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美分歧原因的历史考察 内容提要：自二战以来，法美关系一直呈现出不太和谐的特征。究其原因，二战赋予了法美两国以截然不同的心态，法国人的屈辱感与美国人的自豪感形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心理鸿沟。冷战时期，法国人怀着洗刷屈辱的决心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以图恢复其大国地位，美国人则怀着胜利者的优越感主导西方联盟，两者之间在目标上的冲突使它们的分歧在所难免。冷战后，法国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意在使欧盟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极力量，借此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但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优势地位获得了显著提高，与法国乃至欧洲之间的差距显然进一步扩大。这表明，美欧平等伙伴关系是虚幻的，美欧关系的不平等为滋生它们之间的分歧提供了土壤。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奉行具有单边主义倾向的外交政策，其一超独霸的态势愈发明显。希拉克政府倡导多边主义外交，意在与美国分享权力。双方因而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总之，法美分歧既受情绪的驱动，又受利益的驱使，是法美两国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法美分歧 心理鸿沟 目标冲突 单边主义 多边主义 弗兰克·科斯蒂格莱拉曾将法美双边关系描述为一种“冷同盟”。 法美关系之所以“冷”，其原因就在于，法美之间不断出现的分歧会为它们的关系降温，使之保持“冷”的状态，而法美两国围绕伊拉克战争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分歧无疑是十分严重的。布什政府在布莱尔政府的支持下，坚决主张对伊拉克开战，而希拉克政府协同施罗德政府则坚决反对对伊战争。法德两国甚至威胁将在联合国安理会对美英的战争议案投否决票，这迫使美国联合英国、西班牙等国单方面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法德等国还拒绝美国要求北约协防土耳其的提议，它们的反对迫使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启动了“默认程序”，在法国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协防土耳其的决议。在媒体的作用下，法美两国公众情绪激昂，一时间，反美与反法的唇枪舌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法美关系再一次陷入紧张状态。 法美这两个盟国为什么总是争吵不断，以至于闹到今天的地步？从表面上看，法国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出于这样一些原因，例如，争夺伊拉克的石油，关注法国、欧洲乃至世界公众舆论的反战呼声，倡导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以及认为恐怖主义对它的威胁相对小，因此，不将反恐当作急务等。 上述所列的几种原因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法国反对对伊战争有一些关联，但未免欠缺说服力。在笔者看来，探讨法美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不能简单地围绕这个问题找原因，事实上，法美两国意见不和由来已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美矛盾就已露出端倪，法美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只不过是它们彼此间分歧的延续或累积。可以说，法美分歧日益加深和尖锐是其双边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 心理上的鸿沟 任何一场战争都会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后果，这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心理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其空前的规模和破坏力给世界造成的影响尤其如此。当然，这种影响对美法两国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一跃而步入世界权力的中心，而后者则从世界一流强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的自信心在其强大国力的支撑下如日中天，而法国人则在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压力下感受屈辱的煎熬。一方是胜利、荣誉和骄傲，而另一方则是失败和羞辱，两种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成为导致日后双方分歧的心理根源。 二战为什么会对法国人造成如此巨大的精神创伤呢？这个问题与法国不同凡响的历史不无关系。法国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国家，从1660-1661年路易十四在法国执掌一切权力开始，法国迅速扩张军事力量，并一跃而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法国的实力几乎和半个世纪前的哈布斯堡王朝一样可怕。