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公共外交:经验与挑战”研讨会综述
发表部门: | 《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 |
发表时间: | 2013-03-05 00:00:00 |
标 题: | “中美公共外交:经验与挑战”研讨会综述 |
“中美公共外交:经验与挑战”研讨会综述 仇朝兵 2012年11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的“中美公共外交:经验与挑战”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外交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汉办、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等单位近30名专家学者,围绕“美国公共外交的实践、经验与问题”、“中国公共外交举措及面临的挑战”、“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一 关于“公共外交”的界定 研究“公共外交”,必须对其内涵与外延做出明确界定,这是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与会学者对“公共外交”的界定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研究员提出,研究“公共外交”这一问题,需要区分“公共外交”和公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公民外交是社会行为,与政府无关,但却可能会配合政府的外交,因为人们通常是通过具体的人来认识一个国家的。而公共外交是政府行为,使服从于、服务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对政府间外交起着辅助作用;公共外交的主要作用在于塑造形象、扩散软实力和加强相互沟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张平先生指出,美国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比较窄,包括“传播”和“交流”两部分,强调政府主体,传播美国的价值观,解释美国对外政策,也注重对外交流。而在中国,“公共外交”的定义和内涵比较宽泛,参与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更多,既包括政府,也包括民间组织;而且,现在也有对内传播政府的理念和信息的趋势。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韩召颖教授在发言中对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公共关系、人文交流或民间文化交流等作了明确区分,认为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公众。公共外交并不起关键性或决定性的作用,起关键作用的是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政策。它只是对外政策的一种辅助性的手段。不过,辅助性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作用是长效的、间接的。 二 美国公共外交的性质、特点与效果 与会专家都同意,美国是世界最早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经验丰富且已取得了明显成效的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认为,总体上说,美国的公共外交做得不错,关键在于美国综合国力比较强。综合国力是做好公共外交的基础。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其公共外交不会太差;如果综合国力弱,国内问题重重,公共外交也难以达致好的效果。美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公共外交,而且经常是朝野同心一起开展活动,政府经常是躲在社会力量的背后,实际上扮演着一个推手的角色;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大公司等,为实现其某些利益或使命也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赵可金副教授指出,美国的公共外交,是配合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执行工具。它是在其国家安全出现了问题时才提出开展公共外交的。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美国忽视了公共外交,把新闻署并入国务院;九一一事件之后又重新拾起公共外交,并把资源重点投向了中东地区。美国公共外交求的是硬功夫,不是软实力,是具有胁迫性的。美国公共外交还是植入式的,经常会借助美国智库、大学、公司、宗教等植入其活动中。 对于美国公共外交面临的问题,与会专家也做了深刻分析。陶文钊研究员认为,公共外交要起作用,首先外交政策要正确。如果外交政策错了,公共外交能够起的作用就会非常有限。他以2009年6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陶文钊研究员说,奥巴马的演讲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体现出美国试图改善与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关系的愿望;但从后来的效果来看,穆斯林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态度并为产生太多积极变化。这是因为美国的中东政策错了,所以公共外交的效果很少。赵可金副教授认为,美国公共外交面临着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做公共外交的和做外交的是两拨人,存在竞争和冲突;第二,美国人的传教士心态,总想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他者;第三,美国人内心的种族主义,也是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一个薄弱环节;第四,1998年美国新闻署并入国务院之后,公共外交“管办合一”了。这些因素也都会制约美国公共外交的效果。 三 中国公共外交的新气象 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与会专家看法比较一致,认为至少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开创和高度重视的民间外交活动,中国一直比较重视的民间外交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谓的公共外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指出,公共外交在中国不是一个新现象,实践上早已开始,只是叫法比较新而已。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韩召颖教授把中国的公共外交追溯到延安时期与斯诺、斯特朗等外国记者的接触。 近年来,面临新的、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公共外交,中国的公共外交取得了积极发展,展现出一些新气象。外交部新闻司鲁世巍参赞指出,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公共外交,中央领导也直接参与了公共外交活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大幅提升,能够用于公共外交的手段和资源更多了;国内各部门参与开展公共外交的意识普遍提升了,社会各界的参与也非常广泛;中国公共外交前期经验的积累,为进一步拓展公共外交打下了良好基础。鲁世巍参赞强调,中国的公共外交是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外交全局的,目标是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民意环境,提升软实力和综合国力。 