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对古巴的敌视政策 李晓岗 主要观点 世界范围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冷战状态仍然存在。反古宣传、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是冷战后美国对古巴敌视政策的主要内容。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古政策是由国际因素（反苏）主导的，冷战后美国对古巴的敌视政策则主要是由一系列国内因素促成的。美国国内反古势力制造舆论，国会大力推动，党派政治和选举政治搀杂其中，媒体炒作，美国社会观念上的自以为是等等，都对敌视古巴政策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企业界的反对，近来美国对古政策在形式上出现了缓和迹象；但敌视仍是美国对古政策的主旋律。冷战后美国敌视古巴的政策与冷战期间有明显的不同。军事上的敌对程度已大大下降；敌对的手段也有变化；敌视政策的目的是以压促变，所谓的民主和人权问题是美国反对古巴的主要手段。冷战后美国对古巴的敌视政策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情绪化特点。 关键词 美国 敌视古巴的政策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史学博士。（北京100007） 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一直对其奉行严厉的敌对政策。对美国而言，古巴既是对抗美国霸权的单个拉美国家，更是美国主要敌人苏联在美国近邻的代理人。在美国看来，古巴不仅威胁美国本土，而且作为苏联的盟友威胁美国的全球战略。因此，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古之间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而且更是全球视角中的敌对关系。冷战期间，美国从全球战略的角度、从美苏对抗的大局看待美古关系，把古巴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对古巴进行了长期的遏制和封锁。 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苏敌对关系的同义词，冷战所以结束是因为苏联不复存在了。但是，冷战后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继续存在并依然故我。那么，美国对古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又说明了什么？ 一 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主要特点的冷战，随着苏联解体而落下了帷幕，但美古间的冷战时代状态仍未结束。美国继续对古巴实行敌视政策。 “宣传”在美国国内是一个贬义词，有通过欺骗性手段进行政治灌输进而改变民众观念的含义。但在对外政策中，它却往往是美国传播自己价值观念的有力工具。冷战中，通过广播等手段，美国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没有硝烟的战争。这种宣传战和心理战，对于涣散社会主义政权的凝聚力，动摇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最终使美国对苏联“不战而胜”，起了很大作用。 从1989年起，美国加大对古巴的宣传力度。设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马蒂”电台（1985年开设）把每天广播时间增加到24小时，广播范围覆盖古巴全境。用一般的中波收音机就能在古巴全岛收听到美国“马蒂”电台的广播。这一电台宣传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攻击古巴政府。 为了加强宣传效果，向古巴人民传送“真实的”声音，1990年3月，美国又开设了“马蒂”电视台。“马蒂电视台”由“美国之音”主办，电视台设在首都华盛顿，通过卫星和悬浮在南佛罗里达卡乔空军基地3000多米高空中的一只大气球，向古巴传送电视信号，每小时的广播成本达2·8万美元。电视台每天夜间3时30分至凌晨6时占用古巴国内电视广播的第13频道，向古巴进行广播。该电视台除文艺节目外，还在新闻节目中大量报道与古巴政府立场不一致的内容，煽动古巴民众的不满情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对此评论道：美国现在对古巴发动了一场入侵，不过不是使用军事力量，而是通过广播。为“开展工作”，该电视台在1991年和1992年从国会获得了3250万美元的拨款。1993年，美国政府又为其拨款2800万美元。 冷战后，美国试图在通过反古宣传动摇古巴人民斗志的同时，在国际上对古巴实行外交孤立。它欲利用其在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将古巴长期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 1994年12月，克林顿邀请美洲除古巴外所有34国的首脑在美国迈阿密召开会议。参加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34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并确定2005年为谈判达成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最后期限。