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化时代的日本国家定位

李  文  韩秋韵

内容提要：不同于殖民扩张时期即列强时代，自21世纪开始的新型国家关系构建时期即多极化时代，和平发展成为大国更替的主要方式，合作与共赢成为决定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因素，结伴取代结盟成为国家间互动方式的最佳选择，国际体系在整体上更加富有可调整性和兼容性。在大国目标和达成这一目标的资质及条件之间存在明显差距的情况下，日本力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结盟对抗，颠覆二战后国际秩序而跻身大国，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树立“以德立国”的理念，实现本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本国的外交政策与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对接，应是日本从目前政治孤立、经济低迷状态得以解脱的正确选择。

关键词：多极化时代  日本  国家定位  大国  国际体系

作者简介：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韩秋韵，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6）01-0001-00

纵观世界发展历史，从殖民扩张的旧时代即列强时代，到冷战时期即联盟时代，再到新近的新型国家关系构建期即多极化时代，大国的兴衰更替与大国关系性质的变化，清晰地反映出人类社会从对立、矛盾与冲突向和平、和谐与合作演进的基本脉络。

本文论述的“大国”，是指在特定国际体系中在权力资源上拥有显著优势的国家，“多极化”是指一种数个大国并立、权力资源相对均衡分布的状态，而“国家定位”主要指一国关于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现有地位的研判和理想目标的确立。

本文力图通过近代以来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进程和日本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与角色的考察，揭示多极化时代日本的国家定位与实际掌握的权力资源之间存在的差距，为达成世界大国目标日本所采取的举措与世界发展趋势的背离，以及日本的所作所为对中国和平发展理念与实践所形成的挑战。

一、多极化时代的到来

17世纪中叶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而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现代国际关系基本格局。主权概念的确立，使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基本构成单位。此后，“各国在一个只认权力的世界里不得不把本国利益置于首位。”[①]

国际关系的重要性的增大与主权国家重要性的提升呈同步趋势，且其性质和状态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过程中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也使“分”与“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备了不同的意义与内涵，从中可以观察到人类社会本身“从对立、矛盾与冲突向和平、和谐与合作”演进的清晰轨迹。

列强时代，从欧洲、美洲到亚洲，主权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多。1920年国际联盟宣告成立时，共有44个会员国，后来逐渐增加到63个国家。冷战时期，联盟的重要性上升，但国家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减弱。1945年后,联合国进一步推广国家主权的信念。“世界各国开始提出,国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②]二战结束初期，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在世界范围掀起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运动，亚非拉美许多新兴国家都是这一时期诞生的。在多极化时代，联盟地位有所下降，国家的重要性继续获得提升。许多国家因联盟的瓦解相继诞生。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以后即冷战后新成立的国家共有30多个。迄今联合国成员国数量已经增长至190多个。

主权国家在维护一方秩序、安全和发展方面，一直发挥着“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尤其在西亚、北非等退到威斯特伐利亚前态势的地区出现的混乱和失序使有识之士重新认识到：“如果没有主权国家，将意味着灾难。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是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自身开始走向解体之时。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有些空白,标志着这些地区无法无天。一个国家崩溃后,其领土也许会成为恐怖主义、武器供应或挑动邻国教派不和的基地。”[③]

虽然主权国家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主体，但是自列强时代开始，无论在哪个时期，世界的命运都主要掌握在大国手中，国际关系在多数时间也主要表现为大国关系。成为大国，遂成为许多国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与列强时代和联盟时代相比，多极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的性质及其兴衰与更替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一）和平发展取代对抗与战争，成为大国更替的主要方式

列强时代，成为大国的主要途径是武力征服，霸权更替、国际体系的改变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大国之间的战争完成的。列强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相互残杀；守成大国主持、规定世界政治基本规范，是已有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崛起大国在接近或超过守成大国过程中，往往试图挑战和颠覆守成大国的地位和已有国际体系，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西班牙与荷兰；17世纪荷兰与英国，荷兰与法国；18—19世纪英国与法国；20世纪法英两国与德国，都属于这种情况。1900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1917年后的苏联)、美国堪称列强时代的世界大国，但经过武力较量，尤其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后，八大列强中，英法德意奥日等均遭重创，胜出的只有美国与苏联。

