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美国中期选举巡视 周 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在此次美国中期选举期间，笔者受美国新闻总署的邀请，同其余１１个国家的应邀者一起对美国中期选举进行观察。在此过程中，我们这个小组从美国的西部、到南部，再到东部，访问了华盛顿、旧金山、蒙大拿、休斯顿、波士顿等一二十个大、中、小城市，历时一个月，直接与许多记者、传媒研究者、大学教授、前联邦和州参众议员和现参众议员候选人、基金会领导人、竞选咨询者以及大量的竞选经理人和志愿人员进行了直接的交谈和讨论，掌握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笔者将根据这些资料对这次中期选举的一些特点、决定因素和政治后果作一些简要的介绍、分析。）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８日进行的美国中期选举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次中期选举，其原因在于，选举的结果，原来在参议院、众议院和州长数量上居少数地位的共和党，一举获得了这三个方面的多数，可谓大获全胜。尤其是民主党一下子在众议院丧失了５３个席位，改变了自１９５４年以来民主党统治众议院４０年之久的状况，它同白宫仍掌握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手里这一事实一起，将构成今后若干年内美国政治机器运作的复杂局面，这一情况不能不引起政治家、专家和公众的深切关注。 一、中期选举的一般决定因素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从制度的角度讲，什么是此次中期选举的决定因素。 同历次选举一样，选举中最重要因素仍然是政党，这一点在党派势力强大的各州尤为明显。在有些州，例如弗吉尼亚，选民在登记注册时不必填写自己的政党倾向，在这样的州里，那些竞选经理们只能凭选民在历次投票中投哪一政党候选人的票，来计算该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和制定竞选策略。但在大多数州，如马萨诸塞、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选民在注册登记时必须申明自己的党派立场，而竞选经理们的任务就是为候选人作宣传（通过各种新闻媒介），争取选民的支持，尤其是说服那些立场尚不明朗的选民，并通过电话敦促、提供交通工具等方法，尽力促使本党的支持者在投票日参加投票。 政党还为本党的每一位候选人提供一定数量的竞选经费。虽然大多数经费需要候选人个人筹集，但政党的领导人往往会亲自出马，为本党重要的候选人的筹款活动助阵。例如我们曾亲眼看到鲍勃·多尔(Bob Dole)为伯恩斯(Burns)作巡回宣传和筹款，而克林顿总统在加利福尼亚著名的民主党参议员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的竞选过程中同她一起出现过四次，两次是在早期的筹款活动中，两次是在最后关键一个月的竞选活动中。 党派的形象和政党的支持对于候选人获胜仍是不可少的因素。虽然人们现在经常谈论独立候选人和独立选举人的数量日益增大，其地位也日益重要，但从选举的结果来看，独立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仍然要小得多。就连１９９２年大选中的独立候选人佩罗，也有消息传闻他在１９９６年的大选中将以党派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很可能是共和党的候选人。 影响选举的第二个重要因素便是传播媒介。 在美国历史上，报纸曾在大约１００年内是政党的文件。旧金山是美国报纸的发源地，报纸在那里曾几乎被政党所垄断，并利用它进行竞选宣传。但是有三件事情改变了这一情况：（１）无线电广播的广泛使用。罗斯福总统曾首先有意识地利用它；（２）利用电视进行竞选。这始于６０年代，当时两位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和尼克松首次进行电视辩论；（３）自７０年代以来电视技术迅速发展，它具有了传播一切信息的能力，目前电视的频道增加到多至１４０个，这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 于是竞选的方式被改变了。电视成了候选人在公众面前树立形象的最重要的方法，现在其他方法都很少引起公众的注意。由此，电视评论员开始在竞选节目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传播媒介自５０年代以来逐渐控制了人们的视野，它可以创造、改变或破坏一个候选人的形象，而人们对候选人所获得的印象也基本上来源于此。这些竞选广告因其数量之大，很难受到控制。为此许多人甚至评论道崐，传播媒介已取代了政党，成为影响选举的最重要的因素。此话虽然有些言之过甚，但传播媒介的作用确实越来越不可低估。就连总统也不得不掌握同传播媒介打交道的技巧。里根总统任职期间声誉颇佳，这同他能较好地处理与传播媒介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而克林顿夫妇所受到的新闻媒介的诋毁也许在历任总统和第一夫人中首当其冲，这给克林顿政府的支持率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结果，正如全国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贾罗尔·曼海姆(Jarol Manheim)所说，整个事情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政治家现在需要掌握传播的技巧甚于管理的技巧。 第三个因素是金钱。当我们一行中来自英国的苏格兰保守党官员洛女士被问及什么是她在此次中期选举中所获得的最深刻的印象时，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金钱。”确实是如此。