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贫困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贫困问题。美国虽然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准，但在贫困问题上美国并不例外。从美国人口普查局历年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从1960来以来，生活在官方确定的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来没有低于过11%，1999年，美国的总人口为2.63亿人，其中贫困人口为3690万人，贫困率为14%。贫困人口的数字超过了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洲的总人口，是纽约州总人口的2倍多。而且，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相对贫困率高于德国和日本；同时，美国在医疗保健、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远不如西欧国家完善。美国贫困家庭所支付的保健费用高于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贫困家庭，甚至高于这些国家中的一些非贫困家庭。因此，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贫困问题尤显突出。贫困问题已经成了困扰美国的一个社会痼疾。 美国人对贫困现象的认识和所采取的对策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在20世纪以前，美国人普遍认为贫困主要是个人失败的结果。由于当时人们笃信新大陆充满了机会，人不可能“命定”失败，只要“自立”、“自助”、“勤奋节俭”就一定能够成功。因此，贫困只是一种暂时的人生经历，是通往舒适甚至富有生活的“中间站”。对于因疾病和残疾等外来因素所导致的贫困，人们主要是依靠亲友、邻里互助和教会等慈善团体的救济。这种从个人责任来解释贫困问题的社会主流意识使当时的美国人认为贫困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完成和财富的日益集中，这种认识越来越难以解释社会何以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1904年，美国社会工作的先驱罗伯特·享利(Robort Heny)出版了《贫困》（The Poverty）一书，该书被称为“所有美国富裕的成年人的必读书”。作者结论是惊人的，在总人口约有八千万人的当时的美国，至少有一千万人过着“贫困生活”。在作者看来，大多数人的贫困不是个人造成的而是社会的造成的。作者为美国的贫困下了如下经典性的定义：“贫困即缺乏适当的食物、住所和衣物。”《贫困》一书的出版引起了美国公众和政府的广泛注意，罗伯特·享利的观点也开始被很多人所接受。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促使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重新反思传统的从个人责任角度解释贫困问题的观点，美国各级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立法措施阻止贫困现象的蔓延。在大萧条的高峰期，美国有3400多万人没有任何收入；农村中有近100万户的贫困家庭。1937年，福兰克林·D·罗斯富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仍然承认：“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饱，穿不暖，住得差。”30年代的大危机不但使普通工人因失业而陷于贫困之中，而且使许多银行家和公司老板也因破产而加入贫困大军。贫困的肆虐迫使人们走向街头，要求政府承担工作和生活保障的责任。在各种社会压力下，罗斯富总统进行了以“新政”为名的各种改革，第一次使联邦政府参与到了解决失业与贫困的问题中来。 然而，诞生于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各项帮助失业和贫困者的立法均是作为临时性反危机措施而出台的，在美国政府内部，尤其是在最高法院内引起了很大争议，许多法案面临被宣布违究的危险。因此，这一时期，美国人对贫困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由传统个人问题与现代的社会问题相交锋的过渡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二战后的经济扩张使美国经济走向繁荣，贫困问题也因当时相对充分的就业机会而被暂时掩盖。 贫困问题真正成为美国公众和政府关注的社会焦点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达到了顶点。战时和战后的经济繁荣并没有真正给美国的穷人带来公平的机会，而只是使穷人和富人的差距更加明显。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Galbraith)出版了《丰裕社会》(The Abundant Society)一书。书中指出，财富急剧增多的美国依然存在着“被遗忘的”和“看不见的”贫困。1962年，政治活动家米切尔· 哈林顿(Michael J.Harrington)的畅销书《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出版，书中用大量的统计数字证明了生活在贫困之中的美国人多达4000—5000万人。这对于一向自诩公正和机会平等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大震动。各大电视、广播公司等大众媒体对城市中的贫困化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此外，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也使美国政府顾忌到少数民族中贫困恶化所带来潜在的巨大社会破坏力。约翰·肯尼迪(John F.Kcnnedy)专门把萧条的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农村贫困问题作为他1960年竞选总统时的主要议题之一。当选后，他特意要了几本《另一个美国》，作为制定反贫困的政策时的参考。