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定要设计成全账户NDC
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

南方周末：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设计成全账户？全账户NDC方案是否取消了共济性？

郑秉文：全账户NDC方案里由缴费形成的社会统筹部分就没有了，我们又另外创造了一个系统，是以2013年财政对城镇职工的投入3200亿元为基数，相当于当年社平工资的5%，每年指数化增长。这样的社会统筹就跟以前性质不一样了，以前是来自雇主缴费，现在是财政转移支付，也没有资金池，每年支付多少就转移多少。没有形成资产池有很多好处，首先它与地方利益分隔开，是现收现付的，不存在资产池的管理问题。同时也没有增加财政的负担，财政拿的钱不多，相当于GDP的0.6%。

我们现在这个制度之所以运行这么差，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钱沉在下面2000多个县里。全国总共3万亿元结余，实际上一分钱看不到，全在地方手里把得死死的，也不能投资。改成财政转移支付后，就彻底消灭了地方割据的现象。

28%全都进入个人账户以后，就完全变成了产权明晰的个人资产了，一下子就可以上解到中央层级进行管理，不存在统筹层次低的问题。

还有个好处，这个制度还是统账结合，又跟新农保完全一致了。新农保的每个月55块钱是来自财政转移支付的，账户里是个人缴费形成的，跟现行城镇职工的不同仅在于没有雇主缴费的部分。这样就为公共财政的公平性创造了条件。

南方周末：你从何时关注NDC，为何决定把它引入中国？

郑秉文：NDC一出来我就注意到了，第一个搞NDC的国家是1995年的拉脱维亚，真正引起世行重视是2000年瑞典运行之后，瑞典的制度精细、严谨，世行组织了几次专家学者去考察研讨，2010年第二次会我去了。

这个办法符合中国国情，比如它融资方式现收现付可以避开不成熟的资本市场，避免投资失败；避免庞大的转型成本，因为做实账户需要天量的资金；有非常好的便携性；非常好的激励性，多缴多得，账户清晰透明，本金利息一目了然等等。

南方周末：对于中国的现行体制，如果早年下决心变现国有资产一举做实个人账户，结果是否不一样？

郑秉文：你说得对，但对了一半。国际上解决转制成本就三种方式，一是私有化，二是发行认购券，三是变现某一种资源。假设我们做实了，实现了真正的部分积累制，制度可以运转起来。但同时我们将遇到一场灾难，做实的这些资产都变成了沉没成本，不可收回，形成巨大的福利浪费和损失，幸亏没有做实。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是，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增长太快，养老金投资效率追不上，福利损失太大。

南方周末：如果从一开始不搞个人账户，就搞现收现付呢？

郑秉文：那另一方面又会出问题，计划生育政策下，老龄人口增长太快了，完全现收现付马上就赡养比提高，要么待遇降一半，要么缴费增一倍，到最后也会出大问题。

要使两方面的优势结合，就是NDC。它一个核心的优势就在于，缴费是与人的生命周期联系在一起的，把老龄化这个因素自动内嵌到制度里面去了。老龄化来临时，NDC给你选择，或是提高缴费率，或是降低待遇，或是延迟退休，或是财政介入，它给你预警。而现收现付不是，它是个非精算型的政治承诺，不管你运作的绩效，不管你财政情况。

假设明年是改革元年，养老金结余应该是3.4万亿，我们假定这3.4万亿马上就封闭运行，以此为基准，投资收益率假设是5%，算到2087年，当这个制度出现不平衡时，缓冲基金介入，那时候缓冲基金已经超过100万亿了。缓冲基金是缴费形成的，跟财政没关系，完全靠制度自己精算平衡。

南方周末：但如果不取消可继承，NDC是否也难以持续？

郑秉文：是有这个问题，标准的NDC是不继承的，因为它是个遵循大数法则的保险制度，靠短寿补长寿实现自我平衡。如果不是这样，这个制度从诞生第一天就有风险。风险有多大呢，非常庆幸的，我们测算的结果风险不是很大，但这里涉及到修法。瑞典的做法是短寿的人的个人账户资产，用于同龄组的高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