据投票前估计，在此次选举中，竞选参议员平均所需的竞选费用是４００万美元；众议员是５０－６０万美元。前民主党众议员唐尼(Downey)告诉我们说，１９７５年当他成功地当选为纽约州众议员时，他筹集到４．４万美元的经费。由此可以看出竞选经费在近２０年中是如何膨胀的。 在这次选举中，加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赫芬顿(Huffington)所支出的竞选经费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他投入了７０００万美元私人石油财产中的将近３０００万来争夺议席。据报道，这３０００万美元可以用来购买７００辆巡逻车，一架波音７３７飞机，１２０万册畅销书，供２５万人吃一年，或者为洛杉矶市提供２个月的城市用水。赫芬顿用了其中的２０００万元花在电视和广播广告上，在他所吸引的全部３４８４８８７张选票中，第一张选票的广告费用为５．７４美元（Los Angeles Times, Oct.8, 1994）。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当然，金钱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不然赫芬顿也不会遭到失败。但如果考虑到他的对手是民主党最著名的女参议员范斯坦，他作为挑战者给她带来了相当大的威胁，那么还是可以看出金钱毕竟是竞选中重要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因为候选人只有以金钱为后盾，才能购买必要的电视和广播广告时间，才能为自己作宣传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加州州长候选人凯瑟琳·布朗(Kathleen Brown)在竞选的最后一周耗尽竞选经费，对其如此惨败在共和党候选人威尔逊之下不能不说是有一些影响的。 二、民主党全面失败的直接原因 　　讲到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最令人费解的是民主党损失之巨大，这一点即使连共和党人士也始料不及。在竞选前夕，专家们分析说，每逢中期选举，执政党丧失议席是一个规律，在过去的四次中期选举中，有三次是如此，每次所失议席在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不等。而这次选举之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参议院的议席比例为４４∶５６，在众议院为１７8∶２５６，也就是说，共和党必须在参议院多赢得６个以上的议席，在众议院赢得４０个以上的议席，才可能同时取得两院中的多数。如果说这种结果在参议院中因双方比例接近尚可能发生，那么在众议院中却很难设想。一个政党在中期选举中一下子丧失那么多的议席，这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例如１９６６年约翰逊政府的民主党一次失去４７个众议院议席，但那是发生在越战和各种国内激进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国内外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相比之下，这次选举的背景却是，经济至少在短期内是相当不错的。据统计，美国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３．７％，这在西方国家中是最好的；失业率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的７．６％下降到５．８％；创造了大约４８０万个新的工作机会（Los Angeles Times, Oct.24, 1994）。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似乎也处理得不错，美国在海地、北、南朝鲜以及海湾问题上都没有明显的失误之处。因此可以说不存在严重的国内外政策和经济危机，按照常规也不可能发生大量席位易手的情况，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分析起来，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重要的可以归结如下： （一）经济的好转并没有使大多数人口直接受益。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调查资料表明，１９９３年中等家庭的收入下降了１％，如今中等家庭的收入停留在１０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比１９８９年的最高点下降了１％。家庭收入的稳定下降自经济有所恢复以来并没有减弱。经济学家们发现，对于典型的美国家庭来说，境况并没有好转。在克林顿当政的头两年，美国人的工资、津贴和生活标准不断下降，甚至许多工人在较少保险的工崐作上工作更长的时间也不足以补偿收入水平的降低。而且，尽管经济复苏创造了数百万的新工作机会，但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经济学家所称的“软工作”——半日的或临时的，只能得到较低的工资或津贴。 （二）社会问题成为主要问题。民意测验表明，自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以来，社会问题取代了经济问题成为公众最关心的问题。 公众把社会、经济问题列为最关心的问题的百分比 最重要的问题 93年1月17日 94年9月11日 百分比的变化 社会问题 35% 68% +33 经济问题 44% 33% -11 在具体问题上的百分比 问题 93年1月17日 94年9月11日 百分比的变化 犯罪 _4 26 +22 健康保险 6 9 +3 非法移民 0 2 +2 联邦赤字 12 2 10 失业 12 2 10 资料来源：Washington Post-ABC News Poll.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美国存在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公众越来越感到不安。 （三）在中期选举中，地方问题仍是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全国性问题，更不是外交问题。这些地方问题包括公共教育、医疗保险、社会服务、犯罪等。 像历次中期选举一样，选民们最关注的是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地方问题，尤其是地方的社会问题。以加州为例，人们普遍关注的四个主要问题是：非法移民、犯罪、税收和教育。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在前三个问题上的主张分别是：（１）“非法移民使每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的生活质量恶化”，坚决支持１８７法案，把它看作是向华盛顿传递信息的机会，表明国家需要对非法移民的管理进行改革；（２）“每一个加州人的首要权利是不受犯罪伤害的权利”，强烈支持参议院批准对杀害警察者处以死刑；（３）反对新的征税，许诺在连续三年内平衡州预算，不再增设新的税收。而在这三个问题上，他的竞选对手民主党的凯瑟琳·布朗却态度温和，这使她的竞选地位大为不利。投票后的民意测验显示，在１１月８日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有３８％的人把移民问题看作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其中６３％的投了威尔逊的票，３４％的投了布朗的票；３２％的选民把犯罪问题当作重要的问题， 而这在两年前的民意测验中只占３％，这些人大多数投了威尔逊的票，比例是６５％∶３３％；把税收问题列为重要问题的占２７％，其中威尔逊获得６７％的支持，布朗获得２７％。 在上述四个重要的问题上，只有教育问题帮了布朗的忙，大约２５％的选民认为它是重要的问题，布朗占上风的比例是６１％∶３６％（Los Angeles Times, Nov.9, 1994）。 （四）白人选民趋于保守。 仍以加州为例进行分析。在加州，威尔逊更趋保守的政策主张得到了占选民大多数的集团的支持：年长者、白人、较富裕者和受过较好教育者。而布朗的政策得到更多的年轻选民、穷人和较少受教育者的支持。她也赢得了黑人、拉丁裔和部崐分亚裔的支持。然而拉丁裔人口只占选民的８％，而投票者中白人占了８０％。威尔逊赢得白人的支持率为５８％∶３８％，布朗赢得拉丁裔人口的支持率为７４％∶２２％（Los Angeles Times, Nov.9, 1994）。 但是在参议员的选举上，投票比例却有明显的不同。显然，选民视民主党候选人范斯坦为比布朗更趋中间派的民主党人，在那些投威尔逊的票的选民中，２０％的人转而投了范斯坦的票。然而，即使范斯坦本人在投票日前夕也承认，在移民问题上的温和立场（她主张更严格的边界控制，而不是剥夺非法移民的受教育和医疗条件），可能会损害她的得票率。这些都反映了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民意倾向于保守。 （五）与历届中期选举不同的是，共和党今年产生了比民主党更具吸引力的候选人，无论是在西海岸，还是在东海岸。这使民主党这些年来建立的稳固基础发生了动摇。 根据评论，这些年来，那些想进入政界的机智的、有雄心的人更可能成为民主党人。那些以共和党方式思考的人一般很少对政府感兴趣，他们更可能成为投资银行或商业的总经理。艾伦·埃伦霍特(Alan Ehrenhalt)在其著作中指出的原因，在这一点上的不同是使民主党人年复一年地维持对国会、大多数州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控制，尽管选民仍然可能选出共和党的总统。他引用了威斯康辛州一位民主党州参议员的话说：“共和党人不喜欢政府。如果你不喜欢政府为什么你还会在这里所以他们让我们为他们管理政府。”（The New York Times, The Week in Review, Oct.13, 1994） 但是今年却产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少有的情况，共和党产生了比民主党更强有力的挑战者，他们之中有些并非职业政治家，但却表明是非常出色的竞选人。例如田纳西州的比尔·菲斯特(Bill First)是一位富裕的心脏外科医生，普林斯顿大学风度潇洒的毕业生。他此次击败了连任三届的民主党参议员吉姆·萨塞(Jim Sasser)，后者原打算在乔治·米切尔(George J. Mitchell)宣布退休后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而另一位该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弗雷德·汤普森(Fred D. Thompson)则是一位律师，他击败了吉姆·库珀(Jim Cooper)，一位前州长的儿子和连任１２年的众议员。 在佐治亚州情况也是如此。三位新共和党众议员当选，其中两位战胜了在任者。鲍勃·巴尔(Bob Barr)战胜了众议员巴迪·达登(Buddy Darden)；查利·诺伍德(Charlie Norwood)战胜了另一位民主党新手唐·约翰逊(Don Johnson)；萨克斯比·钱布利斯(Saxby Chambliss)战胜了克雷格·马西斯(Craig Mathis)。１９９２年佐治亚州的１１个众议院席位有１０个掌握在民主党人手里，而今有７个被共和党人所夺得。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主党许多著名的、老牌的政治家败在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的共和党人手下。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州长安·理查兹(Ann Richards)。理查兹是民主党著名的女政治家，现年６１岁，此次选举以明显的劣势败给了前总统布什的儿子乔治·Ｗ·布什。评论说，尽管她本人有无限的个人吸引力和无以伦比的竞选风格，但她还是由于民主党的政策和反政府情绪以及对克林顿政府丧失信心而败北（Los Angeles Times, Nov.9, 1994）。 