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自由主义 杰里米*希尔默（Jeremy Shearmur） 樊吉社 译 杰里米*希尔默刚进入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民大学文学院政治学系，担任讲师。1992 年5月以前，他分别在人文科学研究所任资深研究员和所长，在乔治*梅森（George Mason） 大学任助理研究员。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度过了八年时光，担任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爵士的研究助理，撰写了关于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政治思想的论文， 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还在爱丁堡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执教，并任伦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我主要想评论一下亚当*普尔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文章。普尔泽沃斯基内 容广泛的文章讨论了不同经济方式与民主秩序之间的关系。一些人对于中、东欧迅速而便 捷地向一个象样的、人道的、比较富裕的社会秩序过渡明显持乐观态度，也有一些人认为， 发展显然会导致市场和民主制度的良性结合，而普尔泽沃斯基的文章提供了很多让这些人 踌躇不前的东西；普尔泽沃斯基的意见同样让那些认为市场和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必定能 够运作的人犹疑不决；重要的是，他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愚昧无知。 不过，我确实有一些保留意见。虽然文章相当冗长并且涉及许多问题，但令人遗憾的 是，其总的要点是消极的。普尔泽沃斯基一定厌倦了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自负，这可以理解， 但是，眼下讨论的问题如此重要和急迫，他仅止于纯粹的批判是很可惜的。 更严重的是，他对"新自由意识形态"的批评是否充分，我也持有保留意见。普尔泽 沃斯基告诉我们，他的观察"不应被解释为捍卫国家干预的传统模式，无论这种模式是资 本主义制度的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应被解释为反对依赖市场；或是攻击倾向市场的改 革。"但是，鉴于他文章的内容--大多是针对被他视为亲市场道路的逻辑依据的，因而 他的声明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故作姿态。看来，对主张国家在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他有 着种种考虑。他好像暗示，正是新自由派在明显用他们同胞的幸福进行道义上有问题的试 验。 让我们看一下普尔泽沃斯基展开他的批评时所探讨的三个话题：1、市场不完善和亚 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2、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促使普尔 泽沃斯基思考到瑞典模式优点的话题）；3、影响人们现实生活的多元主义和社会"试验" 问题。 在他对市场不完善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作的评论中，普尔泽沃斯基谈到了一些 众所周知的情况，其中，实际的市场机制无法满足实现市场总平衡所需要的条件。他特别 强调了人们知识的不完备--换言之，人类的无知。普尔泽沃斯基提到的这一思想和其他 想法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反对新自由派的一个有意义的论点。 不要忘了，熊彼特的奥地利同乡，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 民主制度》之前写过一些文章，正是他在论证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估算面临无法逾越的障 碍时提出了人类无知这个问题。 哈耶克接着解释，人类无知的局限同样为理解此前他一直 在研究的相互暂时总平衡这个概念造成了困难。哈耶克后来的著作及追随他的新自由派均 准确提到了人类无知、人类知识支离破碎、有时无法表达的特点，提到了有利于市场反对 国家的理由时通过试错学习的重要性。 人类知识不完备造成了理解总平衡思想的困难，在 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根本上讲至于哪种机制安排可引导人们的计划相互协调，哈耶克也强 调这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这里不是详细探讨哈耶克著作的地方。只要这样说就足够了： 这种主张，即认为现实世界满足了总平衡理论的假设，就我所知，在哈耶克及捍卫市场理 论的其他新自由派的著作中没有立足之地。（有一点值得注意，普尔泽沃斯基的文章中事 实上没有具体提到他批驳的那些新自由派的著作。） 在反驳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思想时，普尔泽沃斯基提出了同样的论点。然 而，对于任何一个斯密的悉心读者来说都很明显，斯密的市场理论并非基于总平衡环境下 所发展的现代福利经济的情况。仅举一例，斯密对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的讨论（如他的"四 个阶段"理论）让我们知道，这种变革通常和一部分人丧失很多福利有关。 恰恰相反，斯密所关注的核心是这样一种思想，商业社会提供给所有公民以福利和前所未有的自由。 显 然，他的主张是，这样的体制除了其可容忍的不足，总优于任何其他可资利用的选择。 当然，认为斯密面对的是我们这样的社会那就错了，然而他讲的商业社会仍与我们的 情况密切相关。