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兼析技术进步对中国市场地位的影响 　　　　　　　　　　　　　　　　　　　　 科技的进步使一国在参与国际贸易时，能够从对生产不同产品的选择，转向对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的选择，从而在较大程度上使出口能力摆脱资源限制，进口需求摆脱国内需求限制。在人口对进口需求的影响下降的情况下，如果不充分吸收先进技术，中国在对美贸易中的市场地位难免相对下降。而提高技术水平及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则有助于中国克服低收入对进口需求的限制，提高市场地位。美国的技术开发与生产转移，及由此导致的技术扩散，一方面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增加，从而导致中国进出口需求与进出口能力增长，有助于扩大双边贸易；另一方面，技术扩散与生产转移本身也直接促进贸易的发展。美国技术创新，美国加速对华技术转让，中国通过吸收美国直接投资引进先进技术，以及中国的技术创新，将成为对中美贸易关系中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 一、技术相对不发达条件下出口能力与进口需求 　　在分析传统的双边贸易关系中，比较成本说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按这一理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成本优势。一国可选择比较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行生产并出口，换取比较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从而通过国际贸易取得好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从生产成本的角度反映了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必要性及由此而产生的收益。这一理论一直被视为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与比较成本理论不同，要素禀赋论则强调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进而导致生产成本的差异，并最终导致国家间贸易。这一理论认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强调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这是不全面的。自然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差别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各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及各类要素的比例不同，各国所拥有的资源及受资源制约的生产要素量也不相同，而资源与要素的流动则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各国应选择自己所拥有的要素密集型的产品进行生产，而后进行交换。按其解释，有些产品需要劳动力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有些产品则需要资本量较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些国家劳动力丰富，工资率低，有些国家则资本丰富，资本价格低。那些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则应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后两者进行交换。 比较成本说更多地强调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而要素禀赋论，特别是较有影响的H-O理论则强调资源与要素差异的作用。从成本角度看，要素禀赋论实际上是比较成本理论的发展，将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扩大到资源与要素领域。 　　生产力水平与受资源影响下的生产要素相结合，对产品的成本大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生产力水平与要素的差异便成了国与国间进行贸易的基础。按上述理论，在国际贸易中，一国的出口能力取决生产要素及受此影响的生产能力。较高的生产能力及丰富的生产要素是一国出口能力的基础。在中美贸易中，美方出口技术含量较高，资本需求量较大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中方主要出口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落，资本需求量较少数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美贸易现状基本与上述理论相符。因此，要素禀赋论虽然难以解释国际贸易主要发生于发达国家这一现实，却可用于解释中美贸易。 进口需求应取决于对产品的有效需求。因此，需求与支付能力便对进口能力起决定性作用。在宏观经济理论中，表现为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总收入、人均收入与进口间的正相关关系。按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总收入、人均收入计算，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近年来美国经济又持续稳定增长，其进口能力与进口需求均不断增长。中国的进口市场不仅表现为因人口众多而需求潜力较大，更多地表现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总收入、人均收入呈上升趋势，因此进口需求与进口能力也不断增强。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来，人口与收入对进口仍有较大的影响。 从实际情况看，中美贸易状况基本与上述理论相符合。各自出口自己比较成本优势及生产要素较为丰富的产品，进口比较成本高及生产要素较为贫乏的产品。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使双方进口能力也不断扩大，贸易额呈上升趋势。当然，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还有其它原因的影响。 尽管上述理论解释了国际贸易的必要性及所产生的好处，但上述理论，特别是比较成本说，是在技术的相对不发达背景下产生的。而要素禀赋论则假设两国间运用相同的技术。因此，在解释目前双边贸易，特别是中美贸易时，难免有所不足。由于技术的相对不发达，国际分工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通过国际贸易表现出的国际间的分工，更多地体现为生产最终产品的分工。在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最终产品贸易的情况下，人口对进口需求以及一国的市场容量有较大的影响。此外，技术相对不发达条件下，进口需求更多地体现为进口国对最终产品的需求。