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组织、国内政治与冷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 李晓岗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国内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日渐加强，经济贸易问题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贸易快速处理权、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等问题上，美国国内各种势力竞相发挥作用,试图通过国内政治影响对外贸易政策。其中，劳工组织的表现尤其活跃。劳工组织通过游说、政治捐款和选举投票等手段向国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议员施加压力，要求其反对贸易自由化政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对外经贸政策的塑造。劳工组织反对贸易自由化的斗争，反映出美国劳工运动的复兴。但内部的分歧、外部的工商界打压等又限制着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的影响。 关键词：美国/经济/对外贸易政策/国内政治/劳工组织 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性军事政治对抗的结束和信息技术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美国是这一进程的最大受益者，其跨国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全球性的生产经营网络，拓展国外市场。反过来说，全球化又造成美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国外市场，只有不断扩大国外市场，美国经济才能持续繁荣。为此，美国政府一直大力倡导和推进贸易自由化政策。签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参加亚太经济合作论坛（APEC) 、发起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并达成协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就是美国政府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 但贸易自由化在给美国大企业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也使纺织、制鞋、玩具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由于国外廉价商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而萎缩、倒闭，在这些行业工作的劳工工资下降甚至失业，他们沦为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受害者。作为其代言人，劳工组织成为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反对者。劳工组织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本文所试图探讨的。 劳工组织、国内政治与冷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美国研究一 由于拥有遍布全国的基层组织和经验丰富的职业活动分子，并且由于其成员社会层次较为接近，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时，容易动员起来，劳工组织在美国社会上有相当的活动能量。但由于自己本身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他们只能间接地对政治发挥影响。 劳工组织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努力首先是游说。游说的目标主要是制定立法的国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议员。游说方式主要有“圈外”游说（outside lobbying ）和“圈内”游说（inside lobbying) . “圈外”游说是指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公众向议员们施加压力。例如，在反对给予克林顿贸易快速处理权(fast track trade negociation authority )的斗争中，所谓贸易快速处理权,是指国会授权总统与外国政府谈判并签订贸易协定，而国会对总统签定的贸易协定必须迅速予以批准或否决，但不能对协定的条款进行修改。美国总统在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谈判时非常需要这一权力。1997年9月，克林顿要求国会授予其快速处理权，被众议院否决，这是自1974年以来，国会第一次拒绝授予总统这种权力。1999年，为在民主党内制造分歧，共和党议员故意主动提出授予克林顿快速处理权的议案，结果再次被众议院否决。参见Darrell West and Burdett A. Loomis, The Sound of Money (New York: Norton, 1999),pp. 5-7; Jill Abramson with Steven Greenhouse, "The Trade Bill: Labo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97.劳工组织就使用了“圈外”游说策略。See West and Loomis, The Sound of Money; Ken Kollman, Outside Lobbying: Public Opinion and Interest Group Strateg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他们动员反对快速处理权的工会会员给自己所在地区的议员写信和寄明信片，给国会议员打电话，访问国会选区办公室，散发反对快速处理权的录象带和小册子，举办关于贸易问题的讲座和集会。