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 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世界外交谈判史上创造了一个颇为独特的纪录。两个互不承认的国家，出于各自的政策考虑，居然在历时十余年的时间里进行了断断续续的僵持性谈判。谈判虽然没有达成很多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谈判本身。也就是说，谈判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这样一个谈判是如何启动的？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里，严重敌对的中美两国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接触？会谈为什么会长期僵持？本文拟通过对已刊布的档案资料的梳理，勾勒出中美启动大使级会谈的背景，对这些问题作一浅显的探讨。 一、朝鲜战争的积极影响：中美不能再战 众所周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是经英国从中斡旋，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美双方通过直接接触的方式，就各自侨民回国问题举行的一系列谈判。但是要真正理解中美这样两个当时严重敌对的国家坐下来谈判的缘由，还要从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国际局势说起。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能够在谈判桌前坐下来的原因主要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双方重新审视对方，特别是美国认真审视中国的结果。这些变化为中美双方直接接触，举行谈判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就国际局势而言, 1953年年中，朝鲜战争的结束，使远东的一个牵涉东西方多国利益的热点问题暂时降温，也使分别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紧张对峙有可能向相对缓和的方向发展。年内斯大林的逝世，以及赫鲁晓夫继任后采取的对外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以及会议对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使国际形势切实有了缓和。这些都为中美两国，特别是中国调整对外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此外，随着国际局势，特别是远东局势出现相对缓和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夹缝之间的所谓“第三种势力”的国家的外交活动也空前活跃。由于亚太国家对朝鲜战争心有余悸，所以他们极力敦促国际社会为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平而努力。这些亚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活动及其在中美之间的斡旋活动，为中美举行直接谈判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从中美双方对对方的认识来讲，朝鲜战争的前后明显不同。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领域里，朝鲜战争前后没有明显的变化。出现较大变化的是双方对对方实力的认识。 就美国而言，朝鲜战争前，美国凭借它在二战中形成的巨大实力，在国际事务中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尽管他对苏联有所顾忌，但是它已经改变了战时与苏联合作的政策，转而用实力遏制苏联。 因此，在朝鲜半岛的争夺中，一旦它不能与苏联达成妥协，就必然要以武力实现他的目标。美国在朝鲜动用武力，尤其担心的是苏联的介入，同时美国决策者也确实考虑过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拒绝了台湾当局要求参战的请求，旨在防止自己重新陷入卷土重来的中国内战。但是，美国决策者并没有真正重视中国的意图和动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对于中国说“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一定要管”的警告，他们先是不重视，后来在周恩来通过印度大使再次转达警告时，他们只是把它视为“恫吓”而不加以认真的考虑。 总之，美国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十分放在眼里的。 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情况则大不相同。双方在战场上较量的结果是几乎打个平手，这使美国必须正视新中国的力量。尽管在面子上，他不甘承认失败，但是事实是，他不得不对中国的一举一动予以高度关注。在中国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之后，美国就一直在注意中国的动向。当中国采取实际行动，于1954年9月3日炮轰金门之后，美国决策层更是加紧研究对策。国务卿杜勒斯事发当时并不在美国国内，他立即从马尼拉开会的地点发电报给国务院，认为台湾海峡地区出现了危机。他因此缩短了在台湾的逗留时间，尽快赶回华盛顿研究对策。 9月9日，美国决策层对台海局势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决策层内部对于美国是否承诺保卫沿海岛屿存在分歧。其中持反对意见的人大都论及了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无益性。国防部长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认为“很难向美国人民和盟国解释，为什么美国不想在印度支那与共产党中国打仗，却要心甘情愿地为了一些小岛与共产党中国打一场战争。”代理国务卿史密斯说得更明白，“美国在准备与中共打一场战争之前，应该想好怎样来结束这场战争。” 就连杜勒斯在早些时候的讨论中也认为，如果承诺保卫金、马，战争的危险性就自然会增加，从而可能导致与中共发生军事冲突。 可见，美国决策层中的一部分人此时已相当注意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可以说，在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对中国的顾忌大为增加，他们不想因为任何原因再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之中。 从中国来讲，朝鲜战争以前，中国领导人虽然对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涉及到国家政权的巩固问题，如果遭遇美国的挑战则绝不妥协。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国领导人就意识到美国的干涉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考虑到美国干涉的可能性就不打算出兵朝鲜。