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后，在给国会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宣布政府将“无条件地向美国的贫困宣战。”此后，美国联邦政府的反贫困努力达到了高潮。 美国穷人有组织的抗议、社会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努力、以及各大媒体，尤其是现代电子媒体的广泛关注为促使美国社会转变对贫困问题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和中期开始，贫困被确认为美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对贫困问题认识的转变促使以联邦政府为首的美国各级政府开始考虑制定相关的反贫困立法和社会保障措施，以减少贫困的蔓延和恶化。 在美国，通常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前者是指缺乏用以维持一个人生存和最低限度舒适生活的收入；后者是指绝对贫困者与中等收入水平者之间的收入水平。美国人谈论的贫困一般是指绝对贫困，即生活水平低于美国人口普查局每年公布的贫困线标准。1964年，美国社会保障署首次明确规定了“贫困线”。这些贫困线是依据家庭成员的数量、年龄、居住在农村或城市等不同情况而制定的一组变动指数，反映了不同的消费需求。一般是“最低限度的令人满意的食物开支的3倍。”个人或家庭的总收入中如果有1/3或多于1/3用于食品开支，则属于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美国人口普查局每年都会公布相关的贫困线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构成状况统计数字。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贫困人口的增减和贫困率的高低同美国的整个经济形势和政府优先考虑哪些问题密切相关。在整个60年代，美国经济因越南战争和当时尚未出现强有力的经济竞争对手等因素而运行较好，美国联邦政府因此拥有比较充足的财力基础把反贫困作为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来处理。这样，贫困人口和贫困率在60年代呈直线下降。1960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和贫困率分别为3990万和22.2%。而1969年则分别为2410万和12.2%，贫困人口和贫困率分别下降了1580万和10%。从70年代到8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发展停滞并存的“滞胀”现象，同时在国际市场受到了日本和西欧经济的强大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各级政府便首先拿政治上软弱的穷人的福利项目开刀，使得贫困人口增加，贫困率上升。例如，在里根政府执政的头3年(1981—1983)，美国联邦政府实行了被称为“劫贫济富”的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为了达到在减少对公司和富人的税收负担的同时减少财政赤字的目标，里根政府取消了《全面就业和培训法》中提供的主要针对贫困美国人的30万个照顾性就业机会；削减了100万个食品券接受者名额。这些措施使得美国的贫困人口和贫困率分别从1979年的2610万和11.7%猛增至1983年的3530万和15.2%。 美国的穷人是个非常复杂的群体。他们来自各个种族，各个年龄段，各种家庭类型，各种就业状况和各个地区。总之，贫困的美国人几乎来自美国的所有社会群体。 从种族构成上看，美国的穷人中白人所占的比例最大，有60—70%的穷人是白人。这主要是因为白人在总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其次为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但从贫困率的分布情况看，美国白人的贫困率最低。总是低于全美平均贫困率1—3个百分点。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的贫困率则最高，一般是白人的2.5—3倍。印第安人因其人口不到全美总人口的1%，其贫困率常常被忽略不计。但是199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在美国约有27.5%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当年贫困率13%的2倍多。由此可见，美国黑人、拉美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的贫困率在美国是最高的，至少是全美平均贫困率的2倍。 从年龄构成上看，16岁以下各年龄段的美国少年儿童是贫困现象的最大的受害者群体。美国每不到5个少年儿童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黑人和拉美裔少年儿童的贫困率则超过40%。其次是16—21岁的青少年。他们的贫困率常徘徊在全美平均贫困率左右，同样，其中黑人和拉美裔美国青少年的贫困率最高，超过了30%。排在第三位的是满65岁的美国老年人。所幸的是，由于各种老年保险和福利措施，美国老年人的贫困率一般均低于全美平均贫困率标准。美国有近一半的穷人为21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美国大部分的贫困青少年儿童大都来自于规模较大的家庭或单亲家庭。这种家庭类型又往往是少数民族家庭和贫困家庭。据统计，美国有一半以上的贫困儿童来自于由4人或4人以上人口组成的家庭。美国低收入和贫困家庭的婴儿出生率比其他家庭高出很多，而子女数目的增加又常常把许多低收入家庭拖入贫困之中。单亲家庭，尤其是单身母亲的构成的家庭是青少年和儿童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到20世纪末的1999年，美国每年有大约1/3的儿童出生在单亲家庭中。这些出身于单亲家庭，尤其是单身母亲家庭的儿童往往得不到良好、足够的衣、食、住。据统计，到1999年时，约有近40%的单身母亲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的比例则分别高达50%和49.3%。这种以单身母亲家庭为典型的贫困现象被称为“贫困的女性化”。在所有的家庭类型中，双亲家庭的贫困率最低。因此，许多保守的美国社会学家认为保持和维护传统的家庭模式是防止青少年儿童陷于贫困的最好方法。 美国的穷人还包括许多有劳动能力的工人和失业者。