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立，拥有可以毁灭对方的核武器，代表着两个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领导着两个国际联盟或者说“阵营”，并在第三世界中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④]两大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对峙和敌对，并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最终苏联被拖垮，世界短时期内由两极变成一极。[⑤]

多极化时代，发展是成为大国的主要途径，“迎新不辞旧”，成为大国更替和国际秩序调整的重要特征。现今，美国继续扮演世界领导者角色，欧盟一些国家虽然衰落，但作为一个整体，依旧不失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重要的变化在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金砖国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都在成长为世界大国。世界权力格局伴随经济格局的变化正在发生调整，虽有小波折，但无大动荡。例如，中国在与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变得空前紧密的过程中走向富强民主。面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这一现实，美国十分担心被挤出亚洲并最终丧失世界霸主地位，日本非常惧怕在东亚地区形成一种由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为孤立和遏制中国，两家联手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了许多是非，但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性改变。中美双方一致赞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表明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能够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

（二）决定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因素不再是以对立和对抗为出发点的权力制衡，而在于以和平与发展为出发点的合作与共赢

列强时代，在主张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引下，许多国家认定只有通过武力和战争才能确立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若成为世界霸权，必须挑战守成大国，颠覆已有国际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列强“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充分瓜分殖民地”而展开的殊死较量，而德、意、日三国为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不惜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⑥]

联盟时代，国际关系的对立、对抗色彩依旧十分浓厚。二战后西欧各国普遍衰落，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苏联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政治军事大国。期间，两国关系一如1948年摩根索所说：“两个巨人警惕而又怀疑地相互对视，……进而遏制或被遏制、征服或被征服、摧毁或被摧毁就成了新外交的标准用语。”[⑦] 卫星国的背叛，同盟的破裂，以及大国的复兴和重新崛起，则使这一时期的大国关系充满变数。[⑧]

在多极化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地球村不再是你死我活、我赢你输的角斗场，而成为所有国家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间相互依赖的加深，盟友与敌人的界限开始变得相对化和模糊化，国际体系内对抗性与颠覆性元素明显减少，以“敌我分明”、“对抗和冲突”、“零和博弈”为特征的传统关系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相互依存”、“挑战与利益同在”、“竞争与合作并存”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彼此利益交织日益加深，各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在当今国际社会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相互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明晰。

（三）结伴取代结盟成为国家间互动方式的最佳选择

在列强时代和联盟时代，无论是一战前德国、奥匈组成同盟国，还是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组成协约国；无论二战时德意日组成的轴心国,还是美英苏中组成的同盟国；无论冷战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结盟动机和目的无不在于赢取霸权，其形式无不是冲突与对抗。多极化时代则有所不同，“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成为国与国交往的一条新路，摒弃对立、对抗因素，构建不针对第三方的，更具有超越性、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目前，至少在官方文件中，中、美、俄、法、英、德和日本等主要国家之间普遍建立了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如美俄建立了和平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法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中日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英表示要发展全面的伙伴关系，俄法确立了发展优先伙伴关系，俄日努力发展真正的伙伴关系。中国已同70多个国家和诸多地区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基本形成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四）国际体系在整体上更加富有可调整性和兼容性，尤其是新产生的体系和机制更加具有超越性、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对抗和战争挑战、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与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大为降低

列强时代，原有国际体系和机制大都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难以包容和兼容新的力量和体系。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英、法、意、日为行政院常务理事国。美国虽然是国际联盟的发起国，却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牵制而退出。苏俄和德国则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到20世纪30年代，美、苏、德三国的经济实力，分别占世界前三位，由排在后面的英、法等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难以为继，德国和苏联签订了秘密条约，立即爆发了旨在推倒餐桌重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之前，在全球范围先后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体系——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前者开启了用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后者由一战的战胜国缔结了凡尔赛和约、四国条约、五国条约、九国公约等。为“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间的和平与安全”，会议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对全球国际事务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但德国和日本在认为这些体系、机制和组织都难以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时，立即点燃战火，旨在让这些约定和体系灰飞烟灭。