古巴未被列入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考虑之列。1995年7月，34国的国防部长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举行会议，讨论西半球的集体安全和相互信任等问题。这是西半球国家国防部长的首次聚会，是1994年12月迈阿密会议的后续会议。在美国的坚持下，美洲国家组织也一直将古巴排斥在外。由于美国一手遮天，在拉美，古巴成了“找不到组织”的国家。 在国际上，美国还利用人权问题毁损古巴政府的形象。从1991年开始，美国连年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有关古巴人权的议案，对古巴人权状况进行不公正和歧视性的攻击。2000年4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6届会议以21票赞成，18票反对，14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再次通过了谴责古巴侵犯人权的提案。古巴政府发表的公报说，“全世界都知道谁是这场阴谋的策划者，是谁施加压力迫使一些主权国家改变决定而违心地投了赞成票”。古巴政府指出，“美国的真正兴趣不是对人权状况担忧。促使美国起劲的真正原因是败坏和诋毁古巴革命的名声，以证实在40多年里持续实施肮脏战争和灭绝种族的封锁政策是有道理的。满足世界地缘政治、取悦极右派以及满足极少数但包括大量美籍古巴移民的黑手党的国内政策利益也是真正的原因。” 为了使古巴“伤筋动骨”，美国还一直使用经济制裁手段。 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1960年古巴宣布没收全部美资企业后，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猪湾事件”后，美国又对古巴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冷战结束后，为了以压促变，1992年4月，布什发表声明，宣布强化对古巴的经济制裁。美国不准许同古巴进行贸易的船只停靠美国港口；指示美国财政部接管迈阿密与哈瓦那之间的“人道主义的邮政包裹业务”，以“进一步限制古巴的外汇收入”；要求美国立法机构“加强”对违反制裁措施的人和公司进行惩罚。布什在他的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奉行的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更加孤立古巴的政策。 1992年10月，美国又通过并批准了旨在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的“托里切利法案”，进一步扩大对古巴的贸易制裁，包括禁止美国内及其海外公司同古进行贸易，不允许为古运过货物的外国船只半年内进入美国港口，不向给古巴提供财政援助和贸易援助的国家提供经援等。 1994年8月，克林顿宣布对古巴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以期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大对古巴的压力。新的制裁措施内容包括：禁止美籍古巴人将现金汇给居住在古巴的家人；对古美之间的包机飞行加以新的限制，将迈阿密至哈瓦那的客机航班减少一半；加强美国对古巴的反政府广播和电视宣传；通过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谴责所谓古巴的“人权”问题。 1996年2月，克林顿签署制裁古巴的新措施“赫尔姆斯—伯顿法案”。法案将对古巴的经济封锁措施法律化，规定在古巴民主过渡进程之前，不得取消封锁。法案禁止同古巴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和个人进入美国，并允许在古巴革命胜利后被没收财产的美国人向法院起诉与古巴相关企业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另外，根据该法案，经营被没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不得进入美国，并且禁止销售用古巴糖生产的产品。 1997年2月，克林顿再次就任总统后不久便宣布了一项所谓促进古巴走向民主的计划。这项计划许诺：如果将来建立的“过渡政府”能满足“赫—伯法”提出的条件，那么美国就将动员40亿至8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援助古巴发展经济。其条件包括：推翻现政府、由美国任命一位“协调官员”和必须由美国总统严格地“认可”古巴新政府的行为表现。克林顿称：促进民主不仅符合一种意识形态模式，而且也体现了美国的经济利益。“民主”和“人权”似乎成了美国敌视古巴政策的目标。 二 美国敌视古巴的政策是由一系列因素促成的。 国内反古势力对冷战后美国敌视古巴政策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古巴革命胜利后逃往美国的古巴人大都聚居在佛罗里达州南部，这些人的反对古巴政权的情绪非常强烈。根据美国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公共一体中心”的报告，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加强制裁古巴的“赫－伯法”，就与在美国的一个古巴流亡组织用重金游说有关。