相反，毛泽东未雨绸缪，决定加强东北边防。周恩来在1950年7月2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时指出，考虑到种种可能的情况，为了防备万一，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中9个师的兵力，美国军队不过三八线则罢，一旦越过了三八线，中国人民解放军便以志愿军的形式入朝协助人民军抗击美国军队。 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他更明确地讲，“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在他和周恩来这一段时间里与苏联大使、专家以及军事顾问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说明，中国有决心成为北朝鲜的坚强后盾，解放军不怕与美国军队作战。 后来虽然经过一些波折，但是出兵朝鲜的决策还是确定了下来。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决策主要是因为相信战争的正义性。他在1950年12月3日会见金日成的时候说：“战士们是为祖国人民而战，靠的是一股气，一股革命的正气。我看志愿军打败美军，靠的就是这股气。美军就不行，他们钢多气少。” 另外一个促使毛泽东作出出兵决策的重要因素是他一贯的大无畏气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分析美国的特点时仍旧带着常人少有的藐视。“它（指美国）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在战斗力上，美军不如德、日的军队，……敌人是不可怕的，它的装腔作势和气势汹汹是吓唬人的。” 毛泽东说上面这段话并不是没有考虑到美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事实上，他意识到美国“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即便这样，毛泽东仍然认为：“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可见，决定出兵朝鲜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对战争正义性的信心压过了对双方实力对比的悲观估计，但更是不怕打仗而且是不怕与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打世界大战的勇气。 朝鲜战争之后，战争的胜利虽然使中国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安全，使人不能轻易否定出战朝鲜的决策，但是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也使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绝不能再历战火了。 原本在朝鲜战争前，中国就面临在内战的废墟上恢复经济的迫切任务。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以后，尽管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不进行经济恢复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因而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但是，战争对于经济建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1953年和1954年多次谈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不应该再打大仗，应该长期和平。 这并不是因为毛泽东害怕美国，但至少可以说明他对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有所保留。 简言之，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中美两国为战争付出的实际代价以及因此而对对方实力、意志力的了解，使双方在战争结束以后都不愿意再卷入一场战争。但是，中美之间还有许多争端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双方的政策冲突日益凸现。在经历了朝鲜战争的较量之后，既然中美两国不愿再战，就不得不用战争以外的方式处理争端。事实上，双方都选择了用非战非和的方式面对对方的策略。 二、中美两国国内因素对其对外政策的影响 除了前述的两个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外，从具体情况来看，中美两国用非战争方式处理与对方的关系，主要出于双方领导人对国内形势需要的现实考虑。对于中国来讲，这些考虑更多地是由于自身的需求所致，而对于美国来讲，则更多地是受其国内因素的被动制约。 1、中国：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 从中国方面来讲，从1953年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起，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由于是基于自身的根本利益和经济建设的需求，所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中国对和平的诉求是真诚无欺的。经济建设的需求是中国想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根本出发点。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的和解精神以及中国代表团在会内会外的奔走斡旋，是这一时期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典型例证。 同样是基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的外交方针是争取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毛泽东在1954年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活动的指导思想。从1953年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到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消除敌意增进团结的一系列活动，都体现了中国希望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的真诚愿望。 从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而言，随着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照建国之初确立的三大外交原则的顺序推进，中国的外交活动逐渐进入“打扫干净屋子”之后的“请客”阶段。