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战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从一定意义上说，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导致其先后不同程度上介入中国、朝鲜和越南的内战，从而造成了中美敌对，甚至冲突的局面。其结果，美国的上述干涉都以失败而告终。作为始作俑者，美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此同时，这些干涉也给其他相关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使中美关系遭受严重破坏。考察这段历史，意在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和启示，以避免因一方或双方的战略误判而导致的中美关系悲剧重演。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外交、军事、经济及人文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其中，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抗击埃博拉疫情，处理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以及应对从阿富汗到塞拉利昂的广大地区所面临的发展挑战等问题上，中美两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但是，双方在南海、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分歧与关系紧张却呈加剧之势，这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中美围绕南海问题所出现的紧张局面遥相呼应，美国国内正掀起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这场辩论旨在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奉行的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及其效果进行反思与评估，以确定其是否归于失败。无独有偶，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海曼讲席教授蓝普顿（David Lampton）提出：“中美关系正逼近打破平衡的临界点。”①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又成为热议的话题。对此，习近平主席早就有预见性地指出，只要中美从大处着眼、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坚持建设性方式，避免战略误解误判，分歧就可以得到管控，共同利益就可以得到维护。②
有鉴于此，本文拟回顾二战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二十余年间的中美关系，从美国对华三次重大战略误判的视角，探讨敌视与对抗的中美关系使美国、中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所付出的代价，以期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并对美国国内对华接触政策持质疑甚或反对态度的人给予侧面回应。
历史上美国三次重大对华战略误判
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后期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由敌对走向对抗与冲突的时期。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先后三次出现重大对华战略误判。③
第一次战略误判：从构建战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以及以狭隘的意识形态划界的冷战视角出发，对美国干预下中国革命仍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前景产生战略误判。
需要强调的是，二战后期，美国政府并非对中华民国政府行将垮台的可能性没有精准的预判，而是对美国干预后它仍然难逃败局的前景缺乏战略性判断，否则对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就难以给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1945年秋，赫尔利大使写道：“华莱士副总统于1944年从中国回来时告诉罗斯福总统说，中华民国政府很快就要垮台。接着两位美国参议员（布鲁斯特和钱德勒）预言道，只有奇迹才能阻止中国政府的覆灭。这种看法在美国和中国的文职与武职官员中间是非常普遍的。④即便如此，杜鲁门政府仍然走上了“扶蒋反共”的道路，这一选择与罗斯福总统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设计以及冷战的爆发具有密切联系。
二战尚未结束，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开始谋划战后以美国为领导的国际秩序。在这样一个国际秩序中，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它将作为美国最密切的盟国，对付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大国：俄国、英国以及东山再起的日本。因此，罗斯福认为，“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⑤而当时，美国看不到在国民党内有比蒋介石更强有力的领袖，因此，罗斯福认为蒋介石是能“在战后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唯一领袖⑥”。
继任的杜鲁门总统显然也认同罗斯福总统关于战后国际秩序、美国领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设想。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明确写道，在与回国述职的赫尔利和魏德迈讨论美国的对华政策时，“我清楚地告诉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但我们却不卷入中国的内战中为蒋介石作战。”⑦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政府在国共内战中选边站的政策越走越远。
但是，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打破了美国政府中“亲蒋派”的幻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取得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府行将溃退之时，美国政府既未能彻底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也未能与新中国的决策层进行有效的“接洽”与协调。究其原因，美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敌视主要源自美国人的冷战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反革命思想, 这两种观念在深层次上决定了美国无法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做出合理的反应。⑧
第二次战略误判：在冷战的背景下，过分夸大苏联威胁，而对中国对美国军事干涉朝鲜战争的可能反应作出战略误判。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对此，美国杜鲁门政府最初的反应认为，这是苏联授意的挑衅行动，而且很有可能是一种声东击西的行动，即意在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对西方发动攻击。当时，南斯拉夫就被认为是苏联阵营潜在的进攻目标。时任美国国务院顾问凯南甚至认为，如果苏联进攻伊朗和德国，则表明苏联将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只有美国对朝鲜的事态作出坚定反应，并且美国的立场在世界上获得广泛支持，才能改变苏联的计划。⑨杜鲁门总统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当时他“认为俄国人估计我们不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会抵抗，企图违反协议把朝鲜搞到手。”⑩
对于中国对朝鲜事态的反应问题，起初美国决策层倾向于认为，中国很可能趁机攻打台湾。因此，杜鲁门总统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要求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同时，宣布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
美国决策层一度将其关注点放在苏联，甚至对于中国可能参战的猜测也是与苏联的统一部署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8月25日提交的一份关于苏联可能对朝鲜局势采取的行动的报告曾推测，苏联很可能进一步利用中共，包括部署有组织的中共军队进攻韩国和东南亚。报告同时认为，中共急于控制台湾，仍有可能对台湾提早发起进攻。