该报告说，总部设在迈阿密的古美全国基金会自1979年以来募集了440万美元，并把其中的320万美元用于拉拢美国政客，以换取他们对抵制古巴现政权贸易政策的支持。报告说，这些钱被用于支持美国国会通过“赫－伯法”；也用于支持美国政府设立专门针对古巴的“马蒂电台”。报告认为，这部分金钱的运动轨迹表明，“相对较小的派别用金钱就可以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 美国的对古政策是在总统与国会的较量中形成的。国会的态度比总统要强硬得多，行政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会的制约。 1992年12月，众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断言，“托法”会进一步强化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卡斯特罗将“在数周内”倒台。在迈阿密，古巴流亡分子各组织已为“卡斯特罗之后时代”古巴经济的复兴制定好了各种蓝图。 1995年8月，当国会讨论赫尔姆斯—伯顿议案时，赫尔姆斯的助手公开声称，他们试图通过这一法案，迫使外国公司不敢响应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发出的欢迎外国公司到古巴投资的呼吁。 赫尔姆斯称，由他和参议员丹·伯顿在国会提出的法案对古巴将是“决定性的打击”。 支持该议案的人坚持说，该议案可以施加压力，从而最终推翻古巴政府。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本杰明·吉尔曼认为，该议案“通过削减投资，将早日结束卡斯特罗政权的统治”。参议员克莱本·佩尔担心该议案会恶化古巴人民的生活条件，“疏远我们的盟国以及束缚政府对外政策的手脚”。而支持该议案的人扬言，与将卡斯特罗赶下台相比，其他国家的利益是次要的。 克林顿曾坚决反对这项议案，认为赫尔姆斯的这项议案“违反国际法，将引起一系列法律纠纷”，并使华盛顿同已经和正在前往古巴投资的外国公司发生严重冲突。克林顿表示，如果由共和党人控制的美国国会不顾行政部门的反对坚持要通过这项议案，克林顿将被迫行使“总统否决权”否决这项议案。 但是，在1996年2月古巴击落两架由古巴流亡分子驾驶的入侵古巴领空的飞机后，国会反古情绪空前强烈。迫于压力，克林顿被迫放弃了其原先对“赫—伯法”的反对态度，同意对古巴实行新的严厉制裁。但法案最终也顾及行政当局的意见，规定对涉及第三国的最后一条内容，美国总统可以决定推迟其生效（每隔6个月推迟一次）。一位白宫官员说：“实际上，它意味着这个法律条款可以永远推迟生效。” 对古政策也与党派政治和选举问题联系在一起。共和党人指责克林顿对古巴态度太软。参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说：“克林顿总统不应站在卡斯特罗一边反对实行有力的制裁，现在应表示支持加紧对古巴实行的禁令。” 2000年4月，对于司法部特工将古巴男孩埃连从其亲戚家抢出一事，大部分共和党众议员严厉地批评了政府。他们认为，袭击是违反宪法的。 敌视古巴的政策与总统竞选有关。佛罗里达州是古裔美国人聚居的地区，为在该州获胜，总统竞选人争相取悦有强烈反卡斯特罗情绪的古裔美国人。1996年2月，在两架古巴流亡分子驾驶的飞机被古巴击落后，由于此时离佛罗里达州的总统预选只有10天时间，所有候选人都争相猛烈地抨击古巴。 竞选总统的拉马尔·亚历山大坚决主张美国对古巴实行封锁。帕特·布坎南更为强硬，说美国飞机应把任何攻击民用飞机的古巴飞机打下来。史蒂夫·福布斯同意布坎南的观点，并说美国早就应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制裁。鲍勃·多尔宣称：“这个政府（美国）3年来执行的是一项失败的政策。”为了争取选民支持，克林顿在古巴裔美国选民参加佛罗里达州总统预选投票时，在国会议员和4名（飞机）遇难者的亲属的簇拥下，签署了“赫—伯法”。 一度沸沸扬扬的“埃连事件”也与美国2000年的大选有关。据统计，在美国生活并获得美国国籍的古巴人大约有100多万，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反对古巴现政府和反对美国将埃连送回古巴的。美籍古巴人在美国国会和共和党内有相当的势力，他们的选票无论对现在执政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还是在野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戈尔和布什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是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对司法部以武力抢出埃连这种处理方法都表示反对。身为得克萨斯州州长的共和党人布什说：“一个小男孩在枪口的威胁下被从他的亲戚家中夺走的令人惊恐的情景藐视了美国的价值观，同时也不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国家希望向世界展示的形象。”他把这件事归咎于“克林顿—戈尔”政府。戈尔尽管由于身在“朝廷”而避免对抢夺这个小男孩的行动作直接评论，但不断重申他采取另一种选择方案的愿望。他说：“当埃连的母亲为把她的儿子带到美国而献出生命时，她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一个靠枪炮统治的国家。监护权争端应该在法庭上平静地解决，而不应该在半夜袭击的恐怖中解决。” 