劳联-产联花费200万美元在20个重要的国会选区做反对快速处理权的电视和广播宣传。在反对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的游说中，劳工组织给美国俄亥俄州第16选区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雷古拉寄去了一个大型信封，里边是一块塑料浴池垫，写着：亲爱的雷古拉众议员，我们是生产浴池垫的，但这些东西将要由墨西哥生产了，我们这里将会有180名工人失业。《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生效后，我们出口最多的是就业机会，而不是产品。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投票反对PNTR吧。美联社华盛顿2000年2月21日电。在圈外游说活动中，劳工组织使出许多以前没有用过的新招，像派人把手机送到车间，让工人给议员打电话；组织花车队在十几个州一路造势，给议员或明或暗的压力。New York Times, May 14, 2000.“圈外”游说实际上就是间接游说，“圈内”游说则是直接游说，劳工组织的游说人员定期会见民主党议员及部分共和党议员，直接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反对快速处理权议案。游说者下大力气争取众议院民主党人尤其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 Richard Gephardt）和组织秘书戴维?鲍尼尔(David Bonior ) 的支持，要求他们动员犹豫不决的民主党议员站出来反对克林顿的建议。在反对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活动中，劳联-产联主席约翰?斯威尼推掉了很大一部分日程安排，与众议员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并与温和的共和党人、国会黑人议员团举行会谈。斯威尼说：“我们告诉他们，工会会员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严肃。我们对他们说，他们绝对没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没有信息表明中国在改善其人权状况或工人的权利。" New York Times, May 14, 2000. 劳工组织各种各样的圈内和圈外游说活动产生了积极效果。他们先是通过基层动员和宣传等圈外活动塑造民意，在一定程度上煽起公众对政府贸易自由化政策的不满。然后，其游说人员再通过圈内活动向国会议员灌输这种民意，传递公众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由“圈外”活动制造气氛，由“圈内”游说加强来自基层的信息，内外夹击促使议员对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受到工会的影响。 美国的政治与金钱密不可分。“在选举年里，合上的支票簿总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美联社华盛顿2000年2月11日电。劳工组织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和他们在选举中的捐款联系在一起的。 在快速处理权问题上，民主党人持反对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害怕失去劳工组织的政治捐款。研究表明，公司或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捐助的大量资金可以在公司或劳工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产生作用。关于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在劳工问题上对国会表决的影响，参见Gregory M. Altzman, "Congressional Voting on Labor Issues: The Role of PAC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 40, No. 2, 1987, pp.163-179; Thomas Gais, Improper Influence: Campaign Finance Law, Political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Problem of Equalit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工商界和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助尤其对国会在贸易问题上的表决有重要影响。Stephen V. Mark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Voting on the Omnibus Trade Bill of 1987," Public Choice, Vol. 75, No. 1, 1993, pp.21-42; Stanley D. Nollen and Dennis P. Quinn, "Free Trade, Fair Trade, Strategic Trade,and Protectionism in the U.S. Congress, 1987-198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3, 1994,pp.491-525.在快速处理权斗争中，对投票支持克林顿建议的民主党在任议员，劳工组织以减少或撤除捐助相威胁。而这种威胁所以能够对民主党发挥作用，是因为近年来民主党竞选财政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 1994年，在共和党人控制国会后，工商界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共和党国会领导人的压力下，减少了他们给民主党的捐助，而大量增加了给多数党共和党的捐款。与此同时，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则增加了他们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捐助。1994年, 工商界政治行动委员会给众议院民主党人捐款4750万美元，1996年下降到3300万美元。