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综合征 ──抗拒与变迁 詹姆斯·米特尔曼 中文版序言 一本书总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它永远都不会真正完成。作者通常对他们的主题还有另外的想法。不断展开的各类事件都会影响到书的写作，尤其是它伴随着一系列动态的过程，例如全球化，速度就是它的基本要素，而速度本身又是时间与空间的一种压缩。反过来，技术创新进一步加快了这些过程。 在《全球化综合征》在美国出版11个月后写这篇序言，我想回顾一下这本书的起源。这本书是以不同于关于全球化的大多数文献的视角进行构思的。在研究中，我集中关注于那些受到这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伤害的人。当然，对这些阶层的研究涉及到对占优势的社会力量的分析，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本书还提供了对东亚和南非的跨区域分析，它们分别处于“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高低两端，而许多不同的细微差别和不均衡是这个结构的基本特征。 尽管《全球化综合征》不是关于中国本身，但是，在我对中国进行访问的1986、1988和2000年间，我见证了全球化给它带来的实际益处以及风险。1988年在深圳，我看到了一个新城市惊人的发展，受外商直接投资和大量内部移民的刺激，这个建立在一个村庄上的城市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但是，相伴而来的是社会混乱的困难。后来，当我在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作讲演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上海周围，尤其是浦东新区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还有天津失业的加剧，相比之下，天津的发展成效不如上海显著。 这种模式，包括进来和排除在外，就是全球化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当今，在互联网和CNN的时代，外资、就业和新技术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但是，尽管全球化有它美好的一面，全球仍有30亿人每天以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存。在最贫穷的国家，有半数的儿童不能上学；15亿多人喝不到清洁的饮用水；在全世界的死亡人数中传染病引起的死亡占了1/4。当然，全球化没有造成世界各区域内部和它们之间的划分，但是，单靠全球市场一体化不能解决世界不平等的问题。 寻找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方案的实际努力正在进行之中。《全球化综合征》（第9、10、11和部分12章）详述了抗拒──不仅仅只谈到了对全球化的反对，而且还谈到了其积极的、受肯定的一面。我是在1999年对抗世贸组织政策的“西雅图之战”之前写作关于抗拒全球化这些章节的。随后，2000年在华盛顿和布拉格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在墨尔本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集会以及在汉城举行的亚欧会议期间都出现了示威游行。在这些场所，由不同社会运动发起的集体行动引起了对全球化阴暗面的注意，尤其是它的不平等、相对于政治权力而言在日益增加的市场权力方面缺少透明度，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文化尊严的侵害或侮辱。由此，“西雅图之战”已经成为一种标志着全球化中一股新动力的令人振奋的比喻：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由各种各样的公民组织结成的一个联盟所进行的政治干预。 街头事件使全球化的害处戏剧化了。这个戏剧突出了公众和公开宣布的问题。不过，某些国家（日本就是其中之一）不曾经历街头勇士抗议全球化的场面。在这种情势下，就值得思考日本的情况。在1990年代和进入新千年这段时期，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市场加快一体化，伴随经济的急剧衰退，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和其他资产被外资收购、过去的有些保护主义壁垒瓦解了，社会分裂日益加剧──凡此种种，被认为是在面对强劲的全球竞争中不可避免的。而惹人注目的是那里不曾发生对抗市场一体化的公众游行示威，但不能忽视普通人私下里已经浮现了对市场和国家权力的抗拒。 仔细观察就可能发现“日本消费者联盟”和乳牛场主对从遗传学上加以改变的食物的抗拒，它不是大张旗鼓而是静悄悄表达出来的（这种结论是由参加我的《全球化》这一课程的学生研究者得出来的，《全球化》是2000年9-12月间我在京都立命馆大学讲授的一门课）。日本的水稻生产者也反对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因为他们不想面对来自食品出口方面的国际竞争。向全球市场开放被视为对他们的身份、与自然的联系以及文化和精神传统的威胁，而水稻是这一传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直接影响妇女的全球流动，其中包括诸如大阪等地的跨国的性产业和童妓。每一种问题都涉及人体的生命力，这是米歇尔·福考尔特采用的一条理论途径，也是一种启发，它强烈暗示了作为《全球化综合征》的其他探讨途径的一种补充。 为了推动全球化研究的议程，应该注意到我在第12章中提到但没有详述的主题：全球化的伦理学。鉴于全球化的不均衡性，以及大块的边缘化地区（不仅在空间意义上，而且从人种、种族、性别和上没上互联网等方面来说），要紧的就是要抓住这样一个问题，即全球化从道义上是可持续的吗？哪一个当代的韦伯将站出来写一本《新自由主义伦理和全球化精神》呢？ 另一个迫切的需要是在教学方面。除单独的有些关于全球化的课程之外，我们对于全球化对学界具有什么样的纲领性的含义还缺乏系统思考。全球性重构能够确保以为了学生而安排讲授的知识的方式来进行教学重构吗？全球化对课程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大学──和那些在大学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将处在世界秩序变化的前沿还是尾随其后？它们将真正地接受创新性的全球化研究吗？ 实事求是地讲，我认为不存在一种最好的用于适应和管理全球化的世界性战略。在各自拥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不同地方所显示出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的，为这些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寻找一个单一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实际上不存在一种适合于所有时期和地方的可实现的替代方案。相反，一项关于替代政策的议程必须考虑到平衡全球化的收益和减少它的损害。这项议程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在扩大全球进程的参与机会、享用权和责任感的同时去维持或者增加全球化的经济和技术优势。这将意味着有必要调和全球化带来的许多实际成就和引发的各种对其后果的真正担忧，正如在无数抗拒形式中所显示出的那样。 我真诚地希望中国同仁在迎接这种挑战中将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已经坚定地面对我们时代的这种不均衡特征，而且它具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因此，在对全球化作出一种公正而合理的反应过程中中国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 詹姆斯·米特尔曼 马里兰州毕士大 2001年4月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导论 第一章 全球化的动力 第一部分 “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 第二章 国际劳动分工的再思考 第三章 全球化与移民 第四章 全球贫困与性别 第五章 边缘化：打开莫桑比克市场 第二部分 区域主义与全球化 第六章 “新区域主义” 第七章 全球霸权与区域主义 第八章 次区域对全球化的反应 第三部分 对全球化的抗拒 第九章 定义对全球化的抗拒 第十章 环保抗拒政治 第十一章 全球性有组织犯罪 第十二章 结论：满意形式和不满意形式 附录： 访谈问题单 导论 这本书主要研究不断全球化的（有时由国家推进的）市场力量的强大推动力与社会需求引起的反作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这里所面临的挑战是要辨明全球化的满意形式，即世界秩序中的各种历史性变迁和因而产生的不满意形式。包含在这些基本问题内的具体问题将在本书的各章中提出。 与以往许多对全球化问题的解释不同，这本书尝试提供一种独到的和多层次的分析，即将经济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相联系，将代理人与多重结构相结合，并且使不同的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场所彼此关联。当然，由于这本书的论题所涉及的范围广，因此，对这些论题所做的任何一项独立的研究本身都不可能是十分完整的，而本书只是向这个方向迈进的一步。迄今为止，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其中一种类型的研究具有经济主义的倾向（单方面强调物质因素以至于达到忽视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程度，尽管政治义务与文化价值可能隐含在分析之中）。另一种研究类型是以国家为中心，这种研究方法在大量跨国研究中也有明显表现，它假定公共政策是全球化的驱动力。此外，还有一些锲而不舍的区域研究形式，它们坚持强调某一特定地方的特性和有关它的各种变迁的详细描述，而没有把握这个地方的变化与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之间的联系。纵然这三种类型不能覆盖所有的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论文，但是，它们当然在其中占很大比重。 由于大多数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文献是基于西方的经验，我的研究成果则主要来自于非西方世界。与其他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著作不同，这本书以绝非理想化的手法研究全球化主体的心声，这其中也包括那些抗击全球化潮流的人的心音。我并不是假定自己代表他们发言，那样做未免是一个未经许可而妄自尊大的借口，而我是从全球化过程中的受害者的角度来探讨全球化的进程，这些受害者包括：工会运动、处于社会边缘（在某些情况下，这里是民粹主义政客的温床）的人们、世界各地的失业者和未充分就业者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边缘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这些群体直接或者更经常是间接地遭遇这些全球化的推动者：国际流动资本及其在国内的支持者、在限制性贸易惯例面前畏缩不前的出口商、地方的实业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能力与国外的企业竞争）和那些为了从自由化和增加的进入国外市场的机会中受益而设立的国内金融结构。这些群体反过来与民族主义政客、内向的官员及其他引人注目的保护主义者抗争，后者中的一些人鼓吹跨国流动对国内商业具有不利影响。在这场竞争中，不存在恶徒或者英雄，他们只是怀着具体的相互冲突的利益的群体行动者，置身于现行的全球性变迁的侵袭之中，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变迁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尽管这些抗拒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孤立、统一的现象，相反，它是各种过程与活动的综合征。在此使用“综合征”一词意在表明在人类生存条件中，或者更具体地说，在全球政治经济内部相关特征的一种模式。尽管左、右两派批评家中都有一些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病症，但是，在我们的语境中，“综合征”一词并不表达医学意义上的一种疾病的症状，因为全球化决不是一种反常现象。恰恰相反，全球化作一系列占优势地位的观念和政策框架已经变得很正常了，同时正如我将表明的那样，全球化作为一种错误的普世主义而正在受到质疑。“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新区域主义和抗拒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全球化综合征所不可缺少的。尽管这些并不是仅有的要素，但它们作为世界秩序中各种变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引人注目。 “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是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剖析。它包括世界各区域之间生产的空间重组、各区域之间及其内部大规模的移民潮、将生产过程、买方和卖方联系起来的复杂网络以及在这些过程之间起协调作用的跨国文化结构的出现。而且，全球化通过各国和各种经济力量为寻求打开更大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大的竞争力而倡导的宏观区域主义、包括亚洲的“增长三角”（该词1989年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明）和“增长多角”在内的次区域跨边界安排和诸如各种出口加工区等微观区域计划向前推进。“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和在新区域主义中的权力部分有一个对应物，因为它引发了抗拒政治。更具体地说，必将受到限制的权力的某种具体配置引起了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的抗拒运动，尽管这些抗拒运动是以不成熟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权力的配置也会促使加快寻求替代方案，这些替代方案可能使全球化的生产性潜能服务于公平的目标而不是使社会隶属于超级竞争的需要，这种超级竞争是由（加强了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它体现为贫富差距扩大和公共社会政策退化。 因此，全球化具有矛盾的性质：它带来各种主要的好处，包括生产力的提高、技术的进步、较高的生活水平、就业机会的扩大、以更低的价格享用更多的消费品、信息与知识的广泛传播、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减少贫困，以及使许多国家人民从长期的社会等级制度中解脱出来。然而，融入全球化所建构的这一全球框架并采纳它的做法就需要付出代价。明确地或者默许地接受被包围在全球化之中的事实都将导致被包围的一方所实施的政治控制受到削弱，，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控制被根本取消，这种情况在全球政治经济最脆弱、最贫穷的地区尤其容易发生。此外，世界市场的渗透和全世界分化的加剧还侵蚀了文化传统，导致新的混合文化形式。 全球化的概念 在预示了这本书的主题之后，让我给出一个全球化的概念，至少将它初步地提出来，以便使其在随后的各章中得到发展。尽管关于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但它们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类。 其中的一类定义表明相互联系或者说相互依存的增加、跨国流动势头的上升，以及诸如从某些方面来说，整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单一的场所的过程的加剧。这类定义的典型表述如下：“全球化是指减少国家间的壁垒和鼓励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更为密切的相互影响”（Tabb1999，1）。福特基金会总裁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而基本上与此类似的定义： 这个术语[全球化]反映了一个比以往发生的更全面的相互作用，这表明了“全球化”有别于“国际”一词。它暗示了国家边界重要性的缩小和超越那些植根于某一特定地区或国家的各种特性的加强。（Berresford1997，1） 就这个定义抓住了全球化的重要特征──跨边界流动、特性和社会关系而言，它是特别有用的，但是它没有明确社会关系的本质，也未谈及触及权力的等级体系问题。 第二类定义的理论性更强，它强调的是时间与空间的压缩。关于这类定义，尽管也应该提到其他人的作用，但无疑在这方面作出特别重要贡献的有三个人。其中，安东尼·吉登斯对地方与空间做了区分，他认为前者是一个场所的概念，或者说是社会活动进行的一个地理（从有形的意义上理解的）背景，但就全球化而言，后者则是由不在现场的社会影响构成的。空间日益与地方分离，而与全球范围内的其他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同时，古老的时间形式（比如，季节或者农业社会的日升和日落）也开始与空间分离，它本身正在进行各种可能性的重新组合（Giddens，1990，18-19）。吉登斯指出，“全球化由此可以被定义为在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的加强，这些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远的场所联系起来以至于本地所发生的事情受遥远的地方所发生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Giddens1990，64）。 戴维·哈维沿着相似的思路，他还注意到时间缩短了，而且当涉及确定原因和结果的时候很难说出所处的是什么空间，由此，他假定“穿越时间的隧道空间湮没了”（Harvey1990，299）。由迄今为止最遥远天际支撑的空间形成了一所大学，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各种文化表象，就如艺术展览反映出的那样，而且它还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商品构成。例如，食品市场就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了，随着本地的产品被全国性的、继之全球性的食品所取代，消费模式和价格结构也发生了改变，逐渐与国际贸易融为一体。罗兰·罗伯逊依照同样宽泛的探究途径，他强调在将各种文化实践与全球化相联系的情况下，它们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在他看来，全球化的各种文化进程是由全球意识推动的，但他不如吉登斯的学说体系那么强调技术的作用（lobertson1992，142-45，Albrow1996，98）。上述这三种解释都以时-空关系概念为轴心，并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相联系，对于吉登斯来说，全球化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个结果。吉登斯对时-空压缩的分析基本与社会技术相联系；哈维与罗伯逊则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分别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变化和文化领域相联系。 在不完全抛弃这种做法而尝试使其进一步深化的同时，我提出了一个有所不同的概念。“就如从以下的论述中所体验到的那样，全球化的占优势的形式意指一种历史变迁：在经济领域中体现为谋生和生存方式的变化；在政治领域，地方所实施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不管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切最初表现得多么微不足道，都将逐渐导致权力中心在领土国家的上、下两个层面上不同程度地发生转移；在文化领域，贬低一种集体的成就或者对这些成就的认识。反过来，这种结构可能导致和解或者抗拒”。大多数代理人表示默认，但另一些代理人则尝试拟订一个行动计划，这一计划包括各种宏观经济增长过程和新技术，同时还使它们与社会公平和各种改革计划联系起来。在这个方案中，变迁伴随各种市场力量的运作开始，然而，对这种变迁的各种政治反应是最为重要的。鉴于市场显然将继续充当全球化的发动机，那么，在推动和维持或者削弱这种趋势的相互作用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尽管政治与各种市场关系之间总是紧密关联的，但全球化是作为“一种对市场权力扩张的政治反应”而出现的，它既作为一种支配的形式，也作为一种解放的可能性。 此外，全球化是“一个知识领域”，尽管它不是一种成熟的范式，但是，它是一种有助于解释世界构成方式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的批判方法，进一步地说，它还有助于灵活地估价社会学家在研究一体化和解体化过程两者之间特殊的相互关系时所运用的范畴。一个标题下面包含大量的现象，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使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层面的分析相互联系”。因此，这种框架阐明了“一个由各种不同的跨国的和国内的结构而形成的统一体”，它允许一个场所的经济、政体、社团和文化向另一个场所渗透。 与此相关，有必要强调的是某些全球化的倡导者和它的一些贬抑者同样都热衷于经济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础的上层建筑结构已经重现了，而这一次它是由那些不加批评地称赞新自由主义重构的全球化的传播者提出的。那些全球趋势观念的普及者（例如，Ohmae1990；Naisbitt1996）倾向于假定单方面的原因，他们认为受技术进步推动，市场化本身正在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我认为，不要通过一种经济主义的分析或者政治决定论（象那些认为是国家而不是市场在推动全球化的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这所做的那样）而过度地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和模糊这些联系，人们必须识别出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之间的具体相互作用。实际上，全球化是一系列多层面的过程，它具有内在的对自身能力和潜能的限制，因为它产生了对自我的抗拒。换言之，全球化造成的种种不满不仅仅体现为潜在的和不公开的抗拒，而有时这些不满已具体化为公开的反抗。 方法 从理论上来说，卡尔·波拉尼所进行的开创性的工作就是，为探讨全球化的基础和将各种从实际经验得来的数据结合起来以免一系列复杂的资料失控而寻找一个有用的切入点，人们不必怀着一种赞许的心态去阅读他的著作也会发现，不仅他提出的关于全球重构的独到方法，而且他所提出的关于概念重构的基础都具有启发性。尽管我得转到其他的一些经典作家，诸如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和安东尼奥·葛兰西，而不能单独地或主要地集中于波拉尼的框架，但是，这一框架是我所进行的各种探讨的轴心是统帅我在几种情况下反复提到、批判和试图扩展的各种概念的试金石。 在《大变迁》（1957，1994年第一版）一书中，波拉尼探讨了在世界经济中由他称之为自我调节的市场所推动的社会分裂和分化倾向，一个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乌托邦观念所发挥的强制性力量所导致的结果。他描绘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各种倾向，从中揭示出30年代全球政治经济所造成的局面和由于自由主义经济结构的崩溃而导致的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失业和复活的民族主义等现象，他指出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集体否定导致了世界大战。波拉尼的“双重运动”观点包括，前所未有的市场扩大导致了极度的社会混乱和强烈的政治反应，后者以社会要求国家抵制市场的有害影响的方式而体现出来。大概与30年代的全球经济相似，当代的全球化似乎正接近于一种局面，其中更新的自由主义经济结构将产生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分裂以及对自保产生的持久压力。在下面各章中所分析的各种具体过程是这种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考察这些过程，超越波拉尼1994年出版的那本著名的著作而精选他那些并不太为人所知的著述，从中梳理出市场的扩大与那些同“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新区域主义和各种抗拒政治最相关的具体问题之间结合的含义是有助益的。 为了集中于这种分析，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必须限定“全球化的本体论”。如果不首先表明构成现行秩序的基本单位就很难由此继续探讨。在实际情况下，各种社会力量的平衡是迅速变化的，因此，揭示出不同环境中各种变化的潜在动原是十分重要。尽管“本体论”这个术语来自于哲学，是指研究存在或生存本质的形而上学的分支，但是它已经被用来意指探讨的 具体对象。这些是彼此相互作用的部分世界秩序，这种相互作用将在第一章关于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的标题下更充分地论述。就如“不断演变”这个词所表示的，各种具体的研究对象不是一次定型、永远不变的，而是处于历史的运动之中。与此相关，有必要回顾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观点，他认为应该确定出大量的“观察点”用来观察历史。具体地说，布罗代尔假定建立起了与“社会秩序”、等级体系、时间和空间相适应的一些轴。他建议沿着这些轴想象诸如分属于不同地区和空间等级体系的那些不同主张（Braudel1980，55；Helleiner1990，74）。跟随布罗代尔的思路，可以尝试捕捉到即将出现的有关全球化问题的具体研究对象，而不需以任何方式将它们作为静止的框架而固定起来： （1） 可以用布罗代尔的方式将“全球政治经济”视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作用的系统。布罗代尔没有将世界经济作为他的分析中唯一占优势的因素，相反，他强调与世界经济之间相互作用并由此确立全球结构的各种实体。尽管有几种政治和经济实体驱动全球化过程，但塑造全球化过程的跨国公司（TNC）的作用显著增加，原因在于，即使跨国公司本身不是所有者，它也能在几个国家协调生产和控制各种运作（Dicken1998，8）。当然，无论如何，大公司绝不是推动全球化的唯一动力。尽管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但是，它们也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代理人，国家的作用尤其通过撤消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框架而得到发挥。 （2） 根据布罗代尔的观点，“国家”是由虚线边界绘制成的，尽管这些边界部分是可渗透的，但是，国家能够控制各种跨边界流动—一块置于全球经济之上的摸板。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更确切地说，国家间体系，绝非象有时所认为的那样是流行现象，因为对于政策而言，例如，那些移民政策，不论实施得多么不完善，它们确实为出入境设置了条件。在跨国流动中生产的组织一部分是在边界之内，而另一部分则是在边界之外。同样，移民运动也是一部分在边界之内，而另一部分是跨边界的。 （3） 各种“宏观区域组织”，例如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它们不仅在空间上协调资本流动，而且为进入全球化过程提供了通道。宏观区域组织的形成包含市场规模的大幅度扩展、现存各种政治单位的重构以及公民资格全部含义的再定位。由于由于一个人的公民资格与他的工作地点的分离而使植根于一国之内的国籍不那么有意义了。居住在自己的祖国而工作在另一个国家的劳工包括那些跨边界工作的人（例如，法国的居民在瑞士工作）和那些通过电子方法与各种跨国生产保持联系 的家庭电脑工人。各种宏观区域组织可能因此而被视为比具有某些政治文化联系的国家规模更大的松散的地理单位，无论它们之间多么不同、相互差别多么细微以及有时多么容易引起争议。尽管生产的全球化是一种同质化的力量，但本土文化仍然提供归依的中心，同时也为装配线上的生产提供灵感和创造性的来源（例如，在服装的式样、食品和玩具等方面）。文化界限也强化了各种政治经济群体的特殊性。 （4） “次区域模式”将各种交点汇集起来，贯穿各个国家，还把临近的概念扩大至包括除地理意义上的距离以外的各种因素。确实，历史遗产和经济力量能够为产业、就业机会和过剩人口转移到其他地区提供推动力和起到示范作用。将许多次区域实体联合成为一个较紧密的全球化网络的典型例子是处在跨国三角区的正在建设中的著名的阿尔卑斯钻石公司，它联合了里昂的纺织和化工业、日内瓦的金融服务业以及杜林的自动化基地。在形成了电脑联网和商业伙伴关系之后，这些城市正计划建造高速公路，使它们相互间的旅行时间缩短至不足七十分钟。同斯图加特、巴塞罗那和米兰一样，里昂也是次区域的繁荣部分，由于它们为欧洲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动力而号称为“四发动机”（Drozdiak1995）。 （5） 在主权国家的疆界之内“各种次区域模式”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卡塔卢尼亚、伦巴第和魁北克就是在相应各国的政治管辖下享有相对自治权的实体。此外，许多工业区形成了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的内部各种经济和技术力量彼此高度依存，同时，这些力量本身又深深植根于包容更广的交易网络之中。例如，中国国务院决定，微观区域组织（即出口加工区）将作为国家的改革样板，由此使它们担当推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据认为，取得微观区域经济发展从而使经济结构形成“阶梯模式”是必要的。广东省的深圳号称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它是中国吸引外资并参与“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四个经济特区中最大的一个。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内部移民，是深圳扩大进出口贸易的一个关键的生产要素（Mittelman1990，66）。 （6） 随着服务部门就业需求的增长，全球领先的城市提供了新的机会，尤其是在“信息业”和低薪岗位，各战略性的“全球城市”对服务性就业的需求吸引了当地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地区工人的广泛注意。全球性城市完全依靠自己而成为主要的行为主体，它们直接与全球经济的其他参与者谈判，通常它们所从事的交易都与国家的权威无关。 （7） 各种“市民社会”也正以“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关键行为主体的面貌出现。有时，它们的活动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得到体现或者在非政府组织（NGO） 中被制度化了，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们的表现是不易觉察的和没有正式组织的。市民社会对全球化结构的反应可能出于自地方或全国的层次，这种反应也可能是一种跨国的行动。在不同的条件下，市民社会对全球化的力量作出单独或集体的反应。一个重要的倾向是跨边界网络的增加。因此，一些分析家将网络描绘成一个以互惠和水平的方式联系起来的自愿的组织（Keck和Sikkink1998，8）。在此可以将这些网络理解为：它们不必采取组织的形式，从更根本上说，它们充当各种关系群体，这些关系群体中的成员或组成部分以或紧密或松散的方式相互联系，这一切在时间和空间的具体接合点上已经实质上得到了实现。无论市民社会对全球化所作出的各种反应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不外乎是精英或大众的反应、返祖和分裂或建设性和有内聚力的反应，这些要素投射出了一种替代秩序的幻景。与全球化协调或者对抗的适当形式和规模以及公开和潜在抗拒的关系问题我们将回过头来探讨。 从布罗代尔的同时从许多“观察点”（其中每一个观察点都提供了关于整个图画的不同细微差别）透视的观点出发，可能将全球化这个多层面的过程，或者毋宁说一系列的结构变化，分解成互不相关的联系。这本书的一个限定是“全球化和……”。在不忽视社会科学的传统关注点，诸如“社会”（社会学的核心部分）和“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轴心）等的基础上，本书的注意力转向可能被称为人口层面的全球化：部分是为了避开国家控制的领域和起因于经济和文化（包括某些共同信仰和习俗、移民、汇款、杂居及平行经济）的人口流动。 从经验上来说，重要的是对变化的全球结构作实地研究，原因在于，各地区所经历的全球结构变化是不同的，而且它们对这些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也是千差万别的。对于构成某一特定意义时间和空间的许多层面的理解是不可替代的。理论为这种理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途径，而各种结构解释也应有其背景上的限制。 就方法而言，这本书尝试强调当不断全球化的结构与当地的条件接触时所产生的变异。当然，全球化并不是将一切东西都硬塞进同一个模子。我的研究计划是，将各种不断全球化的趋势主要放在两个不同的次区域：东（即东和东南）亚和南非进行研究，前者是全球化的中心，而后者则构成了最边缘化大陆的主要中心点。东亚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快速发展的国家，这些国家（直至1997年经济危机的开始）连续十年取得超过8%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该地区体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活力。这一地区包括日本和中国，它们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国，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将在二十一世纪初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国。对比来看，南非十二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比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的一半多一点，这个数额与芬兰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而这些国家为使自己摆脱这种状况而做出的努力必将遭遇到不断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的结构上的不利方面（Davies1996，26）。 尽管对这两个次区域内的所有国家都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本书是围绕我在1991、1993、1996、1997及1998年间对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南非和津巴布韦等国所作的经验探讨而构思的，我对这些国家进行实地研究的时间长短不一，深入程度也不同。我之所以选择日本和南非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是各自所在次区域的盟主；就被包括在全球化的各种增长过程和权力机制之内或者被排除在它们的外面以及其市民社会的健全程度而言，其他国家则更呈现出了参差不齐的状况。在每一个国家所作的调查研究包括持续时间从两个星期到一年不等的多种多样的访问。为了进行这项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的研究，我于80年代末两次去中国，随后在90年代我又到那里收集档案资料，并从事现场研究。我参加过各种抗拒群体举行的许多会议，在许多运动中与他们为伴，这些运动包括去一个有毒的废料倾倒场（Holfontein，南非，1996年7月20日），还参观了被作为“祖产”（这个词用于强调土地产权问题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而争论的地方，并且询问过市民协会成员、银行家、商人、官员、部长、议员、高级法官、记者以及当地的学者和学生。 我在上述提到的国家中进行了100多次单独的访谈。我强调“单独的”是因为，在一些情况下，令我惊喜的是，一个组织中不只一个成员未曾预料地在单为一个受访人而计划的约会中出现，并参加到已经变成对一个群体的访谈中来。这样，起初有计划的访问随之就变成自由式的论述，一般这种会谈要持续两到三个小时。对于大多数受访者来说，他们立刻就觉得全球化的框架显得太大，因而难于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但是，如果大家能确定一个更精确的范围，恰当的规模，更相互差别的问题，那么，全球化的各种结构就变得清楚可见了。受访者友好地与我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观察，在一些情况下我要求他们署名，而另一些情况下则要求匿名。正如在第一章所陈述的（随后在第九章关于重新定义抗拒政治中将展开论述的），这些受访者是根据被视为本书理论核心的几个范畴来选择的。其中，我发现行动主义分子们直接或者间接地挑战各种全球结构，特别是，但不仅仅是，（为了那些在下面的分析中将详尽阐述的理由而）追求环保目标的那些人，尽管他们也围绕有关社会公正的其他理由进行动员。当然，我在一种情况下向受访者所提出的问题可能与另一种情况下的不同，但在所有的场合都涉及跨边界问题。那些能够核对出其评论的受访者的名字、观点、及我们会见的时间和地点都在书后的参考目录中注明；访谈问题单参见附录。 除了进行正式的访谈之外，我还与国际的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成员进行了大量非正式会谈，这些非政府组织包括菲律宾的“人民组织”和南非的“社区组织”及商界、政府、国际组织、媒体和大学。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纽约和华盛顿度过的，因此，我寻求利用这种机会对全球化的核心增长机制、重要的国际机构和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广泛的实地探讨。 这里所采纳的方法不必然导致一种系统的次区域比较研究或者一种排他性的解释──对许多不同国家的经历的令人费解的描述。这些不是本书的目的。相反，实地采访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证明或修改我的论点提供论据，而且也是为了提出关于全球化的推动力和其结果可能如何这些基本问题。最后，一些章节当然比另一些更具有理论性，而有些章节主要是为了观察分析的命题提供说明性的材料。在无法获得数据或者当不可能获得系统的或可比较的论据时，我尝试避免进行跨区域分析。如果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或者一个来自东亚和南非以外地区的异常例子，我就放弃写作中关于对称的标准而毫不犹豫地将它引入书中。 本书包括一章导论“全球化的动力”和一章结论，结论部分展开了主要的观点和思考了各种替代方案，这些问题分为与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相适应的三个宽泛的范畴。第一部分的四章考察了不断变化的劳动分工与分权：劳动分工理论，继之论述了“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重要方面，即移民、贫困和性别和以莫桑比克为个案研究了边缘化问题。莫桑比克是一个处于“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 底层的国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该国通过遵循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战略连续五年成为非洲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就从中吸取经验而言，莫桑比克的成就值得仔细观察。第二部分是关于新区域主义，其中各章分别论述区域主义概念的再思考、霸权和区域主义（这种探讨也集中于地缘政治，它是全球化研究中关于地缘经济学问题的补充）以及次区域对全球化的反应。第三部分探讨了对全球化的抗拒问题，其中的各章分别关于抗拒的含义、环境的反作用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它不仅损害了全球化的合法渠道，而且在制定新的规则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全球化方案这样一个宽泛的主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问题应该研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较全面的阐述，例如金融（Mittelman1996；Mittelman和Pasha1997，尤其在第三章中）和军事战略中的安全方面（Mittelman1994，1997a），但是，另外一些主题也值得研究。然而，我很清楚自己的局限性，我发现那些浮现于头脑中的问题或者超出我的专长所及，或者超出本研究项目承担的范围之外。 我尽可能简捷地概括为，以下各章试图解释全球化与当代主要问题的关系。这本书强调各种不断全球化的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结构贯穿于对极度不同（如果说不是最不同）的世界各地的不同层面的分析之中，这里所说的各地之间的差异是根据持续的经济发展活力和边缘化作出的评估。与全球政治经济向上和向下运动的幅度相吻合的图案呈之字形（象90年代后期亚洲经济危机表现出的那样）和反之字形。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全球化的系统动力、它所带来的无数后果和引起的各种各样反应。 第一章 全球化的动力 全球化的表现包括生产的空间重组、产业的跨边界相互渗透、金融市场的扩大、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主要是在南部之内的人口流动， 也包括从南部和东部向西部的流动），这一切导致了移民与由原来联系紧密的临近地方而形成的社区之间的冲突和在世界范围内（尽管不是普世的）对民主的偏爱。但是，如何解释全球化？它的成因是什么，何时起源以及需要以什么来建构它的概念？这些问题引导我下面的论述，预示了我将在这本书将中使用的主要概念。 动力是什么？ 为了考察全球化模式，关键的问题是选择探讨的途径，这是因为，探讨途径确立对所研究问题的观察点，提供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的视角。我认为一个适当的出发点是研究在全球层面上劳动过程的本质及其产品，因为，劳资间的冲突、商业和消费者的品位都反映了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因此，注意力必须围绕整个社会和它们的构成群体如何试图影响生产组织中的各种变化并与它们相适应。 第一， 因果链条问题需要倍加注意。一方面，可以认为全球化的各组成部分之间是均等的。然而，这种方法会埋没因果关系这一困难问题而仅仅形成一种循环逻辑：一切事物影响另一切事物。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所谓多重原因的外交辞令。如果这样的话，这种方法也会避开问题。并不是为了简化问题，但我认为，如果要透过表面进行探讨，那首先就要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划箭头。 世界事务中结构变化的加快意味着那种更多地局限于交通和通信系统的竞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济领域的竞争呈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这原本是霍布斯所认为的政治领域的特性），它使资本之间发生更直接的相互对抗。在全球竞争中存在新的紧张关系，这表现在公司对不断变化的机遇与失利等式所做的反应中。有竞争力的结构是全球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世界一个地方所作出的决策对其他地方的决策有直接的影响。为了寻求市场的扩大与成本的节约，企业追求技术创新。约翰·斯托普福德与苏珊·斯特兰奇强调指出，是竞争推动了技术的变化而不是别的什么（1991，65，71），他们还为此提出了大量的论据。确实，根据当代全球化的趋势改变一则古老的格言，人们可以说，竞争是发明之母。今天，竞争性或者说自由市场竞争已经提升为一种意识形态，这个“偶像”代表了全球化模型中的一个重要要素。 竞争中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对时间的管理。从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旧福特模式向后福特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引入一个更快的生产系统。这种“刚好及时”的方法迎合适当销售，为管理提供了更多灵活性而给工人增加了不安全感。与信息通过电缆、纤维、卫星网传播密切相关，竞争的空间规模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确切地说，世界范围的竞争已经加快了技术创新的频率，改变了赢家与输家的布局。 社会研究已经帮助揭示出不断变化的竞争动力的不同方面。随着资本家之间日益直接地相互对抗，市场参与者与经营战略的心理学已经发生了有必要的改变。理查德·达文尼（1994）将这种状态称之为“超级竞争”──一种增加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建立运作的不确定性的协同努力，或者在我看来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类型。从政治方面来说，这种氛围是由“竞争国家”维持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发挥一种帮助的作用，防止市场失败（Cerny1990）。与此同时，国家的自治权被资本削减、限制和约束了。国家提供社会保护以对抗市场震荡的能力也削弱了，这明显地反映在不同背景下福利国家的减少。事实上，国家本身也采纳了公司的逻辑，接受各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此为社会分裂辩护，分化它的政策结果并将它自己的各部门服从于成本削减措施。 根据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和菲利普·库克的观点（1995），企业之间达尔文式的斗争已经导致了一种“赢者全拿”的心理，即才智上微小程度的不同就会产生巨大的收入差异。报酬集中于几个人的手中，比如那些软件业的头儿们。凭借其连锁式的产品和普及应用，微软公司控制了世界私人电脑市场85%的份额，尽管电脑杂志的评论经常安排给其他的产品。在美国，虽然一个外科医生明星、运动员明星或者总经理明星只比进逼他或她的对手强那么一点儿，但超级明星们正在得到多于其他同业者许多倍的收入。整个国民经济可以比作一个国家篮球协会，美国的企业文化不仅美化唯物主义和自我膨胀的价值观，而且将它们传播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从娱乐业人士、模特儿、设计师到其他业者，在本行业中处于顶峰的人士会比那些处于二流的人士获取更多的报偿，因为小小的能力差异会在由利润而产生的财富方面扩大化。赢者全拿的市场已经形成了，原因在于，颇具进攻性的撤消管制政策降低了贸易壁垒，信息技术增加了交易份额，市场也更专门化了。在这种超级竞争的环境中，新近出现的富人们享受遥摇领先的收入，中产阶级日益达到极限，大多数人陷入困境甚至更深的贫困之中。赢者全拿的市场的扩大已经导致了效率低下，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竞争者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也不能增加竞争的水平或者提高产品的质量。新增加的这些业者不能获取与其工作相应的报酬，协会因此也失去它们在其他行业本应获得的报酬。人们可以调查一下，看看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是否正变得普遍化了。这似乎滋长了潜在的冲突，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是个不好的预兆。 那么，就解释全球化的呈等级结构的因果因素而言，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各种条件，尤其是以超级竞争作为动力，这一切已经创造了一个变化的环境。伴随超级竞争的是生产的重组，其中包括生产的空间重组，而反过来技术的进步与国家政策又使这一切更为便利。全球流动──包括劳工、金融、贸易、信息、知识、消费品和其他文化产品在内的流动──因此而加快了。 这些流动的文化产品都是美国的？全球化就意味着美国化吗？回答是并不完全。确实，就如美国CNN、麦当劳和可口可乐的广泛波及所表明的那样，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化，但它也呈现出其他的形式，如法国的点心和西印度群岛的摇滚音乐。而且，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自己已经经历了由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而导致的分化。尽管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中美洲处于一个不同的结构位置，但它同样也受到由超级竞争的压力、新技术和劳动力市场转移等带来的震荡。结果，美国城市的特性和面貌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生活方式也是如此。 全球化的起源 全球化的这种模式是何时出现的？对此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全球化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因此，它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当几群人起初通过征服、贸易和移民而彼此接触的时候，地球就开始变小了。城市化可被视为加快传播和经济交往这一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是这一事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据说伊斯兰教的全球化在目前全球化的惯用语构成之前的许多世纪就已经开始了（Habibul1997，111）。 产生于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不同的视角认为，全球化起源于十六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劳资关系的决定性改变和随之而来的巨大技术创新促使资本主义包围了全球。一种新型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因此而席卷了全世界，打乱了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将它的残余并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竞争的市场、领工薪的工人与主要生产方法的私人所有等几个方面相结合。 第三种解释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二十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经济大衰退时期，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次衰退波及面广，当然也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7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揽子改革建议，希望以此构筑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但这个愿望破灭了，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经济匮乏时期。固定货币兑换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放弃了进口替代政策转而采取促进出口的政策以图获取外汇。债务结构显著攀升，几个国家感受到了财政和其他市场约束形式带来的痛苦。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加速了从摆脱旧的福特式产业而转向更灵活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运作的生产的重组。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转变趋势的加强导致了工会权力的削弱、社会开资的减少、撤消管制、私有化及强调加强竞争性：总之，一种特殊的力量均势（Cox1996c,21-23）. 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呢？全球化的历史是五千年、四百年还是只有几十年？关于这种历史轨迹的争论归结为一系列长期的结构与中期的、更近期的结构之争吗？我想不是这样。从历史角度看，就全球化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和间断性而言，全球化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最重要的是，生产在时间与空间的重组确实加剧了竞争，作为资本主义特性的竞争（它本身诞生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制度）此时达到了一个新的被称为超级竞争的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就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当代阶段。那就是说，十六世纪前的时期可以被诠释为“早期的全球化”阶段。第二阶段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到二十世纪70年代，称为“过渡的全球化”时期。从二十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构成了“加快的全球化”阶段，它们之间的一系列联系将在下面探讨。 “全球化的神话”的论点 暗含在这个论述中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构成了一个历史的转折──更确切地说，它是世界事务中一个划时代的变迁。在此绝不是说这种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因为一些观察家甚至否定全球化的存在。如果他们的争论是有效的，那么这本书就不值得着手写了；因此有必要对那些将全球化视为神话，进而将其局限为一系列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的人作出反应。 如果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占优势的方法）认为国家是世界舞台上决定性的行为主体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必要进行超越国家自身的行为和国家间的相互影响的观察。暗含在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背后的观点认为，研究对象是不变的。如果研究的对象是固定和不变的，那么就没有理由考虑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非国家的政治领域。对于那些按主流观点考虑问题的人来说，通过将一系列过程转化成政策问题就可以使全球化与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相适应，但国家是如何调整的呢？他们因此将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和含义放在了一边。一些颇有历史观的学者，如保罗·赫斯特和格雷厄姆·汤普森（1996）也持这种否定观点，他们认为世界经济并不是真正全球性的，而是集中于欧洲、日本和北美，也称三方集团（G-3）。为了驳斥那些提出强有力的全球化论点的论文，赫斯特和汤普森提供了有关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和金融流动的数据，以此证明全球化活动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他们还强调认为目前国际化的活动水平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当今世界经济的开放性和一体化程度还不如1870-1914年间；而且现在，大的经济强国仍象它们以前一样继续协调政策，或者至少仍在总体上规范金融流动和实施经济控制。 如果他们的数据用来表明对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下层的地区的全球化持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那么这些数据就是有意义的。此外，对于全球化概念的这种攻击也提出了正当的警告，即夸大全球化的趋势是一个错误。然而，从经验上看，这些学者由于没有注意到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强劲的上升势头而使他们的分析的说服力受到削弱。伴随90年代早期不利的经济环境而产生了延续至1993年的外商直接投资衰退，接着又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发展中国家增加向外投资的浪潮，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尽管这种投资势头被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所减弱。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CTAD）的报告,1993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占全部外资的39%。其中80%的外资流向了十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其它国家依次是新加坡、阿根廷、墨西哥和马来西亚（UNCTAD1995，7，9）。当然，在各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1993年流入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很少，致使1993年非洲国家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分额下降了5%。在1996年非洲所占的比例更是猛降到3.8%，这是自80年代初期开始和从1986-1990年下降以来的最低点（UNCTAD 1997，56）。而且，非洲的石油生产国在流入这个大陆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中还占了70%多。但是，至少在90年代后期，这种全球趋势仍然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加速流入发展中国家。在1995年它的总额达到了1000亿美元（UNCTAD 1996，xvii）。1996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继续扩大，比1995年增加了大约34%，达到了1290亿美元；全部投资的大部分都流向了工业化国家和亚洲（UNCTAD 1997，xx）。那一年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大约三分之二流入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尽管如此，东盟（ASEAN）各国经历了该地区外来投资的大幅度下降，外资从1990-91的61%下降到1994-96期间的30%，部分原因是由于遭遇到了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强劲竞争（UNCTAD 1997，78，81）。 对于那些较穷的国家来说，它们进入“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关键性标志是债务不仅流入私人贷款者手中，而且也流入那些与结构调整计划有关的部门，这些计划是源于国际金融机构的要求而制定的──说到底，这是一种约束国家的方式。这类交易是每天在全球循环的高达1.5兆美元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全球资本流动不包括实际经济，如商品和服务等，它们也构成跨边界流动。）尽管这些标志触及了金融一体化，但它们没有引起那些持全球化是一个神话这种否定论点的人的足够注意。因此，在赫斯特和汤普森对全球化的攻击中，这种不断变化的全球劳动分工也没有得到系统探讨。福特主义（它最初从美国的汽车业的生产与消费系统开始）的衰落和向后福特主义──需要更灵活的劳动力──的转移对人们的生活的重构及由此对他们的生存方式带来直接的影响。 人们也可以看看世界范围的旅游业，它创造了就业，提供了外汇，塑造了旅游者心目中对不同人和地方的印象，而这一切都深受低廉的饮食、便捷的交通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二十年前，当世界总人口是44亿的时候，有2.87亿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在1996年，当全球人口达到57亿的时候，有5.95亿人去旅游。据估计到202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78亿，其中16亿人将出国旅游（Crossette1998，引自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另一种表现是跨国合并和兼并。这方面的交易价值在1988-1995年间翻了一番，达到了2290亿美元（UNCTAD 1996, xiv）。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二十年，世界贸易增长额是世界产量增长率的两倍。按美元计算，世界外汇交易从70年代初的每天150亿到二十年后的每天9000亿（丹麦政府1997，14）。 除了引用其他的凭经验观察得到的各种证据来反驳那些否定全球化的分析家所使用的论据外，我这里强调的当然是一些新东西。而这并不存在对量变的否定。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重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管理体系的不断放宽。随着在生产系统、通信和交通──包括商业喷气式飞机、加大载重量的货船、集装箱化和电信化等方面大的技术突破──各种壁垒的减少已经显著地加快了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和知识的流动。这不仅使交易的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使各种类型的交通、电话和电脑的成本大大降低。例如，由于运用卫星技术，纽约到伦敦三分钟的电话费从1930年的244.65美元降至1970年的31.58美元和1990年的3.32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97，45）。而且，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只有几家国际公司购买传真机业，因为它们太昂贵了。到90年代初，传真机的成本已经降到1980年价格的四分之一。今天，哪一个大的机构不装备传真机来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沟通呢？ 同样，1980年全世界只有二百万台电脑──一种全球产品的典型，实际上它们都是主机。现在，有1.5亿多台电脑正在投入使用，其中90%是私人的电脑，时下的电脑能力比早期的主机大，它能使地球上一个地方的人与世界上另一地区的人直接交流（Lopez、Smith和Pagnucco1995，35）。 鉴于这些证据表明伴随着技术创新跨边界的流动显著增加的论据，这有时会使人认为全球化是建立在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之上。例如，奥梅认为：“在一张政治地图上，国家之间的边界象以往一样清晰。但是在一张竞争性的地图上，它显示出金融和产业活动的实际流动，那些边界已经大部分消失了”（1990，18）。某些有关发展问题的专家补充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全球化将各国家变成开放的经济区，在这些经济区内为国内市场而进行生产的各行业没有竞争力。他们还认为单个发展中国家不再能够加强其国民经济（Chossudovsky1998）。反对的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边界，即便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之间的（大概是两个高度遗体化的经济区），仍在充当创建单一市场的主要障碍物。根据这种观点，边界不是在消失，有特色的国家市场也仍然保留着（McCallum1995；Engel和Rogers1996）。苏珊娜·伯杰和罗纳德·多尔主编的《国家的多样性与全球资本主义》（1996）一书的各位撰稿人认为，世界经济实际上不如那些全球化的煽动者（例如，奥梅）所断言的那样一体化，国家和部门仍有相当大的运作余地。同样，丹尼·Rodrik认为：“我们不曾有过真正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也不可能在很近的某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体系。资本主义是，而且仍将是一个国家现象”（1998，17；也参见Rodrik1997）。 但是，将成熟的全球经济与一个国家范围的经济划分为二确实有意义吗？只有两种选择吗？就全球化而言，当然是越大越好，但是大可能不意味着是全球的；全球化也必然包含不同层次的区域化过程，随着采用一个欧洲通行证和规定欧洲范围内人员自由流动时期的到来，国内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且，尽管全球化包含一个强有力的向心动力和集中财富，它也使活动分散和身份分裂。作为二十世纪占优势的身份，劳工与全体国民已经被分裂成一系列复杂的身份──人种和种族、宗教和性别（主观地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将人与某种政体和经济相联系），前者已经被后者所取代。就观察者假定的以领土为界的“美国”或“加拿大”的经济而论，他们正在提出含蓄的关于边界的意义的假定而忽略了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后者跨越了边界并正在与那些原来远离有意义地参与跨边界流动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直接地相互影响（不是通过国家政策的渠道或国际机构）。 实际上，对于今天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即使他们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他们的现代化之梦也正在变成现实，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现实并不象社会学家所设计的那样，也不是通过那些曾经对此有过帮助的国内的、双边和多边的机构。大规模的变迁正被压缩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几年而不是许多代，即使是通过官方控制的过程。巴基斯坦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关系变化的速度和方向就例证了这种变迁。象许多劳动力输出国一样，若干年来巴基斯坦获得的移民汇款多于该国用于联邦和地方的国家发展拨款。从1971到1988年间，在中东的巴基斯坦工人通过官方渠道创造了200亿美元的外汇，这个数额超过了该国一年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GNP）。在高峰年（1982），在国外的巴勒斯坦工人通过官方渠道的汇款超过了本国的出口收益，相当于该国进口所用外汇的一半多（Addleton1992，117，120）。 上报的汇款不包括以实物支付的汇款（在海外购买和在非官方经济中销售的商品）或者黑市汇款，这类款项可被视为与国家获取流入乡村的收入所做的努力相对抗。同国外的援助不一样，这些资本流动不附带条件，也不受统治阶级的监督。通过加强地下经济，这些汇款可能逐渐削弱官方偏爱的发展模式并导致国家在一度被视为一国的或国内单位内部的管理失控（Addleton1992）。对于卷入跨国流动的个别家庭来说，它们的消费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置身于更加多元化的经济，其时诸如建筑和零售服务部门的扩大和新的对变化的社会结构的重视，这一切在巴基斯坦尤其以贫困的减少和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为标志。这一连串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仅仅是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的一个方面。 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 全球化并不是无所不包的现象，它不包括与全球结构没有联系的行为，尽管这其中是否存在间接影响还是个可争议的问题。实际上，人们可以将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的含义概括为一系列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全球化对国家的压力、全球化与民主化及民主化与市民社会。在引入这些主题之后，我将简洁地澄清几个重要概念，但愿以此作为以下各章进一步探讨的出发点。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 最近几十年来，个别国家寻求保护国内经济免遭外部力量的冲击，为此采取经济民族主义的行动来限制纯剩余资本的外流，这些行动包括：关键工业国有化、法令本土化、要求地方合并部分外资等等。一些国家（例如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缅甸和坦桑尼亚）也声言以更激进的依靠自己的方针作为与世界体系隔绝的手段。然而，今天，经济民族主义或脱离联系的战略几乎不值得称道了，因为跨边界流动（移民、通信、知识、技术等诸如此类）已经绕过了地球，就如论述所揭示的那样，它已经渗透了国家。 国家自治权（一个在二十世纪70-80年代吸引了学者相当多注意力的概念）的范围被经济全球化所局限了。此外，将国家拉回到社会理论前沿的动力（Evans、Rueschemeyer和Skocpol1985）要求根据全球化作出新的解释。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一些国家可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经济力量中采取主动，但大多数国家则是对它们作出反应。为了从全球化中获得物质的收益，国家以全球化代理人的角色日益促进这一进程（Cox1987，253-65；cf.Palan和Abbott1996）。经常被超越其控制的非人的和无法解释的力量所包围，领导者们的领导能力被降低了（Hughes1990）。面对全球化生产和包括债务结构在内的国际金融的影响力，他们被局限于集中为资本主义的竞争形式而加强国内条件。受到非国家行为主体考验的治国之术相对于跨国力量它的效能被减少了。在不同世界经济区的民众之中，幻灭的政治是普遍的现象。 国家的概念正在重构之中，其部分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对国家主权的挑战。随着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一些原来被国家所抑制的潜在的紧张爆发了。现在国家的边界常被修正（Halliday1990）。东德消失了，捷克斯洛伐克分成了两部分，构成前苏联的十五个共和国已经获得了独立，南斯拉夫现在也解散了，它被种族冲突所分裂。冷战结束前，魁北克、北爱尔兰、巴斯克地区和科西嘉的分裂主义活动正在挑战现状。虽然北朝鲜可能被并入南朝鲜，但在非洲巴尔干化总是一个危险，因为在那里，殖民者不是依据种族分布和诸如河流、山脉等自然界线而武断地划分了边界。将许多国家视为统一的实体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 既然没有国家不被全球化所触及，它们中的大多数就扮演着“交际花”的角色。根据定义，“交际花”向客户提供服务，尤其是向那些富裕的或者上流社会的人。一些国家简直就是在扮演这种角色，它们提供或者推动性产业，现在东亚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跨国的性产业，在那里，国家对其境内的青年男女（或儿童）不提供社会保护，相反，为了有利于市场 力量而默许放弃具有保护作用的本土文化。对另外一些国家而言，“交际花”的姿态不那么明显而是更隐讳，虽然如此，作为国家为占优势的利益服务的角色的象征体现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之中。在任何情况下，“交际花”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形式，就象比如说，一个“福利”或者“发展的”国家，而是作为各种形式迥异的国家的特征的一种政策取向。 广义上说， 国家充当“交际花”的角色依靠全球政治经济中更强有力的利益，不夸张地说，国家在政策上是顺从的，因为它的选择是有限的，而且卷入的又是非法关系（尽管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更具体地说，“交际花”是一个综合结构，它是不同特点的混合物。在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程度上，它表明了在全球化地缘政治中的一个附属的地位。此外，“交际花”的特点是地缘经济中的失控，这一点在从南非的最不发达国家到东亚的新工业化国家都 表现明显。尽管国家充当“交际花” 的角色对未加管制的经济有帮助，但是，它们鼓励臃肿的官僚政治体制，这种情况一部分是源于那些最近几十年才逐步获得独立的国家中殖民主义的遗迹，另一部分源于从二十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发展计划的残留，当然，那种认为政治权力是通向富裕的一种（有时是唯一的）途径的看法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同谋。 因此，有些国家也在“交际花”身份的伪装下与选举和民主的程序绞在一起来增加它们的强制力。警察权力因此被扩大了；在许多情况下，尽管整个政府的预算减少，但警察预算仍在增加；监禁也有了较大的扩展。最后，在某些没有明显外部敌人的国家，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国家充当“交际花”的身份正在为国家权力的持有者和它的受益人而不是一般的公民提供安全保障。由于赞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交际花”这种身份就不单单是一种国内现象，而是凭借它自身的资格迅速成为一种跨国结构；它是一个多维的实体，植根于一种由其赞助人结成的多阶层联合体之中，并由那些被卷入这一共同参与过程的人所维系，它是由降低贸易壁垒所刺激的跨边界流动的中心，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政策框架中一个核心部分。 对国家的压力 跨国结构，当然其中的一些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它们是超国家主义和次国家主义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被来自上层的经济全球化的拉力和来自下层的次国家主义的扯力所重组。一方面，许多政府通过区域主义在全球竞争中寻求好处；尽管以往的区域组合的失败，区域合作仍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不断变化的“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实现移动的途径。另一方面，国家经常被次国家行为主体所分裂。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多元主义的激增导致历史力量的更新──一种错综复杂的宗教忠诚、种族认同、语言差异和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当全球化限制国家权力的时候，出现了历史力量的重申。就如全球化赋予文化的同质化以动力一样（例如，标准的消费品在全世界传播），因此，全球的推动力也削弱了社区的结构，并释放出了隐藏的文化多元主义。 文化是一个抵制定义的令人费解的概念，尤其是因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中包括作为各种固定的模型（例如，“亚洲价值观”），作为一种塑造和被抗拒所塑造的要素以及作为具有一个能改变的基础的种种取向。