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影响力有限----美国资本与发展中国家市场 　　　　　　　　　　　　　　　　　　　　　　　　　　　　 　　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美国资本主要有三种形式，即以商品输出或贸易为主的商业资本、以直接投资为主的生产性资本、以及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资本。与此相应，可从商品市场、直接投资市场、以及金融市场三方面分析美国资本与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关系。 一、 美国商业资本与发展中国家商品市场 　　在开拓发展中国家商品市场方面，美国的受益者虽然涉及多个方面，但直接面对东道国的受益者主要是从事对外进出口业务的商业资本。美国的直接目标则主要是使对方的市场充分对美国开放。就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产品的进口需求而言，尽管众多的人口被视为市场潜力的根据，但收入与技术的制约因素影响更大。 人口与进口需求 发展中国家众多的人口仍被视为市场容量之所在。这一看法自有其道理。但人口的众多至多只能视为市场潜力。从潜力到现实仍有较长的过程。现实的状况是，科技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国际分工日益细化。与此相应，中间产品的贸易大大发展，而最终产品贸易的影响力则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 在进口方面，一国可以进口其本身并不需要的产品的部件或中间产品，而后通过深加工等方式进行再出口。这意味着一国可以进口那些最终使用与消费不在本国完成的产品，从而使其进口需求超过自身的需求。在影响进口需求的因素中，人口的作用相对下降，而技术条件与资本流动条件的作用日益增强。 由于参与产品的生产阶段而导致的进口本身即产生于出口需求，因此，这种进口本身即意味着出口的增长。出口增长有助于总收入及人均收入的提高，有益于进口需求的增长。这表明，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及一国可以选择产品的生产阶段进行生产并参与国际贸易的情况下，人口小国可以通过对技术水平的提高克服需求不足，增加进口能力，而人口众多而又技术落后的大国的进口需求却未必超过小国。 更应强调的是，技术落后在制约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分工的参与的同时，也制约了其收入的提高。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的众多不仅难以导致市场的扩大，而且还会通过导致人均收入较低而制约进口需求。因此，尽管众多的人口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市场潜力的论据之一。但对于科技较为发达，对国际分工的参与较为广泛的美国资本而言，人口的作用仍然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在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中表现较为明显。 美国对部分亚洲国家与地区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中国大陆 印度 印尼 新加坡 香港 台湾 1993 87．628 27．781 27．703 116．78 98．738 161．678 1994 92．818 22．94 28．088 130．199 114．41 171．088 1995 117．536 32．958 33．596 153．332 142．314 192．896 1996 119．926 33．283 39．768 167．2 139．663 184．602 1997 128．623 36．076 45．223 176．962 151．171 203．657 1998 142.58 35．447 22.909 156.735 129.235 181.571 1999 131.177 37.074 19.389 162.464 126.471 191.211 2000* 161.38 --- --- 176.21 145.10 238.33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8 P801-804 ,1999 P805-808, 2000,P794-P797. * 2000年数据来源于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200１,P56。数字来源变化不影响同年度内数据间的排序。 中国大陆、印度和印尼的人口数量分别排世界第一、二、四位，但美国此三者的出口额较长期内明显低于对新加坡、台湾、香港的出口额。1998后美国对台、新出口额仍高于对中国大陆、印度和印尼的出口额。对香港出口额略低于对中国大地出口额或许与香港受东南亚危机影响有关，但仍大于对印度和印尼出口额。 从９０年代美国的出口额排列看，也很难找出进口额与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１９９７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为１２８·６２３亿美元，排在对巴西、加拿大、墨西哥、荷兰、韩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比利时的出口额之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６年的排位情况也大体如此 （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8 P801-804。）。1998年和1999年美国对中国大陆出口额分别为142·58亿美元和131.177亿美元，超过对香港及比利时的出口额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9 P805-808，2000 P794--797。）。2000年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仍低于对台湾及新加坡的出口额 （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200１,P56。 ）。 但从人口在世界上的排序上看，１９９9年出版的统计资料表明，与中国大陆人口差距最大的是新加坡，排世界第１２５，与中国大陆最为接近的是巴西，在世界上排第五，但美国对巴西的出口额在１９９３年和1９９５年均小于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１９９６年后才赶上对中国出口额 （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8 P801-804, 2000 P794。 ）。