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本与中国市场 一般认为，美国具有雄厚的资本，而中国人口众多，又有宝贵的资源，正是美国资本的良好市场。中国市场与美国资本相结合，必将有利于中美双方的经济发展。这一观点本身确有其道理。但如果仅据此认为美国资本会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市场相结合则未免过于乐观。将中国市场作为对美关系中的筹码使用时则更应谨慎。因为经济发展自有其不可违背的规律。正如人多未必力量大一样，人多市场自然大的观点也未必正确。众多的人口仅意味着巨大的需求，而需求只是市场形成的前提，而不是市场本身。市场的形成与完善则是一个复杂的建设过程。 国际分工的深化使人口大国的市场优势相对下降。中国商品市场受落后的经济与收入状况等因素制约，直接投资市场受缺乏制度性保障等因素制约，至于金融市场，其发展潜力更多地取决于资本的流动条件与有力度的监管，而不取决于人口与自然资源。通讯、邮电、运输、传媒等领域的开放则更为复杂。而政策与法规的完善也取决于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不取决于主观意志。 中国商品市场与美国商业资本 众多的人口意味着需求较大。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有着他国难以超越的市场地位。此观点确有道理，但还应看到，随着国际化工的深化，人多市场大的观点正受到实践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导致国际分工的细化。与此相应，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日益国际化。从产品的最初投入与生产的开始到最终产品的形成，未必在同一国家完成，也未必在同一国消费。因此，一国参与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能力与潜力，更多地取决于技术条件与资本流动条件，而不仅取决于人口与自然资源。 对于进口国而言，由于进口的产品未必是最终产品，而产品的最终消费也未必在进口国国内完成。因此，进口容量的大小并不完全取决于本国的消费量。这使一些人口较少的国家与地区能够通过改善技术条件与资本流动条件，通过发展加工贸易与转口贸易等方式克服人口数量局限，扩大进口能力。而美国经济又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因此，就美国商品输出而言，进口容量较大的市场未必是最终的消费市场，一些人口较少的国家与地区同样有较大的市场,而人口大国也会因自身的原因而市场有限。近年来美国对亚洲部分国家与地区的出口额状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对部分亚洲国家与地区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中国大陆 印度 印尼 新加坡 香港 台湾 1993 87．628 27．781 27．703 116．78 98．738 161．678 1994 92．818 22．94 28．088 130．199 114．41 171．088 1995 117．536 32．958 33．596 153．332 142．314 192．896 1996 119．926 33．283 39．768 167．2 139．663 184．602 1997 128．623 36．076 45．223 176．962 151．171 203．657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8 P801-804 中国大陆、印度和印尼的人口数量分别排世界排第一、二、四位，但美国对三者的出口额明显不如对新加坡、台湾、香港的出口额。这至少说明人多市场大的观点未必正确。在国际分工深化的情况下，小国与地区可以克服人口局限，形成形成超过人口大国的进口需求与进口能力。而人口大国也会由于各自的原因而市场有限。同时表明在中近期内新、港、台在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市场地位或市场影响力至少不低于中国大陆。 对美国资本而言，只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具有现实意义。从中国的状况看，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有限。在普遍收入偏低及对未来状况感到不明的经济背景下，中低收入者甚至高收入者储蓄倾向日益增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消费信贷制度与相应的保障体制尚未完善，一方的储蓄很难通过信贷的方式转化为另一方的消费。我国目前消费信用在消费总额中所占比重不足１％，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通常在２０％以上 。这在限制了储蓄向消费转化的同时，必然阻碍了市场有效需求的扩大。这使美国商业资本与生产性资本在中国的市场大打折扣。 公平、公正、守信、公开等保障商品交易者利益的秩序的存在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前提。而在中国，一方面，传统的市场秩序随着旧体制的打破而逐步消失；另一方面，市场的不发达又使能够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障参与者正当利益制度与法规未能健全。仿制与伪劣产品的出现更使正常的经营者受到损失。在某些领域，廉价仿制品、盗版制品的存在，使得即便中国市场对美国产品实现零关税下的充分开放，美国产品也难以体现其竞争力。对于美国资本而言，市场的无序性在使中美经济关系遇到障碍的同时，也损害了中国市场在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 此外，传统的消费观念与习惯、以及在政策控制下的开放步伐等因素都使美国资本的大规模介入面临更多的问题。 