对文化建构方式的强调可能与各种原始的文化概念相对照，这会将其内在的特征，如顺从和忠诚归因于社会，因此就否定了文化力的不断变化的历史作用。从社会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文化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同质的。事实上，东亚的文化是混杂的，它是种族群体、语言和宗教──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及其他教派的混合物。南非的文化也是五花八门的，它由不同的人种和种族群体、许多语言和种类不同的宗教所组成。更合理地将文化用作一种解释的成分就是判断在偶发条件下主观和可选择的取向，包括国家和抗拒运动在既定条件下动员这些资源的能力。 尽管文化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一个接一个的阶段中文化都遭受攻击，但这个所谓的软问题与有血有肉的结构问题之间的对立还在持续。前者包括人们如何描绘他们的生活，他们如何想象生活的内容，以及他们如何表达痛苦、报答和渴望（Geertz1995，43-44）？不提出一个固定不变的文化概念，而最好是仔细地推敲它，通过建议某一个出发点以迂回的方式而达到解答的目的。那么，可以根据以利益为基础的各种社会过程来触及文化，这些社会过程形成或者削弱了总的生活方式，其中也包括物质生活方式（Williams1977）。在下述分析中，文化被视为一种寻求新的主题和规划命题的工具。 全球化与民主化 受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压力，国家通过采取诸如电脑监控金融系统和建立跨国警察力量（例如，欧洲警察）等措施来加强自己。虽然如此，国家必须适应新的多元主义，许可政治改革的要求。随着东欧的革命，纳尔逊·曼德拉的获释和人权运动的冲劲，民主化的推动力获得了合法性。同样重要的是，赞成民主的力量已经赢得了信任。但是，什么样的民主适合于二十一世纪呢？当民主成为一个全球概念的时候，关于民主的理论却有各种相当不同的版本。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民主集中于统治权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这一原则。 自由主义民主号召公众通过诸如政党、定期选举和权力轮换等制度来影响政府。从罗伯特·达尔（1971）的著作开始，美国学界发展出了一种制度主义的民主概念，即称之为多头政治：一种大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制度，这种参与集中表现在大众在阶段选举中选择领导人，该过程由相互竞争的精英所控制。根据假定，精英们将对大多数人的利益保持敏感，但是，批评家指出，这种定义只局限于政治领域。制度主义的民主定义没有提到通向富裕和社会平等的途径问题（Moreira Alves1988，9-13）。在容许巨大的物质和文化资源不平等的同时，现在，多头政治被美国的决策者提升到国际领域，它被视为推进新自由主义的补充。巩固多头政治或者说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与建立市场导向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意味着二者携手同行（Robinson1996，55，319）。 另一个民主概念植根于由人民统治的经典的希腊理论，该理论也一直被称为直接民主。当代的大众运动重拾这种遗产，它们提出了一种民粹主义的民主模式，该种模式可被理解为有大众中的多数人而不是占优势的少数人统治或者精英人物之间的竞争。按着这种模式，有各种不同的渠道许可公众部门利用国家为它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其中市民社会的动员成为这一过程的重要刺激手段（Robinson1996，58-60）。在实践中，就象它会被集权主义的统治形式所取代一样，这种理想经常被新自由主义所代替。一些拉美国家，最突出的是巴西和阿根廷，都曾经历“集权主义民主”阶段（其他修饰性形容词包括“受限制的”、“被指导的”和“受保护的”等有时也被附加在“民主”一词上），这种类型的“民主”被证明是一种政治表现更为灵活的系统，是通向渐进自由化的途径。然而，不管怎样，国家肩负加强秩序的权力，在试图诱导公众一致支持的同时，国家可以运用强制手段保护自身免于陷入“混乱”。这种统治及其社会分支经常导致大量的冲突：对滥用人权的抗议和追求真正公正的要求（Mittelman1990，67；Moreira Alves1988，9-13）。 对于作为一种支配的意识形态的民主的挑战正在从社会运动的动员中产生，它追求第三种模式，即“参与民主”。与经济全球化相一致，那种象征多头政治和集权主义民主的自我膨胀的个人主义遭到屏弃，从而赞同个人要依赖社会求发展这一信念。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经济概念容许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对此，参与民主的提倡者是不能容忍的。目前，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潜在的，“参与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机构，而且暗示来自社会基础的各种社会力量带来的持续压力，其目的是为了维持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和区域主义的变革形式，对这个问题我将在随后的各章论述（尤其在第6、10和12章中）。参与民主的替代形式于是就与最大的挑战有了联系，这种挑战就是：如何既能控制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分裂的代价，又能民主化。换言之，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经济复兴与民主化相协调。民主化的问题也集中于参与的责任形式。选举出的官员对谁负责？就理论而言，民主意味着对被统治者负责，实际上，领导者的施政是对诸如债务结构、结构调整计划和贷款税额评估机构等市场力量负责。因此就要寻找一种替代方案。尽管没有人可以令人信服地声称参与民主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实现，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动员的理想形式已经成为强大的历史力量。 民主化与市民社会 随着全球化的进行，政治正在被重新定义。选举政治是传统的舞台，但是，当然不是唯一的舞台。超越国家疆界的政治比在一国之内的政治更加易变。市民社会正超越国家，即使这种超越仅以早期的方式，它也正呈现为一个大的竞争场所，在那里，不同的群体试图重铸政治，包括政治的时-空规模（Lipschutz1992）。根据布罗代尔的时间观，包括各种范式在内的思维框架正在发生改变，边界不仅以正式的方式，而且根据资本、人口、信息、知识、技术和消费品的实际流动正在被重新划定。 市民社会的概念根源于欧洲的知识传统，尤其是十七和十八世纪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西方的政治文化。由于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经常在西方使用，因此，它也具有黑格尔的含义。在这种形式下，市民社会被视为超越个人，或者一些人会说，家庭之上和处在国家之下的社团生活领域（Wapner1996）。然而，对于许多试图建立另一种秩序的行动主义分子来说，这种解释经受住了挑战，是合适的。他们的概念大概更与葛兰西的观点相一致，后者认为，“处在经济结构和具有合法性和强制力的国家之间的是市民社会”（1971，208）。正是葛兰西洞察到了霸权不仅通过国家而且在市民社会中实施，市民社会的各种制度──各种自愿结成的社团、宗教机构等诸如此类──对形成一致性是至关重要的。换言之，对葛兰西来说，市民社会──群体代表他们自己的方式──既在国家之内，又在国家之外。国家自身，尤其是在它与市民社会相互作用的时候，变成了一个斗争地带。实际上，今天一些市民社会的领导人在国家机构中占据要位。这为市民社会组织的“独立”制造了一个伦理上的困境。 尽管市民社会的界限模糊，必须对此进行协商，但是在另一方面，它确实具有自己的特色。按我的理解，市民社会将成为一个竞争的政治空间，它由集体的行动所形成和扩大，并由不同于经济的各种自愿的社团所构成，它不能完全脱离国家的控制，但不管怎么说，它处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外。 市民社会的概念已经被灌输到全球化的政治领域，这部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缺乏哲学的层面，部分也是由于社会秩序解体的多种迹象。这种恶化的具体表现是作为二十世纪后期标志的环境的伤痕。作为对国家不愿或者不能有效反应这些信号的反应，市民社会可以担任一个监察者、一个信息交换机、一个各种观念的试验场和公民心声的代言人。与国家相互制衡，市民社会也能重新发现和重新铸造自我；市民社会也充满了紧张关系，但是，它因多样性而充满活力（Serrano1994，309）。尽管市民社会对国家形成压力，是民主化的潜在的刺激力量，但是就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第5、10和11章），市民社会的观念和实践也能腐化，它或者被各种非法的活动所污染，或者以非法的活动去污染国家。 最后，国家-市民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在不同的环境下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存在几种不同类型的市民社会。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垄断资源，但是，还有其他的情形。在非西方世界的许多地区，近几十年前，来自市民社会的要求不是政治生活的特征；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是从西方传播来的，而现在它是抗拒政治中──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关键的场所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让我们转向作为全球化的对比物的抗拒政治，通过探讨它产生的环境：通过区域过程（这里观察的是东亚和南非）反映出来的“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情况。 第一部分 “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 第二章 国际劳动分工的再思考 今天，那种熟悉的关于核心、半外围和外围的形象描述已经不再适合新的结构，这一新结构既包含建立在不同地区的特殊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垂直的一体化区域劳动分工，又包含作为企业的多样化和全球化战略一部分而将其活动扩展至邻国的水平的多种网络。那些旧的范畴不再能捕捉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复杂性及其将所有地区和国家都局限于同交易资本相适应的各种方式。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变迁不仅分割原有的劳动分工，在地理上重组经济活动，而且限制国家的自治权并侵占国家主权。 上升到世界的层次上，全球化则必须被视为一些难解的、未完成的和矛盾的问题，对此将在下面继续探讨。全球化是一个混杂的系统，它不仅加剧了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作用，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削弱了它们。尽管全球化经常象征着一种同质化的力量，它也以多种方式熔化当地的环境，因此导致了而不是削弱了社会结构之间的显著差异。从根本上说，资本积累的基础已经形成了，这种结构接受国际劳动分工，但在方式上与国际劳动分工（IDL）和新国际劳动分工（NIDL）理论家所假定的情形有很大不同。这两种理论既提供了分析全球结构重组的切入点，又为发展替代的表现形式创造了机会。为了考察全球结构重组的主要方面，就必须重新进行（即使是概要地进行）原来的尝试，即认真研究生产、报酬的分配和政治与社会后果等构成的新系统。简洁地评论古典国际劳动分工理论能为提出以备后面论述的相关理论问题提供有效的途径。简单地说，了解经典作家为什么和如何理解和定义国际劳动分工将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从简短的概要中也应该很明显地反映出，不仅关于劳动分工的产生原因，甚至关于它的本质特征问题都存在严重的分歧。国际劳动分工的解释必须以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概念作为补充，后者试图解释生产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生产的空间重组。在将新国际劳动分工这一论题交付批判审察之后，我建议换一个角度，也即我曾经称之为“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角度。 我的主要论点是“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将更多的复杂性引入“劳动分工”之中，并为古典和当代的理论增加了深度。概言之，“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涉及世界各地区之间──其中包括它们的构成单位，值得注意的，如国家和城市和联系它们的网络──的重组。另一种重新排列表现在大量人口从发展中国家、东欧和前苏联向西方转移，尽管也包括在这些地区之间和南部地区内部的大规模移民。全球商品链充当吸引来劳工的磁石，它形成了联系多种生产过程以及买方和卖方的网络。在这些宏观政治经济结构中起协调作用的是植根于文化──家庭、社会和种族纽带的微观模式。文化成为劳动力市场管理和划分轨道上的转换器。 由于原来赋予“劳动分工”这一术语的含义是我的“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概念的基础，这一章的第一部分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劳动分工的概念，同时第二部分转向关于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假说。接着，通过集中探讨各分析层次──区域主义、移民、商品链和文化力量──之间在全球化劳动分工中的相互作用，我将对结构重组提出一种替代的解释。因此，这一章的中心目的是引入这些分析层次，随后的各章将对它们进行详细的阐述，以及进一步探讨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最后，在将这三种表述──国际劳动分工、新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并列的基础上—而得出的结论表明各种趋势，并指出一个等级式的然而不断迅速变化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方面，今天，它既以国家间体系的持续存在为标志，又以来自不同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挑战为特征。 古老的劳动分工学说 古典政治经济学 当劳动分工首次被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研究的时候，它是指将生产过程分成许多部分的生产专业化的新形式，其中每一个部分完成不同的任务，并在贸易中享有不同的利润率和不同含义的比较优势。斯密1776年的那篇关于劳动分工的论文涉及到所有国家的财富，成为孕育现代理论的温床。斯密假定了“买卖和物物交换的倾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他首次进行了研究复杂的劳动分工出现的可能性的重大尝试，事实上，这种劳动分工在随后大陆发生的工业革命期间才得以形成。 斯密认为，正在出现的工业生产形式使工匠们的技术遭到削弱，他们的技巧不仅被几个工匠的合作而且被从事专门和既定活动的大群人之间的协作所取代，这种协作使任何一个人都要去做许多人都在从事的那项工作。在一个单独工厂中劳动力的联合劳动量超过在旧的体制下所有单个工人劳动量的总和。生产力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技巧，因为，任务被简化为不相关联的各种操作，这就节省了从一种活动转向另一种活动损失的时间，而且创造力也从对单一职责的谙熟和专注中产生。与这种专门化并行的还有其他领域的区分──政治和社会──这正如斯密在其1759年（Smith1976）首次出版的处女作《道德情操理论》中所概括的那样。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常被描述为提出了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己驱动的这一假定，但在事实上，斯密也强调，在市民社会中各种社会倾向限制利己主义和有助于防止不协调现象。斯密的《道德情操理论》包含大量对“同伴情感”、个人行为、正义原则和道德的论述。 斯密对不断演变的劳动分工将成为提高生活水平的推动力并因此而带来巨大的利益保持乐观态度，但是，他没有意识到重复和过度专门化所造成的分裂和有害的后果。不管工厂里的工作怎么非人道，就国家能够提供公共商品（突出地表现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以便利商业、提供足够的公正以防止压迫及保护财产权以使之不受侵犯而言，斯密对经济社会充满乐观。当市场社会使相对自治的国家支持自由竟争和劳动分工成为必要时，国内市场的范围是一种固有的局限。尽管在内陆、分散的或者人口稀少的地区个人有必要能够做许多种工作，但是，正是贸易伸展了市场的范围。 在这一点上产生了争论，李嘉图争辩说，商品的价值是根据其生产所需的劳动量确定的，它的价值可以通过外贸得到增加，因为控制一国商品相对价值的规则不能用于控制国家间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通过有效地利用“自然赋予的特殊的权力”，每一个国家“最有效和最经济地分配劳动：通过从总体上大量增加生产，它分散总的收益，并用利益和交易这一共同纽带将“遍及文明世界的全体国家”联系在一起(Ricardo，1932，114）。因此，作为大量的当代理论的基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则可以被概括如下：国际贸易的模式依赖于比较劳动成本的原则，即如果两个国家有贸易关系，每一个国家生产同一类商品，那么，其中一个国家将销售相对（而不是绝对）成本较低的商品，另一个国家也销售它的成本低的商品。与斯密的劳动分工概念一样，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预先假定政治与经济分离和市民社会的概念──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用于覆盖中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术语，而不是当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其中的一些是群众运动。 马克思将劳动分工视为“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他不认同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在生产中劳动分工会导致有益结果的信念，后者认为，生产任务被划分和再划分，以致于成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劳动分工。马克思认为，在生产中劳动分工使劳动者面对生产过程的物质力量，将工人弱化为一个细节的劳动者。知识、判断和意志只是为了整个工厂才得到正式运用，这也经常严重损害工人的身心。详细的劳动分工──产业内部任务的再划分──由此区别于社会劳动分工，它将社会中的所有群体彼此分开。马克思既批判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又以他们的理论为基础，因此，马克思试图重铸斯密和李嘉图的论点，明确劳动分工理论的政治方面。 社会学理论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尝试将经济理论和现在所谓的产业社会学理论紧密结合，但是，除了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杜尔海姆的介入外，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劳动分工理论进步甚微。在围绕国际劳动分工的生产力提高而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所进行的争论，社会学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他们已经赋予劳动分工的概念以具体的含义。韦伯强调“职责专业化”是历史的一种原动力，他认为，“职责可以根据工作的类型来区分，因此，只能通过同时或者连续地将大量人的工作合并才能制成某种产品。”（Weber1947，225）。为了发展这种命题，韦伯集中研究了由劳动分工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建立了尽管不适合于劳动分工或者普遍意义的经济但适合于历史事例的社会学的类型学。尽管如此，韦伯设想的劳动分工的发展与行政手段的集中──社会生活各领域官僚政治专业化的总趋势──同行并进。 对杜尔海姆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劳动分工中结构的分裂和各种聚合的趋势，这最终加深社会的一体化或者他称之为“有机的团结”。与以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机械社会秩序不同，现代有机社会是建立在不同的专业化职责互补的基础上。在劳动分工取代机械的团结但还没有形成用来减轻社会紧张的道德（例如，社会团结）的过渡时期，各种相互影响在量和强度上的增加会导致犯罪的蔓延、经济危机、劳资纠纷和移民。然而，这些反常的形式会减少，因为当灵活性和个人自由伴随劳动分工的日益专业化而来，反过来会推动社会的一体化（Durkheim1984，291-341）。 旧理论，新现实 从对古典作家的回顾中，显然，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为理解现代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跳板，市场的扩大目前体现在经济全球化以及这些过程的社会后果之中。然而，在这一理论中所缺少的东西正反映了古典传统的总局限，这对当代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古典学派允许国家在自由竞争经济中担当劳动分工的保证者，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国家的形式必须是民主的和自由的。（功利主义者如Jeremy Bentham及此后的自由主义者如John Start Mill关注国家的形式。保守改革者如Bismarck和重商主义者，其中最突出的是Friedrich List，他将国家视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要素。） 在突出资本与劳动力成本逻辑的同时低估国家的作用，这种作法的风险在于促使经济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断上升的势力相联系，这种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被韦伯的追随者纠正，他们强调根据年龄、人种、种族和性别的劳动分工（Cohen1987，231-32）。尽管古典作家对文化的作用并非只字不提，但是他们对国际劳动分工中不同阶层的态度、信仰和习惯的论述相对较少。他们不曾在任何地方分析、谈论某些文化加诸于劳动力流动性的种种限制（例如，就象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地区当代的伊斯兰社会所做的那样）。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明确表达劳动分工的空间方面──一个在新国际劳动分工论题中要解决的奇怪欠缺。 新国际劳动分工 除了韦伯和杜尔海姆的贡献外，劳动分工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这种状况持续到二十世纪60年代当生产的空间重组开始之时，其中涉及一个世界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场所的形成和扩大。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家有不同的强调重点：从集中于研究世界市场的变化的新斯密学派到集中于研究资本输出的新李嘉图学派，他们试图解释生产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以及当大量的研究和开发(R&D)活动仍然维持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却出现了生产的划分和低技术工作转移的问题。弗罗贝尔、海因里希斯和克雷认为，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发展中世界被贬低为从事原材料的生产，这种劳动分工形式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Frobel, Heinrichs 和Kreye1980；Lipietz1985）。跨国公司依靠在低工资地区劳动力密集型输出而建立了全球生产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运动和减少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的生产是受在全球竞争加剧的环境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构资本主义的急需的驱使。 由于各种新技术，尤其是使空间缩小的交通和通信系统，生产的场所日益不受地理距离的限制。资本现在不仅寻找新的市场，而且寻求将新的人群纳入劳动力大军。起初，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妇女通过纺织业的“全球装配线”已经成为国际劳工阶级的一部分。正是电子业发展了首批真正的一体化的世界装配线。 弗罗贝尔学派对理解劳动分工的巨大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清楚地指出了跨国资本的增长势力和复杂性以及它在全球领域通过分散生产而把握不同获利机会的能力（参见Goudon1988关于新国际劳动分工论点的不足之处）。这种方法也为研究南-北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世界的大量移民，以及日益将国家区别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各种具体联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角度。 关于新国际劳动分工的论点夸大了廉价劳动力作为全球资本推动者的重要性。实际上，低工资原因无法解释跨国公司在劳动力相对昂贵的地方立足的决定（Fernandez Kelly1989，150-51）。跨国公司有关生产地点的决定代表了各种考虑，而且它们经常倾向于选择那些劳动力成本超过邻国的国家。因此，在一百多个成员公司的支持下，一个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非营利性私人基金会──世界经济论坛（WEF）所提供的一份1998年度包括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竞争情况对比表就运用了评估的综合指数。这些标准包括开放的市场、节俭的政府开资、低税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在衡量这些因素的基础上，1998年新加坡在众多的对手中脱颖而出，它的竞争性位居世界第一，排在它后面的分别是香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表2.1根据上面提到的各种指数显示了各国和各地区的竞争力的评估平均值。 显然，劳动力成本是竞争性模型中以及与就业的增加和减少直接有关的全球企业的估价中的一种构成因素。对于新国际劳动分工论点的另一个困难是旧的国际劳动分工（例如，在农业中）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与新的劳动分工并存，形成了可被视为新旧结合的形式或者是一种劳动力的再分工。实际上，如果问题是认定连续性和间断性，那么，恰当的问题是，关于新国际劳动分工究竟新在哪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要求是对二十世纪30和40年代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所形成的进口替代产业的新忽视。事实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工业的增长可以追溯到两战期间（Gereffi1990，3）。新国际劳动分工的视角所包含的结构主义逻辑导致分析者忽视具体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遍及构成一幅全球图案的单个国家、地区、产业和部门中。 超越了经济主义，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世界经济区方面，对于进入这种劳动分工什么条件是有利的，以什么和谁的条件？换言之，连接和切断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全球联系的政治动力是什么？ 表2.1 全球的竞争力指数，1998 ───────────────────────────────────────── 竞争力指数— —国家和地区 98年 98年排序 （97年排序） （96年排序） 新加坡 2.16 1 (1) (1) 香港 1.91 2 (2) (2) 美国 1.41 3 (3) (4) 英国 1.29 4 (7) (15) 加拿大 1.27 5 (4) (8) 台湾 1.19 6 (8) (9) 荷兰 1.13 7 (12) (17) 瑞士 1.10 8 (6) (6) 挪威 1.09 9 (10) (7) 卢森堡 1.05 10 (11) (5) 爱尔兰 1.05 11 (16) (26) 日本 0.97 12 (14) (13) 新西兰 0.84 13 (5) (3) 澳大利亚 0.79 14 (17) (12) 芬兰 0.70 15 (19) (16) 丹麦 0.61 16 (20) (11) 马来西亚 0.59 17 (9) (10) 智利 0.57 18 (13) (18) 韩国 0.39 19 (21) (20) 奥地利 0.37 20 (27) (19) 泰国 0.27 21 (18) (14) 法国 0.25 22 (23) (23) 瑞典 0.25 23 (22) (21) 德国 0.15 24 (25) (22) 西班牙 0.02 25 (26) (32) 葡萄牙 -0.02 26 (30) (34) 比利时 -0.03 27 (31) (25) 中国 -0.15 28 (29) (36) 以色列 -0.17 29 (24) (24) 冰岛 -0.18 30 (38) (27) 印度尼西亚 -0.19 31 (15) (30) 墨西哥 -0.23 32 (33) (33) 菲律宾 -0,31 33 (34) (31) 约旦 -0.42 34 (43) (28) 捷克共和国 -0.47 35 (32) (35) 阿根廷 -0.48 36 (37) (37) 秘鲁 -0.50 37 (40) (38) 埃及 -0.52 38 (28) (29) 越南 -0.53 39 (49) (n/a) 土耳其 -0.57 40 (36) (42) 意大利 -0.69 41 (39) (41) 南非 -0.84 42 (44) (43) 匈牙利 -0.85 43 (46) (46) 希腊 -0.87 44 (48) (39) 委内瑞拉 -0.98 45 (47) (47) 巴西 -1.10 46 (42) (48) 哥伦比亚 -1.12 47 (41) (40) 斯洛伐克 -1.17 48 (35) (n/a) 波兰 -1.18 49 (50) (44) 印度 -1.61 50 (45) (45) 津巴布韦 -1.70 51 (51) (n/a) 俄罗斯 -2.02 52 (53) (49) 乌克兰 -2.51 53 (52) (n/a)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的竞争力报告（日内瓦：WEF,1998） “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 区域主义与全球化 当今时代新就新在国内政治经济被全球现象渗透的方式和程度。不存在单一的荡涤或者席卷区域内和产业内各种劳动分工的全球化浪潮（Henderson1989）。不同的区域劳动分工正在出现，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与全球结构栓在一起，每一种劳动分工形式都在与世界性的生产和金融中心进行着不平等的交易，并呈现出各有特点的发展可能性。在每一个区域内，次全球等级结构已经形成了，它以经济增长、管理和技术中心及保险系统作为三大支柱。 试图定义一种单一的区域一体化模式，尤其是那种强调合法原则、正式声明、常规官僚作风及制度化交易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模式是没有结果的。确立加强基础设施和以生产为基础的发展取向是不够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在东盟(ASEAN)和南非开发共同体(SADC)成员国中是一个现实，无疑，也是一个目标。当然，区域劳动分工不是静态的，而是在迅速变化，它反映了不同地方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瞬间的金融波动、生产与贸易网的合并以及生产与分配系统的联合。 国家相对于各种全球力量是一个变化的行为主体，它便利了生产的重组，而且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社会中国家间体系仍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借助世界经济繁荣这一良好时机，国家的干预推动东亚的新工业化国家（NICs）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在那里不同程度上表明，本土阶层的分裂与软弱放任军界和政界结成统治联合，它们共同控制国家机器。通过诸如此类的劝诱外国投资者的活动，如保证充足的技术和工程劳动力，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新加坡政府在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实现工业化和提高国家的地位，新加坡从参与国际劳动分工(IDL)起步，经历了新国际劳动分工(NIDL)时期，也是为了驾御“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GDLP)，新加坡这个东亚国家有意通过刺激和辅助本地商业而制造了价格“失常”（Amsden1989；Gereffi和Fonda1992）。 为了适应全球化，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出口加工区或者装配工厂（这种工厂作为出口生产的辅助或分契公司）战略以求获取外资和创造就业。作为新自由主义区域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不断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加强。杰弗里·哈特（1995）收集的数据表明，到1984年为止，在35个国家中有79个出口加工区正投入使用；到1989年，加工区的数量达到了200个，雇佣了150多万工人，另外100个出口加工区正在建设之中。在1990年，墨西哥一国就运营了1938个装配工厂；其中68%的劳动力是妇女──这扭转了墨西哥生产业男/女的比例失衡的状况。这些产业迅速而且没有节制地增长的一个后果是导致了各种环境问题，其中包括边境城镇拥挤，各种服务设施不符合要求，例如清水供应，以及河流污染。然而，以加工区为基础的驾驭全球化的战略正在扩大，尽管在各地区的程度不同。 在重新勾画劳动过程中，国家也插了一手，有时还是通过压制的形式，国家这样做的目的部分是为了控制劳动力成本，在日本也是这样，它的做法是鼓励试验“刚好及时”的生产系统。这种方法号召同步的和持续的供应以减少储藏和营业成本，它降低了使用其他方法时为维持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规模。作为亚太地区领先的经济强国，日本已经向其邻国输出它的“刚好及时”的生产系统，这显示出区域等级结构可以用等高线标明全球各个经济区内部劳动力供应的模式，该等级结构还能对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施以跨国的影响。 区域等级结构形成了“内部全球化”和“外部全球化“的模式。建立内部全球化的各区域方案是在对本地的和相对非正式的协议负有责任的几方之间进行小规模的和非集中的谈判，而不需涉及大的区域集会那种笨重而且耗时的繁文缛节（Lim1995）。在亚洲，曾经尝试使用内部全球化和外部全球化这两种发展战略，而且也曾将两者合并使用。鉴于全球化制约选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政策选择和来自劳动者的反应，内部全球化战略的各种变形是向内看的，并且更加强调地区市场；其他的外部战略形式集中于寻求从世界市场获得最大的利益。内部全球化加强了一个区域内的相互影响，可以从零开始逆转交易，但是，事实上，一项开放的不断全球化的政策可能限制区域主义。 在层次分明的等级结构中，亚洲的区域劳动分工（ARDL）因产业和部门而不同：日本；中国与其他地区构成了“中华经济区”（该经济区建立在广泛的血缘联系网的基础之上，它使中国南部省份广东和福建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投资者相联系，及它们与其海外的强大商业区相连接）；其他东盟国家；和南韩。与日本领先的“飞鹅”区域一体化模式有关的经济增长涉及了发展程度极其不同的国家，这表明一种等级的层化的生产系统使全球市场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各种产业部门中（参见Henderson1989年对半导体业的研究；Doner1991年关于汽车业的研究；Dixon1991；Machado1997）。 今天，当亚洲区域劳动分工的发展部分是由于对不同劳动成本所作出的反应时，次区域就在跨国公司和廉价劳动力供应之间发挥重要的居间调解的作用。亚洲区域劳动分工中的两个“全球城市”新加坡和香港是集中外资的地区中心。在香港于1997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前，为了克服源自经济规模的种种局限，这些地区中心，所谓的两个城市采取了“配对”战略，即只不过是一种联系的协调形式。另一种协调国家的创造性与私营企业家素质的形式，即先前提到的，是一个增长三角，或者由东亚不同国家交织而成的增长多角的概念（见第八章的描述）。 就外部全球化而言，当前，对排他性的贸易集体的形成存在相当的敌视。出于一种对自由多边主义的承诺，日本不愿支持那些助长地区经济联盟的措施，而倾向于支持具有有限的形式化的事实上的经济一体化政策（例如，东亚经济组织，或简称EAEC）。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多边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在一般化的行为原则基础上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关系的制度化形式”（Ruggie1992，571，在Keohane观点的基础上1990）。甚至包括象鲁吉这样的学者在内，他们拒绝传统的现实主义解释，而宁愿相信“超国家的领域”的存在，在关于国际关系的学术杂志中，普遍的范式是承认在多边主义中市民社会和社会运动的作用，但不能使其理论化，因此这种范式对解释经济全球化加强或者削弱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程度作用有限。很显然，全球化表明需要对全球的经济进行管理，但是，现存的国际机构是为协调民族-国家体系而设立的，在该体系中，每一个国家意味着对其国内经济享有主权（Emmerij1992，8）。由此，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机构之间存在固有的错位，这为全球控制的变革埋下伏笔。 多边主义的一个替代概念产生于两种观点，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全球化过程的不断展开，没有人能对世界经济中重大事件的发展方向负责，而另一种观点则合乎规范地偏好将那些处境不太有利的群体包括在全球结构的重组之中或者授予他们权利。因此，“变革的多边主义”暗示在国际组织的过程中非国家力量意愿的声张。在这个意义上，罗伯特·Cox将多边主义视为“对最广泛参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之间对话的一种承诺，并将此作为解决各种冲突和设计各种机构程序的手段”（Cox1991，4）。这是一个解放的设想，这种方法号召在全球重构的时期向公众运动作重大开放。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众多的参与渠道既是畅通的，也是真正代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的不同组成部分的。 近期内正在出现的一种现象是“被切割的多边主义”：不是呈现为一种竞争的贸易集团的状态，而是那些以不同方式被锁定在全球各区域内的国家试图使它们的地位更为有利，并遭遇来自那些受到全球化不利影响的社会群体和运动的抗拒力量。三个地区──北美、欧洲和东亚──形成了“百万市场”，也控制了全球的生产和贸易。在1994年，他们的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87%，商品出口占世界总量的80%，分别高于1980年的76%和71%（Dicken1998，60）。近年来，对这种多边主义形式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这是强调劳动力输出国和进口国差别的全球重构的一个方面。 区域之间和区域之内的移民 随着全球生产重组与全球权力关系重组的同时进行，竞争性参与“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增长正吸引了大规模和日益增多的各种外流劳动力。为逃避一种边缘化的生存状况和压迫，在分层的劳动分工中的人口流动反映了各地区、各国和不同工业化程度之间等级结构的存在。 其实，移民流动与历史本身一样古老，而当代移民潮正在涌动。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1993）估计至少有1亿国际移民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地国之外。这些移民每年寄给家人的汇款相当于660亿美元，超过来自国外政府的所有发展援助。到1987年，纽约自己就拥有260万在外国出生的居民，占该市总人口的35%。据1991年的一个研究项目预测，到2000年移民人口（在外国出生的和他们的第二代）将占纽约人口的一半以上（Sassen1991，316）。欧洲也是一个尤其为大量新的移民浪潮以及数不尽的寻求庇护者而苦恼的地区。根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报告，1987年，非洲30%的熟练劳动力生活在欧洲。据估计，今天，八个非洲人之中就有一个居住在他或她出生国地以外的地方（Keller1993）。在欧洲国家中，德国是接纳外国人数目最多的国家──有520万。其次是法国，有360万，再次是英国，它有180万，接下来是瑞士，它有110万，这个数目占其全国人口总数的16.3%（Kamm1993）。对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章进行详细叙述，但是，这里的重点是为了指出，大量移民流入的新的表现是他们的流向是从派出国到接收国，以及增长极在空间上分散，这形成了特殊的区域劳动分工。尽管市场力是激励人们进行广泛流动、从家乡到其他地区工作和定居的动力，但是，这种推动力不仅仅是劳资间结构紧张的副产品。诚然，资本正在形成各种巨大的不受约束的市场，而劳动力已再那么能够实现跨国重组。资本正在日益全球化，但是，工会组织仍在按照国家的术语构想它们的身份。随着号召“无边界的团结”和最终建立区域工会结构（Lambert1992），国际团结成为更为重要的主题，但是，民族-国家仍是一个关键的参照物。 然而，劳动分工与分权的全球重构的影响之一是，将劳动力分裂成不同的身份。由此，阶层的突出特征在于它与非阶层范畴连在了一起。重要的是生产与身份形成之间的相互影响。就雇主对劳动条件行使巨大控制权而言，劳动者的身份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闲暇领域，例如，在社区或者家庭，在那里工作经历被赋予意义。经常地，诸如体育活动、邻里联谊或者节日等为劳动者身份的形成提供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化的“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是处在阶层和文化差异的十字路口上。对移民劳动者的管理不仅由国家和官方的多边过程来进行，而且也由非官方的单质文化和多元文化机制来完成。 各种移民文化的存在已经对许多东道国的认同提出了问题。在法国，二十世纪60-70年代期间，移民问题成为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当时移民浪潮的起源无疑与先前的不同了。不仅移民工人停留的时间变长了，而且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家人，他们定居下来，生养了第二代移民，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与作为国家认同的化身的不受人种和种族影响的单质法国文化一致起来。事实上，法国人口中的这些新成员，他们还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穿着风俗和饮食习惯，而这些人所面临的情况是，就业机会只局限于那些具有本土文化的人或者那些与当地文化同化的人（Zinniker1993）。 同样，移民也是德国认同问题的核心。1945年以后，德国人发明了“文化内聚力”的神话，以取代“种族内聚力”来定义认同。这种比喻就原来的那种客居工人体系而言是没有问题的，在那种体系中，来自南欧的适量的外国人为德国的经济奇迹提供廉价的手工劳动。“德国化”──种族和文化单质的观点──尽管是有争议的，仍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神化，一个经受不住历史考验的神化。事实上，德国文化是受多语言的欧洲影响的累积产物。例如，鲁尔地区的许多居民是完全被同化了，但他们是那些在十九世纪来煤矿干活的波兰人的直接后裔（Wettern1993）。 将认同的真实性放在一边，1973年外国工人的一系列突然罢工清楚地表明，德国得对移民工人及其家人的住房和教育进行实际投资。假定为一次性的劳动力储备呈现为长期的居民。就如瑞士作家和剧作者马克斯·弗里希所说的接收国那样，“我们需要工人，但来的是人”（引自George1992，123）。 入籍计划将要求重新定义德国公民身份，即这种身份是从父母那继承来的，而不是基于某人的出生地。因此，只有那些至少有一个德国父亲或者母亲的儿童才被合法地授予德国公民身份。被排除在这条规定中外的人是那些在十八世纪定居于东欧的“德裔”的后代，二次大战后遭到迫害的一群人，以及自1980年以来的一些第二代移民（移民的儿子和女儿）。从东方新来的人与德国的联系很少或者没有，但正由于此，他们能够避开适用于其他移民，包括在德国出生的客居工人的孩子在内的那些严格限制。这句箴言“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意味着一些德国人甚至认为那些加入德国国籍的移民仍是意大利人、希腊人或土耳其人。这些人可能已经在德国住了一辈子，可能只说德语，但是，他们依然被视为外人（Wettern1993）。 虽然拥有多种文化的劳动力大军，但是，单质文化主义仍在德国人的认同中占有优势。实际上，尤其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关于多元文化主义曾有过公开的争论，1998年就职的新政府（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联合政府）曾经准备提出一项关于移民改革的意义深远的建议。尽管这项建议强调放宽获得公民资格的条件，完全的同化是就业的可能渠道，但是仍不保证平等的就业机会，因为多元主义将要求德国认同的重建。 对移民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劳动力供应的非正规化和南北新的联系方式的出现。走私网和国际犯罪团伙已经成为大大超越多边机制控制以外的重要渠道。在联系美国和墨西哥的链条中，一个代号“山狗”的团伙护送秘密入境者通过边界。高度复杂的非法劳动力供应系统积极地招募潜在的移民，他们中的一些人溜进美国，与此同时，其他人仍在墨西哥负苦役，中美洲的妇女经常在妓院里被迫向山狗们偿还债务。 这些非法移民秘密劳作，尤其是如果他们不会说接收国的语言或者缺少专门技能，那么，他们就是典型地在非正规的经济活动中维持生存──例如，血汗工厂、零售、流动出租车和工业活计。廉价劳动力非法市场的萌芽通过家庭和公共联系网提供各种入境层次的工作。同时，在派出国的小城镇和村庄，移民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波拉尼的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的扩大打碎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同时在那些接收汇款、现在能买各种消费品的人和那些不享有这种慷慨赠与的人之间产生新的分化。在那些拥有在海外工作的大量男性人口的国家里，国内的工人匮乏使工资提高了，但是也使无数人的生活更绝望和被更严重地剥夺。家庭的分离，一代孤儿的产生，以及回来的移民将艾滋病带回乡村地区，这些不过是变化的劳动分工所导致的确凿的后果。由于陷入依附的复杂结构之中，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是和其他在全球市场上被买卖的商品一样的商品，因此，他们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商品化链条上的一部分。 全球商品链 各种类型的劳动力流动是全球商品链条中的一个有机环节，它们在地缘经济结构中充当一个粗糙的定位器。象原来由特伦斯·霍普金斯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定义的那样，商品链是“劳动力和生产过程交织而成的网，它的最终结果是完成的商品。”通过追踪这些链条，可以清楚地说明一种劳动分工和生产系统的变革。对每一种商品，人们的研究集中于不同的环节：从分配到销售、生产和原材料供应。这些链条不仅联系了多种生产过程，而且反映了在扩大的社会劳动分工中生产关系的总和。 关于商品链，它是与下面章节有关的主题，在此我谈得很少，这并不是因为这一层面不如其他的重要，而是因为其他地方对此已经作了有益的探讨。其他作家已经就不同产业（造船、服装、鞋业、汽车等等）的商品链的组织和地理学提供了详细的研究，在此我不想详述他们的工作（参见最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Gereffi和Korzeniewicz，1990，1994；研究问题的提出，Whitley1996；以及批评性评论，Dicken、Kelly、Olds和Yeung1999）。这里不必推敲从生产到消费这一点，各种商品的相互联系是全球化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经验研究显示了各种不同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复杂的工业、商业和金融联系网的演变已经创造了许多特殊的环节，它们将原材料供应、生产操作和贸易流动连接到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商品链之中。这些商品链穿过民族国家的地理和政治边界，部分地通过各种在社会和文化模式而得到解释。 文化网 各种跨国联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无国家的，使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不仅是商品流动，而且还有婚姻、家族和方言──总之，一种共同的文化。实际上，文化的影响也许是劳动分工理论中最被忽视的因素（Munck1988，101）。经常被忽视的是阶级纽带既由非人的经济力量又由人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所形成；生活的方式的塑造和含义的形成是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因此，阶级被人种、种族和性别的劳动分工所覆盖。借助全球化的动力，对市场扩大的文化反应提供了起源于不断变化的劳动分工的各种主观上的含义和过渡的不平等，对这个问题我将在下面阐述。 文化和劳动分工在其中相互交织的区域和全球网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跨国劳动分工，它是近几十年来东亚经济所经历的引人注目的增长率中一股有活力的力量。一张尽管普及的、聚合的但非官方的强有力的区域网，它由东南亚4000万海外华人（估计有2000亿美元）、香港700万居民（另一个500亿美元）、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总财富构成（Sender1991）。据估计，华人资本家人数只占东盟国家人口的6%（不包括文莱），但是他们估计拥有非政府和非外国人控制注册公司中的70%（Heng1994，24）目前，台湾是世界第十四大经济区，它控制了超过任何国家的现金储备（现在是800亿美元）。 表2.2 四个经济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 市场价格和标准国际估价 （兆 美元） 市场价格 国际标准价格、 每年 国家 1991 2002 1990(a) 2002(b) 收入（美元） 中华经济区 0.6 2.5 2. 5 9.8 7,300 美国 5.5 9.9 5.4 9.7 36,000 日本 3.4 7.0 2.1 4.9 37,900 德国 1.7 3.4 1.3 3.1 39,10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和发展中世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67页。 a 这些估计的资料来源是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2”（除台湾和中国之外）。然而，各种估计的差异很大。1990年国际比较计划(ICP’s)对中国的评估可能是保守的。例如，“国际比较计划”对1985年中国的估计是2.6兆美元。 b 每年的数字在括弧中按几千美元计。在进行国际比较计划项目时，简单地假定国际比较计划中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根据市场价格估计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以相同的百分比增长。对于中华经济区来说这个增长率注定是提高的，因为国际比较计划倾向于比作为相对年收入增长的官方兑换率的市场价格增长得缓慢，（它反映了在高收入经济区较高的相对服务价格）。 世界银行所指的中华经济区（CEA或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自1962年以来保持年均增长率超过7%，到2002年，该经济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逼近美国的产值（世界银行1993，66-67）。随着中国在大约连续六个月的期间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超过15%，这甚至引起了恐慌，即所谓市场改革制造了一辆脱轨的火车以致于国家不经历相当大的政治动荡就无法冷却的过热经济（Walker1993）。表2.2比较了中华经济区──全球经济的“第四个增长极”──与其他领先的经济区的经济规模。 这个结构源于受中国跨国劳动分工的刺激，它产生于从中国大陆到临近地区和东南亚的各种移民浪潮。香港所发挥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将移民集合上船，把他们运往其他地区，让他们在那里作契约劳动者。新加坡为大多数去东南亚大农场和锡矿场的工人提供了中转站。当中国的定居者在接收国自我安顿下来以后，他们填补了当地贸易、销售、商业和服务业的空白。当地人有土地，但是他们没有资本和扩大的国际市场。尽管各种观念将种族与特定的经济活动类型联系起来（即中介人的原型），但是华人通过家族关系、方言群体、宗族和在中国的籍贯等形成了获取资本和贷款的优先通道。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尽管国家资助当地的企业家，但华人的大商业已经控制了那里各国的经济，并且已经形成了传统上由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所控制的家族商行。他们的形成和经济地位反映了中国移民和少数民族在接收国的地位，因为在中国这些组织和协会主要是为商业中心的城乡移民而设置的（Lim1983，2-3）。 一旦定居下来，东南亚的“华人”就通过汇款经纪人往家里寄钱。典型的情况是，经纪人们将这些钱聚集起来，再通过新加坡和香港转寄出去，因为二战后只在这里才有唯一的一个汇款自由兑换市场。那些从事汇款生意的人对集聚起来的钱有不同的支配方式，有的用收集的资金购买商品向中国出口，打开以销售赢利所得来支付汇款的通道（wu和Wu1980，91-92）。宗族，尤其是语言纽带提供了汇集资金的渠道，使资本以迂回的方式在这个网中流动。 资本循环的主要变化反映了与集散贸易的相对衰落和国内生产的相对增长有关的亚洲经济结构变化。集散贸易的衰落导致了充当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中介人的进出口代理活动的减少。随后在香港和新加坡发展了国际金融中心，这些中心成为对外投资的资金通道以及用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在东南亚和香港，“华人”拥有和管理了许多家银行和这些银行在日本、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分支机构。对于寻找去处的大量零散资本和短期资金来说，这些银行能够为它们的中国客户提供关键的服务，并且已经使它们自己成为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金融和贸易机构的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Wu和Wu1980，90-107；Redding1990；Hamilton1991）。 面对来自地方统治阶级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挑战，在巴拿马、瓦努阿图和利比里亚这些地方，经营规模大的中国商人将其商行的控制权分散给了亲戚、心腹和架子公司。这就出现了迷宫般的家族利益和交叉控股的复杂局面（关于Kuok家族广泛的控股的详细情况，例如可参Cottrell1986；Heng1997；及Tanzer1997）。以大亨而著称的那些中国人还成立了大量拥有外国股份的合资风险公司，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华人”。库奥克家族的商业纽带从在新加坡和香港合并的集团办公室到整个东南亚、斐济、中国和澳大利亚（Heng1992，131）。击退经济民族主义挑战的另一个战略是以当地掌权者可接受的方式与非华人的资本结成联盟。由此，新一代的商界华人领袖在维持家乡的共同的商业纽带的同时，已经在诸如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寻求到了政治支持。这种新的身份与马来资本家的利益和需要以及马来人控制的国家的急需都很接近。华人商人与马来西亚人和非马来西亚人的资本都加强联系的两个长期战略是基于认识到，不仅政治联盟对资本积累是很关键的，而且他们的支持者可能被不断变化的政治潮流所吞没。（Heng1992，142）。 同样，在印度尼西亚，随着一系列反华暴乱，中国商人已经在寻求印尼当局的保护，并使他们的经济财富与地方统治阶级的财富联合（Robison1986，317）。为了减少他们在家乡作为政治上脆弱的少数所承担的风险，许多海外华人家族向他们在“祖国”的籍贯省份邮寄投资资本，这样做不仅是由于情感上的原因，还由于那里已取得的经济成就。 二十世纪80年代中华经济区的合计国内生产总值几乎达到4000亿美元，其时被环太平洋带的“华人”投资繁荣起来的香港和台湾将它们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便利用那里的廉价劳动力、低租金和巨大的潜在市场。通过向外部资本开放，广东省将其经济与香港的经济连成了一体，许多香港居民或者他们的祖先都是从广东那里移民来的，他们说当地的方言，即广东话。在广东省的省会，与全世界2000万海外广东人（几乎占估计的在大陆以外的5500华人的40%）建立联系的努力正在进行之中。广东省有人口6300万，比除德国以外的任何欧洲国家的人口都稠密，即使在香港于1997年正式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之前，广东就与600万香港人一起日益成为一个单独运作的经济实体。广东也带动了临近省份的发展，并从中获取了大量的劳动力供应、原材料和市场。广东省城镇地区吸引了大量寻找工作和工资的中国劳动力，那里的工资与香港和台湾相比是低的，但超过那些国有农场和国营工厂的工资（Sun1992）。 例如，在广东省的一个消费电子工厂，该厂四千工人的平均实领工资是每月4000元（相当于72美元）或者说是一个国营工厂工人平均工资的两倍。为哈斯布罗生产遥控玩具小汽车，为无线电话务室生产电话和为康奈尔生产吹风机的这个工厂，它只是由香港商人在广东管理的30，000个公司中的一个；总起来说，这些公司雇佣了近400万工人。上面提到的这个工厂只是格兰德集团的组成部分──中华经济区的一个缩影。大多数公司生产在大陆，研究与开发在台湾，集团经理和公司总部设在香港（Sun1992）。 根据古典的波拉尼模式，市场的扩大在中国──一个拥有15亿人口，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剩余劳动力储备而没有对流向沿海繁荣的微观区域的大量移民实施有效管理的框架的国家──是一种分裂和分化的力量。随着外商直接投资（FDI）集中于沿海地区，这些地区与广大内陆的社会经济差别正在加大。从1981到1988年，中国沿海省份的工业总产值与西部九省的工业总产值之间的差距增加了2.7倍。全中国的年轻女人蜂拥至南方，在女性密集性产业如卖淫业工作；一些人成为外国企业家或当地百万富翁的情妇，通过她们的精美豪华的小轿车和她们与恶棍们混在一起穿过边界进入香港就可以很容易搞清她们的身份。收入的不平等、犯罪活动、环境退化、性病的发病率和对艾滋病的恐惧都在加剧。然而，在中国南方有长久的传统，即当不公平现象发展到超出政治所能忍受的程度时就会发生泄愤的运动、农民骚乱和起义。大概这意味着临近波拉尼的双重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一种演变的和对抗力量源象征了对北京的潜在挑战。 当广东省吸引移民的时候，台湾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在岗工人好战的事态，这推动它更加快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投资。超越微观区域和次区域，华人所有或者控制的公司的进一步扩大包括企业的辛迪加化和在合资公司中与西方和日本的资本合作。当宗族和特别是语言纽带继续在“华人”之间加强商业利益时，传统的家族联系正日益与专业的管理实践融为一体。华人联系网内部的总体演变已经向老年家族长的凭习惯和直觉的方式提出了挑战。现代的经理会讲英语，有工商管理硕士（MBA）文凭，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金融业技术管理者，这反映出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信条是从商业和法律学院传播出来的，当然不是从他们祖先的村庄里，而是从西方国家，即他们现在投资、做贸易和借贷的地方。 显然，中国文化对区域和全球劳动分工中的机构设置起了协调作用。宽泛地讲，它是一种有适应性的、灵活的和有活力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对各种市场力、商业成功所需的条件、与当地人之间必要的互动及跨国机遇作出迅速反应。它也被选择性地用作商业战略，这有益于展示少数人在动员剩余投资资本和从事贸易的特征。但是，文化认同的使用并不局限于少数人共同体。对一般人来说，文化与经济活动相互作用的主观意义取代了它们的客观含义，促使了种族和人种劳动分工内部的冲突──在更大的程度上，东亚的一种跨国现象，并导致了只能与公开宣布的政府目标相矛盾的和加剧社会紧张的国家政策，（Lim1983，20-23）。 结论 这里建立的理论框架按历史顺序在理论和实践上分三个阶段：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的国际劳动分工，该国际劳动分工指出了职责专业化的重要性和成本相对低的贸易产品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新国际劳动分工，它解释了生产向发展中国家扩大的情况；“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它显示了特殊的区域过程在其机构和非官方方面的复杂性，区域间和区域内的移民流动，在横跨许多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全球生产者、买方和卖方之间所形成的商品链交织的复杂网络，以及文化网促使这些商品链便利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并减少（或者加剧）紧张的方式。 这些劳动分工理论对于考察全球重建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其原因尤其在于它们清楚地说明了构成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地理的主要趋势。然而，古典理论（尽管马克思关注劳动分工问题）和它的新变种是经济论的，它们降低了文化的作用，无法使当代的全球重构发生可能的逆转或者中断。国际劳动分工与新国际劳动分工的解释不能提供一种变迁的理论。将未来等同与今天的许多情况──直线式的发展轨迹，就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因为，冷战后世界的变化是一个断断续续的过程。国际劳动分工与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中的经济主义和自由多边主义中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方法所固有的政治优先观点都不能为正在出现的世界秩序提供准确的指导。政治优先观点的问题在于他们预先假定将建立在主权国家领土划分基础上的国家体系与由市场协调而划分出的经济区二者分开。通过将政治和经济划分为单独的领域，植根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占优势的全球化概念就能为扩大的市场的受益人的利益服务。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全球化的分裂和分化的效果被模糊了。这里面临的挑战是为那些经济全球化的先行者所使用的参考术语提供一种替代方案。 在探寻替代方案中，“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超越了其他理论，它吸纳了权力概念。尽管权力是一个多面的结构，并具有许多不同的含义，但是，在国际劳动分工与分权概念中权力要素既包含物质组成部分，如资源的积聚，这是可以测量的（例如，国民生产总值），还有更错综复杂的方面，包括合法性、信任和共性。换言之，作为“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一个特征，权力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结合，后者的效能和潜能不应被低估，尤其当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世界秩序中的一股上升力量的时候。由此，“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联合了结构权力的概念，但不是那类能够唤起人们想到权力遍及于社会生活和无可逃避的结构主义（例如，这个概念的乱用有时可见于Foucault1980）──而是从代理的角度看待权力关系，这里表现了对于那些受到全球化伤害的人全球化所蕴藏的风险，及那些从事抗拒政治的行动者所表达的全球化的风险。 从政治角度看，全球化不是将国家搁置一边，而是促使其将国内政策与跨国资本所产生的压力相适应。国家的创造性表明它经常通过寻求增强生产能力和实现技术突破而尝试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运作和实现“国家”的移动。在二十世纪80直至90年代在次区域经济发展最快的东亚，那里，国家政策的制定是为了建立一个能动的环境（包括研究与开发中心、工业园区、信息技术网等诸如此类）以便向更高的增值活动靠拢。然而，在国家和跨国经济力量中出现了错位，原因在于前者在政治和领土层面积聚人类活动的能量和协作，而这不适应于不断演变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由于国家和全球经济的推动，次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发展起来。由国家的局部地区所形成的，就如在“第三个意大利”（指被灵活的企业、创新能力和主要是当地政府的参与所刺激起来的意大利东北部有发展活力的省份）和巴登-符腾堡州或者以与国家边界重叠的经济模式，诸如在穿过马六甲海峡辐射的跨边界区，以及被自愿加入并寻求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市场扩大中获得好处的国家所培养的次区域。不管怎样，在这种组合中，有时就有那些与全球化的现实相抗争的领导者埋下的冲突的种子，他们或者试图煽动经济国家主义的火焰，或者建立有竞争力的贸易集团（Mittelman1994）。另一种反应是接受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逃避全球化影响的残酷事实，因而所采取的各种不同战略都是为了管理这些过程并与一种多层次体系相适应，在这种体系中国家不是必然衰落而是已经成为几种行为主体之一（就如在全球化本体论部分所指出的那样，第8-11页）。因此，有必要不以想象中的“国家”来定义利益概念，避免主要是防御性的反应。那样，全球区域才可能寻求顺着潮流航行，并乘上“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市场扩大的浪潮（Sadler1992）。 由于“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自身的变化，每个区域和国家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很显然，全球化是一个不均匀的过程，它形成了杜尔海姆所称的“超有机体的团结” 。在世界层面上，有多种专业化结构，这些结构将全球的经济区联系起来，并且还充当它们之间的隔离片。在全球区域与边缘区域存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它们的全球化方案也不相同。前者是顺应全球化的浪潮，而后者则是被这种浪潮所驱动，并且已经或者正在失去控制。各种市场力量不再通过社会植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之中，这些力量正在日益变得无法估量和不确定，并更少依靠那些产生它们的社会结构。 尽管波拉尼（1945）设想市场的扩大是一种全球现象，他也认为区域主义为普世主义者“使金本位制稳定于世界”的尝试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方案。与普世主义者建立在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概念相反，全球化的区域特征为市场社会推荐了另一种战略。区域主义不是万灵丹，它可能是对市场的乌托邦概念的副作用的一种矫正。在全球化的庞大结构中，采用新的区域手段来管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经济不合作和无法忍受的国家主义可能是通向社会公正的途径。社会市场的倡导者强调超越市场驱动、私有部门引导的各种一体化形式，他们认为不断区域化的各种计划可以被用来抑制跨国资本的反社会倾向。他们推测区域主义具有为新鲜力量萌芽、联合和更多地展望后全球化的未来提供空间的潜力。 在那个时期的结束，这种解放的可能性构成的不是乌托邦的图景吗？与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及波拉尼分析中的原材料不同，当代的不确定的全球化形式显然对抗波氏的将经济重新植入社会之中的理想，尽管为了仍是没有定型的。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积聚了物质力量，今天，重新扎根与社会暗示世界经济的彻底重组（其中的主要方面在随后的章节中考察）。在当前的“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不对称将不能由即将到来的全球工人阶级联合来解决。因为，不仅世界中产阶级的团结比无产阶级的联合更迅速和更有效，而且劳动力显著地个性化和地方化。工人阶级的身份不再是原生的，而是从人种、种族、宗教和性别的分工中产生的几种易变的身份之一。形成一种抗拒的政治文化──一种反霸，并组织一种对抗运动都要利用阶级中的突出分子和向着重构生产与身份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努力。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表明区域为分析一种不断变化的“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因为它是特殊的劳动分工的场所和人口大规模变动的主要舞台。既然我在本书别的部分将详细论述新区域主义，现在让我们首先转到全球化和移民的关系问题上，该问题将集中于研究各种区域流动。 第三章 全球化与移民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世界所有地区共有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近几十年来，全球的生产重组已经加重了在接收国和派出国之间的差别，造成了主要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吸引大量的进口劳动力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的局势。来自南部的移民潮正在日益分化，因为它们包括新的“过路之鸟”，诸如那些担心伊斯兰教复兴的北非中产阶层和被自然灾害驱赶的环境难民。同时，全球权力的重新配置导致大量移民从东欧、原苏联向西欧、北美、以色列、澳大利亚和其他地区流动。来自南部的移民和来自东部的移民之间的竞争反映了全球生产重组和全球权力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 移民模式的各种变化不仅是个人选择的事情，而是显示了超越个人控制的结构因素。劳动力的替代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运动，它既塑造又构成了全球政治经济的重组。 人力资本的流动与生产和权力的等级体系相联系。加剧的专业化和空间的分散是向不断全球化的经济转变的一部分，它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人力资本的重新分配。一个地区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的位置和它的专业化形式确立了移民劳动力流入和流出的条件。以技术变化为动力，那些更有活力的经济就象磁石一样将可移动的资源从它们的原生地吸引过来（Griffin和Khan1992，43，47）。当然，这些相互作用对于世界范围的分配、不平等和社会公正有深刻的影响。 这一章的目的是考察全球重构与移民之间的联系和提出一个解释它的框架。通过把“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概念运用于全球移民，我将暗示各种结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指出各种主要的趋势。随后我将论述国际管理制度是否控制移民的问题，并在结论中指出重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途径。 劳动分工与再分工 尽管人们离开他们的家乡到其他地区工作和定居的广泛流动一直是自十六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一个持久的特征，但是移民的模式和范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1500到1815年欧洲资本的扩张，发达的北部和西欧地区的人口向美洲、部分非洲和亚洲移居。与殖民化移民同时进行的是驱逐奴隶、土著工人、囚犯和持异议者。这些人口流动分裂了土人的各种共同体，培养了新的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并为将各种不同的社会与国际劳动分工相联系奠定了基础。 产业革命将资本扩展至海外，改变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的供应和需求。1815到1914年的人口大流动包括6，000万欧洲人移民到美洲、大洋州、东非和南非；大约有1，000万俄罗斯人移居到西伯利亚和中亚；100万南欧人去了北非；1，200万中国人迁移到东亚和南亚；150万印度人在东南亚、东非和南非安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萧条和限制移民政策大大减少了人口流动。然而，1945年后，国际移民的数量迅速增加。1989年世界移民总人数是5，000万，到1992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相当于世界人口总数的2%。 移民在全球的分布是不均匀的，移民人数最多的是非洲次撒哈拉地区，大约有3，500万左右移民，在亚洲和中东约有1，500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移民中的大部分留在他们的原籍地区。