美国新闻媒体在对古政策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在埃连事件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在滞留美国期间，古巴男孩埃连被迫与从未谋面的远房亲戚生活了137天，不得不与陌生的政客、律师和记者们接触，接受他们的讯问，各大电视网也不断播放埃连在美国 “自由自在”的生活画面，以衬托出美国与古巴相比，是天堂与地狱的差别。埃连亲生父亲胡安·冈萨雷斯在抵达美国后，严厉批评美国政客和媒体利用其儿子谋取政治利益。他说，美国政客和新闻媒体是在利用他的家庭悲剧谋取“政治上的好处”。在经历了海难和失去母亲的极大打击之后，埃连还要承受“如此沉重的心理压力”，作为埃连的父亲，他对此感到十分悲痛。 为阻止媒体的炒作和煽动，错误地引导公众情绪，克林顿呼吁媒体和政界停止干扰埃连的家庭生活，给予他们父子愈合创伤的空间。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活动中说，现在媒体和政界应该给予埃连一家愈合创伤的空间，减少对他们的压力。媒体和政界“就此事说得越少”，埃连“就越是能够呼吸到正常生活的空气”。 敌视古巴的政策在美国有社会观念的基础。例如，私人财产不可侵犯是美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他们对古巴革命后没收外国资本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对于美国人的财产被国有化更是怀恨在心。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赫—伯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允许在古巴革命胜利后被没收财产的美国人向法院起诉与古巴相关企业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制裁经营被没收的美国人财产的外国投资者。由于美国国会反古势力的怂恿和鼓动，美国迄今已有5911家公司或个人向美国法院起诉，要求古巴政府或外国公司赔偿总价值多达6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古巴方面已同意作出赔偿，但同时认为索赔不是单方面的，美国必须赔偿其经济封锁政策给古巴造成的损失。 三 冷战期间，从美苏全球对抗的角度看，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打击，就是对美国自身安全的维护。遏制古巴，就是削弱苏联的反美势力，因此符合美国的对外战略目标。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增强，国家间的对抗不再是传统的“零和博弈”。敌手之所失，并不意味着本国的所得。 美国对古巴的敌视政策 “损人不利己”。制裁阻碍了古巴的社会发展，造成了民众生活的贫困；为改善生活，一些古巴人不得不铤而走险，偷渡美国。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在古巴利益照管处主任的韦恩·史密斯说，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不合理的”，对美国和古巴人民的利益都没有好处。史密斯认为，制裁政策是“得不偿失”，“在加大对古巴经济压力的同时，我们也助长了向我国移民的浪潮，而这恰恰是我们最希望避免的现象。” 长期的制裁也没有使古巴政府屈服。古巴政府对美国的高压政策已习以为常、应对自如。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将继续反对美国的经济封锁。他多次表示：“我们希望坚持下去，需要多久，就坚持多久”。古巴外交部指出：“用饥饿让古巴人民屈服的企图，将同美国反对古巴革命的一切敌视努力一样注定要失败。” 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招致国际社会广泛的反对。本来是要孤立古巴的政策结果是孤立了美国自己。 自1992年以来，古巴每年向联大提出反对美国封锁的决议案，在联大投票中，同情古巴、反对美国封锁的国家越来越多。支持古巴的国家从1992年的59个增加到1997年的143个，1998年的157个。投反对票的只有美国和以色列。 就连美国的盟国也越来越不满美国对古巴的政策。1992年10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所谓促进古巴“民主”的“托里切利法案”后，欧共体委员会指出，“欧共体不能接受美国单方面限制欧共体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的做法”，美国国会的决定是“对国际法基本准则的违背和对独立国家主权的践踏”。美国的第一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也都表示反对美国的这一法案，认为这是美国企图主宰它们国家的贸易政策。加拿大司法部长金·坎贝尔说：“加拿大公司将根据加拿大的法律与规定，而不会根据某个外国的法律与规定进行贸易。”英国贸易大臣理查德·尼达姆说：“我们不会接受任何企图把美国法律强加于英国公司头上的做法。”1996年，美国“赫－伯法”通过后，更是遭到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国不得不一再推迟实行该法中有关对与古巴进行经贸往来的第三国进行制裁的条款，实际上使其不了了之。 