“只是由于有些海洋性和大陆性邻国协力同心，经过一系列长期战争（1689-1697年；1702-1714年；1739-1748年；1756-1763年），才制止了法国控制西中欧的企图。但是，到了拿破仑时代，法国又改头换面，赢得一长串法国式的军事胜利。只是由于另外几个强国联合作战，才又结束了法国的胜利。但是，即使在1815年失败之际，法国也仍然是领先的国家之一”。 然而，仅仅过了半个世纪之后，曾经一度称雄欧陆的法国却几次被后起的德国击败，这个新崛起的中欧强国对法国安全造成的威胁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前者足可以构成后者的梦魇。很少国家有法国那样的惨痛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的青壮年几乎牺牲殆尽。这种惨痛经验动摇了法国人在二战中与纳粹德国誓死决战的信念，结果1940年法国战败，并经历了长达4年之久的德国占领时期。虽然法国是二战的战胜国，但法国人明白，他们是借他人之手而获得拯救，这种心理创伤难以言表。不仅如此，英国人在二战中的英勇表现也使法国人自惭形秽。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英国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这一令英国人无比自豪的胜利尤其使法国人感到羞愧，因为英国人以钢铁般的意志捍卫了自己的荣誉，而法国人却未能做到。 人们在品尝失败所带来的屈辱滋味时往往最敏感，二战中以及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法国人就处在这样的情感之中。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当美国人还要以傲慢的态度对待法国人时，后者的恼怒会怎样地挥之不去？“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戴高乐就经历了这样的情感体验。战时美国政府一直不重视戴高乐及其领导的抵抗力量，加之戴高乐本人不愿听命于美国，罗斯福总统对他十分气恼，不仅拒绝和他合作，甚至拒绝将北非登陆计划（火炬计划）通知给他。 罗斯福对戴高乐一直持轻视和不信任的态度，即使在戴高乐领导的临时政府已成为法国的合法政府之后，罗斯福也没有邀请戴高乐参加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这件事还表明，美国仍将法国当成一个弱小国家对待，对此，戴高乐一直耿耿于怀。法美隔阂的种子就此埋下了。 当美国人以解放者的姿态傲慢地对待法国人时，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若干年前，正是由于7000名法国士兵的帮助，他们的前辈才赢得了约克镇战役的胜利，并终获国家的独立。他们也忘记了，眼前这个贫弱的国家曾经有过的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并且这个产生了现代统治术的国家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复苏。敏感的法国人在医治战争创伤时，还要体味美国人让他们感受到的那种位卑者的苦涩，很自然地，法国人对美国人的排拒心理因而加强。此后，由于美国在一些情况下不但不能支持法国获取利益，反而从中加以阻挠，正如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所表现的那样，法国人对美国政策的疑虑加深。尤其让法国人难以释怀的是，法国从全球大国地位跌落之日，正是美国步入世界权力中心之时，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国恰恰是法国衰落的受益者。概言之，法美之间的心理隔阂是一个丧失大国地位的国家与一个新登上国际舞台中心的国家之间的心理差距，这种心理差距受利益之争的驱动逐渐形成法美两国人之间的心理鸿沟，它为日后法美之间频繁发生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目标上的冲突 历史的辉煌与屈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它使法国人的心态失去了平衡。只有重获大国地位，才能恢复法国的尊严，并为法国的存在和发展找到新的支点。因此，二战后，法国政治家的使命就是重振法国昔日的辉煌，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 戴高乐就是这样一位怀有复兴法国抱负的政治家，他反复宣扬的一个信念就是，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1958年6月，退隐了12年的戴高乐将军重新上台执政。他“必须力图重振充满失败感、薄弱感的法国之国家意识，” 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使法国能够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发挥主要的作用。联想到法国被占领的历史，以及戴高乐本人曾受制于人的经历，这种外交政策选择无疑是情理之中的。 相比之下，美国人是以欧洲解放者的姿态进入欧洲的，冷战爆发后，法英等西欧国家面临着苏联的威胁，美国人因此留在了欧洲，他们的角色从欧洲的解放者转变成西欧安全的保护者。这两种角色显然都膨胀了美国人先天具有的优越感，使他们认为凌驾于西欧各国之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的目标是统合西欧，使西欧国家追随美国的政策，以有效地对付苏联的挑战，这一目标显然与法国为谋求大国地位而强调的独立性与行动自由发生了冲撞，因而预示着它们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 戴高乐怀着洗刷屈辱的决心领导法国谋求大国地位，但是在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之下，法国人的努力却处处受阻。毋庸讳言，他们的阻力主要来自于美国。核计划是法美分歧的一个主要问题，法国坚持发展独立的核力量，而美国先是阻止法国的核计划，继而在法国已经拥有了核力量之后，美国又提出“多边核力量”计划，企图对其加以控制。 