在其余的国家与地区中，加拿大排第３5，法国排第２1，德国排第１２，日本排第９，墨西哥排第１１，荷兰排第５8，韩国排第２６，台湾排第４6，英国排第20 （ 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9 P832-834。 ）。从中可以看出，进口额的大小或市场的大小与人口多少没有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将众多的人口视为对美国资本具有吸引力与影响的市场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收入与进口需求 不难发现，在那些美国对其出口额超过对华出口额的国家与地区中，大部分都是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与地区。这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收入进口需求的影响大于人口的影响。 收入状况决定进口需求与支付能力。在宏观经济理论中，表现为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总收入、人均收入与进口需求间的正相关关系。从目前的实际状况看，发展中国家收入不仅较低，而且在短期内难以有较大改善。进口需求的大幅度提高仍将是个较长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市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美国商业资本的影响与吸引力都是十分有限。 关于收入与双边贸易的关系，林德假说中有所阐述。按其假说，国内需求是产品出口的可能性条件。生产产品首先是为满足国内需求。为此，生产者改进技术，扩大产量。当产量增长速度超过国内需求增长速度时，便产生了出口能力。在双边贸易中，两国偏好与需求结构越接近或相似时，贸易量越大。而影响一国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是平均收入水平。 上述命题产生如下贸易流程：人均收入提高导致对工业品、特别是奢侈品需求提高，进而使本国工业品生产增加。为满足市场需求，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产量，使产品增加。当产品增长速超过国内需求增长速时，便产生出口能力。而对此类产品，只有收入水平与之相近的国家才有较多的需求量。因此，出口对象仍然是与之人均收入相对接近的国家。 林德假说最后的结论是，两国间人均收入水平越接近，贸易量也越大。而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较远的国家间贸易量也小。 如果上述假说用推论成立，则意味着在收入相同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众多的人口会通过导致人均收入下降而抑制进口能力。而在实践中，国际贸易主要集于发达国家间这一事实也符合林德假说中关于人均收入接近国家间贸易量大的结论。因此，上述命题、假说及其推论过程或许有不足之处，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主要贸易量集中于发达国家的现象，也可用于解释那些美国对其出口额远大于对中国大陆、印度和印尼等人口大国的出口额的国家与地区，大多为相对发达的国家与地区这一事实。 就美国对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而言，其发展得益于多种因素，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提高则是美国对其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在中美贸易中表现成为突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与人均收入的提高，美国对华出口也不断上升。从这一意义上讲，中美贸易的发展符合林德假说中的解释。此外，在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发展中国家进口以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为主，从这些产品的最初研制、生产到出口过程上看，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林德假说中的流程。美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是在美国国内早已有需求的产品，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提高，对其产品的需求增加。因此，发展中国家市场能否进一步提高对美国资本的吸引力与影响，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不在于人口数量的多少。 技术与进口需求 　　那些美国对其出口额超过对中国大陆出口额的国家与地区的另一特点，便是技术的相对发达。这实际上从一个方面表明技术发展水平对进口需求的影响。在技术差距对进口的影响方面，较有影响的理论主要有技术差距论与产品周期论等。 技术差距论认为，技术领先国家研制成新产品后，凭借技术差距，向国外出口这种产品。其它国家通过技术合作、吸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等途径逐步掌握了技术，并能够生产这种产品，从而不仅减少进口，而且最终将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向原出口国出口这一产品。至此，原出口国创新利润消失，转而开发新的技术、产品与工艺，从而创造出新一轮技术差距，双边贸易得以维系。 产品周期论则认为，新产品在开发与研制初期，往往需要大量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及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劳动力。当这一产品的技术日渐成熟并走向大规模生产时，产品已形成标准化。此时需要的是标准化成熟的技术与普通劳动力。因此，产品的比较优势便从最初研究与开发时的资本与技术丰裕型的发达国家，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转移过程往往伴随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 这一理论还将产品周期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时创新国生产仅量供国内需求；第二阶段时，创新国已开始出口，但凭借技术与资本力量垄断国内外市场；到第三阶段，技术日益标准化，并走向大规模生产阶段，模仿国已开始生产这类产品，但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因此仍需要进口。到第四阶段，产品已基本达到完全标准化，原进口国或模仿国劳动力廉价优势更为明显，而原创新国也开始为寻求低成本而将生产转向原进口国或模仿国。