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 --“1969-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王巧荣 　　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之际，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 清东亚研究中心于2002年1月18-19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中美关系正常化国际研讨会”，对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这次会议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两个中心合 作研究项目”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的第三阶段成果的总结，该项目开始于1995年，分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研究”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涉及50年代的台湾海峡危机、越南 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影响中美关系的国际环境、中美国内局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成果 汇编成册以《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再探讨--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为名，由世 界知识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第二阶段研究于1997年春启动。内容仍是”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题目涉及毛泽 东对美政策思想的发展变化、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关系的国际环境、中美外交决策机制。 世界知识出版社将第一、二阶段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一起，以《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 美关系再探讨》为名于2000年出版。 第三阶段研究于2000年启动，主题为”1969-1979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内容涉 及1969-1972年的中美关系、1973-1979年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海峡两岸 内部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此次会议的与会者除项目主持人和作者外，美方参会做评论员的有四位前大使：前驻华 大使洛德（Winston Lord）, 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 前驻沙特大使付利民（Chas W.Freeman）, 前驻菲律宾大使索罗门（Richard Solomon）。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仪（Ezra Vogel）教授、史密斯学院戈德斯坦教授也参加了会议。与美方对应，中方也邀请了几位前外 交官参会，他们是：柴泽民大使、朱启祯大使、李道豫大使、李风林大使、王立总领事。中 方参会做评论员有：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姜长斌教授、副主任刘建飞教授、中央 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陶文钊研究员。此外还特邀中 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身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央党校国际 战略研究所所长的王缉思研究员、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袁明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牛军教授。 一、深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与会者首先就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历史问题进行讨论。当代中国研究所李丹慧研 究员的文章《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艾奇奈利的文章《努力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暂时妥协：1969年-1972年的尼克松政府、台湾问 题与中美和解的过程》分别探讨了越南问题和台湾问题这两个因素对1969-1972年中美关系 影响。李丹慧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过程中越南因素的作用这一新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在实现 与美国关系缓和的各阶段中，对越美和谈及对越援助等方针的变化情况及原因。她认为：（1） 毛泽东考虑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的动向最初反映在1968年对越美和谈从反对到赞成这种态度 的变化上。（2）由于美国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在谈判中让步，故 而中国在思考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客观上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 筹码。 　　艾奇奈利主要观点是：（1）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两国之间”最难解决的唯 一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不仅是双方谈判时关注的焦点，也是影响谈判进程的最大障碍。中美 双方在缓和进程中，必须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自美国成为中国收复 台湾的最大障碍后，中国人就想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暂时妥协开启了 正常化之路，但是也给未来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达成妥协留下了难以解决的难题。（2）在台 湾问题上，美国国内政治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尼克松和基辛格为排除国内因素对其对华缓和 政策的干扰，他们采取秘密外交的方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考虑是不放弃”老朋友”， 否则将损害其在亚太盟国中的可信度。 　　英国牛津大学富特教授富特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宫力分别就1972-1979年 中美关系进行了探讨。富特教授在其《遗产、借口和疏漏：美国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1972-1979》的文章中认为：（1）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受多种因素制约，但美国在决定同中国 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美中关系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战略意义上，片 面追求所谓的全球目标，从而忽略了有关台湾未来的关键问题；（2）在谈判涉及有关台湾未 来政治地位、美对台出售武器、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时，由于早些时候所发表的声明中的 一些遗留问题，加之美国在其与台未来关系上目的不明确，削弱了美国在谈判最后阶段的讨 价还价优势。 宫力认为，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外交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一方面坚持原则；另一方面更加强调”灵活性”。 1973年，中国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加速推 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但从1974年起，由于美方在台 湾问题上有所倒退，提出倒联络处方案，中方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上没有多大回 旋余地，因此，从1974年到1978年5月，中美关系正常化陷入僵局，主要责任不在中方。 