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1971年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
发表部门: |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6期 |
发表时间: | 1999-06-01 00:00:00 |
标 题: | 1969-1971年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 |
1969-1971年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覆盖在中美关系表面上的坚冰依然坚硬而厚重,但在厚厚的冰雪下 面,时势所造就的春潮已经开始悄悄地涌动着。1966年3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一场意义 深远的外交政策听证会。这是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在三年中举办的第二场 对华政策听证会。除少数极端反共分子外,绝大多数与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知名人士都对美 国对华"遏制与孤立"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 这场听证会在美国朝野引起了广泛 回应,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对华"遏制而未必孤立"的政策设想,希望在 对华政策上采取灵活的态度。当时美国各大报刊对汉弗莱的讲话都作了积极的评价,没有"负 面反应"。 这场历史性的听证会以及其它一些迹象标志着美国朝野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已经开 始了"解冻"。 这些"解冻"的迹象十分细微,但却是实质性的。历史造就的时势推动了"解冻"的发 生。首先在中美双边关系的层面上,美国长期推行的对华"遏制加孤立"政策已经被现实证 明完全失败了。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者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是莫斯科的仆从和 工具,作为一个"外来"的政权,它的统治基础是十分薄弱和不稳固的,因而通过施加压力 的政策,美国就能最终削弱并摧毁中共政权。十多年的实践结果表明,美国的这一设想已经 变得越来越离奇和痴心妄想。共产党的中国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日益显示出她的发展和强 大。尤其1964年原子弹试验成功,中国一步迈进世界核俱乐部的行列,成为国际战略格局中 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许多事实已经使美国无法继续维持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正如著 名国际关系学者汉斯*摩根索指出的,实行对中国的孤立政策,"被孤立的是美国,而不是 中国"。 其次,在全球格局的层面上,世界力量多极化的趋势,美苏战略均势和"苏攻美守"局 面的出现,也逼迫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上的不利处境。诚如毛泽东所概括的,60年代是一个"大 分化、大动荡、大改组"时代。在东方,以中苏分裂为标志,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已不复存 在。在西方,以法国退出北约等事件为标志,离心的倾向也日趋加强。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严重削弱。在经济方面,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濒临崩溃。在军事方面, 美苏战略核武器均势逐渐形成。在第三世界,美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急剧下降。越南战争的 泥塘更使美国的国力和威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作为 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的崛起便成为美国决策者们不能不加以考虑的一个新现实。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单纯的思想认识到现实的政策的行动,这中间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美国朝野虽然在舆论和认识上出现了检讨对华政策的倾向,但是离真正现实 认真地调整政策还很远。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几十年打交道的历史留下的记忆是十分不愉快 的。跨越几十年敌对和斗争所造成的深刻鸿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 里,美国依然是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方面最大的敌人。中苏交恶更增加了中国对美苏 勾结、联合反华担忧。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准确地把握国际大势,判断美国的政策战略 走向,这对毛泽东来说也需要时间和过程。几十年沉垢,积重难返,中美关系的调整之路其 修远兮! 所谓时势造英雄,历史总是在不断地为人创造机遇,而伟大人物的伟大就在于他们发现 并抓住了这些稍瞬即逝的历史时刻。在六十年代末中美关系的调整中,来自苏联的威胁成为 创造历史的关键。中苏的论战、分裂、敌对以及最终在边界问题上发生的武装冲突,对中共 领导人来说是始料未及的。毛泽东曾经以为中苏论战不过是"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 然而意识形态的分裂和对立一旦发生,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双方在"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者"问题上的争论,威胁到的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正统性问题,而是两个国家的政权合法 性问题。 中苏的对立和冲突很快从意识形态扩展到了国家安全领域。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侵略扩张 历史,苏联党和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这些在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心理上的影响是 十分深刻的,他们不得不本能地对任何来自北方的威胁严加注意。大论战过程中,毛泽东认 为"资产阶级叛徒集团已经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这在理论上为苏联的侵略性找到 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根据。在1964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他把苏联现政权的性质定义为"资 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这种定性显然就 意味着战争。1964年10月,在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的时刻,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提出:"赫鲁 晓夫会不会打我们?