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选自《美国政党与选举政治》(专著) 张立平 200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众所周知，政党是现代政治的标识，选举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国家中最基本的制度。政党政治则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主要政治现象。 　　由于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几乎从立国开始美国便进入了现代政治，政党在人们的不情愿和怀疑中成为民主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政党制与选举制、联邦制、总统制、分权制及其它政治制度之间建立了复杂的、互动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宪法》虽然没有关于它的规定，但它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称它为“第二宪法”。我国学者也认识到，“美国宪法和政党制，是美国政局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1。 　　美国政党如此重要，但我国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在政党制度方面，首先，我国学者对美国政党的特点研究不够，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美国政党体制的形成、衰落、改革及发展趋向来论述的2。其次，对美国两党的基本分歧认识不够。我国的学者认识到美国两党的资产阶级性质，两党的政治路线都是为了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对两党的区别谈得更多的是具体政策方面的区别，而较少触及两党的意识形态、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区别3。再次，对政党衰落的主题的研究局限于美国政党功能方面的衰退及政党选民比例的下降，但对全国性政党的巨大筹资能力及政党在助选方式的改变研究不够，如对政党为候选人大力登载政治广告、全国性政党将选举经费转移到各州则无人研究。还有，学者们意识到大众传媒和利益集团对选举政治的影响加大，但尚缺乏细致的分析，如大众传媒如何影响选举、利益集团如何介入选举政治没有说明4。 　　在政党与选举方面，现有的文章主要谈两大党的竞争态势、选举成败的原因、具体政纲的差异、未来发展的趋势，但对选举程序、选举规则和选民的投票行为没有太多研究5。有人注意到两大党/美国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下降，利益集团的作用上升，但政党在何处的作用下降，在何处还有影响则没有详加论述6。有学者分析了第三党在与两大党竞争总统职位 在选举政治方面，我国学者认识到美国选举离不开金钱8，但除张毅以外，对它进入深入细致分析的并不多见。对于总统选举中的金钱流动尚无人进行学理的分析。其次，人们虽然对媒体/电视影响总统选举结果有很较多的认识，但对于媒体如何影响选民投票的具体方式则没有细究9；在选民的投票行为研究方面，大陆仅有一篇介绍性的文章10；最后，在对大选和中期选举的分析方面，我国学者对大选的分析比较多，而在1994年以前，对中期选举则注意不够11。1994年中期选举不仅在美国政坛上引起了大地震，而且也在我国的美国研究界引起了强烈的冲击波，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结果进行分析、评论、对未来进行预测12。 　　在美国，政党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党的地位问题、政党认同对选民投票的影响以及在职因素的影响。有人认为，政党已经衰落了，“政党不再是主要的捐款者了，PAC是主要的捐款者；电视取代了政党，成为政治信息的主要交流者，结果电视对选民的政治态度影响显著；政党不再是选举的主要组织者了，媒体顾问、公共关系和专业专家创造了一些候选人的‘速成’（instant）政党，只要付钱就行。”13有人干脆对政党判了死刑14。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如萨缪尔?埃尔德斯福德和小汉斯?华尔顿、保罗?赫尔逊等认为，政党仍在美国民主政治中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80年代以来，政党组织已渐渐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和新的选举技术，尤其是使全国性的政党制度化后（即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民主党参众两院的选举委员会和共和党参众两院的全国委员会），政党组织在选举（尤其是国会选举）中的重要地位又有所恢复，它所起的作用又被重新认识15。与此同时，政党认同在选举中的作用也被重新估计和评价16，在职因素的影响也为许多人所重视。 　　令外国人迷惑的问题是：（1）一方面，美国的政党政治十分发达，从选举政治的角力到立法政治的较量，到处充满了火药味；另一方面，美国的政党组织如此涣散、软弱；党的领袖权威十分有限，不论是党的干部还是一般党员都不一定听从领袖的号召。（2）一方面，两党竞选相当激烈，有时甚至到白热化的地步；另一方面，美国的投票率之低在西方国家中也是出了名的。（3）一方面，美国社会如此多元、发展如此迅猛；另一方面，美国的两党制如此稳固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成了“百年老店”。（4）一方面，外国人认为，美国两个政党都差不多，谁当总统都一样；另一方面，美国人却认为两个政党的候选人不同，不同的选举结果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和后果。 　　在如此纷乱的议论中，我们需要对美国政党与选举政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才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并对谜一样的美国政治有所了解。在此，我们首先要澄清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1）政党。