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冷战结束以来，对于现有守成大国和国际体系而言，几乎所有崛起的大国都是跟进者、参与者，而非挑战者、颠覆者。”[⑨]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正在崛起的大国，无不力争成为现有国际体制和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完善者，通过遵守和利用现有国际秩序和规则发展自己。这些国家高度重视对外经济关系，不断增大自身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互信。秦亚青等人指出：“20国集团是保障国际秩序的需要,因为保证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合作意味着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金砖国家不寻求挑战现有秩序,而是试图维护并改善现有秩序；不寻求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而是均以与对美关系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寻求以制衡原则结盟对抗原有大国,而是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合作结果。”[⑩]印度和巴西力争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2012年8月，经历了18年的漫长谈判，俄罗斯终于如愿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都是现成的例子。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力图在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中国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突出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特点，目的不是削弱、挑战和替代既有多边金融机构，而是与这些机构互补共进、协调发展。

二、日本的意图与实力

在多极化时代，亚洲是世界上力图成为大国的国家最多的地区，“几乎每一个亚洲国家都认为自己正在‘崛起’”[11]。日本在列强时代曾通过侵略扩张跻身世界大国行列，如今成为大国的欲望依旧十分强烈，但从成为大国的资质和条件方面考察，让人觉得日本有些不自量力。

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国以来，日本一直缺乏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应有的器量与见识，崇尚强者，担心自己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尊重。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日本已经降到四等国家的地位。这让日本领导人感到痛彻心扉。因为自从佩里强迫日本开放门户后，“日本的统治者就执迷于成为‘一等国家’。事实上，正是出于‘一等国家’的地位不被承认的恐惧，才激起日本朝野上下同呼吸共命运，最终向西方宣战。包括首相东条英机在内的一些人断然宣称，假使不能在亚洲建立高枕无忧的绝对统治，日本就会降至‘二等’或‘三等’国家的地位”。[12]

必须当世界一流大国，这一想法在日本人心中可谓根深蒂固。早在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就萌生了称霸野心：要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开入朝鲜半岛，征服中国，使全世界臣服于日本脚下。战后通过努力成为经济大国后，日本再度变得不安分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期间，提出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并频频提及现今日本的国际责任问题，目的就在于跻身政治大国行列。1993年，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则明确提出“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因此无论如何也“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作用”。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现今的日本有义务对这个“世界做贡献”，而政治改革是改造日本的手段，而实现“普通国家”（正常国家）就是其最终目标。[13]

如今，称霸野心的接力棒传到新一代日本政治家的手上。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时，就发誓要恢复日本“一流国家”的地位。再次出任首相时，安倍又宣称他“将重建一个强大的日本，强大得足以做更多的事”。[14]他在2013年2月28日第183届国会上依旧高呼：“各位，难道在今天我们就不想争当世界第一了吗？”声称要建立“强大的日本。”[15]但安倍以及他以后的政治家能够让日本实现建立强大国家的目标吗？对于这一问题，有信服力的答案还需要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决定或者衡量一国能否成为大国或是否已经是大国的主要因素，在于一国占有权力资源的多寡，包括一国对他国施加影响所必备的物质性权力和非物质性权力。中国古代思想家管仲曾将这种权力资源予以归纳，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16]。换言之，成为大国的决定性因素有六种：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和地缘政治状况、发达程度、军力、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软实力。

表1  决定不同时期国家地位的主要因素

在不同历史时期，每个因素的重要程度有所不同。例如，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在列强时代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多极化时代却成为决定性因素；军力在列强时代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多极化时代不再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为什么有的国家在有的历史时期能够成为大国，在有的时期却不能。

从一般意义上说，大国就是指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成为大国，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因为人口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劳动力和兵源的多寡；也需要有足够大的国土面积，因为只有国土足够辽阔，才会有较为丰裕的资源和丰富的物产，以及足够的战略纵深，且在地缘政治上与其他大国毗邻的几率不大。从沙皇时代开始，俄国一直都要倾其物质资源扩充领土，从而使疆域辽阔、气候恶劣的俄国（苏联）先后遭受过拿破仑和法西斯德国两个强大的敌人的入侵，都得以免遭失败命运。它自称有两个常胜将军，“1月”和“2月”，来犯之敌不仅需要经受长途跋涉的折磨，还要接受寒冷的考验。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口和国土因素的重要性又有所不同。在列强时代，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并非举足轻重，因为两者与经济、军事实力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例如，八大列强并非全是在两个方面都排名靠前的国家。日本在中国知识人眼中一直是“蕞尔小国”，原因不仅在于国土狭小，还在于人口有限。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约3亿多人口，日本约4000万人，中国人口是日本的7.5倍。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约4.4亿人，日本约6800万人(本土), 算上殖民地为8200万人，中国人口是日本的5倍左右。1937年“七七”事变时，中国约 4.38亿人，日本约7100万人(本土), 加上殖民地为 9000多万人，中国人口是日本的4倍多。但当时日本是列强之一，中国则属于弱小国家。

