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在美国占主流地位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哲学强化了美国大众的务实传统和领导精英对务实作风的推崇，并以此作为影响美国外交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实用主义给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和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外交政策思想方面，它使现实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在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它使美国的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以功利为目的、缺乏创新，而在外交战略与政策实施过程中急功近利、言行不一。
实用主义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它是早期美国人务实的方法论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实用主义哲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相当长时间里在美国哲学界居于主导地位，其影响力至今不衰。为此，本文将在梳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起源、发展及其主要思想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实用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其中包括：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美国外交的基本前提，实用主义哲学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传统及美国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哲学界的地位
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本土哲学。Pragmatism（实用主义）来源于希腊语πραγμα，意思是行动，英语的practice（实践）和practical（实践的）都是由这个词引申出来的。1878年皮尔斯先生首先把这个名词用到哲学。 实用主义哲学由此在美国产生。而此前，实用主义作为一套哲学方法早已为美国人所运用。事实上，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于美国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美国人以讲究实际而著称于世，这是早期移民在征服莽莽荒野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传统。……他们把吃苦耐劳、勤俭奋斗、个人主义、奋勇向前的务实精神深深地植根于这块大陆上形成的文化之中, 成为以后美利坚民族推进北美大陆的发展所表现出的明显特征。
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与早期移民信奉的新教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教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时，从本质上讲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扩大活动范围和最终获得统治地位服务的，因此从一开始它就以极强的务实精神与罗马天主教和东方的一些宗教相区别。”①
实用主义是美国内生的哲学，在美国哲学界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在皮尔斯原理—实用主义原理提出来以后的20年间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人注意，直到1808年詹姆士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哈维森教授的哲学会上发表演讲时，才重新提起，并且特别把它应用到宗教上来。后经詹姆士、杜威等人的传播获得蓬勃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而查尔斯·皮尔斯、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等人则被尊称为古典实用主义大师。
20世纪30年代以前，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界占居统治地位，40年代后，它的统治地位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取代。不过，实用主义此后并没有销声匿迹，其后期的代人物刘易斯（Clarence Irving Lewis）和胡克（Sibney Hook）仍具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传到美国后在观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分析哲学等流派。从40年代起，这两大流派已开始相互靠拢，相互渗透。到50至60年代，这种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②到6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趋势，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奎因（W·V·O·Quine）、古德曼（Nelson Goodman）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分析哲学家的观点中，有人把这些哲学家称为逻辑实用主义者，或者称为新实用主义者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用主义呈现出复兴态势，显示出其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在论证和传播实用主义哲学方面，约翰·杜威所起的作用非常显著。他不仅把实用主义的一般原则推广到政治、文化教育、道德等各方面，而且发展了实用主义哲学理论。新实用主义者没有大体一致的哲学观点，他们继承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观念，不过又从实用主义方面对之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新实用主义的观点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大趋势。④
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美国外交的基本前提
在实用主义诞生之前，美国人身上就已经体现出了务实精神，正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样，“在美国，人们潜心于科学的纯应用部分的研究，而在科学的理论方面，只注意研究对应用有直接必要的那一部分，而在这方面他们也经常表现出求真、自由、大胆和创新的精神。但是在美国，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专心研究人类知识在本质上属于理论和抽象的那一部分。在这方面，美国人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有的，但我认为不如美国那样强烈的一种倾向，表现得特别突出。”⑤
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大众的务实传统和美国领导精英对务实作风的推崇。前者是通过实用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及实用主义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实现的；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以实用主义文化价值观武装头脑、引导行为的结果。根据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pragmatism （实用主义）除了具有哲学上的解释，即“一种根据其实际应用的成效来评估理论或信仰的方法”之外，还被解释成“一种务实的态度或政策”。两种解释并行不悖，不仅意味着“实用主义”与“务实”通用，而且表明实用主义哲学理念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当代美国的政治圈，那些能够左右美国内政外交大局的高层人士，如美国总统，无论他们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大都以实用主义者自居，虽然他们同时可能还有其他标签加身，如“自由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等等。在阿瑟·施莱辛格的《罗斯福时代》第1、2、3 卷中，以及在几乎每本关于罗斯福的书中，罗斯福都被说成是一个实用主义者。⑥而在美国历史上最能激起美国人心底情感的总统之一—约翰·肯尼迪也被他的传记作家、幕僚泰德·索伦森（Ted Sorensen）透露，他接受自己被归入“实用主义自由派”的说法。⑦同样，实用主义也作为一种值得褒奖的政治素养被赋予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身上。2009年1月10日，在主持以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命名航空母舰的庆典上，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赞美说，“作为总统，他作出了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努力思考我们在世界上的作用。为了领导这个国家，……需要一种特殊的组合：活力与克制、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这些品质在布什总统出色地应对冷战结束、德国统一以及数以百万计长期受压迫的人民的解放时表现得淋漓尽致。”⑧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概括的那样：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 它培养了美国人的求实作风和进取心。美国的领导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⑨。
