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文学·钢琴 －－－访资中筠先生 这是编辑部的邵滨泓小姐给我出的题目。 不过，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因为资中筠先生的确是我非常尊敬的人。记得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 我第一次读到资先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 便被作者那严谨的思维、精辟的见解和作品中那宏大的气势所吸引。翻看作者像， 竟是位女性！ 我感到惊讶，惊讶之余是钦佩。后来， 我们成了同事， 接触多了， 了解深了，尊敬之中又多了几分亲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坦率、执着和严谨， 还有那卓尔不群的高雅气质。 在一个秋日的上午， 带着编辑部交办的任务， 我在所内采访了她。 资先生坐在沙发上娓娓而谈， 她那轻声细语的说话声音， 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她的家。 我曾两次去过那里，钢琴、扇面、笔砚、书.... , 家中的每一件物品都透着一股浓浓的人文气。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体会到主人那恬静而淡雅的生活。 她的家常常办“沙龙”， 有时候，年轻学者来这里， 向她和她的先生陈乐民教授请教问题、交流看法；也有的时候， 老友相约聚到一起， 几把小提琴加一架钢琴， 合奏几首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钢琴与小提琴协奏曲， 自得其乐。 资中筠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主编。她1930年出生在上海， 中学时代是在天津耀华中学度过的。1947年，她就读于燕京大学外国文学系， 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 毕业后， 她先后任职于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国际问题研究所。1980年以前， 她长期从事人民外交工作和民间外交活动。 “文革”前， 她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时的英、法两种文字的翻译。自尼克松访华至中美建交的几年中， 她从事与美国各阶层人士交往的工作， 对增进美国各阶层人士对中国的了解， 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贡献。1980年以后她转入学术领域， 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 重点是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 她的研究成果一部分是内部报告和政策建议， 另一部分则公开发表， 其中一些在社会上影响较大。多少是在她的影响下， 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步入这一领域， 现在，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成为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或专家。 《历史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政策》一文在《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第2期上发表后， 随即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新华社中外文详细摘要， 《北京周报》英文版全文摘要。 此文为中国大陆学者利用美国最新解密档案系统阐述美国政府对台的政策考虑的第一篇。因发表时恰值中美关于售台武器谈判进入紧张阶段， 因而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同时， 这篇文章对推动中国学术界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起了先导作用， 一些青年学者由此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发生兴趣。资先生1983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时， 这篇文章被列入事迹中。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 1987年版）是资先生为《中美关系史丛书》所写， 也是该丛书中第一本中国学者所撰写的专著。书中详尽而客观地介绍了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过程， 并对美国当时的决策过程和在其中起作用的诸多因素进行了探索。该书至今为国内研究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 也是这一专业领域中研究生的必读书，近期该书英文版将在美国出版。 《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 是她为1988年美国所主办的“中美关系十年”全国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全文发表于《美国研究》1989年第2期， 《人民日报》先期以整版的篇幅刊载其摘要稿。此文在一个时期内被美国当作中国方面有代表性的的观点， 一些思想库刊物予以部分转载。 《战后美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年版）是她主持的“七.五”社科基金项目， 也是她近年来注入心血最多的书。 该书由八位学者用了三年多时间协作完成。 全书约八十万字， 时间跨度约半个世纪。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部史料详尽的全面叙述冷战时期美国外交的专著。 “三句不离本行”， 我们的话题自然首先是美国。她说， 以前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美国只有物质文明， 没有精神文明，它的一切强大都由于其军事和经济力量，其实不然。事实上， 美国继承了欧洲的文化，或者说 欧洲文明的母体产生了美国文化，它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当然美国有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环境，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表面上美国很乱 ， 各色人种聚集，但这样的一个社会没有四分五裂， 并且发展很快， 每个人都还能够“自由选择”， 维系它的力量一方面是精神的， 另一方面则是制度的。 她认为， 美国精神的两大支柱一是宗教 ， 一是理性和科学。 前者是基督教， 但并不是指人人都去教堂的那种基督教， 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融化在了从精英到百姓的道德伦理观念中。有些人做了坏事会良心不安， 这个良心就是上帝。 后者源自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其核心是以理性和科学取代宗教信条， 但不反宗教。 它强调一切有思想的人都可领会神的意志。 表面看来两者是矛盾的， 其实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人类的同一性。 在美国， 移民们保有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的风俗习惯， 但他们都认同美国的制度。在认识上美国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 自由、民主、法制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它之所以发展成为今天的美国靠的就是这个。 我们在研究美国的时候往往忽视这一点，所以对美国的认识常常是片面的， 因此要加强文化层面的研究。她特别强调研究美国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应当保有科学的态度，对它们的看法和认识应当是客观的， 不应受两国关系的影响。“我认为研究西方、研究美国， 需要有一个健康、平和的心态。不仅要承认其技术上的先进， 还应当看到其赖以发展的精神力量。