苏联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你们看,有没有可 能?" 在部署备战的"三线"工程时,中国已经把来自北方的军事入侵考虑在未来的军事 防御战略重点之列,中央军委曾特别指示加强"三北"地区,即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国 防工程建设。 如果说意识形态给中国造成的只是心理上的威胁,那么边界问题带来的可就是实实在在 的现实威胁。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尔山口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春, 苏联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了边民暴动和叛逃事件。1964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 判取得没有结果。苏联领导人内部认为中国企图"夺回"失去领土,以此为理由苏联大规模 向边界增兵,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1963年苏联与蒙古订立"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 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重新开进蒙古。1966年1月,苏蒙进一步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 "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在蒙古境内设置军事基地和驻扎军队。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 月,边境地区的挑衅事件急剧增加,据中方统计,苏方在边境共制造事端4189起,比1960-1964 年间增加了一倍半。 冲突的性质也不断升级,从拳打、棍击发展到鸣枪示威。1968年1月, 苏军装甲车在乌苏里江七里沁岛冲撞中国边民,造成4人伤亡,酿成第一起流血事件。同年, 苏联军用飞机频繁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活动。 1968年8月21日凌晨,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军队突然袭击并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 一事件向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中共中央对捷克事件作出了极其强烈的反应,谴 责苏联修正主义已经彻底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在这个过程中, 毛泽东对苏联的侵略本性有了一个明确的判断,同时也开始对中国外交战略的理论基础作出 调整。10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不再从"反帝反修"的角度分析苏 联入侵捷克的事件,而把它看成是世界局部战争的一个表现。他表示,现在南斯拉夫成了我 们间接的同盟军,它和苏联有矛盾,我们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包括罗马尼亚,还有捷克 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东欧国家要一分为二看待。 就在一个月前,《人民日报》的文章还在抨击南斯拉夫"铁托叛徒集团",杜布切克也不 过是受"苏修"侵略的"捷修"。在当时极左的气氛中,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显然蕴涵了不同 寻常的思想动向。提出"利用矛盾",表明毛泽东已经抛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条框限制,准 备建立新的外交统一战线。他提出的"一分为二看待"东欧国家,区分标准也不再是"帝" "修",而是国家主权。这样,针对勃列日涅夫提出的"有限主权论","毛泽东也抛弃了那 个使中共一度陷入自我矛盾的意识形态老话题。中国从此不受意识形态拘束,和世界上大多 数国家一样,从侵犯国家主权的角度谴责苏联,这就为结成反对苏联霸权统一战线提供了条 件"。 中国新的国际战略究竟应该往那里去?在此时毛泽东的脑海里,可能已经有了模糊的意 向。1968年11月,中国方面提出恢复自5月以来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外交部发言人的讲 话重申了中国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两条原则,即美国从台湾撤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 上达成协议。1969年1月29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尼克松的就职演 说,在这份演讲中,尼克松"含糊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一个民族,不管其人 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这些举动显示出毛泽东在对美战略上的新思 考,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倾向而已,他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2月19日,毛泽 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对列席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谈话说:"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 国际问题有些怪,英美报纸经常吹苏联要出兵问题。苏联要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 自 1967年"二月逆流"以来,这几位老帅一直在"靠边站",早就失去了外交和军事的决策权。 毛泽东提出这一安排是富涵深意的。在历史性的关头,他需要这些老战友们的帮助。 就在这个时刻,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发生了。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30分,中国边防 部队的两个巡逻小组登上了中苏边界乌苏里江中的珍宝岛。10分钟后,苏联两个边防哨所迅 速地派出了2辆装甲车、1辆卡车、1辆指挥车和7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苏军上岛后摆成战 斗队形,阻止中国边防人员的巡逻,双方处于荷枪实弹的对峙之中。这时,隐蔽迂回的中国 边防第二巡逻小组突然从侧翼出现,挡住了苏军的迂回部队。岛上的形势顿时发生了混乱, 仓促间,苏军首先开枪。9时17分,珍宝岛战斗打响。 中国对珍宝岛冲突是有所准备的。1969年2月初,中共中央研究和批准了在珍宝岛地区 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的计划,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掌握了斗争的方针和原则。 但是,中 国发起这一行动的直接企图是有限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前一段苏联在边界频繁挑衅的一 个战术反应。但是,冲突发生使毛泽东洞察到了某种深远的战略意义。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 君回忆,在冲突发生后不久,毛泽东曾对她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 好作文章了。"