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赖研究评述 余万里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评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相互依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文章指出，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导致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基本概念、相互依赖与权力的关系、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文章概述了相互依赖研究的三种方法，预期收益模型、博弈论和实证主义，指出了现有的相互依赖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缺陷和空白，并且提出了今后理论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相互依赖 国际政治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概念工具之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理论上最精致完美、政治与经济结合得最好的理论”。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提出，随后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为其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从那以后，不断有学者在深化、丰富、引用和求证这个理论，今天人们所谓的“全球化”也可以被理解为相互依赖在程度和范围上的深化和拓展。 相互依赖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对相互依赖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析，还运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美关系的现实。 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尚缺乏对相互依赖理论和研究状况的系统梳理和把握，因此，很多研究都存在低水平重复的问题，在引进这个概念工具的同时很难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本文力图填补这个空白，并且指出现有研究的缺陷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相互依赖的理论分歧 相互依赖理论分歧的焦点是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关系学界存在两个截然对立的观点。自由主义认为，相互依赖有助于减少和缓解国家间的冲突，增进国际和平，其代表性的观点是“贸易和平论”；而现实主义和依附论认为相互依赖与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毫不相干，甚至会增加冲突的几率。 “贸易和平论”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17世纪初，艾默里克·克略西（Emeric Crucé）就指出：“在获得启蒙之后，经济人之间的互动会导向国家的相互依赖与和平”。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阿贝·德·圣—皮埃尔、康德也在不同程度上论述了“贸易的天然效应将导向和平”的观点。其后，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理查德·科布登、诺曼·安吉尔等人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 当代学者理查德·罗森克兰斯（Richard Rosencrance）认为，现代世界经济和相互依赖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贸易国家，“如果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依赖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这样的国家就很难指望推行领土侵略和扩张。”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民主和平论”研究的兴起，关于“贸易和平”和“相互依赖和平”的自由主义观点再次得到广泛重视，甚至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意识形态。 相互依赖导致和平的观点受到了现实主义和依附论的质疑。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 Waltz）鲜明地代表了现实主义的看法：“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接触的紧密以及偶然冲突机会的增加。最激烈的内战和最血腥的国际战争都发生在非常相似而且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着的国家必定会发生冲突，并将不时地陷入暴力中，因为它们的关系没有任何控制。如果相互依赖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心控制的发展速度，那么，相互依赖便会加快战争的到来。” 依附理论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得出了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外来的“渗透”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且制造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根源。阿尔伯特·赫胥曼（Albert Hirschman）的研究指出，贸易不会自动导致国际关系的和谐，不对称的依附关系中存在滥用权力的现象，这会对国家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在上述两派对立的观点之间，也有学者采取折中的看法。他们认为，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取决于一些附加的条件。有的学者认为，“贸易促进和平”的假定是与经济关系中的依赖类型相关的，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促进和平，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可能产生更多的摩擦和冲突。 