另一个例子是民主党众议院议长托马斯·Ｓ·弗利(Thomas S. Foley)，他在共和党胜利浪潮的席卷之下，败给了５０岁的共和党人乔治·内瑟克特(George Nethercutt)，这是自１８２２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加卢沙·格罗(Galusha Grow)落选以来，第一次一位议长被自己选区的选民所抛弃。弗利现年５６岁，自１９６４年以来已连续３０年当选为众议员，并在１９８９年成为议长。一位居民对此解释说，他们打算送一些新的、没有经过检验的政治家到国会山去代表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前弗利曾对华盛顿州提出起诉，因而它以５２％的多数通过了一项法律，把众议员的任期限制在６年，参议员限制在１２年，弗利认为这是违反联邦宪法的。虽然他的起诉获胜了，但这次法律讨伐的结果却是他终因不得人心而痛失议席。 甚至连任６届的著名的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Ｍ·肯尼迪也遇到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挑战，这一挑战来自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前密执根州长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的儿子和汽车行业的总经理。他们之间的胜负直到投票之日方见分晓。 一些情况同样构成对民主党的不利：一是在待选举的职位中，多数原来由民主党人所占据，而他们之中不少人恰好已年届退休，于是为共和党人争夺席位留下了空间；二是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决定不参加竞选，这同共和党人的咄咄逼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各种原因间的内在联系 　　在上述这些看似偶然和相互无关的原因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势”，共和党就是乘此“势”而获胜的，这就是选民对政府过多干预的反感和对任职者的不满，以及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趋于保守。 客观地讲，克林顿是一个中间派民主党人，他虽然是以“新民主党人”的形象当选为总统的，但是按照克林顿自己的理解，“那些把我当作是新民主党人而选举我的选民的愿望是‘小的、更有效的、更少干预的政府’，这反映了我们的价值和关注”。“政府的主要任务不是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人们应当为自己生活中的个人灾难负责。因此，他说，在他当政的２２个月里，他的政府致力于削减联邦预算赤字，并将在下一年完成杜鲁门总统以来规模最小的政府目标前进；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的限制；给予了各州更大的自由，以使它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革福利、医疗保险和教育；通过了反犯罪法案，等等（New Yorker, Nov.21, 1994, p.61）。 克林顿政府所做的大量事情实际上采取的是中间路线，只有一些是扩大政府职能的，如健康保险计划和提高收入税。收入税构成了１９９３年增加了的政府岁入的一半多，其中所提高的１／５来源于对中间阶级有影响的两种税收，汽油税和年收入在３４０００美元以上的家庭的社会保险税。这造成了相当多数的选民的不满，尤其是中间阶级选民。 因此，选民对克林顿政府的失望，并不在于他作为新民主党人竞选，而作为旧民主党人管理，而在于他们认为他做了一些不应当做的事，如增加税收；此外一些应当做的事却做得不够。 对此，民主党的一位行政官员艾尔·弗罗姆(Al From)说，“需要理解的第一件事是，这是一场地震，新政时代结束了。它对于民主党人来说曾是一个伟大、光荣的时代。新政的自由主义已被钉进了棺材。……正是这一意识形态培育了美国的中间阶级，但是这一培育了中间阶级的政策不再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已经失去了他们。”（New Yorker, Nov.21, 1994, p.58） 对于选民对政府责任的要求，两党的一些官员都有共同的看法。一位民主党的官员承认：“这次选举确实是针对政府作用的，它表明选民感到政府已经太大和太强有力了。”（Los Angeles Times, Nov.20, 1994） 共和党的战略家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也说，“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并不能归因于对克林顿的不满，而是与思想有关。共和党以《同美利坚的契约》（在这里之所不按新华社的译法译成《美国契约》，是因为民主党在竞选中攻击共和党的纲领是‘出卖美利坚的契约’〔Contract on America〕）进行竞选，三个普遍的共和党电视广告都是意识形态的。它们说：‘如果你想要低税收和小政府，那就投共和党人的票。’而共和党竞选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统一在反大政府的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竞选的。”（New Yorker, Nov.21,1994, p.64） 保守的《全国少数民族政治》（National Minority Politics）杂志的社长威利·理查森(Willie Richardson)对民主党批评说，民主党为了得到穷人的支持，宁愿使他们永远处于待救济的地位，而不是教育他们需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争取上升到中间阶级的社会地位。这一看法可以说代表了一些中间阶级有色人种的观点。 