而当今国际贸易中所体现的不仅是生产最终产品的分工与最终产品的供给与需求。 二、科技进步下的市场容量与中国市场 　　中美贸易状况基本符合比较成本说与要素禀赋论的解释，但科技的发展也赋予上述理论新的解释。从战后的科技革命，到所谓新经济与知识经济，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的细化，跨国公司的扩张，技术的传播等，使国际贸易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便是国际贸易在较大范围内突破最终产品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比较成本说及要素禀赋论仍然有效，但表现形式已有较大的不同。这一变化对双方的进出口能力，特别是对中美贸易中的中国市场地位影响较大。 随着科技的进步及其所导致的国际分工的细化，比较成本说更多地表现为生产各类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的比较成本。因此，在贸易中，各国仍然可以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生产，但更多地表现为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阶段进行生产。这意味着一国在参与 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可以介入从传统上讲不具备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品的生产与出口。 要素禀赋论的表现也面临同样的变化。在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中，不仅产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对于出口品生产的选择有重要影响，而且产品的不同的生产阶段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对于出口能力有更为重要的影响。一国不仅可根据本国的要素状况选择产品进行生产，而且还可根据本国要素状况选择产品的生产阶段参与产品的生产。这意味着一国在参与 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可以介入从传统上讲不具备要素优势的产品的生产与出口。 由于一国可通过参与产品的生产阶段的方式参与国际贸易，而不一定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因此，一国的进出口能力又有了新的变化。 在出口方面，只要一国在产品的某个生产阶段能够具有比较优势，就能够扩大出口，而不必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因此，出口能力更多的取决于技术力量，而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影响力相对下降。 在进口方面，一国可以进口其本身并不需要的产品的部件或中间产品，而后通过深加工等方式进行再出口。这意味着一国可以进口那些最终使用与消费不在本国完成的产品，从而使其进口需求超过自身的需求。在影响进口需求的因素中，人口的作用相对下降，而技术条件与资本流动条件的作用日益增强。 由于参与产品的生产阶段而导致的进口本身即产生于出口需求，因此，这种进口本身即意味着出口的增长，出口增长意味着总需求的增长，意味着总收的增加。而总收入的增加则意味着总需求及进口需求的增加。这表明，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及一国可以选择产品的生产阶段进行生产并参与国际贸易的情况下，人口小国可以通过对技术水平的提高克服需求不足，增加进口能力。一方面，技术推动下的出口需求增长加本身会导致对同类产品的中间产品与部件的进口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出口增加导致的需求与收入增加则会使整个进口需求增加。而人口众多而又技术落后的大国的进口需求却未必超过小国。一方面，技术的相对落后制约了对国际分工的参加，使其不能充分参与在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中对生产阶段的选择，从而制约了其对中间产品的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对国际分工的参与不足使其出口受到制约时，必然使其总收的增长受到制约，从而大大地制约了其进口能力。 美国的科技水平是最高的，对国际分工的参与程度也是最为广泛的。因此，美国对外贸易受科技进步与国际分工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这意味着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将同样在对美进出口方面受国际分工的影响。这一点在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中表现较为明显。 美国对部分亚洲国家与地区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中国大陆 印度 印尼 新加坡 香港 台湾 1993 87．628 27．781 27．703 116．78 98．738 161．678 1994 92．818 22．94 28．088 130．199 114．41 171．088 1995 117．536 32．958 33．596 153．332 142．314 192．896 1996 119．926 33．283 39．768 167．2 139．663 184．602 1997 128．623 36．076 45．223 176．962 151．171 203．657 1998 142.58 35．447 22.909 156.735 129.235 181.571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8 P801-804 ,1999 P805-808 中国大陆、印度和印尼的人口数量分别排世界第一、二、四位，但其从美国的进口额较长期内明显低于新加坡、台湾、香港从美国的进口额。1998后美国对台、新出口额仍高于对中国大陆、印度和印尼的出口额。对香港出口额略低于对中国大地出口额或许与香港受东南亚危机影响有关，但仍大于对印度和印尼出口额。 从对美进口额超过中国的国家与地区的状况看，很难找出进口额与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１９９７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为１２８·６２３亿美元，排在对巴西、加拿大、墨西哥、荷兰、韩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比利时的出口额之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６年的排位情况也大体如此 。1998年美国对中国大陆出口额为142。58亿美元，超过对香港及比利时的出口额 。但从人口在世界上的排序上看，按１９９9年的统计，与中国大陆人口差距最大的是新加坡，排世界第１２５。与中国大陆最为接近的是巴西，在世界上排第五，但美国对巴西的出口额在１９９３年和1９９５年均小于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１９９６年后才赶上中国。在其余的国家与地区中，加拿大排第３5，法国排第２1，德国排第１２，日本排第９，墨西哥排第１１，荷兰排第５8，韩国排第２６，台湾排第４6，英国排第20 。