实际上，对于由于美国军事干涉朝鲜内战而给中国国家安全造成的严峻形势，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并积极地做应对准备。1950年7月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 必须立即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中国师，以便在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时进入朝鲜北方作战。他们将这一设想告知斯大林。7月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赞成，并说苏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发动仁川登陆作战。9月29日，在得知美国公开宣称将向三八线以北进军后，中共中央决定对美国扩大侵朝战争的企图予以严正警告。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迎，再次警告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但美国领导人抱定成见，不相信中国领导人有决心和意志出兵朝鲜作战。他们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看作是“讹诈”和“恐吓”。一直以精通所谓东方心理学自诩的麦克阿瑟断言，中国一定不会参战。因此，他不顾天气、地形等不利因素，要求各部队迅速北上。麦克阿瑟不仅自负，而且狂妄，他曾经在复活节岛上告诉总统，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也完全有能力把朝鲜战场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杀戮场。出乎美国人意料的是，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入朝第一仗。11月25日，志愿军发动了第二次战役，将麦克阿瑟的军队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这一事态发展表明，美国高层不仅未深刻体察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安全威胁，亦未预判到中国领导层及中国军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决心和实力。
第三次战略误判：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既过分夸大中国威胁，又过分夸大中国困境，因而对中国对美国侵略越南的反应作出误判。
由于冷战的爆发，印度在美国的战略版图上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在美国看来，印度是“自由世界的前线”，而“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在于非共产党政权的存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总统迅即发表声明，表示他“已指示加速以军事援助供给在印度的法国及其联邦成员国家的部队，并派遣军事使团，以便与这些部队建立密切工作关系。”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逐步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几乎无一不信奉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而且将这种理论同对中国的敌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61年10月中下旬，肯尼迪派遣热衷于“反游击战”的总统军事顾问泰勒（Maxwell Taylor）和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罗斯托，率领调查团前往西贡，对南越作实地考察，以便确定有效的“反叛乱”行动纲领。调查结论认为，由于中国和北越面临严重的后勤困难，完全不用害怕共产党大举进攻南越及其邻国；特别是中国的饥荒，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避免“军事冒险”；美国的军事干涉还可能增强美国同苏联和中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地位。自1963年底中苏公开论战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官员，尤其是国防部的官员相信，中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加上中苏的分道扬镳，已削弱了中国的实力，使中国逐渐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太可能会贸然出兵援助北越。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约翰逊，中国面临的困境，使它在大规模干涉越南问题上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美国方面所作出的上述判断无疑是有根据的，但是，如果将上述判断作为美国在越南升级战争的依据，并且不顾此后中方的多次警告而企图将战争推行下去，则又是致命的战略误判。
战略误判的代价
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后期，美国在亚洲基于对华战略误判而进行的三次不同程度的军事干涉都归于失败，美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干涉也给其他相关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使中美关系遭受严重破坏。
在中国，美国战略误判的代价是与新中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的关系迅速走向对抗和冲突也是美国在朝鲜和越南的干涉招致失败的重要原因。梳理二战后期至1949年美国对华奉行的从支持蒋介石到“扶蒋反共”政策的历史，不难看出，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以对立开端是美国对华战略误判必然付出的代价。当时，“不论美国政府内部曾经多么认真地考虑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实际上在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方面，美国始终是步步为营的。美国人的言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蔑视，其结果难免导致与新中国对抗。”
在朝鲜，据估计，朝鲜战争中美军有3.3万人阵亡，10.5万人受伤；韩国有41.5万人丧失，42.9万人受伤。朝鲜战争让两大阵营从“冷战”暂时转入“热战”，不仅加剧了美国与共产主义世界之间业已存在并且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而且也加深了美军与共产党势力在亚洲争夺势力范围的鸿沟。美国一招不慎，让中国也卷入了战争，在两极对峙的格局下，双方之间这种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态势愈演愈烈。这直接导致中美两国的长期隔绝、敌对，甚至在越南战场上的冲突。
在越南，据估计，越南战争中，美军阵亡人数达5万8千多人，负伤数十万人。战争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各种矛盾，人民反战运动达到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美国报刊承认，越南“战争是美国过去一世纪历史上最悲惨的一章”。
回顾这一时期亚洲发生的大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不难看出美国在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半个世纪后反思这段历史，美国著名冷战问题专家、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盖迪斯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误在于它企图“控制中国”。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了，战争爆发的原因和中国几乎没什么联系，但它的结果却影响了随后几十年的中美关系。这场战争还导致美国背离了凯南的有选择的遏制政策（selective containment），转而采取一种不分轻重缓急地对付所有情况和所有威胁的战略。结果像雅典人一样，美国人丧失了区别对待的能力，美国不由自主地变成了帝国，而它不久就在越南和其他地方为自己的过度扩张付出了代价，如同所有帝国迟早都要遭遇到的那样。

 
历史启示
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反思不应该停止。只有不断地检讨过去，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透过美国对华战略误判的视角回望二战后中美关系这段持续二十余年的沉重历史，主要可以得出如下三点思考和启示。
第一，在战略性问题上，美国忽视中国的警告必将付出代价。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有关越战的章节中写道，“华府对整体国际脉络的评估，也过于注重中共可能介入，而忽略了林彪声明中国军队不会出国作战这段话。毛泽东也对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斯诺重述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告诉斯诺，中国在自己国境之外没有驻军，除非本身领土受到侵犯，也没有意愿与任何人作战。因此可以说，在相隔十五年的这两场战争中，美国因为不把中共的话当真而付出代价：在韩国，美国没理会中共的警告，向鸭绿江进军，惹来中共参战；在越南，美国又不理会中共声言不介入的保证，使得美国错失惟一可能达成胜利的策略。”