身为学者， 我们不应当有这样的偏见， 认为提倡传统文化就是爱国， 吸收西方优点就是不爱国。 其实， 唯其爱国， 才会把别人的长处拿来为我所用。当然， 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 问题很多， 有种种黑暗面， 肯定它的精神力量决不是否定黑暗面。 此外， 应当把对一个国家某一个时期的外交政策的赞成和反对与对文化精神的认识区分开。 ” 她说， 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 既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部分， 又有其自成体系的独特发展道路， 应该把它作为人类发展的典型、欧洲文明的亚典型来研究， 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丰富我们的智力资源。 人类的文化总是在互相渗透、互相吸收中发展。一个民族在善于吸收外来民族精华的时候， 这个民族就兴旺发达。 特别是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排斥外来文化。 能不能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取决于自己的文明程度， 取决于人民的教育和文化程度。 关键问题在于谁是吸收外来文明的主体。甲午战争及五四时期， 最先接受外来文化的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的一大批学者， 如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 国学底子深厚，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接受了外来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 现在我们缺乏这样的人。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危险就在于成为这个主体的是暴发户， 这一部分人的文化水平极低， 他们所吸收的外来文化糟粕多于精华。但我们不能因为看不到精华就否认其存在。 现在有人对‘赛先生’、‘德先生’有怀疑， 我认为尽管它不能囊括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但是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还是现在所需要的。” 她认为维系西方社会， 包括美国的， 还有社会契约和公民意识。 虽然他们强调个人自由， 但有一个界限， 即不能妨碍别人追求幸福与自由。 这里有的个人对社会的责任问题。 进入现代化、市场经济以后， 中国人首先需要的是公民意识。当年严复把《自由论》译成《群己权界说》， 是非常确切的， 意思是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的界限在什麽地方是自由的精髓。 所有关于美国人以及多数西方人所信仰的基本权利的“自由选择”的争论， 都在于这一部分人的“自由选择” 妨碍另一部分人的信仰和权利， 或是社会的健康发展。 “西方的东西我们不能照搬， 我们的权利内容与他们的不能完全一样， 但是应当让大家知道有什麽权利、没有什麽权利, 个人对社会有什麽义务。” 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治学。 她说， 以前我们把“知识分子”定义得很宽， 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被归为此列。 实际上， 用思想对社会作贡献的人才是知识分子。 “专家”和“学者”是不相同的两个概念，　学有专长的人是专家，　学者则应当在学识上是融会贯通的。人类的知识到高层很多地方是相通的。大学应当培养一专多兴趣的人，也就是“师”而不是“匠”，　单有狭窄的专业知识和兴趣是不够的。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的人来说，　应当多了解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不然很难做现代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　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难于从事， 因为它的内含和外延边缘模糊，　但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行为必须规范。　一方面要非常严谨，　要言之有据，　要下死功夫、笨功夫，　在这个基础上思想才可以自由驰骋；　另一方面，　在学术思想上可以大胆地想前人没有想过的事情。 “基础非常重要。 现在有一些相当优秀的中青年学者， 他们所缺乏的是中学和西学的历史文化知识。 我认为中国的学者还是要从《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开始，同时对于西学从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要有基本的了解。只有补上这些基础课， 才有可能成为大学者。 ”研究西学的人， 如果有国学的底子， 会进步很快。“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 改革开放给学术研究创造了非常好的氛围 。他们精力充沛， 可以自己想做的事情。进年来学术界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敏而好学的中青年， 后生可畏， 前途无量。 如果我在青少年时期有现在年轻人的条件， 成就可能会大些。但是对现在年轻人来说，也有不利条件，就是诱惑太多， 一方面是物质上的， 另一方面则是过多的会议、热闹的场合、不一定需要真才实学的成名机会。 能够抵挡住这些诱惑，至少在一个时期甘于寂寞， 才可能成为大学问家。” 怎样才能出现一个人文荟萃的局面？ 她说她在几篇文章中都曾指出，“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美国、欧洲尽管经历过多次战争，但文化教育却从不受干扰。确有一代一代的志士孜孜不倦， 锲而不舍。 我们也曾有过与世界任何国家相比毫不逊色的学人志士， “但百年多来的学术建树在种种内忧外患之中总是像在盖房子， 刚盖一点， 再盖再拆， 盖者寡， 拆者众”。 如今可以说是既无内乱又无外患的清平世界， 但商业大潮汹涌而来， 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幸受到掌握财富一代人的左右， 千年的古国文明将何以自处？她说自己也许是杞人忧天，但对我们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发展趋势忧心忡忡。 谈及资先生现在的生活， 她说她有一种嗜好， 就是在工作之余喜欢看各种各样与专业绝对不同的书。 从外事工作者到国际问题研究的资深学者， 资先生对文学的兴趣从未中断。 兴之所至， 这些年她翻译了多部英文和法文的文学作品， 如巴尔扎克的《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 薇拉凯瑟的《啊， 拓荒者》。 弹钢琴是她主要的业余爱好， 她十岁开始学琴， 断断续续弹了近半个世纪。 “我在高中毕业时还举办过有四五百人参加的个人演奏会呢！”她颇为得意地对我说。 她曾写过弹莫扎特钢琴曲体会的文章，“ 我弹莫扎特时常感到像与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对话， 他对你无限信赖， 把心事向你娓娓道来， 期待你的全部理解和同情， 因此弹错了一个音符就有欺骗了孩子、 辜负了他的信任之感。” 她觉得在音乐中可以忘忧， 可以忘俗， 可以忘年。 关于人生态度，她说，人在无所求的时候， 在把事情看得很淡泊的时候，最容易获得自由。 人有的时候苦于名利思想， 不敢说真话， 活得很痛苦。 如果患得患失少一些， 精神上会更自由。 在任期未满时主动辞去美国所所长职务之后， 几年来她多了许多读书的时间， 改变了以往只出不进的状态， 也多了几分自由、坦荡和舒畅。“当然淡泊并不等于停止学习， 只要有精力， 我还是要继续勤奋地工作， 使自己不至于枯竭。决不能倚老卖老。 我希望以自己的学习所得与年轻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切磋， 互相取长补短，这种交流对我来说会很有收获。 ” 和资先生的一席谈， 再次证实了平日里我对她的感觉。 她身上有着中国知识份子所特有的忧患与执着，她文雅的举止、柔弱的身材， 时时透出一种刚毅， 或者说是骨气。 她非常直白， 有时甚至不知道保护自己， 但却往往一语中的。 大而言之， 她是为国家、为民族； 小而言之，是为自己活得真实， 她生活在她自己的情调中。 在我的眼里， 她的性格是那样地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