中外学者对政党的定义各不相同，本书中所说的美国政党的“政党”定义与以前人们常说的“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有所不同，我们所采用的定义是西方政治学家公认的一般定义，即美国政党是定期提供竞选公职的候选人的政治组织，因此套用前者的话，我们认为，美国政党是“选举政治的工具”。虽然美国政党除了150多年来垄断美国选举政治的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外，还有许多名目繁多的不断兴亡的小党或第三党，但书中如无特别说明，我们倾向于用“美国政党”来代替民主党和共和党；而第三党或小党另有专章或专节论述。（2）政党制度和政党体制。各国学者对政党制度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本书所说的“政党制度”指各政党之间以及各政党与整个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国家对政党的有关法律法规、政党参政和执政的制度及政党自身的组织制度和运作制度；而“政党体制”（party system）则指一定时期各政党的选民构成、势力和作用处于相对稳定的态势，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党关系。（3）政党政治。我们认为，“政党政治”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来瓜分政权和行使政权的政治现象。就美国的情况而言，政党政治包括选举政治和立法政治。（4）政党认同。“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17是一种心理倾向，它是在人们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家庭环境（尤其是与父母的政党认同）、受教育的环境及周围生活环境有极大的关系；其表现为，调查中选民自称是“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或“独立选民”18。 　　然后，我们才切入政党与选举政治这个正题。本书的第一章主要是用经验的方法探索美国政党制度的特色是什么，从它的源起、结构、功能及它与西方其它国家治党制度的比较来看美国政党制度与众不同的地方：稳固的两党制、封建式的政党组织、无原则的妥协及适应能力、政党领袖的软弱等。 　　本书的第二章对民主党与共和党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比较分析，找出两党的异同，我们认为，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相同地方源于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基于对美国共同的历史、文化、习俗、法律、宪法、制度的认同而形成的；而其相异的地方则更多的是基于情感的、心理的对立而产生的，这些分歧中包括被一般美国政治学家所回避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我称之为次级意识形态的分歧），这还不只是自新政以来才有，而是植根于历史上对资本主义大的意识形态的一些原则的强调和偏爱，究其根本则是出自于对其所代表在阶层或利益的倾向不同、选民构成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导致的。由此不难理解，外国人为何常常看到两党的同，而本国人则对弄清两党的异非常执着，这里牵涉的不仅是利益，也有个人的情感。外国人因为置身事外，没有感情的投入，没有利益的关联，自然不易感觉到两党的差异了。 　　本书的第三章对美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第三党进行了一次广角式的大扫描，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左派政党、左翼政党、右翼政党还是单个议题的政党都无法撼动两党制，特别分析了“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 这一反反复复被人提出的问题以及美国之所以成为例外的原因。 　　本书的第四章梳理了美国总统选举程序和国会选举程序的历史沿革及其变迁。我们发现，随着选举程序的变化，政党组织的提名功能、资助功能、选举经管功能与民众的沟通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弱化；政党组织已不是传统选举政治中的核心角色，候选人才是选举政治的核心角色，与政党组织竞争影响的还有候选人的竞选组织、政治顾问、媒体和利益集团；为了适应选举环境的变化，政党巧妙地与这些选举中的活跃角色互相配合、互相利用。 　　本书的第五章深入地考察了1976~2000这一时段中政党与选举政治的实际运作。我们选择这一时段为考察对象的原因是：1976年是美国选举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当代美国政党及选举政治的游戏规则，在经过一系列试验性的政治改革后于1976年固定下来，如直接预选制的普及、两大党对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和资格等方面的新规定、《联邦选举法案》的实施、公共资助的实行等，20多年来，当代美国政党政治的模式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这一章既是对以上几章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的一个检验，又是对组成美国政党三个部分——政党组织、选民中的政党和执政中的政党——如何在选举政治中起作用的比较分析，以确定政党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作用，在哪些方面作用上升了，为何上升？在哪些方面作用下降了，为何下降？在哪些方面作用保持不变，为何不变？如果说，我们在前几章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的话，那么在这一章中则尝试着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经过仔细辨识，我们发现，在过去20多年里，美国政党组织在选举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在某些方面确实下降了，而在某些方面又有所上升。