1954年10月18日周恩来在召集有关人士开会时说：“前几年，我们说先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现在经过初步整理，房子已经基本打扫干净了，因此可以请一些客人来。”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以后中英关系的改善，多次接见来自英国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表明中国希望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愿意和平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由此可见，由于国内形势的需要，较建国之初而言，中国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外交政策相对温和，这是在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等国际舞台上，中国灵活的外交姿态和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空前活跃的内在根由。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积极的外交活动，使中国在亚洲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声望大大提高，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认为国际争端的解决离不开中国。 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用外交谈判解决中美争端，争取到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和舆论支持。 尽管基于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国有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愿望，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仍然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中国不一定要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关系。在一些人看来，争取英国人不等于同时要对美国人做工作，而中国领导人却没有放弃对美国做工作的机会。日内瓦会议上的接触就是明证。在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之前，周恩来果断决定不放过中美进行直接接触的机会，先就双方侨民遣返回国问题进行谈判。 虽然双方在日内瓦会议中只进行了四次会谈，但是，其意义是深远的。它打破了中美两国自板门店谈判以后互不接触的禁区，使中美之间有了就某些争端的解决进行面对面讨论的方式，为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开辟了道路。 对中国来讲，日内瓦会议上的中美接触仅仅是一个开始，与美国接触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因为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解决台湾问题不可能绕过美国。解决台湾问题才是促使中国决定与美国进行直接接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在1954年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不仅指出中美关系中不可能回避台湾问题，而且告诉与会者，中国决定与美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进行直接接触，是基于打破美台订立防御条约企图的考虑。周恩来决定与美国直接接触是否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日内瓦作出的决定，是从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高度出发的，则从此可见一斑。 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不具备用武力拿下台湾的军事实力。周恩来在1954年8月27日接见朝鲜的南日外相时提到，“我们总的口号是：解放台湾。但是，这要有步骤地进行，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我们开展这个斗争，摆在美国面前有一个问题：全面的干涉抑或有限的干涉。我们估计，美国要干涉，但又不敢全面干涉。” 周恩来在9月1日召集陆定一等人开会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时，针对《指示》中称解放台湾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的说法，解释道，说“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说“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这就是说，中国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海军还不能渡海作战，再加上美国可能进行干涉的因素，所以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因此，周恩来指出，“对内，解放台湾是我们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 由此可见，中国选择与美国进行面对面的谈判的方式进行直接接触，是出于中国希望成功地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考虑。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本应很快得到解决，但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想解决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远东局势有了大的变化。朝鲜半岛获得了暂时的均势和平，日内瓦会议上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使得远东地区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即台湾问题凸现了出来。毛泽东的目光迅速转移到台湾问题上。 当时的情势是，台湾问题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1954年7月14日，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下院宣称，要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8月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声称美国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 8月24日杜勒斯又宣布“国民党控制的附近岛屿是同台湾防务有关的”。 