还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信号了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 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毛泽东还表示:"让他 (苏联)打进来……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 他找陈毅等人谈 话说:"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了?……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这些话都 是有所指向的,在中苏存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美国显然是决定力量对比的最关键的因素。 珍宝岛的冲突把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课题明确地摆上了毛泽东战略思考的日程。 中共"九大"后,周恩来再次找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交代毛泽东安 排的国际战略研究任务。四位老帅都表示不理解:"经毛主席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刚刚 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周恩来说:"主席交给你们 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求符合客 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 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 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 这个情节表明,毛泽东已经不再满足于中国现行 的对外战略,他急切地需要在中美苏战略格局中打开新的战略突破,以摆脱目前中国外交两 面受敌的孤立被动局面。 尼克松和美国政府决策者们在此刻面临的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形势。恰如毛泽东所料,美 国人也没有忽视珍宝岛冲突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基辛格的回忆录写道:"在苏联和中国军队 在一条没没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 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这样描写可能有些夸张,中美缓和最初走 出的几步并非那么"毫不犹豫",而是一连串左躲右闪、小心翼翼、"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但是前进的脚步毕竟还是迈出了。1969年4月,尼克松将一则口信传给苏联,美国"无意利 用中苏之间的困难--当然,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是能够加以利用的"。这 封信充满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7月,美国宣布放宽中美人员来往和贸易限制,允 许记者、国会议员等六种人访华。同时,尼克松在出访亚欧途中提出了"尼克松主义"的新 主张,并且多次声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美国决不参加孤 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他还让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担当"信使",向中国转达他的想法。 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讲话,明确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 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显然洞悉美国方面发出的这一系列信号,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们作出 的回应是十分谨慎和有限的。1969年6月,瑞典大使探询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一个对中国 的威胁更大一些?周恩来的回答很有保留:"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 9月7日,来华访问 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将尼克松准备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思转达给了周恩来,但周恩 来在谈话中还是沿用了以前的观点,认为美苏两大国的对外政策是要联合起来,主宰世界。 周恩来的讲话反映出至少在1969年9月之前,毛泽东还没有作出明确的决断要调整中国的对 美战略。 1969年6月以后,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苏联企图用武力威胁的手段压迫中 国在边界问题上让步。它一方面大量制造战争舆论;另一方面频繁地在边境地区集结军队, 修建战备设施,进行军事演习。边界事件急剧增加,6-7月间,苏联陆空军频繁侵入中国领 土领空。8月13日,苏军向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军事入侵,制造新的 流血事件。9月,苏联在远东地区的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命令,制造发动突然袭击的气 氛。此外,苏联还在国际上放出风声,威胁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外 交上积极筹划所谓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企图孤立中国。面对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中 国做出了毫不屈服,坚决抵抗的姿态。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全军积极备战,坚决抵御一切 外来侵略。全国全军广泛进行备战,包括大量修建防空防核地下工事。林彪等人则别有用心 地利用了备战的形势,在他们的鼓动下,中国反修备战的热潮更加白热化。 战争的形势加快了毛泽东重新启动中国对美关系的步伐。在主要矛盾迅速激化的时刻, 往往就会导致整个格局内各种力量和矛盾的重新分化组合。中苏矛盾的急剧升级,使中美之 间存在的共同战略利益迅速凸现出来。8月1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对 华关系问题的正式会议上指出,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 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个观点表明,美国已经明确认识到了未来的中美战略 利益,并且决心在根本上转变对华关系。 