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大众务实传统的强化和对美国领导精英文化价值观的塑造、行为方式的引导是其影响美国外交的基本前提，因为“从一般原则上来看，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本国利益。虽然作为国内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应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国家生存未受直接威胁时何谓国家利益，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集团的主观判断。外交行为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作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观念形态的反映。”⑩
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传统的影响
实用主义哲学所强调的行动、实践、成效等理念对于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传统的影响极为深刻。美国政治学者伯恩斯等人也承认：“美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建筑在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上。”通常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传统包括：美国例外论、孤立主义、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实用主义哲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美国的上述四种外交政策思想传统各有不同的历史命运。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固有概念，其影响力经久不衰。主要原因在于，它最易于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共同为美国谋取利益。美国例外论包含了这样一种观念：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异常优秀和伟大的民族；他们首先代表了对个人自主和自由的信奉；他们建立在个人自由的理念基础上的社会和国家，树立了值得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榜样。有美国学者认为，“最强大但又最少理论性的传统是美国例外论。美国的两党成员以及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取向都不断地假设：美国人是正确的，其他民族天生应追随美国的领导。”美国例外论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往往导致这种现象：“在处理当今世界事务中的矛盾和分歧时，美国的习惯思维是要其他国家‘跟我走，帮我忙’，这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感觉困惑和难以接受。”
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传统以华盛顿发表《中立宣言》和《告别辞》为开端，到“1941年，尤其自1945年起，孤立主义本身在美国公众中已经明显成为少数人的观点，甚至几乎不存在，……”这一过程中，实用主义所发挥的主要是间接性的影响。美国的孤立主义概念是指：在西半球之外，美国力图避免承担日常的国际关系管理责任。历史学家通常称之为避免卷入联盟和政治责任。但是，人们可以注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实用主义在美国国内成为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时，美国的对外扩张从大陆走向海外，参与帝国主义角逐。以注重实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实用主义为依托，海外扩张行动使美国与孤立主义日渐疏远，直至使孤立主义变成“神话”。
美国外交的自由主义传统历史悠久，其影响力显而易见，这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它与实用主义的有效结合。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在美国扎根起源于清教徒追求‘美国梦’，并没有受到欧洲自由主义遭遇的理论堵截和实践挫折。……美国自由主义的特色来自于在缺乏“旧制度”的历史背景下，用实用主义的精神改造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种观点强调，“自由主义就是在实用主义‘树干’上开花结果，进而生成了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原则。”上述观点是就政治自由主义而言，而就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分支—经济自由主义来说，它与实用主义结合的动力丝毫不逊色。有专家指出，“在美国与西半球国家关系中，有一段时期里，华盛顿口头上讲政治自由和民主，而实际上是为了推进或保护市场和财产权，美国由此确保了相当大的经济优势。”
众所周知，“1941年以来至今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这与它和实用主义之间的更为密切的关系分不开。现实主义认为，作为国际政治主体的主权国家是理性、自利的行为者；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不存在超越国家之上的统治权威，因此国际关系的特征是竞争和冲突；为了确保根本利益，国家必须为争夺权力而争斗；权力在国际政治中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的权力或力量，国家必须持续地削弱对手的实力或阻止其力量的增长。对于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指出，实用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这两种思想倾向反映在美国外交中，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言外之意，现实主义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实用主义。有学者更为直接地指出，“美国人，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士，他们注重经验、追逐财富、讲求实效。美国人的这种行为方式，在哲学上表现为实用主义，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福利至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表现为现实主义。”还有学者认为，美国不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发祥地，但由于务实精神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其开国先辈在外交上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被延续下来，而且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有所发展。上述三种观点不同程度上都肯定了实用主义哲学与现实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从中可以推测出，在现实主义居于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主导地位的问题上，实用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还促进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互利用、相互渗透与包容。正如有学者概括的那样，“冷战时期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总体胜利借助了一件自由主义的外衣。华盛顿试图用‘保卫自由世界’的口号来掩盖对个人的伤害及它同独裁政权的结盟。”
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外交实践的影响