还有的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取决于衡量变量的角度和范围，如果从成本的角度衡量，相互依赖会导致国际冲突的增加；如果从收益的角度衡量，相互依赖会降低国际冲突。 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依附论关于相互依赖与和平关系的理论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相互依赖的定义问题。基欧汉和奈指出，在理解相互依赖的政治意义时，必须区分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所谓敏感性“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出的代价多大？”所谓脆弱性指的是“如果存在更多的选择，如果制定新的或完全不同的政策是可能的，针对外部变化进行调整的代价是什么？” 简单地说，敏感性描述了一国感受外来变化的速度和深度，脆弱性反映了一国进行政策调整和改变的能力和难度。 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体现了维持相互依赖关系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脆弱性强调了打破相互依赖关系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两个方面反映了相互依赖对国家的影响以及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权力关系。在现实政治中，国家间的相互依赖通常同时包含着敏感性和脆弱性，两者很难被割裂。然而，正是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导致了相互依赖理论的根本分歧。 自由主义倾向从敏感性的角度定义相互依赖，认为国家间关系越密切，国家感受外来变化的敏感性就越高。当一个国家发生的事件能够迅速地影响另一个国家时，这两个国家之间就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相互依赖理论的开创人理查德·库珀就是从这个角度给出定义的，即“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 在贸易领域，当双边贸易额增加之后，需求弹性（即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必将导致价格变动同步性（即一体化程度）的强化。理查德·罗森克兰斯等学者从两个向度解析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在纵向表现为双边贸易的流量，在横向表现为相关要素价格的变动程度。他们认为从敏感性角度能够“比‘脆弱性’或‘不脆弱性’更直接地揭示相互依赖的性质”。 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相互依赖应该被理解为国家的脆弱性问题。相互依赖就是脆弱性的相互关系，处于这种关系的任何一方在打破关系状况时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的分配通常是不均等的，也就形成了依附的关系。肯尼斯·沃尔兹认为：“国家间若存在高度的相互依赖，则意味着这些国家要经受住高度相互依赖所包含的、常见的脆弱性，或受这脆弱性的影响”；因此，“我只要说，破坏相互依赖的关系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意思也就说尽了”。 大卫·鲍德温（David A. Baldwin）也认为，相互依赖中所包含的“代价”不是指进行某种交易时需要付出的费用，而是指这种交易发生变化时要承受的损失。 在定义相互依赖的过程中，两派学者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他们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关系的基本看法。从敏感性角度给出定义的学者认为相互依赖是权力的替代。他们认为，现实主义关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撞球”模型已经过时。“撞球”模型设想国家就像弹子球一样相互碰撞，每个行为者的运动力决定了最终的运行轨迹，而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国际政治已经演变成“蜘蛛网”模型，就像小人国的士兵缠绕在格列佛身上的绳子一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企业的日常活动已经束缚了国家的行动自由，传统的国家权力观已经过时了。 相互依赖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形式，其中任何国家的活动都必须取得其它国家的合作。 从脆弱性角度出发的学者则认为，相互依赖本身就体现着某种形式的权力。这主要是因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通常都是不对称的，假设A国应付变化的能力高于B国，在双边调整政策的过程中A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也小于B国，这样，A国就可以利用这种不对称作为杠杆，迫使B国做其本来不会做的事情——这就是权力。赫胥曼指出：国家能够把来自依附关系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压力和特权”。 约瑟夫·奈也认为：不对称性是“相互依赖政治的核心”，“谁能够左右相互依赖的对称性，谁就拥有了权力”。 在他们看来，相互依赖本质上无非就是相互的依附，依附就是缺少权力的表现，而权力就表现为独立，因此，任何国家都应该力争减少自己的依附性，增加自己的独立性。 相互依赖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相互依赖理论基本上是以预期收益模型作为自己的研究工具的。近年来，学术界运用博弈论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改进加深了人们对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理解，同时也引起了更加激烈的讨论。 （一）预期收益模型 预期收益模型认为相互依赖与和平的正相关性是无条件成立的，这是因为破坏贸易将对所有参与国造成损害。所罗门·波拉切克（Solomon W. Polacheck）认为：“交战的代价将会随着贸易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假设其它条件不变，贸易量越大，冲突的代价越高，冲突的可能性越低。” 他首先设定，一国的福利函数（W）由消费（C）和目前存在的冲突（Z）两部分组成，即W=W（C,Z）。而消费（C）是由产出（q）、进口（m）和出口（x）决定的，即C=q＋m－x。他接着指出，当更多的冲突带来的收益等于冲突增加的成本时，一国的冲突水平处于最优状态。如果这个国家的进出口水平都很高，那么它进行冲突的成本也很高。在这种成本—收益模型下，相互依赖水平越高的国家的最优化选择是不挑起冲突。如图1显示，当进出口水平提高之后，冲突的成本曲线也相应地从AA’上升到BB’，于是，成本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点（冲突水平的最优状态）也从Z点移到Z’点。 