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尽管人口众多的中国大陆已成为美国重要市场。但不能以此过高估计人口的作用。１９９７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为１２８·６２３亿美元。从数字上看，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排在巴西、加拿大、墨西哥、荷兰、韩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比利时之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６年的排位情况也大体如此 。从人口在世界上的排序上看，按１９９８年的统计，与中国大陆人口差距最大的是新加坡，排世界第１２５。与中国大陆最为接近的是巴西，在世界上排第五，但美国对巴西的出口额在１９９３年和1９９５年均小于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１９９６年后才赶上中国。在其余的国家与地区中，比利时排第７４，加拿大排第３３，法国排第２０，德国排第１２，日本排第９，墨西哥排第１１，荷兰排第５７，韩国排第２６，台湾排第４５，英国排第１９ 。这表明一国进口容量及市场地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人口的作用不可高估。 由于上述因素中的许多方面具有长期性影响，因此，对于已经认识到上述问题的美国资本而言，除特殊商品外，将众多的人口变为巨大的市场尚需较长的过程。 中国投资市场与美国直接投资 在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众多的人口常被视为廉价劳动力优势。这一看法也有道理。但对于技术含量较高的美国资本而言，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至少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劳动力素质问题；一是劳动力流动的规则问题。 与投入贸易领域的资本不同，以生产性资本为主的直接投资中的科技含量较高。要使所投入的科技含量转化为产品中的价值，就必须有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注入生产与管理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所创新。尽管中国人口较多，但人口并不等于劳动力，更不等于高素质劳动力。如果将培训投入计算在内，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会有所提高。此外，为了发挥资本与技术优势，提高竞争力，高素质劳动力与高科技含量的技术与管理的结合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又必须保证流动性。在实践中，较为规范的美资企业往往追求上层团结，中层稳定，基层流动的人才配置。因此，对保障劳动力公正合理地自由流动的市场规则有更高的要求。考虑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缺乏规则导致的风险成本，中国的劳动力廉价优势也会大打折扣。某些低科技含量的资本或许对劳动力素质与流动规则要求不高，但这类资本又往往并非中国所需。 除劳动力问题外，美国资本在对华进行直接投资时，至少还面临如下问题。 首先，中国经济与社会处于转形之中，难以提供美资所要求的符合资本运作规律的秩序与制度性保障。 由于固定资产的投入，特别是大规模固定资产的投入，使投资运作的周期大大延长，因此美国投资人的风险大为增加。与贸易商相比，直接投资的美国投资人不仅需要实现每一批产品的价值，同时还需要通过相对较长时期的生产与销售完成固定资产的折旧。长时期内完成折旧则意味着生产性资本的美资不仅面临贸易商同样面临的市场风险，且还在更大程度上面临制度性风险。因此，健全法制下的制度性保障，往往成为美国资本在华进行直接投资的首要考虑因素。 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很难在短时期内完善美国生产性资本所需要的制度性保障。经济运转中存在的某些无序性因素的影响则使美国资本看到了在中国市场进行直接投资的风险与缺乏公正。不少美资注意到，许多中国企业任意拖欠银行债务而又未能清理破产。这不仅在企业投资人间造成不公与风险，而且还导致了银行业与企业投资人的风险，并涉及整个金融业，使企业、银行、及个人投资者面临更大的不测因素。尽管国内一些学者从各各方面“论证”了中国银行业的特殊性，但美国投资人却以更符合经济规律与国际规范的眼光提出问题：企业债务为何能够久拖不还而又不受处罚？美资企业是否能够与中国企业一样任意拖欠债务不还而不受处罚？如果不能，那么是否应当从法规上明确哪类企业在何种情况下对何种债务在多大金额上多长时间内能够拖欠不还？包括美国投资企业在内的其它企业若达到这一标准，是否也能够拖欠债务不还？等等。 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法规出现。但由此可见，美国资本要求的不仅是公正，更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制度。转轨时期制度性保障的缺乏与经济行为中无序现象的存在，在影响着美国资本对于中国投资市场的判断。 其次，经济运行环境的复杂性使美国资本在介入前的决策与准备过程更为复杂。 生产性资本涉及运作周期较长的固定资本的投入，而固定资本缺乏流动性的特点又使资本的避险能力大大降低。这使美国投资人在大规模介入他国之前的准备工作更为详细复杂。一般而言，除对他国的经济、政治、法律、自然条件、市场潜力、甚至宗教与文化等方面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外，往往还经过动态观察、试探性投入，及大规模投入三个阶段。其中试探性投入较为关键。特殊的国情与历史及复杂的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中国在许多方面不能与国际惯例与通行法则充分接轨。这使美国资本在决策时更为谨慎。