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
发表部门: | 《国际问题研究》 |
发表时间: | 2005-03-15 00:00:00 |
标 题: |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 |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战略精英在经历了长达12年的激烈辩论,终于在9.11后达成了共识。本文试图剖析美国对华战略共识的形成、其隐含的三种基本思路及这些思路对布什第二任期美国对华政略的可能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我文中所谈的“战略”与“政策”的区别:“战略”一词含有长期性、全局性、宏观性、根本性的意味;而“政策”则可能有临时性、局部、微观、具体的意味;“战略”主要是由精英“决定”的,而“政策”可能受民众影响(通过利益集团、舆论和选票);“战略”主要涉及军事、战争和安全等“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而“政策”不一定要涉及“高度政治”,它可能只与经贸、环保、难民、毒品等“低度政治”中的某一议题或某几个议题有关。 9.11后美国对华战略共识的达成 冷战后,由于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 ,美国对华战略就像美国的大战略一样失去了“定位仪”。美国两个政党之间、主流精英内部对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有着重要分歧,时不时地掀起“对华政策大辩论”的高潮 。这些辩论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核心问题:(1)对中国的战略“定性”问题:中国是美国的敌人还是朋友?或者既不是美国的敌人也不是美国的朋友?(2)对中国的前途判断:中国会崩溃还是会崛起?这两种图景对美国意味着什么?(3)对中美关系的定义问题:什么样的中美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4)对中国应该广泛接触还是应该严加防范?或者应该“边接触边防范”?或者说是“接触加防范?在911事件以前,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美国对华政策成为1992和2000年大选中的主要议题就是一个明证(两党不一致);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6年台湾海峡第三次危机、2001年美军侦察机事件等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事件的发生也说明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义不清。 应该说,美国对华战略辩论是与对大战略的辩论相平行的。911前,精英层提出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大战略的四种选择:新孤立主义的大战略、选择性参与的大战略、合作安全的大战略及优势主导的大战略。 2002年,美国的战略精英基本上就美国的大战略取得了共识 :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是非传统的威胁——“高技术与极端主义的结合”,美国要以超凡绝伦的实力为基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基本框架,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主要手段,以美国的价值观为道义基础,通过与大国合作来反恐和反扩散,构筑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实现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这就是“新美国世纪”或“美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这一大战略相平行的是,2002年,美国对华战略在精英层和两党内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中国在反恐和反扩散方面是美国重要的伙伴;良好稳定的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有利;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遏制的,只能因势利导;美国对华战略还是要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更硬的战略,一手是“接触、合作”,一手是“防范、威慑”,用外交辞令就是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在经济方面,深化和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往来,经贸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比较平衡的、互利共赢的关系,它一直是中美关系得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之一;在政治方面,加强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建立互信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在人权问题、宗教自由等问题上保持适度压力,并与中国进行“坦诚的”对话,在中国走向司法独立的法制改革中给予帮助和鼓励;在军事、安全方面,密切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通过加强与亚太其他国家(尤其是盟国)的军事联系、调整美国军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来防范中国;同时尝试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与中国及其他地区性大国建立东亚安全合作机制,以保障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保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这一战略共识包含有两个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怀有的战略目标:即期待中国的经济自由化能够导致政治自由化,中国最终能够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与美国和平共处;一个强大、稳定、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其前提条件是强大的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霸权,否则另当别论。美国的逻辑是:一个自由民主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否则即充满了变数,中国现在不称霸是因为力量还不够强大,力量强大了就很难说了。 美国对华战略共识的也反映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对华政策在冷战后第一次没有成为两党候选人争论的议题。