在美国国内，制裁古巴的政策也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 越来越多的企业界和政界人士对政府的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提出批评。不少美国公司不顾政府设置的障碍，通过多种途径前往古巴寻找商业合作的机会，仅1994年就有500多家美国公司的代表访问了古巴。 1998年1月，拥有300多万家企业和经济组织、在美国有较大影响的工商联合团体美国商会及一些宗教和人道主义团体强烈批评美国政府禁止向古巴出口食品和药物的政策，并成立“支持与古巴进行人道主义贸易的美国人协会”，呼吁美国政府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封锁。美国商会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希恩说，美国不应该对一个根本不对自己构成任何军事威胁的小国进行经济封锁。他指出，美国持续近40年的封锁并没有使古巴政府“垮台”，相反，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受到盟国的批评，美国将商业机会和市场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使美国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希恩说，美国商会认为，美国产品应该能够自由地被运往古巴销售，剥夺古巴人民购买美国食品和药物的权利与美国在国际人道主义事务中自称的“领导地位是不相符的”。他强调，美国商会的最终目标是彻底解除美国对古巴的封锁。 2000年1月，访问古巴的美国农业代表团呼吁取消对古巴实行了40年的经济封锁，以便早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代表团成员、美国前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强调，目前美国企业界对到古巴投资和与古巴开展贸易的兴趣越来越浓，但美国现行政策阻碍了这些愿望的实现。他表示，“出于职业和公司利益的考虑”，代表团回国后将呼吁美国国会“推倒这堵墙，允许与古巴开展贸易”。 2000年4月，由唐纳德·帕特曼和美国国会议员查尔斯·斯滕霍尔姆率领的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场主代表团访问古巴。帕特曼说，古巴每年从欧洲和加拿大进口大约70万公吨（77万吨）小麦，“我们认为禁运显然是失败的。得克萨斯州的农场主和牧场主可毫不费力提供这里消费和需要的许多产品，并能从中盈利。” 古巴是一个价值大约10亿美元的潜在市场，“我们不愿意让它溜走”。得克萨斯农场主局的一份公报也指出：“把药品和粮食作为武器是一段悲惨的历史，几乎从未起过作用。我们这些得克萨斯的农场主认为，用我们丰富的粮食作为国家之间和平与合作的工具要好得多。” 国会的强硬立场也出现松动。1998年10月，15名美国参议员（大半是共和党人）联名写信给克林顿，建议成立一个两党委员会重新研究美国对古巴的政策。这些参议员认为，在五角大楼已不再认为古巴是一种威胁和美国已向越南这样的国家开放的形势下，已没有理由再对古巴实行封锁。 1999年8月，一向对古巴态度强硬的美国参议院以70票对28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允许无限制地向古巴出口基本食品和药物的有关议案。 美国对古巴长达40年的制裁除了使自己面临非法移民潮的压力之外几乎一无所获。古巴没有低头，国际社会对美国政策普遍持反对态度，国内企业界、农业部门及一些政界人士认为制裁政策影响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失去了古巴将来的市场，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人道主义团体则抨击政府“促进人权”的政策造成了古巴民众生活和健康状况的恶化。美国制裁古巴的政策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压力之下，美国政府被迫开始缓和对古政策。 1995年10月，克林顿宣布，允许美国新闻机构在古巴开设分支机构，允许开展美古直接通邮，并放松对古巴籍美国人、学者、教士和学生到古巴旅行的限制。1998年3月，克林顿宣布采取4项措施，放松对古巴的制裁，以使其能够获得更多的人道主义物资。这4项措施是：允许人道主义者包租飞机从美国直飞古巴；允许美籍古巴人每年向他们在古巴的亲属汇款1200美元；加快向古巴销售药品的审批过程；要求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与国会合作，寻求建立向古巴提供人道主义食品的法律。 这是多年来美国第一次在其对古巴的强硬立场上退了一小步。40年来，美国8任总统都没能通过经济封锁的手段达到改变古巴政权的目的，现在制裁政策走到了尽头，但克林顿还半遮半掩地说，此举是为了支持古巴人民克服困难，为古巴“和平过渡”作准备。1999年1月，克林顿宣布实施放松制裁的一些新措施：在美古之间直接通邮；允许任何美国居民向古巴公民或非政府机构邮寄有限额的现款；允许向古巴的家庭餐馆等私人部门、宗教团体等非政府团体出售食品和农产品；允许包机航班在迈阿密以外的美国城市和古巴首都哈瓦那以外的其他古巴城市之间直飞；在两国的学术和体育交流以及食品出口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方便。克林顿还建议增加美古两国的民间交流。 为显示自己并非对古巴软弱，克林顿表示，放松制裁的措施不会损害对古封锁、争取古巴民主和其他与古巴有关的法案，因为，“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古巴人民，而不是加强古巴政府”。