而在第五阶段，则模仿国不仅不需要进口，而且开始向原创新国出口，而创新国则将投入转向更新领域的研究与开发。 上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进步条件下的贸易关系。从中看出，发展中国家能否由进口向转向出口的关键，在于能否吸收先进的技术。值得指出的是，当发展中国家开始向包括原出口国在内的国家出口产品时，并不意味着原出口国出口条件恶化。因为此时原出口国或创新国已开始更新领域的研究与创新，而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会导致收入的增长，进而导致进口需求的增加与市场扩大。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进口创新国新产品的前提之一。因此，从宏观上讲，技术发展只会使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能力与需求，而不会因生产能力上升而减少进口。 由上可见，技术推动下国际分工的发展使人口对进口需求的影响下降，而收入与技术的影响更为重要。尽管发展中国家众多的人口或许意味着某种市场潜力的存在，但对参与国际分工程度较深的美国资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影响力仍然是十分有限的。2000年美国出口额为7722．10亿美元，其中对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出口总额约４３３５．４５亿美元，约占５６％。而对“亚洲其它国家及整个非洲”的出口额仅为１６２４．７７亿美元，对整个“拉丁美洲及其它西半球”的出口额仅１７０２．６２亿美元。两者之和为３３２７．３９亿美元，仅占美国出口总额的４３％ 。而上述两地区的国家数量与人口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但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人均收入却远不及发达国家。 二、 美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投资市场 　　 进行直接投资是美国介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另一重要方式。尽管美资对发展中国家市场较为重视，但真正的介入是有条件的。 市场环境与美国投资 在直接投资领域，美国的直接目标主要是使本国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能够享受所在国国民待遇。在实际操作中，美资的这一要求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秩序有更高的要求，而且还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个社会秩序有更高的要求。其内容包括多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求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能够保障从最初原材料的获取、资本的筹集、生产过程的运行、产品价值的实现、折旧的实现、资本的流动等能够在相对可预见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保障美国企业利益不受侵害，尤其是在知识产权等方面不受侵害。不仅如此，且还要求美国资本在上述运作环节中与受资国企业及第三国企业享受同样的政策待遇与法律地位。 二是要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规则在更大程度上与国际通行惯例接轨，对于从投入到产出以至销售和资金的流动等方面的监管在更大程度上接近或接受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通行法则与惯例。 上述要求决定了美国生产性资本在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直接投资时，仍面临着许多障碍。 首先，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状况难以提供美资所要求的符合资本运作规律的秩序与制度性保障。 由于固定资产的投入，特别是大规模固定资产的投入，使投资运作的周期大大延长，因此美国投资人的风险大为增加。与贸易商不同，直接投资人不仅需要实现每一批产品的价值，同时还需要通过相对较长时期的生产与销售完成固定资产的折旧。长时期内完成折旧则意味着作为生产性资本的美资不仅面临贸易商同样面临的市场风险，且还在更大程度上面临制度性风险。因此，健全法制下的制度性保障，往往成为美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首要考虑因素。 就多数发展中国家内部而言，社会经济状况很难在短时期内完善美国生产性资本所需要的制度性保障。制度性保障的缺乏与经济行为中无序现象的存在，影响着美国资本对于发展中国家投资市场的判断。 其次，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经济运作环境会使美国资本在介入前的决策与准备过程更为复杂。 生产性资本由于涉及运作周期较长的固定资本的投入，而固定资本缺乏流动性的特点又使资本的避险能力大大降低。这使美国投资人在大规模介入他国之前的准备工作更为详细复杂。一般而言，除对他国的经济、政治、法律、自然条件、市场潜力、甚至宗教与文化等方面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外，往往还经过动态观察、试探性投入，及大规模投入三个阶段。其中试探性投入较为关键。当美资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宜于进行较大规模的投入时，便会将投资保持在一个规模相对较低的水平，一方面可减少风险，另一方面又为今后可能的情况下迅速占领发展中国家投资市场做准备。 再次，美国资本对知识产权与专利权的保护有较高的要求，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建立与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与制度等方面仍需要较长的时间。 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方面，美国的科技成果主要以三种方式进入受资国企业。一是投入的先进设备中的科技含量；二是以技术作为股权或其它形式的资本投入；三是技术转让。 美国是一个以科技立国，并通过科技领先取得与保持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诸多领域的领导地位的国家，美国大企业知识密集程度也普遍较高。这使美国资本具有与许多其它国家资本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中之一便是对知识产权问题最为敏感。