当美资认为中国的条件不宜于进行较大规模的投入时，便会将投资保持在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水平，一方面可减少风险，另一方面又为今后可能的情况下迅速占领中国投资市场做准备。 再次，尽管中方在建立与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与制度等方面有所进展，但美方仍认为中国缺乏效率。 美国是一个以科技立国并取得与保持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诸多领域的领导地位的国家，美国大企业知识密集程度也普遍较高。这使美国资本具有与许多其它国家资本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中之一便是对知识产权问题问题最为最为敏感。微软公司、阿尔贝公司、若韦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任天堂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都曾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表示过不满。 在中国方面，由于各种原因，法制建设与市场规范的形成将是一个相对长期漫长的过程。就目前及近期的将来而言，包括以中国企业知识产权在内企业知识产权仍然难以受到充分保护，包括侵害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侵害者只受到在美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处置，甚至没有受到任何处置的可能性仍然会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资本的在华投资行为必然受到影响，也使中国市场在吸引美国直接投资方面遇到困难。 最后，在市场问题上美国资本的利益目标与中国引进美国直接投资的目的不尽一致。 与投资于其它中小国家不同，美国资本在华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占领以众多人口为背景的潜在市场，因此，美国资本希望将其产品更多地在中国大陆出售。而中方则希望促进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资本在进行直接投资后不能更多地占领中国市场，从而影响了美国资本的积极性。 上述因素的存在，决定了一方面，虽然中国作为美国资本进行直接投资的市场潜力较大，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将潜力转化为现实还需要一个建设的过程，在中近期内，中国作为美国资本的直接投资市场，其容量是有限的。 实际中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１９９８年的数据表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９８０５·６亿美元，其中投向亚太地区为１６１７·９７亿美元，占１６·５％。但其中澳大利亚与日本就占了约７１８·２９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在除日本与澳大利亚之外的亚太国家与地区直接投资额约８９９·６８亿美元，仅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９·２％。 从中推算，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在其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７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直接投资分布状况看，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额不仅小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而且小于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等领土与人口相对而言小得多的国家与地区的投资额。对台湾的投资额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６年均大于对大陆的投资额，１９９７年略低于对大陆的投资额。而对人口最接近中国的印度的投资却低于或接近对中国的投资额 。可从一个侧面说明仅凭人口众多并不能断定投资市场必然巨大。这影响着中国在美国对外投资中的市场地位。 中国金融市场与美国金融资本 与商品市场和直接投资市场相比，人口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更少。金融市场的容量与潜力的大小，更多地取决于资本的流动条件。因此，人口众多难更难以构成优势。 美国金融资本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便来华寻求业务，除参与债券发行外，美国金融资本还参与境内上市外资股，境外上市股等风险筹资工具的发行。在中国境外直接筹资过程中，美国资本主要承担主承销商或国际协调人等业务。美林、高盛、第一波士顿、美银等均在华开展了业务。 美国金融资本在华目标是促使中国在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领域按照国际通行法规与惯例全面对美国开放。目前美国金融资本在中国境内的银行普通业务、保险业务等均未充分展开。至于证券业务，中国企业已经能够在美国金融市场发行筹资工具，而美国金融机构却不能在中国进行直接筹资业务；在进入二级市场方面，中国已能够进入美国债券与股票市场，而美国资本在中国境内却只能介入境内上市外资股。这多少使美国金融机构感到“不平等”。大规模介入中国金融市场是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目标。 尽管如此，却不能因此而对中国金融市场对美国金融资本吸引力过分高估。 