尽管挑战者候选人克里极想利用外交问题使扳倒布什,但他与布什的分歧主要是战术或技术方面的,而不是战略方面的:在全球方面,两人都会维持美国的优势地位,都认为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美国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萨达姆是个坏蛋,都主张反恐、反扩散,都同意必要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区别仅在于如何反恐、反扩散;在何种情况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对华战略方面:布什与克里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国家、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一个美国必须重视的大国;在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上,两人都期待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在处理两国关系上,两人都主张要避免同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两人都同意:美国不对中国构成威胁,美国不会去侵略中国大陆,中国也不会侵略美国本土,最可能引发两国冲突的是在台湾问题上,但中美冲突不是不可避免;都承诺“一个中国”政策,继续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区别仅在于:在台湾问题上克里主张“模糊战略”,而布什则奉行“战略清晰”——明确“反对海峡两边的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至于何为现状,由美国来定义),同时明确表示,“中国不能对台湾动武”,台湾问题的解决必须是“和平的、征得自由的台湾人民的同意”;美国还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和其他多边国际机构;在贸易问题上,克里侧重于强调中国应当遵守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主张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布什主张公平贸易、进行汇率改革;在人权问题上,克里倾向于支持言论自由和投票自由;布什则更看重宗教信仰自由;在对华政策的优先事项方面,克里比较倾向于关注经济问题,而布什则更关注安全问题。从两党的政纲和两位候选人的竞选言论看,布什和克里的对华战略立场真的是大同小异,半斤八两,反映了主流精英和两党的共识。 对华战略背后的三种思路 从外交思想来看,美国大战略和对华战略中隐含有三种思路:即自由主义思路、现实主义思路和新保守主义思路,下面分而述之。 第一,自由主义思路。自由主义思路来源于自由派精英,而自由派精英代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主要流派——威尔逊主义及它的理论衍生物新自由制度主义。威尔逊主义强调道德、法律和规则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相互依赖产生了国际合作的需求,而合作需要靠“汇聚一系列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描述性工具”的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égime)来进行 。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国际机制首先在经济领域或其他功能性领域发挥效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海洋领域、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海洋法等。新自由制度主义乐观地相信全球秩序可以在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的约束下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同时,新自由制度主义还包含着这样一层含义:经济的相互依存会导致政治的相互依存,经济上的合作产生“共赢”;政治上可以通过建立互信机制来进行合作,从而消除敌对国家之间彼此的猜忌、疑虑和敌意,降低战争的危险,同样可以产生“共赢”。自由派精英也相信“民主和平论”——由于民主制度的约束和文化自律,现代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打仗;相信全球主义、全球公民社会、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思路在对华战略方面的贡献主要是“接触”战略。包括约瑟夫•奈、鲍大可、李侃如、傅高义、戴维•兰普顿、何汉理、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桑迪•伯格等自由派精英。这些精英的言论及影响有助于:冷战后初期,美国有人曾预言中国将步苏联、东欧国家的后尘,很快“跨台”。 1994年,奈和傅高义等自由派战略人士判断,中国未来走向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 ,在当时美国“天安门事件”后遗症尚未消失、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敌意还十分浓厚的情况下,奈的清醒论断有助于克林顿政府校正对华政策。众所周知,也就是在这一年,克林顿政府开始改变在竞选中人权鹰派的强硬立场,将贸易问题与人权等政治问题脱钩。1995年,奈又提出深化与中国接触的观点,他格言式的论断“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 对决策者无疑是一种告诫,它提醒决策者不要让这种可能会自我实现的恶兆成为现实。鲍大可则在1997年4月17日美国公共电视台做的一个中美关系的节目中,批驳了《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的合作者罗斯•芒罗的下述观点:随着中国的强大,中美肯定会因霸权之争而起冲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就是明证。鲍大可说,中国统一台湾的诉求并不表示中国有扩张主义的野心;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国防还很弱小,军事现代化是出于正当的安全需求;中国在亚太和世界舞台上寻求更大影响也并不是要挑战美国霸权。 傅高义1997年带领“美国人大会”专家小组访问中国后主编了《与中国相处》的书,该书认为,“中国将日益强大。对美国来说,就是要鼓励中国将它的制度与世界其他部分接轨,与世界其他强国合作而不是对抗,以此来维持全球秩序。” 1998年,曾任克林顿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政策顾问、现为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李侃如曾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中程协议”:李侃如建议的内容相当具体,主张两岸建立一个周全的政治框架,缓议主权,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台湾不寻求法理独立,中国大陆承诺不对台动武,以50年时间逐渐发展两岸关系,以确保台海地区在此期间的和平及稳定。 