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欧文化高峰论坛”会议综述 2011年10月27日至28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欧洲联盟委员会教育文化总司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联合承办的“第二届中欧文化高峰论坛”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蔡武、欧盟教育文化委员瓦西利乌、波兰文化与民族遗产部长博格丹•兹德罗耶夫斯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共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蔡武部长说,中欧文化高峰论坛是在中国和欧盟领导人的关怀下，由中国文化部和欧洲联盟委员会教育文化总司联合主办的论坛。去年,欧盟总部成功举办首届论坛,温家宝总理和巴洛特主席亲临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重要演讲。近30位中欧学者汇聚布鲁塞尔，双方首次围绕国际思想文化界最前沿的话题，从思想与价值观的角度，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交流，开启了中欧人文交流的新篇章。 蔡武部长指出，本届论坛主题“创制城市”是中欧双方学者经过平等协商后确定的。中国和欧洲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都是世界最早建立城市，并最早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地方。不论城市的类型如何，也不论其怎样变化，城市始终是人类文明形态和各类文化活动的最主要的空间载体。我们今天讨论创制城市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了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时代背景下，发现我们的城市存在何种不足；第二是思考在走向未来的进程中，我们的城市还应该具备何种新的功能，担负何种新的使命。 中国近30年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加快了城市化速度。现在，中国超过百万人的城市已经居全球之首。快速的城市化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怎样在发展中保护城市、在保护中发展城市的严峻任务。在处理城市保护和建设的关系上，欧洲城市做得比较从容、得体。为了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国策，走符合自己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我们提倡建设学习型社会。不论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与我们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将认真的参考、借鉴、欣赏和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以提高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的进步。 蔡武部长强调，当今时代，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中欧关系的主流，也是中欧思想文化界的共识。经验表明，中欧间开展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无疑是加深彼此的了解和理解，建立积极健康的中欧文化合作体系，乃至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最有效的途径。让我们携起手来，在争论中求同，在探讨中存异，在交流中共享，在合作中互鉴。 来自中国和欧洲的近40位著名学者就“创制城市”和4个重要论题“城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城市的公共空间”、“新城市、新治理、新政治”和“新技术与城市生活”，展开了深入地讨论和交流。 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主席阿兰•勒比雄担任主旨发言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荷兰建筑师雷蒙•库哈斯围绕本届论坛主题“创制城市”发表演讲。 黄平以“城乡对立还是城乡互惠？”为题，探讨了中国开创一条不同于老式发展模式的城镇化道路的可能性。黄平认为，城市不仅是经济增长、发展、繁荣的中心地带，也是思想、文化、艺术的集聚地,还是我们交流、交换、沟通，甚至争论的公共空间。他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成为全世界城市发展最快的地区，中国的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居世界首位。当下，中国的城镇人口已接近总人口半数。据麦肯锡的预测，2030年的中国城镇人口将超过10亿。因此，中国正面临着人类从未经历过的高速的、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 黄平进一步指出，当下的城市问题的探讨基本可从4个层面着手：第一，自然资源层面，包括生态、环境、能源、水、土地、耕地；第二，在自然资源约束下的城市基础设施层面，包括住房、公路、以及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在内的公共服务；第三，社会层面，包括社会的福利、教育、公共卫生、养老、公共管理和法治或善治；第四，文化与艺术层面，包括城市的精神、道德和审美。城市发展在自然资源层面受到的制约是硬性制约。然而，正是这种不可逆转的制约，赋予了中国摆脱老式发展观--依靠扩张或掠夺谋发展的机遇。 城乡互补、城乡互惠、互利共盈的发展模式，在欧洲的发达社会、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均有成功运用的案例。在中国著名的江南特别是苏杭等地区，多少年来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两分或者非此即彼的关系。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形成了彼此互补的一个网络、城乡共赢的一个整体。 黄平强调，当下中国的城市建设既不可能走欧洲所走过的对外扩展的老路，也不应重复其先污染再治理的发展历程。