下降的方面是：（1）在预选政治中，政党提名候选人的作用已丧失殆尽；媒体及其重要的政治记者成为被提名人的筛选者，预选中的选民成为被提名人的决定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为预选结果的批准者而非审查者；（2）在总统选举中，政党为候选人提供的经费远不如个人和公共资助；在国会选举中，政党提供的经费远不如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3）在选举战略和战术方面，政党组织远不如候选人的竞选组织；以候选人为中心的、由专业政治顾问构成的竞选组织代替了昔日的政党组织；（4）在政治交流方面，政党组织的中介作用已让位于媒体，电视（包括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报纸、因特网和广播几乎取代了政党组织传统上的媒介作用。上升的方面有：（1）全国性的政党组织制度化和强化，两党的全国委员会、两党的国会山委员会表现出惊人的筹资能力并且有效地用这些资金来购买政治广告，加强党的建设，以提高选民对该党候选人的支持率；（2）分散性的政党组织之间尤其是党的全国委员会与各州的党的委员会之间的协调性加强，政党组织系统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为了使资源在符合选举法规的情况下配置得更加合理，党的全国委员会向各州的中央委员会转移资金，购买广告，以提高该党候选人在选民中喜爱的程度；（3）在党的全国性组织得到加强的同时，党的基层组织也有所恢复；不少的州中央委员会拥有常设办公地点；（4）在选民动员方面，政党组织仍然起着重要作用；（5）两大党的组织为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了政党的“标签”。这个标签的作用并非可有可无，它首先为获得标签的候选人带来政党的忠诚选民、正式选举中的全额经费（仅限于总统选举中）、倾向于该党的意识形态集团和利益集团，这是第三党/独立候选人望尘莫及的。 　　与政党组织相比较，选民中的政党（即政党认同）既保持了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又有变化。从总的方面来看，美国人中政党认同的人几乎与有宗教信仰的人一样多。虽然每次选举的具体情况均不一样，但政党认同在选举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当稳固，它表现为：（1）认同于两大党或倾向于两大党的选民长期以来一直占选民中的90%左右，纯粹的独立选民一般在10%左右；民主党依然是多数党，共和党仍然是少数党，但两者的差距已经大为缩小；（2）两大党选民中登记投票的选民在70%左右，实际投票的选民约占50%左右；（3）在投票的党的忠诚选民中，党性投票的比率一般在70%以上。即使是在一般选民中，政党认同仍然对投票选择有影响；（4）分裂选票的存在主要是由宪法和制度因素决定的：总统选举、参议院选举及众议院选举的候选人和选民范围不同，不同级别的选举中的候选人代表着同一位选民不同层次的利益。分裂选票是分治政府的一个直接因素，但分裂选票并不必然导致分治政府。从过去20多年的情况看，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选举再结盟；因此每一次总统选举的“胜选联盟”均不相同。 　　作为在职因素，“执政中的政党”（party-in-government）在选举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在职地位使在职候选人在知名度上领先于挑战者，这一点在总统选举中不太明显，但在国会选举尤其是众议院选举中特别明显；在许多众议院选举中选民因对挑战者的名字不熟悉而减少了投挑战者票的可能性；（2）在职地位使在职候选人在筹集选举经费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在国会选举中强大的选战金库使在职候选人在竞选中游刃有余；（3）在职地位使在职候选人享有大量的免费广告，在职候选人可以根据选举需要有意“制造”一些公职活动来使媒体进行报道，从而达到宣传的效果；这为在职候选人节省了大量的宝贵的选举经费；（4）在职地位使在职候选人利用公职之便，传递候选人的信息。在国会选举中，在职候选人由于一直在家乡保留着办公室，议员能够对选民关心的问题及时做出反馈，从而使选民对在职候选人有一个积极的评价。这种好感常使选民做出支持他的投票决定。以上的影响是在职因素对在职候选人有利的方面，在职因素也会对在职候选人产生不利方面，这主要是在职候选人的记录问题，尤其是在总统选举中，选民一般会对在职总统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价，正面评价有利于在职者获得连任，而负面评价则会断送在职者的前程。一般地说，众议员在职候选人的成功率高达93%以上；参议员在职候选人的成功率也平均在78%以上；在职总统候选人的连任率只有50%。 　　通过这番研究，我们认为，两党制是美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实践中一切有关政党和选举的法律法规都是有利于维护两党制而不利于多党制的。美国两党制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是由美国政党自身固有的特性决定的，更是与美国的宪政体制、价值观念、政治文化、历史习惯等“配套设施”相关联的；第三党（小党）/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以及利益集团介入选举政治是对两党政治的有益补充，它有助于在一个多元的、分散的公民社会中巩固和维持两党制。此外，美国选民的政党认同的惰性和稳定性也为两党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美国人虽然不愿承认或提及政党的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其实是渗透到政党和候选人的形象、政党的政策及候选人的议题立场之中；美国政党就是通过这些东西将选民凝聚在一起的。 　　选举政治就是政党政治。两党在总统选举中的竞争目的是掌握行政领导权，引导国家发展方向和制订公共政策；在国会选举中较量的最后目的就是成为多数党，并由此掌握国会立法的领导权，如安排议程、通过各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主席来控制立法程序、在“多数决定一切”的立法中占有投票优势。由民选产生政府赋予执政党合法性和正当性。美国两大党在选举政治中无论是在候选人方面还是在选民基础方面都处于强势，因此自然在统治中垄断了联邦层次和州层次的绝大部分公职。 　　政党“挂名”下的定期选举（无论内战还是外战从未中止过），是美国民主政治的保障，它体现了“民有”（of the people）和“民治”（by the people）的原则。在选举中，政党候选人与选民进行交流，这是倾听民意的最好机会。由多数决定胜负的选举制度要求候选人必须在选举中形成一个多数的“胜选联盟”才能当选。