哈耶克强调分散决策的意义和私有财产在分散权力方面的价值，而假如有 人用这些来支持斯密的话，那他几乎触及新自由派观点的真正基础了。这种观点显然需要 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的进一步评估。但它几乎与普尔泽沃斯基所提到的理论经济学的材料无 关，尽管他对这些有关发展的经验材料的讨论有可能展开一些更为有趣的话题。 社会试验与国家 至于国家的积极作用和瑞典风格的社会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幸 运，国家也许能发挥积极作用（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历史例证），但通常，国家同样是巨大 的伤害之源。另外，还有另一个疑问：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自由出让给国家，即使这样 做可能得到物质利益。也许我愿意服从保姆对我的饮食控制和锻炼的安排，以便得到收益， 过一种舒适的、健康长寿的、受到监护的生活，但比较而言，我更偏爱自由��即使我预 见到有滥用自由的可能。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被普尔泽沃斯基赞同国家发挥积极作用的想法所诱惑，我们就需 要面对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回应公共选择理论的主张，即我们无须简单地假定国家将 扮演一个全知的、慈善的暴君的角色。如果国家急于关心"市场失败"，那我们就需要知 道，国家如何确定什么是它需要的，为什么我们期望国家做需要它做的事情，为什么那些 掌权的人不会将这种权力用于其他损人利己的目的。除非面对这些挑战，否则在我看来， 给予我们国家及其官员都来纠正市场失败的种种模式，并不比任其自行运作的模式有更充 分的道理。普尔泽沃斯基提到一些公共选择的文献，但他没有提供总的回答。我认为这使 得他引证的那些个案的价值大打折扣，在这些个案中，国家在显示我们可以利用的一种总 模式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其次，普尔泽沃斯基强调了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我认为这完全正 确。但依我之见，涉及寻租控制的问题表明，这些活动本身应尽可能由私人部门来承担。 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这类问题与中东欧的形式密切相关。因为中东欧的人们依然在那 些一直自称是代表公共利益而运作的政权下遭受痛苦��这样的经验当然使他们怀疑国家 官员真正能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思想。我们可否期望中东欧的这些国家，象那些情况好得多 的地方的国家一样，最好地发挥积极作用，这一点并不清楚。在这些情况下，有足够的理 由对诉诸公共利益表示怀疑。对于只依赖最低限度的美德的社会合作形式，自由派传统的 研究看来是尤其切题的。 至于瑞典模式，它并非没有吸引力。但一旦瑞典模式运作起来，它似乎依赖贫乏的、 中庸的市场经济，其盈余可用作福利（正如在瑞典的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和查尔斯十二 （Gustavus Adolphus and CharlesⅫ）时期，盈余曾被用于战争）。提倡这种并不存在有效的 市场经济的模式（如在中东欧）如同竭力建造一座空中楼阁。瑞典道路还赖于一些不容易 再生的社会前提条件，包括种族、文化同一性，以及非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民族无法忍受 的社会控制形式。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将任何人��我们或他人��当作空白的石板， 在上面随意涂抹任何形式的行动指南。 普尔泽沃斯基还关注中东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隔阂，这是值得称道的，他害怕 社会试验，因为社会试验可能伤及实在的人。当然这里仍有一些问题，但引证这些问题用 来反对现行政权和它们的顾问，我看有些不公平。 后共产主义世界的人民努力在社会试验巨大而灾难性的废墟上重建他们的社会和生 活。实施这种试验的政权，其突出特征是它对独立于党派和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持有敌意。 因而，如果后继政权没有面临因其与自治组织的隔膜而产生的困难，那就奇怪了。另外， 从旧政权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几乎不能为可行而人道的社会添加理想的成分。 象我和普尔泽沃斯基这样喜欢可行而人道的社会的人，一定要问问自己，是否可以迫 使别人接受我们的理想，是否可以避免普尔泽沃斯基警告过的那种社会试验。由于鼓吹基 于市场的社会秩序的新自由派一直在强调，这种秩序通常会给它们的公民们带来那些讨厌 的现象，所以任何钟情以市场为基础进行社会改革的人（包括那些希望国家采取措施，甚 至实行某种"基于市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人）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即怎样使这些改革 在中东欧的人民眼中合法化。 在此背景下，塔马斯（G.M.Tamas）关于这种相通之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均可作 为现代性可供选择的形式��的评论尤其说明问题，虽然这让象我这样的反对社会主义的 自由派有些尴尬。对自由派��实际上对关注后共产主义国家困境的任何人来说，立即实 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似乎十分必要，又会带来令人难以忍受的种种问题。到底应做些什么 还不清楚，而那些旁观者认为需要做的事不一定得到人们的支持，这些人民的性格和期望 已经被激进程度不等的政权下的生活所定型。 