美国的意图是，“促进古巴文明社会的发展”，“给那些与40年来剥夺了他们基本人权的制度作斗争的人们以希望”。 克林顿还宣布将扩大总部设在迈阿密的反古电台和电视台——马蒂电台和电视台的活动，增加播放反古内容；在拉美和欧洲进行新的外交活动，继续对古巴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可见，敌视古巴的政策仅仅是形式发生了变化，美国促使古巴出现政治变化的企图依然如故。 四 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没有了主要敌手。从传统安全观念来说，在拉美，古巴已不再作为苏联盟友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而仅仅是孤立地不服从美国“领导”、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的一个小国。冷战的结束，国际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古巴的地位对美国来说下降了，对古关系不具有国际战略意义；另一方面，也使美国的对古政策失去了确定方向的指针。随着古巴在美国对外政策地位中的下降，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古关系的影响上升。反古势力、国会、行政当局、两党政治、媒体、企业界、农业利益集团等等竞显神通，试图将自己的意志融入对古政策之中。美国的对古政策随着上述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而在摇摆中发展。 尽管最近美国敌视古巴的政策在形式上出现了缓和迹象，但总的来看，冷战结束后美古之间仍存在着敌对状态。这种敌对状态与冷战期间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军事上的敌对程度已大大下降。1998年3月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查尔斯·威廉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说，古巴现役军人的人数已经比1991年苏联解体时减少了一半，美国军方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目前古巴军队主要从事农业和其他生产活动，这是一支“维护国内秩序的部队”，古巴没有破坏西半球的稳定。威廉还说，任何一个拥有制药工业的国家都能制造生化武器，古巴也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古巴没有制造此类武器。1998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报告也认为，古巴军事力量严重削弱，对其邻国和美国都不再构成威胁。 第二，敌对的手段也有变化。冷战期间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威慑、通过煽动古巴人口外逃而对古巴政权进行政治打压等做法在冷战后已基本弃之不用，而反古宣传和经济制裁成为重要手段。如果说冷战时期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是着眼于动手的话，冷战后就是“动口不动手”。 第三，冷战后美国敌视古巴的政策，无论是反古广播、经济制裁还是外交孤立等，目的都是以压促变，民主和人权占有突出地位。因此，冷战后美国对古巴的敌视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在对古政策上“丢不下意识形态”，这与冷战后“扩大民主”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一致的。 与经济因素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上升相一致，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迫使美国缓和对古巴的敌视政策。在全球化的时代，美国无法孤立地推行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国际社会的谴责、盟友特别是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反对，使美国投鼠忌器；严厉的经济制裁所造成的古巴人口外流又会加剧令美国头疼的非法移民问题。而同时，古巴未来的市场又吸引着美国资本。 从政策的缘起来说，冷战期间，美国主要是从全球战略考虑对古巴采取敌视和遏制政策，美苏对抗的国际因素主导着美古关系。冷战后，美国对古巴的敌视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国内因素造成的，例如美国反古势力的影响、国会的强硬态度、两党政治及其对选举的考虑、媒体的炒作、社会观念上的自以为是等等。同时，影响美国对古政策的国内因素还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即情绪化。《今日美国报》的一篇文章反映了这一点。“ 今天，围绕着古巴的一些问题与其说是战略上的，不如说是经济上和情感上的。这个岛屿……对美国的安全基本上不构成什么真正的威胁。但是古巴裔美国人对这个小小岛国的命运仍然十分关注，正如高谈把卡斯特罗赶下台仍然是共和党对外政策的试金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