这些人从事的要么是低报酬的工作，要么是单身母亲，因需要照料孩子而只能从事兼职工作，从而无力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据统计，70%的单身母亲有过短期工作，但微薄的收入无法使她们维持象样的生活，而只能处于贫困之中。虽然有许多失业者可能因继承遗产或有足够的失业保险金等而免遭贫困，但大部分的失业者还是会在长期失业后陷入贫困之中。有工作的美国穷人和失业的美国穷人大多数都是受教育少和缺少专门技能的人。 从贫困现象的地域分布来看，美国的贫困现象在各地区的分布是不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南部的贫困率在全国最高，东北部最低。二战后，南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东北部传统工业的相对衰弱使南北贫困率的差距大大缩小。到20世纪80年代末，各地区的贫困率平均相差大约3%，但南部的贫困率仍然最高，西部和东北部最低。美国南部贫困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美大约有一半左右的美国黑人生活在南部各州。同时，美国南部白人的贫困率在全美也是最高的。从目前各个地区的具体贫困状况来看，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黑人的贫困率在全美所有地区中是最高的；南部黑人的贫困率紧随其后，而东北部地区的拉美裔美国人的贫困率在全美拉美裔美国人中是最高。 美国贫困人口的城乡分布也有差异。一般来说，农村地区的贫困率高于城市，而农场地区的贫困率则更高。由于美国人口集中于城市，所以城市中的贫民数量要远远大于非城市中的贫民数量。而城市贫民又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市(inner city)。在美国的中心城市中，贫困率高达20%。不仅如此，同其他地区的贫困状况相比，中心城市的贫困率目前仍呈现上升趋势。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郊区的人口数量就已超过了中心城市。但由于郊区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天下，因此郊区的贫困率不但低于中心城市，也低于农村地区。在美国，都市地区的贫民约有一半是黑人或拉美裔美国人；而在中心城市中，贫民当中有60—70%是黑人。然而在农村或郊区，70%的贫困人口则是白人。美国的贫困率和贫困人口构成在地区分布上虽然有所差异，但贫困问题早已是美国的一个全国性而不是地区性的社会问题。 对于产生贫困的原因，美国人主要有4种不同的观点，即贫困是由于天生的智力劣势；贫困文化；制度性的歧视；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组织原则作用的结果。 1882年，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到美国宣扬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认为贫困是以自然选择的方式“排泄”掉社会中的“不健康的、孱弱的、迟钝的、游荡的和无信仰的成员”，为那些有权享受财富回报的“适者”腾出空间。他还认为，国家和私人慈善机构不该帮助穷人，因为这会干预自然选择掉“弱者”的方式。斯宾塞的这一论调在美国资本家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的石油大亨J·P·摩根称他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关于贫困的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得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育心理学教授阿瑟·简森(Arthur Jensen)和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得·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的赞同。简森宣称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的智商的80%是遗传的，只有20%受环境影响；既然黑人等少数民数在智商测试和学校的表现中比白人差，这只能说明黑人等少数民族在基因上天生就处于劣势。赫恩斯坦则认为，人的思想能力是遗传的，而成功取决于思想能力。这种精神能力的筛选差别导致了功绩制。因此，“适者生存”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简森和赫恩斯坦的观点对于那些支持不平等和种族隔离的美国人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人因而反对通过政府大规模的福利开支来减少因不平等的财富分配而导致的贫困人口。 把贫困归咎于穷人的另一种观点是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路易斯(Oscar Lewis)提出的“贫困文化”理论。路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西方社会的一种亚文化，它具有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比如说，同富人相比，穷人对于抚养孩子更为随意；穷人更不愿意开口说话；更相信命运；更易于满足现状和更不可能对正式教育感兴趣等等。而且，这种异于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是沿着家族界线世代相传的。也就是说，贫困文化使穷人必然处在一种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即美国人常说的“生于贫困，亦死于贫困家庭”。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贫困文化论把贫困归咎于穷人在智力上和文化上的缺陷，但也有许多美国人坚持认为贫困是由于制度性歧视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组织原理等社会因素造成的。制度性歧视包括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等。这些歧视使得美国许多现存的行事习惯、社会态度、期望值、以及其他结构性的社会安排等都对穷人不利。正如美国政治家、前国会议员米歇尔· 哈林顿所说：“对穷人为什么穷的真正解释是他们错误地生于错误的父母，错误地生于这个国家错误的街区，错误地生于错误的行业以及错误地生于错误的种族。”