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 章 美国建国前后的基督教 要理解美国宗教的今天，不能不谈美国宗教的昨天，这个昨天不仅要追溯到美国的建国之始，而且要从第一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移民到达北美殖民地开始。美国的历史至今不过200多年，但宗教在北美大陆却走过了400多年的历程。从清教徒寻求宗教避难所、建立北美殖民地到美国独立战争、两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以及美国内战，北美大地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着美国宗教的面貌，美国宗教内部复杂曲折的变化也影响着美国社会的发展。主导这一时期美国宗教的主线是基督教新教，罗马天主教进入北美后，经历了一个从不被认可到被接纳的困难历程，它在这一时期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其他宗教则微乎其微，谈不上什么影响。因此，本章将着重介绍基督教在美国建国前后的变化发展。这一时期基督教在美国的历程不仅是美国宗教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而且对美国宗教日后的发展模式及其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第一节 宗教避难所与神圣试验 一、清教徒的到来 16世纪后期，英国完成了宗教改革，安立甘教会（圣公会）确立了其在英国的国教地位，但一些教徒认为，英国国教中存在着天主教的陈规陋习，应该加以清除，持这种观点的人被称之为“清教徒”。对此，英国国教和女王政府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里只能有一种真正的、统一的宗教，任何反对这种被官方认可的信仰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不信奉国教，抨击国教的清教徒是异教徒，必须使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惩罚，如果他们不肯就范，便将“从地球上消失”。于是宗教迫害的狂潮在英国大行其道。英国国教与政府使用威胁、监禁、绞刑、驱逐等各种残暴手段镇压清教徒。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拒不放弃信仰的清教徒被迫大批逃离欧洲移居北美。 1607年5月，一批清教徒到达北美弗吉尼亚，建立了定居点詹姆斯顿。1620年11月，102位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船到达马萨诸塞湾，建立了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一块殖民地。此后，马萨诸塞湾的新移民和新英格兰其他地区的来自英国和欧洲的移民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种植园”。清教徒们在“上帝选民” 信念的驱使下，以极大的宗教热情，克服困难，试图在自己的殖民地内建立新的宗教与政治秩序，创立一个能体现上帝意志的清教神圣共和国。 1698年，马萨诸塞湾、普利茅斯、康涅狄克和纽黑文等清教徒殖民地的教会召开了第一次宗教会议，通过了《剑桥宣言》，明确了教会自治的管理原则，主张教会可以由信徒参加管理，牧师可以由信徒民主选举。当时这种具有民主色彩的教会管理模式主要是为了克服英国国教集权体制的影响，但它对后来美国政治制度的结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17世纪中期，已有几万名清教徒从美国移民到了北美。这些清教徒恪守禁欲主义，富有冒险开拓精神，把严格自律的生活、勤勉的工作和对事业成功的不懈追求，视为对自己神圣信仰与职责的检验。他们坚信，他们正在进行的努力，可以实现上帝的计划、促进教会的兴旺发达。清教徒这种为上帝效劳、努力进取、自我奋斗的精神与后来美国人性格特征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清教徒的宗教专制 清教徒本来是为了逃避英国国教和政府的宗教迫害来到北美的。然而，摆脱了国教暴政的清教徒在建立了自己的北美神权政体之后，逐渐在北美殖民地大部分地区取得了正统教会的地位，成了受当地政府与法律支持的官方信仰。这时的清教徒，将自己曾经受过的宗教迫害抛在脑后，转而对其他教派实施残酷的宗教迫害。他们在以清教徒为主的新英格兰地区禁止信仰罗马天主教，对进入马萨诸塞的公谊会教徒实施鞭苔、监禁及各种酷刑。他们坚信应该强制实行宗教统一，而只有清教徒才是唯一有资格的“上帝选民”。 清教徒制定了严格的清教法规，实施清教禁欲主义，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必须遵守的繁文缛节。例如，安息日禁止劳动和玩乐，每个人都必须去教堂做礼拜并且不许打瞌睡。在政治上，只有清教徒中的有产者有选举权，《圣经》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异端都必须受到惩罚，不能得到丝毫的宽容。 