这时他已经把沿海岛屿也包括在美国的防务范围之内了。这些言论不能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台湾地位未定”和“两个中国”的论调也甚嚣尘上。1955年2月10日，杜勒斯对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说：“事实胜于雄辩。现已存在两个中国，正如有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两个越南一样。” 杜勒斯进而称：“我们承认中共政权存在是一个事实，正如我们承认在东德、北韩和北越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事实一样，但是没有外交上的承认。我们不承认它是合法政府……我们绝不在外交上承认它。” 针对这种情况，在1954年8月的一次有关部门的干部会议上，周恩来阐述了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他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内政问题，我们现在提出来是否适时？是适时的。”之所以适时是因为，“远东有三个战争：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还有台湾战争。”“现在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也停了，剩下来的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如果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对不起自己的祖先。” 基于这种想法，中国在1954年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并采取军事行动力图击破正在酝酿中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然而事实上，炮轰金门、马祖的行动不但没有摧毁美台订立防约的意图，反而最终促成了美台防约在1954年12月的签订。中国炮轰金、马的军事行动还引起了亚洲地区有关国家的恐惧，为美国制造中国好战论提供了绝好的口实。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使用军事手段看来未必能奏效，因此，中国领导人展开了外交攻势，呼吁涉及台湾问题的有关各方，主要指美国，用和平谈判的方法协商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伸出的橄榄枝，使美国的决策层着实感到了辣手的滋味。 一方面，中国发出的愿与美国直接谈判的信息，挫败了美国声称中国好战的险恶企图，另一方面，中国的这一和解态度赢得了世界舆论的一致赞赏和支持， 使原先怀疑中国的亚洲国家对中国产生了好感，纷纷要求美国响应中国的呼吁，与中国坐下来谈判一触即发的台湾问题。 这就给美国增加了巨大的外部压力。 不仅如此，在亚非会议以后，中国还积极主动地寻求亚欧多国的帮助，主要通过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英国等国家进行斡旋活动，向美国传递中国愿意与之谈判的信息，为促成中美会谈作进一步的努力。此间，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巴基斯坦总理阿里等人会晤时均提到与美国进行谈判的问题。他还接见印尼驻华临时代办维约维尔多约、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V. K. Krishna Menon）、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Humphrey Trevelyan）等人，他除了对梅农和杜维廉表达中国与美国直接谈判的意愿，还向他们论述了中国关于中美谈判的原则立场。 在积极的外交努力的同时，中国还利用公开场合表明中国对中美谈判的诚意，向世界揭露美国对中美谈判的暧昧态度。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上特别指出：“现在，通过谈判来和缓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日益成为关心世界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一致要求。但对于这一要求，美国至今仍然采取闪烁其辞、模棱两可的态度。” 另外，中国政府还采取了释放在押美国人的积极行动，以期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并进一步影响美国朝野的各派势力。 总之，基于中国自己的建设需要，在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奉行了与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战略方针，开展了全方位的外交活动。这其中，由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客观要求，中国在1954年中期到1955年年中的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与美国打起了军事心理战和外交战。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活动，中国最终推着极不情愿的美国被迫坐到了谈判桌前。显然，中国由于切身利益的需求，特别是面对涉及主权领土完整的严肃的政治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的时候，必然要竭尽全力主动地采取行动，而不是不关痛痒地消极地应对局势的发展。这一点正是美国在决定进行中美谈判的整个决策过程中缺少的。 2、美国：消极被动的对华政策 在这一段时间里，美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是不同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一直充满着矛盾的心理和暧昧的色彩。它的策略的变换几乎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被不自觉地推着朝前走的。总的来讲，是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系列举措，使得美国不得不考虑用战争以外的方式维持台湾地区的现状，从而达到其遏制中国的政策目标。 朝鲜战争后期，反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以致于总统竞选大战的胜负甚至是看哪一位候选人能够迅速地结束战争，最后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并按照许诺立即结束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后的美国舆论虽然依旧反共反华，但是战争的叫嚣毕竟不如以往疯狂了。从艾森豪威尔上台起，美国开始逐渐摆脱极端反共反华的麦卡锡主义的阴霾。