中方坚持按”日本方式”要求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是合情合理的。1978年5月之后， 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促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出现转机，中美于1978年7-12月进行建交谈判 并最终取得突破。从中方的角度讲，邓小平的最后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中美关系 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关于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科日列夫教授和国防大学王仲春教 授作了主题发言。科日列夫从全球格局和地区结构两个层次，分析了1969-1979年中美苏大 三角关系的互动过程和特征。他的主要观点是：（1）美苏缓和、中苏分裂和中美接近给苏联 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但由于苏联对美与对华政策中内在的两面性，限制了苏联作出 及时而又灵活的反应，最终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陷于政治孤立和自我消耗的军备竞赛。（2） 苏联对外政策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坚持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世界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教 条，从而热衷于在全世界推进其扩张、干预路线；另一方面，由于其理论教条同现实的格局 变动和地区结构的系统性变化不能一致，所以苏联无法对局势作出有效反应。　　王仲春认为：（1）苏联的军事威胁是促使中国作出与美国直接对话与和解的最基本和最 直接的动因。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为改善中国险恶的外部安全环境，作出的超越意识形态的 对美战略重大调整。（2）为推动形成共同抗苏的统一战线，也为防范美苏进一步接近和可能 的勾结，中国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构想。但美国人并未真正接受中国提出的这一战略构 想。由于在美、苏、中的三角关系中，中国毕竟是最弱小的一极，在中苏、中美和美苏三对 关系中，中苏关系又是最紧张的一对。这就使得美国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中、苏都有求于美国，美国就可以较小的代价推进美国的利益。正是美国这种对苏缓和政策在很大程度 上制约了中美关系的向前发展。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裘兆琳研究员和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研究员就海峡两岸内部 政治与中美关系作了主题发言。裘女士的主要观点是：（1）由于美国在战略上日益需要同中 国接近，台北方面日益受到美国的忽视，地位日益被动，其外交空间日益狭窄，并最终由于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进和其在联合国代表权的丧失而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2）在此期间， 美国面临两难的困境，即与北京接近的战略考虑同对台湾的义务和承诺之间的矛盾与美国国 内在对台与对华政策上的争论。这种困境决定了美国政策的两面性，它一方面希望同北京关 系正常化，灵活地应对局势变化，以谋求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国内政治，企图弥和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事实上，这种困境因素一直反映在中美艰难的关系正常化的谈 判过程中。 　　李捷认为，从1969年开始，中国领导人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 虑。但是，外交政策的调整本身，就是国内政策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促进了国内政 策调整。一个最大成果，就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力量的决策地位的增强，这在 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极左势力。但是，由于毛泽东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晚年失误，直到1976 年为止，中国政治一直在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中国国内政局的不稳，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 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邓小平再次复出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 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最稳定的国内政策支撑。从此，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逐渐取代联美 抗苏的考虑，成为推动中美关系迅速向前发展内在动力。这一转变，是具有历史性的。 　　 二、抓住有利时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在有关当前中美关系的讨论中，双方与会者都认为，“9?11事件”后，中美关系发生了 很大变化，两国之间存在非常广泛的合作领域，中美在反恐、反对毒品犯罪、大规模武器扩 散，以及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在当今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国际、国内 问题日益交叉的时代，各国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关注点，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在所难 免的，台湾问题仍将是中美关系中的最敏感的问题，但中美之间只要从大局出发，从合作的 愿望出发，中美关系就能顺利发展。 　　美方与会者还认为：（1）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 两国的共同利益更多。目前有两个重要领域值得重视：一是地区安全，如朝鲜半岛、中亚， 特别是南亚。南亚的印巴对立很容易导致军事冲突甚至战争，如果发生战争，中美两国都难 以置身事外。二是如何促进全球和地区经济发展。东亚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和东南亚经济危机 对中国没有好处，对美国是一种危险，而且还不利于亚洲地区的稳定。当然在某些问题上两 国有分歧，如在大规模武器扩散问题上，两国的看法就不一致。（2）中美两国合作的一个重 要方式就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协调一致。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从90年代初开始就进行了成 功的合作，如柬埔寨问题的解决，现在在反对恐怖主义上也有成功的合作。中美合作应该更 多地在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而无需专为两国合作建立某种框架。发展中 美关系应更注重实质性内容。（3）中美都是亚太国家，应该互相正视对方的地位和利益。美 国不希望中国感到自己的强大正遭到其他强国的反对，因为这些国家惧怕中国的强大。亚太 地区是美国重要利益所在，所以美国对亚太事务非常敏感。”10+3机制”以及日本倡导的”10+3 再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机制”将美国排除在外，这是危险的。（4）目前亚太地区存在着两大 三角关系，即中美日三角和中美俄三角。就中美日三角关系来说，美日在亚洲结盟共同对付 中国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后果，美国和日本应该正视中国在东亚的崛起及其应有的地位，中国 在亚洲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中美俄三角关系来说，应注意防止任何两个大国结盟 来对付第三国这种危险趋势。（5）中美两国目前都存在着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从美国 方面，它表现为美国国内缺乏对中国的足够了解和认识。如果听任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膨胀， 就会对中美合作的基础构成威胁。 王巧荣：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