与此同时，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给民主党人的捐款从1994年的3250万，上升到1996年的3730万美元。Norman J. Ornstein, Thomas E. Mann, and Michael Malbin, Vital Statistics on Congress, 1999-2000 (Washington, DC: AEl Press, 2000),p.106; Susan B. Glasser & Juliet Eilperin, "GOP Scrambles to Counter Business’s Aid to Democrat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1999; Darrell West & Burdett A. Loomis, The Sound of Money.结果，在众议院民主党候选人收到的所有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中，1994年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助约占36%, 1996年上升到约48%。而且在 1996年选举中赢得了共和党人占据的席位的民主党人挑战者收到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中，来自工会的占60%以上。而所有民主党人挑战者，包括竞选胜利者和失败者，收到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来自工会的占71%. Ornstein, Mann, and Malbin, Vital Statistics on Congress, p.106.由于工商界对民主党竞选捐款的减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面临资金严重短缺的处境，1996年负债1500万美元，无力资助本党候选人。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党在竞选资金上对劳工的依赖。众议院一位资深的民主党议员说，“因为我们成了少数派，工商界不再像以前那样全力支持我们、对我们的影响也不像以前大了，劳工组织则显然增加了它对民主党的影响。" Ronald Brownstein, "Trade Is Still the Exception to Clinton's Rule,"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7 ,1997. 在1998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急需工会的资金，进而加强了劳工组织关于停止资助支持快速处理权的民主党人的威胁，由此，造成克林顿建议的被挫败。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的一位助手说，“众议院民主党人一般都在想，克林顿正在帮助戈尔，大的工商企业支持共和党，我们所拥有的就只有劳工。" James A. Barnes & Richard E. Cohen, "Divided Democrats," The National Journal, November 15,1997,pp. 2306. 在解释为何当年曾支持NAFTA, 1991年3月，布什政府与墨西哥、加拿大就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展开谈判。围绕这一问题，美国国内形成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以大工商企业、农场主为一方，以劳工为另一方，双方进行了激烈斗争，竟相对国会议员施加影响。1993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了三国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斗争以劳工的失败告终。但这次没有投票支持快速处理权议案时，一位民主党议员对克林顿的一位助手说，“这对我来说是一张20万美元的支持票。" John F. Harris, "Clinton Hits ‘Fast-Track’ Opponents,"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8, 1997. 事实表明，不理会劳工组织威胁、坚持自己立场的人处境被动。准备竞选连任的众议员、堪萨斯州民主党人丹尼斯? 穆尔就感觉到了货车司机兄弟会的报复行动给他带来的经费上的痛苦。这位任期未满一年就有些“忘本“的众议员是不顾工会的激烈反对、投票支持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73名众议院民主党人之一。货车司机兄弟会是在初选中向穆尔捐款最多的工会，由于穆尔在中国的PNTR问题上投了赞成票，该工会决定不再为他的竞选活动捐款，也不再动员会员投他的票。在穆尔所在的选区，有大约1.2万工会工人和退休人员为登记选民。共和党国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吉姆? 威尔金森评论说：“这对穆尔可能是致命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工会彻底改变支持态度。”货车司机兄弟会还停止了对投票赞成该议案的民主党人、科罗拉多州众议员黛安娜?德热特和俄亥俄州众议员汤姆? 索耶的支持。该工会领导人哈普尔说：“我相信责任。”当民主党候选人“需要支票、电话银行服务和街头支持活动时就来找我们了。（收回支持）会引起争论，但这是件好事。它能带来责任。对于货车司机兄弟会来说，这是开拓性的”。他说，货车司机兄弟会政治行动委员会将开始重新审议它对民主党国会候选人的支持，该工会约85%的捐款都给了这些候选人。哈普尔说：“从现在起，他们不会像以前那样容易地得到捐款。这次选举以后，我们将从零开始。2002（选举年）将是审核的一年，我们将逐个考虑该支持谁。"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6, 2000. 在快速处理权斗争中，各派民主党人（不仅仅是亲劳工的民主党人）相当一致地持反对态度，便是劳工组织的财政支持使然。由于工商界捐助的减少，国会中即使新民主党人议会党团的温和派也急需资金进行1998年的竞选。因为指望劳工组织给予帮助，众议院一半的民主党人反对快速处理权议案。Peter Beinart, "Why the Center Can't Hold" ,Time, November 24 , 1997,p. 52.