在多极化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快速发展行列，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人均GDP差距缩小后，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之间的关联程度显著提升。随着发展水平的接近，与国土面积紧密相连的人口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了一国经济实力，即经济规模的大小。

形势比人强。在人口和与之相关的国土面积日益成为谁是大国的决定性因素的情况下，日本的劣势几乎不可逆转。如果说，在列强时代，30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可以成大国的话，现在的门槛最少须提高到一亿人以上。目前，中、印两国人口13亿和12亿，其他国家还没有中国的一个零头多。美国人口有3亿多，名列第三，印尼和巴西2亿多。1亿多的国家有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俄罗斯和日本。在国土面积方面，排在前六的有俄罗斯（1707万平方公里）、加拿大（997万）、中国（960万）、美国（937万）、巴西（854万）、澳大利亚（774万）、印度（328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国土面积大但人口少，俄罗斯虽和日本一样属于一亿量级的国家，但国土面积第一。日本人口虽然超过一亿，但国土面积太小，不到中国的1/20。自然资源不足以维持人口的快速增长，追求领土和人口的增长，曾是日本热衷于对外扩张的一大动因。日本的缺陷还在于，在地缘政治上，毗邻俄罗斯、中国和美国这三大世界强国，尤其天生与中国这个当之无愧的大国为邻，几乎不存在战略缓冲与中间地带。

展望未来，日本老龄化、少子化趋势不可逆转。日本当前人口虽然超过一亿，生育率却仅为1.4，远低于2.1的更替率。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实施的最新人口预测显示,2010年日本全国总人口为1.28亿人,推测截止到2044年将削减至1亿人以下,截止到2060年则将削减至7997万人,也就是说,日本人口将在今后50年内减少37%。[17]

无论在任何时代，经济发展水平都是成为大国的关键因素。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是综合国力得以维系和持续提升的基础。军事力量、科技水平通常与经济实力紧密联系。某一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政治大国的兴衰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联系。由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的生产力率先突飞猛进，因此最初的强国全都是来自这一地区。到19、20世纪之交，以美西战争和日中、日俄战争为标志，美国和日本这两个非欧洲国家加入了全球性大国的行列。经济实力给予挑战者以信心和底气，20世纪初，德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立刻向后者的世界领导权发起挑战，谋求建立与英国舰队规模相等的海军，在世界范围内争抢殖民地。

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目前，日本依旧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其拥有的高精尖产业让这一地位得以维系，但衰落趋势很难逆转。1980年日本的GDP相当于中国的3.5倍，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名义GDP一度达到中国的8.7倍。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日经济规模的差距急剧缩小。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2014年中国GDP进一步增加到约为日本的2.25倍。今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的幅度和倍数将越来越大，据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预测，2050年中国GDP规模将达到日本的近七倍，这意味着今后一二十年日本在经济上与中国比较的相对小国化进程完全可以预期。[18]

列强时代，决定大国兴衰的首要因素是军事力量。主要依靠海军，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先后成为大国。其后，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五个国家崭露头角，控制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和战争。英国、法国依靠军事力量，曾占领了大片殖民地。“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重大政治问题一向是依靠武力加以解决的。德意志帝国是在以武力建立的新的国际结构中最强大和最显赫的国家，但所有欧洲国家都得出了结论：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对它们的民族生存是不可或缺的。”[19]

日本是一个最看重武力、崇拜武力的民族。20世纪30年代，日本更是举国上下形成了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的观念，当时美国的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曾经说过：“在太平洋区域，一个爱好和平的美国和一个穷兵黩武的日本不能并存。”[20]海外征服和掠夺是列强时代日本富国强兵、迅速崛起的一大神器。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大发战争财，攫取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从中国得到的赔款共计约2.597亿两，折合日元为3.895亿元，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2.6倍，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正是因为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日本一跃升为仅次于英国和美国的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21]但这样的成功包含了很多偶然和不确定性，不具备可持续性。