麦卡锡的失势及其在1954年4到6月间的最终垮台，在客观上为美国政府调整内外政策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50年代中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是不通情理的僵硬，而是略有一些变化。但是，不承认中国的政策仍然未变。 与杜鲁门一样，艾森豪威尔实行的依然是遏制、孤立中国，控制台湾的对华政策。他在上台后没有多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美国对远东的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计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他们认为，美国远东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是使中国发生变化，这将会消除中国对自由世界安全的威胁。 要消除威胁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分裂中苏联盟，使中国脱离苏联的轨道。实现这个目标，具体来讲，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将“北平政权”与莫斯科拆散，一个办法是“推翻北平政权，由一个敌视莫斯科的中国政府来代替它”。 但是，他们倾向于不采取上述两种办法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在不直接对共产党中国进行干涉的条件下，增加对共产党中国的压力。” 由此可见，美国的远东政策的目标是运用压力政策，促使中国与苏联的分裂。这个政策后来被学者称为“压力楔子”政策。对中国来讲，美国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基调就是，在不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的情况下，继续遏制中国。 尽管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在一份关于基本国家安全政策的第162/2号文件中明确说，美国必须接受与苏联及中共两者，经由谈判的方式，解决局部甚至全部问题的可能性。 当时这个文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并由艾森豪威尔批准。这说明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避免战争，不排除与中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它对中国继续实施压力政策的指导思想，使得它不可能积极主动地与中国直接接触并进行谈判，甚至在出现谈判契机的时候，仍表现出极不情愿的态度。后来台海危机爆发，美国政府更是质疑与中国谈判的可行性。在1955年1月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提出将“必须接受”与中共谈判的可能性改为对与中共谈判的事“要保持开放的态度”。 这是后话。 不过，有一个问题使美国不能不与中国发生关系。朝鲜战争中在中国大陆失踪的美国军事人员、以及因为从事间谍活动或是其他原因被拘留在中国的美国人有一定的数量。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这些在押人员的家属要求美国政府为他们的获释采取行动。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美方代表约翰逊在回忆录中说：“美国公众舆论不允许政府因为外交细节决定在押人员的命运。” 日内瓦会议召开后，尽管美国国内要求政府解救被押人员的压力剧增，美国仍然不愿与中国直接接触谈判这个问题。当时，美国主要通过英国的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传话，说明美国准备在中国留美学生出境问题上作一定程度的让步以换取美国侨民的遣返。 中国代表团由于了解到美国代表团并非铁板一块，因此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愿望，主动提出并宣布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 这样，中美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的契机出现了。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坚持不与中国进行直接谈判。杜勒斯指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不要中了中国的计策。因为杜勒斯认为，中国提出与美国谈判，是意在使美国与中国接触，从而给外界造成美国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后来由于史密斯的坚持，才有了中美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四次谈判。不过，美国政府为了澄清自己绝无承认中共政权的意思，采纳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贺葛迪（James C. Hagerty）提出的办法，对外声称“再没有比保护美国人民更重要的事了”，“与中国谈判绝无隐含承认之意”，以搪塞公众舆论。 但是，无论美国政府怎么解释，事实是，中美之间紧闭的大门被撕开了一条缝，双方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遣返人员的问题开始了新的双边接触。 虽然双方在日内瓦会议上有了新的接触，但是，由于日内瓦会议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在日内瓦会议以后，美国对华政策较之会议以前，不但没有变得温和，反而更为强硬。1954年8月初，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设计委员会又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了对华政策的四个方案。第一个方案要求修改对华政策，缓和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之与美苏关系的水平一致；第二个方案建议使用除了战争以外的手段削弱中国的力量；第三个方案建议美国政府在不主动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即便冒爆发战争的危险，也要积极地削减中国的实力。第四个方案是，美国全然不顾引发战争的危险，竭力扭转中国实力增长的趋势。 8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这个报告进行了讨论，最后他们倾向于采用第三个方案作为对华政策的操作指针。这个政策指针是比较强硬的，因为它不否认使用武力遏制中国的崛起，尽管美国不主动使用武力。时值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解放台湾的运动，如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以美国在战后敌视中国的一贯政策立场而言，美国的智囊团提出这样的对华政策也并不奇怪。 