图1 冲突的最优状态 外交政策的成本与收益 D B′ A′ B D′ A 合作 Z′ Z 冲突 波拉切克的模型十分直观地反映了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从克略西、孟德斯鸠、康德到科布登、安吉尔，传统的“贸易和平论”都是建立在这一预期收益的逻辑基础上的。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还将相互依赖与未来贸易的预期相结合。其论证逻辑是，一国在决策战争与和平时，不会仅仅考虑现在的贸易收益和调整成本，还必须考虑贸易的预期价值。一个国家尽管现时的贸易水平比较高，但对未来的预期比较低，这个国家选择战争的可能依然很大。相反，如果一国目前的相互依赖性不高，但对未来的预期比较高，就可能选择继续维持和平的策略。如果一国现在的贸易和预期的贸易都不高，那么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相当高了。 （二）博弈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盛行于经济学界的博弈论方法被引入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然而，博弈论并没有解决学术界的分歧，反而引起了一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大论战。新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合作中的相对收益，而新自由主义者则强调绝对收益。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M. Grieco）认为，国家的效用函数不仅包括自己的收益，而且还包含自己的收益与伙伴国的收益之间的差距。其最终的效用函数应该是U=V－k(W－V)，其中U代表效用，V代表自己获得的报酬，W代表伙伴国的报酬，k是衡量“相对收益”敏感度的系数。格里科强调，在国际合作当中，国家对长期的相对收益的重视胜于短期的绝对收益，这样就产生了“囚徒的困境博弈”和“僵局博弈”。对合作产生的外部效应的关注，导致国家都尽力避免任何有利于其它国家的长期合作，“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担心今天的朋友，可能成为明天战争中的敌人；担心今天共同获益中获得优势的朋友，可能成为未来更为危险的潜在的敌人。” 珍娜·高娃（Joanne Gowa）和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field）则认为相互依赖对和平的影响是其它因素导致的附带现象。他们指出，贸易能够增进经济效率，使国家能够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军事建设。然而，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强大对手的出现可能抵消国家的这种倾向。如果把倾向作为国际行为的根源的话，趣味相投的国家之间更有可能产生自由贸易的关系。高娃把这种现象称为“贸易跟随旗帜”（trade follows the flag），也就是说贸易和相互依赖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政治关系的产物，是合作导致了贸易，而不是贸易产生了合作。 格里科的模型隐含了一个假设，即敏感系数k足够大，以致于阻止了任何类型的长期合作。这一零和博弈的假设遭到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等人的批驳，他们认为，只要相互依赖带来的绝对收益足够大，即使国家关注相互依赖带来的相对收益的分配问题，国际间的合作也有可能持续下去。 格里科模型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他把国家间关系的状态划分为“合作”与“冲突”两个选项，这未免过于简单化，无法真实地反映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至于高娃提出的“贸易”与“旗帜”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她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倾向是国际行为的根源，于是人们也可以反过来把贸易、经济或社会相互依赖作为国家间联盟关系的基础。 詹姆斯·莫罗（James D. Morrow）指出，即使在敌对关系下，国家间的经济交流仍然存在。莫罗区别了不同种类商品的贸易关系，有些商品仅仅用于消费，有些商品能够增加对方的福利从而增强国家的实力，还有就是军用品。军品贸易表明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家扩军备战的短期成本大于攻击贸易伙伴所获得的长期收益时，贸易就能够发挥威慑的作用。 莫罗的研究表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预变量的选择，如双方关注的重点、对待风险的态度、战后的资源分配以及先发制人的收益等等。 （三）实证主义 实证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收集历史资料，提取变量、建立模型，然后通过回归运算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实证研究的数量还不是很多，尤其是缺少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由于各人收集的数据样本各异，对变量的筛选和定义不同，实证研究的结果往往也是各执一词、观点各异。 布鲁斯·鲁塞特（Bruce M. Russett）在1967年发表的《国际区域与国际系统：政治生态学研究》被认为开创了相互依赖实证研究的先河。他采集了1945-1967年的数据，发现存在贸易关系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是没有经济联系国家间的两倍多。 不过他后来指出，这项研究存在缺陷，例如国家的地理位置同时决定了贸易和冲突的水平，因而影响冲突的主要因素不是贸易关系，而是地理位置。此外，这项研究还包括了很多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这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冲突程度都很高。 进入90年代之后，实证研究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最时髦的方法。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在考察1850-1965年间的实证数据后指出，如果t－1年的贸易水平高的话，t＋5年内爆发战争的次数会低于平均值。 1996年，鲁塞特同泽夫·毛兹、约翰·奥尼尔和弗兰西斯·奥尼尔共同发表的论文对1950-1985年的数据资料进行了回归计算，结论是“康德是正确的：当对外经济联系举足轻重而行政机构受到制约，解决冲突的非暴力规范统治社会时，国际冲突变得不可能。” 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却得出了不那么肯定、甚至是相反的结论。