据估计2，300万人属于“内部移置”的人，而且官方登记的全世界1，700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中的大多数留在了他们的出生地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1993，7，8，15）。注意其他大的移民潮可以发现，今天大多数国际移民是在区域内部而不是在区域之间进行。（Keely1992，1）。 就区域间的人口流动而言，这种流动尤其是从南向北进行的，尽管在南部之内和北部之内的流动仍很显著（Segal和Marston1989，36-41）。而且，大量的从南-南移民变成从南-北人口流动。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移民（例如萨尔瓦多人）由于害怕暴力和寻找经济福利而离开家园到达能够获得短期工作的第二国（比如说墨西哥），并意识到其他地方（美国）还有更好的机遇。对于那些从诸如圭亚那一类国家或者背风岛等地来的移民而言，南部的某些地方（例如，维尔京群岛）只是他们的中途停留地，因为这些新来的人在沿加勒比群岛北上的途中从一个岛跳到另一个岛。 在北部也有一些国家（意大利和奥地利）为这些来自南部和东部的移民充当驿站。随着南欧的开发，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已经变成既是中转地区又是接收国家。 而且，区际人口流动的水平是异乎寻常的。 尽管大量的非法移民使获得可靠的数据更为困难，但是，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人口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标明，东亚的国际移民人数达到260万（Silverman1996，61）。然而，如果加上内部移民，尤其是自二十世纪70年代末公有制的解体和80年代经济特区的创建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移民，这个数字就相形见绌了。排除在家乡地区的人口流动，一个1996年的趋势研究项目表明，2000年中国内部的移民人数将膨胀到11，000万（Gilley1996，18）。不仅这种规模在该地区前所未有，而且投资流动的速度和对灵活劳动力的需求也是新奇的。 生产与身份 这种需要可以从全球范围内看到，而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可以为此提供部分解释，所谓后福特主义，上面已经提到，它导致了利用划分的和经常是地理上分散的劳动力的一种更灵活、分裂和分权的生产体系。新的模式是建立在更强的专业化基础之上──小公司的批量生产通过稠密的网络和适当的销售联系起来。伴随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变化的是从生产的垂直一体化向垂直分散化转变，尤其当各企业寻求确立独立的适当位置时。福特主义并不是过时的而是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的基础，举例说在低技术的服务业，如快餐、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过程和有时在工业体系的外围（或者出口）地带。尽管存在大量组织上的差异和没有单一的后福特主义模式，但是，这两方面都强调吸纳不同的移民群体，在福特主义为主导的部门中主要是不熟练的和半熟练的工人，而在后福特主义的部门则是有更确定的技术的人员。 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是技术创新：一个联系知识和生产的社会过程。技术不可避免地与所有的增值阶段相联系，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和能量密集型再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的生产过程；它与劳动密集型、能量密集型和污染性的作业向欠发展地区的转移也是一体的。每一个创新阶段都意味着增加一些工作和废弃另外一些工作，要求不同的技术，使新的工人加入到劳动队伍中来，而促使另一些人去寻找不同的就业来源。 削弱旧的福特主义产业赖以为基础的工会的作用是这个重构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西方有组织的劳动者的力量明显下降，工人在某些其他地区也是驯服的，尤其是在东亚的一些国家；无论如何，这种趋势不是普遍现象，南非工会的好战性就表现了这一点。当资本正在形成大的不受控制的市场时，劳动力就越发不能形成跨国的再组织。资本正日益地被全球化，但是，工会和工人的集体权利仍主要依据民族国家来限定它们的身份。替代性的身份来源──例如，性别、种族、种族和宗教──在新的和更分离的劳动力队伍中表现得更显著。而且，低工资和划分的就业已经在那些原来被视为核心的经济区发展起来。之所以为核心是因为在那里核心活动──高增值的生产作业──在空间上是集中的，在曼哈顿和其他地方的“生产”中“核心的外围化”是显而易见的。在新的生产系统的福特主义部门中移民劳动者是很普遍的。核心-外围概念原来在地理意义上使用，现在需要从参与生产过程的个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方面来重新思考这一概念。 相互作用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存在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交流，这些交流反映了权力的等级级别。某些形式的技术流动发生在公司内而不是地区的空间中；技术可以在一个公司内转让而不是一个“接受者”的国家的财产。资本向全球经济的资本富裕地区流动，而劳动力随着资本流动。这种劳动力流动有什么影响呢？ 世界银行和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断言劳动力流动是减少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的手段。世界银行方面认为，移民有助于减轻人口压力、减少失业、向移民来源国邮寄汇款和有利于传播新的概念和技术，这种传播既可以通过流动工人返回家乡又可以通过信息交流得到实现（世界银行1990b，93-94）。然而，移民的好处一直不是均匀分配的，它对那些已经更富裕的接收者有利。技术人员向那些技术劳动力丰富和收入高的国家的流动加剧了国际不平等。来自派出国的这种消极人力资本流动节省了接收国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Griffin和Khan1992，57，65-67）。 尽管世界银行做了一项有价值的工作，即提供了由移民的来源国给出的有关“工人的纯汇款”的数据（世界银行1990b，212-13）但是，汇款不能替代发展。由于最脆弱的群体──儿童和老人──待在家里，而大量的有生产能力的劳动者留在国外，这种汇款的支付体系加深了一些社群的依赖性。Segal1992，11-12）。汇款的利用问题不仅依赖于收支平衡，即如世界银行所阐述的那样，而且依赖于这些资金是否被投资于直接性的生产活动。对各个地区汇款的实际使用的研究表明，相当大的一部分汇款用于储蓄、投资房产、地产、消费品和支付个人债务。数据显示，大量的汇款集中在购买各种消费品和奢侈的进口品上，这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汇款用于生产性活动（Papademetriou1988，249-50）。 很显然，资本贫乏地区持续的人才外流剥夺了这些地区用于劳动力社会再生产的投资中的大部分。这暗示教育服务的流失，例如牙买加和菲律宾的护士流动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医院。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的受教育阶层能够很容易地移民，但是，这些工人在更发达的地区往往只能找到佣人的工作。对于现代工业中需要技术的工作而言，这些阶层的受教育程度和他们的态度也证明比一些当地的半熟练工人条件更好，这样在移民地区就可能爆发紧张。不管怎样，当接收国将政策从偏向那些特殊的族群转向重视高技术的移民时，就象美国和加拿大所做的那样，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明显增加了外来人才，而且相应地激起了非法移民的浪潮，吸引了半熟练工人以及非技术工人。在此方面，移民的阶层分析和各国的移民政策有助于解释移民流动的方向。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移民政策包括一个体系，即确认专业资格，放宽对诸如医生和工程师的移民限制，为非技术劳动者的自由流动设置障碍。 除了损失熟练和半熟练劳动者，这些派出国长期以来从其在接收国寄居的公民的廉价劳动中获得营养。然而，通过性行为的改变（这种情况经常首先发生在大城市和劳动营），移民也会减损健康的劳动力──一个重要的发展因素。离开家人和缺少女性陪伴，年轻男子易于搞同性恋，也容易接触妓女和毒品。感染上艾滋病的移民返回乡村社区和小城镇的家中，这给那些直到最近还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地区造成很高的感染率。这种移民与艾滋病之间的联系尽管显而易见，但被耻辱和否认所遮蔽。 众所周知，移民加重了主要是南部地区的边缘化：非洲次撒哈拉、大部分加勒比及其他地区内的“飞地”。拥有4亿多人口而其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比利时（一个拥有800万人口的国家）的非洲次撒哈拉地区受到远高于其他地区的生产成本的阻碍。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交通成本高得过分，而其熟练和受过教育的中等劳动力又相对缺乏。尽管这个大陆通过债务结构，更不用说援助机构的深度卷人而与全球金融市场连为一体，但是，非洲仍然没有全面参与最近几十年出现的全球生产体系和相关的出口扩张活动。为了逃避那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移民们被那些竞争性地参与到“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经济极度增长的地区所吸引。总之，宁愿在异国他乡的生产和服务业从事有偿劳动也不愿在家里为生存、内部冲突或者战争而战。 此外，军事援助、武器销售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与跨国银行流向穷国的贷款将这些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到全球金融和生产系统的各种经济控制机制和结构之中。债务服务的义务要求这些国家强制实施开支紧缩的措施，而这些必将沉重地落地社会中脆弱的阶层身上。出口导向的发展和各种结构调整政策深化了这种模式。这些政策的实施经常导致压迫，而这反过来又产生政治难民潮。接收国将区分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作为一种提供庇护的机制，但它模糊了这一事实，即这两类移民同样都源于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尽管有多种类型的自愿和非自愿的移民（政治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环境难民、专业人员、法律工作者、无证件工人等等），但是他们之间的分界线日益模糊。移民的直接原因──国内动荡、种族和人种倾轧以及经济冲突并伴之以显著的不平等，这些原因经常是交织的。确定其中的因果联系需要对有历史和该地区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的政治和经济角色进行长期的观察。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地方的发展动力和全球化的生产如何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而共同塑造移民的模式？ 尽管这一问题的答案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但是，我可以说，反映地方动力与全球化生产相互作用的一个恰当例子是1983年外国工人被驱逐出尼日利亚。非洲的历史就是充满着人口流动的历史，驱使这种人口流动的有贸易、征服、奴役、自然灾害和福音传道等。对于讲富拉尼语的人在西非北部边缘的散居以及游牧民族的季节性流动都有大量的记载（Arthur1991，65）。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尼日利亚的工业生产中心吸引了大规模的移民，二十世纪70年代有相当多的移民来到这个国家的油田和建筑工地。尼日利亚从世界范围的石油价格上涨中获取了大量外汇，基于这种刺激，尼日利亚通过将其新获得的剩余资本用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来寻求加入全球生产体系。除了制造业和石油业的就业机会外，尼日利亚首府城市阿布贾和卡因吉水库也象磁石一样吸引了熟练和半熟练工人。而且，在尼日利亚国内各州所建立的大学和工艺学校也立刻吸引了加纳的教师，他们热切地加入到尼日利亚的经济繁荣中来。 当石油生产从1979年的230万桶下降到1982年的40万桶时，尼日利亚感受到了失业的苦恼。拉各斯开始将非本国公民视为国内有限工作的竞争对手和本国经济所承受的一种重负，并决定对1969年加纳驱逐尼日利亚人的行为给予报复。1983年，尼政府命令据估计200万西非人在两周内离开尼日利亚。将外国工人遣送回加纳、多哥、布基纳法索和乍得造成了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这次遣送行动挨家挨户搜查躲藏的外国人，并且设立紧急接待中心帮助减少人道灾难（Arthur1991，72-77）。 正如在西非和世界其他地区表现出来的那样，当今的区域主义意味着参与全球政治经济竞争的政治经济权力的积聚，与之伴随的是区域间和区域内大量的人口流动能力的积聚，在诸如种族和家庭网络等微观模式的协调下，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加剧竞争加快了移民的交叉流动，这一点在西非的个案中再次得到体现。 不仅西非的专业人员、从事贸易的人和非熟练工人在欧洲和北美寻求就业，而且在一个分层的区域劳动分工内部的人口流动也反映了国家间的等级结构和不同的工业化程度。西非主要的移民派出国有马里、尼日尔、乍得和布基纳法索，它们都位于萨赫勒地区，都具有工业生产水平低、文盲率高和基础设施薄弱的特点。这些国家都曾经经历森林被滥砍滥伐、连年干旱、可耕地人口压力大、被不平等的土地使用制度加剧的生产停滞和缺乏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等。 区域内劳动力移民的主要流向是从西非的撒哈拉到西非的沿海地区，尤其是流向更繁荣的象牙海岸国家：加纳和尼日利亚。另一股移民流是在西非海岸的内部，在那里，来自饱受战争破坏的利比里亚、塞拉立昂和加纳等国的农场工人和产业工人向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的生产中心，即主要是象牙海岸和尼日利亚流动（Arthur1991，75-77）。加纳的个案表明，一些国家既充当人口流动的起源地也担当它的目的地，这使在全球化生产环境中对派出国和接收国的区分成为人为的把戏。 一方面，全球化和区域主义两者都削弱了国家控制人口跨边界流动的能力。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之间无证件工人的流动几乎是不受阻碍的。另一方面，移民政策的变化及其后果不应被低估。国家所特有的权力，如授予公民资格、命令遣送和限制在其领土上非本国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可能引起（或者防止）一场国际危机。在各国关于寻求庇护者、家人团聚和获得国籍的政策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移民政策和移民流动的相互作用既表明国家效能的减少，又表明其效能的持续重要性。 在移民和生产重组的背景下，全球化的各种副作用包括不断改变各种社会结构和冲突的模式、政治不稳定、人权方面的各种成就或者人权遭到滥用及对环境的影响。全球化生产所带来的一个显著后果是在新旧两种类型的经济发展区中劳动力女性化。从亚洲的出口加工区和墨西哥的发展计划到美国的工厂，工作日益呈现出传统上用来定义和证明女性职业的特征：由温顺的劳动者进行的细致入微的轻便操作。不管她们的技术水平如何，女性劳动者总是比她们的男性伙伴获得的工资少，而且她们的升迁机会也有限。不稳定就业状况的发展意味着重复劳动、临时工作、低于标准的安全措施和不充分的健康保护。尤其是在较新的经济区，在男性家长意识浓厚的环境中劳动力的女性化在某种意义上会被看作是妇女的解放，由此而造成社会的混乱，但是，那也会导致剥削和可能使她们在自己的集体中被边缘化。 妇女被当作灵活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她们也和男人一样正在成为国际移民。移民的经历尽管提供了流动的可能性，但它并不必然提供她们摆脱从属地位的机会。研究显示，在移民的聚居区再生了社会控制机制。正是移民妇女的下一代面临应付不同文化价值观和态度的相互影响的困难任务。这些后裔群体在获得教育和培训方面也面临障碍，尽管他们生为其父母目的地国的公民，但是他们经常被当作“第二代外国人”对待。例如在德国的第二代土耳其妇女中，其中只有21%的人受到获得熟练工作所必须的充足的教育和培训。她们中的大部分跟随她们的母亲进入较低的劳动力层次（Wilpert1988，168-86）。 其他妇女被落在了家乡。她们中的许多人处于依附于姻亲和男性亲戚的地位，这导致她们过隐居生活以防受到不正当行为的骚扰，也增加了她们的大量心理问题，在印度被称为“迪拜综合征”（Dubai sydrome）：头痛、失眠、食欲不振、胸痛、晕厥或者假性中风（Kurien1992，43-61）。在东亚，妇女已经被招募到性产业工作，她们中大多数是泰国和马来西亚人，这些人经常身处异国，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她们的主要主顾是国际商人和军职人员。国家通过旅游、签发特许证和国际广告的形式积极地参与推动性产业。 在协调这些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很关键的，它们或者是加快了这些过程或者是阻碍之。各国对自己国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压力作出反应。它们也必须考虑其他国家控制移民流动的政策。如果某个国家的边界是有空子可钻的，那么，许多“非法”移民就会进来，他们忍受这个国家的政治管辖，从事该国公民不再做的工作。这些“非法”移民容易遭受国内警方各种手续的严格控制和随时出现的被驱逐的威胁。由此，欧盟国家已经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建立了电脑信息中心以便检查某一外国来访者是“被通缉的”，还是在其他地方已经被宣布“不受欢迎的”。欧盟国家已经同意建立一个法律执行机构，即欧洲警察总署，以便在各成员国的警察部队中协调行动。对劳动力薄弱部分的政治控制和监视机构变得日益与人权问题相关。 可自由支配的劳动力包括一个国家短期雇佣的工人，当他们不再被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被遣送回去，因此以这种方式可以维持本国劳动者较高的就业水平，因此，该国的劳动者是这种可扩-可缩的可自由支配的劳动力储备制的受益人。瑞士和波斯湾国家已经实践了一种可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政策。在海湾地区外国人与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1980年这一比例从沙特阿拉伯的23%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76%。如果就总劳动力的百分比而不是总人口而言，外国（即临时）工人的比重甚至更大，同年这一比值在卡塔尔和阿联酋高达90%左右（Tabbarah1988，256ff.）。不同地区的各国正在越来越多地选择“全承包的”项目：一个承包商，有时是国家（例如中国），招聘工人并将他们派到诸如博茨瓦纳的某块“飞地”，工作期满后再把他们遣返回国。一个不同的例子是在南非共和国，在那里外来的移民和国内的移民都是可自由支配的劳动力资源。这个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利用移民来推动人种和种族的隔离以及劳动力的划分。在后种族隔离政策时期，这些人口流动仍在继续和被重新塑造，其中的一些流动甚至已经加快了，而另一些则已经衰落。 “管理制度”与布罗代尔的结构 国家的作用包括在本国边界的范围内对移民劳动者进行官方和非官方的管理，以及实施国际的和宏观区域的管理。管理问题的提出集中于关于“制度”这一关键的但欠缺研究的问题：存在明显的或者潜在的区域和区域间的移民“制度”吗？如果存在，那么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何种标准或者说规则？ 如果各种国际制度被理解为一系列的相互作用，那么，将它们同一化是有意义的。然而，没有理由假定它们在每一个领域都存在。而且，原则、标准、期待和操作规则常常比公开显示的更难以捉摸或者与之不同。当然，公开的声明不能显示制度最初是如何建立的、其中所蕴涵的心照不宣的谅解、这些制度在跨政府部门是否具有共同的含义是共享的以及对于这些含义谁的解释是真正算数的。最重要的是确定某种制度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在何种程度上它加深或者减少了全球的不平等，以及如何能对它进行改变（Puchala1992）。 考察管理制度的一个解释性方法是研究移民引起的冲突问题。这些冲突包括难民问题（越南和香港）、公民的驱逐问题（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无证工人事件（墨西哥和美国）（Segal1992，11-12）。在所有的这些类型中，移民的优先选择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化的趋势，但是，对移民入境设置各种障碍，包括东道国为使移民返回家园实施强制性遣送和给予钱财诱惑，则表现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的领土原则。通过压缩社会关系的时-空方面，全球化过程超越各领土国家，重新分配世界的劳动力。然而，各国所采取的不同的移民政策表明，主权国家试图控制人口流动，因此这肯定了国家体系的逻辑。 辩明国家间标准的出发点是研究建立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意识形态动因及其条款的细节。对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授权包含在凡尔赛条约里，这反映了来自工人组织的压力及十月革命的影响，这一切推动战后各国政府建立一个规范劳动条件的国际组织。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华盛顿召开，在会上法国代表阿瑟·方丹是将有关移民工人的管理规定提上会议议程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移民工人和国民工人享有同等的工资和就业条件。当时法国正面临国内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许多移民派出国也寻求保护它们的海外工人。倾向于采取限制性移民政策的国家（例如加拿大和英国）担心制定和采纳国际劳工标准，它们认为这种标准会削弱国家主权。双方的这种僵局预示着共同的立场只局限于一些模糊的原则而没有具体的意义。 1934年美国加入了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它以主要接收国的身份承诺推动建立标准的国际劳工管理框架。然而，1848年戴维·莫尔斯被选为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主席后不久，当他建议由国际劳工组织来管理欧洲移民向拉美流动的事宜时，美国反对这一倡议而支持建立另一个组织，即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ICEM）来做这项工作。美国当时不愿意将这项任务交付给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因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包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国当时都是苏联势力范围的成员，而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是在美国机构的影响之下（Cox1988，4-5；Hasenau1991，687-97）。接下来的几十年在如下方面都呈现出增加势态：外国劳动力输入，尤其是短期的劳动力输入；秘密移民；劳动力国际非法流动，有时这由犯罪组织经营；以及矛头指向移民的歧视和陌生恐怖，这一切导致联合国于1990年通过了《关于保护全体移民工人及其家属权利的公约》。 联合国高级难民署（UNHCR）的活动、各种国内组织，如美国难民委员会以及大量收集数据和分析国内和多边政策的研究中心为这类国际公约提供支持（Segal1992，9）。然而，将所有的情况作通盘考虑就可以发现，一项关于移民的国际制度仍然没有得到巩固，它的各种声明主要是劝告性的，缺乏执行的机制。 两个宏观区域──北美和欧洲──强调制定地区方案和协调它们之间的努力，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愿采取共同的政策。经过提华纳-圣地亚哥地区一系列的暴力冲突之后，1990年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巡逻队开始合作。两边的法律实施机构试图联合控制沿二千英里边界线所发生的各种问题，在那段边界无证移民经常遭到其护送者、强盗和走私者的抢劫、攻击和强奸，有时被不义之财收买的警察与他们串通一气。在人权组织的监督下，两国政府官员正在使合法和非法移民了解信息，告之他们的权利，与此同时，加大法办滥用权力的边界巡逻人员的力度。 在欧洲，要求采取共同的移民政策的压力正在加大，但是，欧盟缺少在这个领域的司法权力，由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加之，移民接收国与移民来源国之间通过双边的渠道处理这个问题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因此，欧盟各成员国都在维护它们自己的特权。欧盟条约将移民政策视为“关系到共同利益的事情”。尽管欧盟赞同人员自由流动的原则，但是，永久性移民和庇护权一直属于国内政府。一些国家保留边界巡逻员，但是，只有十三个国家──而不是欧盟所有成员国，其中突出的是英国和爱尔兰──签定了旨在结束欧盟内部各成员国护照检查的《申根协定》。1995年，欧盟经研究决定两个非《申根协定》成员国──四十年前就加入北欧护照同盟的挪威和冰岛──应该被允许以“协定参与方”的身份加入《申根协定》。任何人如果是合法地来到《申根协定》的参加国，他就可以到其他的《申根协定》成员国旅行，但是只有《申根协定》参加国的公民才有权利在那里工作或者定居。目前，有条款规定，非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在欧盟范围内享受《申根协定》所列的特权最多达3个月，但是这需要在某种条件下，具体的条件要视现行的条约批准而定。因此，就如协定所规定的那样，一个德国人或者意大利人而不是居住在葡萄牙的一个英国公民或者住在法国的一个英国人可以移民到比利时生活和工作。 标志欧洲移民问题特征的一个压倒一切的悖论：经过二十世纪50-60年代严重依赖移民劳动力的时期之后，从70年代开始欧共体的大多数成员国寻求终止永久性合法移民政策；尽管如此，这些政策还在继续，即使十年来欧共体（现在是欧盟）的失业率超过8%（为压低工资，某些观察者实际数字可能认为比这个还高）。不仅持续涌来的工人与政策声明相矛盾，而且有迹象显示移民领域的管理失控。例如，已经关闭了国门之后，北方人还是担心非法移民可能溜进来，比如说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人，在假定边界具有可渗透性的情况下，移民就可以不受检查地长驱直入北海，在那里他们能找到各种方法留下来（“欧洲的移民：门内的陌生人“1992，154）。当欧盟通过其权威使管理劳务市场的倡议获得一致同意的时候，非法移民的情况却显示出目前这种方法的局限性。 现行管理制度的一个主要局限在于它是根据排他性来设计的。在某些接收国，移民能否获得工作应视其与当地的或者民族的文化的同化程度，以及是通过官方还是非官方的机构移入而定。民族的概念常常不仅基于驾御某种起支配作用的语言或者采纳某种文化实践，而是根据祖先或者一种共同的关于血线的神话而确立的。因此，民族与人种相联系。本书第二章所涉及的关于人种化的国籍概念的典型例子是授权“德裔”自动获得德国公民权，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会说德语，他们的祖先早在几代前就移民到了东欧（Glick Schiller即将出版）。然而，公民资格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拒绝给予许多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人和其他移民，尽管这些人把德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总之，文化是国际移民管理的一个工具，它迫使说不同语言、有不同宗教信仰和完全不同习惯的人去面对。可以假设移民管理制度正在沿劳动力中多元文化主义的方向演变，其中文化在劳动力市场的划分中发挥主要的作用。 国际移民正在建立充满各种严重社会经济问题的多种族社会。在欧洲，许多移民和他们的后裔留在孤立的一小快居住区和文化区内，他们不能与那里的（面临新自由主义要求削减的压力的）福利制度融为一体。在事实上从劳动力移民变成定居移民导致了特别麻烦的问题，这在年轻移民所面临的困境中表现得相当明显。现在这些年轻移民的下一代又在接收国出生，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这些人比他们的父母抱怨得少些。他们中的多数处在教育制度和就业机会的边缘。因此，英国的年轻黑人和法国的年轻阿拉伯人感到他们被当作外人对待，即使他们是居住国的公民，情况也是如此。（在由多种族人口构成的中东的情况就非常不同，在那里政府担心“逆文化移植”：即逐渐失去阿拉伯民族的同一性。大多数阿拉伯移民仍被视为一种政治风险。） 伊斯兰教徒占西欧所有外来移民的三分之二，而允许区域内人员流动后，参与流动的人中三分之二是非欧盟成员国公民。事实上，伊斯兰教在南部各国复兴的前景引起了严重的担忧。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在这些国家的伊斯兰教徒中建立政治参与机制，因为，伊斯兰传统与世俗的具有代表机构的民主社会不同。而且，欧盟的五百万伊斯兰教徒分属不同的伊斯兰派别（什叶派、逊尼派和其他教派）和几种国籍（例如阿根廷人、孟加拉人、摩洛哥人、巴基斯坦人、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欧共体委员会1990，34；1991，25）。 在欧盟国家中，对移民的攻击越来越频繁并伴以加剧的生客恐怖。极右政客，如法国“国民阵线”的领导人让-马里耶勒庞和他的搭档将乡土主义情绪、经济不安全和布鲁塞尔人的恐惧当作对民族认同的一种威胁。实际上，当法国赢得了199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时，来自马塞市阿根廷人贫民窟的法国球星齐纳迪恩·齐达内成了民族英雄，但是，这一切正是在“国民阵线”对法国足球队的组成提出批评之后，而他们批评的恰恰是法国足球队将那些不是“真正的法国人”的球员包括在内。那些惊呼移民“入侵”的人认为欧盟正介于两个贫困区之间：东边是贫困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而跨地中海也是欠发达的国家。在这个结合处，文化和经济模式的相互影响和人口统计的压力是完全存在的。据估计，在接下来的三十到三十五年时间内北非人口将增加一倍，目前40%的马格里布人不满十五岁。由于这些人的收入水平还不到那些在欧洲的人的六分之一，因此，他们可能试图迁徙到地中海以北（“欧洲的移民：门内的陌生人”1992，153）。欧洲的移民政策显然反映了这种担忧，即如果伊斯兰教制度在阿尔及利亚或者其他北非国家当权，那么就会引发大规模跨地中海的人口流动。 关于一个替代性的定义 这些相互作用都与多边主义面对生产重组和移民问题的方式有直接的关系。以这种方式系统阐述这个问题将把注意力引向入多边结构的问题。各种管理制度是国家和国家间组织独占的特权，还是它们将变得更多地许可那些最受这些过程影响的群体的参与？移民充当挑战多边结构的代理人吗，如果是这样，他们在何种条件下和采取何种对抗方式？ 随着单一欧洲市场的建立，对欧盟多边计划的一个关键挑战是欧洲的1，300万移民（包括工人也包括他们的家属）的政治文化模式。就如已经提到的，尽管一些兄弟会、各种嘈杂的组织和宗教机构代表了那些不是生于欧盟国家的人而不是那些跨过边界参与东道国社会的自治群体的利益，但是，伊斯兰教在移民中的动员起到了一种方向的作用。在其他情况下，认同不再以国家为基础，在全球化的生产过程的背景下，认同被重新设想为包括散居人口的跨国结构。因此，移民派出国，例如，多米尼加，它的政府官员与华盛顿、纽约及海外其他地方的政治领导人紧密合作。由于移民汇款的重要性、现代通信技术提供了经常性的交流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移民拥有在其国内的投票权，这些移民派出国的官员实际上将移居区视为国内选区的组成部分。全球重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跨国国家（或者也称之为非领土国家）否定在一个单一国家的公民身份，这对公民概念的变化有重要影响（Glick Schiller 1999；即将出版）。 认同和政治纽带不仅是根据祖先与祖国的联系形成的，另一种认同形成的模式也表现得很明显。各种移民协会有时缓和了它们之间的利益竞争，它们在东道国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初级的跨国反抗力量。1984年，移民群体在法国成立了“移民联合委员会”并一致同意向西欧的移民接收国提出一整套要求。随着1985年单一移民法案的采纳，在十四个东道国的250，000多万移民协会建立了移民联合委员会。这个联合委员会以布鲁塞尔为基地，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非欧盟成员国公民的作用和移民的政治权利。不足为奇，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情绪泛滥也一直是争论的问题（Ireland1991）。 在移民运动和反移民运动的相互矛盾的两种压力下，多边主义因此而体现了某些人类的基本困境，即全球化的生产和移民问题已经形成了强烈反差。如上所示，无论关于移民问题的国际标准多么令人向往，但它们大部分是没有得到实施的，而接收国也没有共同的移民政策。正是默认的协议、文化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在国际移民地区在支持一种脆弱的管理制度，由于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移民正成为一个潜在爆发的问题。国际公认的标准不能消除刺激移民的全球不平等，它也不能回避主权国家的标准和结构。尽管经济全球化已将世界范围内劳动力的移动推进到千年之交，而各种政治单位仍然困守着十七世纪的国家主权学说，到目前为止，将很少的特权移交给国家间组织的做法，无论如何，都有助于维持国家。 对于一个支配性概念的替换将需要集中研究社会的内部动力和各种跨国的、全球的过程之间的相互渗透。概念重构必须通过综合移民自己的看法和挑战现行的经济全球化的观念而与动原结合在一起，以使效率和公平都得到加强。这个新概念的目的不是退回到前全球化条件下，而是超越目前全球化的综合征，将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的生产能力植入全球社会，以有助于实现事实公正。为将这个异端概念再向前推进一步，下一章将考察“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另一个方面：贫困与性别。 第四章全球贫困与性别 （本章与阿什维尼·塔姆合作） 在冷战后时代，世界政治中一个主要的标准化承诺被包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中。在一个仁慈的市场的圣坛上是这样的一个承诺：经济的进步能够为所有笃信其原则的人提供福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标准化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有机会在全球权力和生产的等级体系中向上攀登的前景。这种世界秩序的模式不仅是一套关于经济福利的政策，而是具有真正意义的为实现分配的公正而提出的一种伦理要求。这种价值体系暗示了新自由主义将使百万大众摆脱贫困的明确保证，使他们处于双赢的条件下而不是赢者全拿的动力机制之中。 从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出发，据认为贫困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百分比正在下降；因此，现存的贫困减少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的承诺是一致的。然而，这种提法引起了有关如何最恰当地衡量贫困的争论──这个问题是一个我们不希望进入的雷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分析者没有就此形成共识。 例如，马里耶·德菲和詹姆斯·罗西瑙（1996，523），在承认社会学家没有许可一个广泛公认的贫困定义情况下，他们选定“不够标准的社会条件的现实和担忧“这一系统的阐述，它包括可支配收入、住房、服装和就业机会的不足。这种看法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将贫困的主、客观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尽管没有涉及到方法论问题，但它赞同广泛的经验指标可以用来估计不断变化的贫困的发生率。 存在与新自由主义的断言相对立的论据，这种论据支持一个相反的观点，即全球化的水平越高意味着越贫困。当世界范围内平均收入增加的时候，贫困人口（根据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来定义的）的总数从1987年的123万增加到1993年的131万。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区域间和区域内又存在很大差异：东亚的贫困率下降了（由于90年代后期市场混乱正在全面波及，这种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在非洲次撒哈拉地区贫困率稳定在39%，在那里贫困人口总数在上升（世界银行1996，7-9）。怎么会是这样呢？在世界一些地区有助于减轻贫困的全球化怎么会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削减相对立呢？之所以显得对立的原因在于贫困的发生率出现了变化、区域间和区域内贫富分化的加剧及财富的再集中。换句话说，全球贫困包括在一些国家经济条件的下降，而在其他地方的表现是，宏观经济增长与大多数人经受持续的物质剥夺两者之间的错位感。 在这种背景下，构成本章的这些问题就是：全球化与贫困之间不断演变的联系是什么？就不断变化的全球结构而言，理解贫困的分析重点是什么？ 那么，这一章的目的就是对抗新自由主义关于贫困的断言并提出（即使是以初级的形式）一个替代的概念。这里研究的重点是关于贫困的“生产”，而不是作为其基础的对于不断全球化的各种结构的政治文化抗拒，这是本书第三部分的主题。我们的核心假设是，尽管贫困是一个古老的现象，今天，将这个问题作为“全球化、边缘化和性别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更好地理解它。我们试图描绘在这个多面的过程中的各种联系。这种关系链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使许多人边缘化的各种方式，即通过削减用于社会服务的公共消费和将经济改革与社会政策分离。就妇女构成了那些主要的受其影响的群体而言，这种边缘化显示了一个性别的方面。 随着经济的重构，正是妇女承担了被国家所抛弃的大部分对全球化反应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她们还承担着传统所规定的家务劳动。尽管一些妇女有了新的收入来源，但是，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任务变得更困难，例如通过生产的空间重组而使妇女加入到正规的劳动力队伍中来，这对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均衡的和分裂的影响。通过阐述日常生活被相伴而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边缘化过程所改变的方式以及性别在边缘化中受到影响的方式，这一章不仅对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承诺提出质疑，而且揭示它的局限性。 然而，如果没有赖以立论的基础，这种形式的结构解释也会具有其局限性。因此，通过运用个案研究来探讨性别的边缘化问题是有益的，这种方式能够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加剧的贫困提供逼真的论据。这里我们提出的一个核心理论观点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的增加是由于社会与经济脱离──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 就我们试图解释的动力而言，全球化的程度越高，边缘化的程度越深，在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都是如此。为了理解边缘化，人们可以将“边缘”这个术语的视觉（从中心看到的外部的边缘）同在经济学上使用的“边缘”（那就是，处于一项活动的报酬仅仅能补偿它的成本的那个点上）一词结合起来。我们的观点中尤为重要的是“性别”的劳动分工：将大多数妇女置于从属地位的关键的社会分层体系。性别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权力关系。 性别意识形态包括根深蒂固的排列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各种信念。与其他的意识形态一样，各种控制结构经常通过公认的假定以不自觉的形式得到维持。就性别意识形态而言，一些共同的假定包括是家务劳动天然是女人的领域，妇女是非生产性的社会行为主体。在这里我们将提出的一个命题是性别意识形态不仅在社会关系内部形成权力结构，而且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来表达，以各种特殊的方式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相联系。“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赋予社会服务领域的各种职责从国家转移到妇女、刺探开放的市场、放宽对贸易的限制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以合法性。在从结构上将妇女的经济参与局限于生存活动的各经济区中，对削减国家的权力──有时这被理论化为家长权力的制度化──事实上也是反对增加这种参与。即使在妇女的经济参与已经增加的经济中，在贸易和工业自由化的压力下，这种参与的条件也常常具有严重的剥削性。因此，尽管似乎不存在明显的男性化的全球化意识形态，但是，性别意识形态表达维持了妇女的边缘化地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确实是使全球化成为可能的一个因素。 我们的个案研究将在两种背景下──非官方的农业部门和出口加工区──阐述上述这种表达的特征。本章对国民经济主要由这些部门构成的国家进行跨区域分析。深化市场经济对于导致妇女贫困的意义将在这两种情形下进行探讨。我们集中研究经常被列举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莫桑比克（世界银行1990b到1997b） 的非官方农业部门中的妇女，在那里妇女在田间的劳作能够为家人提供大部分生活资料（Marshall1990，33）。对于出口加工业，我们将个案研究放在了菲律宾，在那里出口导向和女性为主的工业化（即低工资的女性劳动力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曾经是90年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尽管这两者之间有许多不同点，但是直到90年代菲律宾和莫桑比克都出现了经济突飞猛进的增长（第五章），这两个国家都是各自地区经济落后的部分。还有一个不是我们的核心论点的问题，那就是这两个国也都是原来的打上伊比利亚和天主教传统烙印的前殖民地。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都在实施结构调整计划。这些全球化计划目的在于减轻贫困，但是，在它们的构想或者实行中没有恪守性别中立。 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构调整只是旨在使经济非国有化以及使市场扩展和深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不仅有证据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承诺，而且，援引波拉尼对市场经济的理论透视也有助于解释这种脱节现象。鉴于波拉尼集中研究了十九世纪英国市场发展的情况（以及前市场社会），他的《大变迁》的观点可以被引申来理解千年之交全球贫困的动力。在市场社会出现之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生产是为了消费（希腊人称之为家庭的一个原则）而主要不是为了积累。以家庭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将市场和货币视为“仅仅是另一种自给自足的家庭的附属物”（Polanyi1968，16-17）。换言之，波拉尼的经济体制植入社会和随即从社会中脱离的概念预示了一种性别分析形式，甚至为考察全球化分裂和再引导现存社会经济计划的方式提供了探讨模式。为了发展这种概念，我们首先对新自由主义关于贫困消除的框架加以评论，接着另外选择一个切入点展开我们自己的阐述。 重新定义贫困 新自由主义的视角 新自由主义为推动全球化的各种措施，例如结构调整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减少贫困的承诺只能通过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而体现出来。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呈现为贫困问题的对抗手段而没有暗示也是它产生的原因。而且，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下述解释：市场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经济仍然部分地受现存社会安排的束缚、这种锁链需要被打开而推波助澜。波拉尼可能将这种观点视为反历史的，对此在下面这段文字中有体现： 经济史显示国家市场的出现绝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渐进和自发的解放的结果。相反，市场曾经是政府有意识和经常是暴力地干涉的结果，它为了非经济的目的将市场组织强加于社会。而更仔细地观察就可以发现，就它的管理依赖与利己主义而言，十九世纪的自我管理的市场甚至与它的直接前身相比都有了极大的不同。（Polanyi1957，250）。 当劳动力被假定为一种充裕的、主要根据市场信号而变化供应的商品时，自我管理的市场的概念就从最根本上不实用于劳动力。接着，贫困就被解释为未就业的劳动力过多，于是，解决的方案就是通过宏观经济增长来增加就业。穷人被要求振作精神，因为全球经济中也有他们的一份财产和他们的潜在就业机会。然而，在结构调整计划的过程中对许多安全就业的事实侵害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矛盾的要求。劳动者现在必须“多样化”和“调整。”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流动速度和灵活性就被投射到劳动者身上：劳动者也被期待能够灵活和易动。其结果就是出现了新的赢家和新的输家，与此同时，一部分劳动力迅速地走向贫困。 贫困与生产的社会关系 将贫困视为一个静态的范畴，即将它主要固定于具体的地区或者特殊社会阶层是一个共同易犯的错误。当然，贫困在某些地区、国家和“飞地”具有其不同的过程，这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全球的贫困产生问题的部分。在许多社会科学分析中，通过划贫困线的方式穷人就成为社会中可确认的和固定的单位。尽管这些贫困线作为一种初级手段是有用的，但是它们以虚假的清晰来表示贫困状况，这就模糊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各种关系。描绘这些线所赖以依靠的基础反映了起支配作用的知识框架。在贫困分析中主要的范式起初包括现代化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而现在又增加了新自由主义，该范式试图以消费水平为基础来解释贫困。它单方面地强调低消费而没有顾及过度消费的问题。把注意力集中于消费领域就导致了主要旨在提高消费水平的政策。典型地，这些政策是意欲实现更高程度的市场一体化的工具，而实际上这加重了边缘化、恶化了不平等和加剧了政治冲突。 这种触及贫困的方式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世界银行的分析。世界银行将贫困定义为不能达到最低的生活标准，从获得营养和基本生活必须品的必要消费和更具体到在某一个国家参与日常生活的成本来评估贫困。穷人如何获得和支配他们的收入是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副标题“贫困”）（1990b，6）中阐明的主题。随后的有关减少贫困的报告（世界银行1996，2）也以收入和消费为中心。在这两份文件中，将消费作为测量贫困的出发点暴露了在国际市场一体化中银行自身的利益和对全球商品市场中产品“有效的”要求的产生。 另辟蹊径，如果基于生产关系这一不同的切入点就可以轻易地对冷战后学界中的经济削减主义提出非难。然而，我们认为，在消费的分析领域对待贫困问题的主流作法是将其固定为一种统计的或者分等级的估量；维持和在某些情况下扩大贫困的各种社会关系由此被忽略了。需要将贫困作为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的边缘化和性别的社会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来加以探讨。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边缘化就是被推至经济的边缘，超越这个边缘就意味着劳动所得低于劳动中的付出。那么，贫困就是通过结构的压力而被锁定的边缘化的经历和感觉。当人们生活在贫困中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一贯地造成劳动成本高于劳动报酬，尤其是对于那些健康和有生存能力的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工人以及失业者可能只是生活在不同程度的贫困之中。 这种贫困的定义在两个方面与关于这个主题的主流观点相背。第一，它集中于研究生产以便将贫困描绘为源自于劳动关系，不管受到怎样的局限，贫困都不是简单地与失业和未充分就业同时发生。第二，它将贫困与边缘化的过程联系起来而不是将它局限于人的范畴。所采取的基本步骤是将贫困从静态的地理和文化范畴中分离出来，然后在各种关系的背景下表述它。为了将贫困置于用于理解全球化的同一框架和变化的时-空关系的语境中，选择这样一个出发点是必要的。贫困也是跨国的；它的边缘穿过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穷人的无能为力可以从市场从社会中分离出来这一因素而得到部分的解释。他们被从生产什么的决策过程中排除出来。理解在劳动关系中的各种权力结构的僵化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维持了边缘化。回过来看早些时候的全球化定义，即穷人等同于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工作报酬低于其付出的努力。将贫困关系与其他类型的由上至下的生产关系区别开来的正是防止穷人从那些结构中逃脱的高度的社会限制。对于那些穷人来说，个人的资源不足以克服那些维持其边缘化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力量。 性别意识形态遍及社会生产关系。一般来说，女人比男人更少地接近和支配生产手段。对妇女社会性生产劳动的低估导致她们工作的时间更长更艰苦。妇女的边缘化源于组织和划分生产的社会力量。妇女的贫困被据称自我管理的市场的种种属性所加重。正如下述简短的个案研究所表现的那样，以全球化意识形态来表述的性别意识形态造成和维持了持续的贫困。 莫桑比克的贫困 尽管莫桑比克是从全球生产体系中“不自觉地脱离”的典型例子，但是，它没有从全球金融体系中脱离。1994年，莫桑比克的债务为54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倍半（世界银行1996b，220）。大量的外援通过债务支付的形式又流回到捐赠者的腰包（第五章）。 莫桑比克近期历史上的两个事迹显示了加剧那里贫困的各种情况。1993年3月，12，000吨囤积待售的援助食品却被卖作动物饲料，原因在于，这些食品在马普托的一个港口仓库待售的时候腐烂了。贸易部长丹尼尔·加布里埃尔对此事件给出的理由是，在莫桑比克南部“市场饱和”和公司无力销售囤积的玉米（莫桑比克卷1993a，21）。这次食品援助是一种部分捐赠，预计其中的200，000吨可以免费分配而100，000吨用于出售。于是，当200，000吨免费玉米很容易地被发放下去以后，剩下的那些就等着腐烂。所谓的市场饱和与由旱灾和居统治地位的莫桑比克解放战线和号称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RENAMO）的反对派之间持续内战所造成的普遍饥荒不符。接下来的几个月发生的偷盗别人的援助商品事件验证了这个问题（莫桑比克卷1993b，21）。 另一个事故发生在1995年10月，当时商品暴乱震动了首都马普托。几百人阻塞了道路、向车辆投掷石头并大闹市场，以此作为对食品涨价的反应。在这次受需要使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一致的驱使而进行的突然提价中，一袋50公斤大米的成本价从15美元涨到50美元（“在莫桑比克持续一年的令人不安的迹象”1995，11）。当时莫桑比克人均年购买力只有90美元，因此，这种幅度的价格攀升带来了大规模饥荒。这两个事件都例证了市场的运作与人的实际艰难生存条件之间的有害的不协调；它们标志着市场从社会控制中脱离。 众所周知，女性农民在南非是最贫困的人群。目前，通过全球化的力量这种贫困正逐渐确立为一种结构关系。莫桑比克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在非洲是最高的，在1990年是49%（联合国发展计划[UNDP]1996，169）。由于男人移民到城市和邻近国家，莫桑比克60%的家庭由妇女主持，这个数字高于其余的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43%的平均数（James1995，6-7）。然而，妇女获得土地和贷款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她们的许多劳动还不能从谋生中转移出来。让我们转向关于结构调整在这些社会关系方面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定价机构与食品无保障状况的持续 饥饿是莫桑比克面临的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不仅那里用作食品生产的可耕地有限，而且现有的耕种方式也是低产的。这就造成需要由市场从其他来源获得食品的局面。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食品市场的维持依赖于现金收入以便创造有效的需求。现金收入可以从商品作物的销售或者非农工作的报酬中产生。但是，这些活动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从家庭生活基础上的剥夺。非农业工作减少了食品的生产和获得用于市场销售的剩余农产品的可能性。 两方面结构调整的影响对乡村土地的压力已经增加了，这两方面的结构调整是：推动商品作物和可出口作物，如腰果和棉花的生产，推动土地所有权私有化。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葡萄牙人的大都市是被计划专门用于商业性耕作的地区，这为种植商品作物提供了刺激。尽管在1975莫桑比克逐渐获得政治独立之后这些商业性用地的大多数都被置于国家农场的控制之下，但是，它们中许多部分已经被私有化了（第五章）。计划用于再分配的土地正在被出售，而经常是卖给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者。最近，向北部省份的南非白人农场主出售土地的计划已经商议了（经济学家情报小组[EIU]1996，10）。在一些灌溉区，某些贫困的农家，尤其是那些妇女主持的，已经失去了或者转租了他们的土地（O’Laughlin1995，105）。 由于低工资和高价食品，甚至城市家庭也依靠妻子种田来补充家人的食用。在许多城市家庭中，妇女在靠近马普托的“小农场”里劳作。这种劳动被认为是女人必须做的。马歇尔在马普托对男性工人的采访揭示出，那些种田的妻子被认为没有工作和“什么都没做”（1990，33）。由于高价食品和刺激商品作物的耕作，结果导致了对城郊周围土地的压力显著增加。在马普托，据估计只有30%的家庭有小快儿农业用地（O’Laughlin1995，105）。 关于较高价食品生产的问题，戴安娜·埃尔森指出有两种形成对照的方法可以使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一种是尝试通过扩大社会供应的方法来减少货币的购买力；另一种方法是尝试通过将金融标准引入所有的公共服务业和放开劳动力市场来扩大货币的购买力”（Elson1994，517）。在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的条件下，莫桑比克显然遵循了第二种方法。1988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主持的经济和再定居计划（PRE）-2下，莫桑比克取消了食品价格的补贴，这使城市居民的一项重要社会供应受到了侵害。提高食品价格的逻辑是为了刺激农业生产，而这一逻辑本身是矛盾的，原因在于大量的农业生产是为了维持生存。因为食品市场在保证乡村家庭食品安全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所以食品价格的升高导致乡村和城市地区的生活更为艰难（Tschirley和Weber1994，159-73）。 性别与食品安全 象世界上许多地区一样，莫桑比克的妇女只能通过她们的丈夫或者男性亲戚才能获得土地。食品作物一贯是妇女经营的领域；性别意识形态防碍男人耕种食品作物，对他们来说种植商品作物的呼吁更有强制性。近来，妇女用来种植食品作物的土地已经被男人拨出去用来耕种商品作物。这就增加了她们在剩下来的更少量土地上的劳动压力。土地的私有化常常意味着土地向那些主持家庭的妇女关闭了大门；使土地商业化的驱动经常迫使妇女离开土地。食品市场的价格信号没有激起假定的宏观经济货币主义政策的反应，因为它不触及妇女为维持生存而进行的耕作的领域。因此，土地私有化和增加商品作物的双重压力都侵害了女性农民的利益。鉴于生产食品的资源从妇女那里被剥夺，而妇女必须提供生活资料的状况依旧，因此可以预见，食品的不安全仍将持续。 贫困与国家开支的削减 在家庭内部，妇女花费在养育孩子、准备食品和照顾老人的时间没有减少。在等级制的家庭中，妇女对食品享有的权利甚至还从属于那些其他的家庭成员。目前莫桑比克的社会供应不能改变由于加重的劳动和食品匮乏这双重因素而导致的妇女的高死亡率。另一方面，保健的私有化又促使保健服务的成本上升，这反过来立即导致地方诊所和医院的就诊率，尤其是那些妇女的，降低了50%到80%（Marshall1990，36）。营养不足和妇女保健缺乏所呈现的下滑态势已经由于结构调整而加快了。 十七年内战结束后乡村基础设施的恢复是紧迫的要求，但是结构调整意味着省政府的支出受到严重限制。乡村交通设施支出的削减对妇女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她们的劳作包括收集燃料和担水。根据莫桑比克农业部的统计，妇女平均每天花在运送上的时间为四个半小时（Berman1996，9）。但是并不是所有用于运输的支出都减少了。对于那些被内陆围困的邻国来说，在提供通向大海的铁路方面，莫桑比克的位置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莫桑比克近期的发展致力于集中重建各种区域铁路，而不是连接边远地区与主要城市和港口的新支线。通过包括交通在内的乡村重建而创造的工人就业对于改善复员士兵的条件是必要的。无论如何，为便利贸易而导致的区域基础设施支出的增加就意味着妇女所需的改善国内交通设施的支出减少。然而，结构调整的优先考虑恰恰与这种社会供应方面相对立。 面对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支出削减所造成的影响在教育领域也表现得很明显。目前出现了教师短缺的现象，而这种情况无疑将继续恶化，因为自80年代末开始教师的在职培训计划大部分被取消了（Marshall1990，36）。教育经费的减少确立了妇女边缘化的经济地位。这种情况产生于两个方面：妇女的大部分时间得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她们自己所享有的受教育权力是有限的，而受教育是抓住各种新机遇的手段。 这里的论点是各种全球结构──突出的是，撤消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在定义和实施中被性别化了。在定义中，他们假定妇女有能力使越来越多的要求与她们的劳动有关，在家里有义务准备食品、养育和教育孩子并照顾老人。就“自我管理的市场”和土地私有化限制妇女获取生产资源而言，在这些结构调整的实施中妇女也被性别化了。例如在莫桑比克这样一个已经陷入贫困的国家里，这些趋势迫使大多数妇女进入高度等级制社会的贫困关系之中。 在波拉尼的意义上，妇女正在经历以剥夺她们的所谓保健、土地和教育等福利要求的方式来实现市场制度化的过程。女性农民已经被边缘化了，她们被推置这样的境地：她们的报酬仅仅能弥补或者还不足以弥补她们的福利费用。根据妇女的国内义务的意识形态，她们为家人提供食品和照顾所得的“报酬”主观地通过家人的爱和感激而产生。然而，无论多少爱或者感激都不能代替充足的食品和保健条件来对抗妇女的饥饿和疾病，这个命题适用于各区域。 菲律宾的贫困 菲律宾长期以来遵循用于一种全球化的经济的各种妙方，该国已经通过了二十项结构改革计划。菲律宾每年预算的百分之四十用于支付外债，1994年它的外债达到390亿美元（世界银行1996b，220）。在90年代中期，菲律宾年均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使人联想到它正在经历繁荣期。然而，持续的贫困是菲律宾人口中大多数的真实经历。反应全国范围内调查的人中只有9%感到他们“不是穷人”，这种人比1992年时更少，当时19%的人这么说（社会气象站1994）。能够对宏观经济增长和贫困加深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作出解释的是该国用于社会政策的经费匮乏和国内以孤立的小快区域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战略为主导。就“社会分配率”来衡量（用于保健和教育的公共支出在全部中央政府支出中所占的份额）菲律宾为20%，它排在这些国家的后面，例如社会分配率”近60%的毛里求斯、40%的津巴布韦、50%多的巴基斯坦和33%的特利尼达和多巴哥（UNDP1996，71）。而且，以经过国际金融制度过滤为指导的增长观念是连续几届菲律宾政府都接受的前提，它们的支持被引向具体的部门，例如电子、服装和金融，由于与国内的联系少，这些部门大多数经常位于地理上独立的以出口为基础的小快区域。 菲律宾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于70年代早期在巴丹省建立。菲律宾提供给外国公司的刺激条件包括对公司拥有100%的所有权并附以在国内借贷的权利，政府为外国贷款提供担保。不向进出口产品征税和没有最低投资要求。出口加工区吸引了“配额难民”──来自对美国出口受限制的国家，诸如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外国公司通过以菲律宾作为自己的基地，它们就能通过菲律宾的出口配额而获得美国的市场。轻工业品生产、电子、服装和重型制造构成了外国公司的大部分生产活动，其中电子生产呈上升趋势而服装则呈颓势。巴丹省的出口加工区大部分是以出口为导向、依赖国际市场的国有的经济风险企业。它代表了典型的脱离的“飞地”，在那里维持这个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使其与周围的环境脱离。 女性主导的经济增长和女性贫困 菲律宾所经历的经济增长借助于女性工人的劳动。出口加工区所雇佣的工人85%-90%是妇女，出口加工区的经济大部分是由国外契约工人的汇款支撑起来的，而其中半数以上的海外契约工人是妇女。出口加工区的劳动力经常是从邻近乡村吸收来的，其中大多数工人年龄在十七到二十九岁之间。就巴丹地区而言，高失业率是比邻地区的特征。因此，在那里添补家用是就业的一个重要理由（Rosa1994，77）。 人们可能会想，因为各种出口加工区提供了工作，所以它们有助于消除贫困。然而，出口加工区的工资相对于其他工业区──例如，首都马尼拉周围的地区是低的。此外，性别区别划分了劳动力，以致于同17%的男性劳动力相比，出口加工区雇佣的40%妇女所得的工资比合法最低工资还少。正如巴丹地区的一个经理所说，雇佣妇女的原因在于她们“更能忍受贫困”（Eviota1992，121）。如果雇佣她们的标准是贫困和“低技能”，那么这样做的结果是，加诸于妇女身上的沉重压力使她们仍然维持在贫困和低技能的状态中。据报道，出口加工区的生活条件也是艰辛的，食品价格比邻近地区都高，女工人的宿舍常常是拥挤不堪、租金也高。而且，各种不安全的条件威胁着妇女的未来。例如，在微电子产业，视力模糊是工人中的通病。她们承受这些压力，再加上还得将工资中的一部分寄给家人，这意味着妇女尽管是领工资的人，但是她们仍然生活在持续的贫困中。 性别关系值得仔细思考，因为它们是男性经理和监工使劳动者服从于权力所赖以依靠的主要手段。在工厂中再生了家长训诫制度，经理对在那里受雇的年轻妇女以父亲自居。他们试图对工人的时间施以严格控制，甚至细致到规定使用浴室的时间。隐约于这种训诫模式的是性强迫的威胁──工作的保全经常依赖于以性服务为交换（Eviota1992，123）。公司发起的娱乐活动维持或者灌输性的定式（例如，化妆品推销和厂家发起的选美大赛）。这种选美大赛在微电子业尤其普遍，在那里一个显而易见的努力一直是将半导体组装建成为“女人的工作”（Eviota1992，120）。 正是性别意识形态而非劳动者内在的素质形成了用工政策。也正是由谁做这项工作而不是工作本身导致了区分出“高”或者“低”技能的劳动者。将低工资工作类别作为妇女的工作而维持下来，这样做具有其内在的动力。将妇女作为二等工人对待在妇女的意识中会产生临时工人的观念，对她们来说领工资的工作是确定的依附生活之外的收入来源。尽管有时有人辩称出口加工区使女工人能够逃避家长制的乡村生活，但是，她们确实又处于工资的约束以下。作为结构调整下高生活成本的一个结果，妇女们正在试图获取的不是补充的收入而是基本的食物。婚嫁并不必然是一条出路，因为许多妇女婚后继续得赚钱，而且工作得更辛苦。 尽管以自然化（即指女性的劳动是普遍的这种假定的自然特性）来为雇佣妇女提供合理的理由，但是，当全球化的观察者也接受这种假定的时候，道德滑坡就发生了。在工厂里威胁妇女的同一种意识形态维持对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要求。随着食品和保健费用的增加，对妇女能完成多项任务的期待驱使她们寻找赚钱的工作。未婚妇女寻找工作，并以此作为获得某种程度独立于家庭束缚的一种手段。因此，在出口加工区里妇女的经历经常是疏远的，随着工人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大大改观，她们为之斗争的是改善生产关系而不是返回到从前的依附状态中。由此，任何从她们的边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逃脱，以及任何将地方经济重新植入社会的活动都必然涉及挑战性别意识形态所灌输的普遍的规范。 全球化、边缘化和性别的模型 我们已经指出，新自由主义集中于根据合计的经济增长、个人消费和其他象征性的指标而不是相关的和更基本的结构因素来为贫困分类，因此而它不能挖掘出贫困的最深层根源。鉴于全球化为一些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也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重新排列贫困的发生率。也就是说，全球化和边缘化是相互联系的过程，前者驱动后者。受超级竞争的驱使，全球化将一些群体，典型的是妇女推至边缘，这进一步确立了贫困。就性别意识形态在生产过程中助长了将妇女划分于某些特殊的位置而言，对分析者来说，重要的是克服阶层结构和性别之间的分离，并考察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那么，我们的论题就是这些过程──全球化、边缘化和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贫困模式以及其他分配结果。在此背景下，重要的是以生产的社会关系来定义贫困。 现在让我们转到贫困的救治问题上，如果认为贫困的痛苦无足轻重，那就错了，但是，试图压抑这种痛苦就更危险。通过再集中贫困的方式，假定的新自由主义的抑制只能使贫困永久化。在一些区域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许多人摆脱了贫困，同时它们也将妇女置于其机构之中。新自由主义不仅使不平等的状况恶化，而且滋生了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战略将贫困的未来解决方案与其根本的原因连接起来。但是，有压制贫困的另一种方法吗？如果我们建构贫困的方法是正确的，那么贫困抑制的问题就转变成了如何向基本的结构挑战的问题。为了对此作出回答，引出个案研究会更有启发性。莫桑比克──最贫困的大陆中最贫困的国家，菲律宾──直到近来还是长期最受贫困困扰的、在那个经历爆炸性经济增长的次区域中最边缘化的国家，就它们的天然资源、历史轨迹、社会结构和文化构成而言，这两个国家显然不同。然而，总体来看，它们所体现的动力是相似的，并且说明了贫困的结构：作为一种经济条件，贫困也与其他社会歧视形式连为一体，其中性别是一种经常的而非唯一的形式；僵硬的家长制等级结构造成了妇女的贫困。换言之，贫困的结构由平行和相互加强的过程构成。 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行，将这种结构消除比以往更困难，其原因在于，生产的技术能力──现在主要不是在一国而是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组织──似乎超越了社会控制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在波拉尼的对于无束缚的市场力从社会中脱离的极具启发性的分析中就已有预示（但是当然没有加以清楚地说明）。在全球化的时代，贫困不仅处于完全不同于波拉尼的研究所考察的那种市场力量的格局中，而且它必须被诠释为一种政治条件。以更生动的语言来说，贫困变成一个坩埚，在其中，社会歧视，包括制度的退化，例如保健和教育，权力的独断专行继续恶化并变成自我维持的东西。“经济增长”在占主导地位的贫困削减政策中经常以包治百病的面貌出现，但是，对于这种深刻的政治病态，它的疗效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所面临的挑战是减少贫困，那么第一步是在具体环境中创造关于这个问题的知识和规范，而且也要将它们置于全球化的过程中。就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减少了国家在与性别的边缘化结构相抗争中的作用而言，它在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同时也固化了贫困。市场具有基于性别的根深蒂固的贫困，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大众对它们的控制。为了减轻贫困，政治干预必须挖掘到问题的根子，即如何将经济重新植入社会。目前，社会依然将国家框架作为它的主要参照物，而且它本身也充满了性别和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在社会内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在其中所重新植入的全球化市场也不能就事论事地解决贫困产生的问题。作为波拉尼的重新植入行动方针之危险的预防，即必须强调不同的社会具有它们自己的家长制形式和特殊的贫困动力。正如我们的个案研究所显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地方的各种历史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不同的贫困排列形式。尽管如此，在最后的分析中，贫困的解决在于建立一个社会市场──重新使经济从属于社会，但是在这个社会中首先将不再保留有助于推动这些不平等的和等级制的各种社会结构的性别意识形态。 为了深化对边缘化的论述和思考这个结构的其他方面，下一章将莫桑比克的个案置于全球政治经济的从属地位，并由此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探讨问题的尝试中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战略。从经济增长、政治控制和社会福利方面对接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含义进行评估。应当承认，莫桑比克是体现脆弱性的一个极端例子，而且当然，不同个案的情况会彼此不同，但是，这个极端的个案有利于说明全球化结构对于一个试图通过沿着新自由主义的途径而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提升自己的发展中国家的可能影响。 第五章 边缘化：打开莫桑比克市场 莫桑比克这个国家可以对它做这样的比喻──具有崇高的理想，敢于向世界体系挑战但空怀未竟的愿望。在那里，其他地方的学术论坛提出的问题已经被表述为公共政策问题：研究关于使不平等持久的结构问题、大众运动侵蚀世界范围内统治基础的能力以及在普遍的贫困中争取民主的努力。实际上，莫桑比克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走了大陆的道路──从好高鹜远的期待走向“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的一个日益边缘化的位置。鉴于全球化要求市场的日益一体化，而非洲无法赶上世界生产空间重组和与此相关的出口猛增的步伐。尽管工业化不是解决欠发展问题的魔术疗法，但是，提高生产和技术的作用是生产性经济增长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鉴于这些改革是反平等的，以及它们可能就在国内外的力量推动民主化的时刻侵蚀民主的基础，因此，提高生产的努力会受到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的限制。 在本书已经阐述的概念的基础上，本章考察“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各组成部分：区域过程、移民、商品网络和文化之间的各种不同相互作用。通过展示较陈旧的劳动分工结构必须加以延伸以便能更全面地说明区域化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这部分的论述为第二部分关于全球化和区域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座桥梁。凭经验来看，这个分析将显示全球化和边缘化之间的各种不同联系，当然将莫桑比克作为个案研究会易受这种通常的关于从一个例子推理出一般结论的困难的警告。 下面进行的论述首先要确定在非洲构成“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历史结构。这一章的经验部分思考莫桑比克被束缚于“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方式，评论该国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计划及其失控，评估在跨国关系中各种调整政策。结论部分集中于阐述使民主化与经济复兴协调一致的两难困境，这是一个在非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区都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的非洲 到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早已经成为一个极端异质化的群体。许多国家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表现出引人注目的上升势头；而一些国家则经历了下降的移动；而另一些国家则维持在这个结构的底层，尽管不能说它们处在一个静止的位置上。虽然出现了这些经济增长迅猛和民主化的迹象，但是这些迅速向上发展的事例几乎不能将非洲包括在内，因为在那里工业化在许多情况下加重了经济中的二元性。在已经陷入全球生产体系的较低层次的情况下，如果还强调依赖选择性出口，尤其是资本货物的出口，和要求接受对参与高度竞争性的全球市场的种种限制，那么，这就会使边缘化程度更为加深。由于跨国公司彼此竞争，这种竞争将工资和工作条件都置于“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的一个较高的层次以对抗那些处于较低层次的一方。其结果造成全球劳动力的持续划分，贫困的增多与发达经济中服务业的扩大和非洲劳动力储备的增长相伴而生。 80年代非洲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徘徊在零增长，而与此同时亚洲的几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10%左右。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人口增长比其他任何地区都快，但是它的实际收入停滞了。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看，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长期债务也是最高的：在1995年占81.3%，比较而言，同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41%（世界银行1997b，246-47）。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债务占该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30.6%，这个数字低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36%（世界银行1989b，2，6，15，18）。 