然而，建立在宗教专制基础上的统治即使在清教徒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罗杰·威廉斯是一位反抗清教苛政的清教独立派教士。1635年冬天，他因不同意清教专制而被驱逐出新英格兰流放到罗德岛。在罗德岛，威廉斯在自己建立的普罗维登斯定居地内实行了对一切信仰都开放的宗教宽容政策。1639年，他创立了北美殖民地中第一个浸礼会教会，以后又接纳了到达罗德岛的犹太教徒，使普罗维登斯成了浸礼会、公谊会、犹太教以及其他非官方信仰者的自由地。威廉斯以自己的大胆行动批判了清教的宗教专制。 随着大量具有各种教派背景的新移民的不断增加和新英格兰地区人民对清教专制统治的抵制，清教徒神权控制的教会权威日益消弱，北美殖民地的宗教不但没有被清教主义统一，反而变得更加多样，清教徒希望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建立清教神权体制的“圣经共和国“的梦想最终也没有实现。 三、寻找避难所的其他教派 就在大批清教徒到达北美的同时，来自英国的公谊会（又称教友会或贵格会）、德国和瑞典的信义会、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北欧的归正会以及巴西荷兰人控制地区的犹太教等其他教派的信徒，也纷纷来到北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寻求可以保持其信仰的宗教避难所，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公谊会。 公谊会由英国人乔治·福克斯创立于1652年，该派的教义主张极端的清教主义，认为“圣灵”（或称“基督之光”）永存于每个人心中，人人都可以通过圣灵与上帝直接交流，圣灵可以助人摆脱黑暗，进入光明。这种教义震惊了当时所有的教会，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荒谬至极的异端邪说，因而不论在英国本土还是在北美殖民地公谊会都受到了残酷迫害。在英国，成千上万的公谊会教徒被关进监狱遭受严刑拷打和虐待，许多人被折磨至死。残酷的迫害迫使大批公谊会教徒纷纷逃往北美避难。 1681年，公谊会教士威廉·佩恩利用英王查理二世欠他父亲的一笔债款，获得了在宾夕法尼亚建立殖民地的特许令，成了宾夕法尼亚的领主。他便以宾夕法尼亚总督的身份为公谊会教徒打开了追求自由的大门。到1685年，已有8千多名公谊会教徒先后来到宾夕法尼亚。佩恩把宾夕法尼亚变成了实行宗教自由的神圣实验场。当时的宾夕法尼亚不仅向公谊会教徒，而且也向所有其他一切教派完全开放。17世纪末，公谊会教徒与来自欧洲的门诺派教徒、登卡尔派教徒、莫拉维亚教徒和来自苏格兰、爱尔兰、法国、德国、荷兰的长老会、浸礼会、信义会、归正会的教徒共同生活在可以自由信奉上帝的宾夕法尼亚。宾夕法尼亚成了一个众多教派的宗教避难所，是当时北美殖民地中教派最多、宗教最为自由的公共聚居地。 犹太教徒到达北美是因为不堪忍受在巴西受到的宗教迫害。1647年从荷兰人手中夺得了巴西的葡萄牙人残酷地迫害当地的犹太教徒，巴西犹太人曾因他们的信仰而被置于火刑柱上活活烧死，更多的犹太教徒则面临被监禁或被宗教审判的危险。于是在巴西的犹太人便乘船北上，希望在北美殖民地中找到能够安全定居并能保持其宗教信仰的地方。他们先后落脚新阿姆特丹（后来改名为纽约）、罗德岛等海港城镇，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犹太教会堂，这是北美的第一批犹太教会堂。 尽管清教徒曾在新英格兰竭力推行清教专制统治，但总的来说，17世纪的北美殖民地是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清教徒、公谊会教徒、胡格诺派教徒、门诺教徒和其他各种不同教派教徒的宗教避难所，为他们提供了可以保持其信仰自由发展的天地。清教徒和其他教派的教徒在北美殖民地早期发展过程中寻求宗教避难所的经历使具有不同教派背景的北美殖民地人民认识到，和平来自宗教宽容，而依靠宗教的偏执和狂热、推行宗教专制只能激起人们的反抗，不可能实现宗教的统一。这种认识对美国建国后实行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第二节 福音奋兴与大觉醒运动 一、大觉醒运动 随着同欧洲大陆交往的不断扩大，各种信仰的新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向北美各地，新的城镇不断地出现，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和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教会的分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那种由单一宗派独霸一方控制大片地区的景象不复存在了。18世纪初，越来越多的教派开始在北美发展，清教专制的权威及源于英国的圣公会、公理会等大教派的正统性日趋衰退。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各种科学与哲学理论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牛顿的新物理学、洛克的自然神论等，随着新移民的到来，相继在北美广泛流传。这一切都对北美大陆的教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广大民众宗教热情的衰退。