在多极化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世界潮流，军力依旧很重要，但已不再是关键因素，况且日本已经失去了拥有军队的合法性。由于侵略战争的失败，1946年，在盟军司令部的监管下，日本制定和颁布了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否认军备及交战权”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22]。此后，日本一直自诩信奉和平主义。冷战时期，在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军费大幅降低成为日本全力以赴发展经济的有力条件。目前，虽然日美军事同盟进一步加强，但不能合法地拥有军队，则无疑成了想成为大国的日本政治家的一块心病。

合作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合作存在诸多形式和动机。军事结盟、集体防卫作为国家间合作的最高形式，无论在任何时候，其目的与动机无不在于不挨打和打别人。各国都处在战争恐怖之下，而在未来难以预料的战争中，结盟是必须的。1949年6月,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议案,“标志着美国首次在和平时期同欧洲强国结成军事联盟”[23]。为对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苏联则组织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两大阵营壁垒森严、剑拔弩张。相比之下，经济合作组织的对抗性不强，但也存在主导权问题。二战后产生的重要经济合作机制，包括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无一不是美国主导，为1945年之后美国迅速地提升其全球影响力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多极化时代，以互利共赢为出发点的合作取代以对立对抗为出发点的合作，日益成为合作的主要形式。改善而不是恶化与其他国家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积极推进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尊重现有国际秩序和体系，是成为大国必不可少的条件。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奉行与大国结盟的外交政策，恃强凌弱，对外侵略扩张，给周边国家造成巨大伤害。早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虽然有一些政治家意识到，日本在世界上首先是在邻国中缺少朋友这个事实。他们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赢得朋友。”[24]如今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日本人依旧拙于交友，长于树敌，与包括中国、韩国、朝鲜、俄罗斯等邻国矛盾重重。日本一方面巩固和深化日美军事同盟，参与美国主导的具有排他性的TPP，另一方面拒绝参加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对“一带一路”建设持消极态度，壁垒分明。可以说，自主权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后，除了个别时间段外，日本的“国缘”和国家形象一直欠佳。

一战爆发以来，美国始终保持了大国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占领道德制高点。美国曾参与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但与其他列强一道与清政府就赔偿问题讨价还价时，美国不仅注意“秉持平等公正的信念”，而且针对各国欺负弱小、多索滥要的情况，坚决主张把赔款总数限定在中国的支付能力之内。1908年，美国以“攻心为上”为出发点，又将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25]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演说中提出《和平条款十四条》，不仅提出各国在外交事务中“均须开诚布公”和“以国际之公意”为准则，还提出战后“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条款在最后提出，“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实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尽管美国并没有说到做到，但却给自己在国际社会赢得了极高的赞誉。在多极化时代，能否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更是成为能否成为大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强权政治日益不得人心，一国的影响力固然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有关，但所持的外交理念是否符合公平正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26]

日本种族单一，文化高度同质，自古缺乏海纳百川的心胸和包罗万象的气度，信奉实力至上法则，缺少对公平、正义与公理应有的敬畏，也缺乏对他国乃至世界关切的应有尊重。美国学者奥尔森曾说：“ 在国际关系和私人关系中应平等待人或互为伙伴的观念，一般日本人民却很缺乏。”[27]如前文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的倡导下，八大列强中许多获得赔款的西方国家，都表示愿与同样拥有战胜国地位的中国“友好”，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只有日本分文不退，而是用这笔钱财大力发展军备和教育，旨在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日本全然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的事实，迫使会议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日本的所作所为无不表明这个国家缺少一个真正大国应有的心胸、气度和品德。

在多极化时代，依靠一项或几项优势的国家难以成为世界大国，如英国、法国，历史上曾有着非常显赫的地位，今日既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又是核战略大国，但已经失去了昔日辉煌。在未来一个时期里在大国行列里谁去谁留，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谁更多地达到人多、地广、国富、兵强、得道、多助六项标准，尽管这六项标准并不能十分周延地覆盖决定或影响大国兴衰的全部因素。如果按这样的标准衡量，在当今世界，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欧盟整体、巴西已经达标或有望达标的项目较多，而日本仅仅在经济一项上表现较为出色。从而不难得出结论：虽然日本十分迫切想成为大国，但十分不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条件和资质。