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LC)主席阿尔? 弗洛姆(AL FROM)沮丧地抱怨地说，“工商界确实需要反思他们对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忽视。" Jill Abramson with Steven Greenhouse, "The Trade Bill,"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97. 因此，尽管总的来说，在反对自由贸易化的斗争中，劳工组织属于弱势群体，但在暂时有利的政治局面中，通过改变战略和利用它的人力尤其是财政资源，劳工组织能够赢得胜利，至少反对贸易快速处理权的斗争反映了这一点。 劳工组织是民主党的传统盟友，不但是民主党的主要资助者，而且还是其重要的选票来源。因此，投票与否也是劳工组织影响民主党人的重要手段。对国会批准NAFTA问题的研究表明，在参众院的表决中，议员所在地区或州的蓝领工人和工会会员比例越高，议员就越可能投票反对NAFTA；在议员总的竞选捐款中，劳工组织捐款所占的份额越大，议员反对条约的可能性就越大。Jon Healey & Thomas H. Moore, "Clinton Forms New Coalition to Win NAFTA Approval," CQ Weekly, November 20, 1997,p. 3183; Leo H. Kahane, "Congressional Voting Patterns on NAFTA: An Empirical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5, No. 4, 1996, pp. 394-409. 快速处理权斗争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劳工组织广泛参与1996年的国会选举。1994年共和党人控制国会后不久，劳工组织发起 “劳工九六”( "Labor 96" )运动，支持民主党人在1996年选举中重新控制众议院的目标。Taylor Dark, The Unions and the Democrats: An Enduring Alli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84-187; Elizabeth Drew, Whatever It Takes: The Real Struggle for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1998), pp.69-77, 246-247.各个工会派出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宣传、登记、动员选民到投票站投票支持劳工组织支持的候选人。除此而外，劳联-产联在新领导人约翰? 斯威尼的领导下，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发起了一场耗资3500万美元的运动，其中包括由135名专职的政治协调员指导的120个国会选区的基层动员和媒体宣传运动。另外，劳工政治行动委员会为支持他们认可的候选人而增加了运动支出，以使那些候选人能够接近基层劳工选民并说服他们投自己的票。 劳工组织的行动产生了明显效果。在1992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中，19%的选民来自工会家庭。由于劳工组织在NAFTA 问题上的失败带来的消极情绪，1994年，很多工会积极分子没有参加中期选举投票，结果工会在选票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仅占14%。但到1996年，工会家庭成员在选票中所占的比例猛增到23%。另外，1994年有40%的工会成员投票支持共和党国会候选人，1996年下降到35%。劳工组织的宣传、登记和动员投票的努力，与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一起，在1996年的选举中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劳联-产联瞄准的105名共和党候选人中，被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击败的有45人。Elizabeth Drew, Whatever It Takes, pp.246-247. 劳工组织领导人还通过大胆警告向民主党议员施加直接压力：支持快速处理权议案的议员在他们1998年的竞选中将无望得到工会的人力（投票）支持，这意味着一些民主党人会因自己的立场落选。众议院新民主党联盟主席、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加尔文? M. 多利表示，“劳工组织正在实施恐吓政治，或者公开威胁或暗示停止财政的或其他形式的竞选支持。”参见 Ronald Brownstein, "Trade Is Still the Exception to Clinton's Rule,"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7 ,1997. 劳工组织的这种压力产生了它所希望的效果。非正式的统计表明，如果付诸表决，众议院民主党人中79%的人会反对克林顿的快速处理权议案。许多民主党人包括新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温和派人士担心，他们对快速处理权的支持将会造成工会活动分子像1994年所做的那样，在1998年的选举中不参加投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劳工组织在1996年的动员和组织，民主党人在该年选举中得到的工会的选票显著增加，许多议员不愿因支持快速处理权议案而冒劳工组织在1998年选举中消极不参加投票的风险。Peter Beinart , "Why the Center Can’t Hold " , Time, November 24 ,1997,p.52. 工会的态度使民主党在是否给予中国PNTR问题上进退两难。一位民主党议员的助手说：“许多议员心中暗想，‘如果我投票赞成这项贸易协议，工会就不会支持我。而我现在又不能指望工商界的支持。’"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2000.