实用主义哲学强调以信念为出发点，勇于行动，大胆实践，注重经验，讲求实效，这些思想理念对美国外交战略行动、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实用主义哲学强调以信念引导行动。就皮尔斯将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来说，它就是一种确定信念的方法，其具体内容是通过研究和探索，使人们摆脱怀疑状态，达到确定信念。一般把它称为“怀疑—信念”的探索理论。詹姆士也强调说，“实用主义并不像有的人责备的那样，把目光只放在眼前直接实用的地方，而是同样关注世界最遥远的前景。的确，美国从大陆扩张走向海外扩张，从地区霸权走向争夺全球霸权是在坚定的信念引导下进行的。例如，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在向国会致词中抛出了他称之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十四点”及由沃尔特·李普曼等人受豪斯上校委托草拟的“官方解释”，基本上概括了美国的战时外交方针以及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十四点”是在漂亮辞藻掩盖下的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宣言，它在美国外交史上第一次公开表明美国将干预全世界事务的决心。
在政治现实中，实用主义不仅确定信念，而且服务于信念。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我们的武装力量或者我们的财富规模—它来自于我们的理想的力量：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无畏的希望。……这是林肯所理解的真理—实用主义必须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一个更高的目标。这是我们继承的遗产。而那最终是在我们的时代由人民管理的、为了人民的人民政府得以持久的缘由。”
第二，在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方面，受实用主义哲学讲求成效等理念的影响，美国的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制定总是带有浓厚的功利性色彩，常常体现为以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目的。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例，奥巴马总统本人及他的外交安全团队成员从不讳言这一战略的美国利益导向。在阐释美国制定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机时，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在亚太地区的持久利益要求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持久存在。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要待在这里。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纵观美国历史，美国的对外政策无一不是出于对本国现实利益的追求，即使是所谓的“理想主义”政策也很难掩饰其功利主义的目的。
而由于受实用主义哲学注重经验的影响，美国出台的外交战略往往缺乏新意。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在其最广大的范围里被美国的本土文化即经验文化所占据，并表达着这种文化。基辛格认为美国文化的这种经验主义传统导致实用主义盛行，“在一个以‘务实’特点自豪的社会里，……真正的创造精神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或者人们甚至也没有什么了解这种创造精神的机会。例如，奥巴马政府决策层受所谓“新兴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国强必霸”等“历史经验”的影响，在制定亚太战略、对华战略中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军事围堵，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第三，在外交战略、政策的实施方面，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这方面往往表现出急功近利、妥协性、言行不一等特点。以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为例，在执行的过程中，美国主要是从是否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战略视角来看待对各国的援助。从1947年冷战开始到1991年冷战结束，归纳起来，美国对外援助同冷战的联系非常明显。当冷战在欧洲形成时，美国开始实行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朝鲜战争（1950~1953）和越南战争（1961~1975）期间，亚洲成为美国援助的重点地区。20世纪70年代，当中东变得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日益重要时，美国对外援助的关注点转移到了该地区。对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的援助则在1973年“斋月战争”后迅速增长，在《戴维营协议》签订之后其增长再次加速，自那时以来，美国对中东的援助始终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上。美国人实现目标的过程和方式同样受到实用主义思维的影响。他们通常认为，只要目标是理想的、崇高的，为达到目标就可以不必过多考虑手段的合理性。这就意味着，在实施外交战略、政策的过程中，为了使最终结果尽可能对美国有利，必要时他们可以寻求妥协、可以言行不一，而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
【注释】
① 王晓德：“试论务实传统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17~118页，第125~126页，第117页。
②③④涂纪亮：“当代美国哲学的发展趋势”，《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4期，第69页，第72页，第69~72页。
⑤［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13页。
⑥许一多：“实用主义：美国外交战略的哲学理念”，《国际论坛》，2002年第3期，第9页。
⑦Ted Sorensen，Kennedy, Hap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9, xiii.
⑧Robert M. Gates, Commissioning Ceremony for USS George H.W. Bush,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335.
⑨郑华：“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131页。
⑩ 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爱思想，2008年9月26日。
赵可金，倪世雄：“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复旦学报》，2006年第2期，第11页。
在国际关系领域，特别是当它与现实主义相对应而出现时，自由主义通常被称为理想主义。
［美］戴维·福赛思：《美国外交政策与人权：理论的分析》，载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108~109页，第126页，第113页，第113页，第119页，第121页，第123页。
阚枫：“傅莹：美国‘跟我走帮我忙’思维让中国难以接受”，2014年8月6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8-06/6464916.shtml。
张宇燕，高程：“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5月28日，http://www.yicai.com/news/2012/05/1761420.html。
张宇燕，高程：“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4月9日，http://finance.stockstar.com/MT2012040900000148.shtml。
金增嘏：《西方哲学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0页。
［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9页。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284页。
Bara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DEDICATION OF ABRAHAM LINCOLN HAL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the-President-at-the-Dedication-of-Abraham-Lincoln-Hall/.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November 17, 2011,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美］保罗·奈格：“美国哲学的本土起源”，《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第22页。
龚洪烈：“基辛格与美国外交传统”，《美国研究》，2008年第4期，第82~83页。
周琪：《理想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载王缉思、牛军主编：《缔造霸权—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