从目前情况看，尽管美国企业对于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所做的努力有所认识，但仍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缺乏效率。这一点在美国对华经济关系中体现成为突出。 从近年来所涉及的领域上看，美国企业对在华投资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较为不满的主要集于三个方面，一是药业方面；二是版权与软件的领域；三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其它领域。从涉及的企业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微软公司、阿尔贝公司、若韦尔公司等主要软件生产公司，同时还有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任天堂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这些不满还通过代表这些企业或企业所在领域的组织表现出来，如代表版权与软件产业集团利益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联盟，代表药业集团利益的美国药品制造商协会等，都曾经多次表示不满；有些企业或组织甚至支持或倾向于支持美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与报复措施。 美国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对知识产权问题也同样敏感。应当承认，由于各种原因，发展中国家的法制建设与市场规范的形成将是一个相对长期漫长的过程。就目前及近期的将来而言，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对本国投资者的知识产权也难以提供充分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实力雄厚，技术力量较强，具有大规模直接投资能力的美国资本的投资行为必然受到影响，也使发展中国家市场在吸引美国直接投资方面遇到困难。 最后，在市场问题上美国资本的利益目标与发展中国家引进美国直接投资的目的不尽一致。 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的投资中，占领受资国市场是美国资本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美国资本希望将其产品更多地在当地出售。而引资国则希望促进出口，并将这一目标体现于外资监管政策之中。利益与目标的不一致也影响着美国直接投资的介入。 此外，就发展中国家方面而言，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国家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美国直接投资大规模介入持谨慎态度。 上述因素的存在，决定了一方面，虽然发展中国家作为美国资本进行直接投资的市场潜力较大，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将潜力转化为现实还需要一个建设的过程，还需要时间；意味着在中近期内，发展中国家作为美国资本的直接投资市场，其容量是有限的。实际数字也说明了这一点。 按总额计算，到１９９５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达６９９０．１５亿美元，但其中４８９７．３１亿美元投向加拿大、欧洲、及亚太地区的日本及澳大利亚，约占７０％，而投向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以及除日本及澳大利亚之外的亚太地区与国家的资本仅为２０５６．６６亿美元，占不到３０％ 。（ 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98,P793 ）而到１９９９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达１１３２６．２２亿美元，但其中７７４９．４６亿美元投向加拿大、欧洲、及亚太地区的日本及澳大利亚，约占６８．４％，而投向拉丁美洲及其它西半球、非洲、中东、以及除日本及澳大利亚之外的亚太地区与国家的资本仅为３５３８．４５亿美元，占大约３１．２％ 。（ 参见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May, 2000, D-58 ） 到２０００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达１２４４６．５４亿美元，但其中８６６０．８２亿美元投向加拿大、欧洲、及亚太地区的日本及澳大利亚，约占６９．６％，而投向拉丁美洲及其它西半球、非洲、中东、以及除日本及澳大利亚之外的亚太地区与国家的资本仅为３７５７．２１亿美元，占大约３０．％ （ 参见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2001, P27）。 上述统计未将发达国家新西兰单独划分，也未将美国投向及亚洲四小等相对较为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投资单独划分。若进行划分，推算出的美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直接投资会更小。 劳动力资源与美国投资 在谈及美国生产性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往往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市场具有吸引力的主要论据之一。这一看法自有道理。但随着科技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一论点更值得商榷。 一方面，美资的优势在于科技含量较高及科学的管理水平。相对而言，劳动密集型投资并非美资所长。而高科技含量资本的投入必然使以众多人口为基础的劳动力廉价优势受到影响。 要使所投入的科技含量转化为产品中的价值，就必须有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注入生产与管理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所创新。因此，对于技术含量较高而又依靠创新的美国资本而言，劳动力素质更为重要。在科技含量较高的投入面前，人口并不等于劳动力，更不等于高素质劳动力。实践中，一些美国企业不得不投资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如果将培训投入计算在内，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会有所提高。 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规则的形成需要时间，如果将规则不完善条件下风险成本考虑在内，投资者成本会进一步提高。 