第二，在对外关系上，美国政府对他国抱有控制的企图，这种控制往往通过选择、依靠对美国服从的代理人的方式，而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具体地说，美国根据与对象国首脑的关系来决定与其领导的政府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评判标准就是，对象国的首脑是否为美国所信任，是否唯美国马首是瞻，是否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服务。当时，美国决策层一致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选。而由于蒋介石是一个赢得美国政府信任的人，推而广之，美国政府才选择了对蒋领导的政府以支持的政策。因此，有学者研究认为，当时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的成败与能否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用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话说，“也许惟独蒋介石是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
美国政府在中国支持蒋介石，在南越长期支持吴庭艳，以及后来“倒吴”，都是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而作出的选择。事实证明，这种“代理人”外交战略忽视对象国国内局势的纷繁复杂性，漠视对象国人民的利益，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美国政府的政策具有惊人的延续性，因此，处理中美关系双方都应本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态度。在中国，杜鲁门政府继续奉行罗斯福政府的支持蒋介石政策，尽管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前景更加不可逆转，更令人确信不疑。此后，特别是在朝鲜战争后，美国与新中国之间的敌对关系维持了二十余年。至今，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某些做法仍在继续，例如在台海问题上，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年抗议，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仍一意孤行。在朝鲜，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与韩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在韩国驻军。直到目前，驻韩美军大约仍维持在3万人左右。而美国与朝鲜的关系还是处于敌对状态。在越南，美国从“陷入泥潭”到“走向绝望”，再到“解脱”，前后经历了五届政府。更毋宁说在美洲，美国与近在咫尺的古巴的关系，双方的敌对关系前后历经美国十届政府，历时半个多世纪之久。在这里强调美国政府政策的连续性意在强调，处理中美关系一定要特别注意避免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要本着“多栽花、少栽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积极态度，为中美关系增添正能量，使其进入“良性循环”。
在美国国内掀起对华政策大辩论，特别是在中美关系面临有识之士所担忧的“临界点”的关键时期，中美两国更应该牢记历史，珍视中美接触、合作给两国发展创造的机遇，给两国人民带来的福祉，给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发展作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战后中美关系史上，美国三次重大对华战略误判不是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恰恰相反，是美国失败的或者说错误的对华政策导致了美国对华战略误判。这种失败的对华政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将中国作为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幻想可以任意摆布；其二，对中国采取隔绝政策，漠视中国的安全担忧。其三，渲染中国“威胁论”或夸大中国的困境。最后，乐见并推动中国衰弱、崩溃。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推行的就是这一政策。有关档案资料显示，1962年底，肯尼迪政府对中国政策进行了执政以来的第一次检讨和调整。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一个“羸弱、基本上孤立的”中国，最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将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和中苏矛盾的内部机制，是导致中国走向孤立和衰弱的主要原因，因此，美国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一贯实行的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对抗、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基础上，积极地给中国政府制造难以摆脱困境的压力。正如历史所证明的，这样的对华政策其失败的命运是确定无疑的。
回顾历史，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所开创的中美关系新局面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美方只有切实推进奥巴马政府所倡导的谋求建立一个积极、合作与全面的中美关系，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向着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迈进，才能创造中美关系的美好未来。
【注释】
①蓝普顿：中美关系逼近临界点，需“第四个联合公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9601。
②“把握中美关系发展正确方向（钟声）”，《人民日报》，2015年6月26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626/c1003-27209873.html?url_type=39&object_type=webpage&pos=1。
③关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同样的研究可参见刘明福：“70年六次战略误判，美国你能读懂中国吗？”，2015年8月31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831/c1011-27535981-4.html。
④⑦⑩［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76~77页，第79页，第419页，第424页，第424~425页。
⑤⑥陶文钊：“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66页。
⑧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99页，第100页，第85页。
⑨"Memorandum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Consultants' Meeting", Thursday, June 29,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0,Vol.1,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0v01/d98.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ugust 25, 1950,FRUS,1950,Vol.1,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0v01/d121.
章百家：“‘抗美援朝’与‘援越抗美’—中国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第9页。
牛军：《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84页，第186页，第378页。
［美］大卫·哈伯斯塔姆：《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里的朝鲜战争》，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1页，第5页，《序言》第4~5页。
梁志明：“越南战争：历史评述与启示”，《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期，第11页，第14页。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4页，第409页，第395页。
约翰·盖迪斯：《遏制战略研究的启示》，重庆出版社，2010年，牛军主编：《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09~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