美国是一个由不同背景的移民构成的多样性的国家，这样的“胜选联盟”必然包括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利益集团；候选人在异中求同、在异中求联盟的具体实践就是汇聚不同民意、不同利益，然后进行妥协，提出一个为各方支持的政纲，这一政纲不可能满足任何一方的一切要求，但必须满足任何一方的一些要求（offer something for all rather than offer all for somebody）。定期选举也保障了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人们不会提出“美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而是“端着枪寻找敌人”，无论是候选人还是选民都在寻找此时此地的具体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并着眼于解决这些层出不穷的小问题；长此以往，美国人形成了一种务实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思维模式。每次的选举结果肯定会影响美国未来的公共政策，并对选民个人的实际利益和生活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就此决定个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如果说，两党制为美国提供了稳定性和确定性，那么选举政治则提供了可变性，这种可变性也是一种适应性，为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新选择和新方向，这种适应性最终保障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选举的分散性及以候选人为中心的竞选，大多数当选者对政党都不会特别感激，他们在就职后也不认为应当对政党负有什么责任，这就使美国的政党政府更加难以治理，且不说由于分裂选票可能出现的府院分治的僵局，即便是选举后形成的统一政府也因选举政治的不统一而使总统在国会遇到挫折，因此有美国的政党政府是“不负责任的政党政府”的说法。此外，即使通过这种公开、公正和公平的选举程序合法地选出的领导人就一定代表全体选民了吗？且不说美国选民的投票率之低在西方国家中也是少见的，国会选举中竞争程度的下降也可能歪曲了真实的民意，更何况由于政治捐款，“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很难真正落实，这其中存在着“透明的腐败”，捐款多的受益也多。政治参与和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是衡量民主化的程度；低投票率、低烈度竞争、高额选举经费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的选举，迄今为止尚没有找到对付它们的灵丹妙药。 　　美国学研究前辈张友伦先生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具有美国特色的民主制，它适合美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所以能为美国人民所接受，并引以自豪。??但它决不是一种完美无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它有优点，也有缺点，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只可以借鉴，不可以照搬，更不能作为衡量民主化程度的准绳。”19 我们认为，对于美国政党和选举政治亦应如是观，两党制也好，选举制度也好，政党政治也好，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美国国情相适应的，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美国特色”。同理，我们可以推测，任何国家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及政党政治也应该与该国的国情相适应，并毫无例外地具有它们国家的各自特色。20 注释： 　　 1 黄绍湘：“美国的总统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163页。 2 如张兹暑的“论美国近代两党制形成的社会前提和主要标志” （《河北师范学院学报》， 1993年2期第17-23、62页）、张定河的”也谈美国两党制形成的时间”（《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第80-84页）、刘祚昌的“杰裴逊麦迪逊与共和党的兴起”，（《历史研究》，1996年第2 期第134-145页）、樊体宁的“论美国两党制”（《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1年4期1-11页）、张兹暑的“美国两党制：资产阶级的护身法宝”（《河北学刊》，1996年第2期第96-99页）、师枫燕的“6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制度的连续性与变化”（《美国研究》1990年第2期）、吕其昌的“冷战后美国两党政治的一些显著变化”（《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9期第7-12页）、刘杰的“90年代美国两党制的新取向”（《当代世界》，1996年第6期第23-25页）等。 3 樊体宁，“论美国两党制”（《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1年4期1-11页）、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美国两党制剖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4 郭定平，“美国政党体制的衰落与改革”，《复旦学报》，1992年2期第76-80页。 5 见达洲的“共和党蝉联总统，民主党挑战失败”（《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1期第15~22）和杨健的 “80年代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竞选之争”（《复旦学报》，1990年5期第74-80页）。 6 叶永东的“论美国两大党选举作用的削弱”（《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96年第5期第69-76页）和“论现代美国两大党与利益集团在选举中作用的消长”（《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53-57页）。 