首先，影响中国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领域的社会与经济无序行为同样影响金融市场。不仅如此，由于金融领域的放大作用与连锁反应极强，这种无序性的风险也更大。在许多方面，与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领域相比，中国金融市场的规则与开放程度离国际通行法规与惯例更远，更难以适应美国金融资本的运作要求。 其次，更为复杂的操作环境及监管力度的不足会影响美国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入。与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领域的开放不同，中国金融领域的充分开放固然为美国金融机构提供了机会，但也会使进入中国金融领域的美国金融资本面临着比进入商品市场与投资市场领域的美国资本更大的风险。一方面，经济与社会中的无序行为会使美国资本的操作与决策更为困难。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特别是巨额游资的存在，使市场上所有资本都面临更为难以预测的操作环境。 国际游资不仅数量更为庞大，而且流动更为灵活。数额巨大与快速流动相结合，随时可以瞬间完成大规模地跨国流动。目前没有哪个国家有足够的实力对付国际游资。而金融领域资金的杠杆作用与放大作用造成的连锁反应往往不是任何机构甚至政府所能左右的。按中国的发展状况与现有的条件，如果完全开放，很难在近期内完善抵御国际游资，降低金融风险的监管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美国金融资本会面对比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更为复杂、风险更大的操作条件。因此，尽管美国一再要求中国在金融领域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但在近期内，即便中国金融市场实现充分开放，美国金融资本也不得不以更谨慎的态度进行观察。 第三，在打开金融市场方面，美资的态度并不象打开中国商品与直接投资市场那样急于求成。由于金融市场的迅速连锁支应迅速，涉及面广，一个过早开放却又缺乏监管的中国金融市场一旦出现巨大波动与危机，不仅影响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美国资本，而且难免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影响美国市场甚至美国经济。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坚持不贬值，在有利于亚洲各国走出危机的同时，也被美国视为负责任的行为。但若中国金融市场已经充分开放，人民币已实现自由兑换，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难以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保证。因此，尽管美国的目标是寻求充分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但在操作上，并不象对中国商品市场与投资市场那么样急于促使中国实现充分开放。 最后，在金融市场方面，中国没有在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在商品市场与直接投资市场，人口因素至少可视为潜力，而在金融市场，人口不仅难以成为直接优势，而且更难作为潜在优势对待。从实际情况看，目前美国、欧洲与日本金融市场已基本连为一体。在亚洲，除日本外，对美国金融资本吸引力较强，美国金融资本业务较为集中的地区仍然是新加坡、香港等地域狭小、人口有限之地。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地区运作规则较为完善，金融监管力度较大，同时能够满足资本快速流动，兑换灵活等要求。而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达到国际金融资本运作的环境要求。因此，即便实现较为充分开放，中国也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之后，才有可能具备成为对美国金融资本有较大吸引力的市场的条件。美国资本对于投资中国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较为消极的态度便是一例。 结论 众多的人口意味着较大的市场潜力，但潜力不等于现实。现实是国际分工的发展使人口对市场的影响相对减弱。中国的商品市场受到落后经济下的低收入状况、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不定因素、储蓄与信贷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市场规则的缺乏等现实状况的影响；投资市场受劳动力素质不高与流动规则的缺乏，制度性保障的缺乏、决策时面临因素之复杂、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力、以及中美在市场问题上利益不尽一致的影响；至于金融领域，市场的大小本来就不取决于人口、领土与自然资源。而运作规范与监管制度的不完善、更为复杂的风险与不定因素、以及抵御国际游资的能力较弱等因素则更表明市场的形成与完善将是个长期过程。这意味着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市场对美国资本而言仍然是有限的。 从长远看，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必然使中国出现一个巨大的市场。但作为经济建设之一部分的市场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可违背其规律而人为地加快与“健全”。在处理美经济关系过程中，中方在做出市场方面的让步时更应考虑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