大概参与“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最显著的标志是生产结构的变化，这个方面可以从1990-1995年间部门增长率中得到体现：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工业部门增长仅为0.2%，而东亚工业增长率为15%（世界银行1997b，238-39）。在非洲次撒哈拉地区工业品在出口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从1970年的13%上升到1993年的16%，而同期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数字从24%下降到30%（世界银行1995b，167）。这两个次区域的消费、投资和储蓄在各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也说明了同样的事实。在1995年这个可以获得数据的最近年份，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私人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67%，而相比来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百分比则为51%；国内总投资，前者为19%，而后者为39%；国内总储蓄，前者为16%，后者为38%（世界银行1997b，238-39）。这几项统计说明全球政治经济中的这两个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 正如跨区域的对比对分析是有益处的一样，区域内的差异对比对分析也有好处。在1995年，莫桑比克的外债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43.6%，非洲次撒哈拉整个地区外债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81.3%，因此，前者是后者的五倍多（世界银行1997b，246-47）。从1990-1995年间，莫桑比克的年均工业增长率为负24%，相应地，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年均工业增长率为0.15%。在1995年，莫桑比克的私人消费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5%，与此同时，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相应比值为67%；国内投资总额，两者的比值为一个强劲的60%对19%；而国内储蓄总额，为5%对16%（世界银行1997b，234-35，238-39）。 显然，莫桑比克由于殖民主义形成了与内陆联系的服务经济，它在全球经济阶梯中占据最底的一级。这个非常贫困的和受战争破坏的国家的经历有助于否定那种过度自愿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想法，即认为从东亚新工业化国家首先经历的迅速经济增长所依据的特殊条件中可以得出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中移动的结果（参见Mittelman和Pasha1997，130-53）。东亚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在90年代后期消失了。 莫桑比克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重要的个案，原因在于它的经济潜力和在南非所处的战略位置。尼日利亚元首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列举莫桑比克的港口、口岸和铁路线对其深居内陆的邻国的重要意义时说：“不夸张地形象地说，独立的南非的所有道路都通向莫桑比克”（Obasanjo1988，14）。加之这些邻国的战略脆弱性与它们的经济脆弱性紧密联系，奥巴桑乔在致联邦报告中的结论强调：“所有参与[南非发展协调会议(SADCC)，今称“南非发展共同体”(SADC)]协商的领导人都对我说，在盛行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他们将莫桑比克视为本地区安全的关键。莫桑比克被认为是这一链条中最至关重要的和最薄弱的环节”（1988，20）。象这些观察所表明的那样，莫桑比克对于南非的那些国家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可能获得的任何移动都是十分关键的。为了领会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莫桑比克的替代位置──推而广之，南非的替代位置，让我们首先看一看今天的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边缘化的起源 莫桑比克以各种方式被卷入“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之中。在殖民统治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莫桑比克的港口是那些抵达遥远的中国的非洲内陆商人返程的中转站。在殖民统治时期，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发展经济的基础设施，但是，这几乎没有增加生产力。殖民主义将莫桑比克塑造成为殖民者控制的南罗得西亚的腹地（今津巴布韦）和南非服务的从属经济。 在殖民主义时期，莫桑比克为大都市的动力生产基本的原材料（主要出自大量的强迫劳动的农业计划）。殖民时期的莫桑比克也充当葡萄牙制成品的销售市场。莫桑比克的经济依赖于它的港口、东西贯通的铁路线（在一个狭长的向南北伸展的国土上）的收入和工人的汇款。最根本的是，葡萄牙人用非洲黑人劳动力换取南非的黄金。莫桑比克为南非的矿井和农场充当劳动力储备站，以黄金形式支付给这些劳工的部分工资流到了里斯本的国家海外银行。 由于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殖民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移民旅游业和来自卡布拉巴萨水库的能源有助于维持莫桑比克摇摇晃晃的经济结构。在殖民主义衰落的年代里，莫桑比克42%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所德的50-60%的外汇是从兰特区获得的（Mittelman1981，23-63）。回想起这段历史，世界银行恰当地指出：“这些结构的扭曲意味着在独立后时期莫桑比克的经济极其容易受到一系列外来的震荡”（世界银行1989a，306）。 在赢得独立的1975年，莫桑比克继承了一种无法生存的经济，其中出口量还不到进口量的一半。五百年的葡萄牙殖民主义历史遗留下来的是93%的文盲率和不到五十个受过大学教育的莫桑比克人。90%葡萄牙定居者的外逃在整个经济中引起了巨大的分裂。受过训练的人员的短缺损害了主要的经济活动。使情况更糟的是，比勒陀利亚大大减少了莫桑比克移民在南非矿井工作的人数，终止了以黄金支付矿工的工资，取消了对莫桑比克的旅游业和中转货运。1976年马普托决定实施联合国支持的对南罗得西亚的制裁，据估计这项制裁每年对莫桑比克造成的损失为15，000美元，这就更增加了莫桑比克的经济负担。尽管莫桑比克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它的经济一直处于慢性外汇危机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政府试图取得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该国被迫接管了被放弃的公司以便确保基本的生产和分配功能。在农业部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建立了国营农场和半国营农场来控制农产品的销售。同样，在工业部门建立了国家贸易公司。随着197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成立，在整个经济中行政分配的作用增加了，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起初将重工业视为实现发达的经济的驱动力。经济重点立刻转向了消费业和加强农业加工活动。从长远看，为了减少对国外进口的依赖和扩大出口，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试图发展转型产业。计划者设想将许多工业项目安置在莫桑比克的北部，那里既靠近国家的大多数原材料产地，又远离殖民主义在南部设计的经济轴心，还可以避免处在次都市城市约翰内斯堡的遮蔽之下。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选择了一条默认从殖民主义继承的现状和拒绝既存的一切联系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在承认希望与各种发展取向的国家扩大交往的愿望之后，莫桑比克首先得决定如何与南非共和国打交道。虽然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曾反复表示它结束对比勒陀利亚依赖的决心，但是，他们明白如果试图一夜之间就与之断绝联系只能自取失败。因此，莫桑比克同南非共和国脱离的长期战略是加强独立的国内经济和使本国的国际经济关系多样化。 摆脱欠发展状态战略的主要限制是自然灾害、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自身失误及南非的破坏稳定政策的加剧。从1977年开始，莫桑比克遭遇到一系列自然灾难，包括本世纪这个国家所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紧接着是风暴和旱灾。面临这些困难，在1980年颁布的十年发展计划目标的压力下，地方官员日益背离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所宣布的协商和论述程序，转而以法令强行作出改变。例如，在楠普拉省，官员们反复证明这种行为是以安全为基础的（Roesch1989，10）。 南非共和国不仅继续从事对莫桑比克的经济扰乱活动，而且还对这个邻国发动低强度的战争。南非国防部队通过代理人发动了一次秘密战役。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后，南罗得西亚情报部组建了一个名为莫桑比克国民抵抗运动的叛军，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这支叛军转到了南非。除了坚定地反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之外，莫桑比克国民抵抗运动没有其他公开承认的意识形态，他们从事反复无常的破坏活动，首先谋杀那几个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接着以学校、医院和诊所、通信站、电线、输油管道和农场区作为攻击的目标。 1984年1月，莫桑比克政府估计自1975年以来由于破坏和罗得西亚战争期间的制裁而遭受的损失达55，600美元；由于南非减少铁路和港口交通和招聘矿工而遭受的损失达34.6亿美元；由于南非和莫桑比克国民抵抗运动的直接军事入侵而遭受的损失为33，300美元。对于一个198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0.5亿美元的国家来说，它七年损失的40.2亿美元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莫桑比克政府国民计划委员会1984，41）。南非发展协调会议（今“南非发展共同体”）委托的一项研究估计，莫桑比克由于南非所实施的破坏稳定活动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达60亿美元。这个总数几乎是莫桑比克外债的两倍，也是这项研究进行的当年莫桑比克出口总值的六十倍（莫桑比克政府紧急状态执行委员会和国民灾难预防和作战部1988，5-6）。到十二年战争结束的时候，战争造成一百万人死亡，对莫桑比克的经济损失估计为300亿美元（Hanlon1997a）。 市场改革计划 为了阻止生产的下降，1983年四党议会重新评估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总战略。议会决定从国家农场和集体转向家庭农场和私有商品农业。重点不再放在新的投资，而是转向恢复现有的设施和提高效率。议会保证扩大私有部门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为对这项广泛改革的回报，莫桑比克于1984年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 由于遭受南非直接的军事袭击和叛乱士兵的进攻，80年代中期，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将多达46%的国民预算用于国防（美国商业部1989，6-7）。显然，解决安全环境问题对经济的恢复是非常关键的。因此，1984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与南非谈判缔结了《诺巴蒂协定》，一个非战公约。然而，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违犯这个条约，继续支持莫桑比克国民抵抗运动，而且还有步骤、有计划地减少莫桑比克的外汇收入。 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莫桑比克政府在1984-86期间采取了“经济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一个出口保留规划，即允许出口公司将其赚取的部分外汇用于进口投入物。该项计划也包括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便的新规则。其他措施包括为一些公司的直接外贸活动进行可行性立法，一项新的劳动法允许公司经理解雇工人和对提高生产力的行为给予奖赏。农业政策集中于通过提供农具和生产激励来增加家庭农业部门的生产。在工业部门，经济恢复活动集中于纺织品、鞋和其他消费品的生产。 “经济行动计划”为1984年在“巴黎俱乐部”的监督下重新安排债务的支付计划提供了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认为，莫桑比克的改革计划是管理方面的一个改善，但是还不足以实现经济形势的扭转。正如世界银行指出： 集权的管理和控制的基本制度仍延续着，而经济孤立于国际力量和国内市场的程度只是加剧了。根本的问题没有提出来；有关这几个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过高估价兑换率、包括外汇等稀缺资源的分配、对农业生产者提供的激励以及在整个经济中继续僵硬地控制分配和定价。（世界银行1989a，307） 毫无疑问，在1985和198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莫桑比克政府进行各种讨论期间，这两个组织向莫政府转达了这些观察资料。而这为1987年莫政府与伦敦俱乐部银行和巴黎俱乐部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这些协议为支付债务重新安排了时间表，并承诺提供新的贷款，包括给予让步利率。 为了给经济恢复创造结构条件，莫桑比克政府提出了“1987-88经济恢复计划（PRE）”，这个计划集中于扭转经济衰落的循环和到1990年将生产恢复到相当于1981年的水平。这个经济恢复计划试图在繁荣生产和纠正财政不平衡现象的同时实现上述目标。所采取的办法是将城/乡贸易的条件向有利于乡村居民倾斜，通过对农业部门恢复工业生产性输入和贸易商品来提供物质刺激。与此同时，这个计划旨在缩短官方的和与之并行市场的兑换率之间的差距。为了降低并行市场的兑换率，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贬值措施，同时采取措施提高效率和对盈利生产公司的管理给予激励。结果，在1987年，梅蒂卡尔（莫桑比克货币，译者注）与美元的比价从40梅蒂贬值到一月份的200梅蒂，又继续贬值到六月份的620梅蒂；到1991年，达到1050梅蒂兑换1美元。 尽管南非使莫桑比克处于持续的不稳定之中，但是，这些新自由主义措施的实施对莫桑比克的经济产生了毫不含糊的影响。在1987年，莫桑比克的经济有了恢复，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约5%，家庭和私有商业部门的生产也有了实际的增长。在1988年，莫桑比克的国内生产总值再一次增加──提高了约4%（“希萨诺叫停”1989，45；经济学家情报小组1989，26，31）。牢记这个4%的增长所产生的背景是很重要的：社会分化加剧和外援的大量输入。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经济恢复计划宣布前，莫桑比克的经济就表现出了恢复的迹象。政府统计数字反映，那一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5%。 鉴于经济扭曲所涉及的范围太广，所以莫桑比克政府的改革计划以几年为一个阶段，第二阶段从1989到1991年。这个阶段经济恢复计划的总目标与第一阶段一样，把解决各种政策问题作为目标。重点是扩大价格分开的范围，同时使市场力量在更大范围内引导定价。财政政策集中于灌输金融规则和恢复公司的赢利。其中相当重要的是外援的协调和使用得到了改善。包括对银行信贷加以控制和强调对公司提供信贷，货币政策继续受到限制。在农业部门，物价改革和销售改革旨在增加生产和提高乡村居民的收入。 伴随80年代后期适度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计划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混乱。1987年的货币贬值引发了大规模的涨价。尽管工资提高了70%，平均物价却上涨了200%。预算削减意味着对保健和教育计划支持的减少。人均保健支出从1982年的4.70美元降低到1987年的1.40美元，接着在实行经济恢复计划的1989年又降低到0.90美元。1988年的教育支出仅是1982年教育预算的三分之一。当撤消管制扩大了市场上和商店里食品的数量的时候，在1988年大米、玉米和糖的价格提高了300%-500%。 随着结构调整而来的问题在90年代加剧了。相对于它的出口价格，莫桑比克的进口更昂贵。莫桑比克的出口仅占其进口的15%。1993年莫桑比克的外债达到53亿美元，几乎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对降低教育质量和限制受教育机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经出现了明显的有证教师短缺和无教师在职培训预算的现象。同样，保健服务呈继续下滑态势，人均保健费用缩减到估计仅为0.10美元。保健的私有化已经导致检查、住院费和医药价格大幅度上涨。这些费用的提高导致更少有人光顾诊所和医院。妇女承担了公共机构摆脱的各种任务，因为她们承受着照顾生病的家人和没有学费而无法上学的孩子的负担（第四章）。 面对90年代食品价格的突然上涨，马普托的城市贫民发动了暴乱，他们堵塞道路、向车辆投掷石头和袭击市场。同样，依靠几辆公共汽车的帮助，愤怒的城市居民登上路障，游行抗议私人小公共汽车的翻番收费。也是受国内糟糕的经济环境的驱动，在约翰内斯堡附近郊区和矿井大多数在南非寻求就业的莫桑比克人已经成了敌对攻击的目标，这使得他们被迫返回家园，加入到那些找工作的复员士兵的群体之中。 在这样的框架里，莫桑比克的市民社会不是根据自愿联合、自发组织的西方模式发展起来的。相反，由于缺乏地方资助，莫桑比克的非政府组织大多数设在首都而不是全球70%以上的人口聚居的农村，因此，它们更靠近资助机构而不是其应该代表的社会基础。莫桑比克的非政府组织经常与国际赞助者而不是横跨莫桑比克的社区或者整个南非的市民社会结成伙伴关系。从上至下的垂直关系大大优先于从下至上的市民社会的推动力（Costy1995）。了解这一“代表赤字”的背景是很重要的：在90年代初，莫桑比克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98%。这种外来资助是以莫桑比克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改革为条件的。 莫桑比克政府将选举总统的权力从党的中央委员会转到“人民会议”（1990年改为人民大会），非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成员也在其中拥有席位。在1989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第五十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字样从党的章程和纲领中删除。大会决定将党重新定义为“莫桑比克人民的先锋党”而不再是一个工-农联盟的先锋队。1990年莫桑比克立法机关批准了新宪法，其中规定了普选权和秘密投票，这为建立多党制清除了道路。这部共有206个条款的宪法号召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分离。 1990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莫桑比克国民抵抗运动开始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莫桑比克全面和平协议”，总统若阿金·希萨诺和反对派代表阿方索·德拉卡马在罗马签署了该项协议。联合国安理会在那里部署了7，500名士兵、警察和平民观察员监督士兵复员和国家选举。在1994年，610万登记选民中将近88%去了投票站。在十二名总统候选人中，希萨诺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赢得了53%的选票，遥遥领先于获得第二名的德拉卡马，后者赢得了34%的选票。在十四个政党中，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总共250个议席的立法会中赢得了微弱多数（129个席位），莫桑比克国民抵抗运动紧逼其后，它赢得了112个席位。这两个领先的政党中的任何一方都握有这个国家十省中五省的选票。 莫桑比克内战双方的首要人物都与国际力量合作。尽管如果没有莫桑比克人的政治决心和平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和平的实现是用代价换来的。莫桑比克放弃了另一部分主权，这一次将其让给了多边军事存在。联合国的附属──捐赠机构──也深化它们在莫桑比克薄弱的经济中的地位。部分是为了进一步打开外援的活门，莫桑比克在1995年又加入了“国家联邦”，它是被吸收进那个组织的第一个非英语国家。 随着它的经济被缠绕于危机之中，莫桑比克绝不是一个自由的代理者。它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向更强大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要求让步。一种“赠予者驱动的对全球化的反应”意味着一个国家按着别人的条件与世界政治经济连为一体。与70年代莫桑比克试图维护其自治形成鲜明对照，它的决策场所转向了外部。在外债比其出口高一百多倍的情况下，莫桑比克已经失去了曾经有的不管多么小的对发展过程的控制。一张更加紧密的条件之网限制着莫桑比克的经济和政治选择。这种脆弱性严重地局限了这个国家制定适合于国民需要的政策的能力。（因此，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员来到马普托，告诉莫桑比克人要勒紧腰带的时候，地方当局表现出怀疑。由于非常清楚他们的许多同胞已经如此衣衫褴褛以致于他们得用装马铃薯的袋子代替衣服，莫桑比克政府的谈判小组实事求是地回答，人民已经没有腰带可紧了。） 显然，莫桑比克政府和世界银行不仅解除了国家的计划机构，而且还在财政部安置了一个“技术小组”。根据莫桑比克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人员联合制定的“莫桑比克政策框架文件”，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对公司的管理和财政领域提供帮助，确保在评估恢复建议和新投资中经济效益标准的应用……为具体公司的重建、放弃或者关闭提供计划”（莫桑比克政府和世界银行1988，7）。 因此，在其自身生存面临危险和广大民众遭受战争和饥饿之苦的时刻，莫桑比克采取了改变其发展战略的大胆举措。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的国家向各国和国际机构展现出新的面貌以争取完成它与全球化过程协调的修订计划。 失控 尽管1，620万莫桑比克人中的80%从事农业劳动，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依靠食品援助。这些人是莫桑比克人口中脆弱的部分，他们面临获取食物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那里的基础设施差，尤其是乡村道路不好而限制了他们去市场。莫桑比克人消费的食品中80%是靠进口。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援助机构都曾为缓解莫桑比克的困难局面而工作过。所有赠予者用于莫桑比克的发展援助的纯支出从1981年的1.44亿美元攀升到1987年的6.49亿美元，或者说相当于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0.9%（世界银行1989b，202）。到1994年，这个百分比增加了两倍半。 对莫桑比克的援助被广泛地认为不是对单一国家而是对整个次大陆的援助（Obasanjo1988，17）。莫桑比克在“南非发展共同体”中的角色是设在马普托的“南非交通和通信委员会”的领导国，这使它成为该区域的铁路恢复和电信发展计划的轴心。“南非发展共同体”的总共三条穿过莫桑比克的铁路走廊计划在它们的十年和二十年计划中都详细地提出了。“南非发展共同体”中头等重要的项目是由美国资助的恢复拜拉港和改善连接津巴布韦、马拉维和赞比亚的交通线的十年计划。这项计划还得到其他十五个国家的支持，其中意大利是最大的单独赞助者，而北欧是主要的区域赞助方。“南非发展共同体”开始呼吁分几个阶段实现这个工程项目，即命名为“拜拉走廊”的这项工程计划。马普托和纳卡拉走廊旨在为加强次区域的通信和交通提供进一步的动力。南非的公司，有时与跨国公司结为合作伙伴，已经赢得了世界银行推动的马普托走廊中大多数建筑和道路恢复工程的投标。在这种投标中，也由于私有化，地方资本很难参与竞争；大的国有工厂被卖给了外国公司，这有时使莫桑比克人伦为低等的合伙人（Hanlon1997b）。 就外贸而言，莫桑比克的出口在1981-1984年间垂直下跌，随后在1984年的水平徘徊。出口──主要是农产品──在1986年达到7，900万美元。同年，进口──大多数是食品和其他消费品、原油和石油制品及机械和交通设备──总计为5.43亿美元，显然，莫桑比克出现了巨大的贸易赤字（经济学家情报小组1989，附录4，5）。 不仅莫桑比克的轻工业品和食品加工从1980到1986年间显著下降，而且在1986年，它的工业产值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制造业集中在马普托，47%的工业生产都在那里进行。主要的次部门是食品加工、饮料、纺织、化工以及自行车和机动装配（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1989）。 为了鼓励贸易和西方投资，莫桑比克采取了灵活的盈利调回的政策，允许一些新的投资者将盈利中高达80%的硬通货币从这个国家输出。然而，由于历史上可怕的安全环境，经济刺激也不足以吸引可观的外国资本。因此，政府几乎放手外国公司建立事实上半私有性质的卫队。安全是在莫桑比克投资的部分成本。 向莫桑比克提供的外部经费包括显著增加的国外贷款。从1982到1987年这段时间，莫桑比克的总外债从11.3亿美元上升到20亿美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89，162）。接着在1989年又猛增到43亿美元，在1995年达到58亿美元。如上所示，债务在莫桑比克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43.6%，这促使捐助者授权莫桑比克减少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资（经济学家情报小组1989，35；“非洲研究公报”1996，12557）。由于债务率据报导在150%到250%之间变化（加拿大国际发展署1989；“围困生存术”1987，28），事实上，对于莫桑比克来说向它的债务人还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在诸多情况下，强加在这些最受结构调整影响的人民身上的艰难使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事实上，那些承受痛苦的人只是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已经签定之后才得到参与协商的机会。这种技术专家治国论和由上而下决策的趋势反映在莫桑比克总理的声明中： 在调整措施已经实施之后我们才对其加以解释。你必须明白，鉴于它们的性质，这些东西在生效之前不能公布，因为人民会采取行动取消它们的效力。我们坦率地向人民解释为什么采取这些措施，他们应该理解作出额外的牺牲是必要的，我们正在在战时恢复我们的经济。人民也理解首先我们必须保持自由。（莫桑比克1988，25-26） 这种方法是从后殖民主义时期的一个根本转折，那个时期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组成了深入农村收集意见和建议的小分队，而不是对指令提供事后的解释。部分地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动力，另一部分是由于全球化的压力，他们的工作重点从各种参与结构转向完全的经济增长──批评家可能补充道，以前或者没有平等。 对于莫桑比克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的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的接近资本、技术、海外市场的机会；然而，将国内资本与外资合并也有它的缺陷。象上面的问题所显示的那样，由于自由地进入各种外部机构会导致放弃政治文化中有价值的方面，在莫桑比克的个案中这种有价值的方面即体现为一般民众广泛参与决策。全球化也要求牺牲决策中的大量自治权。国外贷款份额的增加意味着假定推动竞争和效率的外部贷款机构事实上占有地方经济收益：不用于国内经济的投资而用于支付国外贷款利润的盈余。对国民经济的某些外部参与可能实际上是有益的，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各种地方控制的机制，这就将是一个解决根深蒂固的欠发展问题的代价高昂的办法。 调整的选择方案 为了得出结论，我们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分析的两个关键出发点上：这个国家承袭的经济的脆弱性和它与区域和全球版图的一体化来评估莫桑比克的各种选择方案。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索法拉的阿拉伯人兑换内陆人的黄金时，莫桑比克就是一个货物集散地。莫桑比克作为天然出口的地理位置由于其在“南非发展共同体”中的角色已经得到加强，后者试图利用莫桑比克的港口和铁路系统。 虽然如此，正如莫桑比克没有成为非洲的新加坡一样，那里也没有非洲的新工业化国家。非洲不是自己从全球经济中脱离而是被从中分离出来的。莫桑比克在一个不断迅速变化的“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日益边缘化，被迫维持服务型经济，它是一个非自愿脱离形式的典型例子。 一方面，莫桑比克被结合到全球金融市场之中：各种国际银行和机构深深卷入这个南非国家。另一方面，象非洲的其他部分一样，莫桑比克没有全面参与到最近几十年由于新工业化国家的出口活动相应扩大而出现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象其他非洲国家（除了南非之外，它是一个特例）一样，莫桑比克没能通过全球层次的一体化生产和销售战略而获得较高的赢余。它并不是缺乏政治意志或者清楚的思想，而是没能将其混合的经济活动提升到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Jereffi1989，518）。 新工业化国家能够产生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将重点放在制造业上。如上所示，莫桑比克的工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以及整个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工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都没有接近那些亚洲新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以出口为基础的工业化并不是没有它的问题，其中包括它使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紧张更严重了。新技术──例如在装瓶、碾磨和水泥作业中（Vann1997）──正在减少整个生产中的劳动量，但是莫桑比克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显然，工业化不等于发展。当服务部门的活动在全球化的核心地带增加的时候，它们的工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减少到低于那些新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同样，制造业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更加强调新技术（Gereffi1989）。 今天，莫桑比克对发展过程的控制所剩无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控制宏观经济，而且干预所有的部门：规划小组──监督办──已经在莫桑比克政府的每个部都建立起来了。虽然莫桑比克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的改革计划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该国物价增长已经超过了工资增长的水平。食品、住房及其他必须品的价格飞涨，与此同时，工资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改革计划强有力地促成了严重的消费削减。在这样的心绪下，对于这种报告：“据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的研究，近五年来，莫桑比克的经济增长率比任何其他非洲国家都高”（Duke1996），人们可能有另一种看法。 实际上，在经济改革中曾经有过真正的成绩──非洲的部分地区为摆脱欠发展状态和使全球化的潮流转向对己有利而付出过真正的努力。但是，这个数据必须结合购买力和包括各种债务支付的实例在内的依赖性进行评估。由于70-80年代莫桑比克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因此在90年代它的经济增长率的基数相当低，百分比的增长实际上甚至没有接近1975年它获得政治独立前的水平。此外，人们必须了解，宏观经济增长是完全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或者下降一致的。实际上，使莫桑比克的收入与经济增长一致的尝试──包括建立每天不到1美元工资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水准还不到通货膨胀率的一半──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之为“过分”，它还警告说可能宣布这个国家“脱轨”，并停止债务谈判。根据牛津饥荒救济国际委员会提供的消息，在这种压力下，1996年，莫桑比克政府将相当于其教育预算两倍和保健预算四倍的资金用于支付债务（Minter1998；Hanlon1998）。同时，在莫桑比克，五岁以下的儿童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死于传染病。国际金融界曾经保证削减包括莫桑比克在内的“背负沉重债务压力的穷国”的债务负担，这方面的努力虽然没有达到希望的水平或者速度，但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莫桑比克资本支出预算中的对外部分从1997年的占总量的59%上升到1998年的77%（Gumende1998）。重要的是，在宏观经济增长的同时，外来援助在莫桑比克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1990年的8.4%上升到1994年（能够得到统计数据的最近年限）的101%。在1994年，非洲次撒哈拉整个地区的同类比较数值为16.3%（世界银行1997b，218）。（同样，人们应该对这种关于90年代中期某些非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有了显著增长的乐观报告保持谨慎，因为，除了其他的考虑之外，问题是这种短期成就是否能保持下去。而且，证明该区域非边缘化的总统计数字掩盖了那些石油出口国和非石油出口国之间的明现的差异。然而，90年代后期石油价格的下跌是非洲无力应变世界范围内商品价格变化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莫桑比克的城市被来自农村的大量人口塞满了，城市贫民最强烈地感受到了削减补助金所带来的影响。在1993-1995年间，三百万内部移民又返回了他们的家乡。1980年只有13%的莫桑比克人居住在城区，但是到1995年，这个数字飞涨到38%，其中大部分是外来移民（世界银行1997b，230）。在“联合国难民署”曾经采取的最大的一次遣返行动中，在1993-1995年间，从邻国返回的170万莫桑比克难民得到了重新安置（联合国难民署1997）。战后的莫桑比克既是一个接收国，其中接收的大多数是它自己的归国难民，又是一个派出国，它的移民劳动者主要去往诸如欧洲和南非这些地方。驱动这种人口流动的不仅是战争的结束，而且还有这种不均衡的影响，即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对这个为了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而打了一场解放战争的后革命社会的差别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改革从收入水平和服务分配方面能够最强烈地被感觉到。那些私有部门的企业家与党和国家的官员越来越享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原来仅限于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所拥有的服务方面的特权（例如私立学校和保健设施）。细心的观察者记录了猖獗的腐败情况──当实际工资降低而造成的需求和贪婪两方面促成的腐败──和其他各种社会病态的增加：失业、国内和跨国犯罪，例如毒品走私、卖淫、孤儿和少年犯罪（Marshall1989，7-8；Egero1987，主要是193页）。 历次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的代表大会都提供机会辩论这些问题。代表们曾经公开向这个党和它对经济和战争的管理提出质疑。这种辩论覆盖了这些敏感问题：特权群体免服兵役，保留葡萄牙语为唯一的国语，不能胜任管理紧急援助，党魁们剥夺基金和财产，以及政府不能保护穷人免受开支缩减计划的冲击（“南非在线”1989，2，6）。 实际上，莫桑比克政府和国际货币机构清楚调整计划的社会后果。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明白地指出： 为了减轻那些最受调整计划影响的社会部门所受的震荡，莫桑比克政府已经在马普托和拜拉为各种土产和其他重要商品提供了一个安全网。减轻调整过程对脆弱群体影响的其他行动也正在准备之中。（世界银行1989a，310） 国家实际上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以缓冲这种改革计划的副面社会影响。这些政策包括普遍地增加工资和薪水以平衡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影响；在选择的地区继续提供资助；以及为教育、保健、社会保障体系和能源设立专项基金。但是，这些措施足以减轻失业者与其家人、靠养老金过活者、孤儿、旱灾和战争的受害者、归国难民以及那些所得工资还不够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的城乡工人的苦难吗？ 为了扭转这种发展趋向并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莫桑比克人必须首先解决如何使民主化与经济恢复一致这个复杂的难题。显然，在民主与经济恢复交织的道路上存在主要的障碍。革命后的莫桑比克既是前殖民社会的多元主义又是由殖民强国灌输的错综复杂的官僚制度的继承者。殖民国家遗留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正是基本技术知识的缺乏。而且，在后殖民主义时期，中央计划和国家集权的东欧模式违反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自己声称的创造性程序和在解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辩论原则（Egero1987，185）。 一般来说，民主不是通过民主的手段建立起来的。相反，在赢得政治独立后常常采用民主程序，诸如投票，在共识达成以后，某个权力机构宣布将进行投票。那么，民主程序就成为形成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方法。在莫桑比克，无论由于不同程度的意见分歧的存在共识的问题会多么使人焦虑，但是它却在解放战争的剧烈动荡中达成了，这为形成民主的雏形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对付恶化的安全环境和暴跌的经济的各种调整计划使莫桑比克的边缘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证明是反平等的。改革的社会代价阻碍了民主化，因为政府必须使千百万已经深受压迫的人民遭受更大的痛苦，而正是这其中的一些人构成了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的国家的根基，由此，共识遭到削弱。为了生存，莫桑比克必须服从调整；然而，这些措施的实施要求越来越多的集权行动。象其他国家一样，使问题复杂化的是，经历结构调整就被置于国际人权组织要求尊重人权的压力之下。实现民主、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妙方和改善人权都要在同时进行当然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各国在全球劳动分工和分权结构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那么，这个国家塑造国内经济的能力就会很受限制。在近几十年前熟知的旧的独立、民族政治-经济概念与今天商品、劳动力、资本、技术、金融和信息的跨国流动的范围是不相容的。为了从这种变化的秩序中获利，马普托必须将它的出口产品提高为高增值的商品。但是，在不能维持和平和良好的控制的情况下，莫桑比克不能扩大根本就不存在的制成品的出口和在一个日益专业化的全球工业化过程中建立它自己的位置。然而，民主化受到了那些要求实施不受欢迎的政策的结构调整措施的侵害。政治时钟走得这样快以致于不久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两种趋向：民主化和结构调整是否可以共存。为了解决这种紧张，国内市场狭小而且制造业又缺乏技术能力的莫桑比克必须通过新的区域主义进一步使它的开放与变化的世界秩序协调。 第二部分 区域主义与全球化 第六章“新区域主义” 构成这一章的核心问题是：区域主义仅仅是通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驿站，还是通向各种社会经济组织共存并竞争大众支持的一个更多元的世界秩序的一种手段？这种辩证法采取那些形式？理解这些多面过程之间的不断演变的各种联系的分析重点是什么？ 继70年代区域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衰落之后，80年代它又经历了巨大的恢复和变化，并在90年代获得了实力，今天它正呈现为全球化过程中一股强劲的力量。区域主义可以被视为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化的一个章节──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或者一种挑战。而且，区域主义过程最好被理解为从上到下各种竞争力量之间争夺的舞台，随着竞争的加剧，得与失的戏剧在世界不同地区上演。以全球化趋势为标志的正在出现的冷战后格局存在多种（有时彼此重叠的）区域计划，这些计划详见如下：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的、腐化的和变革的等各种形式。 区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切入点── 作为得出这些类型的核心──是“新区域主义”方法，它是不同版本的一体化理论（贸易或者市场一体化、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等等）的一个重要进步。这里不是对每一种类型都加以批评，就它们低估了权力关系、对生产的涉及不足或者一点也不涉及和没有给出结构变化的解释而言，所有的这些类型都是有欠缺的。新自由主义方法在某些方面与这种传统割裂，它通过比较的历史的和多层面的视角探讨当代跨国合作的形式和跨边界流动。 在此基础上，我尝试提出说明这种新的区域现实的概念基础。这一章区分构成新区域主义方法的各种假定，批判地估价这类文献并将理论框架扩展至包括那些被忽略的方面。如果不对这些相互作用（1）观念和它们与制度的联系，（2）生产体系，（3）劳动力供应，和（4）社会文化制度，所有这一切都以（5）权力关系为基础进行分析，那么，新区域主义的结构就是不完整的。 尽管这里的论述主要在概念层面，但它从我的实地调研中可以得到例证。通过援引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东亚和南亚的经历，本章提出了不同层面的区域主义──即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与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间体系之间的某些联系。 我首先考察了新区域主义的概念，接着对以欧洲为中心的说法提出挑战。在第三部分，我确定了在不同条件下制度化的关键行为主体和模式。随后论述了前面提到的没有包括在现有理论框架之内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一章不能提供一个全面斟酌的替代概念，但是它的目标是改写新区域主义的论点。 新区域主义方法 千年之交的区域主义不能被认为是象30年代的那种以领土为基础的独裁运动。相反，它象征在全球经济中竞争的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在以“以自我为中心的区域主义”为标志的30年代，世界贸易严重下降，保护主义广泛实施。而且，贸易区和货币区是一致的。事实上，贸易集团以主要货币命名──英镑集团、日元集团等等。今天，与30年代相比，有另外的货币集团，其中的一些与贸易区不对应──例如，东欧的德国马克或者在中国和逐渐地在波罗的海和前苏联其他地区的美元。在发展中地区，以自我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已经演变成号召脱离集体的自力更生，“1980年拉各斯行动计划”的这一目标被写入建议中的“南非经济共同体拉各斯最后议案”之中。今天，眼光向内看的区域主义──“欧洲要塞”的幽灵──的预期包括建立一个自我控制的实体并向外部供应者关闭大门。 然而，随着撤消管制和私有化的扩展，新自由主义区域主义的向外的取向已经意味着减少国家和国家间的组织控制贸易和货币关系的能力（Hessler1994）。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区域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的类别是外向型的；它必然向外部的市场力量开放。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看法，区域集团不必成为世界秩序的阻塞或者阻碍。相反，它们以不同的机构形式将大的区域及其附属部分和较小的经济区都包括在其中，这些机构形式涉及到从法律上的公约，例如欧盟，到事实上的，在东亚由公司推动的形式。目前的趋势是建立更宽泛的区域主义。 在这个范围内，三个层次的区域主义（上面提到的）正在呈现，所有的这些区域主义都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中的其他要素相互作用。例如，在亚-太宏观区域内，正在尝试结合各国的规则。次区域经济区（SREZ）超越了相关各国的政治边界但不必卷入它们的全部国民经济之中。相反，它们只与边界地区的国民经济相交叉（Chia和Lee1993，226）。我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已经提到了一个次区域经济区：中华经济区，它以非正式的组合将香港、澳门、台湾和中国南部省份广东和福建联系起来。而在微观区域层次，领先省份、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园区是这一多层次过程的另一个方面。 这些层次以各种方式相互交织，构成了新区域主义。尽管学者的强调重点不同，但他们基本同意新区域主义在几个方面与早些时候的区域合作浪潮不同。新区域主义是一个适于学术发展的领域（例如，Hurrel1995；Marchand1994；Morales和Quandt1992；Robson1993；Gamble和Payne1996；Sum1996；Mansfield和Milner1997），其特征包括在下面的组合之中。 新区域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真正世界性，它向更多的区域扩展并具有更多的外部联系（De Melo和Panagariya1992，37；Palmer1991，2）。与古典区域主义的具体目标相比较，新区域主义是多面的，它比旧的范式更全面。与冷战时代的模式不同，新区域主义是在多极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超级大国不再从外部和上面驱动这一运动（例如，象澳-新-美[ANZUS]条约和中东条约组织[CENTO]或者东南亚国家条约组织[SEATO]一样），但是，它是更自发的，从内部和下面发展起来的（Hettne1994，2）。在这种系统的阐述中，尽管一个区域市民社会的发展，包括社会和文化网络提供了动力，但是，“各组成国”被认为是主要的行为主体。帕尔默认为至少在亚-太区域主义中，重大的突破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赫特钠的观点与之不同，他认为有理由对新区域主义的政治方面着重强调。 在推敲这些观点的基础上，赫特纳提出了一个框架，它将区域比作由自然的和有形的藩篱围绕的各种地理和生态学上的单位 ；暗示跨地方关系的社会系统在某些情况下包括一个“安全复合体”（Buzan1991）；组织中的成员；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市民社会；行为主体具有它们自己的身份、能力、合法性和制定政策的工具。向较高的“区域性”层次──即在这个多层次的定义中较近的标准──的运动据说清楚地说明了新区域主义（Hettne1994，7-8）。 新区域计划可能采取实际上切形式还不清楚。保护主义压力和贸易冲突的发展已经导致工业生产和贸易将越来越在区域集团中组织的可能性。关于这个问题，从新自由主义概念中产生的一个思想流派认为，通过帮助民族经济在世界市场获得竞争力，区域一体化将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合作并由此减少冲突。另一个学派认为新区域主义是分裂性的，它将世界经济划分成各种贸易集团，并最终推动以领先经济为中心的各种排他性集团之间的冲突。大概这种争论理论性多于现实性，它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但是，宏观区域之间的紧张不是由区域化趋势推动的冲突中最有趣或者产生潜在后果的方面，这个主题我们还将返回来探讨。然而，它确实辩明了区域主义的既是一体化又是分化的过程这一矛盾本质，其之所以如此，部分是由于在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同地区中这种现象的不同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欧洲模式与亚、非洲模式 新区域主义被描述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模式。在一则对这个原型大概最文雅的描述中，赫特纳指出： 这个比较框架产生于对欧洲化过程和欧洲区域特性的发展的研究，它适用于其他地区的情况，它基于这一假定，即尽管存在巨大的历史的、结构的和背景的差异，但是，当代区域化过程的背后有一个根本的逻辑。（Hettne1994，2） 赫特纳声称，相对于其他大陆的安排而言，欧洲是一个“更发达”的区域集团，他将这个个案当作“新区域主义的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概念是从对欧洲过程的观察中而热切地得出的”（Hettne1994，12）。 1958年的《罗马条约》建立了现在称之为欧盟的组织。这一组织有六个创始国，它已经经历了三次扩大，现在许多国家提出的入盟申请还在等待决定。罗马条约建立了一套制度化的体系，它使欧共体能够制定对所有成员国都有同等约束力的法律。因此，这个范式的个案产生于一个制度化的背景之下，并具有说明性的目的。它的托管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并已经根据合法的固定框架和一系列的截止期限扩大了。 非洲和亚洲国家不具有罗马条约宣布的、激励欧盟的那种愿望。合法的约束工具不是“南非发展共同体”或者“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特征，也不可能推动它们的经验。事实上，欧洲式的一体化从来不是亚太和非洲发展的目标，因为，将口头上的夸夸其谈放在一边，这两个区域缺少加深一体化的政治承诺。 使亚太地区的政治合作制度化的唯一倡议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莫汉纳德在1990年提出的观点，即形成“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EG），这个集团将囊括日本、中国、韩国、台湾、香港和东盟成员国。他寻求建立一个取代亚太经合组织的排他性的“亚洲的”集团。这个观点是美国不能接受的，日本对此也有保留。因此，它变成了一个适度的东亚经济集团或者论坛，它于1993年并入1989年以部长级论坛建立的亚太经合组织之中（Stubbs1994，374；Mahathir1989）。（包括世界三个最大的经济成分──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22%的美国；7.6%的日本和6%的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附录IV，116-19]，显然，亚太经合组织承担的经济分量比其他宏观区域重）。 另一个差别在于，与欧盟一诞生就受到北约的保护不同，“南非发展共同体”和东盟形成的主要理由是安全问题，其中一个是寻求摆脱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共和国和防卫比勒陀利亚的破坏稳定活动，另一个是防卫中国和印度支那的任何革命运动的谋划。换言之，在这些集团的初始阶段，传统的安全问题──对战略军事威胁的担心和对大多数南非国家来说，经济的停滞或者下降──构成了该区的议程。因此，在“南非发展共同体”（除了今天的南非共和国之外）和东盟内部的区域内贸易是很少的，而欧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区域内的贸易。而且，就经济学而言，在亚太经合组织内部的贸易从1970年占亚太贸易总值的约56%上升到1990年的65%（Drysdale和Garnaut1993，183-86）。到1992年，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相当于内部贸易的75%，占世界贸易的44%（加诺特1993，17）。比较而言，“南非发展共同体”的内部（和1992年前，“南非发展共同体”内部）贸易额从来没有超过其成员国国际贸易总额的5%，而东盟内部贸易额不到其成员国贸易总额的20%。 由于它们相异的背景，在根本的方面以欧洲为中心的模式与亚洲和非洲的区域主义不同。“南非发展共同体”和东盟拒绝了秘书处领导的方法，而选择以精干的官僚机构取代之。更重要的是，“南非发展共同体”和东盟避开强调贸易，而是将重点放在以生产驱动的和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计划。因此，这两个机构都在改善基础设施（尤其是南非的交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人人都说，这两个次区域的工业扩展计划还没有实现腾飞，也没有形成牢固的资本结构（Curry1991；Ostergard1993，44）。 显然，东盟和它所处的宏观区域都是市场诱导的私有部门带动的格局。事实上，德赖斯代尔和加诺特（1993，186-88，212）提议“亚太模式”，也称“太平洋一体化模式”由三种要素合成：贸易自由化增加了经济成就，淡化了任何关于收入分配不利的政治看法；不存在区分区域内和区域外交易的官方壁垒的贸易扩大；非官方歧视的减少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通过论述构成亚太地区的次区域部分人们可以提炼出这种模式，但是那样做会使我们离题太远。就东南亚而言，它与这种强调有关：东盟的增长发动机是以日本，稍后是韩国和台湾的私有部门的投资为燃料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与德赖斯代尔和加诺特所生动描绘的新自由主义区域主义的画象不同，“南非发展共同体”（1994年放弃种族歧视政策的南非共和国加入了这个组织，随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舌尔于1997年也成为该组织的成员）的十四个成员国已经寻求对市场一体化理论的缺陷，尤其是它对平等问题的缄默作出反应，并呼吁再分配。 “发展一体化”模式是被作为单方面强调现有能力的效益最大化──不足为奇，在低水平的生产能力的背景下──的替代方案而引入的。这种方法强调在一体化过程的开始就需要紧密的政治合作。它不仅赋予生产协调和基础设施改善以优先地位，而且它比市场模式更号召国家干预和再分配措施，诸如由区域基金或者专门银行管理的转移税或者各种补偿计划。伴随贸易一体化的是尝试推动协调的区域工业发展。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平衡力量，它尤其是通过管理外资来试图矫正对外依赖。因此，发展一体化是包括生产、基础设施、金融和贸易在内的多层次的方法。 在实践中，发展一体化模式在南非没有达到它的设计者公开声称的目的。在“南非发展协调会议”的头十年，各成员国的专业人员和代表与私营部门的协商不够，没有后者的资本包括在区域工业发展的计划中。这部分地导致了这一结果：尽管区域工业战略野心勃勃，但它是不明确的，它的大部分没有得到实现。而且，分配危机困扰了区域内贸易，津巴布韦获得了与除南非共和国以外的所有“南非发展共同体”的伙伴国的大量贸易盈余──比勒陀利亚加入“南非发展共同体”后扩大了这种贸易失衡。然而，更令人烦恼的问题是，不太为次大陆的各种社会力量所接受的幼稚的发展一体化模式与在后冷战时期声势日隆的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化概念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与建构一个修正的思考区域主义的框架所固有的。 行为主体、机构和全球控制 为了突出这个框架的重点，回顾新区域主义方法的概念，尤其是区别“正式区域”和“实际区域”（Hettne1994，7）是有意义的。这一点有必要特别提到，因为各种国际机构的成员越来越不能很好地与各种跨国过程相对应，它们中许多是潜在的运动。如上所示，生产区可以在很少或者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发地出现，在领土边界之间架起桥梁。而且，文化以不同于国际机构运作的速度而建构和再建构，通常以更漫的速度和偶然地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市民社会，北欧共同体大概是一个最早的例子。 显然，由于国家间和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多样性，这导致了各种机构分离的趋势。亚太的版图是以各种国际机构的错综复杂为标志的：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东亚经济组织委员会、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太平洋流域经济共同体、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等。资源贫乏的南非也正在发展这种官僚气十足的机构，由于这些机构实在太多，在此只能列举几个：东非合作委员会（重新启动东非共同体的一种努力）、非洲经济委员会（一个联合国的机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马格里布联盟、非洲统一组织、东南非特惠贸易区和南非关税同盟。这张机构名单仍在加长。这些政府间机构不仅缺乏一致，而且，它们也仅仅偶然地与市民社会内部变化的传递者──女权运动、农民组织、环保组织、民运分子，如此等等有联系。这些运动提出了担忧或者要求，为诸如食品、生态、人权等等“新”的安全问题而动员和施加压力。但是，这些组织在区域和全球层次的相互联系是不同的。 全球化不是在世界范围内使市民社会达到同一水平，相反，它是以不同方式结合地方条件，强调差异，刺激各种社会运动以求避免经济自由主义造成的分裂和分化的影响。显然，国家受到了超国家主义和次国家主义问题的限制，面临着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 这个辩证法在一些发展中地区造成了最大的困难，尤其是在非洲，在那里西方人试图将一个西方的结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移植到一个不同的社会现实之中，而这个社会机体又拒绝全盘移植。非洲继承了国家制度的各种装饰，但是它从来没有真正地在多层的社会中给自己定位。在非洲漫长的历史中，殖民主义时期只是很短暂的一段，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前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形式的结合已经导致了更多地依赖残酷的强制而不是微妙的一致的掠夺性统治。一个充满悖论的问题是，区域的现实──后殖民主义时期国家的软弱性伴之以真正自底层向上的跨边界流动（超越国际边界的族群内部的交流、移民运动、在并行市场上的贸易等等）──在某些方面，可能将非洲置于通往──以在复杂的行为主体中享有较少自治权的国家为标志的多重制度的──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统治的有利位置。在非洲，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解体的国家不会和不能为平民生活提供政治和经济基础，国家自治权的最初削减可能最终为权力重组和建立更大的自治权的决心铺平道路。重组国家的机会不是加强其目前的后殖民主义形式，而是伴随超越国界的民主运动为国内社会的各种社会力量打开政治参与的渠道。 在向一种替代的统治形式过渡的过程中，各种国际机构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虽然90年代早期对假定的联合国复兴──主要是对它在冷战后时期的维和作用充满很高的期望，现有的一套国际机构有变得越来越无效和过时的危险，这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资源短缺。在正在出现的国际权力分配中，联合国体制关注政治危机，它充当竞争的舞台，但主要是试图使霸权模式和谐、合理和稳定。与此同时，“七国集团”（G-7）各民主国家试图协调国际经济，但是，对于国家官员来说，尝试利用无法计量的全球市场力量是难以办到的事情。 鉴于经济全球化给统治所带来的挑战，国际机构的重组将不可避免地写入政策议程。这是一项逃避的任务，其重要原因是一些区域或者次区域运动（诸如在中华经济区，有两亿多人的规模）不以机构为基础，它们否认机构的装饰（Stewart、Cheung和Yeung1992）。 什么将被制度化呢？就各种国际组织是全球政治经济内部变化的产物而言，它们的任务是设计一幅从全球角度构想的社会蓝图，一种普世的洞察力和维持占优势的世界秩序。如果这样，它们典型的做法是制定一些基本的行为规则和促进区域和全球霸权（Cox1982，1996a）。然而，国际制度是双刃剑。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某种程度上，非殖民化和反种族隔离运动──它们可能推动反霸斗争。尽管目前的趋势是使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和实践制度化，但是，这些运动才是变化的动原并确实具有创新的潜能，尤其是在观念领域。 新自由主义的观念 自80年代以来直到二十一世纪，关于世界秩序的占优势的概念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这部分是对于60-70年代结构主义──现在已经广泛地转化成政策药方──影响的反应。就观念而言，我所指的是植根于文化中的共同的含义。当这些共同的含义被进行跨国传播时，它们有助于维持和再生一种社会秩序，尤其通过从统治群体和从属群体中引出一致。共同的含义不仅可以确立一种既存秩序的持续性，而且就它们具有创造和发现新的生活方式的能力而言，普世化的价值观将成为潜在的变化的动原。 在这个综合体的政策一边，看起来在南半球出现了一体化计划的复兴。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如何在三个宏观区域内继续保持权力和财富的高度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占支配地位的阶层正试图建立新的规模经济。尽管在70到80年代早期，经济一体化作为发展战略受到冷遇，但是，现在各种国际机构正在向区域计划投钱。双边机构和世界银行都加入了这项大有希望的事业（Davies1992；Seidman和Anang1992；Thompson1991；Mandaza1992；Shaw1992）。按这种方法，新区域主义就能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容器，尽管两者在其他条件下是不相容的（这个问题在下面论述）。 与集体的自力更生战略不同，新自由主义的观念集中于增加对全球经济的参与。鉴于自力更生的战略通常导致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即原来进口的商品都是当地生产的，而参与世界经济则意味着强调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如果生产摆脱了价格控制的束缚，例如关税，那么出口商品就能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行竞争。前提是让它自行发展，市场是比国家更有效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仲裁者。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优先重点应放在区域外市场而不是区域内的联系。 当然，在新自由主义的计划中存在平衡。撤消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一揽子计划，都是结构调整计划的要素──导致福利的损失和分配的影响，因为它们对痛苦的分摊是不均衡的。在缺乏对市场改革的要素协调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可能分裂成“退化的区域主义”。从一个高度组织的形式退化成一个较简单的形式。象新自由主义的计划一样，这种区域主义的形式也寻求在全球化的模型中使集体的位置最佳化。然而，退化的区域主义是防止社会进一步分化的防御措施，这种社会分化的症状包括经常与国家官僚上层建筑相冲突的普遍的腐败、泛滥的犯罪和匪徒猖獗。不止一个国家将这种负担转移到处于更加不利地位的那部分人身上，而抑制由此造成的后果正是一种区域主义的尝试。 因此，在苏联解体后为了协调各共和国之间的政策而建立了一个不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IS），它的十二个成员国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战略和以不同的速度向前推进。在市场重建方面，俄罗斯行动迅速；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经避免了自由化的震荡，对生产和价格保持了高度的国家控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将经济改革问题推迟到种族争斗和武装冲突解决之后（Grinberg、Shmelev和Vardomsky1994）。 而且，市场的扩大已经在独联体培育了两个极，一个是欧洲的，另一个是中亚的。相对于独联体其他成员国俄罗斯实在是太大太有力量了，以致于新独立的一些国家担心莫斯科影响和控制它们的能源和矿产资源。除了天然气储藏丰富的土库曼斯坦之外，独联体的各共和国在经济上都依赖俄罗斯。它们试图维持主权和实现集体安全因此就很成问题。 内战的爆发（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国际冲突（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车臣分裂地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2，500万“俄罗斯人”危险地散居在几个独联体共和国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普遍虐待，这些情况引发了人口的外逃，这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区域经济和自由主义政治之间联系的虚伪。后苏联的亚欧大陆不仅以绵延的暴力为特征，而且以苏联时代政治领导的延续为标志，它具有根深蒂固的由极少复员的安全警察和从民主价值观的倒退助长的官僚作风。 不管怎样，在更加有利的政治条件下，新自由主义仍然预示经济增长，并在一个充满活力和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从政策主动性方面提供灵活性。新自由主义的洞察力建立在对价格信号的灵活反应和适应新的生产方法的一个较高程度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 新自由主义和灵活的生产 如果新自由主义方法忽略了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的问题，那么，它就不能解释世界资本主义地理学中的变化。如果是这样，它就不能形成对区域发展图景超越局限的观察。与新自由主义的兴盛一致的是专门化的区域生产体系的出现，这种生产体系在国家间和产业内部都有它们自己的区域内劳动分工。 灵活的专业化系统的引入使区域生产网更加重要，因为额外的报酬将支付给围绕一个工厂而在空间聚集的供应者，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保证及时的交货。虽然压缩时间的新技术时代已经来临了，但是，某些产业的相似之处仍然意味着低成本和更多情况下的需要与能力之间的较量。与附近的供应者和工人靠近，并且这些人又是处在来自生产第一线的鼓励创新的生产文化之中，这种情况允许市场需求的波动。 在新的进行灵活生产的次区域和微观区域中有几种变化形式。灵活的生产中心已经在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工业化国家和近乎于新工业化的国家萌芽了（Mittelman和Pasha评估的一种经验1997，第六章）。在亚太区域主义中，日本领导的跨国公司已经扩大了和依赖由中小规模的契约公司的多样性提供的灵活性。区域产业复合体在诸如电子和电脑生产活动中发展起来。正在出现的区域一体化的生产区不单单依赖华人的家庭企业和商业网，而且也经常受到缺乏这种家族联系的日本资本的刺激（Stabbs1994，372-73）。由于日本经济已经深深地嵌入亚太区域经济之中，因此它将一张社会文化结构网作为资本流动的通道。在地理上邻近的地区的有力的血缘和文化纽带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和提供促进区域商业的某种程度的人际信任。 贯穿社会文化网的灵活性 灵活的专业化的实施不仅依赖植根于地区上集中的生产体系的技术经济结构，而且依赖社会环境的定性方面。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各种文化因素，包括支撑市场的信任和共识程度和为工厂产生各种技术的产业气候。换言之，不同层次的关于建立区域主义的非官方的思想交流在诸如族群、家庭和俱乐部等社会机构内部进行，其中的一些机构起源于前资本主义社会（Asheim1992；Goodman和Bamford1989）。鉴于灵活的专业化模式作为一种生产系统需要与市民社会之间产生紧密的关系，因此，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在区域发展中既可以象征一种限制的因素也可以是一种潜在的能动的因素。 需要对我所说的关于华人家庭作为跨国联系在亚太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以补充的是日本的投资和援助，尤其是它们在东南亚次区域引起这种爆发的方式。事实上，不考虑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和美国与日本的霸权利益结合就不能理解东盟的经济扩大。 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当美国将资本输入东南亚和东亚之后，日本逐渐地在这个区域扩大了它的资本流动，但是，东南亚国家是向美国而不是日本出口其大部分的制成品。在亚太区域主义演变的劳动分工中，日本，其次是美国提供投资资本，东南亚为日本大部分销往美国市场的制成品的生产提供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日本的资本曾经对东南亚的经济产生不均衡的影响，按人均计算，新加坡吸引的直接投资份额最大。很明显，新加坡曾经是资本流动和次区域地缘政治的主要受益者（STabbs1989，1991）。 随着日本的贸易模式转向以区域为基础的经济，东京帮助东盟经济扩大了它们的出口生产部门，从而也增加了重新定位于东南亚的日本生产商的效益。日本产业的区域化在新加坡的经济，大概也在其他国家的经济中造成了不易察觉的不和谐。作为为了确认由外国或者外国控制的生产要素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程度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一，新加坡公布的数据表明其产值中越来越多的份额是由外国生产的。从1980到1991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中外国生产的份额的增长率为250%，与此相应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内生产份额的增长率为147.5%。自相矛盾的是，外国控制的部门能够在新加坡找到一系列扩大和投资的有利机会，与此同时，新加坡国内资本现在却要将其较大部分的有价债券借给国外。毫无疑问，解释这种现象的部分理由在于，在技术方面地方控制的部门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这显示甚至对发展中地区的更有经济活力的一个国家来说跳越通往发达经济地位最后一道逃避的障碍竟是如此地困难（Kant1992；Bernard和Ravenhill1995）。 这个解释理由还在于这个区域复杂的劳动分工与分权。日本在亚洲的直接投资从1987年的20亿美元飞涨到1990年的8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总值的二到三倍），这一点有力地说明投资资本较大的增值部分都流到了日本人手里；较小的增值份额属于那些处于灵活但结构性的生产集团中的下级合作伙伴。在保持明确的技术优势的情况下，东京在区域分明的劳动分工中协调地点的选定、提供投资、援助和技能。尽管仍然有独立的中国人的企业集团，但是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经常是合资公司中日本人的合作伙伴。在一个广泛采纳日本人的灵活生产方法的区域里，大的华人公司──例如，连集团和阿斯特拉──是日本资本的工具，有时充当装配工厂或者担当诸如富吉或科马修等公司的分配者（Tabb1994；Heng1994）。 超越了华人的家族股份和日本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仅仅说在区域发展中文化为资本流动提供了便利是目光短浅的。对各种强有力的结构的强调不应转移对文化的不连贯以及这种不连贯产生的方式的注意。在波拉尼的双重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一种对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各种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的反应，个人不是社会规定的角色的被动占有者而是超越这些角色的积极代理人。他们从细微的实践开始，通过重构文化参与和制定国家和多边领域的决策。在工厂里反对社会控制或者生产过程的重组战略涉及重新磋商含义、重新定义关税和以更可行的方式摆脱旧的社会结构的限制（Kabeer1991）。其他作者已经对生产-文化链进行了生动的研究，在此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区域的相互作用，其中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协调生产过程和劳动力供应。 灵活的生产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随着宏观区域的出现，新的区域主义以南北问题的方式使多种文化主义内在化了。亚太经合组织、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极其不同的方式为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方便。为了加强开放经济的竞争性和为劳动力市场提供灵活性，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国已经联合起来，这一过程可能通过接受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而得到进一步深化（Yamamoto1993）。 在东亚的新工业化国家和接近新国家化的国家里，高经济增长率已经持续了十年多，同时伴以迅速的人口变动，这造成工资提高和劳动力短缺的结果。