1954年1月，法国宣布了建立一支独立核力量的计划，并表示将削减对北约组织提供的常规部队。法国的决策者们希望，一座国家的核军火库能够帮助法国摆脱美国的支配，并使法国在与盟国和敌对国家的交往中重新获得灵活性。同时，这种政策还出于对美国在最后关头动用核武器来保卫欧洲国家的决心的怀疑。1958年戴高乐上台后，法国加快了建立本国核力量的步伐，1960年2月，法国爆炸了第一棵原子弹。 但是，美国反对法国发展独立的核力量。美国担心，法、英等盟国拥有自主的核武力会扩大它们的行动自由，并使美国陷入由于盟国首先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而引发的核战争之中。换句话说，如果盟国拥有了核武器，它们对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依赖就会减少，美国对它们就更难以控制。“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把北约组织的战略思想作了一些修改，特别是把新的着重点放在‘灵活反应’上（这指派欧洲人担负甚至更大的常规力量的任务），这是直接反对法国要保有自足的核力量的目标的”。 在1962年12月的拿骚会议上，肯尼迪总统推行“多边核力量”计划。他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达成一项协议，出售美制“北极星”导弹给英国人，条件是他们要在北约组织司令部一旦成立时，即将这些以“北极星”导弹装备的潜艇拨归北约组织司令部指挥，作为北约核部队的核心。被排除在拿骚会议之外的戴高乐总统断然拒绝参加这一计划。 联盟内部的领导权是引起法美分歧的又一敏感问题，美国要独享领导权，而法国则要分享这种权力。1958年9月，戴高乐向美国和英国提议，要建立一个包括法国在内的由三国组成的北约组织指导机构，以三重领导来代替美国的单一领导。他建议，北约组织的战略和外交要扩展到全世界，由这个指导机构对全球性问题作出共同的决定。戴高乐希望以此实现下列目的：第一，扩大北约组织的地理范围和政治范围，转移这个联盟在传统上对西欧的强调。使法国得以更加自由地利用西欧与东欧趋向缓和的运动。第二，法国在三国组成的北约组织指导机构中的成员资格会使法国成为代表欧洲大陆的最高级的战略上的发言人。戴高乐希望参与为英美所主宰的核决策过程，从而为法国获得一个比北约组织的非核成员国尤其是德国更优越的地位。第三，法国谋求在华盛顿发挥更多的影响，以防止美国不保卫欧洲，或使欧洲大陆卷入与法国利益无关的战争。第四，戴高乐想获得盟国对法国在第三世界的一些抱负的支持。第五，戴高乐希望法国正式被承认为英美大国联盟中的一个平等的伙伴。 对于这项建议，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反应都很冷淡，美国未言明的理由自然是无意于同一个尚弱的法国分享领导权，英国的不情愿则是因为担心“英美特殊关系”被冲淡。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戴高乐的建议不予理睬，肯尼迪总统则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必须在西方世界里居于“领导地位”，这对于一向对美国的控制心存芥蒂的戴高乐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刺激。 戴高乐要为法国争得一个与美英平起平坐的地位，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他也不能让法国受制于美国，并为盎格鲁—萨克逊联盟所淹没。因此，他作出了法国正式脱离北约组织的决定。1966年2月，戴高乐宣布，法国有权控制法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基地。随后，法国便从北约组织撤走了自己的部队，要求北约组织的全部指挥机构从法国撤走，并取消了同美国、加拿大和西德签署的有关它们在法国的军事设施的许多双边协议。戴高乐是这样阐述他的计划的，他说，“我的计划在于把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指挥下所奉行的欧洲一体化中摆脱出来，但不是脱离我认为应该保持的可以作为最后预防手段的大西洋联盟；在于同每个东方集团的国家──首先同俄国──建立缓和国际局势的关系，然后建立谅解和合作的关系，一旦时机到来，对中国也是如此；最后在于建立这样一支核力量，使任何国家要是攻击我们的话，它自己就会受到可怕的打击。 在谋求与美国合作来共同管理世界的愿望落空之后，法国选择了采取独立行动。大西洋联盟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美国对此恼火可想而知，法国作为美国“麻烦小伙伴”的角色从此确定。法国是因为不满于美国的单边控制而与之拉开距离的。反过来，美国又因为法国的脱离行动而加深了对其政策的怀疑，它们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为此后双方的不和敞开了方便之门。 虚幻的平等伙伴关系 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欧洲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遏制苏联扩张为基础、由美国主导的大西洋联盟面临挑战。美欧关系何去何从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主流的看法认为，如果要继续保持美欧同盟，就必须对其加以重大调整，使之转化为美欧平等伙伴关系。但事态的发展表明，两极格局的解体并非意味着美欧关系的根本性转变，造成法美关系紧张的那些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尖锐，这突出地表现在美欧之间悬殊的军事实力差距充分暴露，它成为造成法美分歧的新的诱因。 走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影响，使欧洲成为欧洲人的欧洲一向是法国戴高乐主义者遵循的信条。但是，两极对立的国际格局严重束缚了法国以及欧洲的行动自由，由于苏联威胁的存在，美国驻留欧洲变得必要，也为美国掌控欧洲提供了理由。