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钊认为,总体说来,从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自由主义主导美国政治,从80年代直到现在是保守主义主导。《新政以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演变》一书系统阐述了新政以来80多年间美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演变,从三十年代罗伯特•塔夫特参议员反对罗斯福新政;巴里•戈德沃特参议员发表《一个保守派的良心》,1964年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选落败;八十年代里根崛起,并成为最成功的保守主义总统;一直到伊拉克战争与新保守主义的衰落;茶党运动及特朗普与右翼民粹主义的猖獗。
陶文钊指出,共和党并不总是等于保守主义,民主党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代表自由主义,政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观点。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认识世界、观察问题的不同思路和方法,是互相制约的,可以互补的。两党的温和派差别不大,比一个党内的温和派与极端派之间的差别小得多。如果两个党都是温和派占优势,就容易达成妥协,社会就容易达成共识。两党的温和派基本都是建设性的,而极端主义对民主政体与国家社会都体现出明显的破坏性。
新政和二战时期,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塔夫特是反新政的带头人,他也反对罗斯福的《租借法案》,在战争末期和战后对美国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有异议。塔夫特曾经三次冲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均未成功,说明保守派在共和党内的势力还相当有限。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不是共和党的胜利,而是他个人的胜利。他不反对新政,保留了新政的各种措施,还加以完善。巴里•戈德沃特虽然1964年竞选总统失败,但他以民粹主义推动保守主义,把保守主义运动推向美国的南部和西南部。
60年代的民权立法和“伟大社会”可以看作是新政的延续。但新“左派”运动使自由派走向极端,导致民众的反感,也为里根登上全国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
里根执政期间迎来了政治保守主义发展的巅峰。里根时期对美国经济治理较好,军力大大提升,并与苏联达成了《中导条约》,两国都不部署、并销毁已经部署的射程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导弹,这是军控谈判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作为一位成功的保守主义总统,里根虽然是意识形态主义者,但并不在任何时候都把意识形态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在处理对苏关系上。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认识在美国是很超前的。他和戈尔巴乔夫的联合声明中还说了:核战争没有赢家,而且一定不能打。这个说法到现在也没有过时。
在克林顿任内,新保守主义者并无用武之地,但他们不甘寂寞,成立了《新美国世纪计划》,并推动了《解放伊拉克法》与在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法的成立。而到了小布什时期,布什受到他周围的新老保守派的挟持,挥霍了美国的“单极时刻”, 耗费了巨量的美国人力物力资源,损耗了美国的软实力,也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失败使新保守派遭到了广泛批评,内部也发生了分裂。
右翼民粹主义主义的茶党运动是一个反奥巴马的运动,反建制派的运动。它对美国政治的主要影响是帮助共和党赢得了2010年的中期选举,也促使共和党更加保守化、民粹化。
特朗普是茶党运动的真正受益者,他利用茶党运动煽动的右翼民粹主义吸收选票、获得拥戴。共和党建制派公开发起“Never Trump”运动,将特朗普看作是对国家的威胁。这说明共和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主流保守主义衰落并失去对选民的吸引。在特朗普当政的这几年,美国的右翼势力急剧发展,出现了反全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反建制的变种另类右翼,对保守主义乃至美国政治的破坏性都很强。
最后,陶文钊总结,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美国一直存在,但随着特朗普上台执政,对美国政治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前所未有。右翼民粹主义改造了共和党、共和党的机制,共和党民粹主义化的趋势也还在持续。仇恨与反智主义阻止民粹保守主义与主流保守主义结合或重塑,保守主义这种混乱的状态仍将持续。同时,国际社会的右翼民粹主义愈演愈烈,受其影响,不能期望美国的右翼民粹势力很快消退,特朗普也不会很快在美国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美国建国元勋们所设计的政治机制正从各方面遭到破坏,两党恶斗、政治极化,分配不均、社会分化,这是一场历史罕见的宪政危机。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梅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致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立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邢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张文宗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审校中心主任秦堃参与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纪委书记兼副所长贾俐、副所长火焱和副所长袁征参加发布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