普尔泽沃斯基在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转向我们集体的无知，他是对的。不过，他和他 批驳的新自由派一样，需要承认这种无知关系到针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 任何解决方案。同样，任何持有如何更好地塑造这些国家的未来的想法的人（他们可能是 新自由派或其他人）都要面临为其建议争取合法性的挑战。 政府的适当限度 我想提出一个相当意外的问题来结束我的评论，即民主本身是否有价值。自由、幸福、 自治、交谊、合作��所有这些都可以说具有内在的价值，但民主呢？ 我是对暴政和独裁毫不宽容的反对者。我还认为，既然政府以我们的名义做出集体决 定，我们应该能够通过投票而不是战斗罢黜政府。另外，在许多领域，我们的理想和看法 应拿出来接受公开的批评。但我以为因为民主本身的价值而建立民主是错误的（也可能是 有害的）。我担心，人们会被误导认为，任何事情仅仅因为是多数决定的结果就是合法的， 在那些没有尊重个人自由的传统和民族主义以类似神圣的名义加诸多数人意志的国家，这 种前景尤其令人担忧。 我认为事关个人的东西有：他们的判断、意见、偏好、怪癖、习惯，而首要是他们的 自由��只要这些东西是在同样尊重他人的情况下予以考虑和实践的。如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所言："公民享有的自由，不是根据他生活其中的政府机构的性质是代 议制还是其他制度，而是由政府加诸于公民相对较少的限制来衡量的。" 即使中东欧居民日夜不忘经济增长目标并同意普尔泽沃斯基的实现方法，大规模的变 革��考虑到我们的无知和冒险��仍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个人更偏爱转换机制，这些机 制代表所有人使个人自由、财产权、法制得到保证。我不希望这些机制再做其他事情（尽 管我支持其他公民担起责任帮助那些曾生活在旧体制下而又太老不能重新开始的人）。 换言之，我个人希望转换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树起针对国家的屏障��在人类历史中， 国家通常是剥削和强制的社会试验之源。这样的屏障要建立在所有政府的周围，包括民主 政府。（我早期关于民主制仅具有工具价值的观点在这儿派上了用场。我认为，民主社会 中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让我们知道政府的适当限度，包括民主制政府亦是如此。） 除了上述情况，这将有助于在多元化基础上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多元化是因为它是完 全自愿的。我相信，这可能有助于一种"中间机制"的再生，缺乏中间机制将造成普尔泽 沃斯基所关注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隔阂。这种思想被公认为有些不实用。尽管历史 上有许多突出的例子，由私人提供各种各样的东西，但现在的大多数人们却认为这些东西 只能由国家来提供了。 当然，普通人尽可能自由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依据自己的实际知识 采取行动，对这样的制度有许多话可说。 这样的机制应是自由的，因而不能为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反现代派所容忍。但 它至少提供一些东西：以不与他人的自由冲突的方式寻求生活道路的可能性。我还要补充 一点，这也对变革和合法化问题的解决有些帮助。 　　作为卡尔*波普尔以前的学生，我对普尔泽沃斯基对无知的强调，对于他的不要扮演 别人上帝的警告，我表示欢迎。但我仍很遗憾，他没能把握住这样一点，他和他批驳的人 同属一路，对于中东欧那些现在拥有巨大自由和责任应对历史挑战的人，他没有多少发言 权。 见收集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的论文（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6）。 例如，哈耶克的《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思想史的新研究》中的"作为新发现程序的 竞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第179-190页。 例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报告"，斯密讨论了伴随着生存方式从狩猎向畜牧业的转 变，不平等和穷人对富人的依赖出现了，"因为穷人现在不能通过狩猎生存下去，富人已 将狩猎变成了他们的财富。"见亚当*斯密《法学演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 第405页。 对这些问题的概述，见艾斯特凡（Istvan）和迈克尔*伊格那梯耶夫（Michael Ignatieff ） 《富国财富中的需求和正义》，见艾斯特凡和迈克尔*伊格那梯耶夫主编的《财富与美德》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第1-44页。 赫伯特*斯宾塞（Hebert Spencer）《人对国家》（伦敦：威廉姆斯与瑙给特，1885）， 第15-16页。 有关此种可能性的文献愈来愈多，例如，见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埃德 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与英国福利国家的起源"，Critical Review 4（1990年秋 季号）第523-536页；布鲁斯*本森（Bruce Benson），《法的事业》（旧金山：太平洋研 究所，1991年）；戴维*贝托（David Beito）的两篇文章，"为社会福利的互助：美国兄 弟会，"Critical Review4 （1990年秋季号），第709-736页；和"通过非政府计划形成的 城市机构：圣路易斯的私人场所，"《城市历史学报》第16期（1990年5月），第263-30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