新来的移民与已经生活在北美的人们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北美的繁荣与发展，他们把教会与牧师抛在了一边，似乎并不准备信守第一批到达北美的早期移民对其信仰所作的充满激情的承诺。曾经在北美殖民地早期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宗教，这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面对这种局面，一些信仰虔诚的教会人士在深感失望与痛心之余，纷纷行动起来，风尘仆仆地奔赴各地，开展广泛的布道活动，力图唤醒民众、复兴教会，重新激起广大教徒的宗教热情。为了实现宗教复兴，不论是乡村还是城镇，不论是教堂还是旷野荒地，不论是何种教派，只要有人愿意邀请，鼓吹信仰复兴的传教士就会立刻前往，滔滔不绝地向人们宣讲虔诚悔改、皈依上帝的道理。 18世纪20年代起，在大批信仰复兴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下，从新英格兰、新泽西、弗吉尼亚、卡罗来纳到佐治亚，许多地区都先后出现了宗教复兴的高潮。新的宗教激情很快席卷了北美殖民地。 乔纳森·爱德华兹是马萨诸塞公理会的牧师，他是大觉醒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用加尔文有关上帝主权、人性堕落和地狱恐怖的说教，说服了众多的信徒自愿认罪、忏悔。爱德华兹不仅通过布道推动福音复兴运动，而且著书立说，论证加尔文神学体系。他的神学思想对北美基督教有很大影响，被后人誉为美国第一位基督教神学家。 威廉·坦南特是长老会牧师。1727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创办了著名的木舍学院，培养了许多致力于信仰复兴的福音传教士。他的长子吉尔伯特·坦南特在布道中对长老会中缺少虔诚信仰的教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使许多人对受到官方支持的教会产生了怀疑。以至于选择到哪个教会作礼拜，听谁讲道成为当时许多人的重大问题，传统的长老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坦南特父子的演讲却在新英格兰地区广为流传。 乔治·怀特菲尔德是大觉醒运动中最受欢迎的巡回布道家。他能言善辩，口才极佳，所到之处，人群蜂拥。怀特菲尔德的布道极富煽动性，许多人听了之后泪流满面，当场忏悔认罪，就连崇尚自然神论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听了他的一次福音布道之后，也深为感动，把口袋中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做了捐献。怀特菲尔德以其特有的魅力博得了无数教徒朝圣般的欢迎。波士顿的报纸大量刊登有关介绍他和他的书籍、文章的广告，他以自己擅长巡回布道的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北美殖民地民众的宗教生活，打破了过去布道只在教堂和定期礼拜的时间内举行的惯例。怀特菲尔德认为，宣讲福音复兴不应有时间、地点之分，凡有人群的地方皆可布道。怀特菲尔德倡导的这种野外布道、巡回布道、即席布道、集会布道的新布道模式受到了后来许多美国传教士的仿效。 二、大觉醒运动带来的变化 席卷北美大陆的大觉醒运动从1720年起，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是北美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精神运动，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一次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大觉醒运动最直接的效果是把无数人带进了上帝的怀抱，使许多人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教会扩大了，到处是充满了激情的宗教复兴者，许多黑人变成了基督徒，甚至在印第安人地区也出现了福音布道家的身影。大觉醒运动强化了北美殖民地基督教文化的烙印，使基督教的影响深入到了北美的穷乡僻壤，恢复和提高了宗教在北美各个殖民地人民生活中的地位。 大觉醒运动在扩大教会力量的同时，也改变了不同教派之间力量的对比并因而刺激了更多教派的出现。在福音奋兴浪潮的冲击下，各个教会内部都发生了分裂，采用新的教义支持福音奋兴的教士被称为“新光”（New Light），而反对新教义的守旧者则被称为“旧光”(Old Light)。过去的大教派公理会、圣公会、公谊会等受到了福音复兴浪潮的严重冲击，而浸礼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则在福音复兴的运动中迅速壮大。以反对国教而著称的激进派浸礼会在大觉醒运动前还默默无闻，但到19世纪初，它已和卫理公会，长老会等新崛起的教派一起成了北美最大的教派（属于浸礼会中一支的南方浸礼会至今仍是美国新教中人数最多的第一大教派）。