在随后举行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美国方 面再次明确地向苏联表明,美国绝不参与任何旨在威胁第三方的战略安排,这实际上又向中 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一片战争恐怖和狂热的备战气氛当中,毛泽东也保持了冷静和 清醒的头脑,对中美苏的战略局势和中美未来的战略走向作出了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陈毅等四位老帅的国际问题研究在毛泽东思考和决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四位老 帅分别在7月11日和9日17日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报 告。他们明确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 能性都还不大。" 在分析原因时,四位老帅指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中,"中苏 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美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 这个判断如石破天惊一般,解开了纠缠在美苏勾结上的理论疙瘩,从而为中国外交的调整 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美苏矛盾大于中美中苏矛盾,他们之间的相互牵制必然会制约他们的对华政策。同 时,美苏矛盾也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四位老帅的报告提出要主动地利用美苏 矛盾,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的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 策略上灵活"。 尤其在对美战略上,老帅们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认为"这种战术上的 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陈毅在报告之外还口头向周总理提出了几点"不合常规" 的设想,建议打开中美关系,包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 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 1969年9月11日,参加胡志明葬礼回国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飞抵北京,周恩来在 机场与他进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就边界问题开始谈判。10月20日,谈判正式在北京举行,紧 张了半年多的中苏局势开始稳定下来。这时,毛泽东已经基本上摸清了美苏的对华战略态势,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调整对美战略的进程。 这个进程实际包括了渐进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9年底到1970年中,是中美恢复和 加强接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方面主要利用现存的中美大使级谈判的渠道,主要目的 是通过恢复和加强中美之间的对话和接触,利用美苏矛盾,向苏联施加外交压力,同时继续 侦察美国的动向。周恩来11月21日在接见即将出访的中国代表团的讲话中,引人注目地提出: "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都要分析矛盾,怎么看不到 矛盾呢?" 毛泽东和周恩来显然已经接受了陈毅等人对美苏中矛盾的分析,准备在外交上 利用美苏矛盾。 为了继续向中国传递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尼克松和基辛格在11月14日又采取了一 项主动的措施,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中国传话:美国已经从台湾海峡撤出执行巡逻任 务的两艘驱逐舰,并希望同中国建立最高级的、秘密的联系和接触。收到叶海亚的传话后,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 12月2日,周恩来答复叶 海亚:"尼克松如要同我们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这实际上拒绝了美国方面提出建立 秘密联系的要求,而试图让中美的接触尽量的公开化。12月3日,根据基辛格的指示,美国 驻波兰大使在一次时装博览会上不顾外交礼节,追赶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要求与中国方 面会晤,转达尼克松总统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收到这个汇报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有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 毛泽东指示,公开接触,不必保密。12月11 日,中国驻波兰代办向美国大使发出邀请,美国大使"大吃一惊",答复说:"他将高兴地、 小心地从后门进入大使馆。"中国方面表示:这种安排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走正门。 毛泽 东的这个安排同样也透露出力图将中美接触公开化的目的。 从后来发生的情节来看,美国方面一再要求的秘密接触对中美缓和的最终实现是十分关 键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中美缓和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是件风险很大的事件,如果 处理不得当,由此引来的风波很可能迅速地将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而中国方面在这个阶段 则反其道而行之,尽力要将中美的接触大张旗鼓地宣扬开来。这至少说明,此时在缓和问题 上,中国和美国的认识和意图还没有达到同等的程度。中国此时追求的中美接触恐怕是"醉 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中苏之间罢!周恩来在12月12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的讲话中,指 出目前中美苏之间相互开展谈判的现象,再次强调中美谈判华沙渠道的存在,让尼克松"直 接通过他的大使起用这个渠道,不需要迂回曲折耍花招"。 显然,中国对美国意图的真实性 还是存在着怀疑和保留,因此从根本上讲,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并没有作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 化的决心。中美这个时期的接触在性质上还停留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阶段,因此将中美的 各种接触都尽力公开化,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向苏联施加压力,而没有真正准备与美国进行缓 和。 在此同时,中国方面与美国的接触也有进一步侦察和估摸美国对华政策真实意图的目 的。周恩来在12月2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指出,外交部目前对美方人员与我们的接触要求"一 切拒绝"的态度"不甚妥当",可采取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以利于我侦察美国真实动 向,增加苏联疑虑"。毛泽东表示"同意"。 根据基辛格的回忆,在这段时间中美外交官在 各种场合至少有十次进行了会谈,其中四次是中国官员主动接触的,双方都从这些接触中探 询对方的动向。 