我们要走出一条多元一体、城乡共赢的城乡一体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有利于环境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符合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此，我们必须在思维上尽早摆脱二元对立、依赖对外扩张和对自然掠夺换取发展的陈旧观念。 雷蒙•库哈斯认为，面对中国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和由此带来的挑战，为使城市发展更加成功，如何在短时间内应对这些挑战，丰富我们的文化、城市内涵、体现我们的历史底蕴是我们应当讨论的内容。雷蒙•库哈斯指出，城市建设不能只是大规模的重复建设，更不能仅体现其商业价值，而应该体现其文化特征。雷蒙•库哈斯建议，把城市分割为行政中心、金融中心，市场等几个区域，以充分体现其功能。此外，他希望中国在发展城市进程中，对如下因素加以考虑，积极采纳新思维：在外形样貌上避免雷同，对新城市予以分类；为有助于城市定位，除远古之外，把近代重要建筑也纳入保护对象；以艺术研究机构、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空间为依托，为城市的创意产业注入文化因素，创造文化大爆发。最后他指出，中欧双边关系因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而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下实现中欧关系的平衡，也是双边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主持自由辩论，发言嘉宾就演讲内容展开讨论。4个论题讨论在自由辩论结束后开始。 第一论题：城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乐黛云担任论题讨论主席。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结地是如何形成的？中国和欧洲的城市历史有何不同？中国城市和欧洲城市在功能上有何不同？现代城市和古代城市有何不同？人们对未来城市有何期待？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英国建筑师威尔•艾尔索普、波兰国家文物收藏博物馆馆长彼得•马耶夫斯基围绕该议题做现场发言。法国卢浮宫绘画部主任万桑•波玛海德向大会提交书面发言。 唐晓峰在概括了秦朝与汉朝的都城建设后指出，都城是随着皇权的礼仪化而趋向礼仪化，而轴线的运用是都城礼仪化的重要手法。威尔•艾尔索普在分析英国城市建筑的基础上，对城市的未来、城市发展方向以及怎么样的城市才是人类愿意居住的城市发表观点。李零以“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为题，从建筑样式、社会功能的角度概括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八大特点：“城”比“市”突出；军事功能突出；强调以中心统摄四方；选址多为平地；一般为土城；一般为方城；城墙自古高大；居住人口多。彼得•马耶夫斯基认为，城市的发展是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文化的传统是发展政治、经济的潜力，而历史则对我们反思并研究当下的城市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万桑•波玛海德从城市建设角度介绍了巴黎城市建设的今昔，并指出了巴黎与北京在城市建设上的不同。 第二论题：新城市、新治理、新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担任议题讨论主席。在全球化时代，城市遇到许多新问题。因此，城市需要在治理、政府管理和文化创造等方面有所创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冰岛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塔格•埃格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西班牙法理学家和欧盟前人权委员阿尔瓦罗•希尔-罗布雷斯、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晓明分别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城市治理的经验。 王绍光以重庆为例，介绍了中国在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些经验。他认为，中国现代城市普遍存在着不方便、不平等、不安全、不开心等诸多问题。在解决上述城市问题之际，可借鉴重庆市取得的4个经验：第一，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二，重点采取措施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解决“一圈两翼”的问题；第三，提出“五个重庆”，加强政府提供公共消费的功能；第四，国进民进，在保持国有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潘家华以“包容性的城市治理”为题，阐述了城市的治理必须完成“城（城池、城堡）”的排他性与“市（集市和市场）”的开放性的包容性统一。他认为，“城”和“市”的包容性统一是城市和市场形成相互依存的综合体的前提。塔格•埃格森着重介绍了雷克雅未克市的成功治理经验。雷克雅未克市以市议会和执行委员会为依托，积极鼓励民众参与城市治理，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吸烟问题、年轻人酗酒和吸毒问题、以及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不信任等问题。阿尔瓦罗•希尔-罗布雷斯指出，城市的新治理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城市应当适应人，而不是人去适应城市；第二，城市应当保证所有人的平等权利；第三，城市建设不能通过拆去老城区来建设新城区的方式来完成；第四，城市应当成为文明教育空间；第五，应当对城市进行民主化的规划。王祥明以“实践城市综合建设，倡导城市和谐发展”为题，以他所在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城市综合建设项目为例，介绍了该公司在利用城市空间、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开展环境保护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 第三论题：城市的公共空间 法国卢浮宫音乐厅主任让-马克•泰拉斯担任该论题讨论的主席。城市的公共空间塑造着城市生活，在城市中具有最特别的意义和功能。