三、台海危机爆发后中美两国的外交较量 不久，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美国又面临政策和策略的选择。对美国来讲，它既要保住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中国”的手中，又不希望台海战火持续下去，以致于扩大到它无法控制而不得不卷入的地步。所以，停火是美国政策目标的第一要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国通过诉诸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停火决议的办法，力图通过联合国的作用，避免因为沿海岛屿问题与中国发生战争。这样做的好处是，若成功实现停火，则不用武力也可以维持金、马的现状，若不成功则可以指责中国好战。当时，英国和澳大利亚均指出，美国与中国直接谈判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美国没有采纳英、澳的建议。 除了尽量避免与中国直接接触从而造成美国承认中国的印象的考虑以外，当时许多美国决策者在心理上也排斥与中国进行谈判，这也是美国政府不愿与中国谈判停火问题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美国当时首选的策略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台海危机，而这一策略的限度是不与中国发生直接的接触。 由此可见，美国虽然怕卷入战争，但是，中国炮轰金门、马祖的行动并没有使它坐下来与中国谈判缓和台海危机。它按照其在日内瓦会议后订立的强硬政策，仍然拒绝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接触。但是，11月23日，中国宣布以间谍罪判处11名美国空军人员和两名中央情报局的间谍4至20年不等的徒刑。这使美国政府内部刚刚平息下来的策略讨论又起波澜。经过一番争论，美国最后还是认为由联合国出面处理这个问题是最佳的方案。它让参加朝鲜战争的16个国家联名向联合国提出要求中国释放战俘的提案，然后委托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与中国交涉这个问题。这样，美国又避开了与中国直接谈判的方式。 1955年1月初，哈马舍尔德在北京进行斡旋。周恩来告诉哈，在判处犯罪的美国人员时，中国根据事实和本人服罪的情况，一般地从宽处理。判刑以后，如果犯人的行为良好，可以考虑减刑或者提前释放。周恩来还说，“对美国间谍案，是我们自日内瓦会议以后，对66名美侨作一系列的处理时判处的，并不是孤立地处理的。”他重申，中国并没有改变日内瓦会议时期的精神。“从而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态度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故意制造是非，制造紧张。” 从周恩来处，哈马舍尔德并没有得到中国释放美国人的承诺。不过，他认为他的北京之行也不能说是无功而返，毕竟，他得到了中国愿意解决间谍问题的表示。 他向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国务卿杜勒斯通报了这个情况。 美国对哈马舍尔德的调停结果并不满意。但是，在得到哈马舍尔德的通报前，美国对他的北京之行还是抱有一定的期望。因为这样可以使美国平稳地度过中国宣判美国人徒刑一事的决策危险期，而仍然保持不与中国直接谈判的立场。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在不断地平息国内要求报复中国的情绪，希望在美国不直接介入的情况下可以“救出”被囚的美国人。哈马舍尔德带回的信息使美国希望通过联合国的渠道迫使中国放回美国人的办法，碰了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哈马舍尔德虽然强调与周恩来会谈的积极成果，但是，对美国来讲，没有得到中方关于释放美国人的承诺就等于失败。特别是，哈马舍尔德认为，中国邀请在押人员的家属前往大陆探监是一个好的信号，而美国政府当时却并不愿意家属探监。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与哈马舍尔德发生了矛盾。这样，美国不得不逐渐放弃用联合国施加影响的办法，转而通过直接采取行动，促使中国放人。 但是，就在哈马舍尔德回到华盛顿后不久，台海地区的局势又趋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5年1月18日攻占了一江山岛。这个事件的发生使美国不得不暂时放下在华被押人员问题，集中力量对付台海危机的加深。停火再次成为美国决策者的紧迫任务。 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但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大陆夺取所有的沿海岛屿，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1月19日在工作午餐上紧急磋商，决定三个方针：一是劝台湾当局放弃大陈，并撤离除金门以外的沿海岛屿，二是美国提供海空掩护以利于有秩序的撤退，三是美国应表明协助国民党保卫金门的决心。 同时，他们还决定要在联大上讨论台海地区的停火问题。 1月24日，艾森豪威尔正式向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予他在台湾海峡地区动用美国武装力量的权力。这个被称为“福摩萨决议案”的动议很快在26日和28日分别在参众两院通过， 29日就由艾森豪威尔签署生效。与此同时，1月28日，美国支持下的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出了关于在台湾海峡停火的提案。 对美国的这个行动，中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周恩来在1月24日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宣称中国绝不接受新西兰的停火提案。 而后，中国没有出席联大的停火提案的讨论，使美国通过联合国向中国施压的办法失效。 不过，此时中美两国都未放弃用国际社会的力量促使对方改变政策的办法。周恩来在对哈马舍尔德的邀请复电时提出，“国际上一切为和缓并消除美国在这个地区和远东其他地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的真正努力，都将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 美国也在积极活动，不放弃与中国在国际会议上进行谈判的可能。因此，出现了苏联提出的十国会议的建议以及一些国家的外交斡旋活动。但是，因为中美双方的分歧巨大，这些活动都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中国依然没有放弃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和平解决台海危机的努力。周恩来在2月初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时指出，“中国不拒绝同美国在国际会议上直接谈判，因为造成紧张局势的正是美国。” 