1970年1月20日,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美方在会谈中提出:美国 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中方作出了积极 地反应,2月20日,中方代表告诉美方:"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 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接待。" 双方同意将下一次会谈,即中 美大使级第137次会谈地点改在北京。同期,尼克松在国会的外交报告中表示,美国要"采 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美国还宣布进一步放宽去中国大陆旅行 的限制和贸易管制。 但是,中美重新启动的会谈和接触很快就遭到了挫折。1970年3月,印度支那半岛的局 势再度紧张,在美国的策划下,柬埔寨发生了推翻西哈努克合法政权的军事政变。为支持印 支人民的斗争,中国再度掀起了反美斗争的热潮。4月,印支人民三方四国会议在中国广州 举行。5月,美国公然从幕后跳到前台,直接出兵入侵柬埔寨,引起了中国强烈的抗议。5 月18日,中国通知美方: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争造成的"越 来越严重"的局势,"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7次会议已经 不适宜。今后会谈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 5月20日,正是原定中美会 谈的时间,首都五十万人隆重集会,毛泽东、周恩来出席大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的《全世 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在这篇著名的"五二○声明"中, 毛泽东再次提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断言:现在世界上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 各国人民","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 战胜大国的侵略"。 "五二○声明"标志着毛泽东调整对美战略第一阶段的结束。美国再度扩大印支半岛的 战火,悍然侵犯中国的友好邻邦,使毛泽东不得不对尼克松的战略企图发生怀疑。而且他强 烈的国际正义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也使他几乎本能地要对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径作出 强烈的反应。因而印支形势是导致中美会谈中断的最主要的原因。但在另一方面,中美前一 阶段的接触本身在两国国内已经遭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中美两国国内都有相当大的力量企图 阻碍双方的接触和会谈,事实上,从3月份开始,由于某些原因,第137次大使级会谈已经被 延期了两次。因而对毛泽东来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此 时都不具备调整对美战略的充裕条件。"五二○声明"不能被视为毛泽东对美战略调整的挫 折,它只是宣告了调整进程中一个阶段的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五二○声明"透露出的信息表明毛泽东并没有停止调整中美关系的努 力。基辛格注意到,这篇声明在总体上表达的是对印支人民道义上的支持,在具体政策上, 尤其是涉及美国的问题上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谨慎。也就是说,中国为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 是留有余地的。 在此同时,声明所表达的一系列思想动向实际上为后来的中美关系进程奠定了理论基 础。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 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用革命取代战争作为对形势的基本判断,这就使中国外交得以摆脱前 一段的战争阴影,同时在革命的基本前提下具备了灵活机动的空间。声明反复指出美帝国主 义的"内外交困"、"垂死挣扎",宣告"现在世界究竟谁怕谁",也为后来的中美缓和埋下了 理论注脚。尤为关键的,在这篇声明中,中国用以判断是非的标准已经完全回复到了国家主 权的理论基础之上。自捷克事件以来,毛泽东对世界事务分析和判断的基础已经完全脱离了 六十年代中期,尤其是"文革"时期"世界革命"理论的桎梏。这为中国外交重整旗鼓,重 现生机和活力消除了思想和理论上的最大羁绊。在中国遭受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的时候,毛 泽东可以从容地调整中国的国际战略阵线,而不再被意识形态的因素所约束。因此可以说,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占据了调整对美战略的前进阵地,前方正是一片宽阔的天 地。 所幸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也没有被"五二○声明"中磅礴的语句吓住,他们继续坚定 地迈出走向中美缓和的步伐。1970年6月4日,美国众议院14年来第一次从援外法案中取消了 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决定。接着,美国驻法使馆再次奉命秘密与中国方面接触,希望打开 中美会谈的新渠道。7月10日,尼克松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赞成同中国建立正常 的外交关系。8月26日,美国宣布取消海外的美国公司禁止给装载非战略物资的中国轮船加 油的禁令。10月初,尼克松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说:"如果我死之前有什么事情可 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公开表示了想到中国来的 愿望。 尤其关键的,美国在6月底作出了将军队撤出柬埔寨的决定,从而解开了印支问题的 缠绕。 面对美国方面历经一年之久,虽遭挫折仍不息、绵绵而来的和解信号,毛泽东已经感受 到了推动历史转折的巨大机遇。可能就在1970 年的夏季,他最终下定了将中美关系推入新 时代的决心,对美战略的调整由此进入第二个阶段。如果说在第一阶段,毛泽东只是在国际 层面上调整对美战略,利用中美苏三边矛盾牵制制衡苏联的话,那么在这个阶段,他将建立 的是中美之间在双边关系层面上的新的战略关系。7月,中国提前释放了关押11年之久的美 国间谍华理柱,恢复了尼克松所说的"外交小步舞"。更为重要的,毛泽东在这时作出了指 示,邀请寓居瑞士的斯诺访问中国。这个邀请从一开始就带着不同寻常色彩,中央急电催促 驻法大使黄镇亲自登门拜会,说服斯诺接受邀请。 正如斯诺所言:"中国领导人从不公开做 无目的的事。" 果然,斯诺在中国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接待。他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国庆庆典的天安门城楼 上,站在毛主席的身边,与主席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公开出现在 天安门城楼上的美国人。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书房里与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 说:"他(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 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 愿意和他谈……" 一周以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国庆在天安门上会见斯诺 的合影,在报纸右上角的"毛主席语录"里刊登了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 我们的朋友。" 