三、多极化时代日本的倒退指向

在亚洲和世界的权力格局以及国际体系都发生调整与变化的重要历史时刻，日本力图着手重新确立它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大国目标与达成这一目标的资质和条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日本力图通过带有对抗性、进攻性和颠覆性的举措再度跻身大国行列，“推舟于陆”，其结果只能是“劳而无功”。

（一）承袭霸权思维，力图再次成为亚洲领导者和支配者

在对历史与现实加以审视时，日本人惯于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加以夸大，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二战结束后不久，经济“大国化”的过程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使因战败而一度失去的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得到恢复。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日本人一直认为“日本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具有优秀的素质”、“日本是世界一流国家”。

通过发展经济再次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使日本国家领导人再次萌生了做亚洲领导的想法。1978年，即将接任总理大臣的大平正芳提出“环太平洋共同体设想”，主要内容就是将东亚和日本纳入一个体系，像美国照顾中南美各国，德国特别照顾欧共体，欧共体特别照顾非洲那样，日本对太平洋各国与地区加以照顾。[28]1985年以后，日本更加明确意识到东亚地区对日本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开始从太平洋时代的战略高度来考虑亚太经济战略，力图通过亚太经济战略争取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日本前情报调查局长、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今后世界是亚洲的时代，日本应该以亚洲太平洋地区为中心发展国力，应综合地调整亚洲政策和战略，以争取亚洲超级圈。”[29]其后，日本学术界又推出了主张由日本在经济上领导亚洲、主导亚洲的所谓“雁行模式”。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长期陷入低迷与停滞状态，做亚洲领导的想法并没有和经济泡沫一样破灭，反而成为一届又一届政府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多极化时代，指望依靠扩充军力成为世界大国已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但日本却心有不甘。翻案、修宪、扩军，是日本最近几届政府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再度称雄亚洲所采取的三大举措。歪曲和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强征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设法修改现行 “和平宪法”中有关“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有关的条款，目的就在于使日本能够名正言顺地解禁集体自卫权，再次成为军事大国。

日本国土纵深小，能源与市场严重依赖海外，强烈的危机感，使日本为本国利益非常渴望将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置于自己的监督甚至掌控之下。因此，日本一直具有强烈的开疆拓土的欲望和冲动，对别国领土有着特别的贪婪。通过甲午战争，日本霸占了中国台湾。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通过“九一八”事变，霸占了中国东三省。1937年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悍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企图霸占整个中国。后来又于1942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目标直指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但由于战败，无条件投降后，不得不把上述掠夺的土地如数归还。

现今，日本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加紧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企图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通过加强对亚太地区海洋权益的争夺和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从而作为西太平洋的海上强国再次崛起。日本的陆地面积约37 万平方公里，但随着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和相关法律等的发布与实施，日本公然宣称拥有447 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200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一份关于海洋国家的战略规划。在《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到海洋国家》，在《21世纪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世界秩序与地区秩序》中，日本对于自身的定位是：“日本应该积极探索，强化海洋同盟——日美基轴的基础，遏制中国，通过强化东盟的坚定性，开拓建立东亚多元合作体制。” [30]

如果日本能够反省战争，对侵略罪行有深刻认识，彻底清算战争罪责，在向被害国家做出深刻道歉、获得谅解的情况下，成为正常国家，拥有一定国防力量不失为合理诉求。国际社会之所以反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系因日本是一个有过对亚太地区大规模侵略历史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力图通过历史翻案的途径扩充武力，拥有军队后就不会是一个正常国家，而是一个带有法西斯军国主义色彩的、对亚洲和世界和平形成严重威胁的不正常国家。

（二）实施结盟战略，旨在孤立、遏制中国，构建日本主导的价值观联盟、“海洋亚细亚”