实际上，在大选中选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恰恰反映了他们在不稳定的经济中对未来感到困惑不安和由于这种不安而趋向于采取保守的价值观。笔者在亚历山地亚县曾目睹一位中间阶级选民在政党候选人介绍自己的政策主张的会议上向他要求说：“我们应当告诉那些想要移民的人，不是我们不欢迎他们，而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税收有限，环境需要得到保护，我们只能顾及自己，而无力顾及他人。” 保守主义在美国经济欣欣向荣的时期，曾为美国公众所厌弃，在７０年代中期以崐前，它只是知识界中少数人的主张，尚不能登大雅之堂，而今它却成为许多人，甚至中间阶级有色人种公开申明的立场，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美国社会发展前景的深思。 四、选举结果对未来政府运作的影响 　　在克林顿总统的民主党同时丧失两院多数的情况下，可以想像，政府的运作必然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选举一结束，克林顿就在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９日宣布，要治愈这次痛苦的竞选创伤，并向共和党表示了合作的愿望。分析家们估计，在国会两院都掌握在共和党手中的情况下，克林顿必须放弃他的一些国内计划（Economist, Nov.12- 18, 1994, p.29）。 克林顿一方面表示将顺应选民的意愿，在一些社会福利和政治改革政策上作一些调整，同共和党达成某种妥协；另一方面，他也表示不会作无原则的让步。这表明，他将准备在必要时行使总统的否决权。这一态度将给他最后两年的执政带来两方面的困难。 一方面，民主党内的自由主义派对克林顿将要修正计划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克林顿总统在各种社会和经济政策上将比共和党更共和党。一位民主党黑人众议员奎西·姆费姆(Kweisi Mfume)甚至说：“我担心（行政部门）在努力取得世界时将失去他们的灵魂。在这个国家，我们最不需要的是有两个共和党。”（Los Angeles Times, Nov.20, 1994） 另一方面，未来的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于１１月１５日宣布，如果必要的话，共和党将迫使国会每天工作２０小时，每周工作７天，在１００天内通过与《同美利坚的契约》相一致的法案（New York Times, Nov.15, 1994）。共和党的领袖们还在筹划将国会中的２２个常设委员会减少到１７个，这些委员会大多是关于社会政策的。 金里奇说，新的福利计划将不是安全网，它将吸引穷人采取自我建设的行为。他提出的社会福利建议与克林顿的大相径庭，其中一项是反对维持食品券、住房和资助残疾人的计划，要求削减４００亿美元用于各种食品、住房和工资计划的开支，这与克林顿的维持这些计划的建议背道而驰。由此可见，克林顿政府在其任期的未来两年里，同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发生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美国的政府机器是否会因此而产生运转困难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会有许多因素抵销总统和国会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这些因素包括： （１）两党之中都有不同的派别，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除了上面提到的民主党内的自由主义派别外，共和党内在一些问题上也不能统一意见，例如前共和党内阁成员杰克·肯普(Jack Kemp)和威廉·Ｊ·贝内特(William J. Bennett)就公开批评１８７法案。而肯普也遭到了来自党内的指责，要他最好闭嘴，“要用脑而不是用心来思考。”（Los Angeles Times, Oct.20, 1994） （２）由于国会内两党党纪的松弛，两党议员没有义务一定按照本党领袖的指示投票，加上两党内部都有不同的派别，它们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支持另一党的主张，因此议案能否获得通过就不仅仅取决于它产生于哪一政党。克林顿苦心经营的健康保险法案未能在当时控制在民主党手中的国会内通过，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３）两党在推行自己计划的同时，也都将谨慎地避免直接冲突。两党的国内政策都可能最终向中间路线倾斜，因为任何过激的政策都可能担政治风险。它们的领导人都会以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的姿态出现，这不仅是为了在选民面前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为１９９６年的大选和下一次当选作准备，也因为他们都懂得克林顿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共和党把它的新实力仅仅集中在对抗上，那么两党都不会满意其结果。他说：“如果他们毁坏了政府，他们将不会是最终的受益者”，“最终，这是建设者的国家，无论是第三党的建设者，民主党的建设者，还是共和党的建设者。最终，通常是建设者获胜。谴责者可能得势于一时，否定的力量可能得势于一时。但一个伟大的民主政体除非通过建设者之手，否则不能盛行。”（Los Angeles Times, Oct.9, 1994）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制度自有其维持自身生命力的内在机制和力量。 当然，由于总统和国会的政党归属不同，总统同国会的矛盾肯定会有所加剧，政府由于受国会的牵制，政策的不明确性和摆动性将可能大于以往。这也是可以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