与此同时，震颤派、摩门教、神圣翻滚者教派和米勒教派等几十个闻所未闻的小教派也应运而生，旧的教会与教区体制趋于瓦解，官方支持的正统信仰失去了权威，北美大地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多种宗派与教派并存、新兴教派层出不穷的新局面。日后美国宗教多元化的格局由此奠定了基础。 在大觉醒运动中，随着教徒宗教热情的高涨和教会的不断增加，培养和训练牧师、布道家成为各个教派十分迫切的需要。同时，各教派也非常需要从神学上将自己的主张理论化、系统化。于是各地先后出现了一批由教会创办的高等学府。1746年，长老会创办了新泽西学院（后改名为普林斯顿大学）。1754年，圣公会创办了英王学院（后改名为哥伦比亚大学）。同年，公理会创办了培养印第安人传教士的穆氏印第安慈善学校（后改名为达特茅斯学院）。1764年，浸礼会创建了罗德岛学院（后改名为布朗大学）。1766年，荷兰归正教会创办了女王学院（后改名为拉特格斯大学）。这些教会大学的出现，一方面培养了许多宗教神职人员，另一方面，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世俗科目的不断增加，也极大地促进了北美殖民地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后来的美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教会大学的宗教色彩后来日渐淡化，19世纪后逐渐脱离教会，成为世俗的著名学府。这是大觉醒运动产生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大觉醒运动也使北美殖民地人民在思想上强化了美利坚民族一体化、北美殖民地一体化、“上帝选民”命运一体化的概念。大觉醒运动前，北美各殖民地是分散孤立没有关系的，殖民地民众因其背景的不同，在思想上缺乏共识，更谈不上共同的民族凝聚力。席卷北美大地的福音奋兴狂潮把宗教复兴布道家送到了各个角落，吸引了数以百万希望得救的信徒，也打破了过去教派割据的格局。福音奋兴的重点是强调个人重生、悔改得救、重归上帝，提倡教徒重视道德，承担“上帝选民”的责任。这种在大范围内广为流传的观念在激起民众宗教热情的同时，也使“选民观”的思想深入人心。在信仰复兴后的北美各地，对实现上帝许诺的“千年王国”的企盼，变成了教会领袖和布道家的共同话题。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与虔诚的宗教激情混合在一起，突出了美利坚民族的概念。“除耶稣外，别无他王”的口号，以宗教的形式为殖民地民众参与独立战争提供了精神武器。大觉醒运动以复兴宗教信仰为目的开始，但当它结束时，除了宗教的复兴之外，还有北美殖民地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也是大觉醒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18世纪70年代，美国宗教在经历了福音奋兴的高潮后逐渐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但大觉醒运动中宗教复兴布道家不分教派、突破教堂限制、开展集会与野外布道，强调信徒个人必须有彻底悔改与皈依的经历，必须虔诚投入、全心信主才能重生得救的传教方式仍然给教会与神职人员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一旦教会感到人们的宗教热情衰退时，就会有人倡导重新开展福音奋兴运动。 三、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18世纪90时代，福音奋兴运动分别从新英格兰和南方的肯塔基州再次兴起，并逐渐扩大到美国的其他地区。这次福音奋兴运动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才告结束，虽然它在规模和影响上不及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但其中也有引人注目的创举，这就是由长老会牧师在肯塔基州倡导的野营布道会。野营布道会不同于过去的野外布道，它把野营与布道结合起来，利用马车把一个个家庭和食物及日用品运到集会的地点（河畔或林中空地），让人们在那里开始野营生活，然后以营地为布道场进行布道。人们对这种新型的布道方式极感兴趣，参加者可以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下高唱赞美诗，狂欢乱舞，持续几天的野营生活，新奇、刺激、充满了宗教激情。 通过这种新的布道方式，教徒人数有了很大增加。在短短三年里，仅肯塔基一地就有上万名新的教徒受洗。因此，人们又把发生在肯塔基的宗教复兴称作“大复兴”（Great Revival）。然而这种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野营布道由于其形式“太不正规“，终究未被长老会接纳。但卫理公会后来采用了这种新的布道方式，并使其成为卫理公会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成功地进行传道的一个特征。 黑人基督教会的崛起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出现的另一个重大事件。在宗教复兴运动中皈依了基督教的黑人很快便对白人教会对待他们的态度感到失望，于是一批黑人领袖组建了完全属于黑人的教会。1815年，脱离了卫理公会的黑人牧师理查德·艾仑建立了“非洲卫理圣公会”。