城市的公共空间可分为广场、博物馆等有形空间和互联网之类的无形空间。探究人们希望或认可的公共空间的内涵是我们需要直面的课题。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希腊作曲家菲沃斯-安杰洛斯•科里阿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王晓明、意大利建筑师卡罗•拉蒂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我们利用有形和无形的公共空间，塑造美好城市生活、解决现有城市问题的可能性。 潘公凯从中国城市文化建设的角度，介绍了近10年来中国的美术馆建设。他指出，建设速度快、馆建面积(较以往)大、改旧（厂房）为新（美术馆）是中国美术馆建设的3大特点。结合美术馆从业人员对专业不熟悉等问题，他建议，为更好服务于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美术馆运作方和设计方亟需提高自身专业素质，美术馆的上级机关亟需提高决策水平。 菲沃斯-安杰洛斯•科里阿斯从音乐角度揭示了公共空间的可变性。他在演示乐曲后指出，在既定的规则体系下，构成音乐的基本元素的演化与组合可生成不同曲目。由4大主要元素----不断演化的曲目、时间、空间以及经历不一的听众共同构建的可体验、可感受型公共空间，是可变的或流动的。 王晓明指出，在近20年上海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土地、空间的资产化导致低收入者阶层的居住空间、地面通行权等未能与城市发展同步。为改善表达政治意愿的公共空间被占据或缩小的现实，城市居民在互联网上创建虚拟公共空间。该现状给予我们启示：我们必须去想象和创造一个社会模式,让各种声音都能参与到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中去。 卡罗•拉蒂介绍了数字化空间回应抑或参与实体空间的现象。近几年，如何使数字化或虚拟的公共空间，回应抑或参与实体世界的工作，已取代“对实体世界的虚拟化”这一20年来的工作重心，成为新的主流发展方向。在建筑设计领域，人们通过在数字化空间内部提供实时信息等方式，参与现实世界的公共空间艺术设计。数字化空间还可回应抑或参与到实体世界的政治领域，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利用网络取得竞选成功是很好的例子。 第四论题：新技术与城市生活 法国里昂中央理工大学哲学讲师莎拉•卡尔瓦罗担任第四论题讨论主席。与古代城市不同，现代城市不仅是一种文化存在、政治存在和工艺存在，而且是一种技术存在。建筑、交通、管道、能源、生态、物流等等方面的技术处理决定了城市的生存质量，但是城市技术始终存在大量难题。清华大学国家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瑟•胡塞因、中国女市长协会副会长袁秀梅、法国城市化科技专家贡萨格•德比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哲学教授吉贝特•奥图瓦、德国城市规划学家罗尔夫•戴姆勒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新技术与城市生活的关系。 张杰认为北京旧城长期面临着保护、改善、发展三个方面的难题，详细分析了南池子、前门大街、南锣鼓巷、烟袋斜街、胡同整治、平房改造等六个北京旧城历史街区案例的成败得失，进而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旧城保护问题应与新城、中心城建设相统筹；改变保护更新“一刀切”的做法；建立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的进入机制，鼓励公众参与，提倡以社区为基础的小规模改造活动；应使旧城内闲置房进入城市保障性住房体系，促进旧城的发展与活力；政府应该建立对旧城改造的长期投入机制。 阿瑟•胡塞因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被严重低估，中国很多农村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城市标准，中国对于城市和农村的划分一直都不明确。中国的城市建设速度比印度的城市建设速度快5至10倍，因为中国不是私人占有土地，政府通过出售土地获得巨额收入，高速度搞建设的同时出现了大规模的重复建设。胡赛因倡议各城市建设过程当中引入多样化、差别化的战略，充分利用非污染性的技术方案缓解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转换管理方式重新规划大型城市集群的交通。 吉贝特•奥图瓦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城市与乌托邦的想象，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是政治的乌托邦，培根的乌托邦是技术的乌托邦，意即乌托邦是科技进步以及发明创造的结果，乌托邦的主角就是研究者和科学家。20世纪人们对于乌托邦城市的想象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对于技术与人类的关系的认知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天真的现代主义阶段人们鼓励技术，虚无主义阶段人们反对技术，后现代主义阶段人们既热爱技术也对技术持批判态度。 论题结束之后，前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梅兆荣主持了“中欧未来自由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西班牙法理学家和欧盟前人权委员阿尔瓦罗•希尔-罗布雷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法国"中国窗"创办人艾里克•梅耶、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莫言畅谈了中欧关系以及中欧合作的前景，意大利知名作家翁贝托•艾柯也通过视频发言表达了祝愿。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黄平主持了总结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倡议中国人用新的眼光来看欧洲、欧洲人用新的眼光来看中国，欧洲国际跨文化研究所主席阿兰•勒比雄认为真正的跨文化交流需要在理解别人的观点的同时忠于自己的信仰，中欧双方学者达成了多元化的共识。最后，中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项晓炜主持了闭幕式，法国卢浮宫音乐厅主任让-马克•泰拉斯诚邀大家于明年七月参加卢浮宫举办的下一届论坛，至此第二届中欧文化高峰论坛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