为了发挥资本与技术优势，提高竞争力，高素质劳动力与高科技含量的技术与管理的结合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又必须保证流动性。在实践中，较为规范的美资企业往往追求上层团结，中层稳定，基层流动的人才配置。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缺乏等原因，难以形成满足美资要求的劳动力流动规则。在缺乏流动规则的情况下，风险成本难免提高。 从近十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直接投资分布状况看，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７年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额不仅小于对日本、韩国等国的投资额，而且小于对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等领土与人口相对而言小得多的国家与地区的投资额。对台湾的投资额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６年均大于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额，１９９７年略低于对大陆的投资额。对新西兰的投资额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７年均大于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额，1998略低于对大陆的投资额。而对人口最接近中国的印度的投资却低于对台湾、新加坡、新西兰的投资额 （ 参见U.S Census Bureau,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２０００，Ｐ７８６。1998，P793。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仅凭人口众多不能断定劳动力优势与投资市场的巨大。而到２０００年，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额仍然明显小于对香港及新加坡的投资额，却略高于对韩国的投资额，更高于对台湾和新西兰的投资额 。（ 参见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2001, P27 ）这显然应归因于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而不应归因于人口的变化。 由此可见，尽管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市场对美国直接投资而言具有较大的潜力，但由于制度性保障与秩序的缺乏、运作环境的复杂、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利，投资方与引资方目标与利益的不一，以及在发达的科技与管理面前廉价劳动力优势受到挑战等原因，在相当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市场对于美国生产性投资者而言，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三、金融市场与美国金融资本 金融市场的大小与发展潜力既不象商品市场那样在较大程度上受人口数量的影响，也不象直接投资市场那样在更大程度上取决地域、自然资源与劳动力。金融市场的容量与潜力的大小，更多地取决于资本的流动条件。因此，与商品市场及投资市场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条件更为不利。 介入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一直是美国金融资本在发展中国家谋求的目标。美资在介入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过程中，主要涉及普通银行业务、直接筹资业、筹资工具的发行与交易、衍生工具业务、保险等业务，并推动美国的评估、律师、会计等相关业务在发展中国家的开拓，同时为非金融行业中的投资人及筹资者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开辟道路。 与商贸领域及直接投资领域不同，金融领域的特殊性使金融企业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一方面，有些金融业务在某种程度上有一本万利的特点；另一方面，通过资本的运作与证券承销等方面的业务，金融机构可以获得双面甚至多面的利润。比如，中国在美国发行证券筹资，美国金融机构可以从中获利。中国在欧洲或其它地区筹资，美国金融机构同样可以获利。目前中国尚未允许美国企业在中国发行证券直接筹资，但若得到允许，美国金融机构又可从中获利。这种双面甚至多面获利的特点在工商业领域是很少有的。因此，如果进一步进入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美国金融机构可获得的利益很可能远超商业资本在商品市场上获得的利益，而且还超过生产性资本通过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利益。 尽管如此，却不能因此而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对美国金融资本吸引力过分高估。 首先，美国本身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且其业务范围与影响力已触及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因此，相对与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而言，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对美国资本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与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不同，在世界金融市场，发达国家实际上已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在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国家与地区，如香港、新加坡等地，虽然金融业相对发达，但欧美日资本的影响不可低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影响力十分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在金融领域，美国本身的金融市场几乎处于龙头地位，并通过网络系统与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与地区的金融市场相联系。