到1846年，它已发展为拥有176名牧师，296个教堂和17375名教徒的黑人独立教派。不久黑人浸礼会也相继出现，黑人教会开始蓬勃发展。黑人建立的教堂不仅是黑人的宗教中心，而且是黑人的教育中心、救济中心、集会中心，是黑人大众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教会把黑人团结在一起，给予黑人信心和帮助，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地区，黑人教会的意义尤为重大。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再一次促进了宗教复兴，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肯塔基“大复兴”这样的宗教高潮，完全独立的黑人教会也开始由此形成。但总的说来，它在宗教复兴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没有达到第一次大觉醒运动那样的水平。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表明，19世纪的美国宗教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大规模群众运动式的宗教复兴已逐渐为正常稳定的教会生活取代。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于19世纪30年代后逐渐减弱。此后，福音奋兴运动并未完全消失，19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新的福音奋兴，也有人称之为第三次大觉醒运动，但其规模与影响已不可与前两次大觉醒运动相提并论。 第三节 基督教与美国革命 一、为独立而战的教士 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一场美国人民争取独立的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各个教派因其与美国国教的亲疏关系不同，对革命的态度也不同。教士也分成了亲英派与反英派。就整体而言，北美殖民地的大多数教会对这场革命是支持的，站在了北美大陆人民一边。各地教会还涌现出了一批积极支持独立战争、献身革命的教士。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大力宣传独立战争是正义的事业，动员各阶层群众参加抗英斗争。许多牧师把神坛变成了战场，以《圣经》作为武器，痛斥英国统治者，鼓舞民众的士气。 当时，教士们纷纷利用在讨论重要文献、选举或集会时主持宣誓或祈祷仪式的机会，引经据典，宣传自己的观点。为了使自己的政治观点更有权威，一些教士把自己的布道称为“选民布道“，即由上帝特意挑选的布道，使布道的内容蒙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1774年，公理会牧师盖德·西切率先在选民布道中号召人民要声讨暴君。波士顿落入英军之手后，公理会领袖，哈佛大学校长郎顿立即举行选民报道谴责英军屠杀殖民地人民的罪行。 除了选民布道之外，支持抗英的教士们还利用报刊激发殖民地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康涅狭克州的牧师斯太芬·约翰逊在报刊上著文抨击“印花税法“，和其他痛次斥英国暴君的文章，这些文章又被极大量转载。波士顿的公理会牧师库波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反英评论犹如战斗缴文在殖民地引起巨大反响，他主持的讲道座无虚席，是当时著名的反英宣传家。 还有一些教士直接参加抗击英军的大陆军，有的作为随军牧师，有的则担任指挥官，与教徒一起共同抗战。1777年浸礼会曾以牧师为军官，组成部队参加抗英战斗。长老会也组织了深入军中鼓舞士气的“黑军”，公理会牧师普纳斯·克拉克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加入战斗，成为与英军作战的牧师。耶路鲁大学校长，公理会牧师内夫塔里·达盖特，在抗英战斗中被俘后大义凛然，不肯低头，几乎被英军杀害。 历经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公理会、浸礼会、长老会等和其他一些小教派中的许多牧师，经受了革命的洗礼，为美国的独立作出了贡献。而与英国国教密切的圣公会则发生了分裂，受到了消弱。 二、宗教与开国元勋 1772年到1774年，北美各殖民地通讯委员会，负责交流信息，协调各地人民的抗英斗争。1774年9月5日，各地代表聚集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此后大陆会议成为北美革命事实上的领导机构。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州殖民地的独立。大陆会议作为美国独立之 领导革命的核心，是一个政治机构，但他的许多成员是虔诚的基督徒。因而大陆会议在通过大量政治决议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宗教的强烈热情，这是后来美国政府成立之后所没有也不能有的。