从长远考虑，民主党人需要拉住企业界，为重新夺回众院多数争取财源，但他们又不能得罪工会以免失去传统选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戈尔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两面讨好。例如，他一面向劳联-产联领导人斯威尼表示，“一旦他当选总统，那么在贸易协议中的核心的劳工标准问题上的态度将更加强硬。”同时，他又给商业团体全国制造商协会写信，声称他是支持政府同中国通过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的。美联社华盛顿2000年2月21日电。少数党领袖格普哈特也表示不把投票作为是否对党忠诚的考验，由议员自行决定赞成或反对。为显示自己的“诚意”，他还邀请美国在线董事长到民主党议员大会上演讲。格普哈特说：“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在自己的选区有自己的处境，他们将会对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作出自己的决定。"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2000.代表行政当局游说国会通过PNTR的商务部长威廉? 戴利说：“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众议员在这个问题上难以作出决定，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工会中的朋友反应非常强烈。"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00. 由于民主党人在PNTR问题上进退两难的处境，为争取两面都不得罪，很多民主党众议员选择了既支持给予中国PNTR，又支持对该议案附加条件。结果，美国国会虽然通过了PNTR议案，但同时又附加了有关人权和防止进口产品激增等方面的内容。 二 劳工组织反对贸易扩展，实质上是出于保护美国人就业机会的目的而极力阻止进口的增长。他们认为，贸易自由化对工商界有好处，而对劳工却没有好处。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00.例如，劳工组织从就业的角度考虑，担心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规范的劳动标准有可能使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工资水平低的地区。劳联-产联主席斯威尼指出：“在签订对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国家的工人都有益的贸易协定时，必须有劳动标准的核心条款。"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00. 工会出于自身的狭隘利益反对扩大对外贸易的立场遭到政界、工商界的抨击。许多企业领导人反驳说，劳联-产联反对对华贸易协议实际上恰恰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从商业角度看，这个协议能使中国消除许多贸易壁垒，从而增加美国的出口，为美国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克林顿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劳工界对贸易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对暴露了劳工运动中保守主义抬头的趋势。”针对劳工组织反对给予中国PNTR地位，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布鲁斯? 乔斯滕说：“劳工界正在变成目光短浅的孤立主义者。如果在一张白纸上划一条线，线的一边写上美国得为中国做的事，结果这部分会是一片空白；但在线的另一边写上中国为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而清除贸易壁垒所要做的所有事情，会把半张纸从头到尾写得满满的。"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00. 面对各种指责，劳工组织逐渐认识到，贸易的拓展是不以劳工的意志为转移的。从长远看，劳工组织不可能有足够力量阻止将来所有的贸易自由化协议，也不应当对所有这样的议案都予以阻止。劳工组织的策略开始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们不再公开反对贸易协议，而是侧重劳工权利进行斗争，在斗争中采取渐进而妥协的态度，比如接受包含有劳工权利内容的自由贸易协议。Lance Compa, "A Fast Track for Labor," The American Prospect (September-October 1998),pp. 60-64.与此相应，为增强号召力，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争取更大的支持，劳工组织在斗争形式上也有变化。 为遮掩其孤立主义追求，劳工组织提出国际主义主张，将劳工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利益相提并论。在反对快速处理权的斗争中，劳工组织吸取了四年前反对NAFTA斗争失败的教训。为回击关于它代表狭隘的特殊利益，仅仅维护自己成员利益的指责，劳工组织承认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可避免和合理性，但同时又为自己的立场辩解。劳联-产联主席斯威尼解释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是国际主义者，而在于我们的国际主义服务于什么价值”.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 1997.在反对克林顿快速处理权提议时，劳工组织及其自由派民主党人支持者强调必须从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的普遍利益而不仅仅是大出口商和跨国公司的利益出发，规范全球化。劳工组织的任务是，通过更广泛、更持久的“保护性的反运动” (protective countermovement ) ，消除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具体地说，劳工组织要求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和环境标准，同时改善贫穷国家的生活条件。