尽管这些举动在当时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未能领会毛 泽东这种东方式含蓄的姿势,但是毛泽东确确实实向人们表明,他已经决心将中国的对美战 略和外交带向一个全新的转折点。 随后发生的事已经为世人所熟知。1971年4月,毛泽东指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上 演了永载外交史册的一幕"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7月,基辛格瞒天过海,从巴基斯 坦秘密飞抵北京,在全球外交界和新闻界制造了一场"地震"。次年2月17日,尼克松启程前 往中国,进行了"改变世界的一周"访问。28日,中美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上海公报》,标 志着中美正式走向缓和和关系的正常化。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新的中国对美战略。这是一个尊重现实的务实的战略,在 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未来十年对美关系的格局,它的基本精神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的对美外 交。从《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以及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中,我们可以把这一对 美战略归纳为三点: 首先,中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寻求改善和发展与美国的正常关系,并逐步 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双边问题。中美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分歧和差异,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 和意识形态,但是中美之间不再相互对抗,不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是彼此尊重对方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地发展相互关系,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交流。 其次,中国将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 的合作。中美还将保留彼此在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和不同点,但是在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 和平的斗争中进行合作。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这一反霸条款十分明确地是针对苏联的,这 也是毛泽东新的对美战略的核心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后来发展出了反霸"一条线" "一大片"的思想。 第三,中国将继续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继续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1974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论断。但 是,革命已经不再构成中国对美战略的基础,而是把共同维护和平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上。在毛泽东临终前最后几年里接见外宾的讲话中可以真切地看出,他对苏联侵略扩张的警 惕,对爆发世界大战的担忧占据了他国际战略思考的主要部分。和平已经成为毛泽东生命最 后时刻所切切关怀的中心问题之一。 资中筠:《缓慢的解冻》,《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16-17页;苏格:《60年代后期美国对华 政策的‘解冻’》,《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第75-79页 同注72,苏格文,第76-77页 同注72,转引自资中筠文,第24页 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87 页 转引自二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人民日报》1970年4月22日 同注39,第4页 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3页 《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陈东林:《中共对苏联三次出兵东欧国家行动的反应与认识变化》,"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1997年10月,北京,第8页 同注80,第8页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23页 同注42,第118页 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47页 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4-645页 第84页,第48页 同注42,第119页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历史的注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177页 同注82,P226 同注42,第122页 同注42,第221页 同注42,第123页 宫力:《跨越鸿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同注88,第185页 同注88,第189页 同注88,第196页 同注88,第196页,1968年底开始的中美华沙会谈由于外交官叛逃事件从1969年5月开始实际已陷 入停顿。 同注88,第197页 同注58,第8页 同注12,下卷,第334页 同注42,第125页 同注12,下卷,第334页注2 裴坚章:《研究周恩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同注42,第125 页 同注42,第126页 同注42,第126页 同注82,第244页 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19页 《人民日报》1970年5月19日 同注7,第584-586页 同注93,第58-59页 同注7,第584页 同注108,第219页 宋之光等:《缅怀我们的好领导》,《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431页 转引自哈里什*卡普尔:《觉醒中的巨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第97页 同注7,第592-593页 《人民日报》1970年12月25日 同注41,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