大陆会议鼓励和支持向其自身和军队派遣牧师，在全美印发圣经，向印第安人传教，宣布一年至少有两次以“感恩”和“祈祷禁适”为日的节日。大陆会议的每一次会议开始时都要举行祈祷仪式。大陆会议的主要领袖深受“契约神论”思想的影响。把美国革命看成是上帝对人罪恶的惩罚，仍为认为只有通过悔罪与革新，美国才能得到挽救。 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乔治·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1796年9月，华盛顿在由汉密尔顿起草，他本人修改定稿的《告别词》中指出，“宗教和道德”是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持。宗教作为道德的源泉，是“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开国元勋华盛顿在美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对宗教的这一著名评价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曾长期被美国政治家在各种演说中广泛引用，成为美国人耳熟能详的教导。 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除了在口头上表示坚信宗教对共和政府的重要意义外，对宗教没有采取过任何举措。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早在1776年弗吉尼亚的制宪会议上就支持通过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宣言。1785年，弗吉尼亚众议院通过了杰斐逊的“建立宗教信仰的自由法案”，该法案宣称，“任何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都可以自由选择或通过辩论坚持自己的观点”。1786年，该法案被州参议院通过，并对1789年9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提出和批准有着直接的影响，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也是1776年弗吉尼亚制宪会议关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宣言”的支持者。他于1789年春天积极推动国会通过了《美国宪法》，当年夏天在解释即将提交国会的宪法修正案（即著名的《权利法案》）时，明确表示主张宗教自由，政教分离，坚决反对“国家的宗教”。 杰斐逊和麦迪逊这两位开国元勋提出的“宗教信仰自由”，“教会和政府之间应有一道隔离墙”的主张后来一直是美国法律有关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作为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都在任内对宗教持一种特别开放的态度。最高法院和政府行政建筑每到星期天就成了公众礼拜的场所，杰斐逊和麦迪逊本人也坚持参加在国会众议院举行的礼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明显的支持宗教的象征意义。 第四节 基督教内部的变化 一、南北教会的分裂 经历了独立战争胜利和两次宗教复兴运动的美国基督教，在新的共和国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美国的疆土不断地向西扩张，基督教会和教士也随着西部边疆的开拓向前进。但因废奴运动引发的南北矛盾不断激化，最后终于发展为南北战争并导致了美国教会的大分裂。美国的基督教过去曾出现过许多次分裂，但大多与宗教有关。也有些教派的出现是因为种族、文化、历史背景等非宗教的因素。南北战争造成的教会分裂，就其程度与规模而言，是空前的。当时，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北方教会认为，奴隶制是违背人性和上帝制订的法律的，不符合基督教的基本原则，蓄奴制十恶不赦，必须彻底废除。而反对废奴的乃放基督教会则认为蓄奴是教义允许的，圣经里并没有写有反对蓄奴的内容，耶耶稣没有硕果任何反对拥有奴隶的话，作为教会，也不应强干预废奴或者蓄奴这样的政治问题。南北教会双方长时期的激烈争吵终于承认了组织上的分裂。到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当时美国最大的三个教会派，浸礼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已在全国范围内分为相互对立和独立的两大阵营。南北战争爆发后，南北教会各自支持自己一方的军队。当战争结束后，美国社会恢复了统一，但分裂了教会都未能完全弥合，例如浸礼会分成两派后，南方浸礼会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一个单独的教派。 二、教派地位的转换 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200多年里，北美从英国的殖民地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清教徒 主导北美宗教的 状况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众多教派的共存。