Julie Kosterlitz, "The Wages of Trade," The National Journal, October 18,1997,pp. 2076-2079.工会官员称，他们早已抛弃过去的保护主义，也不盲目反对进口。他们对扩大贸易议案的态度是很开明的，只要这些议案中有保护外国工人的核心条款，比如给予组织工会的权利和禁止使用童工等，他们就赞成。劳联-产联称，他们正在认真考虑以这种“进步的国际主义”计划替代过去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主张。Thomas Palley, Assistant Director of Public Policy for the AFL-CIO, "How to Say No to the IMF," The Nation, June 21,1999, pp.21-22. 通过在运动中体现环保组织、人权组织等的要求，通过与资本和比较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妥协”（使这些国家同意实施劳工和环境标准以换取发展援助和债务减免）, Dani Rodrik称， 通过他对93个国家的研究，在生产力水平相当的情况下，民主国家工人的工资比专制国家的工人工资高。由于较民主国家在与工资水平低的“压迫国家”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最终较民主国家会接受适当的国际劳工标准。参见Dani Rodrik, "Democracies Pay Higher Wag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4, No. 3, 1999, pp. 707-738; 还可参阅 Aaron Bernstein, "Labor Standards: Try a Little Democracy" , Business Week, December 13,1999,pp. 42-43; Jeff Faux, "A New Grand Bargain," The American Prospect, January 17 ,2000, p. 20.实现与国内反劳工的全球化势力以及国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包容，参与新的全球经济的塑造。 劳工组织还通过扩大自己的斗争目标，争取其他组织的支持。在快速处理权斗争中，劳工组织试图团结反对全球化的其他力量，进行联合行动。为使民意反对快速处理权，劳工组织改变了在反对NAFTA运动中那样单纯强调劳工利益的作法，更积极充分地与环境保护、人权、消费者安全，以及其他团体合作。一位反对快速处理权的工会领导人说，“我们不只是希望与工会会员讨论，我们希望与更广泛的听众谈，快速处理权不利于家庭，即使你的工作不是在生产线上”. 例如，工会与“地球之友”等组织在很多城市发起示威运动，呼吁关注NAFTA给靠近墨西哥边境城镇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参见Abramson with Greenhouse, "The Trade Bill;" Beinart, "The Nationalist Revolt." 斯威尼1995年底就任劳联-产联主席后，工会已与其他一些有发展前途的组织建立了联盟，尤其是与教会和社区组织一起在30多个城市成功进行了“生活-工资”运动，与数十所大学学生联合斗争，反对美国公司在国外建立血汗工厂。Paul Buhle & Steve Fraser, "A New Day for Labor." The Nation, September 20,1999, pp. 7-8. 为争取人权活动分子的支持，劳联-产联指责中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关押政治犯，使用劳改犯，不允许非官方工会活动，工人待遇低。一些劳工组织声称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将不利于中国劳工权利的保护。新华社联合国2000年1月11日英文电。劳联-产联的主管助理里森说，“中国目前没有相应法律保障人权或者劳工的权利，" "WTO也没有保护人权或者劳工权利的条款，如果国会通过这个议案，那么以后中国发生损害劳工权利的事情，我们将无法再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他们还抨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声称美国应对所谓“中国强制绝育和强制堕胎”的作法进行惩罚。在国会讨论是否给予中国PNTR问题前，劳工组织花费80万美元做广告，渲染中国处决死刑犯问题，诬蔑中国侵犯人权。为将环保人士吸引到反对中国PNTR阵营，工会还支持环保人士的宣传，说中国毫无环境标准、工业企业以惊人的速度向大气排放含氯氟烃，污染状况让人感到非常恐惧。同上。 明明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反对给予中国PNTR，但劳工组织却把这一问题与保护中国人权、环境等扯到一起，以为民请命的姿态，使自己的贸易要求政治化，使自己的斗争带有某种道义感、正义性，打动美国人内心深处的使命感。这样，美国劳工组织出于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保护主义动机，提出了维护别国人权的政治上的国际主义目标。 但劳工组织斗争表面上的神圣性并不能够使人完全信服。一些贸易专家认为劳工运动骨子里还是保守主义的，只是在语言和策略上变得越来越老练了。他们说，劳工组织坚持加上有关劳工权利的条款，否则就阻挠贸易协议的通过。这种作法实际上是从保守主义的角度阻止贸易自由化，因为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在贸易协议中接受有关劳工权利的措词。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加里? 赫夫鲍尔说：“劳联-产联的公开宣传确实包装得很成功。他们说，‘只要协议能包括基本的劳动和环境标准条款，我们很乐于接受它。’但是，我认为他们不想解决问题。他们在继续制造障碍。"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00. 三 长期以来，劳工组织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不起作用的“恐龙”。