7 秦远好的“论美国第三党竞选总统失败的决定性因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117-121页。 8 如张毅的“国会选举与金钱”（《美国研究》，1990年2期）、步维观的“通往白宫之路乃金钱铺成：说说金钱与美国总统选举”（《政党与当代世界》，1993年1期第21-23）、龚维敬的“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美国选举”（《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月12期第41-45页）、杨健的“金钱与美国的总统选举”（《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3年2期第105-113页）。 9见任小萍的“美国新闻媒介与总统竞选”（《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2期第68-75页）和宫智明的“谈电视时代的美国总统竞选”（《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2期第114-119页）。 10房勇，“议题与美国选民的投票选择”，《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2年第9期第41-43页。 11 有关1990年中期选举的成果较少，只有那些时常关注美国选举的人才写出一些文章，如潘同文的“美国1990年中期选举及其意义”（《国际问题研究》，1991年2期第15-20页）。 12 见金灿荣的“美国中期选举研讨会综述”（《美国研究》，1995年1期）、潘同文的“美国1994年中期选举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1995年1期第18-22页）、甘露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2期第69-74页）、周琪的“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巡视”（《美国研究》，1995年1期第111-121页）、扬达洲的“美国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初探”（《美国研究》，1995年1期第106-111页）、金君晖的“美国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动荡？：中期选举后的一点思考”（《美国研究》，1995年1期第121-125页）、方晓光的“造民的造反：试析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美国研究》，1995年1期第125-129）。 13 William Crotty, American Parties in Decline, Boston: Little and Brown, 1984, p.277 14 David S. Broder, The Party’s Over: The Failure of Politics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David S. Broder, “The Party ‘s Over: By 2000, the GOP and the Democrats Could Favor for a Third Party, ” Washington Post, Aug. 11, 1996 15 Samuel J. Eldersveld and Hanes Walton, Jr. 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n Society, second edition,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00，preface. Paul S. Hernson, Party Campaigning in the 1980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3-46. 16 Warren E. Miller & J. Merrill Shanks, The New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 国内有人亦译作“政党身份”（见林震等译，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第六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但我以为“政党认同”比“政党身份”较合适，“政党认同”含有情感的成分，而“政党身份”则给人冷冰冰的感觉。美国学者早就注意到政党的情感性的一面，如克林顿•罗赛蒂认为政党提供了一个象征的功能——心理的功能；而美国政治学家梅里亚姆则认为“政党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政治的教堂，不需要很经常地做礼拜或者很严格的教条，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家，照顾了个人，假使那个人对党表示了最低限度的礼貌”（转引自克林顿•罗赛蒂著，王世宪译《美国的政党和政治》，台北：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77年，第47页。） 18 “政党认同”一词首先由奥古斯都•坎贝尔和他的同事提出，其后得到其他政治学家的承认。Au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Donald E.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1960. 19 张友伦，“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问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8-113页。 20 读者可参看刘建飞的《英国政党制度与主要政党研究》（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5年版）和林尚立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会，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