例如，新加坡已经在依赖国外劳动力来缓解劳动力供应问题。直到促使国外工人被遣送回国的1997年经济衰退前，作为向日本输出熟练工人的马来西亚一直拥有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约一百万非法移民以及来自泰国和其他地区的移民。与其他次区域的接收国不同，菲律宾既是合同工人的主要供应国也是熟练工人和服务人员的主要输出国。来自印度支那的移民使东亚其他部分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加大了压力。 在南非，次区域主义的历史模式是由南非共和国对邻近国家廉价的移民劳动和服务的需要形成的，后者成为严重不平等关系中的一方。事实上，上溯到在德兰士瓦发现了黄金之时起，移民劳动力就为南非共和国的采矿业提供了动力。对南非共和国的资本家来说，移民劳动力体系提供了几种好处。只要南非共和国支付比内陆地区高的工资，它就能确保劳动力储备。通过从国外招聘工人的方式，南非共和国能够使矿业的工资保持下降，从而确保当地工人不从国内的工农业部门转移。 在1975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当莫桑比克获得了政治独立，南非共和国试图改变其移民劳动力来源，减少其破坏内陆国家稳定的部分活动的强度。因此，从1984到1994年，“南非矿业协会”成员矿的就业率下降了31%，与此同时，国外矿工的人数从204，104人减少到165，808人（根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的估计1996，258）。尽管如此，移民劳动力仍是后种族隔离时期次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规模的城乡移民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储备。而且，来自该地区其他部分的人才使南非共和国受益。尽管高失业率是令人烦恼的问题，但是，半熟练工人、熟练工人和专业人员在削弱派出国的人力资源的同时对南非共和国的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南非共和国试图将其经济从旧的产业中转移出来，以林林种种的法律意在管理劳动力供应一样，在南非，新的权力结构也尝试创造竞争优势，这使灵活的专业化和一个重构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必要。 权力关系 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区域主义，显然新自由主义的方法占据支配地位。事实上，几乎很少有证据表明其他设想，尽管有些重要的理论贡献，如果以任何程度的坚持本该已经实施。在东盟和“南非发展共同体”各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和发展一体化计划没有在次区域基础上实现生产的协调；它们仅仅或者以工业中产阶级或者是一般民众运动得到声张。事实上，由次区域组织推动的许多国家议程本来应该在没有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制定。因此，对现存的区域主义形式的分析必须集中于新自由主义的变体和它所服务的利益。 与声称的普世的发展法则有关，新自由主义假定，原则上，相同的发展规则可以实用于这整个大棋盘上的国家：从最发达的到最不发达的。这样的话，这个理论就是过度机械的，对区域主义来说就是一种自动投币机的方法。采取一种个人主义的方法，它对深刻的结构不平等，尤其是陷入极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围困之下的欠发展的定性方面保持缄默。此外，普遍忽略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区域主义的开放性与其潜在的反区域性推动力之间的矛盾。就开放的区域主义争取世界范围的市场和直接与全球经济挂钩而言，它能越过区域一体化。有时在商业圈中可以听到的基本理由是，通过有效的国际而不是区域的劳动分工，将使从贸易中的所得最大化。 另外，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关系看作没有争议地采纳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具有共同含义的无冲突世界，这种做法在结构上无视控制和霸权的模式。在高度发展的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指导下，区域霸权是伴随新区域主义反复出现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宏观区域里更为明显：在欧盟中的德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美国以及在亚太集团中时而出现的美国与日本间的紧张关系。 日本-东盟关系链恰当地说明了这种不对称的模式。如果将所有的进出口都包括在内，日本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主要的直接投资者和官方发展援助来源（Naya和Plummer1991，266-67）。尽管美国已经成为东盟的主要出口国，但是，东盟国家正深深地陷入日本导航的全球化过程之中：东盟是生产基地，而日本是它的核心。作为日本主导的一体化规划的组成部分，许多日本产业重新设在东南亚，同时日本国内的企业与国外公司的协调进一步加强。东盟变成对美国、欧洲及其自己的次区域市场出口的生产基地。在诸如汽车等产业的区域劳动分工已经涉及到部件的联合生产。例如在丰田车部件中，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集中生产柴油机、踏脚和电动设备；菲律宾生产传动系统；而马来西亚生产驾驶连杆和电动设备。新加坡办事处协调和管理各种交易。在东盟国家和日本都能从这种联系中取得收获的同时，东盟经济从决策中被边缘化了，并且更容易受来自东京的政治经济操纵（Hamzah1991）。 在其他区域，区域霸权的幽灵也在抬头。根据能够获得的最近数据，在1995年南非共和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其他十一个（后来是十三个）“南非发展共同体”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四倍（世界银行1997b，236-37）。而且，根据任何衡量方法，它们之间军事上的不平衡都使象在一张错综复杂的历史的相互联系的网上交织的经济的不平等相形见绌。在这个次区域的大多数国外投资也都流向了南非共和国。它的基础设施和银行业、制造业、贸易和服务部门使其成为该区域的一个经济大本营。 当然，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拟定调整政策的形式付诸实施。这种新自由主义方案的主要受益者是能够迅速跨国流动的资本、不受贸易政策限制的出口商、在生产力和价格上能够与国外公司竞争的国内的工业家以及从撤消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框架中受益的地方银行（Hewitt、Johnson和Wield1992，195）。其他社会力量的利益则没有被新自由主义撑起的伞所覆盖，它们必须寻找一种替代的场合。 新区域主义方法的结构 已经确认了对全球重构压力作出的四种反应──以自我为中心的区域主义、发展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区域主义和退化的区域主义（它们是可以共存的各种趋势），现在重要的是探索另一种概念的迹象，一种对新区域主义方法的补充形式。一种建立替代机构的方案的开端可能要在全球化的矛盾本质中寻找。它的一体化和分化的方面确立了一组新的对立，这为区域层面的实验提供了空间。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集权化的趋势可能提供或者由美国领导的霸权或者是联合霸权，后者是一种由欧洲、美国和日本支配的多边控制形式，大概日本充当美国的下等警察（Mushakoji1994，25）。集权化的全球化试图通过普世化的价值观为自己辩护。它有助于形成一种等级式的区域秩序和跨国资本与区域主义的结合。然而，全球权力的重组使冲突区域化。例如，中国的微观区域（出口加工区）与次区域实体东盟竞争投资。反过来，东盟失去的投资流向了一个国家单位，现在是其成员国的越南，后者拥有低成本的生产基地。在一个由新自由主义推动的矛盾关系中，许多来自东盟的投资者转向了越南，这促动了它的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服务部门（Kumar1993，36-37）。 在没有试图提供一份关于这种区域集团的完整的清单的情况下，显然过度集中在宏观层面会低估微观问题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新的生产方法和技术条件鼓励专业化和多样化，所以微观层面尤为重要。前沿技术的引入呼吁各种与小规模资本有关的倡议而不是跨国研究和开发的巨大风险事业（Mushakoji1994，21）。而且，存在反对某种区域性过程出现的力量。反对者提出了利润分配这一困难重重的问题，因为这种分配不仅按国家，而且根据种族和人种的方法──例如，在东南亚，是否华人马来西亚人从他们与华人新加坡人的关系中不成比例地受益（Akrasanee1993，13）。 霸权抑制社会冲突，但它不能将它完全根除。占支配地位的利益为反对意见设置限制，但是在由结构变迁造成的过渡时期，各种根本的挑战可能增加了。换言之，霸权不是一种稳定的条件，它总是被创造和削弱。 目前，新自由主义重构的反作用力正在所谓的变革的区域主义的鼓动中出现，即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与其说是当前的现象不如说是未来的前景的一种区域主义的骚动中出现。在其萌芽时期，尤其是在宏观区域之外的地区，变革的区域主义是由那些脱离全球化版图的因素累积起来的部分的防御性反应。这种政治经济计划并非不同于发展一体化的模式：在计划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的时候密切政治合作；成员国之间平等与平衡的关系，包括各种再分配方案；和在区域产业计划经常基础上增加的贸易。在重构过程中，国家必须在变化的一体化中担当积极的代理人；它的主要作用是使生产合理化，加强基础设施和推动交易。在强调自我组织的前提下，这种替代计划号召由下至上的流动的区域主义并且与由女权运动、环保主义者、亲民主力量、人权组织等等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特性相联系。最终，变革的区域主义的可能性和局限依赖于它与市民社会联系的强度。它带来可持续增长和民主的创造性潜能在于公众的支持和各阶层人士的参与意识。 尽管实践者可能不使用这个术语，但是，变革的区域主义显然是一个辨证表述。来自上面的力量试图确立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但是，来自基层的社会力量对此加以抵抗。我们正在论述的是地方控制和各种替代的发展方向，这也包含了就不同区域化过程前景的一种抗争。从上到下的推动力和从下到上的反作用力之间的不稳定平衡不仅在区域之间有差异，而且在区域内部也不相同。伴随东亚和南非的这些争斗的是撒切尔式的欧洲与“社会欧洲”之间的冲突。变革的区域主义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是一个具有具体表述的过程？1989年在日本，随后1992年在泰国，各种运动和网络发出了“二十一世纪的人民计划”（PP21）的号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人民计划”过程是一种为实现社会变迁而推动大众和民主运动的努力。跨边界关注──在亚洲增加的性产业中移民妇女的作用，同由于在农业用地上建高尔夫球场和其他休闲设施而造成的环境退化作斗争，在日本人在韩国经营的公司里韩国工人的作用等等──是这个议程的核心。这里已经认识到通过协调的区域行动这种新的看法能够更好地付诸实施（Hartlandsberg1994）。 同样，1990始创的“圣保罗论坛”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将整个美洲地区的各党派和社会运动的代表汇聚在一起论述建立一个平等的区域联盟的方式。在拉丁美洲使这个论坛富有生机的是新自由主义重构的力度和影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墨西哥的宏观区域主义──已经造成了大量的工人和农民流动，将他们推向非正规生产部门，在那里他们采取了介于合法和非法活动之间的生存战略。重构活动正在剥夺国家管理经济生活的能力，加剧财富的外流和内部的集中。这种社会后果是严重的，它使大量的底层人被挡在对社会的有意义的或者生产性的参与之外。虽然这个论坛还没有提出一个全面详细的替代计划，但是它强调为半球的一体化重新定向，使之摆脱美国霸权，向“带有国家主义重点和一个对付南北不平等的大陆视角”的拉丁美洲一体化发展。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重构，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能在从全球经济中撤出或者排他性的拉丁美洲自身的相互作用中寻找。相反，强调重点应放在区域合作和集体行动当中（Robinson1992）。 尽管拉丁美洲的经验在许多方面与南非的一体化过程不同，但是，在这两个区域的议程中共有的一项就是将社会的共同纲领包括在一体化的安排之中。写入这些共同纲领的一个问题是使一体化能在整个区域内充当加强工人权利和标准的机制。其他要素是矫正措施，其目的是使一体化过程中的调整所带来的痛苦不至于沉重地压在穷人的身上，这些措施包括建立对工业萧条地区投资的资金、解决债务问题、改革移民法、环境保护、对贸易的某些管理、对民主的实际深化和建立民主的区域机构。在“南非贸易联盟协调会议/南非贸易联盟代表大会/贸易联盟“起草社会共同纲领”国民委员会中，南非贸易联盟运动已经提出了上述措施的某些方面（Davies1992）。如果将它们区分出重点，那么上述提到的最后一种挑战可能是最显著的：如何推动建立一个以民主的方式使人民参与各个层次决策的强有力的市民社会。这些有关市民社会的倡议必须与它们所面临的结构，即全球霸权结合在一起考虑，我们现在就转向这一霸权问题的探讨。 第七章 全球霸权与区域主义 （与理查德·福尔克合著） 霸权是区域主义反复出现的特征，它促成了分化和资源的分配不均。不要将霸权与葛兰西的一种权力优势的含义混淆，这里所使用的霸权概念是葛兰西的认识中强制和同意的混合，其中同意是支配性要素。根据这种用法，新自由主义霸权被授权以全球领导的身份协调寡头政治的市场和国内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就开始与它的不同地区的伙伴协力发挥这种核心作用──正如“华盛顿共识”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当意识形态霸权证明是脆弱的或者面临挑战的，一种霸权可能运用各种工具，包括维持和谐的外交手段和强制的军事方法。 那么，这一章就转向政治方面。它探讨全球化的地缘政治，考察在全球化过程的背景下经济和军事安全之间的联系。特别是，这一章思考下列问题：在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新区域主义能被用于推动美国霸权吗？与形成控制后冷战时代全球化压力的区域方法相关的困境是什么？ 我们的核心论点是美国维持霸权的总体方法──即灌输新自由主义的观念和实践──形成一个由零散的区域政策构成的松散的组合。我们的结论认为，对美国的决策者来说，区域主义依然呈现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多边秩序的关键的、然而实验性的和甚至不连贯的特征──一种经常用于连接全球重构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黏合剂。 我们清楚地说明这种背景开始，接着探讨对与新区域主义相关的美国利益的挑战。由于美国实际上属于各个区域，因此，有必要考察美国政策所依赖的三个支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和大西洋共同体。其他区域规划是在广泛的和有时边缘化的地区，它们虽然也是华盛顿关注的地方，但不是这里分析的核心，因为到80年代后期，一般来说，它们在竞争性的自由化的推动下去吸引外资和扩大贸易。 冷战之后 显然，至少在暂时的情况下，苏联的解体结束了80年代如此突出的关于美国衰落的争论。实际上，胜利者的情绪强调了美国作为唯一幸存的超级大国的作用。美国的霸权外交和超凡的军事能力通过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挑起的1990-91年波斯湾危机的解决方式而得到了证实。乔治·布什命名为“世界新秩序”的新时代似乎允许美国在与霸权安全考虑有关的问题上利用联合国作为一种合法化的支持。 但是，与冷战结束有关的这种新发展模糊了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主的软弱性。甚至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坚持将军事行动的财政负担转嫁到别国身上，致使日本暗地里抱怨征税。此外，90年代早期美国巨大的贸易和预算赤字所反映出的美元的脆弱意味着，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需要那些不能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对的方法。1993年，十八个美国人在索马里的一次事变中丧生后矛头指向美国的批评风暴显露出，海湾战争中多边框架只是一个异例而不是一种浮现的地缘政治模式，美国公众赞成的是几乎不给财富和生命造成负担的霸权。1995年在美国腹地──俄亥俄州代顿──达成的波斯尼亚和平协议象征了在90年代的大背景下关于形成霸权角色的这种反复试验动力的新阶段。现在美国的外交领导似乎是坚固的和不能挑战的，但是，在美国的这种模糊的和薄弱的霸权水平的情况下，它的意志力及其运用一点都没有保障。 在这种背景下，各种版本的区域主义是美国霸权政治的重要特征。与全球主义者对海湾危机的反应不同，外交和军事倡议的有效部分越来越是以美国为领导的对北约，而较少程度上对欧洲关系集团的依赖。是否这种反应的区域化为全球化地缘政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轴心目前尚不清楚。同样，对美国在各种经济背景下的霸权角色的探讨仍没有定论，依赖单边主义和区域主义方法之间的平衡问题也是如此。 我们认为，区域主义和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是随意取舍和不均衡的。尽管1999年发生了北约轰炸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的战役，但是，当经济区域主义正日益变得重要的时候，与军事战略目标相联系的区域主义作为美国外交决策者手中的工具的重要性基本上是可质疑的。一定程度上，这种双重模式表现了从一个地缘政治时代向由全球化的逻辑形成的地缘经济时代的根本转移。为了军事战略安全目的的区域主义依赖于存在共同的外部或者内部敌人，而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就不可能率先考虑各国依赖它们自己的能力维持安全的倾向，或者在特殊威胁的情况下寻求双边基础的支持，就象在1998-99年美国空袭伊拉克时有英国的参与一样。 对比而言，为了经济目的的区域主义依赖于赋予国家以联合起来获取市场份额和增加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全球资本的逻辑。而且，各种扩大的经济联合对较弱的国家体系都构成了威胁，这对区域和次区域以经济一体化来平衡所受的这种威胁提供了动力。 自1989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一直在寻找一套以使财政和政治紧张最小化的方式来维持其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的政治工具。尽管区域主义与美国全球角色的总的关系仍有待清楚地定义，但这一章目前断言，美国外交政策在增加其对经济区域主义的依赖的同时只是偶尔地依靠区域的军事战略协议 实际上，区域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大主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著述和公共课程集中于区域安全协议和贸易集团问题。尽管它们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尤其在对欧洲的关系问题上，但这两套考虑经常彼此划分开来。 关于在目前全球背景下的军事战略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外交脱离了区域主义，只在欧洲方面有部分的例外。在其他区域，冷战时期的区域联盟，诸如中东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条约，它们的继续存在只是作为一个被取代的过去的遗迹。在冷战时期，尤其是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影响下的5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推动和依赖区域安全协定，并将其作为美国遏制苏联集团势力扩张的总的全球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在当代的全球化阶段，美国几乎不需要这种区域安全协议。加之，许多国家寻求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来行使它们的主权，而它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受到“扩张的世界共产主义”或者其他系统的“威胁。”但是，还有其他的社会力量和价值观必须加以考虑。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和美国的利益 国内因素在美国决策者的区域主义取向中占显著地位。在90年代的美国，不满政治已经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呼吁增加第三党后选人作为总统选举的替代方案，共和党以低票数（37%）形成国会中的多数党（四十年来第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即使那些投这些共和党人票的人也没有期望有意义的改变。这呈现出一种意识──不仅仅是公民中一种潜在的而是一种高深的理解──即选举政治不能产生为国家的各种问题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的领导人。实际上，从美国的“过程取向的”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些批评家的视角可以看出，与正规的自由相伴的局限于一个小的管理集团的领导者的选择不能处理经济权力和不平等这些根本的问题（Robinson1996）。这种不满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压力，尤其是收入和利益的分化有关。虽然实际的股票市场在90年代中后期上涨，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福利供应的减少、不仅从事一项工作的需要和就业安全的降低，经济环境变得严酷而小气。 当学者们详细解析这个包括通常称为全球化的再联合在内的特殊系列结构变化的时候，国家自身也正在寻求适应控制这种趋势的战略。此外，政客们──例如，国会议员──正在以各种方式对这些新现实作出反应，包括有利于商业和加重公民中劳动者，尤其是那些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劳动者的负担的一揽子计划。这种适应性动力的一种表现方式一直是压缩政府的资源和作用，尤其是与社会开支有关的，以及在环境保护的一些实例中。 这种趋势由于有组织的劳动力的不断削弱、商业和金融业的公开优势以及新自由主义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共识而得到加强。从1992到2000年掌控白宫的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总统──虽然当选时受托将优先重点放在国内经济，但是，他上任后不顾民主党传统的竞选目标，根据全球市场力的发展方向来命名对外经济政策，这一过程明显地反映在他争取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活动中。这种名义上自由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民主领导模式已经在整个世界重复出现，这表明全球化的结构影响。为了各种理由，尤其是与福利和就业传统有关的，结构调整的具体特征已经变得在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痛苦。 源自全球化的种种事态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外交问题，它们呈现出作为全球外交、军事能力与全球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的结果：就前者而言，当今世界是高度单极化的，而就后者而言，世界的总特征是三极和多极（七国集团）的。 首先，美国外交决策者正在与这种问题作斗争，即如何应付那些对其没有有效管理机制的跨国经济力量。这类情况在1995年由于它的新加坡分行的一个雇员的欺诈性交易活动而导致的巴林银行倒闭的事件中表现得很明显，对于派生市场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国际金融市场是全球范围的，但是它的有效的管理所依赖的是国内的框架。同样，由于资本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和它的流动能力，这使任何国家运用其政策工具控制公司的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都变得更加困难。进一步地说，就全球化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区域主义扩展无管制的或者撤消管制的资本积累的边界的程度而言，它缩小了政府对民主压力作出反应的能力，因此也就限制了公民控制他们自己的经济生活的权力。受制约性和结构调整的限制性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经历了更大程度的和更明显的失控，但是，至少就政府对公共商品的政策而言，即使象美国这样富裕和强大的国家也正在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 其次，在实际上，华盛顿的外交决策者和其他地方决策者一样都面临着与全球化高度一体化而另一部分日益从全球化中边缘化的区域模型。作为全球化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强烈的分化威胁产生不稳定和持续爆发区域冲突。 第三个挑战是市场的全球化与不以新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共同体价值的主张之间的矛盾。换言之，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种道德秩序：如果超越了根据市场标准和个人所拥有的消费品的数量来估计人的价值，那么，全球化的道德组成部分是什么？说到底，这是一种替代性的对全球化计划的挑战──复兴的伊斯兰教，它的形象在西方的媒体中遭到玷污，但是，它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道德层面的缺失发出强有力挑战和对消费主义的生活准则进行有力谴责的一个方面（Pasha和和Samatar1996）。 最后，面对它不能利用的全球化力量，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防御措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映统治阶层对全球化的看法，国家放弃了它的部分主权。以最制度化的区域主义形式欧盟为例，它不是其缔造者所设计的“欧洲的联合国家”，而经常被视为一种新的具体化的权力结构，它决定农民耕种多少，指定平等领取养老金的条件，为贫困区域的经济发展拨出基金，停止一些被认为是反竞争的国家援助，并且要求国家认购它们不需要的产品。欧盟被授权执行关于环保、公司的合并和兼并以及工厂的生产标准方面的各种规则。事实上，目前布鲁塞尔雇佣的一万八千名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盟的决定取代了其成员国的法律。因此，与其说国家是区域主义的牺牲品不如说它是一种自愿，甚至更乐观地说，它是这个过程的伙伴。当国家正在加紧对外适应的时候，由于它的看法，它也要应付国内外次国家主义的造成分裂的拉力，这是可以部分地被理解为强烈反对全球化的第二种对抗过程。 在形成对这些挑战的反应的过程中，华盛顿可以利用它的军事优势、巨大的外交影响力、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民经济的地位、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业方面的丰富资源和该国对全世界的年轻人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的磁性文化。美国是世界上领先的贸易国，根据最近得到的数据，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排在第二位的国家──日本的15倍（世界银行1997，214-15）。然而，众所周知，美国从世界上主要的债权国变成主要的债务国，它的产值从50-60年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下降到90年代初期的五分之一（Bach1993，11-12；Nye1990）。然而，由于霸权不能完全以公开的权力和财富的附带物来估量，此外霸权还包括共同的价值观、主观含义和具有相当的外交资产的领导角色。霸权是关于产生一致的方式。智者马基雅弗利的忠告：统治者不能单单依靠残酷的力量来统治，这一忠告对于冷战后的世界是很贴切的。他的同胞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洞见：各种霸权结构不仅包括利益，而且包括以一致为体现形式的合理性，它们可以通过指出强制和一致的混合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得到扩展；它是不均衡的，不断需要反应各种挑战而作出调整。 为了在冷战后再次刷新霸权和克服全球化的各种挑战，美国首先试图使新自由主义观念：即秩序的基本构筑材料是个人而不是经济或者社会结构制度化。而与让他们自行发展的信条有关，市场将引导有效的资源分配是一个灵活性的概念，它体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欣然地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当然，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鼓吹市场的首要地位的经济模式，而且它也是转变成各种打开市场的政策的行动手段。它的这种影响并不是对不同集团都是中立的，而是倾向于某些力量：大公司、大投资者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与国家的经济霸权的衰落、社会福利的削减以及国家资本主义转化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有关。 把新自由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意味着华盛顿将灵活性奉为其冷战后战略的特征。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以“重新创造政府”为红色标题提出了关于削减政府规模并使其更有效率的建议，其中灵活性是决策者们所使用的一个原则，它是从市场经济──“灵活生产”中引用的，该种组织体系是为增强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而设计的。作为实现区域主义的一种途径，灵活性意味着一系列美国与其伙伴之间的轴-辐条的关系，它有时反映了一种较肤浅的国家间联合的形式，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则涉及保护工人权利和市民社会的较深层次的相互作用，但是，所有的情况都是由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同地区：从欧洲和美洲到太平洋的反复试验法决定的。尽管美国与欧盟的成员国维持着外交和文化的纽带以及巨大的经济存在，但是美国所依赖的区域主义不是后者，而是北美和太平洋环带，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探索将区域协议与对全球化的总体反应连为一体的模式的最大胆的推进。 重构美洲半球霸权 历史地看，美国经历了各种在拉丁美洲构筑霸权的倡议，上溯到十九世纪的门罗主义时期美国就与拉美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历史、军事、贸易和文化纽带。尽管详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先例所规定的条款超出本章的写作范围，但是，如果我们不指出先前由华盛顿发起的这些双边和多边半球协议的重要性就有玩忽职守之嫌。在许多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未来的在西半球实现自由化的计划都是来自于那些在二十世纪80和90年代就已成形的历史模式。 1982年罗纳德·里根的“加勒比流域创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政府意欲支持中美洲的右翼政权、孤立和削弱尼加拉瓜的桑丁尼斯塔政府和向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施加更大的压力的推动。远非出自一种狭隘的安全或者地缘政治考虑，正相反，事实上它是在一个持续的行动中提出的，这个行动的目的在于根除桑丁尼斯塔的提出新自由主义计划的第二种替代方案的企图。与此同时，为了换取中美洲国家和加勒比各国的政治一致，里根的工作小组对它们提供扩大的援助、各种投资激励和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条件。尽管在这种立法和实施中有许多折衷，但是，在美国的期待和回报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即使冷战的考虑与尝试的经济活动的区域化相互交织。 这种以威胁利诱的手法来形成一致的模式也在其他场合也被使用，尽管可能表现得不那么明显，它也仍被里根的继任者们延续着。在西半球尽管加拿大在大多方面与发展中国家不同，但是，加拿大同样高度依赖美国的市场和它的投资者。这里美国的权力也──和因此1988年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被用于推动对外国投资者的自由化。从商业利益的观点看，这样做的目的是便利资本流动。在加拿大，区域主义呈现为保护和扩大进入美国市场的一种必要的手段（Fishlow和Haggard1992，21）。转过来看美洲南部，在这里美国试图维持政治稳定，延缓非法移民和巩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因此，乔治·布什总统1990年提交给国会的“美-墨自由贸易协定”保证墨西哥进入北美洲市场，锁定在新自由主义的国内改革中，并且向私人投资者们再次保证他们可以进行新的投资。最后，布什总统1991年成立的“美洲倡议公司”为达成一个美洲半球的自由贸易协定打开了通道。经济自由化包括投资推进、私有化、债务削减和消除贸易壁垒（Fishlow和Haggard1992，22-25）。 以这些从轴心发射出的辐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模式开始了运作。剩下的就是使在过去十年已经就位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政策系统化。尽管遭到本党劳工选民的反对，但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支持共和党关于经济区域主义的观点，对于以他为代表的美国商业来说，霸权的区域主义意味着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灌输信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仅仅是一系列贸易条款，它还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象征、行动的手段和形成跨国一致并建立投资者对协定的不可撤消性的信心的一种方法。伴随美国的资本，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的商业和政府都逐渐认识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撬开美国经济的一种工具，但是，同时这还会对劳工和环境条件造成令人担忧的影响。 就所有的实际目的而言，北美三角是一个错用的名称。因为美国的经济使它的邻国的经济相形见绌，这三条腿的长度是相当不等的。事实上，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第三条腿实际是不存在的。在使南北问题内化的情况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相差悬殊的收入分配与政策一致结合起来。这种不对称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仅仅是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且它还不可避免地发挥着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势力范围的功能（Poitras1995，9）。对于在某种程度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危险区的问题大多数决策者不那么清楚地觉察到，但是一些评论家预测到了这一点，即这种区域经济联合使美国负担拯救弱小成员国的责任（Castaneda1995）。《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前，对于美国出台恢复投资者对墨西哥经济信心的一揽子援救计划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后，美国不去尝试这么做才是不可想象的。 当美、墨边界两边的商业和金融业支持这个协定的时候，反对意见主要来自美国的担心“迁移工厂”的工人和了解墨西哥环境水准较差的环保主义者，同时也来自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如罗斯·佩罗特和帕特·布坎南。美国的人权小组指出墨西哥普遍的存在的虐待现象，谴责克林顿政府将外交政策中的道德成分与经济收益脱钩。当不久后于1994年就接受智利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达成一致的时候，加勒比国家抱怨它们的弱小经济将受到迅速市场自由化的危害。而且，在拉丁美洲已经出现了寻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各种替代方案的运动，其中的一些是以美洲南部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的版本──1991年签署的由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组成的“南科恩共同市场”，以及恢复的“安第斯共同市场”。 为了使墨西哥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作准备，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政府采取了允许划分农民的公用土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个人能更容易地将他们的财产出售给更有效率的大土地所有者，后者能够得到更好的装备以与美国和加拿大的生产者竞争。这个过程使许多贫困的农民流落他乡，促发了恰帕斯州的萨帕蒂斯塔起义，这次起义具有象征意义地就选在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的那天。据美国劳工部文件称，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各种政策的实际影响的结果，美国失去了41，201个制造业的工作，但是，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墨西哥的失业人数。这种工作的流失不同地归因于贸易自由化和自1990年9月以来墨西哥经济中持续的制造业就业下降的趋势（Depalma1995；Cornlius1995）。自由化、撤消管制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意味着低收入者和有色人种的日益增加的经济不安全。正如墨西哥与美国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经济不平等一样，墨西哥国内的经济分化现象也在增长，在既存的收入和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基础上又有了显著的发展。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工人和农民的取代已经加速了移民。然而，鉴于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州越来越抵制新移民的情况，向美国移民的逃离活门也不是那么有效的出路。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通过十五个月之后，华盛顿开始介入对墨西哥混乱的金融市场作出反应，它提供了一个价值为520亿美元的保证计划。在削减国内福利的同时，美国政府着手援救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私人投资者，这些人故意在一个“正在出现的市场”──墨西哥的无常股票上冒风险──但是被拯救而免受进行糟糕的一赌所带来的苦果。就所有的实际目的而言，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了墨西哥的中央银行，这表明承担区域主义的负担成为美国的霸权工具。而且，可以预料，在财政困难中权宜之计取代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一个经典的波拉尼的步骤中，自我管理的自由市场的乌托邦在大规模国家干预的祭坛上被静悄悄地牺牲掉了。 尽管出现了这种的混乱，但是，美国长期的目标是使从北冰洋的加拿大到南极圈附近的智利的资本市场自由化和一体化。这样做的目的是以一个“西半球的自由贸易区”扩大和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中美国的霸权角色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比较而言，在亚洲，美国遭遇了一个拥有更强大国家的相当不同的区域，其中这些国家有它们自己的关于区域主义的议程。亚洲的区域主义较少依赖正式的协定和政府间组织，而较多地依靠双边的但是具有区域外衣的经济关系网。 亚太舞台霸权区域主义的再思考 由制定美国政策的有识之士提出的各种竞争概念对于根据后冷战时期的环境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重构美国霸权是很重要的。他们的建议和解释是有影响的，对于设立政策议程起了关键作用。原国务院官员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一篇论文暂时吸引了广泛的注意，他认为，随着共产主义的结束，历史的辩证法已经走向以资本主义、多元政治和立宪主义的永久胜利为标志的终结。在达到最终的结合之后，政治领导者的重点应该放在扩大经济繁荣和帮助一些落后的社会融入自由经济体系中。另一篇大概影响更持久的关于霸权的论文是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1993），他在这篇题为“文明的冲突？”论文中坚持认为，冷战的争斗已经被“有缺陷的文明的界线”所取代，其中包括宗教和文化的同一性，特别是使伊斯兰教和儒教与西方对抗。对于亨廷顿来说，后冷战的冲突归结为两极，即“西方和其他。”这些论文不仅显露出大多数朴素的智者的思想与美国的霸权是切合的，而且他们还假定只有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计划。无论如何，亚太区域的情况不是这样。 有一种占优势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它是一个包容性的版本，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替代选择，更是一种独特的样式。“亚太经合组织”就是这样一个包容性的集团，它包括太平洋流域所有的次区域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微观区域试验（如出口加工区）。它的亚洲侧翼将世界三大经济单位中的两个，中国和日本纳入其下；有四个国家宣布为新工业化国家；两个国家，马来西亚和泰国为接近工业化国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还有彼此差异的国家如加拿大、智利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如亚太经合组织必须应付东盟对日本和美国的控制的担心一样，它也试图将中国和台湾包括在一个组织结构中。当然这种结构只是一种协商性的论坛，它没有任何制定规则的机构，尽管1994年东盟六国决定到2003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AFTA）；但是这种远景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字面上的承诺目前仍不清楚。 将深化的区域流动从一系列事态压缩为一个短暂的时间段的根本原因是，一直持续到1997年的一些亚洲经济的活力、全球化的强有力推动和冷战的结束。在许多方面，9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增加了这种逻辑依据。在遭受货币投机商和外国投资者的放牧式的行为的打击之后，一种金融危机的传染病感染了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在较轻的程度上影响了其他亚洲国家。当这些国家的政策议程转到经济恢复的时候，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目前，大多数亚洲资本主义程度不同地不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采取的，而一味地依赖与美国指导的发展模式保持广泛一致。下面是许多关于新的次区域联合形式的建议和适度的倡议。 对于亚太经合组织的美洲和亚洲两翼来说，深化区域结构的动力是从扩大贸易和投资中得到潜在的收益。亚洲现在是北美的主要市场，而且跨太平洋贸易已经超过了跨大西洋贸易。亚太经合组织的十八个成员国在世界的总生产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长──从1983年的38%分别上升到1993年的近60%和46%（Higgott和STabbs1995；“亚太经合组织；亚洲的开放”1994）。但是哪一种深化的议程会流行呢？深层的一体化问题有那些呢？ 亚太经合组织的亚洲翼正在警惕：深化区域结构会成为美国将它的观念强加于公平贸易的方法。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担心，美国将试图重塑尝试的和证实的依靠大规模国家干预的国内经济政策，坚持各种社会问题──人权以及劳工和环境标准（尽管不是一些非政府间组织要求的那类）。想象或者构筑一种亚洲的认同的努力也提出了关于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冲突的广泛和令人烦恼的问题，这不仅就亨廷顿的文明间紧张关系而言，而且就新自由主义区域计划的道德内容来说。在这种情境中，两位观察家拨动了在亚洲一些地区引起共鸣的琴弦：“亚太经合组织……显然是受西方教育的沉湎于实证哲学的方法论和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主义之中的国际贸易经济学家的婴儿”（Higgott和Stabbs1995，531）。这种观点含蓄地表明，如果新自由主义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摹本，那么它对陷入迅速全球化旋涡中的古老亚洲文明的深层渴望作出反应吗？而且，它与一系列强制性政治模式和结构是相容的吗？ 我在第六章提到的一种替代方案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亚洲化。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建议，一个东亚经济圈(EAEG)将包括日本、中国、东亚新工业化国家和其他东盟国家，从而使其成为欧盟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主义的强大平衡力量；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将不包括在这个东亚经济圈之内。换言之，与太平洋的方案相比，亚洲的方案要求更独特的成员，并更强调作为区域结构深化的核心特征的区域主义文化方面──认同。尽管这种安排的方式从来没有详细地提出过，但是，毫不奇怪，美国从一开始就反对它。美国想维持它在这一区域的领导角色和能够打它的王牌──军事安全的保证者、中国的遏制者和整个市场规模的控制者──从而以占优势的新自由主义议程来转移马来西亚方面发表的阻挠言论。美国对马哈蒂尔的观点的断然反对导致了这个倡议的淡化，至少到目前为止，它变成仅仅是较大的太平洋结构中一个虚弱的亚洲组织委员会。另外还有一个以欧洲作为第三个势力范围的三边体系需要考虑。 在大西洋共同体复兴霸权区域主义 到目前为止，北大西洋关系一直建立在实质的历史一文化的纽带基础之上，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互渗透的市场、核心的军事联盟（NATO）和一系列双边关系的基础上。然而，冷战结束后，大西洋共同体内部各方都需要考虑变化的环境。不仅如此，美国还遭遇一个它本身不属于其中的强大的区域组织──欧盟，尽管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对这个组织的某种形式的参与。 当具有无穷想象力的欧洲人就更深程度的一体化议程展开辩论的时候，有必要制定出更灵活的战略以应付在新千年之初就将发展成三十到三十五个成员国的共同体的需要和一个单一市场的社会影响，包括移民的吸收、高度的失业、公开的种族分裂和贫富两极分化。在欧洲内部，对下述欧盟的发展方案存在争议：（1）一些成员国担当加深一体化的前卫，同时其他国家跟随其后；（2）将首先赞同共同的目标作为所有国家自愿加入的前提条件；（3）在那些愿意并且能够适应紧密的一体化的国家和那些倾向于一种更松散的一体化框架的国家之间实行双轨制，这一切都在一个合作的框架之下；或者（4）一个一体化的选择清单所包含的范围（Barber1995）。为了改变这种比喻，某种选择可能总体上对区域主义具有靠自身努力的影响。此外当然会有从一种区域一体化深度向另一种深度转变的过渡安排。 美国官员对这种在欧洲推进区域主义的驱动力作出反应，他们强调，就已经证明美国本身是欧洲自由与稳定的保护者而言，美国是一个欧洲大国（Holbrooke1995）。因此，美国在这个领域重塑霸权区域主义所依赖的前提是欧洲仍然没有能力满足自己的安全需求，这种美国的联系建立在经受漫长的冷战考验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即如果没有美国就可能产生一个更为麻烦的德国霸权，苏联可能再一次迅速地构成对欧洲的挑战。麻烦就在于：由于欧洲不能有效地对波斯尼亚的侵略和种族屠杀作出反应，在这种“种族清洗”的折磨中，美国拒绝派出自己的部队，但是它又对欧洲人是否真正具有将人们笼络到一起的能力表示怀疑。除了口头上的夸夸其谈之外，当共同体最基本的价值观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们有为了维持共同体而作出必要牺牲的意愿吗？波斯尼亚的外交结局以及科索沃的后果都强调了重申在对欧洲的安全关系中美国的霸权作用。同样，在波斯尼亚维和与保卫科索沃的责任从联合国转向北约都再次强化了联合国在全球安全关系中的边缘化和重新肯定了美国在欧洲的领导角色。尽管就其运作的地点而言北约是欧洲的，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美国主导的区域安排，这一点由于1995年华盛顿在为接替名义扫地的威利·科莱斯而挑选北约新秘书长时坚持拥有最后发言权而得到强化。然而，关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战略角色能否在对欧经济事务关系中被转化成相应的角色的问题仍颇受质疑。至少在目前事态下，这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 就如捍卫公开承认的理想具有种种局限一样，同样，对于正式的区域主义也有明显的限制。不仅反霸力量而且霸权行为主体本身也利用非正式或者非官方的区域主义。自相矛盾的是，非正式的区域主义经常通过区域外的论坛──七国集团、巴黎和伦敦国际金融问题俱乐部、世界经济论坛和三边委员会等等来运作──这些组织能够更有效地确定霸权的细节。显然，这些论坛可以是公共的或者私人的联合，它们对一致的和强制的结构形式都能实施灵活的管理。尽管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各种机制在通向新自由主义目的地的道路上会遭遇实际的障碍，但是只要它们习惯于多边的世界秩序，那么，它们与重建美国的霸权就是和谐共存的。 趋向区域主义的全球战略 简言之，在努力维持霸权的过程中，作为轴心国家的美国一直试图在新自由主义的车轮内辐射一系列的区域辐条。就成功地应付上述提到的各种外交政策挑战而言，它的运行顺利吗？我们认为回答是否定的。尽管区域主义在控制议程、主导市场和为某些地区和活动制定政策方面是一个有效的选择工具，但是部分地由于不同领域之间的强烈差异和紧张关系，美国经常不能审慎地或者明智地运用这一工具。美国和它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之间的合作是最密切的，但是即使在这里也出现了远远多于预料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经济危机；跨太平洋的肤浅、薄弱和较低的制度化水平；以及由于其他两个地区的日益突出而造成的北大西洋的更不确定性（Haggard1994）。 因此，美国已经动用了不同的区域主义方法，当决策者认为干涉行为将更有效的时候，它就放弃了对新自由主义的一贯坚持。与美国支持采取相似的措施拯救诸如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这两国的经济一样，美国对墨西哥经济的援救也是体现了这种权宜性的拯救市场力量的意愿的显著事例。 很显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全球市场已经发生了演变，其演变速度已经超越了各国和各区域组织控制这种变化所带来的诸种影响甚或它的方向的能力。全球化的结构影响已经使可供国家选择的政策范围变窄。这种至关重要的现实迫使决策者急需尽可能地使全球化与区域主义相互协调。 区域主义远非是大一统的，它正唤起那些认为可能将区域主义转变成对抗霸权的盾牌的正规集团或者跨国运动内部政治力量的注意。就如区域主义充当美国的一种霸权战略一样，它也为各种反霸计划提供空间。由此，区域主义不仅是全球化的一种构成要素和反映，而且它也充当对全球化的一种修正反应。 无论在既定的时间和地点美国的区域主义方法是什么──例如国家主义、宗教、种族和语言──都不仅连接了共同体，而且不断地将人们划分开来和甚至引发一种毁灭性的连锁反应。与美国战略的对抗已经引起了全球冲突，其中大部分是暴力性的。扩大区域主义可能不足以中和其他的分歧，其中的多数分歧在冷战时期被压迫国家和集团政治所窒息和遮蔽，但是，自1989年以来，它们实际上从两极的地缘政治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尽管在制定一项连贯有效的区域主义政策中存在这些问题，但为什么美国还要坚持呢？为什么不放弃这种方法而坚持以国家为中心、权力为中心的策略呢？为什么不直接地与全球经济相连接而越过区域主义这个中间层次呢？当然，尽管有限的资源局限了为了同一种目的在两种计划上投资的能力，但是，美国正在遵循国家的和区域的双重战略。而且，由于变化的权力结构和沿区域界线进行的全球经济的重组，新的竞争模式迫使国家、公司和银行将区域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于其竞争对手而为它们自己重新定位的重要手段。如果全球化使国家层次的控制减少成为必要的话，那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的最好选择可能是区域倒退（Crone1993）。但是，正如争论所显示的那样，目前的图象是模糊的，尤其是由于就美国是充当门内者还是门外者的角色而言，欧洲和太平洋的区域舞台仍是易变的和矛盾的。很可能，美国的霸权野心将在那个程度上──华盛顿在这些区域的安全贡献依旧突出和它被视为该区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国──得到实现。如果欧洲和亚太宏观区域能够减少或者消除它们对美国的军事战略依赖，那么，很可能它的经济参与将受到更多的审查和可能受到限制，由此侵蚀它的霸权能力。目前，存在两种与将区域主义作为维持霸权的依赖手段有关的更重要的未解决的考虑：传统的安全因素能转化成经济领域的影响吗？区域化的趋势能够被全球化的压力和区域内的分裂和不均衡所中和吗？下一章将考察某些以对全球化作出不同形式的次区域反应而体现出的不均衡的区域内模式。 第八章 次区域对全球化的反应 在记录新区域主义的高涨的过程中，观察家们大多集中于这种趋势的最显著的迹象：亚太、欧盟和北美这三个宏观区域组织的出现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我在这一章中主要研究另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构成全球化和次区域主义的辩证法的主要相互影响是什么？总体来说，这种相互影响既由新区域主义向全球市场开放经济和社会的推动力所形成又是它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对全球化的占优势的次区域反应是容纳它的一系列过程、接受全球化甚或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次区域中一个不太明显的和不太成熟的趋势是对全球化的抗拒（这个问题将在第三部分考察）。 各种次区域模式在全球化内部形成，它构成了一个宏观区域内一组特殊的权力关系。它们也加剧了一个宏观区域内外跨越国家边界的各个环节（国家或者国家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面对全球化，目前存在一系列不同的次区域过程。最广为人知的是东亚新工业化国家群，它们首先抓住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繁荣的不断全球化的经济的有利时机，并且成为区域生产组织、投资和贸易网的一部分。这个结构可以区分成（1）超级工业化国家南韩和台湾，（2）城市国家和转口贸易站新加坡和香港（尽管后者于1997年在政治意义上被中国收回，但是它仍是一个独立参与全球经济的实体），和（3）第二代大概更灵活的亚洲竞争者（在不同的时期可以说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跟随其后的还有它们的一些邻国）。其他重要的既是对全球化的次区域反应又是它的组成部分包括（4）经济增长三角，有时指代经济增长多角和（5）跨边界资源区。 对于不同程度的市场驱动的、国家发起的或者社会诱导的对全球化的区域反应而言，在次区域主义频繁的实验期间这些可能的反应都已经呈现了。这些可能性之间有几种排列组合的形式，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次区域过程的那些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工具？换句话说，它们实际上植根于各种社会力量还是与之分离？这种公司化的表述暗示，各种正式的组织和生产组织、政治和文化中不易觉察的方面都重要。换言之，次区域主义者的活动体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倡议，使来自上、下的各种不同力量相互较量，由此决定次区域对全球化作出反应的方向。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研究经常以欧盟作为新区域主义的范例。而这一章则是以东亚和南非的不同经验来建构它的框架。冒不平衡的风险，这里我将有点儿更重视东亚，这只是因为，尽管东亚和南非的概念都有它们各自的本土根源，但是，关于组织起来而对全球化作出反应的各种概念似乎更容易从东亚流传到南非，而不是看起来按着与此相反的方向进行。那么，这一章的目的就不是试图对这两个次区域进行系统的比较，而是从它们的经历中获得例证，使南非主要充当对从亚洲的背景中吸取教训的各种尝试的一种有益的检验或者一种否决。例如，在考察了东亚次区域主义中的各种成就和问题之后，人们对形成这种结构及其后果的各种因素保持警觉。除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人口流动、跨边界的种族分布和非正规经济），在近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在南非，次区域主义的推动力一直较弱，为此，试图了解亚洲的经验就尤其有益。 我不是以最明显的方式来组织这一章──即集中于次区域主义的几个明显的方面，由此将它们分成几个部分（这些形式本身包括不同代的新工业化国家、增长区和跨边界园区），而是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所观察到的一切作出解释，接着转向各种表现，这种研究方法可能得到更多的收获。因此，这一章的前三部分说明关于新工业化国家模式的各种相互竞争的解释──新自由主义、文化主义和国家主权论的方法。接着考察创建各种跨边界网络背后的范式的变化，随后阐述它们的向上、向下及横向的推动力。结论回到次区域主义和变化的全球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主题，将植入概念作为这些联系的替代解释加以阐发。 解释这种“奇迹”的新自由主义 继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亚洲的日本之后，我将研究更多地放在了亚洲“四小虎”所创造的“奇迹”上，它们已经被视为沿增值阶梯攀登的一种范式战略。有几个发展中国家已不再仅仅是初级商品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者，而成为全球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受北半球非工业化和南半球生产重新定位的刺激，这些新工业化国家现在已经成为资本密集型和一些技术密集型的产品的生产者。 对这些“奇迹”经济的出现，各种新自由主义的评估所强调的重点不同，然而，它们具有共同的视角。在新古典的框架内，对这个问题有几种精确的系统阐述。在对日本和亚洲新工业化国家的具体特征进行抽象的基础上，保罗·库兹涅茨清楚地说明了“一种东亚的发展模式”的特征：高投资率、小规模公共部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扩大出口和政府干预经济。对于新古典学派的作者而言，亚洲新工业化国家的成功反映了比较优势法则最大程度上奏效。在强调国内资助或者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的优点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基础上，他们声称亚洲工业化国家已将经济增长与市场逻辑联系起来（Lim1994；Lal1983）。 对这一论点进一步深化，即认为出口推动战略是亚洲“四小虎”实现经济成功的关键。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使低成本的制成品的利益最大化，对资本和商品的流动实施较少的控制：外向型的经济比内向型的经济运作得好（Greenaway和Chong1988）。一种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战略不仅增加国家的收入，而且也导致了“四小虎”经济结构的变化（Chow1987）。这些新工业化国家通常将它们的经济保持半开放状态，将劳动力和资本调适到最佳的比例，听从定价体系的指令并且展示出高度的进取心、风险意识和管理能力，它们已经表现得就象熊彼特的公司那样运作：热切地而且有能力使不断全球化的经济所提供的各种机遇最大化。 在冷战期间这些新工业化国家正确选择超级大国的博弈也确保了它们获得西方的投资、技术及市场。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发达国家的非工业化以及南半球制造业的重新定位也对东亚的经济“奇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新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主要地正是基于它们的民族背景的创造力和活力使得财富大量涌流。 在过去几十年里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也强化了把出口导向战略作为理想的途径的逻辑依据。当然，拉丁美洲国家各具特色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与东亚国家在这些方面是完全不同的。使这种对比尤为复杂的是时机问题和制定具体政策的不同角度。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考虑，那么就会误导从进口替代战略所潜伏的风险或出口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的优点中吸取教训。 而且，在严重的负债和结构调整情况下对抗一种出口导向的战略是比较适当的。如果没有产生内部的要求，新工业化国家的方法就不能矫正在包括南非在内的一些次区域出现的挑战：主要或者完全依赖全球经济的扩大和市场的易变而进行的出口主导的工业化的可行性（Broad和Cavanagh1988）。此外，还有文化问题，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一种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它的理论阐述不够，但在一些分析中，他们又试图将其与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途径相联系。 文化主义的个案 有时与新自由主义的特权化市场相结合的是一种文化主义的论点：亚洲新工业化国家的出现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它们的独特文化资源。根据这种观点，儒教所提倡的节制、集体目的和勇于牺牲的价值观被定义为支撑东亚发展的文化特色。将一种工作伦理和对权威的服从指定为灌输了儒教价值观的社会的特征（Baum1982）。这些社会以子女孝顺（Hamilton和Cheng-Shu1987），集体主义精神特质和尊重等级结构等为特征，这为企业家素质的养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Berger和Hsin-Huang1988）。与南半球其他地方的国家不同，据说东亚的新工业化国家体现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成就的相关方面（Hamilton和Cheung-Shun1987）。 为简洁计，我将不长篇大论地叙述这种探讨方法，因为它的概念漏洞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这些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现在被归因于儒教的传统一样，必须想到，二十世纪60年代前在诸如台湾、南韩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欠发展问题也是从儒教价值观方面来解释的。曾经有观点认为儒教障碍了现代经济的出现。但是，文化既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单质的。事实上，东（和东部的）亚洲的文化是多样的，常常是综合的，并且还具有历史偶然性。 国家主权论的建构 作为新自由主义和文化主义方法的一种替代，国家在阐释东亚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中被广泛赋予了特殊的地位（Appelbaum和Henderson1992；John1982；Deyo1987；Bienefeld；Stein1995；White1988；Haggard1990）。尽管有关这一主题有几种变化形式，但是这里强调的重点放在日本式的发展国家，这种国家充满了化欠发展的不利局面为有利条件的目的和能力。通过提供稳定的环境、引导发展、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和政府对战略性部门实施干预（Johnson1986，565）。据称，这类发展国家是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的创始者。经常使价格“出错”而不是相信这种价格体系，这类发展国家将重点放在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日本，“学习”如何推动工业化（Amsden1989）。这种战略的根本是劳动力控制、政治中立和完全的压制（Deyo1987）。由于不存在有组织的劳动力所带来的切实的威胁，“四小虎”能够快速发展它们的经济。尽管日益扩张的全球经济也许已经提供了适宜的气候，然而，从这一角度看，它们取得经济成功的关键依然是国家的作用。 通过集中于南韩和台湾的例子，一些学者将这种国家主权论的观点作为新古典主义论点的对比物提出。他们指出国家促动的发展触及经济的所有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小规模”农业“以高度的国家参与手段培育起来，它将乡村部门与国家的经济连为一体，并允许乡村劳动力的供应价渐进提高”（Boemefeld1988，20）。比安费尔德强调“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国内投资气候的一种一贯的国家发展战略”的作用，他认为：“一种有活力的高度国家导向的积累过程能够成为一种野心勃勃的长期的工业化和技术变化过程的基础。” 比安费尔德（1988，20）把那种将自由化抬举为增长基础的新古典主义观点颠倒过来，他强调由国家引导的与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是新工业化国家迅猛发展中的主要因素。国家在为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而创造或者提供便利条件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Carnoy1993；Nolan1990）。 尽管他们抓住了东亚经验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国家主权论者对于自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其时新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开始了它们的向上移动）世界发生变化的方式没有加以足够的证实，国家主权论者低估了在跃过从资本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变的最后一道障碍时这些“奇迹国家”和“近乎于奇迹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而且，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全球经济势力希望，在二十世纪90年代动摇了亚洲的经济危机预示着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消亡。不能否认，在这种关系中国家感受到了最强烈的市场控制。然而，就马来西亚、台湾和其他一些国家所运用的资本控制手段而言，有可能亚洲人及他们的一些政府在重商主义中发现了防止全球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耗尽他们的资源和削弱他们的制度的办法。 与东亚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尤其是在早期──的作用相关的东西在今天的南非和其他地方却不那么有合理性。实际上，交通和通信方面的创新、生产和金融的全球化以及大量的跨边界流动提供了堪与可怕的风险与负担相匹敌的前所未有的机遇。而与此同时，它们并没有使那些向新工业化国家敞开的同样的选择机遇在南非成为可能。其部分原因在，由于轻易地超越领土边界的新技术，致使这种保护国内社会和经济免受外部世界冲击的国家主权论的干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甚至对最强大的国家而言，利用全球力量也是不可想象的。远非更深刻地，经济上最不发达的国家感受到了这种失控的痛苦。 由于国家本身也正在被全球化，它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其如何“成功地”推动接近自由资本，因此国家主权论的方案已经衰退了。不管怎样，在诸如南非这样的次区域，一些贫困的和负债累累的国家在为开拓全球市场而创造适宜的环境和为实现可持续增长而选择更多的国内取向的战略中面临结构局限。全球化为国家发展的可能性“提供条件而不是消除”之。换言之，参与全球化计划而不是国家发展计划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明智的。 此外，国家干预的一种不断变化的背景包括从以超级大国对抗、军事联盟和代理人战争为特征的地缘政治环境的一种转变。这种体系一度对南韩和台湾的非民主统治者缓用人权标准。压制不满的各种残酷措施被采纳了，根据防御一种觉察的共产主义威胁而采取的某种经济发展道路也被合理化了。然而，在冷战之后，专制领导者很难寻找到支持，来自国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持续的或者增加的压力限制了集权统治。在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范围内，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植根于其不同历史背景的各种内部紧张表现的舞台。 向跨边界网络的一种范式转变：经济增长三角和经济增长多角 这些政治经济变迁为各种次区域倡议打开了空间。这种不断演变的“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包括在一种实际的自由贸易体制中次区域一体化活动。随着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以新成员国身份的加入，东盟成为一个拥有45，000多万消费者的市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形式在议程上是为了深化次区域主义的过程，对于东盟六国、越南、老挝和缅甸（假定在1999年吸收柬埔寨加入）而言，预计到2008年这一扩大过程将完全实现，但是，由私人资本和文化实践塑造的次区域模式不依赖于这种形式的政治支持（Rasiah和Haflah1998，4；Lim1996）。 “四小虎”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从60年代到1997年它们遭遇市场混乱的危机为止，它们的经济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在1985年以后，它们通过向其亚洲邻国投资而变得更富，这反过来又使其得到了投资、技术和扩大了就业。90年代，“四小虎”在东盟国家的投资比日本和美国都多。此外，它们还购买了东盟国家出口中的最大份额，并成为中国产品最大的市场（Legler1995）。 在一体化的跨边界投资和工业化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范围内的区域发展动力。一种通常叫做“新月带繁荣”的更为野心勃勃的外部全球化概念是一种联合利用资源的次区域计划。作为增长三角的一个较大的变体──“新月带”──包括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和东盟国家（Vatikiotis等1991）。随着两个一体化的区域生产和贸易网的出现，一种三角模式已经涉及到了工业从日本和新工业化国家到东盟的再定位。东盟国家从其外资的来源国进口机械、设备、部件和供应品，利用它们制造出的商品再出口到西方市场。除了这种三角贸易形式之外，其他类型的增长三角也正在发展之中。 由更小的次区域次组合而拼凑的图案已经出现了，它们不仅有增长三角，而且有增长多角：覆盖具体的地理区域和包括三个或者更多国家的跨国经济区（Sato1996）。这些几何形状被作为塑造超级竞争的途径而设计，它们是全球化的管道和反应。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者，增长三角和多角扩大了生产基地，由于每一个交汇点都有不同的天然的有利要素，由此为跨国公司将该次区域视为一个投资整体提供了刺激。尽管第一个增长三角在第二章和第六章中已有过简短的论述，但是，这里有必要绘制出这些不同的形状，并且对其加以详细说明，以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与次区域主义之间的这种结合。 它们中最有名的是中国南部的增长三角，也指大中华经济区，它是一个主要受私人资本流动限定的次区域广大地区，其中相关的国家只扮演提供方便者的角色。随着中国在1979年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和建立经济特区，这种新的次区域主义已经建立在珍珠河三角洲的工业发展之上，这使得香港的产业利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共同的语言，广东话和跨边界的家庭联系）很容易就加入进来。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中国南方的广东省90%的外贸是与香港之间进行的，而广东省的外资企业产值在中国所有外资企业的总产值中占37%强。同样，台湾的投资已经流向了福建省（Goodman1994，32-33）。 下一个出现的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原称新加坡-柔佛州-廖内群岛（SIJORI）增长三角。它是外商直接投资、私有部门在管理活动和选址决策中所发挥的创造性以及国家参与发展基础设施和加快资本流动等各种因素的有特色的综合。这个增长三角出现于1990年，有迹象表明它正在吸引外资并引起了寻找具体生产要素的产业流动。然而，尤其随着在（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不同种族背景的工人和作为流水线操作人员的年轻女性工人的流入，这导致与一体化相关的问题，包括收入不均的潜在扩大和工业城边缘小规模经济的出现。