而他们通过反对贸易自由化的斗争特别是在贸易快速处理权问题和西雅图斗争1999年11月底，世贸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推进世界贸易自由化问题，劳工组织与人权组织、环保团体等发起大规模抗议示威，迫使克林顿政府在谈判中提出劳工标准问题，会议最后无果而终。的成功，反映出劳工组织在经过战后的长期衰落之后，再次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New York Times, May 30, 2000. 在分析劳工胜利的政治重要性时，托马斯?埃德索(Thomas Edsall)强调说，“工会阻止快速处理权议案的强大努力表明，有组织的劳工自1968年以来比任何时候影响都大，1968年时它几乎选举出一位总统。" Thomas B. Edsall, "Big Labor Flexes Its Muscle Once Again," The Washington Post National Weekly Edition, November 24,1997,p. 11. 劳工运动的复兴迹象还表现在工会会员数量的增加。1979年至1995年，工会会员人数减少了将近1/4。斯威尼就任劳联-产联主席后，为了重建工会，集中力量吸引新的会员。他一再强调，在过去的25年中，工人工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工会力量削弱。他敦促劳联-产联的68个成员工会聘用更多的组织者，每年再花费数百万美元的费用进行招聘。尽管如此，在他上任后的头三年里，工会会员还是减少了15万人，因为许多工会会员已经退休或者公司关闭了建立工会的工厂，迁到海外。New York Times, May 30, 2000.为了扩大工会组织，斯威尼改变了劳工运动长期以来的立场，开始接收移民工人。在80年代，劳工反移民情绪比较强烈，认为移民的到来压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抢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所以劳工组织一度积极支持国会通过法律，惩罚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但近几年，劳联-产联呼吁停止对雇主进行这样的制裁，对数百万非法移民给予大赦。New York Times, May 30, 2000.劳工组织改变立场的原因就是希望壮大工会的力量，新移民由于初来乍到，在社会中无依无靠，相对愿意加入工会。脑力劳动者对工会的兴趣上升，也为劳工组织带来了新的生机。全国各地有1万名足疾医生加入了工会，联合航空公司的2万多名工人加入了工会。洛杉矶家庭保健工作者、卡罗莱纳大学助教、华盛顿州电脑程序员和宾西法尼亚医生先后组织起工会。Julie Kosterlitz, "Searching for New Labor," The National Journal, September 4,1999, pp. 2470-77; Paul Buhle and Steve Fraser, "A New Day for Labor," The Nation, September 20,1999,pp. 7-8.在纽约州，3000名心理学家成立工会。1999年劳工部宣布，这一年工会会员人数增加了26.5万人。这是70年代以来工会会员增加最多的一年。New York Times, May 30, 2000. 但是，劳工组织要重新恢复它在50年代的声势并非易事。在50年代，全国35%的劳动力加入了工会，现在仅为13.9%.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00.过去，钢铁、汽车、采矿和服装业曾是工会力量最强的行业，现在这些行业的工人失业最多，而现在最兴旺的领域如高技术、金融和快餐业，是工会最少的行业。劳工组织的壮大还遭到公司的抵制。在工人投票决定是否组建工会的表决中，工会失败的情况约占一半，主要是因为许多公司不惜重金发起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敦促工人不要加入工会。由于公司采取这样的手法，私营行业加入工会的工人人数不到1/10.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00. 劳工组织还面临着其他问题：内部的腐败问题、共和党一再试图削弱工会的力量，以及劳工领导人在政治战略和贸易问题上的内部分歧。经费问题也是制约劳工组织发展的因素。企业提供的竞选经费是工会提供经费的15倍。New York Times, May 30, 2000.许多民主党人因为担心被指责受工会操纵，而与劳工组织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国的PNTR地位是近年来劳工组织最重视的问题，但在这一问题上，尽管他们作出了种种努力，最后仍然在对华贸易议案的表决中失利，这也充分表明劳工组织影响的有限性。 从劳工组织的发展前景来看，美元坚挺和国外经济疲软可能会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和特定产业失业率的提高，加剧公众的“全球化恐惧症”，由此造成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呼声抬头。马里兰大学《关于国际政策的态度》研究项目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72%的美国公众认为，在贸易谈判中对“美国劳动人民”的关注太少，78%的人认为，WTO应更加关注劳工和环境标准。参见Mark Suzman, "Trade: Clinton Links Environment to Trade Deals," The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7,1999, p. 6. 在这种情况下，受民意、国会自由派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劳工运动有可能继续阻止或妨碍美国政府新的、没有明确劳工和环境标准条款的贸易自由化建议，劳工及其支持者甚至还有可能迫使将此类条款写入新的贸易立法中。 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出现对劳工运动不利的情况。首先，结构性的经济变化如传统产业的衰落将继续侵蚀劳工组织的人数和资源。其次，如果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保持稳定，失业率继续走低，美元贬值，而国外经济增长回升，就会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公众对贸易自由化的反对就会消退，使劳工失去民意的支持。