为了使美国了解到中国的意向，周恩来在2月9日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时重申了中国愿意与美国直接谈判的立场。 随后，周恩来在接见赖嘉文时更加明确地指出，解决目前僵局的最直接、简单的办法是中美之间进行谈判。 除此之外，中国在3月以后，渐渐放低了反美宣传的调子。 而美国方面，3月初杜勒斯结束远东之行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40次会议上对台海局势作了悲观的预计。他认为台湾海峡的局势比他设想的要严重。如果美国要保卫金门、马祖，将要使用原子武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则指出，要不惜代价保卫金、马。 由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Felix B. Stump）上将估计中国最有可能在3月25日以前发起对金、马的攻击，使美国决策层更加倾向于使用核武器阻止中国对沿海岛屿的进攻。一时间，在各种媒体上，美国高级官员纷纷提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核战争的恐怖笼罩在人们头上。美国的这番核战争的叫嚣没有吓倒中国，倒是引起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恐慌。这些国家于是加紧了调停中美关系的步伐。 美国一方面造成使用核武器的恐怖气氛，另一方面则没有放弃促使他的“友好”国家在亚非会议上对中国施压，以解决台海危机。中国领导人正是看到了这些，所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愿意与美国坐下来直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的声明， 在正式外交场合宣布了中国愿意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的立场。中国的这一声明立即受到国际舆论的好评，美国不得不很快对此作出反应。 四、中美谈判的议程、内容之争 从1955年4月底到8月1日谈判正式开始的三个多月中，中美外交活动的目的不再是是否举行双边谈判，而是围绕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谈判的议程、谈判的内容等问题展开的。双方在各种场合所表明的观点、立场为后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长期僵持埋下了伏笔。 对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的声明，美国最初的反应是，美国国务院出面表示，中美谈判必须有国民党政府参加，并要求中国大陆立即停火，释放在华的美国在押人员，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邀请，讨论新西兰提出的停火案。 美国的这个反应没有赢得舆论的好感，不过倒是坚持了它的一贯立场。要是没有国民党在沿海岛屿问题上与美国抵触的话，美国也许会坚持这个立场。但是，台湾当局从来就反对撤离沿海岛屿，反对停火的提案，这一点一直使美国大为恼火。经过劝诱甚至是威逼，美国仍然没有使蒋介石答应撤出沿海岛屿。1955年4月22日，美国派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前往台湾游说蒋介石放弃金、马的活动失败以后，改变了上述的谈判条件，抛弃了为台湾当局争取谈判地位的想法。 4月25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提议使用“停火”的建议。 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对周恩来的声明作出回应。他一方面说美国将继续保持对“中华民国”的诚信，不背着“中华民国”谈判同它有利害关系的事。当被问及国务院此前作出的回应是否是美国与中国举行谈判的条件时，杜勒斯指出，谈判必须有中华民国政府参加可以算作一个先决条件。其他如释放飞行员等就不算是先决条件了。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讨论“停火”问题时，国民党不是非出席不可。 这就表明了美国不打算让台湾当局参与中美谈判的立场。 对于中国提出谈判建议，他一方面说中国提出谈判建议是否真诚尚需拭目以待，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谈判“停火”问题的重要性。他不断说美国不能在别人的枪口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停火”是进一步做任何其他事情必不可缺的先决条件。 另外，他还敦促中国在谈判中作出放弃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保证。 在这个公开场合，杜勒斯的谈话清楚地表明，美国对台湾当局的维护，已经从必须由它参加谈判，转变为不背着台湾当局与中国大陆谈判与之利害相关的问题。对于自己关于台湾可以不参加中美谈判的说法，杜勒斯在向国会议员解释时说，美国与中国谈判“停火”问题时，因为美台已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实际上等于已经答应“停火”，所以台湾没有必要参与谈判了。 对于双边谈判的内容，杜勒斯则提出，“停火”问题既是谈判的先决条件，又是中美谈判的首要议题。而且他还要求中国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也必须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两点都是中国一贯反对的。 早在1955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Sir Anthony Eden）参与调停中美谈判的斡旋活动时，中国就表明了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当时艾登曾让杜维廉询问周恩来，是否可以私下或是公开声明，中国不准备以武力解放台湾。这样就可以找到和平解放沿海岛屿的基础。艾登认为，如果中国同意上述基础，他准备在香港或者边境与周恩来会晤。 在3月1日的复函中，周恩来坚决拒绝了艾登的条件，指出艾登的条件只会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合法化，中国政府不能同意。但说明如果艾登愿意讨论如何创造消除台湾地区危险局势的必要条件，中国就欢迎他来北京会晤。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在接见为调停中美关系而奔走的各国政要时，以及他的历次讲话中多次重申了这一立场。他一再指出台湾问题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但又互相联系的问题。它既是一个内政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对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中国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纯属中国内政问题，不容别国干涉。对国际势力的干涉，如美国的介入，这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混淆起来。 