而且，似乎这个增长三角仅依靠两条“腿”──新加坡-柔佛州和新加坡-廖内群岛来支撑，而没有可行的柔佛州和廖内群岛之间的第三条联系，这两者都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在某种程度上新加坡在遭受一种工业掏空之苦，其工业投资的外流超出了流入的比率，并将越来越需要以外国工人取代国内的老龄人口（Kumar和Lee1991）。 第三个增长区是在东北亚的图们江三角洲，那里是中国吉林省、西伯利亚和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交界处。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这里的发展概念是将西伯利亚和蒙古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中国和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加工设施以及南韩和日本的技术和资金结合起来。此外。要求加快日本海和黄河周围次区域合作的呼声越来越大。 这些增长三角的扩散已经刺激了亚洲其他地方的各种实验。受亚洲发展银行（ADB）的支持，这个新的增长多角包括构成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六个国家──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中国的云南省──都在致力于建设基础设施和推动经济增长。作为其他增长区的对应物，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增长区由印度尼西亚的东、西加里曼丹岛和北苏拉威西岛；马来西亚的沙巴州、沙捞越州和纳闽岛；文莱的达鲁沙拉姆；以及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和巴拉望省组成。这个东盟东部增长区的建立是为了扩大跨边界贸易，通过拆除障碍各种投入和资金流入的壁垒而帮助获得经济的开放，以及为人员和服务的流动提供方便。最后，另一个次区域倡议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增长三角，或称东盟北部增长区，它包括印度尼西亚的北苏门答腊和亚齐；马来西亚半岛上的北部各州：吉打州、霹雳岛、摈榔（鉴于它是一个相当大的半导体生产基地而以“硅岛”著称）和玻璃市；以及泰国的南部诸省：沙敦、宋卡湖、也拉、纳拉提瓦和北大年。这里的发展概念是最大程度地使这些省份之间互为补充以增强某些产业和经济活动，包括建立两个经济特区。 尽管能够得到关于这些增长区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的某些论据（例如，Lee1991），但是，估价其结果还为时尚早。然而，得出某种一般性的观察还是可能的。总体来看，它们是私有部门引导、市场驱动、国家援助和较少制度化因而非正式的。与区域范围的一体化形式相比，这些次区域对全球化的反应具有较少的伙伴、较松散和更灵活以及为变化操作中的实验和速度提供更大的范围等特点，因而它们是分散化的。但是，它们能使更广或者更深的区域主义形式复杂化，加强一个区域内部的不平等，使彼此间进行经济竞争和刺激各级司法部门间的政治冲突，这是由于没有用于协调或者争议解决的规定的机制。实际上，这张薄弱的网已经处在重新编织之中。 增长重点发生了从规模经济向网络经济的转移：通常在生产过程中部署各阶段的价值链活动，这种部署不是将它们集中与国家内，而是使之在跨国范围内扩展（Kondo1996）。这个范式发生了从“中心-外围”框架向消除“中心”和“外围”之间差别的分析方式转移。日本坛通-泰国同日本坛通-澳大利亚甚或日本的坛通一样重要。不是中心而是全部网络必须完全依赖每一个单位，并为全球市场创造增值。在次区域内的中小型公司原来曾充当诸如丰田这类公司的次契约方，而它们现在更直接地参与全球化的市场（Kondo1996）。 跨边界生产的向上、向下和横向的推动力 描绘这些次区域的网络本身是一个很困难的差使，因为其中的一些次区域网络淹没在不成文的准则和构成公司文化惯例的默认谅解之中。然而，似乎那些与私有部门和家族网络的某些部分交叉、甚至体现后者的增长三角或者多角正在重新形成为“增长走廊。”各公司在一个增长区内形成各种联系，接着又将它们合并而形成为一个走廊。未来，这些走廊可能事实上协调它们的活动或者甚至一体化（Kondo1996）。 更为确定的是次区域主义的向下的对地方层次的推动，因为如上所示，它包括经济特区，也称为出口加工区。这些经济区在1959年引入爱尔兰的香农，到60年代后期扩大到台湾、墨西哥、巴西、菲律宾和印度（Crane1990，8-9）。尽管这些地区经常被视为微观区域活动（即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工业“飞地”，在实际上和法律上都与其本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它们以多面的、跨边界战略的组成部分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存在显然包括出口加工区在内的关于区域发展的次区域战略。 在东亚的一些国家，经济特区或者出口加工区曾经吸引了外资，但是，目前它们的吸引力较小。举例说，中国已经开始减少其已建成的经济特区的数目。尽管中国正在经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但是，经济特区中的国家部门正在迅速扩大，并且强加了许多规则，这实质上造成90年代中期经济特区投资的下降。另一方面，沿海城市正在从工业转向建立实际的经济特区，这同上海的埔东一样，同时，它们也向外国保险公司、会计业和法律公司提出建议，所有这一切都服从于在选定城市的金融改革。 秦万里（音译）的专著（1995）对中国南部两个工厂的工业生产作了比较人种学研究，这本书详细地阐述了深圳和香港工厂中的性别等级体系。这两个工厂的主要区别在于香港工厂的大多数工人是中年母亲，而深圳工厂中的工人大部分是单身女青年，她们是刚刚从乡下流动到城市的──属于移民中的“流动人口”。1993年深圳一个装配线上的工人每天的工资不到1美元，大约相当于香港工人工资水平的1/16（ Ching1995，382）。秦的研究（1995，383，385-86）显示，深圳工厂的管理是“公开的、可见的、惩罚为导向的和当众展示的”，而香港的经理更倾向于利用植根于家族和地方权威结构的性别等级体系中“隐蔽和不显眼的”方面。 鉴于这些经验，出口加工区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在其他次区域中也处在观察之中，其中包括南非在内，在那里，“南非发展共同体”负责协调和援助各种跨边界工业项目。一些“南非发展共同体”的成员国已经开始实施出口加工区计划。受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影响，毛里求斯早在1970年（在“南非发展共同体”成立之前）就通过了一个出口加工区法案，该法案为国外投资者和新公司的建立铺平了道路。1994年，津巴布韦学毛里求斯的作法也通过了它的出口加工区法案，并且建立了“津巴布韦出口加工区管理局”。随后，在1995年，纳米比亚出台了出口加工区法案，莫桑比克建立了“工业自由区。”在种族隔离时期结束后的南非，国内各种辩论所围绕的核心在于，鉴于南非特殊的历史，应否建立全面和正式的出口加工区。在构成了种族隔离家园的分权的工业区（在1994年前，据说称为“主权”国家）中的状况等同于伪装的出口加工区（Jauch、Keet和Pertorius1996，35）。 一方面是出口加工区具有的通常的吸引力：创造就业机会、引进技术和资金。另一方面又担心潜在的环境后果（不只在工厂）、侵犯工会权利以及总体上关系到劳动力的问题：在由几个非常具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控制的“行业单质文化”中能创造何种类型的工作？在那里能够保护工人的权利吗？考虑到出口加工区就业的通常特性，加工区的工作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产业的单质文化增加了相对于全球市场力量的脆弱性吗？与东道国经济之间的迟来的联系能够建立起来吗？出口加工区能够从属于对国家和次区域规划进行改造的尝试吗（Jauch、Keet和Pretorius1996）？ 在最后的分析中，就出口加工区的成本和利润的争论归结到全球化本身的机遇和风险的问题上。对于全球化的广泛的次区域反应反映了地理的和社会条件的差异性，在这些条件下所产生的反应在这个次区域中尤其引人注目，在那里，不包括1997年加入的两个国家，“南非发展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合计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芬兰一个国家的（见导论）。在南非，寻求产生增长的重点已经放在了建立经济走廊上，即建立各种地区性的联系以刺激国家内部和跨边界的经济增长。象东亚一样，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市场已经将走廊经济发展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在公司、政府和国际机构为这一概念充当贩卖者的情况下，它产生了诸如“马普托发展走廊”这样的规划，其存在的理由是建设一个连为一体的基础设施网络，并且将马普托港升级为一个多功能的入港通道，使之具有将南非市场与全球经济相连接、鼓励跨边界联系和改善环境资源管理的巨大的多部门潜能（马普托发展走廊临时协调委员会1996）。 由于技术、基础设施和资金的全面短缺，“南非发展共同体”各国已经进行了重要的观念转变，即转向建立跨边界资源区。这个观念意在将现有的国家天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结合在一个巨大的保护区内。四个国家──莫桑比克、南非、瑞士和津巴布韦──的核心已经被沿着边界确定出来了。确定出来。举例说莫桑比克-纳塔尔（南非）边界，这些地区可能将附属于国家天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如纽姆、泰伯大象保护区、海滨森林保护区、马普托大象保护区，也可能与马普托河西北部的森林区和茂滋与马普托河之间的沙丘草原区相连。它们已经计划将穿越国家边界的其他地区充当保护区的中心和开发的中心点之间的缓冲地带（Tinley和Van Riet1991）。不过，也不仅仅使它们充当缓冲器，而且意欲使之提供接触全球资金的通道，并代表一种与全球化的趋势相协调的次区域的特殊形式。 次区域植根于全球化 假定次区域对全球化作出广泛的反应，这也不足以仅仅将这些反应二分为或者是“来自上面的”或者是“来自下面的”。全球化还不曾滋生出如此理想的类型，相反，它所产生的是一种混合的相互竞争的次区域计划：不同程度上自发的或者深思熟虑的、土生土长的或者模仿的各种战略。这些战略包括不同时代的新工业化国家模式、增长三角和增长多角模式，或者是对它们的重复，这些模式经常囊括了出口加工区、经济走廊和跨边界增长区等发展类型。 在很大程度上对欧盟的形成──其本身就是全球重构的一个方面──作出反应的过程中，亚洲人和非洲人寻求采取适合他们自身条件的步骤。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在两个次区域──东亚和南非──占优势的模式是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然而，为了获得经济上有利的条件而作出的次区域反应与那些处于边缘化的区域的反应不同。当世界经济发展处于强势，和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当这种地缘政治对一小批国家有利的时候，一些亚洲国家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实现了向上的攀升。虽然在二十世纪90年带后期东亚新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突然的经济衰退，但是，它们的发展方案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将采纳的标准。但是，这些新工业化国家的创建──总的来说，是一个建立在不同规模的统计指数基础上的集合──必须被视为一种描述的范畴。这种模式被其提供者、甚至那些提出文化主义解释的空想家所低估，后者认为，各种次区域战略与那些具有自身动力的历史社会结构相联系。今天，那些寻求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提升其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全都植根于一系列强有力的共同构成全球化的结构之中。提出相反的建议就将误解全球政治经济中正在进行的最基本的变迁。历史事实上是一种非线性的、混乱的过程，其本身充满了摩擦和紧张，目前正在从不合逻辑地称之为国际关系的东西转向由几个层次和多个行为主体构成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新工业化国家的出口推进战略的焦点可能是，向南半球那些等待提高其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位置的独特经济形式提供安慰──使所有人变富的各种想象。但是，这种想象无视在结构上新工业化国家特征的成本（环境损害、农业部门的状况恶化和在一些情况下出现政治独裁主义），以及新工业化国家发展经历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在全球政治经济的既定地区，一种特定战略的效能和局限既不简化为单个国家的内部特征，也不等同于策划，在那里暂存的因素排在后面。提出相反的主张就意味着在没有对全球化的图景上不断涌动的潮流加以描述的情况下，而从历史的长河中选取某些可能性和选择。 尽管对新工业化国家出现的文化主义解释是一种简化论的形式，但是，人们可以从文化根源方面来改变这种解释。显然，随着在许多国家一种多文化工厂的增加，生活与身份正以不同的方式被再塑造和再设想。阶层越来越被种族、人种、宗教和性别劳动分工所覆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经济增长的文化适应提供了主观意识，并且调整从不断变化的劳动分工与分权中产生的各种不平等。 总的来说，无论作为全球政治经济一个局部的不断变化的本质象征，还是作为其他经济形式的原型，新工业化国家的模式都显得过于稳定。大概新工业化国家经验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一些国家为了争取地方优势而将其经济与世界市场挂钩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国家充当国内与国际之间的隔离物。然而，遭遇全球化，国家已不能维持这种同样类型的障碍。试图抗拒那些结构力量是徒劳的，因为对它们的控制有限。事实上，当权者通过压缩国家的功能正在实施全球化的逻辑，试图将一种结构力量转化成一种效力。 与其说新工业化国家的模式能够帮助加强经济权力，不如说它更可能充当新自由主义装备中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全球化的影响所及已经暴露了“奇迹”经济中的严重缺陷。长期存在的社会契约正在削弱。不断增加的劳动成本与新的社会运动的上升对超极新工业化国家的基础提出挑战（Mittelman和Pasha1997）。金融投机、放牧式行为和传染性的影响与国内的任人唯亲和误导政策相伴而来，它们引发的混乱在90后期扰乱了东亚的经济，这种混乱显示了这类经济的脆弱程度。这并不是夸大它们的缺点，而是指出这些反面因素，它们表明新工业化国家模式不太适宜于效仿。总之，这些事态发展强调新工业化国家经验的偶然性。与其他时期相比，在历史转型的动荡时期，有关次区域主义的观念更容易受到质疑，并被程度不同地加以信奉。 它们在东亚和南非的制度化程度比其在欧洲要低。次区域主义受范式转移的限制──在实践中体现为跨边界开发走廊、增长三角和多角、出口加工区和跨边界园区等创新形式──它们所反映的不仅是利益，而且正如所强调的那样，是文化和价值观。虽然存在新加坡高级资政李光耀和其他领导者关于“亚洲价值”的个案，但是，在那里，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被认为是维护了社会的有序和统一，事实上，亚洲的新工业化国家为其公民提供的社会保护，诸如养老金、失业保险和医疗保健等的水平正在逐渐降低（Zakaria1994）。没有几个人在嶙峋的市场面前得到保护。与西方相比，亚洲政府在不同阶层的纳税人之间转移的支出更少。鉴于新工业化国家中的各种公共机构不能真正为吸收市场中的股份提供津贴，那么，家族就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但是，象社团的其他方面一样，这种联系形式正在日益分化，因而也正在削弱。 总之，市场、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影响和对全球化的挑战作出反应的方式在形成次区域结果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在极其不同的情况下，也将产生不同的组合形式。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下，次区域主义是一个处在全球化十字路口的历史偶然现象，需要以一种或者另一种方式对这个庞大的进程加以应对。尽管有各种不同的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方式，但是，有时抗拒既不是最好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选择。 第三部分 对全球化的抗拒 第九章 定义对全球化的抗拒 （本章与克里斯廷·钦合作） 评估对全球化的抗拒必然受定义抗拒的方式的影响。抗拒这个术语经常被滥用，有时被作为挑战、抗议、不妥协甚或逃避的同义词。因此，我们试图将抗拒的各种替代解释相提并论，并强调使之理论化的复杂性。那么，这一章的目的就在于探讨这个问题，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抗拒的含义是什么？ 探讨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从这一命题入手，即全球化趋势中的主要不对称在于它的经济和政治层面之间。尽管承认经济学和政治是可分的领域这一新自由主义前提是错误的，但是，显然，至少就分析而言，全球化的霸权计划是新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民主还没有赶上它的扩展速度。在由这种分离所拉开的空隙中，对全球化的抗拒正在增加。但是，它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是一种政治反应。相反，遭遇正在全球化的各种趋向，抗拒运动塑造和构成了各种文化过程。这是本章将展开论述的主题。 有许多从文化上说明对全球化的抗拒的例子。1994年，在选举出由南非国民大会领导的南非联合政府时达到高潮，世界范围的反对单一种族垄断生产手段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是自上而下反抗全球化的动员中最杰出的事例之一。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反对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的运动”，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南非共和国过去和现在都是大量海外投资的场所，许多新工业化国家都曾经在那里进行投资；它们在维护白人的堡垒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国内大规模集体行动（其中包括武装斗争）协同支持集团的跨国网络的成功挑战。鉴于种族隔离制的消亡受到南非资本主义分裂的促进，其中，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追求者放弃了那种基于越来越不利的种族隔离形式的资本主义，种族隔离制的消亡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场自上而下的反抗源自于上面的全球化的反抗运动”。因此，在1985年，南非最大的联合大企业──英美公司的退职主席加文·雷利违抗法定的政府政策，带领一个商业领导者代表团私下会见当时在卢萨卡和赞比亚的被驱逐的非国大成员，在那里，他们论述了向新的秩序过渡的问题。此外，还有大量更地方化的抗拒的实例，包括马雅印第安人反抗墨西哥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萨帕蒂斯塔武装起义，在这次斗争中，起义迅速转向以包括因特网在内的现代技术来联合跨国支持。但是，将抗拒只定义为公开的有组织的对制度化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反抗是浅薄的。应该深刻挖掘出日常个人和集体的那些不公开的抗拒活动。为了掌握对全球化的抗拒，就必须也考察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那些不明显的方面和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和潜能。 通过回顾三位关于抗拒问题的经典理论家的著作，我们开始探讨权力在形成斗争的模式和对经济全球化的文化评论中的基本作用，纵然他们的作品不是明确地指向全球化的当代阶段：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反霸概念、卡尔·波拉尼的对抗性运动概念和詹姆斯·斯科特的次政治概念。为简捷起见，我们的论述范围只限于这三位作者──其他的概念将使我们离题太远；我们在第10和11章将提供经验性的参照对象。我们认为，通过在这一章下面的三个部分得到阐明的葛兰西-波拉尼-斯科特三部曲，为定义抗拒提供了正确的基础。接着，在结论中我们探讨这三位作者观点中的一致和差异，并且为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性研究的方向提出建议。 作为反对霸权的抗拒 显然，如他在《狱中札记选集》（1971）中所阐述的那样，葛兰西对社会变迁的分析既不曾预见也不曾解释过全球化。这本笔记写于1929-1935年间，当时，作为最高立法会成员和共产党总书记的葛兰西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投入监狱。在他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论述中，葛兰西尤其关注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也即通过减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向经济决定因素的变迁而使经济主义享有特权。在千年之交，葛兰西超越经济主义的理论努力适用于给抗拒下定义。为了取代经济主义，葛兰西发展了霸权概念，使之包括全部生活方式。对葛兰西而言，霸权是一个动态的经历的过程，其中基于不均衡的权力和势力分配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由统治阶级所形成。那么，在塑造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之间关系的过程中，霸权的经济成分与它的“伦理-政治”成分一样多。 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诸如教堂、家庭、学校、媒体和工会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和组织，由此统治阶级动用强制力量的必要性减少了。当对于社会生活的权力和控制被视为源自于“自治”（即植根于各种社团的个人的自治）而不是诸如国家或者统治阶层等外部来源，霸权就确立了（Gramsci1971，268）。由于霸权是一个经历的过程，不同的历史背景将产生具有不同行为主体群的不同的霸权论坛，象十九世纪里索希曼托的“消极革命”，其中意大利的中产阶级在没有实现自下而上的根本重组的情况下就获得了权力，以及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在俄国取得了革命领导权。 无论如何，建立霸权的过程永远都不会完成，因为霸权的计划假定和要求从属群体的参与。当霸权正在被完善、维持和捍卫的过程中，在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和国家这些相互连接的领域中，霸权可以被挑战和抗拒。对霸权的不同形式和范围的抗拒都可纳入反霸的标题。“运动战”和“立场战”是反霸计划中所固有的，在这些形式的斗争中，人民对国家进行公开宣布的集体反抗行动。运动战是对国家进行正面的攻击（即工人罢工甚或采取军事行动），而立场战可被解读为非暴力抵抗，即采取联合抵制行动，意在阻碍国家发挥日常功能（Gramsci1971，229-30）。 这两类战争的目的是夺取对国家的控制。运动战和立场战都是在集体水平上反霸意识的表达。它们代表了这样的历史时刻，即当无数个人走到一起以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形式与国家进行对抗。然而，问题出现了：导致了公开宣布的集体行动的反霸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和如何出现？ 葛兰西对反霸意识发展中常识的论述对于解释历史上和/或者当代各种形式的抗拒至关重要。日常生活中所遵守和实践的常识既不是线形的也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人与各种社会集团的关系和他在这些集团中的地位的产物： 一个人在形成世界观的过程中，他总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群体，而这个群体是分享同样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所有社会要素的组成部分。我们都是一些或另一些证实论的证实者……“当一个人的世界观不是审慎和一贯的而是脱节和变化无常的，那么，这个人就同时属于许多大众群体”……审慎的精心计划的出发点是意识到个人确实是和正在将自己作为迄今为止的历史过程的产物来“认识自我”，这个历史过程已经在你的身上储存了无数痕迹，但对此却没有开列一份清单。（Gramsci1971，324；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重要的是，在常识中顺从和抗拒的共存会导致思想和行为之间的不一致，这有助于解释低级群体的矛盾行为，即可能在信奉它“自己的世界观”的同时仍然采纳从统治阶级那里借用的概念（Gramsci1971，326-27）。通过证明个人和团体都具有对各自在社会中所处的从属地位的批判意识──纵然是“刹那间的”，葛兰西承认抗拒的模糊性，并抛弃对错误意识的过分武断和片面的解释。 不过，在对思想和行为的论述中，葛兰西小心地避免认为，在优势面前的屈从仅仅就是下层阶级对成本与利益的理性估价（从一定意义上说，抗拒所带来的最好结果是徒劳，而最坏的结果是遭致报复行为）。标志和以同时作为不同群体的成员为特征的社会身份的分裂意味着下层阶级，即使不是很可能也是可能的，同时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进步的姿态，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则是反动的。 一种对抗拒的葛兰西式的解读需要阐释反霸意识的发展过程，这种反霸意识预告了运动战和立场战，以及由来自各阶层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全国-民众行动，这些知识分子将理论和实践结合构筑和植入了新的常识，以此将根本不同的声音和意识连接在一个一致的变革计划中。在他的时代，葛兰西呼吁那些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向下层群体灌输实践哲学的常识，鼓励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从属地位加以批判的理解。这样做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由领导者（与他们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联合）和被领导者（下层阶级）结盟构成的“全国-民众”运动。而运动战和立场战的目的是控制国家，全国-民众运动为整个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基础。葛兰西没有提供使实践哲学超越身份和利益分裂的纲领性途径。随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在地方、国家、区域和世界层面上各种力量的相互渗透暗示不同的人加入了可能是和曾经是更矛盾的联盟：例如，作为出口加工区女性工厂的低工资工人，她们也是东南亚伊斯兰教运动的成员或者支持者。新的常识需要有效地处理或者使妇女们具有对各种紧张、限制和机遇的一致的批判性理解，使她们明白这一切是她们作为家庭中的女儿或者妻子、工厂中的低工资工人、公民和当地的、全国的和跨国的伊斯兰教团体中的穆斯林的身份所固有的。 而且，全球化导致了公开宣布的各种形式的抗拒，它们可能或者可能不以国家为对抗目标。国家掌权者的轮换可能不会减轻那些原先引发抗拒的问题。在自由主义、专制主义和前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同样经常成为跨国资本的促进者的背景下，万一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公开宣布的对国家抗拒的推动力就必须在更大的框架中解释。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各种国家机构和政策承担“教育”职能的矛盾方式，即在培养与跨国资本的要求相称的新公民和新文明的同时又试图维持统治的合法性（钦1998）。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有利地援引葛兰西对市民社会和抗拒的深刻见解，他对此提供了许多线索，尽管它们并不总是彼此一致的。此外，葛兰西的概念可以从国内领域推广至世界秩序，而学者们已经开始以这种方式扩展这种框架（尤其是Cox1986，1987，1999；Augelli和Murphy1988，1997）。 尽管运动战和立场战仍处在被认识之中，有时它们呈现出初始的形态，但是，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已经为“跨越国界的集体抗拒运动”创造了新的场所。由于因特网、传真机、多孔移动电话以及全球化的媒体等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穿越传统边界的通信能够在瞬间完成，这使得当代的各种社会运动可以同时占据地方、全国、跨国和全球的空间。因此，葛兰西的关于抗拒的理论框架必须被扩展，以使之将那些表达反霸意识的新行为主体和空间包括进来。在下面的这个部分，我们论述进一步将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抗拒形式的可能性。 作为对抗性运动的抗拒 在波拉尼的双重运动概念中可以发现对于抗拒的不同强调。波拉尼的关于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国家支持设置和扩大“自我管理”的市场运动如何引发了重申社会对市场的控制的见解在前面已经谈到了，为了对其加以补充，重要的是要记住波拉尼所理解的抗拒是以对抗性运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它产生于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又影响这些生活方式。在商品化过程中对工人提供保护意味着保护各种社会关系和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各种制度： “当这种制度在消除了一个人的劳动能力时，随之而来的，它也将消除‘人’附属于那个标签的肉体的、心理的和道德的存在。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之后，人类就将在社会暴露的影响下灭亡”；他们将作为由于邪恶、反常、犯罪和饥谨而造成的严重社会混乱的牺牲品……任何社会都无法忍受这样一种残酷虚构的制度的影响，哪怕只是最短的时间，除非在不仅该社会的商业组织，而且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都已被保护起来，否则他（它）们就不能免受这种凶暴遭遇的蹂躏。（Polanyi1957，73；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由此，运动和对抗性运动框架允许人们将当代的各种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抗拒形式来加以定义，因为后者总体来说被定义为“（a）基于团结，（b）继续一种冲突，（c）打破行动发生所受的某种制度限制的一种集体行动形式”（Melucci1985，795）。需要将分析的层面从国家的扩展至跨国的和/或全球的，因为一些当代社会运动，例如那些关注环境破坏、妇女权力和土著人权力的社会运动，在探索跨国或者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时看起来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限。 在反/社会运动的框架中有两个隐含的问题。集体性被假定包含在“运动”的概念中，而这具有构筑作为他们自己的统一战线的反/社会运动的效果。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时间里，尽管和因为尝试对付国内和全球的父权制，但是，女权运动的分裂本质在由种族、宗教、阶层和民族的种种差异而产生的内部冲突和控制中是显而易见的（Hooks1981，1984；Mohanty，Russo和Torres1991）。 组织结构的存在也被归因于各种反/社会运动。这可能是一些社会运动（例如在环境领域的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的实情，但是，在全球化时代，那些组织结构不明确的“潜在的网络”也已经形成了。那些潜在网络的参与者平常大多不参加公开宣布的争论：“他们质疑准则的解释、现实的提名。他们不请教而只是提议。他们通过自己的存在对个人和集体行动的含义提出其他定义方式。他们充当新的媒介：他们启迪每种制度本身不能表达的而又总是隐藏在起主导作用的准则背后的沉默、暴力和非理性的要义”（Melucci1985，812）。 隐蔽网络的存在赋予抗拒以新的含义。即使参与者能动员起来去抗议国家的政策，与国家甚或跨国公司的接触或者对抗也不是直接的甚或最终的目标。在没有公开宣布的集体行动的情况下，抗拒就得被解读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隐蔽的网络断言，即使抗拒可能显然是政治性和经济性的，但是，它也是被生活方式所塑造，又反过来塑造生活方式。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隐蔽网络的范例是这样一些：在其中家人及其朋友重视他们的消费习惯──拒绝购买使用可以毁灭整个海豚种群的方法而捕获的金枪鱼，或者只从那些积极实践环境保护主义的公司购买消费品。这种行为在公司界具有经济后果，对决策者来说则具有政治后果。重要的是，各种隐蔽网络是正在出现的替代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寓所。 例如，在埃及，各种隐蔽网络存在于大众聚居区和普通人之中，它们被称为“沙伯”（sha’b的音义） 。网络从“沙伯”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家庭辐射到包括跨阶层、职业和家族的各种联系在内。在“沙伯”中“家族的精神特质”控制着物质和象征性资源的配给和分发。在目前埃及国和“沙伯”之间的未言明的契约中，国家的合法性通过国家向“沙伯”分发基本的商品和服务以换取后者政治默认的方式来维持。“沙伯”的参与者对国家的默认程度与他们对国家进行的抗拒一样多。一个已为人知的事实是，那些同时也是“沙伯”成员的伊斯兰运动成员利用并且能够利用隐蔽的网络联系来走私武器，有时还利用这种联系去动员和组织针对国家的大众抗议活动。 因此，波拉尼的双重运动概念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它纯粹将向国内、跨国和全球层面提出公开宣布的要求──提供免受在自我管理的市场的实施和扩大中各方面危害的保护性措施──包括在内。不过，正如已经论述的，运动-对抗性运动框架既没有提出对各种对抗性运动内差异的分析，也没有充分地预料未宣布的抗拒形式，而这两种情况都已经出现了，它们必须在定义对全球化的集体抗拒时加以解决。 作为次政治的抗拒 1990年詹姆斯·斯克特首次提出了“次政治”的概念，将其作为日常单独和集体进行的抗拒形式，但是，它不适合公开宣布的冲突。起初他试图理解东南亚农民起义的条件和在迅速工业化的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为什么没有公开宣布的抗拒，渐渐地，这种尝试导致了次政治的概念：一种用于解释日常最多地以支配与从属关系表现出来的政治与抗拒的不断变化的含义的方法（Scott1976，1985，1990）。斯克特警告说，在日益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不应该将没有公开宣布的冲突误解为默认。正是在各种非正式的聚集领域，例如平行的市场、工厂、家庭和地方社团，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协商资源和价值观的时候，“反霸意识得到了发展”（Scott1990，200）。这些领域是从拖拉、闲坐、闲扯到发展持不同政见文化等次政治活动进行的场所。 从表面价值看，在我们对其产生的环境作出解释之前，这些活动对于以反霸为主题的论文不会提供什么东西。次政治通过将斯克特称之为“公开的”和“隐藏的副本”相提并论而得到识别。公开的副本是由执政党或者“不留情面地说，那些自我粉饰、自我标榜的统治精英”所实施的口头或非口头行为（Scott1990，18；引号为原著所加）。它们是对上下级关系的公开记录，在这种关系中后者看起来自愿地默认前者声明的和未声明的期待。另一方面，隐藏的副本包括从属党派的所言所行超越了公开副本涵盖的领域或者统治阶级能够观察到的范围。在统治阶级（阶层）或者国家建立了监视机构的背景下，隐藏的副本记录了那些私下里挑战经济、地位和意识形态统治的次政治活动。 我们认为，对次政治的研究以社会学家所谓的本体论叙述为前提（Somers1994）。本体论叙述不是指被主流社会学家认为非解释和非理论的表现方式或者历史学家传统的“讲故事”方法（即一种提供历史知识的方法）。相反，本体论叙述是社会行为主体所讲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地自我定义或者确立他们自己的身份，并且理解那些推动和/或者减少变化可能性的各种条件（特别参见Butler和Scott1992；Geertz1983；Taylor1989）。 尽管隐藏的副本记录了日常生活中人们就有形的与象征性的资源和价值观进行的争论，但是，这些冲突并非发生在一个局部化的真空里。次政治活动是机构与代理机构之间各种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现实的和想象的各种限制和机遇影响从属群体行为的方式。因此，斯克特对次政治活动的分析没有抓住未宣布的日常抗拒形式中所固有的复杂性。在他对马来西亚一个村庄里地主-农民关系的研究中，斯克特断言，对于国家机构和政策的分析仅仅是相对于它们对地方阶级关系的影响程度才是重要的（1985 xix）。尤其是在80年代，在国家实施统一的农业发展政策和全球商品价格浮动的背景下，地主-农民关系的形成受标志一个不断全球化的经济系统的各种变迁、乡村社团和国家的各种机构和政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影响。 诸如地主-农民、经理-工人、丈夫-妻子和国家官员-居民等这样的上下级关系是植根于生活方式之中的，对此，各种国家机构和政策发挥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各种政策旨在将家长制的核心家庭形式规范化为在和为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维持和扩大，和/或者为有利于科学和技术教育而以人道为代价的过程中最自然的类型。鉴于这些政策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从城镇化率、住房增加和就业机会到家庭中资源的控制和分配，因此，它们构造了人的世界观。在日益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下级不再拥有毫无疑问的单一身份。他们的行为也不再能以含蓄地参考效用最大化的利己经济模式来解释。简单地说，次政治活动不仅仅是从属阶级面对统治阶层所建立的各种监视机构而决定进行未宣布的抗拒的产物。 在地主-农民或者其他形式的上下级关系中，阶层是最重要的一种身份形式。不同的和大概相互冲突的各种从属身份可能象真的一样，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发挥了现实的或者想象的效用，使下级不敢在统治阶级面前进行公开宣布的抗拒，由此而限制他们的行为。通过设置一种单方面面对抗拒的情景，斯克特不经意地安排了一种相似的单方面对统治的支持，尽管他在分析上区分了经济、地位和意识形态控制。与此相关，葛兰西提醒我们，各种下级身份植根于复杂的相互重叠的社会网络中，个人在其中同时占有支配和被支配的地位（可能象一个丈夫或者妻子、一位长者或幼者、一个经理或办公室职员以及一个赞助人或受援者）。对于在结构限制中表现出来的身份的各种特定组合方式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监视系统存在的前提下（奖励与惩罚是这个系统所固有的），一些人能够服从而另一些人则从事各种类型的次政治活动。反过来，这种方法也深化了对不断变化的统治本质的分析。 隐藏的副本具有便于了解下级群体内部政治的潜力。在某些情况下，统治者和反过来统治别人的从属者之间的当代联盟形成了，“控制内的控制”也就发生了。虽然斯克特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只强调阶级而没有对阶级和非阶级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充分细致探讨的作法削弱了这种次政治框架的有效性。直接强调阶级意味着阶级意识的发展完全独立于其他形式的身份之外。实际上可以认为，在监视背景下的经济争夺能够和确实导致了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次政治活动。这种论点只有在已经考虑了阶级身份如何和为什么变得比其他形式的身份优越和显著之后才是尚可接受的。否则将重申葛兰西称之为的“经济主义”，并随之将非经济考虑降至上层建筑的范围。 次政治植根于全部生活方式之中，有形的生活方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体现了在有根基的身份建构、维持和变迁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其中象征性的和有形的阶级身份和其他形式的身份，如年龄、性别、人种-种族特性、宗教和国籍相互交织在一起。对公开和隐藏副本的区别、相提并论和分析能强调某些方面的反霸意识产生的环境，以及在隐藏的副本中不同的甚或冲突的各种观点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被协商和/或（没有）得到解决。 被定义为次政治活动的抗拒为形成对各种不断全球化的结构和过程的日常反应的有理论根基的研究提供了场所。如果在结构限制的背景下对多种身份之间或者之内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保持敏感，那么，对公开和隐藏副本的研究可能揭示关于工作、家庭和政治的各种不断变化的观念和实践，例如，人们寻求在其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中协商出些许对市场力扩张的社会控制。同时，人们不应该通过想象每一种对全球化的反应都是抗拒来过分扩大次政治的范畴。鉴于斯克特谨慎地认为不同形式的抗拒可能或者可能不联合为对权威结构的反抗，因此，重要的是要避免将抗拒视为一种无所不包的范畴。 一种正在出现的框架 抗拒的实施和含义是有文化根源的。这个基本命题在定义当代对全球化的抗拒中的实用性和相关性不亚于它相对于葛兰西、波拉尼和斯克特对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变迁的分析。这三位经典理论家含蓄地和公开地承认，抗拒源于并构成了具体的生活方式。然而，从这一基本的命题出发，理论家们在各自对抗拒的形式和特性的探讨中分道扬镳。葛兰西和波拉尼强调集体层面，而斯克特则更集中于日常生活中除阶级以外的个人层面。如表9.1所描绘的那样，关于抗拒的目标和模式在三位理论家那里彼此不同：葛兰西的是反抗国家的运动战和立场战（尽管不是为了忽略市民社会内部除了颠覆国家以外的变化），波拉尼的是对抗市场力的对抗性运动，斯克特的则不顾日常控制的次政治活动。 表 9.1 对抗拒的三种分析 主要目标 抗拒形式 葛兰西 国家机器(被理解为一种教育工具) 运动战和立场战 波拉尼 各种市场力（及其合法化） 旨在自我保护的对抗性运动 斯克特 各种意识形态(公开的副本) 对抗性交谈 理论家们在抗拒的分析层面、主要目标和模式上存在的差异不能仅仅通过他们自身的知识倾向来推论。相反，理论家之间的概念紧张符合和反映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环境：从葛兰西到波拉尼再到斯克特，由于社会变得更复杂，抗拒的目标和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总体来说，社会生活中的当代变迁，特别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变迁意味着抗拒的总共三个主要目标和方式在不断全球化的过程中共存并被改变。 理论家之间的这次重要对话形成了一个可以被有益地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相连结的支架。正在出现的框架有助于确定争夺控制形式、扩大政治空间和开辟新的场所的可能性──由此对政治进行再定义。从这三位理论家的观察点来看，对全球化的当代抗拒下定义使人们敏感地意识到如下所暗示的具体研究对象的改变。 抗拒的形式 由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某些方面变得更分散和制度化程度更低，抗拒的形式也将如此。在隐蔽的网络中单独和集体进行的未宣布的抗拒形式与植根于运动战和立场战以及对抗性运动之中的公开宣布的抗拒形式并行不悖。依赖日常活动的背景，诸如一个人穿什么（例如穆斯林社会中的面纱或者美国黑人社区中花哨的短袖衫），买什么或者消费什么──与全世界对抗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有组织罢工、联合抵制和甚至武装叛乱一样，都可以符合抗拒行为。这里的挑战之一是对没有公开宣布的抗拒形式提出质疑。这样做能详细阐释作为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变化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的不断变化的含义。 抗拒的代理人 过去，当阶级冲突呈现为公开的政治和，在某种情况下军事特性时，抗拒的代理人大多与工会工人、武装造反者（他们中许多是农民）和包括学生和某些知识分子在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同义。现在，抗拒的代理者不再局限于这些行为主体。他们所囊括的人员从蓝领和白领工人到牧师、主妇和中产阶层的经理。重要的是要指出，甚至国家公务员也可能抗拒不加区别地贯彻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徒有其表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诸如他们中有些人在建立开放的市场和自由贸易的过程中坚持实行“亚洲式的民主”。正是由于在不同的社会中象征性的资源和价值观与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的复杂方式产生了各种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群体，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全球化阶段中更有包容性的群体。阶级之间的争夺只是部分地形成了抗拒的基础。抗拒的代理人产生于机构和代理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导致了不同身份之间相互交叉，即阶级-国籍-性别-人种/种族-宗教-性取向。将各种人都指定为抗拒的代理人的用意在于扩大与传统的政治生活场所相结合的边界。 抗拒的场所 在经济全球化穿越地缘政治边界的同时，对全球化的抗拒也正在地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这部分地意味着“公-私”二分法已经站不住脚了，因为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特性正在受到不断全球化的力量以各种不同的和相互联系的方式所施加的影响。家庭和非正规市场里的日常生活除了抗拒之外还以有形的和象征性的两种不同方式为这些全球化力量提供便利。另一个紧密相关的现象是网络的发展，在网络这个场所里，经由互联网或者全球网络抗拒即刻就能找到自己的观众。在网络中对抗性交谈是一种全球化的抗拒。无论如何，人们得记住，尽管总的来说国家不能对网络中的对抗性交谈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检查，但是，这种特殊的抗拒方法只对那些能接触电脑、调制-解调器和互联网的人才是公开的。 抗拒的战略 就战略而言，我们指的是那些其生存方式受到全球化威胁（例如，通过使其失业、侵占社区用地或者削弱文化的完整等形式）的人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做出的持久的反应。在斗争形式相异时，各群体可能采取不同的抗争方式，并且出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将自己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同伴联系起来。地方运动由于持续地利用建立和维持志趣相投人联合体的通信技术而变成跨国或者全球的运动。例如，联合体的行动主义分子和学者在不同论坛会面以便交流信息和计划。一个正在兴起的“无国界的团结”战略是将单个问题，诸如环境退化、女权和种族主义等联系起来，并且强调社会生活各方面之间的相关性。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可能要联系到那些条件和方法，经由它们才使得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不断全球化的时候，尽管和由于身份和利益的分化，集团仍能够结成。不过，各种不断演变的全球抗拒战略并不必然将国家撇在一边。在某些情况下，抗拒战略可能和确实使一些国家机构间彼此对立（例如，在将有毒废料运往发展中地区的问题上，那些负责环境保护的国家机构可能会加入到抗议的行列，而另一些负责工业发展的国家机构则会继续鼓励引起环境破坏的那种工业化及其方法）。那么，不管抗拒战略是否明显地触及到国家，对全球的、跨国的和地方抗拒的研究都必须考虑国家机构中的种种变化。 很显然，研究对全球化的抗拒的具体对象需要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当被置于一定的背景中的时候，抗拒的形式、代理人、场所和战略可以根据它们的相互作用来观察，以便清楚地说明结构变迁的各种模式和潜力。葛兰西-波拉尼-斯克特三位理论家呼吁将不同层面的分析联系起来的概念框架。地方和全球的一体化可能将环境摆到了显著位置，其中抗拒的不同形式、代理人、场所和战略在全球政治经济的结合与分离中出现，这体现于下面的几章中，它们旨在例证将自上而下的抗拒与自下而上的抗拒合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接下来的这章通过环境领域将这里阐述的几个范畴和命题联系起来，倒数第二章通过解释一种完全不同的抗拒形式而使分析复杂化，这种抗拒通过采纳市场的逻辑而与之竞争，然而又同新自由主义的原则相冲突，并对政治生活的本质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10章 环保抗拒政治 并非所有类型的环境退化都是近来发生的或者是全球性的──有些是早已形成的并且是地方性的。即便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的不可持续的变化与前一个时代的环境损害是不同的。尽管当代对环境的滥用在较早的历史阶段就有其先例，但是全球化正好赶上了种种新的环境问题，诸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稀薄、生物多样性的严重丧失以及各种跨国界污染（例如酸雨）。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单独地而是一起出现了。而且，一些生态问题显然是全球范围内跨边界流动的结果，因为某种地下水污染、过滤和对健康的长期威胁可追溯到进口有害的废料。 自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经济生产的大规模增长不仅加快了全球资源基地的枯竭，而且也搅乱地球的再生系统，包括它在不同生命类型及其支撑结构之间的平衡。对此主要的解释在于，尽管当然有将环境毁坏活动向环境清洁技术转移的反向压力存在，但是，退化和全球化意味着对较低的环境标准施加更多的全球压力。在没有严厉的规章和有效的实施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对地球的未来的担心和不安全感还在上升。 伴随追逐利益的超级竞争，市场正在侵犯自然的界限（Shiva1992，211，216）。然而，自然的抗议，它的衰竭的迹象提供了一个开端。重要的不是使环境具体化，而是抵制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本体论区别，即自笛卡儿以来植根于现代思想的二元论。如果这样的话，人类与自然可能被相互影响地视为“一种单因趋势”（Rosenau1997，190-91；及Goldblatt1996）。于是，环境可以被理解为政治空间，一个市民社会正在发表它的忧虑的至关重要场所。正因为这样，环境代表了一个市场，其中大众对全球化的不同程度的抗拒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跨越政党、阶级、宗教、性别、人种和种族界限，环保政治为评估反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切入点。 相应地，构成本章的问题是：对全球化的环保抗拒的具体场所是什么？抗拒的代理人是谁？所采取的战略有那些？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它们被地方化或者区域化和全球化了？换句话说，有什么证据证明反全球化进行得轰轰烈烈吗？ 为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我将展示不同形式抗拒政治的复杂层面。我所关注的重点是对全球化的有组织的环保反应，尽管我也不排除其他形式的抗拒。由于那将在下一个部分得到仔细推敲，我尤其感兴趣的是直接的环保倡议──实实在在的模式和逐渐累积的行动──但是，我也对那些可能足够或者可能不够强硬以至于最终挑战全球化框架的和缓的或者不易觉察的抵抗形式感兴趣。鉴于它们正在融入各种网络之中，我的研究注意力还将要投放到这些隐藏的抗拒形式上。在这里各种网络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可以充当抗拒的场所，同时也由于全球的资本主义根本不是单一的整体（Yearley1996；Heng1997；Hefner1998）。相反，资本主义是以多种形式组织起来的。例如，在那些起源于大学并推广于职业圈、信息交流和政府-商业合作之中的日本人和跨国华人的联系中，“网络资本主义”被广泛承认。 那么，鉴于已经提出了关于抗拒形式的理论假定（第9章），这一 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探讨抗拒政治提供论据和揭示与全球化过程相对抗的环保政治的多样性。这里所引证的具体论据围绕跨边界问题，阐明各种环保团体包罗万象的活动形式，提供关于正在浮现和处于变化中的抗拒意识的新鲜、独创的例子。 为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将对全球化的抗拒领域和对其他形式的等级制的权力关系的抗拒区别开来是有意义的，但是不能将它们截然分开。相反，围绕环境、劳工标准、妇女问题、人权以及诸如此类等领域的抗拒融合并且相互渗透。不过，人们可以在意识和行动中确定某些重点，使其作为分析世界秩序中潜在变迁的基础（Mittelman1997b）。 为了进入抗拒政治这一严峻的考验，首先我将探讨环保抗拒政治的特点。下一部分将研究大众抗拒的形式和来源，随后将论述挑战宏观结构的代理人。接着集中研究抗拒的场所，最后评估多重战略的效用。 环保抗拒政治的特点 环境不是孤立的现象，正如上面已经暗示的，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棱镜：物质世界和人的世界之间的一系列相互作用；一个抗拒的场所；和一种被争论的社会结构来观察。就后一种方法而言，对自然的种种态度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它们与时间和空间相联系，最初反映了占优势的文化。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然和文化已经发生了迅速而不同的变化。这并不是新鲜事，但是技术创新和超级竞争加快了这种趋势。而且，全球化的标志就是文化多元主义的迸发，一些与不平衡的权力相联系的文化冲突在各种环保思想中找到了表达的机会，这些思想被理解为代表某一确定团体或者阶级的体系。 产生于南非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保护思想是社会环境结构的生动例子。在二十世纪中叶出现了殖民主义范式──一种基于野生动物为中心的保护主义方法之上的保护意识形态，它支持次大陆内白人享有特权和权力（Khan1994）。在南非，猎物和自然保护的故事植根于围绕克鲁格国家天然公园的神话中，并以将保罗·克鲁格描述为拥护野生动物保护的空想家为标志。通过指出克鲁格实际上反对较严厉的猎物保护法和支持白人享有继续狩猎的合法权利，环保史学家已经自行毁灭了这种罗曼蒂克的神话。但是，“保罗·克鲁格之梦”的圣像被新兴的非洲国家主义的提出者所擅用，并被用来获取贫困白人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里，它有助于团结非洲社会中的各种反对派别和阶层。1948年后，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复兴了克鲁格野生动物保护主义神话，其目的不仅在于试图激起爱国主义，而且在于试图从它的海外批评者那里获取对这个卑贱国家的国际责任（Carruthers1995；Khan1990）。 在适用保护政策中的种族歧视，例如牲畜挑选，形成了各种反保护的态度。黑人的边缘化导致了一种反对政府有关环境问题决策的态度，这被视为是一种不公正的制度所强加的，该制度否定那些相信他们对这片土地享有正当要求的人们的有意义的代理或者参与。非洲人从事偷猎活动，拒绝提供他们的服务，并秘密居住在禁猎区之内──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由行动的表现。大众抗拒导致了各种倡议，诸如“黑人农民协会”（NFA），这是南非第一个标志一种正式环保伦理的黑人组织， 因而有助于形成一种反对那种认为狩猎区是白人的、未受破坏的和唯科学主义的文化的对抗性意识形态。事实上，黑人农民协会呼吁向容易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的政策方面进行一种范式转移（Khan1994）。许多白种南非人和西方人将自然资源保护和狩猎区或者更一般的意义上说，环境管理──视为一种科学──其他人则将其解释为一种虚伪的资源控制形式。 这种阐释说明环境可以被解释为一套形成意识形态表述的选择性道德力量。它展示了对环境的运用（或者滥用）的隐蔽反应可能反过来被转化成支撑其对抗性意识形态的有组织的政治抗拒。它也暗指在第9章中论述的有关抗拒问题的经典理论家──葛兰西、波拉尼和斯科特──所使用的基本分析范畴。在此我将不再回顾在那里已经论述过的东西，但是我想立足于这三种范畴，以便形成与环保抗拒政治之间的一种联系。 毋庸说，这三位作者所提出的所有这三种框架具有相当大的解释权。它们的优点不需要在这一章中作详尽阐述，但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几种批评性评论是适当的。作为一个赞成阶级冲突是历史发展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允许观念享有相当多的自主权方面与马克思不同，前者有助于理解抗拒的文化方面。不过，葛兰西的二分式的概念──运动战和立场战──必须被扩展至将一系列其他的行为主体和不同的空间包括在内，在千年之交，意识就在这里面产生。 同葛兰西一样，斯克特也将注意力转向抗拒文化。他对“次政治”活动的强调提供了一种探讨日常对全球化过程所作出的种种反应的细致入微的方法。实际上，存在各种描述地方和全球环境之间冲突的微观关系的有价值的经验研究。例如，艾娃·翁详细叙述了那些精神控制片段，当时作为她们丧失了其工作中自主权的征兆，马来西亚工厂里的女工变得疯狂起来并尖声叫骂。不过，斯克特探讨隐秘行为的局限在于他所暗示的广泛的抗拒形式是包罗万象的。它们不仅是高度分散的，而且对各种权力关系的全面影响甚少。斯克特框架中的这个问题就展现在他1990年出版的那本书的第一行。他选择用以解开这个问题的格言是埃塞俄比亚谚语：“当一位高贵的庄园主经过的时候，聪明的农民深深地鞠躬和放屁。”然而，放屁到底具有多大政治影响呢？拖拉、闲坐、闲聊以及其他不协调的抗拒形式究竟对诸如全球变暖和臭氧层恶化等环境问题起多少作用呢？表明无数的微观活动最终会相当于在宏观结构上的转变的证据何在？ 尽管如斯克特所谨慎表示的那样，这些行为，即使是在成倍增加的情况下，也可能不会颠覆各种政权，它们常常标志某一政权合法性的弱化，并有助于削弱对权威的信仰。实际上，大量颠覆性的措施确实是总和起来的，因为它们是累积性的。但是，似乎问这样的问题是很公正的，即如果只有在很长的时期内结果才能被完全感知，那么到底是多久呢？如许多环境危机的爆发明确显示的那样，自然已经对它从属于生产经济投了否决票（Harries-Jones、Rotstein和Timmerman1992）。 所有的迹象表明解决这个问题将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对抗拒的潜在部分保持警觉是对的，这是潜在变迁的种子，问题是如何和在何种条件下隐藏的抗拒联合起来并真正对全球化中的各种结构提出质疑呢？反过来说，重要的是要详细指明防止抗拒政治定型化的各种条件。哪些要素促进和阻碍了抗拒的僵化？ 没有几位当代学者（显然是例外的几位包括Walker1994；Shaw1994；Murphy1994；Sklair1994，1997；Smith，Chatfield和Pagnucco1997；Keck和Sikkink1998）曾经试图将社会运动与世界政治之间的联系理论化。应该使人联想到的是诸如葛兰西和波拉尼等经典思想家对他们的时代全球政治经济内出现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少许精当而有条理的分析。波拉尼将注意力转向他那个时代的欧文主义者和宪章运动者，他强调两种运动都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工匠、手艺人、劳工和劳动人民以及这些近代史上最大的‘社会运动中’的那些大量的小规模运动（1957，167；着重号为作者所加）。这正是波拉尼的真知灼见，即除非将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构引入对历史变迁的分析，否则运动与对抗性运动的辩证法不能促进对抗拒的理解。波拉尼首要关注的是以此特定的阶层确保其生计的具体结构安排。在波拉尼贡献的基础上，一个需要进一步展开探讨的领域是：当各阶层试图防止他们自己遭受生产的各种损害性影响，其中包括他所认为的“文化环境的解体”（1957，157）的时候，隐蔽的抗拒表达形式如何巩固起来并真正形成为对抗性运动的？在这种情景下，波拉尼的框架可能非常适用于政治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Bernard1997）。事实上，由于他写作的年代处于半个多世纪之前，波拉尼表达了自己对市场不仅从社会中分离而且从自然中脱离的严重关切。 对波拉尼的思想给予一种生态学的解读要求掌握他对经典政治经济和自由主义的批判。与亚当·斯密强调个人经济收益更甚于重视直根于社会关系不同，同时与斯密的符合重农主义者的农业倾向相对照，波拉尼认为将自然排除于政治经济之外是错误的。同样，他断言李嘉图犯了商品虚构的错误，即他将土地视为仅仅是生产的一种要素并将它从社会机构中分离出来。马克思也受到攻击，原因在于他片面地就劳动过程来判断某种经济的特征。根据一贯的经济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波拉尼的观点，十九世纪的社会与其之前社会的不同点在于经济收益在人类生活的组织或者再组织中变得突出。对波拉尼而言，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都错误地假定了在它们的社会中占优势的模式在整个历史中都是占主导地位的（Block和Somers1984，63）。在采取了一种更宽泛的历史的框架基础上，波拉尼清楚地说明了在前市场社会人类和自然结合的形式，并表明经济一直受到各种基本社会制度的控制而不是相反。各种制度机制已经包含了相互依存、再分配和家庭关系。（Polanyi1968）。 从波拉尼的理论推断可知，经济理性主义的错误在于赋予一种经济主义文化以经济主义的逻辑。一种经济学控制自然科学。这种关系反映到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上，这不是可以想当然的事情。一种普遍使用的经济学定义是正规的并以匮乏为核心的。它与第二种本质的含义不同，后者包括“基本的事实是，象其他生物一样，人类失去对其支持的物质环境就无法长时间地生存；这是‘经济学’的本质定义的起源”（Polanyi1977，19；着重号为原著所有）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具有了“意义”，还可能有一些对抗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在经济学对自然和社会两者都实施控制并因此创造了市场社会的条件下，对抗手段就是再植入。但是在实践中，将经济学再置于自然和社会关系之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强调当今抗拒政治中所固有的困境。由于各国经济的日益一体化，这个挑战甚至比波拉尼时代更大──并要求扩展他的框架。为再植入探索一个方案显然已经导致了各种不同的政治方案，并构成了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为了考查这些方案，让我们首先确定大众环保抗拒的各种形式和根源，以便我们能接着描绘出代理人为追求变化所进行的工作，尤其是市民社会中政治上有组织的派系，他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场所以及抗拒的主要战略。那么，必须加以考虑的是是否这些抗拒的派系属于任何抗拒形式。 大众环保抗拒的形式和根源 环境退化的形式各种各样，而造成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也有几种。主要的问题涉及家庭环境、工厂和自然，而这些主要问题在经济的不同部门，尤其是能源、农业、采矿业以及制造业都能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他们可以被描述为各种因素的综合： · 超级竞争； · 社会不平等和贫困； · 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开发； · 土地的占用和将其用于商业与工业规划； · 移民和过度拥挤； · 对流离失所的恐惧； · 债务结构，这反过来加剧了资源的开发；和 · 判定对资源的惯常利用（或者与此相关的观念）有罪和缺乏责任感。 不能仅仅谈论一个互不相干的原因的清单，人们也必须追寻在环境滥用上达到顶点的各种特殊的历史轨迹。这些包括各种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网。上面提到的某些原因产生于前全球化时期，但是全球化加剧了这些过程。也有古老的问题表现出的新形式，比如债务问题。例如，思考结构调整计划的环境影响。国内较大的开支紧缩，加之需要支付各种国际机构所要求的提高的利息，经常导致一国更强调出口自然资源以换取外汇。资源的开发和大工程建设，比如建筑大坝，就要调动人力。最常见的情况是贫困的人口成为内部的移民（从债务联盟中解脱1996）。在菲律宾最南端的棉兰老岛，跨国公司──例如，多尔大菠萝公司──已经获得了对该岛低地的占有权，该公司正在毁坏土壤并将农民赶到高地上。在高地所有者与低地所有者之间的激烈冲突中，土著人──“部落群”──为保护他们文化的完整和“祖产”而战。 津巴布韦东部地区不是多山地带，它比邻莫桑比克边境，是一种类似的对抗形式发生的场所。由于卡吉尔──一个跨国食品加工联合大企业──控制着大片土地，同时由于土壤的毁坏，该地区内部的移民正在呈上升趋势。种族群体或者他们的分支正在争夺资源并且为此而陷入相互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将内部移民和国际移民区分开来，因为当地人经常穿越边界而不受惩罚。他们这样做部分是为了逃避法律──例如，津巴布韦的乡村居民将毁坏庄稼的大象经过边界赶到莫桑比克，并在那里将大象杀了。这些农民的看法是边界是个讨厌的东西，它既干扰他们的生计又干扰他们与亲戚的关系，他增加富人的利益，也是政治当权者寻求施加控制的另一种手段。在此情况下，国家被视为限制扎根于文化与经济中的各种产品──鱼、象牙、肉、大麻和烈酒──的跨边界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边界是实施强制的工具和冲突发生的场所。这些看法为国家、区域和全球层次上的劳动分工和分权所确证。在菲律宾和津巴布韦两国都一样，穷人所承受的各种压力不仅使他们变成移民，而且使他们为了生存而必须破坏资源。 因此，环保抗拒的目标可能是直接的并呈现出一种实际的形式，或者就过程而言是间接的。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控制：土地、物种、森林、海洋生物、劳动力和思想。这些方面的控制可以写入法律并由国家来执行。反抗者们最终是受接近愿望的驱使，并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反抗各层次的结构权力。这种反抗的一个方面在不同的权力位置上表现得日益明显，那就是环保思想之间的分裂（NazareaSandval1995）。在东亚和南非的各种各样的幌子下，当代的滴入方法与各种替代方案之间的冲突显露出来，前者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与此同时不必顾及分配和平等；后者强调需要追求以社会为基础的发展和经济改革与社会政策（例如，社会林业）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对资源的接近因不同的思想而加强了或者受到了它们的挑战；但是一种占优势的思想认为改革应被理解为增长优先于平等。尽管从一个访谈到另一个访谈，我的受访者所用的术语不同，但是，同样的这一点却被反复地提到几次。在围绕林业所进行的一次联合访谈中，一位受访者强调他的发言，他断言：“[环境滥用的]根源在于被发展范式所强化的社会结构。这种范式就是问题之所在”（del Castillo1996；Rebugio1996）。 抗拒者所采取的时空视角与他们自己对尊严和利益的感悟一致，这在目前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完全关乎生存的问题。抗拒者采取的具体反应形式除了表明他们所能利用的战略外，也显示了环境滥用的类型和程度（Peluso1992，13；Scott1985）。就破坏的是一种外部现象而言，救助的手段可能也是外部的，在采取地方控制方式中所固有的或者鉴于外部和内部两种控制形式如此相互交织以致于抗拒结构试图同时或者相继使这两种控制形式失效（Peluso1992，13，16-17；Scott1985）。那么，就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代理人抗拒不断全球化的结构和设计替代战略的场所是什么？ 抗拒的场所 除了自助式的社团和地方慈善团体之外，大多数私人和协会社交活动网络不能被用做抗拒场所──在1960和1970年代前──它在日本和西方以外的大多数地区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基本上可以说环保抗拒的场所在当今的越南也是不存在的，在那里环保主义者与政府的一个部一起工作，但是在国家机构之外没有为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提供空间。越南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只有几个，每一个规模都很小，它们设在河内，本身缺乏自主权。环保组织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面临严格的限制，但是由于环境不同也就导致了它们各具特色的抗拒战略。 新加坡的环保主义者──一个多阶层的组织，但是其中主要是专家、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他们曾经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尝试──开辟政治园地，测试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忍耐的口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加坡自然协会（NSS），作为”马来自然协会”的新加坡分支，它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本身一直在紧迫的领域内与政府的政策进行抗争。由于在新加坡非政府组织属于限制性立法之列，诸如协会条例和取消登记，这除了涉及法院诉讼之外还有效地取缔了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新加坡自然协会”已经将它的活动表述为“建设性对话。”“新加坡自然协会”一直从事写信运动，它已经制定了一个环保总计划，并授权对它自己的环保影响进行评估（Ho1997b）。该环保组织还提出倡议，并向政府提交各种建议，尽管这些建议中的大多数──99%──被政府拒绝。其中最极端的行动包括征集了一份多大25，000人签名的请愿书，并将它呈交给适当的政府部门。一个最大的限制是，“新加坡自然协会”和其他几个环保组织只能主要参与一些学校活动，如果它们与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合作的话，它们就会冒失信于国家的危险──并因此而面临遭受制裁的威胁。除了共享信息以外，新加坡环保组织与外部的跨国合作很少。尽管如此，有关各种环保计划的争论已经促成了土地利用方面的一些重要变化：在武洛河三角洲将87公顷划作农业技术园区的土地转用为鸟类禁猎区，在下皮尔斯自然保护区搁置了一个修建高尔夫球场的计划，还改变了一个拟议中的担负大宗运输任务的高速公路的中转路线以便使在塞诺克的鸟群的天然栖息地不受干扰（Ho1997a，Rodan1996，106-7；Kong1994）。虽然新加坡从贫困向富裕转变的后殖民主义时期形成了强制性规则和收买的手段，以及尽管他有这种重视“共识”而非异见的文化，但是，显然各种扩大市民社会和，纵然十分微弱地，鼓励抗拒的尝试正刚刚开始。 象新加坡一样，马来西亚的市民社会也受到各种限制：以经济手段拉拢对手、《国内治安条例》（殖民主义时期允许不经审讯而先行羁押的法律遗迹）等严厉的法律、以及对环保行动主义进行威胁，其中包括总理马哈蒂尔·莫哈麦德的关于“绿色帝国主义的言论。”因此，马来西亚还要求非政府组织登记、控制它们接近媒体和使它们由一个政党控制，这种做法不仅能深深地渗透入社会，而且它在混合使用强制和准许（正如所强调的那样，只要后者是主要组成部分，那么它们就是霸权的要素）的手段上也是表现得相当精明的。国家权力的持有者已经割除了制衡的要素──例如通过损害农村地区各种农民协会和其他半自治机构的特权的方式。各种意识形态表现──种族、语言和宗教问题──已经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包括环境退化等在内的至关重要问题上移开。不过，环保主义者已经采取了自下而上的行动──在村庄中围绕酸污染而进行的动员、就放射性肥料问题举行抗议、与舍拉斯的森林相关的住宅问题以及在萨佬越阻止森林采伐（Singh1997）。少数环保组织──除了各种消费者协会之外还包括“环境保护协会”；“马来自然协会”；“马来西亚萨哈伯特阿拉姆”；“马来西亚环境、技术和发展中心”──已经形成了与政府之间进行有节制的激烈争论和“批判性合作”的空间。 对比而言，在菲律宾和南非这样的国家里健全的市民社会已经发展起来了，其他地方的活动也很活跃──例如在泰国和南韩。菲律宾和南非共和国的高度政治化的市民社会呈现于动员的背景之下：一方面是通过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美国控制和军事管制的武装斗争，而另一方面则是反对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政权。在上述所阐释的各种市民社会活动中，一些国家，如津巴布韦处于居中的位置：环保主义者和其他行动主义者扩展各种界限，但更留心这些新的界限得不到尊重而造成的后果。在任何情况下，具体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市民社会机构是最为关键的。 代理人 各种环保机构所涉及的范围并不构成一个左右结构的统一体。相反，可以将环保运动比作一棵具有成熟程度不一的枝芽的大树。它的厚度从根部到不同的侧面和高度都有变化。随着市民社会程度的加深，它的象树一样的生长过程可能仍然更是一个细树枝而不是粗树枝的问题。 实际上，这种结构由几个机构组成──例如教堂、工会、商业部门、农民协会和学生组织──这些机构经常以联合的形式已经参与到各种环保问题中来。所有的这些机构都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正是市民社会成为了环保抗拒的主要动力。在市民社会中，对全球化的环保抗拒呈现出五个层次。在不低估与偷猎、屠杀动物、砍断篱笆、焚烧田地等等行为进行的静悄悄斗争的情况下还应该看到，正是在这五个层次上所进行的直接的和有组织的行动似乎才是具有最大影响的并且最有可能获得推动力。 在第一个层次上是许多国际环保组织，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以及“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它们与当地各种组织密切合作或者将地方各种附属机构置于其领导之下（参见Wapner1996）。前者的大多数基地都设在西方，它们可能有或者可能没有与其在发展中地区的伙伴同样的议程表（Brosius1997；Eccleston1996；Eccleston和Potter1996）。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环保组织所陈述的环保重点实际上与外部机构不一致，而有时它们试图将西方对环境的担忧灌输到当地的价值观之中（Lee和So1999，291）。在一般性的第二个层次上是各种国内联盟或者网络，例如“发展无政府组织网络核心小组”，该组织是菲律宾十四个主要无政府组织网络结成的综合组织。它的目标是充任网络的网络（Songco1996）。这些联盟总计由将近三千个组织组成。而将这些联盟的结构描绘出来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所需要的。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在功能上专门化的各种组织所构成的网络状领域，其中的各种组织除了具有一套共同的议程和优先重点之外，还将许多无政府组织、社团、协会等等联系起来。 第三、 在国内层面上的单个无政府组织发挥许多作用。