结盟具有强烈的对抗色彩，但历史上，经常被日本用作达到自身强大目的的重要手段，包括一战前后与英国缔结，二战中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现今，日本又延续并强化冷战时缔结的日美同盟，力图在美国卵翼下谋取亚洲大国地位。2015年4月27日，安倍访美期间，日美联合发表的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就是日本借助美国以实现自己图谋的集中表现。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首次提出美军应支援日本保卫，在所谓的夺回岛礁行动中与日本进行联合作战，以及日美两国针对日本以外国家受到武力攻击时共同参与海上作战，等等。为在钓鱼岛问题上把美国卷入其中，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使用武力的具体事态明确包括“离岛防卫”，以日本为主、以美国支援自卫队为辅进行作战分工。其中包括“使用打击力量”，也包括“离岛被非法占领”时的平时“灰色领域”的警戒监视、联合训练及驱离行动。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奥巴马2015年4月28日重申了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适用《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其中包括钓鱼岛。由于日本通过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达到了拉美国和自己一道遏制中国的图谋，日本安全保障问题专家认为，“这是日美同盟对干扰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活动发出的警告”，“是一个划时代的修订”。[31]

日本还企图在中国周边构筑遏华联盟体系。2006年安倍执政之前，就曾提出建立“日美澳印四国同盟”战略构想。同年末，安倍内阁外相麻生太郎提出，日本要同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东欧到波罗的海各国，形成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围绕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日本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及战略利益的盟国美国以及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澳大利亚、印度，八国集团、欧盟、北约密切合作”。结盟的目的在于从海陆两方面“包围”中国。“推进价值观外交议员会”的首次集会声明提出：“中国不是一个（与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而且正不断增加军费，很难让人打消其称霸扩张的担忧。”[32]

以“海洋亚细亚”的形式实现当年“大东亚共荣圈”构想。2000年《中央公论》连载了白石隆的《海洋帝国》，其中作者把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对立进一步引申到“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的对立。日本与中国分别被认为是两种亚洲的代表，海洋亚洲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念的日本、韩国、东南亚、台湾和美国联合；战后亚洲的稳定繁荣有赖于美国为主导的安全保障体系，日本的未来取决于在海洋亚洲国家共同利益基础上构建的机制中取得更多的行动自由。[33]川胜平太则提出了所谓的“新月弧形包围圈”，即与“南海、东海、东南亚诸岛屿”国家建立一个“海洋亚细亚联合体”，以制衡和包围中国大陆。他提倡日本在这个联合体中发挥区域主导作用，宣称“新亚洲”的领头雁不应是“大陆亚细亚”的中国，而是“海洋亚细亚”的日本。[34]

日本采取以寻求与中国对抗为出发点的结盟战略，已经导致地区形势紧张程度的升级。“美日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延续与复活，强化了东北亚地区不同国家之间政治社会制度的差异，加剧了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激化了领土主权争端，严重地阻碍了东北亚地区从对立、矛盾与冲突向和平、和谐与合作发展的进程。”[35] 结盟战略还反映出日本在政治安全方面对美国的严重依赖。一个缺乏独立自主地位的国家，无论在任何时期，都很难与大国划等号。

（三）力图采用单方面强行改变现状的方式，否定和推翻二战后东亚地区形成的国际秩序

颠覆既有秩序，似乎是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早在列强时代，日本就做出了一些不达目的不罢休、不惜孤注一掷与国际社会对抗的事。明治维新后，日本首先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了清帝国，颠覆了在东亚已经持续上千年的“中华秩序”，为建立自己的区域性霸权排除了障碍。因为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在美国主持下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在中国实行“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不允许日本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日本于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华，公开挑战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权益”，甚至不惜退出国际联盟。1940年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就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意在彻底颠覆既定的世界秩序。

日本是二战后因战败诸多权利遭受剥夺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反法西斯同盟国战胜日本，瓦解了日本的殖民地和殖民统治。日本不仅失去了大片的海外殖民地，连本国的领土也遭到压缩，如苏联占领了南千岛群岛。在《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当中，日本至今仍属于战败敌国，反法西斯同盟国有权力对其重整军备的政策进行制约。因此，“日本及其安倍政权有改变战后东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愿望”[36]。