归纳起来,自由主义思路的对华战略有如下几条:(1)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重要的大国,中美关系的好坏影响到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对中国的期待和中美关系的未来: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政治自由化,一个民主的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未来的中美冲突是可以避免的;(3)对华战略的选择是:全面接触及合作,使中国融入到美国领导的现行的国际体制中,目的是使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留在体制外的、愤愤不平的“革命者”国家。具体而言,这一战略包括三个方面:经济上通过广泛的合作及参与,扩大两国经贸关系,谋求经济利益;军事上通过对话、交流、合作,建立互信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化解双方因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战略文化的不同而引起的猜疑、误判和对立,避免使局部的危险升级为全面的冲突;政治上保持适度压力,继续对“侵犯”人权的事件提出批评和谴责,同时鼓励中国司法、政治程序、民主化方面的改革。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一些功能性议题或结构性议题会影响到整个战略,因此对华战略的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连环套”:以经济关系为基础,促进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及民主化有助于消解军事上的潜在敌意和冲突。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出了问题,这一战略就“失灵”了,譬如经济关系的发展加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没有导致自由中国的出现,这就会使军事上的信任难以实现,政治程序的不可预见性使得美国对中国未来产生不确定性,结果增强了原有基础上对中国政治意图的怀疑以及对中国实力增强的担心。 第二,现实主义的思路。现实主义思路主要来源于老保守派精英,它代表了国际政治理论的另一主要流派——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又分古典现实主义(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结构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进攻现实主义(以约翰•米尔夏默为代表),“出生”于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三个流派有一些共同特点:即它们强调实力、权力、利益和安全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元素,它们不太讲“意识形态”,不太讲道德和价值观,也就是说,它们强调硬实力(尤其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此有关的是,它们重视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强调国家的理性即在于不择手段地追求它的利益。这三个流派在安全战略上也有区别:古典现实主义主张“多极”的国际体制是最稳定的,通过“均势”谋求和平,即通过在多个力量之间保持某种动态平衡来避免冲突和战争;而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两极”的国际体制是最稳定的,如冷战时代大国之间没有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单极”最稳定,霸权最安全。从美国的外交决策来看,在这三个流派中,还是古典现实主义最有影响,因此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思路主要是古典现实主义思路。老保守派的精英中最为人耳熟能详的有:曾任尼克松-福特时代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卡特时代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老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斯特,以及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 现实主义在美国对华战略方面的“贡献”是清醒、务实的“力量对比和意图评估”后的“均势战略”:如基辛格认为中国的发展势头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大国(当然美国除外),“中美之间可能的对抗不是缘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缘于民族主义,而且这种对抗不是因为争夺全球霸权,而是因为台湾问题。……(中国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并不必然会转化为谋求亚洲霸权”,“从北京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的地缘挑战)很可能不是通过征服邻国来解决,而是防止反华联盟的形成”,因此美国并不是中国天生的敌人。根据远交近攻的传统,对中国来说,“美国还可以扮演地缘政治的角色,甚至成为中国潜在的安全网”。 此外,中国的综合国力虽然在不断增强,“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拥有外交、经济、军事方面的优势来塑造未来,而不用诉诸于与中国先发制人的对抗”。 基辛格建议决策者:美国应当定期地与中国保持谨慎的战略对话,在台湾问题上,抵制住国内要求放弃“一个中国”的压力。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亨廷顿反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威尔逊主义者在全世界扩展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冲动。他认为西方文明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同样,他也反对国际体系是单极的看法,他认为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是单极——多极的混合体,从全球范围内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是一极;但从各主要地区看,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些主要国家,如在亚太地区就有中国、日本、俄罗斯等,美国不能包打天下,在解决地区问题上还需要与该地区的主要大国协商解决,否则美国真的会变成“无赖超级大国”。 他心中潜藏着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美国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而是来源于美国的认同危机。 在对华战略上,从他的“文明冲突论”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出:中美之间的“紧张状况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对此亨廷顿也毫不隐讳,他说:“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 “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 。