它们是致力于使行动更为便利的催化剂，其经常采取的方式是提出倡议、动员资源和提供专门知识：在地方行政管理、法规起草、会计学方面的技能和其他形式的培训，以及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市民社会的领导者们在他们的生计和生存方式的变迁中经受了洗礼，他们正在寻求对这些条件的理解。在磨砺他们的使命感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无政府组织需要和实际上在寻求各种分析范式。例如滴入经济学、参与式发展和共同体组织等概念都出自于各种范式。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行，尤其是为了有助于形成行动方法，更为令人信服的解释正在探索之中。 其次，尽管就惯用语而言，一个地区和国家的与另一个地区和国家的不同，但是，基层组织都在致力于各种计划的真正实施。人民组织和社区组织是参与集体行动的基层组织。它们可能或者可能不寻求非政府组织的帮助。最后，市民社会也包括许多不予考虑的大众，他们是没有组织的，但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公民，因为他们也是利害关系人。严重的环境退化问题可以使他们动员起来，并被激励去参与到阻止非法采伐和倾倒有毒废料等活动的运动中。宗教领袖们，从天主教的主教到穆夫提，实际上已经恳求他们的信徒去阻止生态破坏。佛教、基督教、儒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及其他宗教在环保抗拒政治中的影响颇深，但是，它们在某些背景下的影响更为宽广。 例如，天主教堂有时充当一种替代性的权力机构或者有助于建立一种权力机构。因此，1988年的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发表了一封描写乡村生活的署名信，该信痛惜由于“人的贪婪和我们的掠夺经济的无情驱动”而造成的对森林、河流和珊瑚的毁坏。与会主教还赞扬了布基农省和南三宝颜省的当地人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称赞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护卫着他们的残存的森林，”并鼓励人们“围绕当地各种生态问题组织起来”（转引自Magno1993，15）。通过他们的布道，这些堂区的牧师已经将那些自行组织并采取行动的群众重新集合起来，诸如在菲律宾农村阻止非法采伐的群众。这些牧师已经进行了道义的和实际的呼吁，他们解释说，“上帝创造了树木，但是树木却被砍到了。”一个牧师甚至号召人们恢复他们的割取敌人首级的传统，而这种威胁用于对付采伐者及其在地方政府中的合谋者（de Guzman1996；Dacumos1996）。同样，津巴布韦的环保主义者除了向那些按时到教堂做礼拜的人宣称：如果有人砍了一棵树，那么，这个人就是在砍耶稣基督的身体；而如果有人植了一棵树，那么，这个人就是在治愈耶稣基督的身体，他们还动用祖先的各种权力（Matowanyika1996）。 在南非，失业者和工人阶级抗议在专门为黑人设置的黑人区附近建造有害废料倾倒场，住在这些社区的许多人没有工作，所受的正规教育也很少，“非洲地球生命组织”鼓励这些抗议者去拜访居住在有害废物倾倒场附近的其他黑人区的居民（非洲地球生命，有害组织，1996）。事实并不仅限于这种环保种族主义的例子，它这种做法将太多的负担加之于最边缘化的那部分人身上，而这种跨区拜访方法在其他贫困的社区面临各种环境破坏行为时也被使用。 凭借享有特权的及被剥夺特权的人们的不同支持基础，市民社会穿越阶级结构，但是，当代环保运动的根，至少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是扎在享有特权者那里的。再者，强调在一种背景下和另一种背景下的情况迥然不同是很重要的。例如，在日本，除了知识分子外，一些在东亚其他国家从事公益活动的律师在环保运动中也发挥领导作用，尽管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已经因各种消费者问题而动员起来了。在东亚其他一些国家和整个南非，对许多人来说，环保政治与生计问题联系在一起，由此，这是社会公正而不是各种以生态为中心的理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护自然──这是被称之为发达地区的组成部分（尽管泰国的绿色佛教可能是一个例外）。 在我的研究中环保运动与阶级结构之间的联系或者对这种联系的障碍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对南非黑人工人阶级的访谈中表现得那么明显。一位名叫佩莱罗·马加内（1996）的工会组织者指出，尽管黑人社区面临多重问题，诸如消费者遗留的废物、毒素、污染及各种安全问题，但是，围绕环保问题而组织起来本身具有一个特征：“环境被视为一种不能引起工人阶级兴趣的自由主义现象。”在围绕种族而进行的反种族隔离动员之后，这种说法的一个含义就是环境是那些能够承受得起这种奢侈的人的关注点。同样，在靠近开普顿的黑人区里，调查对象在迫切需要工作、住房、保健和预防犯罪的前提下强调围绕环境问题而进行组织时所面临的阶级障碍。在朗加镇，那里的居民都是被迫迁移来的（集团地域法案的一个特征），一个名为“索加”的环保运动所遭遇的观念是生态环境是“白人的事情。”因此，按着这个区区长的说法，当地人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处于有利地位的世界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世界”（Dilima1996）。 一种权力结构已经在环保运动中出现了。各种组织是根据其所承担计划的数量以及成员的规模；活动的范围和类型；人力和财力资源来设置的。就东亚和南非对资源的接近情况而言，市民社会的各机构和各种区域国际组织的联系很少。大概，例外的情况是就引发忧虑的环境问题而召集工厂开会和建造一所野生动物大学──毫无疑问，这不是一种群众活动，而是由德国和当地赞助人合伙资助的一个登记在册的“南非发展共同体”项目。这种形式的区域主义部分还处在“南非发展共同体”的一个单位“环境和土地管理系统”(ELMS)之下，它们只是刚刚出现。“环境和土地管理系统”主要是由捐赠者驱动的，该系统已经在各国建立了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中心。为反抗种族隔离而建立的“南非发展共同体”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本身没有多少能力。通常，支持市民社会计划的正式区域基础结构都是软弱的。 “南非发展共同体”和东盟在很大程度上都远离市民社会的日常活动。对于这个问题的部分解释在于不同的政治联盟在每一个国家都是起作用的，并且采取不同的范式，而其中的一些范式阻碍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另一个解释因素则在于南北半球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东亚和南非的市民社会中，北半球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之间的联系要比次区域内部相互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当然，区域和次区域的国际组织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环保政策，而联合国环保计划署仍然具有较少与市民社会相联系的能力。 有几个问题已经在环保抗拒政治的实践中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非政府组织结构迅速涌现，而各个单独的非政府组织已经确立了领土权意识。没有用来控制或者缓和非政府组织间竞争的正式道德准则。市民社会中不同机构之间对话的增多是一个好事情，但是，能有太多的多样性吗？有时就出现了分裂──例如，在提倡自然资源保护者和那些强调环境与发展相联系──高于基本的目标或者自然资源的人之间。双边和多边的捐赠者通常提出一整套环保措施。在实际情况下，他们的计划的落实产生了孤岛效应：各种不能有效地相互关联的孤立倡议。这些倡议扎根于当地社会结构的程度不够。遍布全国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可以充当各种国际机构的代理，而与社会的根基只有很少或者没有组织联系。经常地也会有一种“比萨饼”的效果：各种环保计划彼此重叠而没有全局的方案（Braganza1996）。事实上，市民社会中的一些机构并不是真正由市民社会驱动的，而是由公司或者国家驱动的，因为它们要对其赞助者负责，而本身具有很少的自主权。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合作问题。在何种条件下群众运动会或者应该接受或者拒绝资助，以及由谁来安排议程？在一个扭转一揽子援助计划和结构调整计划所固有的传统依赖症的建议中，市民社会的某些机构已经提议对各种国际代理机构及其他捐赠者进行系统的监控。这里还存在半个多世纪前葛兰西所预料的伦理上的困境，即是否参与政府中的选举并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而不是充当一种对抗的压力源并可能充当导致伦理问题的社会良心。即便市民社会的领导者不担任政府职务，国家取而代之或者并行论的危险也会出现。实质上，各种政府机构和国家间组织将它们的一些工作转包给了非政府组织。因此，市民社会的机构行使着某些正常情况下由国家来执行的职责，而有时这些机构比那些政客和官员更能有效地行使这些职责。 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当然，在市民社会内部需要运用谈判的技巧来解决这些问题。各种论坛，诸如1996年在津巴布韦正式发起的“环境联络论坛”，和由南非后种族隔离制政府与大量市民社会的机构合作而启动的“南非国家环保决策咨询机构”，正在将形形色色的利害关系人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参与到现行的试图寻找共同立场的进程中来。不过，就那些使赢得全球化更为适宜的战略而言，分歧十分严重，而其中的各种不同战略已经被利用了。 抗拒的核心战略 抗拒既利用老战略也利用新战略。就平衡国家权力而言，无所谓新战略；不停地挥动各种标志，诸如布告、海报和传单；依赖残存的拒绝权；或者就象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一样，依赖当地居民的拒绝权和网络联系以便激起不同组织的努力来共同对抗各种形式的环境退化问题。这些经受过考验的战略仍然是很重要的，正如罗宾·布罗德指出的那样：“关于如何构建一个仍在兴起的可持续的选择方案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1993，146）。没有一个单一的抗拒模式。 然而，全球化正在改变各种参数，重新定义各种限制并增加环保的款项，这样做尤其是为了未来的一代。为了抗拒全球化而特别精心制订出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战略并不仅仅象在黑暗中刺向不定形的现象一样。有些──但绝不是所有的──自我组织的团体已经自觉地制订对抗全球化的战略。这些抗拒者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即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干涉以便使经常受国家和地方计划调解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服从于社会控制？五个战略似乎是最重要的，它们正被单独或者合并利用。 第一种战略是社会契约，它意在阻止诸如分水岭地区的破坏和侵蚀，这是跨国公司经常通过“合法”或者非法活动而导致的结果，就象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中北部一样，其中包括穆斯林绵兰老岛自治区以及卡加延-德奥罗-伊利甘增长走廊。一份契约就是一个相关各方关于目标和方法的正式理解。它使签约各方为获得共同的社会利益而作出公开的保证和承诺成为必要。这种契约是建立在具有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一致的解决办法和合作的基础之上（Albaran1996）。换言之，违抗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社会契约的概念意在从全球化发生的底层推动民主控制。它要求监督机构具有确保各签约方遵守协议的技术能力。 鉴于全球化接受技术进步，并从中获得便利，抗拒由此涉及发展新的知识结构。简单地说，抗拒全球化的一个前提是理解它。因此可知教育-研究-信息链的重要性。按津巴布韦的行动主义分子朱基瓦·什伯内的看法：“除非他们得到教育，否则绝望的人们不会与全球化作斗争（环境正义网络论坛[EJNF]1996，17）。一些教育者正竭力重申和传播有关环境的土生土长的传统知识。它仅仅被看作为了理解全球化的动力而通过各种网络加强研究能力的一部分。环保教育的目标是产生行动的信息，与公众共享这些信息并且将其传达给媒体，以便于向那些威胁公众利益的全球化力量提出挑战。这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愿望，而且它还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提供获得有关市政区划信息的通道，以及遭遇有害物质的风险显然影响了南非克洛科附近许多社区的动员。在一份关于克洛科的详细个案研究中，一位研究者评论说：“重要的事实是作为环保动员先兆的环保意识的发展，它既产生于有组织的活动也来自于接近信息”（Buchler1995，72）。总之，对知识生成的战略重要性的重视并不是新做法，但是，所谓新是暗含在知识产生和传播中的联系，以及指向某种替代范式的可能方法。如果仅仅以一种初级的方式，那么，拼凑一种发展抗拒政治的知识的方法是可能的：破译控制的密码，揭示权力结构的错误连线，确定行动的压力点并且形成反确认的图象（Zawiah1994，16-18）。 第三个核心战略是相应增加：即增加运作的范围。更具体地说，它是一个过程，凭借它市民社会中的组织通过建立与其他部门的联系和扩展其超越本地区之外的范围来扩大它们的影响。当被问及相应增加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两个一同被采访的市民社会领导者强调“扩大实地运作的水平”并且“在影响政府的政策层次上有较大发言权”（Morales1996；Serrano1996）。另一位行动主义分子则就全球化的不同时间界面来解释相应增加的抗拒。与试图直接对全球化的具体现象实施打击的抗拒不同，相应增加的抗拒所花费的时段较长。它包含除了构筑对抗全球化的空间之外，还要加强不同的技巧和能力。（dela Torre1996；有关具体的论证和分析，参见Kelly1997）。 转化为实践，相应增加的抗拒能够导致形成超越“巴朗盖伊”（音译，是在菲律宾进行抗拒活动的基本单位）之外的多种部门间的论坛，或者在几个部门之间进行协调以便使某个城市处于瘫痪状态或阻止，比如说，开设卡西诺舞场的计划。不过，在运作上，似乎是当抗拒者试图相应增加其抗拒的力度时，全球化所带来的参数变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会扰乱它的动力。鉴于有人认为全球化的结构相对于地方生活显得太大了，它造成了迷惑。在某些情况下，全球化结构所导致的模糊引发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反应，也即不是相应地增加抗拒，而是相应地减少抗拒。这种反弹就是试图围绕社区建筑一个堡垒并谋求局部化而不与全球化的力量保持接触的结果。实际上，尤其是在那些全球化牵涉最严重的失控的地方和活动领域，尝试坚持地方控制的作法有恰当的理由。毫无疑问，扩展至全球舞台上的地方组织越多，遵守全球规范的诱惑就越大。不过，环境退化的加速发展，在一些情况下这种事态的不可逆转及其呈跨国蔓延之势本身表明，相应地减少抗拒并不是保护自然之馈赠的充足手段。 第四， 抗拒者试图实现突破以便为直接的自愿行动赢得更大的活动空间。早些时候已经提及了自上而下的由市场驱动和国家引导的区域主义。作为反应，区域主义在本质上既可能是双边的也可能是多边的组织和运动，还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突破，从而也与其他区域市民社会建立联系。尽管有时由于担心自身的重要性被遮蔽或者失控而避免标明“走区域主义道路”或者“走全球化的道路”，但是，相对于北半球那些伙伴，南半球的非政府组织越来越意识到跨国合作的潜在优势（Eccleston1996，82）。例如，“非洲地球生命”目前不仅在南非共和国而且在纳米比亚和乌干达都设有分支机构。而该地区的工会力图使信息共享并且开展提供培训的有教育意义的联合讲习班。东亚的突破战略主要是借鉴菲律宾的经验，这样做的前提是那里的市民社会扎实和相对成熟。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已经被邀请去与其他国家的相应机构分享经验。在与其他地方市民社会的代表进行对话的过程中，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也已被卷入对诸如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督中，这些金融机构的目的是制定可持续的替代发展政策。 在第六章对新自由主义区域主义的替代方案的论述中曾简单地提及“二十一世纪人民计划”，此过程在1989年始于日本。这个群众运动和行动组织的联盟使来自不同国家的总计360个行动主义分子与几千位日本市民社会的成员会面。他们寻求在模拟替代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确立目标和战略，而不是直接地与国家机构相对抗。在与来自六个中美洲国家的代表会晤之后，第二届“二十一世纪人民计划”论坛于1992年在泰国举行，该论坛的基本概念已经形成了。目前正在努力向“跨边界参与的民主”概念注入生机，并且正在根据“单一的全球劳动分工”──一种造成“人与人之间冲突和对抗”的等级结构的限制来考虑生存的含义。除了举行各种会议、讲习班和电信交流之外，二十一世纪人民计划进程还包括一个设在东京的秘书处和出版的评论季刊“安普”（AMPO，Muto1994，1996；Inoue1996）。 参与区域进程是东亚大众运动已经尝试确立的活动空间。例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环保组织已经建立了气候行动网络，各自都设有秘书处。在1995-96年，环保非政府组织曾要求在东盟中享有观察员地位，但是遭到了拒绝，理由是东盟中没有这种机制。当这种申请成为泡影的时候，该非政府组织争辩说，鉴于其他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为人民组织的参与提供通道，东盟也应该这样做。接着在1997年，气候行动网络的成员向其各自所在国家的环境部长写信，请求获得与他们讲话的机会，但是，申请者们被告知，官员们没时间听他们讲话（Singh1997）。 东亚的大众运动也已经瞄准了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的进程，及其深化扩展经济自由化政策的议事日程。通过进行跨国工作，人民运动的目标指向1996年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首先，他们在京都举行了一个预备会议，接着在各国开展类似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从中得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和行动要点，其用意在于反对成员国政府所实行的破坏环境和侵犯人民权力的贸易和投资制度。会前准备活动需要代表团到各地调查实情，以便代表们自己能够对一体化的形式如何影响社区及其生活的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可作为论据的文件包括一份对一揽子自由化计划的“及其危险的速度和单边特征”的评论，该评论尤其强调了这种自由化对最脆弱的部门和环境的影响，并且对亚太经合组织将“经济问题与其社会含义和影响分离”的作法提出异议（“人民组织-非政府组织建议的立场”1996）。妇女们争夺“亚太经合组织所创造的使我们的正在迅速变化的经济环境发生加速改变的各种机会”（菲律宾全国妇女委员会1996）。鉴于劳动力市场是沿着性别界限和对妇女儿童的影响来建构的，除了别的方面以外，代表们呼吁政府为“减少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社会福利议程”拨款（妇女论坛1996）。尽管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最高级论坛前的信息似乎带有尖刻的──几乎不控制的──一种波拉尼分析的弦外之音；它攻击亚太经合组织的“反民主、不负责和无透明度的”自由贸易实践，并强调需要对人民提供保护以使他们免受“市场力量的蹂躏”（关于亚太经合组织的马尼拉人民论坛1996）。 上述例子的重要性没有被夸大──但是，在1998年科伦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一个命名为亚太人民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上，这些事例却被扩大了──这里有重要的教训需要吸取。亚太经合组织──一个由市场驱动并以国家为引导的过程已经刺激了不同国家抗拒运动之间的交流，与此同时，各种群众组织已经制订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国家政权持有者的区域主义议程。例如，与后者的目标形成鲜明对照，群众组织强调一方面区域主义需要联系贸易和投资，另一方面则需要联系社会政策。此外，这一抗拒过程不仅使次国家层次与国家层次相联系，而且阐明了区域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重要关系。 在南非，抗拒运动突出于区域层次并超越于其之外的推动力来自于不同的压力中心，某一环保运动纲领由于其抗拒活动的水平而突显出来，尤其对于那些强调公开宣布的政策与该政策缺乏落实之间矛盾的抗拒活动来说。它的不成熟主张也暗含了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竞争。“环境正义网络论坛”包括信奉共同价值观的550多个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它代表了社会中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那部分人。这个论坛试图确定对区域化的推动力，并为建立与其他运动之间的联系构筑桥梁（Albertyn和Coworkers1996） 围绕化学制品的抗拒活动具有里程碑意义。托尔化学制品厂──一家从美国氨基氰公司进口废料以英国为基地的化工厂的案例在1990年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当时在德班附近加图·里奇工厂不远的昂吉文尼河中发现了大量有剧毒的汞浓缩物。“非洲地球生命”（环境正义网络论坛的一个成员）、化工厂工人产业工会、在其首领带领下的当地居民以及经商的白人农民都在追究这个问题，为什么托尔要在边远的南非建一个世界最大的有毒汞回收厂呢？由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会、村民和绿色组织结成的联盟在托尔化工厂和美国的氨基氰工厂前举行示威。这次市民社会内部的联合行动向南非水资源事务部施加了压力，后者命令托尔化工厂停止其经营活动（Crompton和Erwin1991）。 然而，有害废料的问题并没有消失。相反，南非的贸易和产业部不愿意签署有害废料在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流动的禁令。很显然，在有害废料中有区域贸易和繁荣的工业。“环境正义网络论坛”对揭示出的这些真相表示义愤：后种族隔离制时代的南非从几个非洲国家进口用于回收的废料，比勒陀利亚担心如果签署了《洛美协定》第39条款，它将失去收入来源，因为该条款规定“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将禁止直接或者间接地从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间共同体向其领土进口这种废料”（第四次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西欧共同体会议1990，1）。南非政府同意签署《关于有害废料跨边界流动及其处理的巴塞尔协定》，该协定1989年在六十五个国家中得到批准，1992年开始实施。这份国际协定从1998年1月开始禁止一切有害废料从工业国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是该协定不适用于南非内部有毒物质的运输。因此，“环境正义网络论坛”揭露出可能有一条用于从邻国进口赢利性物质的秘密通道（Koch1996a，1996b，1996c）。很显然，国家官员们正在放弃南非政权用来抵挡新自由主义经济压力的渐进式的议程。对南非政府初始政策的抗议导致其纠正它原来的立场而将《洛美协定》第39条款包括在《南非与欧盟的贸易和发展最后协定》中。收集信息和与媒体保持接触是抗拒战略的重要方面。一种突显的战略涉及发展与跨国绿色运动之间的联系以便至关重要的信息能够传播到南非。再者，阐明区域问题和全球化之间的具体联系也是很关键的。 抗拒的另一种战略是在社会运动之间构筑新的关系，以便能直接地参与市场并建立一个替代性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1986年，菲律宾内格罗斯岛的农民与日本消费者农业合作社开始相互之间的贸易活动，后者是一些大组织，其成员为市场上出售的充满化学成分的产品寻找替代品。内格罗斯岛的群众组织寻求将该岛的糖料单作种植园经济转变成农业、工业和金融业一体化的生产系统。通过以一种循环的方式他们已经从根本上尝试重塑当地的经济模式。这项规划包括一个跨边界的南-北贸易系统，凭借这个系统，内格罗斯岛的这个小农业者的自主联盟向拥有近一百万人的日本消费者协会运送不含化学成分的香蕉。内格罗斯的种植者已经发展了有机农业，他们为自己生产的香蕉定价高于在棉兰老岛上由跨国公司生产的香蕉的市场价的三倍。消费者为了购买到不含化学成分产品而乐于支付的这部分抬高的价格相当于由北至南的返程运输所需的价值（Hotta1996；Muto和Kothari 未注明日期）。 在一次来自两个组织的代表的东京集会上，我对他们的阶层界限分明的成员身份感到震惊──来自内格罗斯的小农业者、日本的工人（其中大多数是服务部门的）和较下层的中产阶级。总体来说，这些组织试图抗拒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市场社会。他们已经建立了在社会控制下的替代的资本流通系统──这正是波拉尼所认为的将市场重新植根于社会和自然。这个计划包括两个组织间人员的互访，以便使超越贸易关系之外的社会和政治联系普遍化。这个战略是一个打破民族-国家牢笼的跨边界倡议，那些致力于建立社会资本的甘冒风险者所提出的其他创议也是如此。 社区林业是另一个从变动到变动关系的例子，它意味着提供一种持久的替代常规市场体制的方案。以诸如白藤、葡萄以及河水资源来代替木材，公司、非政府组织和直接生产者协会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Tengco1996）。不必进行更详细的描述了，显然集体抗拒活动正在加强，这导致了根据全球化趋势影响单个国家和地区的方式来运用多重战略。就控制环境的替代方法而言，这种努力可能起到了暗示作用。 刚开始的趋势 我在着手进行这种实地采访之前不曾预料，这项研究成果表明这三种分析框架──即葛兰西、波拉尼和斯克特的──相互重叠，深化了对环保抗拒政治的理解并可能连为一体。是的，波拉尼为在环境领域探讨对全球化的抗拒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理论突破。以一种波拉尼的方法来探讨抗拒，也即尝试将经济重新植根于社会和自然是非常有价值的，而葛兰西和斯克特的研究又加强了这种探索。例如，关于抗拒战略的实地调查导致了“破译控制密码”的概念，而在此，斯克特的次政治概念则提供了最大的解释权。作为获取一致以便减少对代价更高的强制方式依赖的手段，葛兰西对环保意识形态的洞察力也是理解抗拒政治的有力工具。从东亚和南非获得的具体证据表明，这三种框架对理解环保抗拒是不可或缺的，而这反过来有助于使理论的视角更为清晰。 根据所有的迹象，这种数据显示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抗拒的空间扩大了，但是到目前为止，非国家抗拒政治只具有有限的影响。在市民社会内部，形成联盟和网络的理由之一是为了培育更民主的政治。然而，逐渐增加这些协会并使它们相互联系当然并不能解决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所固有的等级权力关系问题。作为对抗全球化的一种政治手段，环保抗拒运动靠许多发动机来运转。它们既可以跟从在国家的后面，也可以导引它。 在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能确定五种倾向，并且都是微观对抗全球化的倾向：（1）鉴于经历和背景的多样性，许多环保倡议都是涉及到某个问题和专门某个主题的。目前，大多数环保战略都是局部化的。（2）不过，在区域内部及其之间形成相互重叠的联盟和网络的基础上，存在适度抗拒活动的汇总。（3）环保运动已经含蓄地采纳了一致政策──即在某种环境下复制在其他环境下被证明是成功的战略。（4）从参与意义上说，核心战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它们不规避──脱离于──市场或者国家。（5）抗拒正在累积关键的立场，诸如文化的完整和祖产，并发现更多的突破口。 显然，为这些波拉尼的阻力庆贺可能是错误的。人们可能甚至将它们称作波拉尼所认为的一种“移动”而不是运动以表明这种母式，正是通过它，在最终产生某一导致特定类型变化的政治组织之前，社会力量“盛衰”交替（Polanyi1957，239）。尽管它们中的一些是结成联盟的，但是，当今的环保对抗力量绝不是协调一致的。大概最高层次的一致是应该与另一种考虑保持平衡的某一种需要的东西，即市民社会是从多样性中得到滋养的。而且，在假定在组织过程中存在障碍的情况下，自下而上的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团结是一条出路。最乐观地看，区域的和全球市民社会还只是处于初始的发展阶段，而且具有高度的不均衡性。 说到底，抗拒政治的推动力不仅是物质的或者技术的，而且决定性地与保护者的环保伦理标准及其不同的对抗不断加快发展的市场力的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在菲律宾参与环保斗争的耶稣会会士的话显得犹豫不定：“精神性与痛苦联系在一起。这种自然景色在流血。这是一种痛苦的景色”（Walpole1996）。这则启示的力量在全球化的道路上驱动了一个强有力的精神问题：就对其破坏而言，难道环境必须被作为一种限制而不是被欣赏和被保护的美丽化身来从反面上得到体验吗？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两难的问题就又引起了这类政治问题，即应该相信谁和赋予谁以权力而使其照管公共利益。决定这个两难的犄角那一个将或者应该弯曲的根本问题在于，在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中自然和干预的影响，而我们现在转向另一个领域的干预问题──有组织犯罪。 第十一章：全球性有组织犯罪 （本章与罗伯特·约翰斯顿合著） 就全球性有组织犯罪在新自由主义合法权威和权力之外运作并削弱普遍承认的合法市场渠道而言，它们可以被最适当地理解为既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某些特征的体现，又是抗拒运动。毫无疑问，有组织犯罪已经成为迅速发展的跨国现象；它在全世界各个区域以指数函数的速度、尽管并不均衡的方式扩展，并深深地挖掘到市民社会的根子。这个问题在数量上呈现为巨大的比例，1996年全球性有组织犯罪的收益达到10万亿（Boland关于这种运动如何发生的问题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其他学者、报人都在对此做记实性描述。对这种倾向的越来越复杂的研究正在呈现（例如，Williams1994；Shelly1995；Fiorentini和Peltzman1995；Friman和Andreas1999）。 将大众化的著作和文章放在一边，其中大多数关于有组织犯罪蔓延的文献反映了犯罪学的关注；地域研究；某种程度上，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中占四分之一部分；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警察管理的应用研究、政府情报机构和与恐怖主义及其他形式的非法行为作斗争的保守主义思想库。然而，就全球化和全球控制而言，有组织犯罪是一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问题。不足为奇，假定至少在对于二十世纪后期的不同历史变迁所作出的各种系统阐述中，关于这些主题的学术探讨最近已经过时了，这就象在本书其他章节所引证及其构成了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文献中所分析的一系列庞大过程那样（例如，Rosenau和Czempiel1992；Cox1996a；Rosenau1997）。很显然，政治经济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成为社会学关注的核心，尤其就理论框架付诸于应用而言。全球性有组织犯罪的政治经济是一个须要批判性观察的问题。 接着，为了澄清有组织犯罪全球化的理论含义，本章试图转移并深化这种学术重点。在此过程中，为了确定在千年之交有组织犯罪构成中的连续性和明显的间断性，我们利用历史资料以及当代的书面证据。尽管这种分析触及到国家安全问题和同犯罪作斗争的问题，但是，制定政策不是我们工作的目的。相反，这一章的目的是考察全球化的动力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具体联系。 我们首先探讨理解全球性有组织犯罪的理论根据。据认为波拉尼的双重运动理论为全球化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有利的方法──既包括合法的也包括犯法的二元范畴，这从分析的角度看也是有局限的。接下来的部分确定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特点，随后论述它们将自己植根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方法。我们随之探讨了不断全球化的犯罪组织与不断变化的国家机构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国家所充当的“交际花”角色。这一政策取向与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即市民社会的腐败密切相关，这部分地是由于国家无力履行它的一些重要职能的结果。本章的结论考察了市民社会变迁的含义，尤其是权力关系的演变及在其中所爆发的冲突。 波拉尼与全球性有组织犯罪 在他对为什么说二十世纪已经被有组织暴力毁灭的开创性分析中，波拉尼（1957）发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将责任归咎于侵略国家或者主要加之于“大萧条”（它为扩张主义者、军事行动提供了可生长的气候），而在于工业革命的历史及其后的事件，它发轫于19世纪的大不列颠，旋即也覆盖了其他国家。尽管在1815年欧洲协调能够驾驭一种均势，但是，它不能预先阻止对于经济与社会之间日益变化的关系所作出的国内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将后者隶属于前者。不仅工人阶级以第一批工会的形式寻求避免市场力的保护。而且，中产阶级也竭力要求政治参与。为了防止由自我规范的市场的产生而引发的社会分裂，国家主义和福利主义作为政治干预从这种危机中出现了。但是，波拉尼认为这种权宜之计的尝试事实上为一战的爆发创造了条件。不仅国家主义使国家之间彼此相斗，而且，它还与将自然选择观念扩大到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简言之，波拉尼所追踪的资本、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大规模重组不断急剧上升为加剧的竞争、军备竞赛、敌对以及最终发展为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世界大战（Lipschutz1997，302）。 当波拉尼的著作《大变迁》首次于1944年出版时，它与布雷顿森林协定问世恰好吻合，后者开启了同盟国重构世界经济的计划。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其他人所设计的战后秩序没有认真考虑波拉尼的预言。在《大变迁》的最后一章，波拉尼认为毁灭社会的推动力既不是战争的破坏也不是无产阶级或者法西斯主义的下层中产阶级的叛乱。相反，“市场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最终摧毁了那种体制（Polanyi1957，249）。外来战争只是加快了这一进程。 在这个环节上，关于为什么波拉尼的双重运动理论对于解释全球性有组织犯罪具有启示性的问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理由。在不忽视国家作用的情况下，波拉尼将研究重点放在非国家行为主体、尤其是市场力上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是这样，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对市场刺激作出反应，但是，它们的反应在合法权威和权力结构之外进行。而且，波拉尼对自上而下、市场驱动和国家诱导的行为以及自下而上的抗拒政治的强调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引起共鸣的。例如，与这种解释一致，理查德·福尔克（1993，1997）大概是第一位作出这里所采纳的这种区分的学者，这种区分就是：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领导国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的代理者之间的合作相关的活动和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体现了共同体为了重新获取它们所需的资源、培植它们的环境和使决策过程民主化而进行的各种尝试。罗伯特·考克斯的研究更进了一步，通过假定在国家和未成熟的市民社会之间存在一个由“秘密世界”：情报部门、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组织、武器贸易、洗钱银行、神秘的宗教派别和秘密社会等所填充的空隙，他表明这些倾向正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也使“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更不确定。这些从政府机构到社会下层的不同要素构成了一个政治领域并在撤消管制的经济背景下代替了合法的权威。诚然，一个合作性的和冲突的关系领域模糊了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线。例如，为了收集导致逮捕和拘禁的“可提起诉讼的”信息，情报部门必须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组织中的叛卖者合作并试图招募他们。这一过程经常意味着对那些可能已经违法的个人的以往以及目前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们仅限于那些有直接的经历并对他们与之相关联的恐怖主义集团、有组织犯罪团伙和其他非法组织的阴暗面有洞察力的人。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战争问题，该问题也常常与强调市场和商业战略的全球化的片面解释相分离，这正如忽视政治斗争、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倾向的倡议者和学术支持者一样（例如，Ohmae1990；Porter1990）。波拉尼的工作成果使人们对市场的重组和战争的爆发之间的相互作用敏感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象皮诺·阿拉奇一样断言，事实上一种未宣布的隐蔽的战争已经在有组织犯罪集团中爆发了，有时将国家卷入对世界非法市场的全力控制之中。 跨国的有组织犯罪要是没有在诸如交通和分配等问题上的合作关系就不能运作，但由于种族差异、疑惧以及不同商业风格又使它们一直不和（Fiorentini和Peltzman1995）。当然，这些很少中断非法的市场活动，因为它带来的利益太丰厚，谁也不想危害它（Nicaso和Lamothe1995）。如果犯罪集团之间有武装冲突，它通常发生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或发生在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和国家之间（如在哥伦比亚）。然而，全球化模糊了内部和外边领域之间的界线。随着全球性武器销售的加速、核材料的销售以及核讹诈的前景，我们将当代的结构暴力作为一种战争形式来谈论是毫不夸张的。事实上，假如国际关系是一种无政府体系，那么，与犯罪势力之间的和平共处──另一种无政府类型──是一种可能的结构冲突来源。苏珊·斯特兰奇（1996，121；原著强调）在强调这种紧张状况的同时认为，跨国的有组织犯罪“也许是对1990年代及其后的世界体系的主要威胁”。 我们对于“为什么”的问题──解释这些大规模变化和对全球性控制的挑战──的方法由此来自于波拉尼的深刻见解，这种洞悉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唯一的）以国家单位为取向，而我们对此的方法是将他的分析模式放到目前在全球层次上正在成形的完全不同的市场关系的研究中。加上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例如福尔克、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贡献就能使人们，如果仅仅以初级的形式，对在地点上、规模上的量变和事实上全球性有组织犯罪的动力作出解释。从这些不同的视角看，加强市场的扩大和深化的是社会权力关系的某种重组，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尤其是在全球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地区。 在这种情势下，即在波拉尼研究的基础上嘉一阪本（1994）所称的一种“全球性变迁”──国家的自主权被大量的跨边界流动：合法和非法移民、合法和非法形式的贸易、寻找信息和知识、侵犯版权及淫秽出版物所削弱。支持撤消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共识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自主权。与这些对国家的压力相伴随，市场对国家行使惩戒性的权力，这种权力通过结构调整计划和信用评价结构如穆迪、斯坦达德和普尔的媒介作用以及象在1990年代后期东亚金融危机前夕货币投机者的行为一样的方式来运用。 因此，在国内法和国际法的传统司法领域的裂缝之间有大量的活动区域存在。关键是出现了全新的犯罪类型，其中的一些是在电子领域，在那里，交易可以在瞬间完成，一些有领土范围的国家机构，例如中央银行，必定不能实施疆界以外的控制，比如说外汇市场，目前它每天的交易额高达1.5兆美元。那些假定拥有合法垄断权──在它们自己的领域内以强制手法获取顺从──的特许机构正在匆匆忙忙地设计与其他地区的对手间的新合作形式，但是，他们显然被经济控制方面的日益恶化所阻碍。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任何建议是为了加强制度化的，例如，为了建立一种“新的金融机构”。国际组织，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当然是国家间体系的构成要素，而尽管它们的波及面很广，但从合法地填补罗西瑙（1997，39-41）恰当地称之为“权力范围”的空白这一意义上说，它们并没有被授予侵越主权的权力。这一“权力范围”可能或者可能不与领土范围相对应并可能运用非正式的而不是正式的机制。在这期间，全球化的不断加快模糊了许可和不许可的界线以及涉及全球政治经济的法律和道德方面的问题，就金融投机而言尤其如此。在东亚经济危机中一个引起相当大的争论的问题是乔治·绍罗什和其他货币贸易者是否在按规则行事，这种争论本身证明在假定的全球控制小组的控制失常。但是在总体上，全球化为非法行为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对犯罪组织来说，占优势的趋势是步入由全球化倾向造成的侵害，该倾向意味着当警察和其他当权者被牵连于犯罪之中以及当国家不能确保基本的安全、公正或者平等时由他们提供安全保障。这些就是市民社会可能变腐败的条件。 正如东亚和南非的证据所显示的那样，全球化经济中市场的推动力不仅正在使地方经济，而且也在使有组织犯罪的非法经济活动从它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脱离。在它们原来的环境之外再生而成的跨国犯罪组织不仅侵犯国家，而且也寄居在国家的肌体内，并可能阻碍市民社会的生长，某些情况下在它的发展道路上制造混乱。 新型犯罪 显然，超越国家边界的有组织犯罪的历史很长；然而，传统的模式只是部分地对当今非法活动的激增作出了解释。自1970年代出现的全球化倾向正在改变有组织犯罪。新的突出的非法形式出现了，例如电脑犯罪、洗钱、主要从前苏联盗窃核材料以及钻已制定的国际法法规的空子、挑战现存的规范、渗入合法的商业活动和扩大到国际金融领域的“尖端的欺诈”（技术复杂性，即几方运用伪造的银行仪器、信用卡、信用证、电脑黑客和设计的巧妙──诸如股票市场“泵出并倾倒”阴谋和累积诡计）。尽管一些犯罪类型仍是局部性的，但是，日益推动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是利用全球化的各种增长机制的努力。 从这些正在发挥作用的动力中举一个例子，考察中国向美国的移民。“三合会”（中国的犯罪网）自从1840年代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以来一直向美国偷渡中国人。而且，台湾对面的沿海省份福建的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即利用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州的大家庭来实现向美国的迁移。高达90%的中国船民出身于接近中国南端的福建和广东两省，那里是主要走私团伙的集中地。 船民问题──1993年当未遂的中国移民死在搁浅于同纽约相望的沙洲的一艘旧巴拿马货船“金色冒险”号的甲板上时而引起了公众注意的问题──主要根源于近几年中国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中国已经被比作一列失控的火车，它引发了收入的得失不均，使农村地区，尤其是那些处于内陆的农村远远落后于城镇和沿海地区。在古典的波拉尼的双重运动理论的第一阶段，成千上万的低收入农民为了给大规模的工业和商业项目让路而已经被迫离开了土地，引起了目前被纷纷涌现的贫民窟所包围的沿海城市无力容纳的内陆移民。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数量巨大──根据中国劳动部的信息，中国有452亿“剩余劳动者”（“向导”1997，10）。这种危机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已经激起了农村的怨恨和农民的暴乱，这大概构成了一种波拉尼所说的强烈反应的初级阶段。 对于农村收入相对下降的贫困陷阱和在城市找到合法工作的有限机会所作出的一个反应就是，通过寻找满足来自经济上绝望和一贫如洗地区要求的移民“服务”来打破这个过程。在贫困程度严重的地区，犯罪团伙也盛行。在现今的中国，走私集团以边缘化的人群──隶属于过热的市场经济的下层民众──为能源，并且正在使他们的活动空间全球化（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1994）。 不管怎样，如果没有势力大的有钱的罪犯卷入，这种走私活动将是不可能进行的，原因在于这些人有腐蚀国家官员的资源。官方的腐败是一个大熔炉，其中海关关员、警察和税收督察员协助犯罪活动或者只是玩忽职守。不仅外国人的走私是确实的，而且毒品走私、知识产权伪造、非法货币交易以及黑市和灰市活动也是如此。在这个犯罪网中，有钱人和政客、公务员为他们的伙伴提供“合法”保护，正如冷战期间的金三角──老挝、泰国和缅甸的交界处一样（Cox称之为“秘密社会”的阴谋诡计中的一个例子）。这些活动所保含的高风险和高需求提供了潜在的巨大利润，这刺激了那些最狡猾和最无情的犯罪组织“提供”他们的服务。 这些倾向可以从有组织犯罪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方面得到解释。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增加受到技术创新的刺激，尤其是商业航空旅行、电信方面的进步和电脑在商业中的运用，它们使人的流动──其中的一些人携带走私品──和非法商品的流动增加了。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在卫星技术、光纤电缆和电脑小型化方面的创新，所有的这一切为跨边界活动提供了便利（Shelley1995，465）。超级竞争正在加快这些跨边界流动。撤消管制反过来促进了这种趋势，因为它降低了妨碍资本、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壁垒。 象全球公司一样，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国家之上和之下运作。在国家之上，它们利用可渗透的边界和撤消管制的全球化倾向。利用这类全球化过程，这些集团为它们的服务创造了需求。它们凭本身的权利成为“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的行为主体，沿着地区或者区域和次区域的界线组织起来，例如在金三角──一个主要的吗啡和海洛因的生产和销售场所。 与此同时，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在国家之下和旁边运作，刺激那些试图应付全球化的调整代价的边缘化的人群。这些集团接近和触及到社会结构的较低层次──一贫如洗的──不适合于国家和国家间机构所制定的宽松战略的下层人群。这些战略经常被伪装为国家的部分发展计划，但是今天被全球化进程取代了（McMichael1996a）。边缘化的人以参与有组织（和无组织）犯罪的并行经济和“减少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渠道”的社会力量的形式集中体现劳动力的供应。那么，供应方可能被视为对占优势的全球化模式的一种“伪装抗拒形式”。三合会──前面提到的一种现象──使这种动力完全释放。它们起源于十七世纪为推翻统治满清王朝的异族入侵者而斗争的抗拒运动。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时，这些集团没有解体而是演变成犯罪会社，其中的有些最新和最有影响的会社对中国一再出现的混乱和社会分裂作出反应（Bolz1995，148；Deron和Pons1997）。现今，三合会从它们在香港的重要基地参与同缅甸的鸦片生产者联系的几个“华人”和泰人集团的活动，同时也与它们在美国、西欧和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附属帮派打交道。 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有组织犯罪的目的是为了赚钱，那么，这些集团通常被视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行为主体。它们的收益不仅来自赃物，而且现今也来自模仿市场机制──建立战略同盟、投资（和清洗）它们的资本、将利润再投资到新的经济增长地区（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倾倒损害环境的有害废料，接着为清洁环境产业谈判赚钱合同）、将它们收入的一部分投入研究与开发之中、采用现代会计制度、利用没有边界的全球信息网并自行确保（保护）它们的组织以免遭受风险或者威胁。鉴于这些集团可能具有明显的经济目的，以致于达到削弱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行为主体──跨国公司和默认它的主要国家──的程度，那么，就可以说，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既是全球化的政治构成部分又是对它的反应。 从犯罪集团接受市场逻辑、在倡议上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方面看，它们与合法的商业相似，并且也是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例如，香港三合会行使领导权，而商业帮会（商人的行会），其中的许多帮会设在唐人街，充当地方附属机构（Williams1994，103-4）。被东亚的“关系”所加强，这在其他文化中有它的对应物，这种流动性表明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可能瓦解。 尽管有些犯罪组织，例如柬埔寨的卡利卡特尔，是高度集中的，但是，它们通常利用家族和种族关系的松散网络。这些网络能够减少获取有关非法活动情报的交易成本，提供一个信任的框架。因此，在那些既没有明确的规则也没有明确的法律的地方活动，新的参与者，例如尼日利亚组织出现了，该组织曾在1980年代首先进入大跨国犯罪集团之列。它们一直依赖移民社群中的家族和种族纽带来发展国内基地和海外同胞之间的联系。1980年代的石油跌价和政府支出的削减引发了尼日利亚的犯罪浪潮，使大量被停止资助的尼日利亚学生在海外陷入困境，迫使其中的许多人转而从事诈骗活动（Stares1996，42）。 由于詹姆斯·罗西瑙（1990）定义为全球政治经济混乱的大趋势，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增加了不确定性。新的全球性有组织犯罪的中心──随着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与尼日利亚链条的连接并迅速呈现为区域中心──是这些网络的关键结点。事实上，尼日利亚人──不再是他们行当上的爆发户──已经渗透到整个南非次区域，并参与到海洛因和可卡因的非法买卖、各种类型的诈骗、盗窃小汽车、外侨的走私（受那些充当联络人的非法移民的帮助）以及团伙袭击活动之中，致使美国官员拒绝向尼日利亚警察和中央银行高级职员提供培训，因为反诈骗教育被认为只是增加了尼日利亚犯罪分子的经验（Barber1997）。目前，尼日利亚非法交易组织向非洲之外的四面八方发展，已经成为东南亚和西南亚地区主要的毒品走私者，并且还日益参与到拉美地区。 全球性大城市而非仅仅是各国是跨国犯罪组织的集中地。一些城市──例如香港和伊斯坦布尔──已经构成了第二排，充当中转站。不管怎样，正是全球性的城市──尤其是纽约、伦敦和东京──提供了密集的金融服务网（这为掩盖金钱的使用和流动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技术创新的来源以及先进的通信和交通系统（Sassen1991，1996）。在这些场所以及其他地方，一种新型的电脑犯罪可以利用全球金融机构的电子设施所固有的弱点，通过电脑入侵以达到盗窃、敲诈和勒索的目的。在假定互联网具有巨大的覆盖面的前题下，那么，电脑犯罪团伙就能从事实上任何地方袭击某一全球性的城市，并可以不暴露其身份，这就会削弱该城市所在国逮捕和起诉犯罪者的能力。然而，这些城市是全球化的中心。 作为大量形形色色人口的聚居地，全球性城市容许犯罪分子，甚至整个犯罪组织混入异族聚居区的合法机构中。这些庇护所为警察提出了一道难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懂得为犯罪分子提供庇护的许多语言和移民文化，或者他们得不到主流社会之外的那部分阶层的信任。在伦敦的尼日利亚犯罪团伙和在纽约的亚洲犯罪团伙是就其中能够利用这些好处的，这证明跨国有组织犯罪已经植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之中。 全球性有组织犯罪和新自由主义 迄今，我们认为跨国有组织犯罪象跨国公司一样行动，它们从事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合理的决策、产品的创新、风险的降低、 研究和开发以及技术发展。（甚至在行贿的方式上有组织犯罪集团和许多商业都一样：直到最近的一个经济合作和发展条约生效为止，在几个欧洲国家“侧面支出”能够起到减税的作用。）除了这些特点之外，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跨国行为主体，犯罪组织和公司都遵循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并设计创新的战略实践之。它们参与彼此之间针锋相对的竞争。与克莱尔·斯特林所描绘的1990年代发生的走向全球联合的大转变──全世界的大犯罪辛迪加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黑手党强权治下的和平”──不同，路易斯·谢利认为，全球性有组织犯罪的霸权绝对没有巩固起来，它正受到那些寻求控制的竞争对手的不断挑战。尽管它们彼此之间进行着残酷的竞争，但是，象合法的商业一样，有组织犯罪集团也通过形成战略联盟或者签定转包合同的方式合作，不过只是在这样做对它们有利的时候才会如此。 在这里加进来犯罪学家有关共谋还是竞争的争论目的是为了强调，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化、管制解除以及原来公有财产的私有化进程为犯罪集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有更多的非法活动的空间，其中包括那些重要的金融仪器，而国家对此的反应是运用新的计算机化技术来增加监控力度，这激起了公民自由论者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两方面的反抗。由此，新的可渗透性为有组织犯罪的全球化提供了条件。正如新自由主义必然导致大公司之间的合并一样，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已经发展了跨边界同盟。当然，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它们之间的合作是显而易见的：俄罗斯人专门从事商业欺诈；中国三合会从事伪造信用卡和偷运人口；哥伦比亚人进行麻醉剂贸易和洗钱；尼日利亚人从事银行和信用卡的欺骗活动等等（Lupsha1996，28）。哥伦比亚的卡特尔与俄罗斯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在东欧合伙经营海洛因和可卡因市场，由哥伦比亚人供应产品，俄罗斯人致力于销售。将犯罪集团之间的共谋再作进一步说明，新泽西州的俄罗斯犯罪集团甚至要向“我们的事业”（美国黑手党的一个秘密犯罪组织。1962年被揭露。译者注）支付所谓的执照费以求获准在它们的地盘上从事燃料税的欺诈活动（Burke和Cilluffo1997）。 然而，它们之间的超级竞争也是很明显的。例如，为了削减管理成本，“蛇头”（以偷运移民为职业的人）试图使红利最大化，其所采取的方式就是要求每个偷渡客为从中国到美国的行程支付从15，000到35，000美元不等的费用，使用不完全适宜航海的货船，使这些乘客在船上经受严重的过度拥挤和肮脏的煎熬（Bolz1995，148-49）。为了进行更有效的竞争要求制定出各种战略方案。 其一是购买活动场所，使之确定在一个犯罪机会最多的地方。象跨国公司一样，有组织犯罪集团在选址的决策上也是基于综合的考虑。在这种考虑中日益重要的因素是管理体制的许可性。通常，正是发展中地区的薄弱部分提供了最能使生意兴隆的条件。因此，犯罪活动与边缘化之间存在联系。 犯罪-输出国──例如俄罗斯、中国和墨西哥──使它们的边缘化人口蜂拥而出。而且，当各国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时，边缘化的人群被进一步驱赶到地下经济活动中。须要引起比在此之前更多注意的是国家犯罪。 犯罪与国家以“交际花”的面目出现 国家最通常是按照韦伯的解释而得到理解的，即它在合法使用武力问题上行使垄断权。在此基础上，多元主义者将国家视为不同社会利益中的一个仲裁者、一个中立的裁判员。在这个传统中，多元主义者回复到《联邦党人文集》，该书的作者──约翰·杰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详尽阐述了这一观念，即国家的作用是平衡和限制其公民的激情。最近，从戴维·伊斯顿到当今的政治学家已经在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对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的概念。作为物质价值的分配者这一公共领域的角色是分别以传统和批判方式思维的社会学家都追求的主题。 尽管前述关于一种错综复杂的文献的记录仅仅是一个概念的基准，但是，当人们为了说明有组织犯罪的全球化削弱了政府的真正基础并限制了它的能力时不必更全面地探讨深奥的国家理论。一方面，犯罪集团并非试图取代国家；它们显然不是寻求夺取国家机器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跨国的和次国家的犯罪集团对国家的逻辑依据、尤其是它对暴力的合法控制和正义的维护提出质疑。这些集团是约埃尔·米格代尔所说的维持“国家社会控制”──“为了支持国家原则所规定的行为而成功地控制人们自己的社会行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寻求的行为的倾向”中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核心。必须承认，犯罪组织是替代性的社会组织，在某些方面，它们对国家强加给它的编纂成法律的标准的权力和权威提出挑战。这些集团通过向在国家管理的框架之外运作的黑市和灰市提供商业和银行业；买、卖和分发被控制的或者被禁止的商品，例如麻醉剂；不需诉诸于法院就能使争端和债务清偿获得迅速而慎重的解决；当国家的法律禁止它们的时候创造和维持卡特尔；对所谓的商业保护提供安全保障以及保护它们免受竞争者、国家和对立犯罪集团的侵害等构成了替代性的系统（甘贝塔1994）。 除了这种随着经济全球化而积聚起来的难以解释的权力的集中，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正在渗入全球武器销售系统以及正为了此目的而筹集和输送大量的金钱。不同地区的叛乱日益依赖有组织犯罪集团，而后者的武装力量目前正与那些有钱的、复员在家的并且正在寻求新的就业机会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其他地区的士兵混合在一起。在转折过程中，寄生国家如蒙博托的扎伊尔（现今，卡比拉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受到国内的叛乱力量的挑战）象它们的反对者一样已经利用前警官和兴旺的雇佣兵商业，这些商业有其自己的公司组织、招聘网络和杂志。（其中，销售武器和其他军事设备的公司包括英国桑德莱恩国际公司；弗吉尼亚亚历山大军用资源公司；以及南非行政人员分流公司，在1998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政府通过反雇佣兵法之前该公司有二千个合同兵待命和一个航空机组。）通过雇佣这些人担任保卫任务，有些国家正在将部分强制执行和防御职能私有化。尽管前警官和雇佣兵他们本身可能不是罪犯，但是他们参与地区冲突加重了这种趋势，借以国家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日益增加的联系导致了更多国家认可的暴力。 有许多政治和冲突掩盖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实例。媒体总的来说片面地将索马里的冲突描述为导致了这个国家瓦解的种族战争，但是，显然阿拉伯茶叶（一种灌木叶子，捣碎后作为一种麻醉剂）的跨国非法买卖是那个贫穷的国家对资源进行极度竞争的一个主要部分。同样，在黎巴嫩、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大多数从表面上看由于宗教分歧和种族忠诚而进行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关于毒品买卖的战争，后者是一个巨大的收入来源。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暴力和城镇的无政府状态通常与非法的有组织的武器和毒品买卖以及宗教和种族分裂混为一体（Lupsha1996，27-28）。 严重地充满装饰性的力量，受到限制但没有被剥夺权力，国家拥有越来越少的自主权，其控制边界的能力也在萎缩。国家不仅从知识和信息流动方面来说是可渗透的，而且跨国犯罪集团也越来越成为渗透者。面对这种跨边界流动，基于传统的领土权之上的管辖权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新型犯罪活动违犯了主权原则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立的国家间体系的核心。 国家的重建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与犯罪作斗争，国家必须将部分用于发展的资金转移出来。就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将收入从对提高质量的投资转向风险投资而言，经济增长可能受到损害。进一步消耗用于发展的预算拨款，犯罪活动例如洗钱逃避纳税。而且，在弱小国家，发展和民主化之间有明显的关系。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经常腐蚀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后者将公共资金挪为它用，损害民主制度。这种向国家部门的渗透有效地限制了国家在其领土上与犯罪作斗争的能力，由此侵蚀了民主倡议的合法性。（而如果腐蚀失败，其他的选择方案是威胁或者暗杀那些对侵害人权问题作报道的记者和政府官员，例如法官，这种职位在一些犯罪充斥的国家还是空缺。）对于那些面临跨国有组织犯罪激增的发展中国家的额外压力是由美国所强加的“取消资格”，这是当后者确定某一所谓的来源国（即犯罪输出国）不符合美国的消灭犯罪活动、尤其是在麻醉剂和洗钱领域的双边合作标准时作出的反应。因此，华盛顿已经停止了对缅甸和尼日利亚等国的援助，这种援助直到这些国家采取了严厉的反犯罪政策才有望恢复。 环境互不相同，而环境对了解这些动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已经引起全世界人们关注的显著例子是自1990年以来南非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犯罪和暴力。这种犯罪与暴力现象的激增与为时甚久的独裁主义国家机构──种族隔离制的支柱的灭亡──以及以更民主的政府形式取而代之的要求紧密相关。在社会解体（当代阶段的全球化的长期特征）、迅速的城镇化、住房的严重短缺、估计经济上活跃的人口中40%的失业率和微不足道的福利体制（Nedcor1996）的背景下，从社会结构中分裂出来的犯罪文化和尝试根除它的抵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担忧。在反种族隔离制运动期间，创造出了一种旨在使国家机构丧失功能的暴力文化。但是，现今正是遍及次大陆的并行经济及其非法商品的猖獗流动──包括来自比邻的内战结束后莫桑比克复员士兵的大量低成本的武器供应──以及罪犯的跨边界流动逐渐增加了这种挑战，这一次这种挑战是针对被广泛视为民主政体的非洲国民大会领导的国家和各临近政权的。 在这类压力面前，所有的国家都被列为不言而喻的伙伴，但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因为它们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的位置不同。当前，虽然有防止犯罪的计划，但是国家的“交际花”角色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全球化趋势。一些“交际花”试图从“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的下层上升到占优势的地位。在重构过程中，国家直接提升工商企业家、将关键的职能转交给技术官僚、如果说不是在宏观层面也是在微观层面上撤消管制、将政府各局的活动私有化以及采取合法机制以限度市场上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Howell1993，181）。在其将国民经济推向较高水平竞争的尝试中，“交际花”减少了社会部门的支出。常常在面临政治抗议时，它将经济改革与社会政策脱钩。全球性有组织犯罪就藏匿在这个空处。随着跨边界经济流动的壁垒的减低和国内违法问题的涌现，许多以“交际花”为身份的国家成为全球性有组织犯罪的安全庇护所。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演变过程中，其中的一些国家反过来演变成“犯罪-输出国。”它们的毒品和其他违禁品贸易与“执法-输出国”的安全利益对抗。 后者制定出各种对外政策，向犯罪输出国的执法机构提供培训、财政和技术援助。但是，就这个问题在执法输出国的内部存在冲突。多边主义者强调需要在欧盟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等内部聚集资源。其他政治联盟强调全球化的犯罪副产品威胁国家的安全。因此，罗斯·佩罗特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从墨西哥运往美国的海洛因的激增联系起来，而法国右翼、尤其是让-马里耶·勒庞领导的民族阵线党反对欧盟的《申根协定》，认为该协定允许成员国公民自由流动，削弱了海关检查和贬损了国家的边界。这些抑止犯罪的方法当然可以合并使用，但是后一种倾向从根本上表现了国家以安全为基础对全球化趋势的抗拒。 “抗拒国家”逃避“交际花”角色的主要特征，但是不拒绝市场。当然，只有几个国家难对付到足以与全球化趋势对抗的程度──使这种趋势与国家的计划一致以便尝试通过社会政策在国内的根源上处理犯罪问题。但是甚至抗拒国家，例如当今的法国由于其高度规范的经济、较大的国家部门和强调文化特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球市场力量的“交际花”：面对国内以及外部争议的不情愿的“交际花”。 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处在尝试引导全球化进程的位置上，就象美国在市民社会中大量群体──包括工会、环保主义者和人权行动主义者──反对的情况下充当经纪人促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表现的那样。但即使在那时，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较少自治，它容易受为维持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寻求减少其范围的政治家所进行的重构和犯罪两方面的影响。虽然意识形态合理化尝试认为需要建立小型政府，但是国家犯罪以不同形式与市民社会的腐败相关联。 市民社会的腐败 对政府官员腐败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但是对市民社会自身腐败的关注却很少。 许多市民社会的理论家，从欧洲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到其当今的后继者已经提出了活动领域的概念，在其中不同阶级的人──一些资产阶级、另一些无产阶级──可以联合起来在国家之外追求私人的或者自愿的目的。但是，当市民社会在原则上充当一种对抗力量的来源时，事实上市民社会的真正观念正在被腐蚀、并从产生它的理论中被撕掉。现今，私立基金会、国家和多边结构（国家间实体）寻求发展市民社会，不仅擅用这个概念而且也盗用与公共领域相提并论的实际活动。 尽管在理论上市民社会的各种独立机构有助于制衡国家和塑造公共政策，但是它们常常成为与市民社会相伴而生的腐败的源泉，这一点在国内和全球领域都是显而易见的。最乐观地估计，全球市民社会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然而它是未来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力量（Cox1996b，14）。如果是这样的话，新的社会运动（例如生态、人权和女权主义）则既是在地方也是在跨国层次上主张大众控制，这就构成了波拉尼所说的对底层全球化的强烈反应，因此也是一种反全球化的来源。不管怎样，全球化的阴暗面导致了与有组织犯罪相联系的跨边界腐败，例如走私和非法买卖毒品、卖淫和儿童。这两种看起来不同的动力──初期的市民社会和正在腐蚀它的跨国力量──并非完全彼此不一致。它们都推动了国家的重构。 面对全球化，重构国家和重组市民社会是两个相伴而生的过程。辨证地相互作用，它反映在一个扮演“交际花”角色的国家吸引全球性有组织犯罪。一个越严重削弱的国家，它就容易越大地遭受全球犯罪的影响。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削弱市民社会。随着国家免疫系统的瓦解，对于以腐败病毒感染市民社会的抵抗力减弱了。从全球范围来看，存在一种感染性的影响。不仅对国家间体系的压力允许全球犯罪兴盛，而且对法律的轻视也促成了这种态度和其他活动；违犯一种法律就会导致很容易违犯其他法律。 南非为国家的变迁和市民社会现行的种种冲突提供了生动的例子。不仅仅是一个范例，它可能证明是一种全球性的前兆。自从1994年大众选举产生的南非“国民统一政府”就职以来，南非的警察就无法阻止毒品贩子。被犯罪团伙挫败、对于受侵害的妇女和儿童缺少求助的手段以及对清真寺和穆斯林商业的威胁，这一切导致1996年名为“民众抵抗匪徒和毒品”的治安维持小组夜间造访被指控的毒品贩子并袭击了他们的家。“民众抵抗匪徒和毒品”在开普敦附近的开普弗莱茨射击并烧死了知名的大毒枭拉萨德·斯塔吉。因受到“民众抵抗匪徒和毒品”关于阻止匪徒不力的指控，司法部长杜拉·奥马尔离逃了他在开普弗莱茨的家。这时出现了一个有讽刺性的转折，犯罪团伙突然将他们自己长期以来的内部不和抛到一边，公开游行要求他们的人权，坚持认为他们曾经为曼德拉的南非国民大会投过票，因此有权享有警方的保护，。 这一事件具有广泛的牵连，因为“民众抵抗匪徒和毒品”是正式机构，如社区警卫论坛和居民区警卫队等的替代形式，而且它不仅仅是一种地方现象。据南非媒体报道，“民众抵抗匪徒和毒品”在德班和其他城市都设有分支机构，并已经从国外的伊斯兰群体（被断言为一种日益增长的好战和极端主义的全球趋势中的一部分）那里得到培训。尽管这些断言的真实性是很难评估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扎根于宗教、人种、种族渊源和贫困中的穆斯林控制的“民众抵抗匪徒和毒品”和毒品贩子是市民社会内部的两支武装力量，它们陷入暴力冲突之中，所面对的是一个无力为其公民提供基本安全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当人种和种族集团被边缘化时，它们形成适应于它们自己的政治环境的自卫机制。 在南非和其他地方，安全业正被日益私有化，它们的主体或者是为富人所雇佣的私人公司，前者能够支付这种服务，或者是非正式的反犯罪集团。私人安全集团──有时它们自己就是罪犯──正呈现为一种发展的行业，它履行那些不能保护公共安全的腐败官员退出的职责。越来越多地，全球化的受益者在某种环境下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小快儿地区，例如关在大门里的与其周围隔开的社区──在那里维持他们的积累和生存方式要求得到公共和私人民兵的保护。然而，在贫困地区，治安维持者的正义就是当时的秩序。显然，国家没有对暴力，不管是合法的还是其他的，行使垄断权。而且，犯罪团伙也不再是如传统上所描述的那种霸权国家权力和合法权威的不切实际的反对者，因为剧本已经变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以“交际花”为身份的国家控制其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而其合法性正受到质疑，尤其是当它牵涉到系统化的犯罪和腐败行为时。因此，虽然南非笼罩着后种族隔离制国家的光环，但是它的机构的能力和合法性，包括为了镇压大众的主动行动而培训的警察力量在内都在日益引起争议。说到底，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形式（尽管很难说就是波拉尼考虑的那种），警戒主义已经呈现为一种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剧烈反应。 这种现象反映了“反分化”的辨证过程，其中被种族隔离制国家所定义的明确区别的角色和机构，例如警察和黑人聚居区的犯罪团伙由于少数民族政权的瓦解已经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关于“反分化”的概念参见Crook、Pakulski和Waters1992，229）。种族隔离制的结构等级不复存在，包括它的法律概论，这样旧的壁垒解除了，而通往许多角色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或者一些角色又被重新定义，它们中断了南非的经济、政体和社会的历史模式。在后种族隔离制的南非所导致的结果，正如我们已经描述的全球趋势，是犯罪团伙提供安全保证，而警察参与犯罪。 在国家采取步骤抑止不断全球化的犯罪集团之前，来自市民社会的另一种反应就是威胁使商业部门陷入瘫痪。1996年在莫桑比克，代表商业部门的协会暗示，如果缺乏有效的措施制止暴力，它将举行罢工（“莫桑比克：不能抑止犯罪，商业威胁进行罢工”1996）。从跨国范围上看也是如此，在南非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一指控：腐败的海关和移民局官员一直在帮助地方犯罪团伙扩大跨边界走私渠道以致于军事上受过训练的伊斯兰集团能够支持犯罪组织（“南非：开普顿治安维持者和毒品贩子之间正隐现‘摊牌’”1996）。在这些背景下，和由于没有切实可行的区域或者次区域管理制度，反移民情绪正在上升。象他们的在西方国家的伙伴一样，移民容易遭受胡乱的攻击，根据老一套看法，是他们从所在国公民那里枪走了就业机会、降低了工资、消费了公共资源、使艾滋病蔓延以及走私武器和毒品。他们越来越严重地因恐惧而边缘化了。 人们可能对从南非这个具体个案中获得参考还有疑虑，它并没有显示出市民社会内部动力的多样性，其中的一些是影响它发展的障碍，因而应谨慎注意任何将其理想化的倾向。危险在于市民社会的解体为煽动家集合心怀不满的大众提供了机会，其中包括大部分没有参与市民社会的人。这方面是对于自由的主要危险信号，也是波拉尼所注意到的最大的担忧，他于1930年代后期和1940年代早期在牛津和伦敦大学准备的讲课笔记的基础上成就了他的大作，当时几个大国正困于暴力冲突之中。 当今，有更多的潜在性的暗示。基于漫长的抗拒历史，普通人正在开始纠正他们的怨愤，组织起来这样做，并形成新的适于对抗他们所遭遇的障碍的观念。寻求文明和文化尊严是一个推动力。一方面，假定国家作为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伙伴及其作为经济全球化力量的“交际花”角色，那么对政治失败的估计就不是错误，尤其是在国家层面上。另一方面，抹杀或者低估来自上、下和侧面（从根本上说都是政治上）的对市场的促动都无一例外地改变各阶层的进程的不成熟的反应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在详述了市民社会对犯罪的反应之后，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从商业角度上看信用在减少，因为到处泛滥的欺诈和侵吞财产降低了效率。对于敲诈的担心阻碍了投资。因此，正如犯罪对民主具有腐蚀效果一样，它也限制了市场的开放。犯罪的分布效果是使大量的收入转向低储蓄者和边缘化的人，加重了信任的丧失。不足为奇，资本为国家阻止跨国有组织犯罪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但正如已经指出的，国家被犯罪集团所渗透。