这使美国金融资本可更多的利用本国金融市场通过网络交易等方式完成金融业务活动。而这些业务又更多地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完成。因此，在打开金融市场方面，美资的态度并不象打开商品与直接投资市场那样急于求成。 其次，市场条件与资金状况决定了与商品市场与投资市场相比，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机会更少。 就资金本身的运作形式而言，金融市场的机会主要在于投资与筹资。就投资而言，在投资产品的种类、信息披露规则、投资避险机制、以及监管制度等方面，显然发达国家市场更加完善，其中美国本身的市场几乎最为完善，机会也最多。至于筹资方面，发展中国家资金较少，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无资可筹。况且从宏观上讲，美国所缺少的并不是资金。 第三，发达的金融市场及网络技术的进步，使美国可以在本国筹集来自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境外资金，冒险进入发展中国家筹资的必要性较小。 有良好的经济状况为后盾，又具备完善有效的监管，以及充分的信息披露，使美国金融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为美国在本国市场筹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创造了条件。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亚洲投资人将经济背景较好，监管制度较完善的美国金融市场视为避风港，致使不少资金进入美国市场。1994年，外国人购买美国股票、企业债券和其他非国库券的各类证券总额仅为570亿美元，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流入美国的资金增长到1970亿美元，1998年这个数字达2280亿美元 。从数量上讲，上述资金对于美国金融市场而言或许影响不大。但却表明，美国本身所具有的发达的金融市场就可使其在境内筹到境外资金。 第四，影响发展中国家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领域的社会与经济无序行为同样影响金融市场，使美国金融面临的操作环境更为复杂。 与商业资本及生产性资本相比，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为灵活，也更具有风险性。这使保证资本快速安全流动的保障机制便显示得格外重要。因此，在银行、保险、证券、企业收购与兼并等金融领域，美国资本在要求对方提供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同时，更强调所在国的监管体制与国际运行规则接轨，而不仅仅是对美国资本的开放。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领域相比，其金融市场的规则、监管及开放程度离国际通行法规与惯例更远，更难以适应美国金融资本的运作要求。因此，尽管美国一再要求发展中国家在金融领域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但在近期内，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便金融市场实现充分开放，美国金融资本也不得不以更谨慎的态度进行观察。美国资本对于投资中国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较为消极的态度便是一例。 经济与社会秩序的不完善等原因或许会使发展中国家市场更具有投机的机会。但投机本身决定了流入的美国资本不会久留。而对于相对狭小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而言，短期内大量投机资金的出入往往弊大于利。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便表明了这一点。 最后，在金融市场方面，发展中国家没有象在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那样的有利条件。 人口、自然资源、地域、廉价劳动力等方面的区别毕竟属于固有条件，在短期内，甚至中长期内都难以改变。因此，在商品市场与投资市场方面，发展中国家多少有些优势或潜力。但金融市场则不同，人口、自然资源、地域、廉价劳动力等不仅难成优势，且甚至难以成为潜力。从实际情况看，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已借助于技术手段基本连为一体，而金融市场与自然资源、地域、廉价劳动力等因素并无较大关系。 此外，由于各种原因，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开放问题上也不得不持比商品市场与投资市场的开放更为谨慎的态度。 结论 尽管发展中国家市场因其发展潜力而被看好，但更应看到，在商品市场方面，除低收入状况影响进口需求外，技术推动下的国际分工的发展使人口对进口需求的影响力下降，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及与此相关的技术水平对进口的影响上升；而市场秩序的形成也同样需要时间。 在直接投资方面，美资所要求的制度性保障，有序的操作环境，对知识产权的充分保护等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难以提供的。在市场利益方面，美国资本与受资国利益不尽一致。而美国资本对劳动力素质与流动秩序的要求，也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下降。这些因素均影响着美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投入。 至于金融市场，其本身并不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所固有的所谓人口、劳动力、资源等因素，而取决于资本的流动条件。发达国家的绝对统治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借助网络技术下联为一体的发达国家市场等现状，决定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相对较弱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资金的相对贫乏、缺乏制度与规范导致的操作环境的复杂，以及对金融市场开放持更为谨慎的态度等原因，也影响着美国资本的介入。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对于美国资本而言，至少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仍然是十分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