变交织在一起，使得反美主义在不同时期的中国会有不同的表现。 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中美两国处于对抗状态；即便是在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时期，美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从未停止过。中国的反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这些霸权主义行径所做的反应。但无论何种原因，中国人的反美主义情绪，似乎只是间歇性的，是因时因事而出现的，从未持续太长的时间。随着中美关系越来越走向成熟，这种情况在当前的两国关系中表现的就更为明显。 二 中国的反美主义为何微弱？ 人类社会已进入21世纪。与以前的数个世纪相比，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令人瞩目的，但与此同时，人类还面临着一些巨大的挑战：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地区性安全问题依然严重，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环境破坏、毒品泛滥、跨国犯罪活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都非常严重。所有这些挑战都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进行有力的合作。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有责任合作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中美两国理应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进行密切的合作。尽管两国之间存在很多分歧和矛盾，但合作，尤其是在安全与发展等问题上的合作，无疑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这不是以个别政治人物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世界发展的趋势。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其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堪与其匹敌。美国一直在试图捍卫这种霸权地位，防止出现任何可能的挑战。但美国无法、也不可能独自应对那些只有通过全球合作才能面对的问题。小布什阵营为胜选曾不惜以破坏中美关系为代价发表了一些强硬的反华言论，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和批评；入主白宫后，也做出了一些破坏两国关系的举动，但他也不得不认识到，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在就职后不久，布什政府也表示了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9.11”的震撼使布什政府充分认识到，新的国际安全形势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挑战，美国的反恐需要国际合作，当然包括中国的合作。因此，布什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发生了尽管不是根本性的，但有助于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变化。特别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布什政府已不再像最初那样不停地向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息，而是做出了积极调整，最终形成了目前中美联手遏止台独的形势。 从中国方面看，当前中国的任务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而维持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为中国的崛起营造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需要中美之间广泛深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全球性的，国际合作更有助于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中国政府在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时，总能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站在战略的高度，制定对美政策。 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与开放，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意识在逐步增强。随着中国的崛起，通过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民众，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往的“受害者心态”，在与国际社会密切接触的过程中也变得更加自信。中国已经越来越多成为能够按照目前国际规则行事的负责任的大国，负责任大国必须具备的一个品质是能够在处理国际社会中各种分歧和矛盾时表现出冷静和理性，在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同时捍卫国家利益。 由于两国政府都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中美两国在“9.11”之后在反恐、防扩散、经贸等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在反恐和人权等问题上保持着密切的对话和磋商，形成了诸如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等制度性的对话机制，加强了两国战略对话。中美关系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共同利益也在逐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