第三，工商界吸取其1997年在快速处理权问题上失败的教训，开始通过资助民主党和发动公众支持自由贸易的办法重新调整它的贸易和政治战略，这将会削弱工会的影响。许多公司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工商界在 1994年中期选举后迅速将它对民主党的支持转给在任的共和党议员的作法，是一个错误。这些领导人担心共和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正受到社会保守派、小工商企业者和敌视大跨国公司利益的经济民族主义者的强大影响。他们认识到工商界如果希望将来在诸如快速处理权问题上获胜就需要一些民主党盟友，为此就需要削弱劳工组织目前对民主党的影响。因此，广泛的工商业利益要求大公司及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恢复对两大政党都提供支持和资助的作法。Richard S. Dunham & Amy Borrus, "Still the Party of Big Business?" Business Week, September 14,1998,pp. 150-160; Richard S. Dunham, "Is the GOP the Only Party of Business?" Business Week, May 4,1998, pp. 154; Thomas B. Edsall, "Giving Republicans the Business," The Washington Post National Weekly Edition, June 22,1998,p. 10; "Building the Chamber's Clout," Business Week, March 22,1999, p. 51.通过征集更多的公司资金支持在意识形态上与工商界较为接近的民主党候选人，推动民主党朝向温和、支持工商业和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由此使该党摆脱严重依赖工会资助的局面。Eliza Newlin Carney, "What? A Smiling ‘New Democrat’?" The National Journal, December 6,1997,pp. 2476-2477. 有证据表明，工商界事实上已经开始重新平衡其对政党的财政支持，减少了民主党对工会资金的依赖。在1997-1998年选举前，众议院民主党人收到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中，来自劳工组织的捐款所占比例从两年前的48.4%下降到43.6%. Norman J. Ornstein, Thomas E. Mann, and Michael Malbin, Vital Statistics on Congress, 1999-2000, p.106. 1999年上半年，为防止民主党人控制众议院，工商界开始两面下注，共和党全国选举委员会和民主党国会选举委员会以50: 50的比例平分了工商业的捐款。这与1998年选举捐款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共和党全国选举委员会得到了工商界捐款的63%. Susan B. Glasser & Juliet Eilperin, "GOP Scrambles to Counter Business’s Aid to Democrat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1999.第四，为抵消劳工组织的影响，工商界已开始采取相应行动。1998年初以来，一些主要的工商业组织如美国商会等，在一些国会选区发起基层宣传和游说运动，以动员美国选民支持自由贸易。Julie Kosterlitz, "Trade Crusade," The National Journal, May 9,1998, pp. 1054-1057; Michael Phillips & Helene Cooper, "Business Launches Free Trade Offensiv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9,1999, p. A2.工商业竞选捐助重新流回民主党，工商界为争取公众对自由贸易的支持而采取的游说努力，将缓和民主党对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反对，并由此削弱劳工组织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因此，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劳工运动复兴和进一步衰退的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们之间的此消彼长，影响着美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在美国社会中，与财大气粗的工商界相比，劳工组织属于弱势群体。但通过扩大声势，利用自己掌握的金钱和选票参与国会选举，劳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参与了对外经贸政策的塑造。克林顿要求得到贸易快速处理权的请求被挫败、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受挫、国会在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时附加补充条款、美国政府在劳工标准等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明确，等等，都反映出劳工组织的作用。 劳工组织在反对美国贸易自由化的斗争中，在言辞、行动上常常表现出偏激，因为偏激的言行“往往是无权无势而又受到社会压迫或不公平对待的人所唯一能凭借的方法”, 《参考消息》, 2001年1月23日。虽然对中国来说，劳工组织的过激言行是不友好的，其将人权、劳动标准、环境标准等与贸易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策略，对中国人权、环境状况的想当然的指责，更是会造成中美贸易关系的复杂化，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但应“恶而知其美”，应以包容的胸怀，看待美国劳工的苦斗，以同情而非敌视的态度，与之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