基督教内各个教派的消长极其在北美宗教景观中地位的 转换是这一时朝北美宗教的特色之一。 1660年，由最早到达北美殖民地的来自英国的清教徒创立的公理会是最大的教会，有75个教堂，与美国国教有关的圣公会有41个教堂，而其他教派还非常弱小，根本无法与会理会匹敌，么理会可谓一枝独秀。到1780年，公理会虽然仍是最大的教派，有49个教堂，但长老会和浸礼会已经迅速赶上来。长老会的教堂已由最初的5个增加到495个，浸礼会发展到457个教堂。当年排名第二的圣公会已降至第四，有406个教堂。此外，来自德国和荷兰的归正字有328个教堂，罗马天主教有56个教堂，犹太教有6个会堂。长老会、浸礼会已与么理会共同成为美国基督教非行榜中最有实力的前三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长老会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的大量增加。 然而，这种由公理会、长老会、浸礼会（实际还应加上圣公会）主导美国宗教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乃北战争后，名主要教派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世纪末，属于公理会，主教制教会（即原来的圣公会）的基督徒人数急剧下降。公理会成员从19世纪初占美国人口中的20%降至4%，主教制教会成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从16%降至45，长老会成员的人数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也从19跌至12%。与此同时，浸礼会成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从19世纪初的17%增加到21%。但发展最快，增加人数最多的则是一个世纪前还不引人注意的卫理公会。卫理公会成员在人口中的比例已由19世纪初的3%增加到34%，成为新教中发展最快，最为成功的第一大教派。卫理公会的发展得益于美国的西部开发和都市化进程，在美国社会的这两大变化过程中，卫理公会吸引了大批群众。 进入20世纪后，浸礼会的发展超过了卫理公会，为美国基督教新教的第一大教派，美国宗教排名榜的名次又有所调整，但在19世纪末衰落了的公理会、主教制教会（圣公会）和长老会再也未能恢复昔日的地位，美国宗教景观排序的大格局基本已定。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变化。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爱尔兰、德国、东欧及南欧各国天主教移民大批涌入美国，天主教在美国的力量逐渐增加。到19世纪末，罗马天主教已是美国最大的第一教会（这是把罗马天主教会作为一个教会与浸礼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相比，如果将新教看成一体与罗马天主教相比，新教仍然占有美国基督教中的绝对优势，罗马天主教徒人数的增加，改变了过去美国宗教基本上是在新教范围内变化的状况。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来自亚洲、南美州和欧州移民的不断增加，美国宗教人口的构成更趋复杂、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种不同的宗教虽然在数量上仍居少数，但他们的到来，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宗教的多元化色彩，基督教新教的主导地位开始面临挑战。 三、从上帝选民到天定命运 当17世纪清教徒到达新大陆时，满怀宗教激情的新移民充满了在美洲建立能够体现上帝意志的新世界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使他们坚信，上帝拣选了他们并带领他们来到这快肥沃的新土地，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 个 新 的 由 上 帝 统 治 的“ 以 色 列 ”，新的“耶路撒冷”，以便荣耀上帝，这是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于是，他们以圣经为指南，组织教会，指导日常生活，创 造 了 一 个 所 谓 圣 经 时 代 的 信 徒 生 活 共 同 体 ，甚至以圣经中的地名命名自己的定居地，如伯利恒、拿撒勒、费拉达菲亚、迦南、伊甸、锡安等。 1630年，清教领袖约翰·温思罗普在解释清教徒与上帝之间的契约及清教徒的使命时说，“这神圣的事业，就矗立在上帝与我们之间，我们追随他进入为此而奋斗的契约之中”。1670年，清教历史学家爱德华·约翰逊写道，上帝“挑选了一个地方”去种“上帝最好的谷物”，这个地方就是清教徒所在的北美。1701年，清教思想家科顿·马瑟就基督徒的使命问题指出，“一个基督徒具有两种职业，一个是某项具体的工作，另一个则是一项总的职业，即为主耶稣基督效劳”。 被“上帝拣选的子民”来到被“上帝挑选的地方”，实现上帝使命的观念从宗教出发，解释了清教徒移民美洲、征服新大陆的合理性，并使其神圣化。