鲁世巍参赞在发言中还介绍了最近几年外交部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采取的一些新方法、新举措:为领导人开展公共外交提供服务和设计,包括领导人出访和出席重大活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国内外媒体进行公关,对媒体吹风,与学者进行交流,支持专家学者电视采访,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进行舆论引导;与国内外公众进行交流,既重视对外公共外交,也重视与国内民众交流;以“外交小灵通”等形式,大力开展网络公共外交;重视机制建设,加强部内、部际合作与协调;加强理论建设,开展部内培训班,并与国内高校进行交流与合作,等等。所有这些为进一步开展和提升公共外交,都将会产生积极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薇薇通过对“外国媒体、学者的中国报道和中国研究”的考察发现,与前几年相比,2012年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有所改善,外国媒体和学者对中国的报道和研究更加理性,口吻更加平和。除了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增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和接受度增加等因素外,张薇薇认为,中国开展的公共外交,宣传解释了自己,起到了积极效果。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都是中国对外开展民间外交或公共外交的重要组织或部门,对扩大和深化新中国对外交流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国处段军处长重点介绍了友协在开展民间友好工作、为国交友、为中国总体外交服务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讲述了友协开展民间外交的几个重要特点:第一,以情动人,注重感情的培育与积累;第二,以理服人,通过深入交往展现中国人的通情达理,对来自国外的各种不友好的攻击进行有理有据的巧妙还击;第三,用事实说话,通过展示实际情况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友协通过扎扎实实地工作,在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及相互间的了解、理解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在当前大力倡导公共外交的背景下,友协等机构的积极作用将会得到进一步发挥。 四 孔子学院的发展、成效与问题 孔子学院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对外开展公共外交、推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举措。与会专家对孔子学院的发展历程、业已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国家汉办规划处樊钉处长介绍了孔子学院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所取得成效。樊钉处长指出,孔子学院是参考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以及英国的文化委员会等创办的。从2004年在首尔设立第一个孔子学院起,到2012年底已在全球108个国家设有400个孔子学院和503个孔子课堂。仅8年时间,孔子学院就完成了在许多国家布点的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孔子学院以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模式,以语言教学的方法入手,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重点开展的是民间的交往,强调的是心与心的交流。孔子学院开展的活动,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将会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韩召颖教授在谈到孔子学院时强调,虽然孔子学院存在着发展速度控制及管理方面的问题,也需要一些有深度的内容,但它在对外汉语教学及对外文化交流中成效确实比较明显。孔子学院通过广泛的活动,广交朋友,为创造外交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高度肯定孔子学院在对外汉语教学和对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外,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傅由教授特别指出了孔子学院所面临的“成长的烦恼”。首先,国际上对中国在全球各地开办孔子学院总体上反应积极,但也经常会出现消极评价甚至是充满偏见的批评。其次,确保派出合格的汉语教师或志愿者,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教师或志愿者都是外交官,除了掌握语言和文化知识外,还需要掌握跨文化交流技巧,了解对象国和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政策等等。第三,孔子学院管理机制尚不够完善。没有对院长的职责做出界定,没有考核机制,也没有激励机制,特别是对外方院长更无考核规范。对孔子学院院长的权力也没有制约,虽然有理事会制度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五 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问题与机遇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不断改革与创新的中国、发展与繁荣的中国、民主与友好的中国。中国的公共外交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也非常明显。金灿荣教授指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面临着一些困难: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对其他国家民众还缺乏吸引力。国内老百姓也尚未做好承担国际责任的准备。第二,中国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基因不同,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不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理解。第三,与政府相比,中国的社会力量相对比较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时难以逾越的困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吴白乙研究员在讨论中强调,人类进步已使得政治从精英政治走向草根政治。这样的时代,外交也越来越与百姓密切相关,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舆论的压力和影响。中国外交也面临着巨大的国内舆论变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国面临的竞争条件与过去也不一样了,过去的交涉范围是可控的。信息化造成外交决策环境在变化,信息再无法像过去那样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了,应对条件也不得不发生改变。过去“一对一”的讨论或交涉力度和效果不如以前那么明显了,必须在国内公共关系方面投入更多的关注和精力,也必须充分重视网络新形式或数码时代外交新形式。与美国相比,吴白乙研究员认为,中国在利用公共外交新载体方面还相对落后,有明显差距;忽视了价值观的传播;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很有影响力,但未能把这些汇集成有效的公共交流的语言;在英语依然是主导性的世界语言的情况下,语言的运用似乎也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一个无法逾越的交流障碍。所有这些都表明,中美之间在公共外交方面的竞争明显是不对称的。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莉丽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整体上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近年来大力重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资源,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如:部门间的协调等机制上的问题,公共外交的战略、媒介方面的问题,等等。