按照亨廷顿的思路,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之间的冲突就不仅是文明的冲突,而且也是争霸的冲突!“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着中国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然而,是谁,又在何种程度上对亚洲其他国家或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部分地取决于中国发生的事情。经济增长会扩大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但也会促进政治的发展和走向更开放的、多元的、可能是民主的政治形式”,“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多元制度会缓解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尽管如此,亨廷顿还是很悲观,因为“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强烈显示:对于可能出现的中国霸权,东亚其他国家不会选择(与中国的)冲突和均势(用美国力量来平衡中国),只会选择和平和霸权!这等于说,美国遏制中国霸权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第三,新保守主义思路。新保守主义思路源于新保守派精英。由于最初的新保守派是从自由派的阵营里倒戈而来,因此他们兼具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一些理念 。在战略问题上,新保守派与自由派与自由派的共同之处在于,主张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支持在世界上扩展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区别是他们强调军事力量在外交中的决定性作用,支持增加军费、强大国防的政策。新保守派与老保守派的共同点是:在全球战略中突出军事力量的作用,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优先,将美国利益与所谓的模糊的全球利益区别开来,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明确界定;新保守派与老保守派的区别在于:新保守派在外交政策上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在敌友的判定上以意识形态划界;老保守派则将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以利益的异同划分敌友。 新保守主义的思路在对华战略中的“贡献”是“遏制-进攻”战略。新保守派精英人物包括现布什第一届政府内阁中负责军控和国际战略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国防部长帮办道拉格斯•费思、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负责人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在舆论界和思想库活跃的新保守派人士中主要有《国家利益》的主编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他的儿子、《旗帜周刊》的主编、“新美国世纪项目”(PNAC)主任威廉•克里斯托尔、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人员罗伯特•卡根、“新美国世纪计划”副主任汤姆•唐纳利、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谭慎格、耶鲁大学教授唐纳德•卡根等。尽管新保守派并非铁板一块,在具体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美国民族主义者和意识形态分子,深信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世界是最好的,相信美国的利益就是世界的利益,凡是对美国有利的、也是对世界有利的;他们都是“新威尔逊主义者”,认为一切形式的极权制和独裁制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要确保美国的长治久安,就必须立场坚定地反对它们;要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就需要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变独裁性质政权,适时推进和扩展美国在全球战略方面,由于新保守派在冷战后一直宣扬国际体系是“单极体系” ,美国的实力应当使它名副其实地、责无旁贷地当上世界霸主。9.11事件后,新保守派受到美军在阿富汗战争胜利的鼓舞,大胆地提出“新帝国论”,美国不能满足于维持现状,而要对现状进行更有利于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观的改造。在亚太战略及对华战略方面,新保守派“贬中扬日”,认为美日同盟是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而中国是美日同盟的威胁 ,是美国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 。新保守派的“意识形态论”和“实力论”决定了他们反华反共的基本立场:对于中美关系的前景,新保守派倾向于认为两国将走向冲突,因此他们主张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强硬,对中国必须遏制而非接触,甚至经济上的融合都是危险的,接触政策包含着战略危险。 在中美关系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新保守派大都“亲台”、“保台”、“协防台湾”,主张全面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对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平衡中国大陆军事实力的增长;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坚定不移地要求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且反复强调不允许中国在没有取得台湾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对台湾行使主权,否则美国就要“保卫”台湾。 由于新保守主义的“进攻性”——“进攻性”的理想主义和“进攻性”的现实主义的结合 ,它在9.11之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甚小。随着共和党人布什入主白宫,尤其是9.11事件后,新保守派长期以来鼓吹的战略派上了用场,作为新保守派的副手鼓动了老保守派的老板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新老保守派合流,美国的大战略深深地烙上了新保守主义的印迹。 三种思路对布什第二任期的影响 目前,分析家一般认为,布什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会有很强的延续性,因为布什连任的事实说明美国大战略或对华战略的共识仍然存在。