显而易见，制度性歧视造成了美国的穷人主要集中于青少年儿童、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单身母亲和老年人群体。美国虽然具有消灭贫困的各种资源，但其政治经济的组织原理防碍了通过财富的公平分配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资本主义的基础信条是私人的利润而不是集体的需要。这一基本信条不仅使美国的贫困问题不可能被消灭，而且利润最大化的优先原则还在以下3个方面加深了贫困程度。首先，雇主出于投资和利润的考虑只付给工人尽可能低的工资和保险金。这使得美国200多万的全日制工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次，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促使美国社会通过维持一支剩余劳动力队伍来降低工资。这支主要由未受过充分教育和贫困的美国人构成的劳动力队伍在经济景气时可以被用作降低所有工人工资的杠杆，而在经济不景气时又可以随时被辞退以降低业主的经营成本；最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也促使资本家采用最新的自动化技术以取代诸如装配线和文秘的等工人，以降低生产成本。美国的资本家还经常用关闭国内工厂，将产品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外国生产的方法来使利润最大化。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信条使不平等和贫困成为一种永久性的现象。只要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略加观察就不难看到，在美国，许多政治因素补充了使贫困永久化的美国经济制度。美国政治始终牢牢地控制在强有力的资本家手中，任何试图进行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努力都会受到他们的制约。许多美国人相对富裕的原因是因为其他人相对贫困。因此，富人的政治促使美国社会保持不平等以符合资本家的利益。而且，美国许多大公司都有各自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组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对国会进行游说，以增加、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他们获得的利益，如减税等又常常以牺牲穷人和政治上无权者的利益为代价。因此，美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组织原则决定了在美国不可能消灭贫困。 总而言之，对于贫困，美国人的看法是复杂的。许多专门研究贫困问题的美国社会学家认为，在美国，穷人之所以为穷人，社会固然难辞其咎，但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他们认为，美国社会中存在着某种“鼓励贫困的不正常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1995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所进行的一项全美范围内的调查表明，33%的美国人相信穷人缺乏自身努力；34%的人认为贫困源于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而31%的人认为穷人缺乏努力和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都是引起贫困的原因。 贫困造成的恶果主要可以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角度来看。对于个人而言，贫困不仅意味着缺少足够的衣、食、住，而且常常同各种身心疾病的高发生率紧密相联。1996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对单身母亲进行的一项全美范围内的调查表明，31995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对单身母亲的调查表，有房者及无家可归的贫困母亲遭受一次以上情绪紊乱的比率分别为69.3%和71.7%，远远高出其他妇女47%的水平。他们当中哮喘病的发病率为22.8%，贫血为17.5%，慢性支气管炎为7.8%，溃疡为5.7%。而全国45岁以下妇女患同样疾病的平均百分比仅分别为5.4%、2.4%、5.8%和1.4%. 贫困也使父母无力支持子女接受足够的教育，这使贫困成为种恶性循环。因为体面的和薪金高的工作通常要求具有大学教育背景。此外，从社会角度看，贫困往往又同其他社会问题，如暴力、吸毒、种族仇恨等联系在一起。美国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和贫困率高于其他种族的同龄人，其犯罪率也惊人地高。他们当中，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有过被捕入狱的经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许多城市，因贫困而绝望的黑人放火烧毁了自己居住的社区，造成了几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和多起城市骚乱。因此，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贫困给美国社会带来的人力和物力损失都是巨大的。 贫困问题虽然贯穿着美国整个历史，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前，美国各级政府对贫困一直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即政府不参与济贫而是让私人和慈善团体去帮助穷人。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得美国政府逐渐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做法，由采取紧急的临时性救济立法到逐步完善防止贫困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措施虽然没有最终消灭贫困，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困人口，缓和了社会矛盾，使美国经济的发展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