这对当时开拓和建立北美殖民地的清教徒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并逐渐成为到达北美的移民所普遍具有的“上帝选民”的特殊意识。 清 教 徒 的 这 种上帝选 民 思 想 对 美 国 的 思 想 家 、 爱 国 主 义 者 和 开 国 元 勋 具 有 重 要 影 响 。 1776 年 ，本 杰 明· 弗 兰 克 林 向“ 大 陆 会 议 ” 建 议 在 美 国 的 国 玺 上 刻 上 摩 西 带 领 以 色 列 人 过 红 海 的 形 象 。 1789 年 美 国 第 一 任 总 统 乔 治· 华 盛 顿 在 庆 祝 “ 感 恩 节 ” 时 表 示 ， 所 有 的 美 国 人 都 有 义 务 “ 认 可 伟 大 的 上 帝 的 意 旨 ， 顺 从 他 的 意 愿 ， 感 激 他 的 恩 惠 ， 谦 卑 地 恳 求 他 的 保 护 和 帮 助 。” 美 国 第 二 任 总 统 约 翰· 亚 当 斯 曾 经 表 示 ， 美 国 的 政 治 实 验 是 神 为 解 放 人 类 的 一 个“ 伟 大 的 计 划 和 设 计 ”。 美 国 第 三 任 总 统 杰 弗 逊 在 总 统 就 职 演 说 中 明 确 表 示 ，“ 那 个 曾 经 引 导 过 古 老 的 以 色 列 的 存 在 ， 带 领 我 们 的 先 辈 离 开 他 们 的 国 家 ， 并 把 他 们 安 置 在 一 个 充 满 所 有 生 活 必 需 品 和 舒 适 品 的 国 家 ， 我 们 也 在 他 的 掌 握 之 中 。 我 也 需 要 他 的 佑 助 。” 美 国 基 督 教 新 教 的 思 想 家 和 信 徒 更 是 无 数 次 地 表 达 过 同 样 的 想 法 。其 他 宗 教 和 基 督 教 其 他 宗 派 的 人 们 也 对 “ 天 意 ” 在 美 国 民 主 社 会 中 的 佑 护 作 用 大 加 赞 赏 。 罗 得 岛 上 的 犹 太 教 徒 致 函 华 盛 顿 总 统 说 ， 这 个 幅 员 辽 阔 的 联 邦 国 家 “ 肯 定 是 统 治 天 上 的 军 队 和 世 上 人 民 的 上 帝 的 杰 作 ”。 美 国 内 战 结 束 后 ， 美 国 天 主 教 会 的 主 教 们 宣 称 ，“ 我 们 相 信 我 国 的 英 雄 是 万 国 之 神 建 立 这 个 自 由 家 园 的 工 具 ”， 美 国 是“ 神 的 特 定 意 向 的 杰 作 ， 美 国 的 缔 造 者 们 缔 造 的 国 家 比 他 们 所 设 想 的 更 明 智”。 这 时 的“上帝选民”观主要是作为美国在美洲大陆建立和扩展具有天然合理性的宗教依据。但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需要象其他世界列强那样进行海外扩张时，“上帝选民”论便具有了一种新的内涵并进而发展为一种“天定命运”论。 1845年7月，美国兼并德克萨斯后不久，《纽约危机》记者约翰·沙利文发表文章，提出“天定命运”的口号，鼓吹美国领土的扩张是上帝委托的神圣的道德使命，美国不仅应该在美洲大陆扩张，而且应该向海外扩张，作为基督徒的美国人有责任遵照上帝的旨意拯救世界。1885年，一位名叫约西亚·斯特郎的美国人在《我们的国家》一书中宣称，美国基督教新教是强有力的力量，上帝赋予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种使命，将基督教文明推到全世界，让人类接受美国基督教文明。美国应当把基督教文明扩大到全世界，“应当认清上帝赋予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应当接受它为了基督教文明的利益授予我们的责任”。 换句话说， 把 美 国 的 生 活 方 式 、 政 治与 经 济 制 度 传 遍 全 球 已 经 成为 美 国 的 国 家 目 标。斯特朗的主张清楚地表明了“天定命运”如何被用作鼓动美国基督教徒支持美国海外扩张的宗教依据。美 国 总 统 伍 德 罗·威 尔 逊 也 表 示 ， 美 国 的 使 命 就 是 要“ 解 放 和 拯 救 全 世 界 ”。 经过基督教教会与美国政治领导人的反复鼓吹，“上帝选民”、“美国伟大”、“传播基督教文明”、“拯救世人”等一整套“天定命运”观念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宗教性的美国意识，这种意识至今还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这种意识的鼓动下，作为美国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部分，19 世纪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兴起了大规模的海外宣教活动。美国基督教各大宗派如浸礼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都纷纷组建海外宣教差会。大批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被派往亚洲、拉美与非洲各国进行活动，传教士与美国政治、军事、经济势力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行动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