对于美国执意要谈“停火”问题，周恩来在1955年5月9日接见杜维廉的时候反驳说：“杜勒斯说中美坐下来谈的题目是停火问题，这是文不对题”。中美之间不存在战争，谈不上停火问题。我们在万隆发表的声明中说，中美谈判的题目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由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完全由美国的介入而引发，所以，中国认为，要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就必须从台湾海峡撤出其全部武装力量，这才是中美两国真正应该谈判并且解决的问题。 对所谓“停火”问题和“放弃使用武力”问题的争论，正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的表现。这两个问题遂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长期处于僵持状态的重要原因。 即便有这些分歧，杜勒斯在4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说法，已经表明美国不排斥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不过，杜勒斯并没有马上着手就有关中美谈判的事宜进行决策，而是采取了拖延战术，一再声称要摸清中国的真实意图再说。 这是因为，如前文所述，美国在台海危机中的第一要务是实现“停火”，从而维持台海地区的现状。它无意解决台湾问题。现在进入到双方商讨谈判事宜的阶段，台海地区事实上已经停火，所以，如果能拖延时间就可以达到维持现状的目的，以静待变。 这何尝不是一步好棋。美国正是打的这个如意算盘。杜勒斯采用拖延战术的后果是，美国对谈判的设计十分不明确，使人琢磨不透。杜勒斯通常只以谈“停火”为挡箭牌，不透露更多的考虑。 时间到了5月份，美国仍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步骤推进双方关于谈判事宜的协商。参与调停中美关系的各国又忙碌起来。印度的梅农和英国的杜维廉因为分别受到中国和美国的信任而尤为活跃。中国方面采取主动，不断向英、印两国传递信息，提出一些建议，作出一些姿态，推动美国朝前走。周恩来在会见梅农时提出，美国应该做两件事，一是取消对中国的禁运，二是允许申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开美国。 周恩来在5月26日会见杜维廉时告知杜，中国准备在5月30日释放四名美国空军人员。 美国对梅农的传话时常不以为然，总觉得他是替“共产党中国”说话。但是对杜维廉传递的信息则比较重视。在得知中国即将释放四名美国空军人员后，美国表示了欢迎，但是又提出希望其他美侨也能尽快回国。 当中国在5月份表示愿意同蒋介石谈判“停火”问题， 以及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立场时， 美国仍未有所松动。美国的态度引发了各个参与调停的国家的不满，而且5 、6月间台海局势又有升温的趋向。这就促使美国决策层的某些官员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思考，改变拖延战术和暧昧态度。6月10日，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西博尔德（William J. Sebald）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指出，美国应该避免被迫处于下述地位：一是不得不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二是针对中共对于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不断增加的情况，再次使美国面临要么任沿海岛屿丢失，要么不得不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战争的两难局面。 这份报告触动了杜勒斯。他于是决定积极安排中美谈判的事宜。经过与国务院官员的讨论，他很快就决定采用提高原先在日内瓦会谈的级别的方式与中国谈判。关于谈判的议程和内容，双方分歧很大。比如美国要求谈“停火”问题，而中国则要求谈美国武装力量撤出台湾的问题。最后，杜勒斯决定先谈可能解决的侨民遣返问题。至于中国方面提出的一些缓和中美关系的其他议题，如取消禁运，允许公海航行自由等等，美国怕这些问题涉及台湾当局的利益，不敢公开应允，所以用了一个含糊的说法，即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作掩盖。 周恩来在7月13日接见新任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欧念儒（Con O’Neill）时，听他转述了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口信，15日中国回复美国，表示同意美国的上述安排，准备“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 至此，中美两国进行双边谈判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双方与7月25日发表新闻公报，向全世界公开了这个消息。1955年8月1日，美国派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阿利克斯·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作为美方代表，中国派出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为中方代表，正式开始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 结 论 纵观中美两国在近一年时间里的外交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出，双方在是否进行双边谈判、如何进行谈判、以及谈判的内容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外交斗争。双方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其实质是美国拒不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交承认以及中美两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目标的根本对立。如果说前者表现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僵硬，使诸如中美大使级会谈等中美之间仅有的接触，也蒙上了进退维谷的阴影，那么，由于台海危机的发生，后者则更加凸现出来。美国以保住台、澎，维持台海地区现状为目标，进而达到其遏制中国的政策目标，中国则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的统一。双方政策目标的对立，在这一历史阶段集中体现为双方在台湾海峡“停火”问题，以及是否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并贯穿其全过程，为会谈长期处于僵持状态作了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