两极体系的瓦解使饱受冷战体系压抑的欧洲人欢欣鼓舞，他们适时地抓住了所面临的机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决心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鉴于统一后的德国对于在欧洲事务上过于出风头还有所顾虑，以及英国历来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所持的若即若离的立场，法国如其所愿地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领导者。 欧洲一体化事业对于法国的意义十分重大，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将强大的德国包容在内，以期不仅有效地避免它再次成为法国乃至欧洲安全的祸患，而且能增强欧洲的整体实力。更深远的意义则在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发展是削弱美国影响、提升法国地位的希望所在。自从1950年法国外长罗伯尔·舒曼提出欧洲煤钢共同市场计划以来，法国的命运就已经与欧洲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为了推动一个联合的欧洲，从二十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法国就一改压制德国的政策，转而拉拢德国。在柏林危机期间，阿登纳担心美国拿西德的利益同苏联做交易，主张采取强硬的对苏政策，戴高乐支持阿登纳的主张，与美国的立场保持距离。戴高乐拉拢西德的政策卓有成效，1963年1月，法德签署了友好同盟条约。同时，法国所推动建立的联合的欧洲是严格排斥美国的。法国意在担当统一欧洲的盟主，因此，它对于美国对欧洲联合的影响存有戒心。事实上，出于排斥美国影响的目的，法国在1963年和1967年曾两次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原因就在于担心英国充当美国的“特洛伊木马”。 冷战结束后，在法德等国的推动下，欧洲一体化进程迅速加快。1991年12月10日欧洲理事会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它对于深化欧洲一体化作出了具体安排，在经济和货币联盟方面，它规定欧盟（其前身为欧共体）成员国最迟在1999年1月1日实行统一货币。在政治联盟方面，它规定欧盟成员国将实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法国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主要目的仍然有两个，其一，以不断深化的一体化的欧洲来减少德国统一带来的震荡。其二，使一体化的欧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极力量，与美国的强权相抗衡，实现法国的大国抱负。法国官员公开强调，建立欧洲货币和政治联盟的主要理由就是将它作为──在欧洲内部，以及从更广泛意义上说，在国际事务中──制衡美国影响的力量。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顺利推进，欧洲人管理欧洲事务的信心和决心都大为增强，而前南斯拉夫境内爆发的危机则成为检验这种信心和决心的试金石。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由此而引发的危机迅速蔓延，从斯洛文尼亚到克罗地亚，再到波斯尼亚。从危机爆发之初，法英等主要欧洲国家就迅速介入了危机的处理，它们积极进行外交斡旋，还向那里派遣了部队。但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波斯尼亚冲突迅速升级，直到美国率领北约参与到危机的解决中来，形势才发生了逆转，1995年12月结束波斯尼亚危机的和平协议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代顿正式签署。 波斯尼亚危机持续了三年半之久，只有当美国政府决心插手干预，并按照美国提出的方案，即由北约对波斯尼亚塞族发动有限空中打击，波斯尼亚危机才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前南危机以一个负面例子使欧洲人认识到，欧洲还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欧洲的安全与稳定还要仰仗美国的保护。这对于倡导欧洲独立自主的法国来说，无疑是沉重的一击。 如果说前南危机给一度踌躇满志的欧洲人泼了冷水，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则使欧洲人的自信再一次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战场上，美欧的军事实力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悬殊的军事差距不啻又是横亘在美欧，特别是法美之间的一道鸿沟，成为它们日后分歧的诱因。 冷战后，法国意欲与美国分享冷战的红利，共同管理冷战后的世界。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法国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但它的愿望落空了。虽然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推进，但欧洲并没有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资格，美欧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平等伙伴关系。这是因为，从军事实力上说，美欧之间的差距过于悬殊。从心理上说，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变得更加自信和傲慢。对比之下，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仍然需要依赖美国，这一事实自然会使雄心勃勃的法国人有种挫折感。