日本对二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否认甚至颠覆主要表现在：企图改变侵略战争的性质，将旨在称霸亚洲的非正义战争美化成旨在把亚洲国家从西方殖民统治解放出来的正义战争，从而推翻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裁决；改变战后的领土安排，企图长期控制和占有钓鱼岛[37] ,要回韩国所控制独岛（日本称竹岛），拿回南千岛群岛，即北方四岛[38]；设法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使这个世界上不复存在“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差别；下大功夫改变联合国安理会结构，使自身理所当然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总之，把因战败“丧失”的再拿回来，让东亚秩序和世界体系恢复到战前和战争中状态，最符合日本的心愿。

在当今时代，任何国家如果依旧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里不能自拔，都不会有任何前途与出路。日本的上述所作所为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实践证明，上述日本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种种做法，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2012年“购岛”事件发生后，中国在东海设防空识别区，实现钓鱼岛巡航常态化，使日本深感“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每日新闻》在2014年9月发表的社论中就说到，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已经两年，收获的只是“日中对立无法化解，周边海域和空中的紧张状况持续”。[39]

四、日本国家定位如何让世界刮目

实际上，在多极化时代，包括日本在内，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只要真心实意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都能在国际社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新加坡人口只有500多万，但却因在各个方面的优异表现而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

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刻苦勤奋、纪律性强、爱岗敬业、精于钻研。在谈到日本战后很快在废墟上建立一个经济大国的原因时，日本著名史学家坂本太郎曾说，这是“日本人民能忍受苦难，勤奋劳动，充分发挥创造性和钻研精神而努力争取复兴的结果”[40]。今日日本的教育科技十分发达，经济实力依旧十分强大，从2000年以来，已经有14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高精尖技术方面，日本在亚洲首屈一指。只要选择的正确的发展道路，日本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甚至大有作为。

对日本国际地位提升构成严重制约的最大的缺陷和不足不在于硬实力，而在于软实力。“心底无私天地宽”，这句哲言适合做人，也适合治国。为当大国不惜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南辕而北辙。基于对本国的弱点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提出，今后日本要树立“国家形象”，关键在于要有利他精神，树立“富国有德”的理念，坚持“以德为本”的治国方略。具体言之，就是对他国以德相报，不是用武力，不是用经济力量，而是以德行来对他国行善，由此获得别人的信赖和尊敬。稻盛和夫认为，今后日本应该追求的目标，既不是经济大国，也不是军事大国，而是一个以德为本的国家；既不是经济上精于算计的国家，也不是急于炫耀军事实力的国家，而是以“德”这一做人的崇高精神作为国家理念的基石，据此与世界各国接洽交往。他认为一旦成为这样的国家，国际社会就会真正地需要日本，尊敬日本。只有有“德”，才能体现出一个国家人民的高尚品格，而一个有崇高品格的国家，也很难使其他国家产生侵略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又是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政策。他明确主张，要把“德”字作为“国是”，定为国策。日本应率先垂范，做“以德立国”的榜样，因为日本曾有为追求自己一国的私利而痛遭惩罚的历史教训。 [41]

显而易见，稻盛和夫的主张抓住了日本为何经常陷入孤立状态的本质与要害，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如果日本真能做到稻盛和夫所说，摈弃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树立“以德立国”的理念，多做些对本国、对别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利的事，真心实意推动地区建设和发展，必将有效地改善本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实现本国发展战略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对接、本国的外交政策与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对接，不仅非常有利于从目前政治孤立、经济低迷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而且非常有利于与国际大家庭融为一体，从而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

在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如何表现，是衡量日本的思维方式是否从对立、对抗思维向和平、合作方向发生转变的一块试金石。

中日韩同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额合计都占世界20%以上。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有助于充分发挥三国间的产业互补性，挖掘提升三国贸易投资水平的潜力，促进区域价值链进一步融合。一个全面、高水平的自贸协定符合三国整体利益，有利于本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如前文所述，近年来，由于日本屡屡主动采取带有挑衅和进攻色彩的行动，导致中日韩三边关系陷入僵化、对峙状态，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实际上已经陷入停滞。“解铃还的系铃人”，如日本能打开心结，表里如一，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不再有意刁难或设置障碍，协定达成甚至指日可待。在更为紧密的地区合作中，日本完全能够发挥自身在绿色经济、健康产业、中小企业、现代农业，以及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方面的优势，获得更大的利益和实惠，为自己创造光明前景，为亚洲和平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责任编辑：林 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