彼得·沃勒斯丁（Peter Wallensteen）对1920-1968年的历史分析得出了相当复杂的结论。在整体上，大国之间的冲突随着相互依赖的增加而下降，但这个趋势在他分析的三个时期中的表现并不一致，在不平等的贸易结构下，发生战争的可能最大，“领头狗”对经济上依附于自己的“随从狗”发动军事干涉的概率很高。 马克·高索洛斯基（Mark Gasiorowski）认为，贸易的收益与和平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如果把贸易的代价考虑在内的话，就会发现两者间存在逆相关性。 凯瑟琳·芭比埃丽（Katherine Barbieri）采集了1870-1938年间的17,000对双边关系数据，发现相互依赖同军事争端之间存在正曲线关系。相互依赖同时增加了合作与冲突的密度。 对相互依赖研究的评述 从预期收益模型、博弈论到实证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相互依赖现象的理解，并使之科学化、理论化。然而，无论是预期收益模型、博弈论还是实证主义方法，都没有解决学术界关于相互依赖理论的分歧和争论，有的方法本身就遭到了质疑，而有些人适用同样的方法却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 预期收益模型的缺陷十分明显。首先，它假定国家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能够正确依据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来选择合作还是冲突，而现实中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因素决没有这样简单。其次，它假定冲突预期的成本和收益可以度量和计算，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它没有区分冲突的类型，实际上暴力或非暴力的冲突在频率、性质和控制手段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博弈论的引入使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相互依赖的研究更加深入、严谨，但是这一方法的实用性仍然不足。这是因为研究者在筛选变量、建立模型的过程中往往会把一些无法量化的重要因素忽略掉，而且这些模型通常有严格的条件的限制，在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中显得有些呆板。而且现有的博弈论模型都把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行为体来处理，在研究贸易、相互依赖与冲突、和平的关系时无法说明贸易决策同冲突动机之间的因果关系。 实证主义最能体现学术研究科学化的雄心，而且在一般人看来，建立在实证统计基础上的结论应该是最可靠的。然而，这种方法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概念和测量标准的不统一。在如何衡量相互依赖的水平方面，有的学者选择外贸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标准，有的学者使用的是贸易集中度（双边贸易量/全球贸易量），还有的学者用贸易量、刚性进口需求和出口—供应曲线组成一个综合指标。在冲突的定义方面，有的研究把对象局限在暴力和军事冲突方面，有的研究涵盖的范围则要广得多。概念不同，用于计算的数值就不同；测量尺度不同，纳入研究范围的统计数据自然也不同；再加上各位学者选用不同时间跨度的历史资料，结果就是各说各的话、各唱各的戏，相互间很难进行比较和讨论。 这种状况说明，相互依赖理论发展到今天，虽然研究方法甚为先进，研究成果甚为可观，但仍然存在有待探索和挖掘的理论空白。在理论方面，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国家的理性人假定的基础上，把国家作为相互依赖的基本分析单位。而事实上，在国际相互依赖中发挥作用的主要行为者是非国家或次国家的行为体，如企业、个人、利益集团以及政府部门和机构。其次，受“贸易和平论”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主要把贸易作为衡量相互依赖的指标。而在当今世界经济活动中，跨国直接投资已经把各国的生产、经营和消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贸易相比，投资对于各国政治经济以及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影响更加深刻和显著。因此，未来的相互依赖研究首先必须打破国家中心范式的桎梏，把国家分解开，研究各国国内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其次，关于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空白提醒我们应该注意跨国公司在相互依赖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庞然大物实际上已经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方法论方面，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现有的研究存在片面追求量化和科学化的倾向，其结果是陷入数字的泥潭不能自拔。现有的很多研究仍然停留在相互依赖究竟能不能减少冲突、促进和平这个古老的问题上，甚至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测量相互依赖、如何鉴定统计资料的准确性之类的技术层次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很少有研究能深入国家内部，把相互依赖的形成机制、作用机理阐述清楚。在这些问题上，单纯依靠预期收益、博弈论和实证主义方法是很难奏效的，需要引入外交决策、国内政治、公共政策等领域的政治学、社会学方法或者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 总之，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的）世界上，技术和资本这两股力量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的面貌、国际关系的格局、国家的行为方式，甚至已经渗透到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然而，人们对于这一切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深入，理论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中，关于相互依赖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亟待深入的领域。 （作者简介：余万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责任编辑：陈志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