那么,隐含在对华战略共识背后的三种思路将如何影响美国未来的具体对华政策?或者说,哪一种思路将占主导地位呢? 在切入主题之前,我们需要解决一个悖论。如上所述,对华战略共识的形成与大战略的形成几乎是平行的或者说是同时达成的,但是现行的大战略充分地体现了新保守主义的思路,甚至有人批评说美国的外交政策被一小撮新保守派所“劫持”。然而在美国对华战略方面:它既不是新保守派所鼓吹的意识形态强烈的“遏制-进攻”战略,也不是自由派所宣扬的“全面接触”战略,更不是基辛格所推崇的“均势”战略,而是自由主义思路、现实主义思路和新保守主义思路“三合一”的战略,有点类似美国兰德公司在1999年提出的“接触+防范”(congagement)战略。911前,“接触+防范”战略的防范意味很浓,按照当时的战略设想是:在努力与中国接触、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防范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通过加强美国实力及与中国的周边国家进行双边结盟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一战略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巧妙的接触和遏制:接触是有限的而不是全方位的;遏制是克制性的而不是无节制的,目标是在符合双方利益的基础上保持一种稳定的关系,避免中美迎头相撞,成为死敌。 中美关系注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建设性的、广泛的协调与合作,又有激烈的竞争和磨擦。911后,这一战略的“接触”意味加强,“接触”范围扩大,中美合作领域从原来的经贸易领域扩大到反恐、反扩散等安全领域。这一点在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上表现尤为明显。布什政府没有搞“单边主义”而是实行多边合作;没有搞“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而是通过和平谈判;没有策动政权更迭,而是顺其自然。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对处理朝核问题的方法有点像自由主义思路,尽管表面看来这多少有点滑稽可笑,但其实正好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观点: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从地缘上看,朝鲜周围被大国环绕,客观形势促使美国不能单独行事;此外,伊拉克尚未搞定,伊朗核问题又迫在眉睫,美国分身乏术。此外,在台湾问题上,布什也没有如新保守派所愿,支持台湾对大陆强硬。作为美国全球战略、或东亚战略的一部分,从逻辑讲,美国的对华战略是美国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必然反映大战略的精神、并且为大战略服务。那么,美国对华战略为何与其大战略有如此的相悖呢?首先是两个“基本点”需要中国合作,无论是反恐还是反扩散,中国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这就叫“貌离神合”——表面上相悖,其实是一致的:如此这般的对华战略实际上有利于美国反恐战略的大目标,也有利于美国维护亚太和平与繁荣的地区目标!对这个悖论的合理解释是:布什总统是自己拿主意的人,他并没有被新保守派所“劫持”!如果大战略体现了新保的思路,那纯属巧合;或者说如果他在某些方面采纳了新保的主张,那也是“点菜式”的采纳,绝非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布什的第一任期的对华战略上,布什是自己拿主意的人!他并没有被新保守派所“劫持”,反而对新保守派进行了限制。 如果这一判断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么在对华政策方面,布什第二任期内会继续从现实主义的思路出发,实现自由主义思路的目标,继续抑制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因为新保守主义太过极端、火药味太浓厚、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可操作性太低)。具体来说,中美的经贸关系在布什的第二任期会继续发展,中美在反恐和反扩散方面的协作和协调得到加强,中美在政治上互信程度会继续提高,两国领导人已建立的良好的工作关系有助于增信释疑,元首热线、外长专线及其他机制化的沟通渠道,为双方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提供了基础。在战略和安全问题上,如果“六方会谈”取得进展,美国借此机会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外交上称之为“全球对话”),建立起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对稳定中美关系将会有帮助。 在中国关切的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会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延续性:一是正面的延续性,布什在第二任期内会继续向“台独”发出警告:不要搞小动作,不要给美国添乱,不要玩火自焚,不要损人不利己!二是负面的延续性,即美国将会继续向台湾出售高性能武器,有时甚至是压台湾向美国购买武器,加强美台军事交流和联系,其理由是维持两岸军力平衡,威慑大陆“武统”,让台湾武装起来自己保卫自己,这样台海如有战事发生,美国便可以置身事外,摆脱干系。这一负面的“延续性”在大陆看来无疑是向台湾发出错误信息,因为它容易被台湾错误地解读为美国支持“台独”。 此外,美国对台政策也会有一些微调。美国越来越感到台海虽无近忧,但隐患重重。台湾问题终归要解决,美国当然一直强调它关心这一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然而,除了两岸“和平分离”的“现状”外,美国并没有做好“和平统一”的心理准备,更不敢“奢望”会出现“和平独立”的景象,因为美国深知“台独”是中国大陆绝对不会容许的。因此,美国所期望的就是如何尽可能地长久地维持“和平分离”的“现状”,这就使得它想促成两岸和谈,至于谈什么、谈的结果如何它表示可以不管。近年来,美国学者中间有一种论调,认为如果中国大陆实现民主政治,那么美中关系可以实现“民主和平”;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因属一国内部的分歧,民主政治只会使双方更加“剑拔弩张”,而不会使使双方“握手言欢”。这就暗含了一种期望:即使当中美之间成为真正的民主和平伙伴、台湾问题不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时,台湾与大陆之间仍然不会实现统一。也就是说,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分离可能长期化。当然,这只是学者的一厢情愿。 综上所述,布什第二任期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是“更多的接触”(more engagement)+“更多的防范”(more containment)。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注定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美国必须谨慎处理,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的利益和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