就美欧伙伴关系本身而言，美国关于不断变化的同盟概念的提出，以及美国战略关注重点从欧洲向亚太的转移，都不可避免地削弱美欧传统伙伴关系。更何况，美欧关系中控制与独立的较量因苏联威胁的消失而变得更为激烈，这突出地反映在美欧关于欧洲独立防务力量之争上，美国希望将欧洲防务力量置于北约的框架之下，而法国则特别强调欧洲防务力量的独立性。简言之，冷战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优势地位进一步提升，欧洲仍然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美欧平等伙伴关系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过来，美欧平等伙伴关系的缺失，意味着美欧之间更易发生分歧也更难进行合作。 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对垒 冷战结束后，世界将向单极化发展还是走向多极化，这一直是国际政治领域争论不休的问题。显然，从近十余年的事态发展来看，美国意在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而法国则希望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这个多极化的世界里，法国拥有大国的地位并享有大国的权力。就美国而言，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它的行动自由度扩大了，因而其对外政策中的单边主义抬头。就法国而言，受欧洲一体化实践的影响，它对国际间多边合作的认同增加，因而倾向于在对外政策中奉行多边主义。换言之，美国认为其实力足够强大，所以有能力采取单独行动。法国则认识到其实力有限，因而主张采取联合行动。由是，在美法之间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对垒之势便确立起来了。究其根源，前者无疑为超级大国的傲慢所驱动，而后者则仍是谋求与美国分享世界事务管理权的愿望使然。 2001年1月，布什总统上台执政。由于欧洲政界和公众舆论普遍倾向于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并且对于布什最终胜出的合法性存有质疑，因此，布什就职后与欧洲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太融洽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仅以微弱多数当选，而且对于这个微弱多数还存在争议，因此，从理论上来看，布什将是一个弱势总统。但是，弱势总统往往会反其道而行之，奉行较为强硬的对外政策，布什总统就是这样。 布什政府执行具有强烈单边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为此，在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国际刑事法庭、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上，美欧之间都存在分歧。布什总统上台伊始就大力推进已被克林顿政府搁置的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法德等欧洲国家担心，美国的做法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在国际关系中造成动荡。它们更担心，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会使美国自我孤立起来，不仅不再需要欧洲盟友的支持与合作，而且会在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国际刑事法庭问题上，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更加露骨，它提出，美国海外维和部队应享受豁免权，不受国际刑事法庭的起诉，这一提议遭到否决后，美国拒绝参加新成立的国际刑事法庭。在环保方面，美国也一意孤行。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但是，它却拒绝在防止大气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欧洲国家对此十分气恼。可以说，从布什政府上台到911事件爆发这段时间里，美国外交的特点就是利己、傲慢、强硬和不合作。 911事件爆发后，欧洲国家迅速搁置了与布什政府的种种分歧，对美国表达了由衷的同情和坚定的支持。法德等欧洲国家将911事件视为布什政府纠正其单边主义外交的转折点，认为美欧再次合作的机会已经到来。然而，事态的发展表明，欧洲人的期待是一相情愿的。布什政府虽然积极组建全球反恐联盟，但它着重争取的是广大伊斯兰国家的支持。北约虽然承担了为美国加强空中巡逻的任务，但美国拒绝了北约参与阿富汗战争的请求。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计划从土耳其发动对伊拉克的攻击，为此，美国要求北约协防土耳其，以保护它免遭伊拉克的报复性袭击。这意味着北约仍将在外围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发挥辅助作用。 在阿战和伊战中北约被边缘化的事实表明，美国轻视北约。为了保证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即使在对付它所谓的主要威胁时，美国也拒绝与法国等盟友的军事合作，这使法国再一次尝到了被漠视的苦涩滋味。 911事件后，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刺激，布什政府在外交上采取强硬的攻势。它宣称，其它国家在反恐中的立场仅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即或者站在恐怖主义一边，或者站在美国一边。2002年1月29日，布什总统提出“邪恶轴心”说，将伊朗、伊拉克和北朝鲜称为邪恶的轴心。6月1日，他又提出“先发制人”的战略，即美国可以对所面临的威胁率先采取军事行动。