而且，反犯罪法削弱了使市场自由化的努力。 含义 我们对全球性有组织犯罪的分析表明需要推进波拉尼的市场和非市场、双重运动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植入和分离等等范畴。这些截然对立的方面在更传统的探讨模式中有其对应物──供给和需求──从中我们也已经得出了深刻的见解。问题在于这些概念过于双重了。显然，全球化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动力显示了这种二元论无法完全捕捉到的具体合并和渗透的形式。跨国有组织犯罪既包括全球化现象也包括反全球化现象。 从理论的观点上说，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相互作用应该是双重而不是多重的。从经验上看，全球性有组织犯罪为多方面的全球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时空的间隔。全球化推动力既不是“来自上层”也不是“来自下层”，相反，它们可能包括这两个方向，最常见的是以不对称的方式，或者体现为在这两个大的选择之间滑动的侧面运动。尽管这种二分式的区别作为一种探索的手段是有助益的，但事实上有几种全球化方案，包括以不同形式合并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犯罪集团。而且，前述对跨国犯罪集团的分析表明波拉尼的关于重新植入的基本观点就将解放的全球化结构置于社会控制之下而言是有启发性的，但是它要求具备先决条件。正如前面所认为的，当今的国家正在失去迄今为止一直在其庇护之下的对实施合法强制的垄断权的控制。而且，由于国家边界的撤消管制和推动跨国流动的地震性的技术进步两者之间的最新结合，显然，市场力量在政治上比以往更不负责任，这将全球层面的民主管理问题带到了前沿，并强调市民社会在作为要求承担更大责任的压力点上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大部分市民社会本身是不民主的，即便根本上不是压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不存在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将市场重新植入一个剥削的社会结构之中将不足以获得民主的全球化。因此，一个关键的研究问题是，何种类型的再植入，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这部分地是一个决定人类生活的组织或者再组织的适宜范围问题。 超越现存的范畴是研究全球化议程上的主要一项。一个高要求，这将引起不同的研究类型和更有的放矢的探讨。正如这里所显示的，一个适度的开端将从简单起步，从两部分的相互作用到三部分的相互作用：有组织犯罪的全球化、国家作为“交际花”的角色的兴起和市民社会的腐败。那么，这个三重系列可能被更复杂微妙的分析形式所取代，这些分析表明了种种限制和可能性。至关重要地，正是种种结构限制勾勒出了政治干涉的可能性。现在让我们通过利用全球化的满意形式和不满意形式之间的总体平衡来评估这类干涉的全球影响。 第十二章 结论：满意形式和不满意形式 从表面上看，全球化的倡导者寻求建立一个全球市场，使全世界的人们在其中日益仅仅以个人的身份彼此关联。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不断被削弱并使之从属于市场。，玛格丽特·撒切尔以更加赤裸裸的表达方式宣布“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只有单个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家庭。”从这个角度上看，全球化就是实现将市场从社会和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的乌托邦的一种尝试。从这种情况不曾存在过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乌托邦。 不仅由单个行为主体所构成的自由市场的乌托邦是非历史的，而且根据波拉尼的令人难忘的说法，“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筹划则是无计划的”（Polanyi1957，141）。在早些时候，大不列颠王国的一个自由州所采取的协调行动产生了一种假定的自我运作的经济，但是为确保在1860年开始实施的反自由放任立法的压力自发地出现了，并且逐渐地增强。尽管有形形色色的这类法案，但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的开放还是激起了一场“经济地震，”在显然的经济改善中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混乱。然而，自由主义经济所带来的后果“主要是一种文化的而非经济现象。”由此，经济过程可能是一种破坏的工具，它不是造成退化的真正原动力。相反，不同区域内社会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能对较薄弱的地区具有毁灭性的影响，”引起了文化的分裂，并对“社会存在从中得以体现的各种制度带来致命的伤害”（Polanyi1957，157）。以象征性的事件──在本书的前面几章中已经详细描述过的，例如，对祖产失控的抗拒──为标志的就文化贬值而进行的争论显然符合这种模式，并且表明对波拉尼的框架在理解当代全球化过程中的效用进行重新考察的逻辑依据。 全球化中的满意形式 波拉尼与市场范式 波拉尼的视角为这种关于全球化的满意形式的研究不仅提供了一个切入点，而且提供了一种模版。这些满意形式是产生不满意形式──不仅仅是一种模糊的不满意识，并可能导致对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进行积极的抗拒的一系列系统变化。在这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促进全球化研究可能通过批判地利用波拉尼的历史方法及其双重运动概念：市场的扩张和为防止其震荡影响而以集团形式寻求自我保护的反作用力。而且，我已经试图将波拉尼对性别和环境的洞悉据为己有，把它们作为挤进他不曾冒险的新领域的跳板（例如，全球性有组织犯罪），而与此同时也辨别出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如果我强调全球化是一个市场引导的──而不是市场决定的──现象，那么，从波拉尼的有启发性的分析：即从前资本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如何导致作为现代秩序形成的根本动力的市场的扩大出发是有益的。波拉尼追踪了从社会对市场的控制到它与市场活动分离的变化轨迹。生产获得了自主权，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隶属于市场力。由此，波拉尼也通过表明一种保护主义对抗运动的出现来指明前进的道路。 在波拉尼对自我运作的市场观的挑战中──正如已经强调的，这种市场观是一个神化，因为从市场开始运作起国家干预就是一个重要的伴生物──他明确指出，国际市场不是由一种支配一切的政治权威所规范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国际市场就不能利用国内市场在政治领域的合法性基础，因而也会充满紧张。现今，随着各种要素的不断全球化，重要的是要牢记市场发展的间断性本质。市场的发展和一体化是不平衡的过程。毕竟，市场是一种由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社会机构，它包括不同类型的等级组织。重要的是将市场抽象化并揭示出这种抽象背后的权力关系。由于市场力是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必须有一个现代社会，由此导致现代政治成为必要。 波拉尼的政治以其对经济自由主义（创建市场社会的反面乌托邦的一种解释）和将市场力重新植根于社会的需要的评论为中心。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重新植入的含义和战略。研究的注意力有必要转向市民社会，它承诺作为民主化的来源、对国家施加的压力点和新观念产生的温床。然而，这些作用在不同地区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更呈现为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尽管市民社会可能包括各种赞成民主的力量、妇女和青年协会、人权倡导者以及环保主义者，但它也包括宗教民主主义者、右翼国民军和新法西斯分子。此外，市民社会可能是父权制和其他形式的不平等的储藏室。没有使社会运动的出现理想化的另一个理由是责任问题：他们对谁负责，他们代表谁以及他们的领导地位是如何形成的？鉴于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市民社会处于守势并在分裂之中，它现在可能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存在──在新加坡和越南确实有市民社会吗？──而这可能代表了一种已经进入了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其他区域的西方概念。靠以合作的形式体现出的强大的利益的支持，市民社会的概念可能被提升为限制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正如我们在论述有组织犯罪的全球化中已经看到的，市民社会的腐败是蔓延的。不过，从市民社会中也正在出现对抗力量。为了掌握这种动力，人们必须冒险超越波拉尼的洞悉以建构全球化背景下政治代理的概念（Bernard1997，80-82）。 在探讨全球化的政治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去辨别，接着去倾听变迁代理者的声音，而不是使之理想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不仅发现一对双重运动。从理论上说，为什么一个“大变迁”只应该被两个阶段──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来推动，这是解释不通的。人们可能提出一系列双重运动或者三重运动。在第三个阶段，国家是一个部分地在区域基础上对不断全球化的过程作出反应的代理者，其中的反应既包括对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包括对群众运动的不断增加和突显。这些组织在其与市场力的一体化遭遇的过程中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千变万化的特性。正在出现的是一系列多种多样的阶段，而不是终结于双重的推动力和反作用力，而是标志着被成为全球化的历史变迁的持续的协同作用。 全球化综合征 在本书中我曾经尝试阐发四个核心论点，下面将对其加以扼要重述。第一种论点的出发点是，在财富和权力等级结构的底层，占优势的全球化形式是被作为一种集体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历史变迁、政治控制的不断减少和对它的文化成就以及对这些成就的认识的降低等而得到体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而是许多过程和活动的综合征。与那些声称全球化是一个虚构的观察者所得的情况相反，这里的论点认为全球化所涉及的这些变化的范围和本质是系统的；它们并不是任意或者零碎的而是相互联系的。这其中既有常见的相互联系水平的提高也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新关系。在引证它们之前，提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是公正的，全球化遗漏了什么？一个适宜于反复地说的观点是，全球化是一个仅仅涉及那些与全球结构相互影响的实体、个人和公司的局部过程。尤其是在地方层次上，存在许多或者在全球化之外或者间接地与全球过程相结合的现象。 第二个论点是，全球化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它的每条边代表了这本书的不同部分的研究对象。当然，全球化的其他方面（诸如全球性武器销售）也在运作之中，但是，它们不在这个论述的范围内。第一条轴线是“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这个概念来自于斯密/李嘉图的传统劳动分工理论，它以生产过程和贸易中的专业化的基本概念为中心；然而，为了对按照社会权力关系和文化实践可以得到说明的多重跨边界流动和大量重新划分作出解释，这里所提出的关于“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解释摈弃了古典劳动分工理论中的经济主义。“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概念也是建立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论点基础之上，该论点于1977年被弗罗贝尔和他的同事首次提出，随后被其他研究者扩展用来解释生产的空间重组──即制造业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不管怎么说，“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概念超越了后者，它强调霸权势力──集中的有形力量和一同构成一致控制的主观要素之间的结合──是不断演变的劳动分工的重要特征，并产生了在前述各章中已经阐述过的各种不满意形式。“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概念吸收了权力要素并且为劳动分工理论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和结构深度，由此它可以被理解为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过程组成：世界各区域内部的重构；人口在区域内部和它们之间大规模迁移；将多种生产过程、买方和卖方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链条；和塑造和促进这些流动的跨国文化网络的出现。 这些演变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是技术创新，尤其是在交通和通信业以及新的信息技术。在这些技术不断全球化的过程中，它们所波及的范围在各区域是不对称的，而全球不平等的新特征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最近的一次对全世界估计11275万互联网用户的调查表明，用户按区域分配的情况如下：中东525万；非洲100万；南美700万；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亚太1400万；欧洲2000万；以及加拿大和美国7000万（互联网调查1998）。有关互联网用户按种族和性别分配的百分比的数据还不全面，但是美国在使用互联网上体现出的种族不平等已经暗示了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均衡：白人利用互联网的可能性要比非洲裔美国人多六倍（互联网调查1998，媒体研究机构电话调查报告）。这种悬殊程度是引人注目的，它表明全球化事实上不是全球的。在互联网用户调查中所例证的倾斜的技术分配将研究的注意力引到全球化与世界各区域之间的联系上。 新区域主义──第二个方面──既是全球化的构成部分又是对它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当今的区域主义比两战期间的地区联盟具有更多的方面，它植根于冷战后一个多极的更加变动不居的地缘政治背景中，包括一定程度上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因此，它是全新的。占优势的国家──美国将区域主义用作其试图维持霸权的工具；在部分发展中地区，区域化过程也是寻求获得更多全球资本的手段。这些过程有时采取次区域计划的形式，后者导致构思新的几何图形和发明各种比喻或者新类型，例如在东亚地区的“增长三角”和“增长多角”以及在南非的“跨边界园区”。尽管这些倡议曾经是由国家在促进资本积累的竞争性驱动下触发的，但是，它们超越了国家边界，侵犯了国家主权。 这些力量──一个“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和新区域主义──导致了对全球化的抗拒，即最后一个方面，它以不同的措施出现，这些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是潜在的和在形成之中的或者更公开宣布的和正式形成的。实际上不存在对全球化的推动力出现的否定，这些推动力包括：不成熟的但许多情况下有组织的、某种程度上跨国的各种努力为创造性试验提供了机会，并为将经济重新植根于社会提出战略。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多样性、资本家之间或者他们与国家间的分裂以及战略上的差异，对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的抗拒可能不仅从下层而且从上层出现。同时不足为奇，自下而上的全球化通常遭遇来自上层的抗拒。在全面分裂、条件各异和在不断全球化的结构面前进行局部化尝试的前提下，另一种可能性是对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来自下层的抗拒，对此，南非共和国市民社会内部经常性的暴力冲突就是典型的例证，该市民社会既与跨边界宗教民族主义运动又与跨国犯罪组织（第11章）相联系。即使这些战略和运动是相互不同的并且还处在初级阶段，但是，由于忽视或者夸大它们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后果而错误估计现行的各种变化就是错误的。 转到本书提出的第三个论点，如果全球化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那么，多分枝的方法就是合理的。但是，经常听到这种说法，全球化是一种以市场、国家和社会文化为基础的现象。断言经济学、政治学或者文化是基本的，这含蓄地认为将这些领域划分开来是可能的。相反，假定将政治学和经济学划分开的各种首要论点把人引入歧途，因为正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才是关键的。实际上，在向全球化转变的过程中，各种经济过程、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种互惠的关系。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赖的说法并不是卷入循环逻辑。当然，为了解释这些联系和变化背景和经验研究是必要的。利用商业学校和管理方面的著述，这本书的核心主张是超级竞争是全球化的根源。资本积累的各种不断变化的条件导致了其内部运行的加剧，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机制更多地指向外部市场，更少地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假定所涉及的是变量性质的变化，因此，似乎是削减主义者会认为全球化是由市场决定的或者就此而言，由国家引导或者社会文化驱动的。在理论分析和经验探讨的基础上，我的论点是全球化是市场关系中变化的一个产物，就文化的一体化和解体以及环境的退化而言，全球化的影响确定无疑是明显的。 如果市场是一种社会制度，那么，全球化就是由人类创造的，也是正被他们所维持和削弱的。人类可能加速或者减缓这种现象，以及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它甚或毁灭它。虽然存在各种结构上的限制，但是，对于全球化计划的时空方面能够作出非常现实的选择。如果这些选择实际上存在，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它的政治学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与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相比，全球化作为各种政治过程的一个累积，对于它的许多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无疑，随着迅速地迈向市场一体化和文化融合（辨证地伴随文化的背离），某种非政治化已经开始了。如果人们将全球化视为一种世界的主宰，即控制历史的整体化的或者不可避免的力量，那么，全球化可能是在政治上剥夺权力，政治的纯化在许多具体的方法上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东亚的一些地方，政府全神贯注于经济增长而不是平衡的发展或者平等，在批评性思维不被允许或者不被鼓励的学校教育体制中麻木青年人的头脑，以及那些由于全球化压缩了他们在其中赖以运作的时空范围而不能真正发挥领导作用的领导者的幻想的全面破灭（在1990年代后期东亚经济危机中表现得十分充分）。 第四个论点一直在于表明，尽管当代的全球化结构投射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中，但是，对于重新设计它则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战略。实际上，有大量的全球化方案。作为全球化的首要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不是独一的而是有它自己的许多变体，它是一种证明解放市场的合理性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被许多政府和国际组织，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所利用，他本身也是一系列以撤消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政策。各国和国际机构正在提出一揽子将新自由主义渗透到基层的经济改革计划。例如，在由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赞助的始于1995年的谈判中，各工业国试图说服一百多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贸易和商业部长同意制定一个《多边投资协定》（MAI），其作用在于保证全球公司享有“国民待遇”，禁止政府对当地公司提供优惠待遇和歧视外国公司。从全球范围看，为了有助于加强“竞争性”，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种种限制或许将被消除。《多边投资协定》本应禁止对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的选择，即为了发展国民经济而限制国外公司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并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以及地方社团对外国投资者的行为实施控制的法律框架（例如象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体现的那样）。可是，在1998年在巴黎举行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会议上，由环保组织和工会领导的市民社会的跨国协调行动对有关各国施加压力，并且阻碍《多边投资协定》的实施，尽管它可能部分地作为那次（不成功地）阻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员的副产品而再次出现。 正如对《多边投资协定》的抗拒所例证的那样，以及尽管加诸于对全球化的政治反应的种种限制，但是，对于新自由主义方案的挑战正在增加。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处于同样的位置，而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由市民社会触发的、国家展现的对“华盛顿共识”──从1970年代在美国开始的政府撤消管制的浪潮、保健和教育开支的削减、商业所有权的非国有化、压制工会权力的直接和间接措施以及货币的经常性贬值──的抗拒。驱使许多国家赞同这个共识正是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而其他多边机构也利用同样的逻辑并提供各种优惠待遇。这些国际组织都是双刃剑，它们灌输新自由主义计划，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又在市民社会内部为各种组织确立活动场所并为反抗全球化的代理者限定政治空间。在市民社会内，很少有组织对如全球化这样广泛而多面的过程加以全盘拒绝，但是，许多组织试图重构全球化的某些方面，其中一些组织所采取的方式比另一些组织更为根本。本书的章节中引证了这种跨国趋势的具体迹象──例如，区域主义的发展一体化模式，包括其机构上的体现形式（二十一世纪人民计划、圣保罗论坛等等）在内的变革性的区域主义以及将日本的消费者和菲律宾的生产者直接联系起来的一种替代贸易形式。 所有这些经验所固有的一个不言自明的观念就是，不管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信息和知识的普及所带来的利益多么巨大，都需要为全球化付出代价，因为超级竞争促进了“赢者全拿”的局面。经济权力在全球的重新分配与冷战后政治权力在全球的再集中相吻合，与此同时，赢者赢得更多而输者损失得更大。全球化仍然得传达其推进者所承诺的双赢设想。确实，当谈到人民的生活问题时，找不到用以支持所谓全球化在全球层次上发挥增加就业作用的论点。当许多跨国公司正在实现更高利润的时候，尤其是具有新的生产系统和技术创新成果的“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意味着更少的就业安全。特别是在贫困国家（如在个案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对许多人来说，有关全球化意味着实际工资增加的论据很少。而且，除了很少的例外之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工资──用于诸如教育、医疗保健和老龄救济等方面的开支都已经减少了。 这是经常能看到的现象，但是，潜在的动力就是全球化的代价不是在市场上公开洽谈的。这就使人联想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确认的观点：市场是不透明的。为了揭示观察不到的市场内部的运作情况，亚当·斯密详细地阐述了“看不见的手”背后的内幕，而卡尔·马克思则试图揭开他所认为的商品的虚伪面纱。但是，全球化是双倍地不透明。除了遵从基本的市场关系的逻辑之外，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既非一次性地也不是在一致同意的固定时间段里付出代价。取而代之，这种内在要求负载着持久的代价，它必须以在一开始大概无法完全考虑到的方式来承担。这一代价是与某种文化或者文明相区别的事物所带来的压制或者抑制、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减少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富两极分化。面对这种前景，被全球化的吸引力迷住的一些国家已经谨慎地选择“快轨”全球化方案，并且放弃了除少许约束或者平衡之外的一切方法。虽然它们的文化尊严正在遭受危险，但是，这些国家以它们内部的那些恪守收益的利益集团为先锋，坚持试图获得许可而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命运是被排除在外而不是被包括进来。 当前全球化的间歇阶段 正如在地方和全球之间没有简单的二元选择一样，即使出于探索性的目的，按着两种理想的类型：一种是建立在源自于国家层次上的各过程之间的交换基础上的开放的国际经济和一种完全全球化的经济来思考也是容易导致误解的。（赫斯特和汤普森就在那些构筑这种两分的模式的学者之列1996，7。）恰恰相反，当前的全球化阶段是以各种不断全球化的结构为标志的，它符合葛兰西的那种十分贴切的介于正在灭亡的旧秩序和刚诞生的具有许多“病理症状”的新秩序之间的间歇期概念。当然，全球化整个都是新的。它是一个划时代的变迁而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在1970年代这种变迁发生了一个转折（Cox1996c）：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资本积累历史的一部分，它由引人注目的不同阶段构成。如前所示，从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当代的资本主义阶段，它展示了与先前时代之间的很强的连续性和可辨别的间断性。换言之，全球化是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混合体，它是一个不断一体化的然而也不断解体的结构。 就导致一体化和解体的相互矛盾力量而言，全球化的地缘政治是围绕从冷战的对抗向宏观区域的转变来构筑的。这些动力被部分地建立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区域霸权基础之上，它们是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和亚太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在资本的跨边界流动中这三个组织的活动显著。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正在增加，但是，它们的输入和输出的资本主要集中在大约十个亚洲国家（除了日本之外，由中国引导）和拉丁美洲（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1997）。不断演变的区域间的劳动分工和分权反映了与旧秩序中的那些截然不同的时空范围。各区域和新出现的经济增长极之间加剧的竞争是全球化秩序的主要特征。关于经济竞争的主要担忧在于，商品生产已经变得高度分散，在某种程度上，各种零部件是在那些使资本和劳动力达到最有利结合的国家中制造和组装的，这使其他国家甚至区域或者次区域，尤其是它们的下层阶级处于全球化模型中变动的、经常更无保障的地位。因此，在冷战结束之后，整个安全概念已经扩大了，从传统的军事-战略领域转变为更多方面的问题，它包括经济竞争和诸如移民、贫困、性别、环境和有组织犯罪等其他问题在内（第3、4、5、10和11章）。这种全球劳动和权力的再划分提供了各种新机遇和新限制，其中的一些对当代的全球控制形式提出挑战并暴露了它的种种缺陷。 贯穿前十一章的一个主题就是全球控制正处于变动之中，它仍然是一个争议的命题。旧的方案不再奏效，它们还在被争论之中。不管怎样，引人注目的是，在占优势的强权政治传统中的某些分析继续认为国家是不变的结构，历史应被包括在国家领土的范围之内。甚至不如说，相反，1997年始于泰国的那场经济危机不仅震荡了东亚，而且在其他地区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它比以往更突出地表明面对全球压力，尤其是资本流动时国家行为主体的脆弱性。实际上，全球化引起了对国家间体系处理某些基本跨国问题的能力的质疑。毕竟，威斯特伐利亚的统治模式是十七世纪的遗迹，它形成于西方，而后被嫁接到基于不同社会结构和历史现实的世界其他地区。对国家间体系提出质疑的是新技术的特性──相互联系和闪电般的速度──和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使许多国家单位的资源相形见绌也对主权和领土的管辖权原则提出挑战的大规模的权力集中。 当然，国家并非是无用的。那些把持权力的人尝试通过适应全球流动和将它们转化成国家和地方利益的方式来作出调整。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因权力缩小而受损失。同样，将全球过程和国家描述为陷入零-和关系之中也是错误的，因为对于全球化而言，国家中的某些部分获得了权力，而另一些则丧失了权力。在赢者之中是那些家庭有价证券投资者和与外部领域打交道的行政管理机构，而负责社会政策的官员在活动范围上缩小了。然而，在不同程度上，在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中所有的国家都在程度不同地失去自治权。国家间体系是持久的，但是，尽管它的持续性，何时国家才能够独立于市场的限制之外而自由地行动呢？就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性和货币投机所表现出的那样，市场权力日益控制国家。 无疑，当美国国会中的保守分子和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诸如享有诺贝尔奖殊荣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与包括“50年足够网络”──寻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根本性变革的200多个美国组织的联盟──在内的左派团体联合，他们一同表达对国际市场运作的失望之情，各种观点争鸣的场所正在表明这个体系中的基本东西是不恰当的。弗里德曼直言不讳地认为，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不会有1990年代后期的亚洲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对亚洲制造更多的伤害还是已经治愈了它？”1998）。萨克斯也强调国际金融机构的失败，他认为国际资本主义革命已经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市场经济，而没有人知道如何驾驭它（Sachs1997）。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召开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呼吁，这一次会议的参与者将包括各种不同的成分，因为被殖民者和市民社会不曾被邀请参加1944年的首创者会议。作为这些不满和改进这一体系的各种建议的基础是探讨这类问题：谁管理各种不断全球化的机构的管理者？谁真正控制全球化？ 在这个未知的领域，为了塑造全球化的进程，国家正在重构自我并试图主动出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之间能力的不同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这种权力差异之中的共同点在于减少管理活动、放松边界和降低壁垒。各种全球化活动局限于某一“主权”实体的范围内，国家的重构意味者它正在变成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全球化活动的行政机制和就有利于全球化活动的行政机制。 为了聚集权力，国家已经建立了一个高度制度化的体系。近几十年来不仅国际组织激增，而且，在面对诸如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新全球化问题时，国家权力的持有者也在国家间体系中需求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它们建立了诸如“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法律制裁研究所”等机构，并试图为象“多边投资协定”一样的新规则或者开创一个“新金融结构”的计划寻求共识。在诸如由最强大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和发展中地区的十五国集团的论坛上也举行了多轮高峰会议。全球控制的非官方尝试是日益显现的另一种方案，例如在瑞士达沃斯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该论坛将来自世界各地一千家最大公司的总经理、大银行家、总统、总理和一些学者聚集在一起。“三边委员会”是又一种非官方的控制模式，它由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政界和学界的领导者组成。此外，私有化的控制形式也正变得更加突出。法律和金融服务公司（Sassen1996）和例如穆迪和斯坦达德-普尔等信用评价机构所行使的结构权力是建立在使借钱的人能够集资或者防止他们达到这个目的的评估基础上，并用来影响贷款的期限（Sinclair1994a，1994b）。这种权力能够加强或者破坏某些发展中的经济。 这个问题的要害在于，国家间体系以一种与日益增长的世界政治经济活动量不相称的程度刺激各种制度形式。民族-国家的囚笼与当今事实上的全球流动之间的不相称是导致反复试验的原因和充分地运用政治想象力的理由。全球化涉及探索一个适当的时空控制范围（Jessop1997）。尽管道德危害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本书所强调的是这种研究如何将重点放在文化环境上。市场的扩大和深化已经削弱了共同体概念，甚至使成千上万的人迁移到世界的其他地区，这次人口迁移在数量和方向上都与以往的历史时代截然不同。我们已经从汇款以及对性道德观念、家庭结构和消费习惯的影响力等方面研究了这些迁移的影响。 不必重复先前的分析以表明全球化的创伤──它的社会文化入侵──与环保伦理体系的发展齐头并进，人们借用后者来试图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免受市场力不断加快发展的影响。这些自我保护的尝试表明一度盛行的将人与自然对立的方式来思考环境问题的二元论的解体，而宁愿从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方面来建构全球化的探讨──一种跨越式的包容更广的本体论。 全球化的不满意形式 不满意的表现 波拉尼对全球市场和自由贸易区的反应不仅源自于全球化中的失败者──正如所表明的，工会运动、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支持民粹主义政治家（例如法国的让·马里耶·勒庞和澳大利亚的波林·汉森）的人、世界各地区的失业者和欠缺培训的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边缘人──但是现在，对全球化这一系列进程的积极支持者自身也对全球化的趋势感到忧虑。例如，在一篇题为“开始严肃对待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应”文章中，达沃斯论坛的创建者、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和它的总裁克劳德·斯马亚警告道： 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关键阶段。尤其是在工业民主国家，日益增加的对全球化影响的强烈反应正威胁对许多国家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稳定产生极端破坏性的影响。在这些民主国家中酝酿的情绪是一种无助和焦虑，它有助于解释某种新型民粹主义政治家的出现。这很容易就转变成叛乱（Schwab和Smadja1996） 日益增加的对全球化不满的一个重要迹象在于，这种不满的散布者，至少是其中的一些先驱者越来越认识到，如果不作出重大调整，那么，全球化就将变成“一列刹不住闸而造成大破坏的火车”（Schwab和Smadja1996） 1990年代后期东亚的市场混乱就是个恰当的例子，它可以被视为在全球控制中一次不同寻常的危机里的堪称范例的时刻。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分裂中，由金融家乔治·绍罗什所描绘的占优势的全球化版本中的受益者和他的强烈批评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同样对在全球层次上秩序的缺失──规则的不足或者“权威的冲突（Rosenau1997，39-41）”提出警告和感到沮丧。绍罗什告诫说，断言如果任由市场自行发展它就会趋向于达到平衡是错误的。他认为市场是不稳定的，而全球体系迫切要求一种新的控制形式（正如在“谁控制监护者？”中所报告的）。就马哈蒂尔来说，他就在这几个星期内还不断地悲叹，主要由于缺乏规范和全球资本失控的方式而导致的马来西亚失去了它在获得政治独立后的四十年中的经济收益。他口头上攻击“这些现行的规则，（因为）在它们的制定中我们没有发言权，即如果说还有一点儿规则的话”（引自Abdul和Syed1997）。尽管这些争论对手陷入有关货币投机者的阴谋的无结果的辩论中，他们言辞犀利，但最终他们还是在根源问题的分析上趋同了。 尽管不曾有人以这些措辞表达过，但是，潜在的动力是对国家实施控制的资本结构权力优势。这一历史转折对其他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资本的约束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限制──可能象在印度尼西亚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以立法的形式采纳，或者象在马来西亚（直至资本控制形成）和南非一样已然引进和作为国家计划提出来的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中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以任何一种方式来评估，199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中的大输家都是这些国家中最直接受影响的广大劳动人民和下层社会，在那里分配的影响一直是深刻的（参见Ishak1998）。从全球范围看，社会力量的均势已经转移了。出现了新的易于向下移动的穷人，其中女性多与男性，而他们大多数都是在发展中地区，但有的也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是贸易、工业和金融业中跨国流动的资本，以及准备加入与海外伙伴间的战略联盟的国内公司。尽管资本和国家权力的持有者可能喜欢享有这两个方面──从全球化中收获较大的利益并避免这个体制的弱点──但是无法办到，这里指出关于全球化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的重要一点：无人管理。 东亚和南非的不满意者 在这种竞争中，未来的全球化参与者在东亚和南非遭遇到完全不同的情况，在那里有两种情况，次区域盟主──日本和南非──代表了主要的权力中心。与西方对比，在这些次区域只有几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市民社会。相对健全的市民社会存在于菲律宾和泰国，而一些市民社会正在其他国家出现。尽管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正在发展影响公共政策的非政府组织网络，但是，这种深度的市民社会在非洲次大陆仅见于南非共和国。在其他国家，将市民社会的部门包括在内的渠道仍很缺乏。在这两个次区域，一个生动的包括在内和排除在外的辨证法正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作用。当然，东亚拥有比南非更强大、更有能力的国家。总体来说，东亚的市民社会也比南非的更有生机，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与国家的关系较差。 在这两个内部不同的次区域的任何一个当中，抗拒的层次、组织的程度和运动的效力都可以从便利和位置要素方面得到解释。在不滥用比较的情况下，从这个二乘二模式──两个次区域中的两套要素中显露出来的是相对于东亚而言南非的各种限制。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物质条件已经妨碍了南非的自我组织。在东尼日利亚的环保斗争中被处死的剧作家肯·萨罗-韦瓦在那里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南非，他说：“最终的真正困难是得应付穷苦潦倒的人民。它障碍了组织并阻碍人们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1995，214）。在南非，技术开发的缺乏，尤其是在先进的通信领域，也妨碍并因而使市民社会局部化了。与东亚的享用机会相比，在南非，电脑获得的可能性、因特网的使用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都是微不足道的。此外，种族意识形态也已将注意力从其他问题上转移了，并已经放慢了围绕关键的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组织工作。尽管东亚也曾经历种族和人种关系的紧张──有时是暴力性的──如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但是，它们没有达到南非历史上普遍具有的水平或者跨国范围，尤其是在白人少数派政权掌权时。许多年来，就由种族隔离制政权及其隶属机构在非洲次大陆引发的长期的军事和经济不稳定而言，种族主义被赋予僵硬的表述。 如今，解放运动在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拥有或者分享国家的权力，而主要的抗拒集团在废除白人统治的运动中支持他们。在南非，市民社会无疑自1994年种族隔离制结束时就已经开始衰落了，而在某种程度上，在各种经济和政治限制的前提下，非洲国民大会党领导的政府支持大众的事业。非洲国民大会是控制国家政权的抗拒运动的最早事例。这为市民社会的机构提出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进退两难的选择；其中的许多机构属于、甚至为非国大流过血。在次区域的其他地方，单一政党控制的制度──例如津巴布韦非洲国民联盟-爱国阵线──已经寻求通过打着解放运动的旗号和披着抗拒运动的外衣而使自己合法化。他们以在环保运动中使用威胁的手段而著称。但是，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获取了一致则强制就不需要大量的使用。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各种意识形态和各种范式提供了权力的系统排列和一个次结构。 深层的紧张 一体化和和解体的变动关系在一系列深层的紧张中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全球化已经变成各种分裂的一种不稳定的共存。其中这四方面似乎是最基本的，确定它们既有助于概括也有助于推进前面的论述。 第一， 经济全球化导致穿过领土国家的跨边界流动──资本、技术、信息、移民及诸如此类──的加快。然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政治组织的领土模式要求主权国家尝试控制这些流动并确认国家间体系的逻辑。世界经济中形成的横向联系和国家政治的纵向方面是社会组织的两个不同的动力，后者寻求容纳不断变化的全球结构。尽管说国家正在衰落可能是一种夸张，但是，当今，在构成国家间和非国家行为主体──全球经济自身；宏观区域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亚太经合组织；次区域如东亚和南非；各国国内的微观区域（例如出口加工区）；全球性的大城市以及社会运动──的多层世界秩序中，国家应该被看作仅是几个层面中的一个。上述这些单位经常从它们正与之分离的国家的背景中独立地突出出来。在这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国家不是在萎缩，而是在重构它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代理人而不仅仅 是其对象的角色。 第二， 与上面第一个方面紧密相关的是表面上超然的而大部分不负责任的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和要求负更大的责任之间的冲突。尽管全球经济以轻易能打乱国民经济的大宗的瞬间交易为特征，但是，现在这种趋势在某种情况下减弱了，它已经趋向更多地撤消管制和更大程度的自由化方向发展。经济管理体系可能被描述为一美元、一张选票。在全球范围内，巨大的财富被转化为相当于人民生活和福利的权力。在我们的时代，大公司中的主要股东正在向由受托人和工薪管理者经营的机构中投资。总经理们不仅对单个投资者负责，而且越来越对银行、经纪行、互助的和退职基金、保险公司以及有时对其他在他们公司拥有股份的商行负责。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时代华纳，这个媒介巨子参与在世界许多地区销售的电影、电视剧、杂志和书籍以及音乐的制作。谁拥有这个联合大企业？它的两个主要所有者是韦尔斯-法戈银行和银行家信托机构，它们将储户的存款动员去购买时代华纳的股份。这些银行有责任照管它们的储户的钱，但是它们没有被要求争得同意去购买时代华纳的大部分股份或者任何其他公司的（Hacker1997，119）。 全球化经济大部分是不对一个公民负责任的，而实际上甚至不对单个股东负责任，这样，越来越多的压力加到各个国家身上，要求它们负更多的责任。似乎正在出现一种接受民主化的全球的（尽管不是普世的）趋势，其推动力来自于下层。虽然各区域之间及其内部的情况显著不同，但是，其中都包含一个市民社会的全面重组，它的早期趋向于自下而上运动的全球化。然而，存在各种各样的压力，其中的一些是对抗性的，正如在贫困与性别（第四章）、环保抗拒政治（第十章）以及全球性有组织犯罪（第十一章）的论述中所具体显示的那样。确实是这样，与资本集中在跨国公司和大金融家的手里相比，各种社会运动的范围更局部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微观的。但是，这些组织正开始以崇高的道德境界为赌注并提出关于未受控制的全球化及其后果这样的研究问题。 第三， 不过，受技术进步的推动，尤其是在通信和交通业，首要的趋势是为了全球的社会化而传播现代性的价值观和将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各种规范普世化。被娱乐业和媒体传播、由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结构调整计划这样的手段而制定出来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和自我扩张的道德标准正在腐蚀休戚相关的各种结构，包括家庭、村庄和居民区。到目前为止各种社会活动以及许多方面的工作正日益非社会化，现今它们以电子的方式与家庭的隐私相联系。 对于成百万的西方人来说，在家里的电脑和因特网上工作已经取代了在办公室里人们之间面对面的社交活动，因为便携式的电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远程家庭关系通过扫描器获得了帮助，它可以发送家庭快照和在因特网电话上开“闲谈”会，赋予“扩大的家庭”概念以新的含义。同样，电话购物和日益流行的电脑商业区也意味着光顾商店的顾客更少。服务的竞争战正在重新定义空间。全球的趋向于减少成本、降低工薪以及“简洁而灵巧”的驱动力现在正成为被“战略计划”和“重构”任务所困扰的各种机构的强大压力。大学学位可以在遥远的地方经由电子信箱通过“远程学习”而获得，而不是在传统的教室和同龄人及教员在一起。体育比赛项目和电影可以在家里的电视和盒式磁带录象机上安全地收看，而不是在露天体育场甚或电影院那样的环境里。从南非到美国和欧洲的北端，社区和共管的领地大门禁闭，并由卫兵把守，它们是较大的空间上的划分和分离的模式，当然，这种分隔是以社会阶层以及通常是以种族为线的。这些私有化的住宅区域通常是用墙围起来的，它们成为公共空间缩小的征象。同样，开发者正在缩小原来被公园和娱乐场所所占用的绿地。为了追求这些目的，尤其在那些为了给迅速的经济增长让路而大量销毁老城或者其他历史和文化设施的地方，普通人日益加入私人社会俱乐部。 人们正在被抛弃的是一种责任感──亚里士多德强调，公民资格首要的是义务问题而不是权利──正如人们放弃他们的文化方面的追求而寻求提升他们所认为的现代生活。事实上，这种生存模式与中世纪的很相似，后者以护城河、吊桥和骑士来保护被称为庄园的这快儿地方免遭外部暴力的袭击（关于一种“新中世纪状态”的展望可参见Strange1995，56，回顾Bull1977）。当今等同于中世纪家园以外暴力的是系统犯罪，目前它正以跨边界毒品卡特尔、非法移民、性产业、甚至核材料的非法买卖等形式全球化，有时这种系统犯罪也涉及某一腐败国家和犯罪团伙之间的勾结。不管怎样，象西欧的封建时期权力在那些控制其属国和经济的生产部门的领主之间瓜分一样，目前的主要倾向也是权力没有完全在国家的控制之中。 一些政治家认识到了这些局限。巴西总统费尔南多·亨里克·卡多索曾经坦率地说他没有统治巴西，因为全球化正在吞没民族国家。他也指出，“全球化所引起的日益不平等和排斥是错综复杂和难以对抗的”。而且，根据卡多索的说法，“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它的结果、灾难、排斥和和倒退也是如此”（引自Leite1996，25）。他正确地把握了国家正日益受到局限这一点，尽管人们可能对全球化是否是不可阻挡的这种问题存在争议，但是，值得重复的是，全球化不是由偶然因素或者自然因素而是由人的因素所创造的各种过程的综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是可以通过人的中介活动来塑造的。卡多索的观点有力地揭示出全球化可能被政治行为主体所盗用而被作为缺少政治改革计划的理由，它标志着国家权力的持有者不能对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提出质疑和制定出某一解决方案。相反，就非社会化而言，国家和公司都日益依赖电脑化的监督和通过非人的电脑网络的监控，这可能涉及侵犯隐私。随着非社会化的进行，超级竞争和有关公司化的优点或者它的不可避免性的抽象论点取代了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现存的协调。 第四点是关于全球化（至少是新自由主义的变种）和边缘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和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观所具有的首要地位比它们的前身更为极化。全球化已经加深了边缘化，在某种意义上，它将某些集团排除于在世界经济增长机制中发挥核心作用和达到有目的地参与决策的活动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政治控制在任何情况下都在被运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边缘化是一种以空间上的排斥为特征的区分模式，然而并不仅限于此。在全球政治经济的整个区域，除了其中的统治阶层和发达地区的少部分人之外，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了。边缘化的边界也正在以非领土的区分形式被重新勾画，这种区分不仅基于种族、人种、性别和年龄，而且日益基于对信息的接近情况，即由此划分为上网的和没上网的这两种人──尽管对于非洲来说，这两种排斥形式，空间的和非空间的，是相一致的。 全球化的镶嵌图反映了贫困的发生从当时遭受全球化的最不利影响的三个大陆向主要是一个区域──非洲──和其他区域中的小快儿地区的边缘化的转移。换言之，在全球的镶嵌图上有漏洞。尽管有数据表明世界范围内贫困人口的纯减少，但是，在这些区域之间贫富分化是显而易见的：缩短了的全球化与地方动力相结合阻碍了大部分非洲进入世界的生产过程。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当国家的选择权受到全球化力量的严重限制时去实现非边缘化。在非洲大陆上2.65亿人陷入贫困之中而逃避这种生存状态的前景又十分渺茫的情况下，我们的时代一个主要的矛盾就发生在加入“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人们所在的区域与那些被排除在这个结构之外的人所在的区域之间。 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就是全球化或者非全球化吗？困难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还是不是它的一部分？对于那些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的人们来说，全球化怎么能成为问题的来源？在剖析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时，人们必须通过分析不同单位嵌入全球政治经济所经由的具体和不同的过程来进行历史地追溯，例如殖民主义和哪一类殖民主义，一种自上而下的同化的国家主义或者一种自下而上的导致政治独立的动员，等等。其次，人们必须精确地确定在当今时代一个集体如何被限制于全球政治经济之内和得出那些联系的本质。正如莫桑比克的个案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很显然一些单位被包括在全球化之内，在某种意义上它们被局限在诸如债务和跨国武器销售等结构之中，与此同时，又被排除在它们一直试图进入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的关键机制之外。这就是边缘化的动力。莫桑比克也显示一个边缘化的国家可能在没有内化某种自我维持的动力的情况下受外部资本注入的推动而暂时地获得总的经济增长；由此导致的代价就是该国家甚至比以前更严重地失去对其国民经济的控制，牺牲从前的主张人人平等的理想，而有些人可能还会补充这一点，即丧失文化尊严。 这些深层的紧张关系是变化的引擎，最终可能改变甚或毁灭这种体系，而开始后全球化的阶段。但是，存在全球化的替代方案吗？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后 玛格丽特·撒切尔吹嘘新自由主义的优点，她说，“没有替代方案”。尽管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它可能还没有走到尽头，但是，对于这种必胜主义的表述仍有提出质疑的余地。而重要的是探问新自由主义安排世界的方式将持续下来还是将衰落下去。象资本主义先前的形式一样，新自由主义也有历史，而各种历史总是有它们的开端和结束。当然，新自由主义将不会简单地自动耗尽。相反，面对形形色色的不满和对抗的力量，新自由主义正在经受各种力量的挑战，这些力量虽然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但是，有证据表明，它们正在增加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趋向再调整的推动力正在迅速地加速。这一点在拉丁美洲特别明显，在其他地区也是显而易见的（Snyder1999；也参见Kapstein1994和Helleiner1994）。造成这种趋势的内中原因是亚洲经济危机向其他区域蔓延和与各种新自由主义政策有联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增加。 确实，这种迹象表明一系列设想替代性综合方案和将它们转变为实践的努力。它们分属于包括在内和排斥在外两种基本范畴（或者在里面/在外面，正如Walker所系统阐述的那样1993），这种二元划分使选择方案有秩序，但是它也必须被扩大以允许一系列的选择加入其中。第一个范畴包括在不挑战全球化的基本结构的情况下对它进行的各种改变，而第二个范畴要求消灭这种范式或者反全球化，这导致对构成新自由主义基础的各种概念和政策类型的攻击。 第一个范畴呈现为全球化综合征本身的公理命题，这里面有各种现实的选择。虽然由于结构上的限制，尤其是超级竞争的加剧和“华盛顿共识”的趋势，这种选择基本是一个政治选择。据认为，市场能够有益于社会，而在某种程度上它又被创新的国家政策所困。在巨大的要求更大程度的全球化的压力的旋涡中，正如已经指出的，法国例证了一种抗拒国家，它维持着许多管制、大量的福利供应（在学校教育、保健、休假、退休和失业津贴），和政府管理的大部分基础设施，例如它的可靠的地铁和铁路网。批评者指出当前法国的接近13%的事业率；不断增加的政府赤子；时常发生如果不是造成混乱也是妨碍日常生活的罢工和游行；以及错综复杂的劳动立法、银行业务密码和抑制创新的教育体制。在遭遇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和被促使采纳“美国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雅克·希拉克总统的反应是，他的国家具有自己的全球意识，并将为维持某种生活方式而斗争，他说，“法国打算维持法国”（引自Trueheart1997）。在面对不得人心的变化而去对付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一种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应由此不仅产生于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而且产生于某些国家本身。 当然，法国的抗拒是非典型的，它远远不同于某种国家所扮演的“交际花”角色，后者服务于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所体现的利益，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利益还与全球性有组织犯罪有关（第十一章）。这些不同的政策取向基于不同的历史模式和利益格局，其中包括在各个不同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因素。还有几种适应全球化的模式和许多制度改革建议。在国内舞台上，在行政部门和法律程序上的重要调整──例如在移民领域──可以缓和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在金融领域，计划的国家改革建议包括强硬的银行标准、对有限合伙投机资金──一种出境税的控制，对那些将资产从一个国家迅速撤出的投资者进行惩罚以及其他再管理形式。这些建议背后的观念是强调在实际经济中的投资而不鼓励短期的投机资本。 关键问题是，社会政策可能使市场的锋刃变钝，尤其是减缓全球范围内加剧的收入不平等趋势（Teeple1995）。安全网和社会条款的提倡者正在向这个方向推进，但是，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争辩说，这一切可能仅仅充当公共关系的工具，它会转移对更基本问题的注意。毫无疑问，对于在提供公共福利──具体地说，在消灭绝对贫困、为所有的公民分配自来水、电和其他现代卫生设备、保护环境、将家庭作为一个单位来资助、缓解拥挤的城市、抑制上升的犯罪、阻止腐败和任人唯亲以及推进妇女的平等和儿童的权利──中国家的适当角色问题存有争议。如果这些措施具有某种政治意愿的话，那么，这些干预的适当范围可能不仅是国家的而且也是区域的。不管怎样，我个人关于东亚和南非的区域主义的经验研究成果表明，在这些领域很少有真正的倡议。 从全球范围来看，要求改革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坚持的一些基本条件，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政府的透明度和负较大的责任，以及甚至该基金的批评者都认为值得称赞的各方面的结构调整。（不过，有些批评者补充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保持运作机密而实施双重标准，他们认为基金应该遵守它自己的规定。）在实践中，采纳透明度和负责任的原则要求各政权与占支配地位的政治经济对抗，而后者经常就是它们的政治支持的基础。因此，许多领导者，正如苏哈托的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一样，已经发现他们自己陷入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们极其需要国外资本，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情愿或者不愿意以摧毁维持其国家的各种统治结构的方式来实施政治自杀。 “托宾税”是国际改革的另一项建议，它对跨边界资本流动征收小额的税，其目的在于抑制投机者所操纵的扰乱脆弱经济的迅速资本转移。建议还包括创建一个“早期的警告系统”，以使全世界对正在出现的经济趋势保持警惕，使私人损失由私人承担的行为（而不是国家进行跨边界干预来弥补私人投资者和投机者所造成的损失），一个全球性的中央银行和主导货币之间半固定的兑换率。需要进行制度改革，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设想能够激起国家领导者同意并实施一种新的全球管理结构，更不用说运用必要的资金去控制公司的权力，毕竟，后者是在跨国范围内组成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逃避主权实体的管辖权。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些替代方案不能掌握全球化内在的权力关系，它们就不能奏效。 第二种替代方案序列要求结构上的变化并寻求重写全球化的计划。在政治范围的右侧，实践者和知识分子已经寻求基于受全球化力量支配的宗教、人种、种族或者语言共同体的成员资格而重申 身份，而身份经常被移民这种另外的表现形式而人格化了。以宗教为基础的运动曾经对骚乱的全球化进程作出强烈的反应，这部分地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不断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削弱共同体的价值观和破坏社会结构的反常状态。鉴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促进了跨边界流动、挑战民族文化和宽容移民，尤其是欧洲和美国的右翼运动已经在反对这个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尽管还没有反对市场社会本身。不仅恐外组织已经产生了一种本土主义意识，而且对区域计划，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反对也已经存在，其理由在于这些区域计划削弱了主权并且是世界政府的先驱。右翼的政治计划信奉主权原则，并将围绕与领土密切相关的国家观念建造一个堡垒，由此含蓄地要求全球化的衰落。 在探索替代方案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第三种也是结构上的然而甚至更初期的方案，它同样提出这个问题，全球化是无限地可持续的吗？参与这项方案的启蒙者集中地体现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力量组合，他们通常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市民社会中的部分、一些政治家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提倡回到原来的状况；因为没有返回到前全球化状态的途径，而几十年前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也不是解决办法。与右翼不同，这个组织将推动主权的削弱以支持其他层面的认同，而这将涉及重新勾画政治经济的边境。这个计划确认了参与全球的自下而上的进程然而又使之局部化的重要性。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后者导致权力更大程度的分散。它包括新的实验场所和重新确立了市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重新定义政治和拓展非国家政治空间的努力。它要求对市场力量实施参与性民主控制，这最终是一个政治代理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涉及全球化的结构和较大自主权的主张问题，后者是古希腊作家所使用的一种政治和伦理的戒律，在社会契约理论家和康德的伦理学中，自主权又有某种不同的意义。 自主权的核心是自决──一个与当代的自由主义产生共鸣的信条，正如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1993）的某些方面所阐述的那样。自主权的原则暗示代理人有能力进行关键性的思考，虽然存在结构上的压力，但是，他们有权在各种选项中作出选择。行使这种权力要求对形势和行动施加某种控制。自主权的原则由此意味着由多数人行使政治和经济的自我管理权，并在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顾及到自由和平等（Held1995，146-47；关于全球化与民主理论的结合，Rosow1999）。自下而上地加强自主权不应该与隔离和建造一道与世隔绝的堡垒的尝试混淆，这些行动会使市民社会无法对全球化作出反应，因为这种反应经常从它们的跨国成分中获得力量。而来自下层的自主权主张最终会要求实现上层的自主权：导致负更大责任的国家政治舞台的倡议。毕竟，国家下面的下层社会可能是一个濒临毁灭的地方，它常常以分裂、而有时则以偏执和与民主社会不和谐的独裁主义的身份政治形式为标志。面对新自由主义限制国家的范围（即包括它的活动也包括它的预算）和实施市场行动准则的推动力，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允许广泛地接近权力而一个充满生机的市民社会要求民主政治，它们坚持相互补充并可能充当来自上面的全球化的补足物（Walzer1999）。尽管没有理由相信民族国家是永恒的，目前国家和市民社会有许多共同的成员，在寻求“民主的全球化”过程中它们似乎彼此需要。 一条通往前方的规范路径？ 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它是永恒持续的吗？从道义和政治上来说，在一个最富有的225人所拥有的总财富等于全球人口中最贫穷的47%──25亿人的年收入的世界里，维持一个全球体系是可能的吗？在一个最富的三个人的总资产超过最不发达国家的合计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声称这是为伴随扩展市场力量而来的收益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合理的吗？还是最好通过探索民主的解决办法而尝试减少这种代价，最重要的是由于这是一种规范的优先选择？当然这不会是一种灵丹妙药；有各种不同的民主理论版本，而如果没有对抗的力量的存在，规范的优先选择也不能实现。认识到我自己的局限，以及假定这项事业所涉及的范围的情况下，我能提供的仅是为了进一步思考的要点而不是一种全面展开的分析。这些要点是原则而不是政策，因为后者必须是为不同的情况设计的，也就是说，原则可能不会汇聚为一种适合所有时间和地点的最好答案。 为了清理出一条探究全球化与民主化之间关系的道路，重要的是评价这一论点，即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解放的政治力量。这种论点是“在那里以外”，在学者的论坛中正在对此加以论述，它还时而出现在流行的作品中（例如Friedman1997，1999）。根据这种论点，全球化既不来自于上层也不来自于下层，而是来源于这两个方向之外。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一种以资本、技术、旅游、信息和知识的形式而进行的横向跨国界运动──传播各种渗透国家的规范和价值观。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曾经试图阻挡这些力量。但是已经发现伴随全球流动的价值观是不可阻挡的。因此，有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民主：“当今的全球市场正在要求金融业中的法治、透明度、可预见性、合作和多元主义作为它们投资的回报”（Friedman1997）。 确实，新自由主义正在盛行，但是，它与自由主义民主的关系比这种解释所表明的还要多变和难以捉摸。当自由市场改革和自由主义民主已经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扎根的时候，例如在巴拉圭，也有迹象表明，主要是民意测验反映出来的，人民不满于这种结合的影响：银行系统的基本弱点和货币价值的大幅度下跌并伴之以失业、犯罪、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大幅度增加。实际上，认为市场自由主义促进自由主义民主的观点没有给相反的非民主的变化留有余地：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民主削弱或者衰落。例如，在经济十分艰难的1997年，玻利维亚人使他们原来的独裁者恢复了统治。在非洲，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当它们遭遇全球化结构时，那里出现了反映前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同结合方式的各种经济改革模式和完全不同的非民主化类型。显然，经济全球化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来源的推测不能对非洲的失败国家作出解释，因为这些国家在加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长期与世界市场保持联系，但是，它们选择了非民主化的道路。 更为基本的是，声称经济全球化产生民主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即经济市场本身缺乏责任感。这种说法也错误地表明财富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市场行使结构权力，其中包括如果国家远离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它就行使对国家的惩罚权。因为随着在几个国家引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骚乱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这种权力的实施经常导致强制。遵循市场体制的逻辑，经济上强大的一方毕竟要寻求使它的利益最大化并打击它的竞争对手。尽管自由主义民主可能证明比其他管理方法更便利和可取，但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没有内在的推进民主的兴趣。市场的逻辑和民主就自由还是平等的问题发生冲突，这是基于对这些概念赋予的特定意义。那么，还存在不同水准的民主版本问题。 几种形式的民主都围绕责任概念。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将民主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搬到另一个领域：从经济管理到政治统治。制度改革是需要着重强调的，尤其是各种选举机制。社会阶层之间的平等──减少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中──其最重要的特征是，政权在那些经常代表社会中享有特权的那部分人的利益的人之间轮换──是不占首要地位的。因此，全球化与民主化之间存在紧张关系。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失去控制的以致于国家权力的持有者、金融家、杰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边缘化的人同样都表示不满的全球化，民主怎么能够成为它的矫正方法呢？换言之，怎么能将全球化的满意形式改变以维持它的许多重要成就而剔除它的不满意形式呢？ 为了对付这个激发人兴趣的问题，即便以一种初期的和纲要的形式，人们也必须把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主控制的特性意味着什么。简言之，民主是一种竞争的概念；尽管责任感仍是民主规则的核心标准，但是，不同的竞争形式适宜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结构。此外，民主不是一种最终的事态，相反，伴随不断变化的动力，它也在发展。迄今为止，民主一直是为领土上接界的国家建构的，据称这些国家能够限制人口、观念和技术的流动。不过，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具有大量移居人口和公民受雇于其他地区的公司的国家，正在经受非地方化和非国家化的洗礼。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主必须被重新地方化──在国家边界之内和跨国家边界两个方向上加强──使之成为区域管理和实际上解决全球问题的一种手段。 实际上，在主观意识和客观方式上有迹象表明，民族国家正在变成跨国国家。在一个跨国国家中，公民从不止一个国家的方面来设想他们的身份──例如，一些移居人口的情况就是这样──和积极地参与到两个或者更多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是被特定环境下的法律和投票程序所允许的。那么，这里所面临的挑战就是重新思考国内民主的概念并使之符合某种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中，边界没有被跨国安排消除，但是被它们模糊或者复杂化了，某些跨国安排得到了国家授权，而另一些则根源于经济和文化，它们或者被某一不情愿的国家所批准或者根本没有得到这个国家的合法授权。 在这种变迁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进入的问题。如何重铸全球管理体系以便市民社会能够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全球化──具有将积聚的经济收益（包括大量的消费品）、技术进步、更多的信息、新知识以及从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控制形式中摆脱等传播到许多而不仅仅是几个地方──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结构的指导进程和经济增长机制之中？完全可以确信全球化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无限的历史过程，但是，弄清楚它的动力、了解它的局限和设想它的可能性，倘若只是一种依稀可见的前景表明了它的方向，那也可能有助于将人类置于正确的轨道上。 附录 访谈问题单 1 您的组织是如何和为什么形成的？它的历史怎样？ 2 它的目标是如何演变和改变的？ 3 它设有秘书处吗？有多少职员？它的职责和范围？ 4 有多少成员？他们来自什么部门？以何种比例？ 5 领导权是怎么确定的？ 6 领导在何种程度上对普通成员负责？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式是什么？ 7 组织和动员的战略是什么？ 8 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是什么？ 9 您的组织与国家的关系如何？ 10您的组织建立了何种同盟？ 11讲究实际地说，这些组织是如何协作的？就一种问题？多种问题？ 12城镇与乡村运动之间的协调活动达到了何种程度？地方或者国内和海外的成员组织之间呢？与 赠与人之间呢？ 13谁反对您的组织，为什么？环保运动的不同方面有那些？ 14如何解决分歧？ 15您如何描绘这个地区各种环保运动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互动频率如何？ 16在区域层次上有协调吗？ 17有不同的区域主义概念吗？ 18有导致较强的区域意识的努力吗？ 19提供便利的因素有那些？ 20有那些限制因素？ 21在您所在的地区全球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生态，您的组织如何排列全球问题的优先 次序？ 22您的组织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全球的环保网络？它们的实用性和效果如何？ 23在全球层次上为您的工作提供便利的因素有那些？ 24形成限制的因素呢？ 25就您的组织的目标而言，它主要完成的有那些？没有完成的有那些？您对总的结果如何评价？ · 您想做什么补充吗？ · 有其他的您建议我去会见的人吗？谁会是最有帮助的？ · 您有我可能访谈的这些问题的资料或者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