另外,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未能很好地为中国政府开展公共外交提供思想支持。特别是对美国的公共外交方面,依然存在很大逆差,暴露出的问题特别多。赵可金副教授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说得多,做得少,口号式公共外交;第二,过分以来软资源,特别是传统文化,对当代资源开发不够;第三,过于重要上层和精英路线;第四,“灯下黑”现象,自身国内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自身的问题处理得好、解决的好,公共外交的效果才可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尽管中国公共外交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也有其优势。鲁世巍参赞指出,尽管目前公共外交的基本格局是“西强我弱”,但展望未来,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中国的公共外交前途光明,大有可为。金灿荣教授认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有两大优势:第一,中国工业化本身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如果总结得好,对发展中国家有启示和借鉴意义。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要总结得恰当,让外国人信服。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底子深厚,思想资源“矿产”丰富。应该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既不夸张,也不贬低,恰当地展示出文化自信。学者有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工业化道路这些方面挖掘公共外交的资源,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赢得话语权。 六 中国应如何开展公共外交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未来经济发展将会产生重要作用。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中也包含着要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这为中国进一步开展公共外交提出了更高要求。 张平先生指出,在外交上创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战略机遇期,这需要对中国的公共外交进行认真规划,从国家和政府层面上做好战略规划,打造立体的公共外交战略和议程。由于参与公共外交的人和单位较多,在国家战略层面上,相对来说需要加强机制上统筹协调,收缩战线,集中资源,确立重点。从中国向外所要传达的信息或展现的形象来看,需要有理性和长远的看法和思路,理性地看待西方及周边国家的疑虑。公共外交要充分展现出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要充分展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采取睦邻政策的决心、大国气度和国际主义风范;展现出中国的宽容和负责任的形象。 针对中美之间在公共外交方面存在的竞争的不对称,吴白乙研究员提出,从公共外交来看,从与美国竞争角度看,中国需要重视网络,打赢网络宣传战;中国公共外交要选择对象下沉,面向外国普通民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和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包括好的和坏的),使之认识到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澄清国外的猜想和疑虑;此外,中国还需要在政策框架内推出主打的价值观,抗衡美国强调的普世价值观。 不同于吴白乙研究员提出的“对象下沉”的说法,王莉丽认为对美开展公共外交,首先要明确美国公众舆论的构成要素,确立以美国智库为中心的精英舆论的影响机制。她认为,对美开展公共外交时,如果不能明确和细分对美公共外交目标受众及对美国公共外交,如果不能明确和细分对美公共外交目标受众,及美国公众舆论的层次,舆论领袖、精英和普通观众,整体的公共外交很难达成预期效果。在她看来,从公共外交的角度看,美国智库是思想工厂,行动主体和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智库在美国精英舆论中处于舆论领袖的地位;智库对中国观,特别是对美国政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中国观的形成、发展及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决定性的作用。王莉丽建议,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可以把美国智库作为突破点,在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通过影响美国智库进而影响美国政府、公众、利益集团等其它公众舆论因素。 王莉丽教授还提出“推进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的公共外交”。对外开展公共外交,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同时也应该注重发挥非政府部门的作用。她认为,政府之外的能够发挥的公共外交作用的组织、机构等都应纳入公共外交之中。在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过程中,政府、智库、利益集团、大众传媒以及普通公众可以形成多个相互独立的行动体和舆论中心,存在着多元的互动,但目标指向都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影响美国舆论。“多中心”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并不意味着政府主导地位的削弱,相反,多中心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中心,“多中心”开展对美公共外交的前提是政府的有效管理和组织,同时加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引导和运用。 清华大学对外传播中心副主任周庆安对比了冷战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公共外交,认为美国的公共外交是对冲型的,主要目的是抵消世界各地强烈的反美主义;中国开展的主要是增量型的公共外交,目的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对美国来说,世界对它的了解已经比较多,而且了解越多,反美主义越强烈,因此它更多开展了对冲型公共外交。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主要源自对中国的不理解,因而,中国迫切需要开展增量型公共外交。但随着近10年来国际战略格局、中国国际地位需求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国际舆论生态的变化,仅仅开展增量型公共外交已经不够了,需要做一些对冲型的公共外交。针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所面临的问题,如国际话语权困境等,张薇薇提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要充分注意中外文化间的差异,以他国民众愿意听、听得懂的语言、用他们熟悉的方式来表达;同时,中国需要学会争辩,要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善于做出直接的回应,而不是躲躲闪闪。 本次研讨会议题广泛,讨论深入,既有观点的共鸣,也有思想的碰撞,有助于推动和深化对美国、中国的公共外交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