这意味着布什政府在单边主义道路上已越走越远。 令法国倍感焦虑的问题还在于，欧洲一体化进程还能走多远？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法德两国称为“老欧洲”，将其它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国家称为“新欧洲”，这一说法招致了法德等国更为强烈的抗议之声。法国一向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它将这一事业的成败与法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美国为一己之私而公然挑起欧洲分裂的做法势必会激起法国更强烈的反美情绪。此外，在反恐战争中一再展示的“英美特殊关系”不仅令法国妒忌，更让它担忧和恼火。“英美特殊关系”曾是一个令戴高乐苦恼的问题，这一关系不仅使他本人觉得受到了歧视，也使他认为法国有被盎格鲁-萨克逊同盟所淹没之虞。而今，“英美特殊关系”则使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难以形成，使欧盟变得无力，也使法国再一次作为异类而处于被美国敲打的位置上。总而言之，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对垒使法美矛盾空前严重地激化起来了。 结论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就牢牢地控制住了西欧，这种控制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对于西欧来说，那里已经不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一个等级式的国际社会，美国就高居于这个社会之上。法国虽然从原则上并不反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优势地位，也不反对美国参与欧洲事务，但是，法国不能容忍美国在联盟内部行使霸权，因为美国的霸权政策没有给法国留有行使权力的空间。对于时刻不忘恢复法国昔日荣耀的政治家们来说，在国际事务中，法国能说什么、做什么十分重要，因此，他们不会甘心于这种被美国的强势所遮蔽的地位。 二战后直至今天，为了使法国重新进入世界一流大国之列，法国的政治家们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发展独立的核力量，退出北约，推动欧洲的一体化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扩大法国的行动自由，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当然，法国并非以赢得大国资格为满足，它同时追求的是与大国地位相伴而生的大国权力。确切地说，它要与美国分享对于欧洲乃至世界事务的领导权。 但是，从一开始，美国就与法国的目标与行动相抵触。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需要的是追随它并与它一道遏制苏联的盟国，而非与它分享权力的平等伙伴。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霸权心态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更不能容许同盟伙伴束缚它的手脚。凭借自身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美国完全有能力摆脱其它国家甚至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羁绊，采取单边行动。也同样由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势地位，它在决心采取单边行动时往往并不一定会单枪匹马地干，正如伊拉克战争所表明的那样，美国总能组成一个自愿的同盟，得到像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盟友的支持。这样，法国通过孤立美国以迫使其回到多边合作轨道上的计划就会落空，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合作来分享权力的愿望也将随之化为泡影。 从根本上说，造成法美分歧的原因在于，美国基于自身实力上的绝对优势而以支配者自居，在国际政治中推行单极霸权。法国虽然在实力上弱于美国，但它从来就没有甘心于扈从地位，相反，它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意在与美国分享对世界的领导权。霸权与分权之间的冲突是造成美法双方分歧的根本原因。 由于法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过于悬殊，加之两国长期以来的分歧已经损害了相互间的信任，这就使得它们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困难重重。反过来，缺少合作又将加深它们之间的不信任感，扩大它们之间的分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尽管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法美之间一直龃龉不断，不过，正如吉姆·霍格兰指出的，法美关系的规则就是，它们“从来没有像在最坏的时期所看来的那么坏，也从没有像在最好的时期所看来的那么好。” 法美两国从来不曾交战，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况且法美两国毕竟是同盟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分歧还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实际上，当美国的利益真正受到威胁时，法国仍是美国坚定不移的盟友，法国对于古巴导弹危机和911事件的反应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