由此可见，面积与人口的大小未必决定市场的大小。 对国际分工的参与在有助于克服人口对进口需求的限制的同时，也有助于克服总收入或人均收入对进口需求的限制。传统经济学理论强调进口需求取决于总收入或人均收入。但在国际分工较为发达条件下，参与分工的中间产品生产国，可借助于最终产品需求国总收入的增长所导致的对最终产品进口需求的增长，提高自己对生产中间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及上游产品的进口需求，而后促进出口增长与收入的提高，最终导致进口需求的增长。在实际中，表现为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有助于新兴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使发展中国家出口条件有所改善。 中国自对外开放以来，国民收入不断上升，众多的人口与日益增长的收入相结合，进口需求与出口能力上升。而美国发达的经济本身即意味着进出口能力与需求的庞大。因此，中美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但科技进步导致国际分工的细化，削弱了资源对出口能力的影响的同时，也削弱了人口对进口需求的影响。而进口需求与进口能力的大小又是影响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如果不能充分吸收与发展科技，中国在对美贸易中的市场影响力很可能会相对下降。 三、科技进步条件下的贸易增长 科技进步导致的分工细化，使双边贸易突破了最终产品贸易的局限。这使一国的需求超过由其人口数量、偏好、以及收入决定的国内需求。 从前述数据看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美国主要出口市场在发达国家与地区；一是从美国的进口能力与人口之间并无明显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对产品需求有重要作用的人口条件之后，若进一步发挥中国市场潜力与优势，则需要在其它方面作出努力。 从对美国进口额超过中国对美进口额的国家与地区的情况看，所谓其它条件或许涉及多个方面，但其中最明显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这些国家与地区中，大部分人均收入较高；二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科技较为发达。而较高的收入本身即意味着以先进的科技为背景的经济实力。因此，科技水平的变化对贸易的影响更为重要。 　　　　　　　１、科技进步与中美贸易 　在技术差异与双边贸易的关系方面，较有影响的理论主要有技术差距论与产品周期论等。 技术差距论认为，技术领先国家研制成新产品后，凭借技术差距，向国外出口这种产品。其它国家通过技术合作、吸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等途径逐步掌握了技术，并能够生产这种产品，从而不仅减少进口，而且最终将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向原出口国出口这一产品。至此，原出口国创新利润消失，不得不开发新的技术、产品与工艺，从而创造出新一轮技术差距，双边贸易得以维系。 产品周期论则认为，新产品在开发与研制初期，往往需要大量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及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劳动力。当这一产品的技术日渐成熟并走向大规模生产时，产品已形成标准化。此时需要的是标准化成熟的技术与普通劳动力。因此，产品的比较优势便从最初研究与开发时的资本与技术丰裕型的发达国家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转移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这一理论还将产品周期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时创新国生产仅量供国内需求；第二阶段时，创新国已开始出口，但凭借技术与资本力量垄断国内外市场；到第三阶段，技术日益标准化，并走向大规模生产阶段，模仿国已开始生产这类产品，但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因此仍需要进口。到第四阶段，产品已基本达到完全标准化，原进口国或模仿国劳动力廉价优势更为明显，而原创新国也开始为寻求低成本而将生产转向原进口国或模仿国。而在第五阶段，则模仿国不仅不需要进口，而且开始向原创新国出口，而创新国则将投入转向更新领域的研究与开发。 上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进步条件下的贸易关系。值得指出的是，当原进口国开始向包括原出口国在内的国家出口产品时，并不意味着原出口国出口条件恶化。因为原进口国出口的增长会导致总收入的增长，而总收入的增长则意味着进口需求的增长，同时也是进口创新国新产品的前提。 就中美贸易而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通过对境外技术的吸收，增加了出口能力，而技术推动下的经济增长与收入提高也使进口需求增加。 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这不仅使美国具有最强的综合经济实力，也对美国进出口产生影响。高技术推动下的经济增长，使美国进口需求不断上升。而当美国进口需求增长，超过他国经济增长决定的他国进口需求的增长时，便容易产生贸易赤字。因此，科技推动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美国贸易赤字的减少。美国的优势在高新技术，对中国进行新技术及相关产品出口限制则不利于美国贸易赤字的减少。较高的技术水平使美国服务业占有较强的优势，也使服务业成为美国贸易中的盈利行业。因此，要求中国开放服务领域便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所追求的目标。 ２、收入增长与中美贸易 关于收入与双边贸易及人均收入的关系，林德的重叠需求论早有阐述。按其假说，国内需求是产品出口的可能性条件。生产产品首先是为满足国内需求。为此，生产者改进技术，扩大产量。当产量增长速度超过国内需求增长速度时，便产生了出口能力。在双边贸易中，两国偏好与需求结构越接近或相似时，贸易量越大。而影响一国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是平均收入水平。两国人均收入水平越接近，其需求结构越相似，两国间贸易量越大。 上述命题产生如下贸易流程：人均收入提高导致对工业品、特别是奢侈品需求提高，进而使本国工业品生产增加。为满足市场需求，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产量，使产品增加。当产品增长速超过国内需求增长速时，便产生出口能力。而对此类产品，只有收入水平与之相近的国家才有较多的需求量。因此，出口对象仍然是与之人均收入相对接近的国家。 林德假说最后的结论是，两国间人均收入水平越接近，重叠需求部分越大，贸易量也越大。而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较远的国家，重叠需求小，贸易量也小。 重叠需求论的命题、假说及其推论过程或有不足之处，但也确有其道理，并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主要贸易量集中于发达国家的现象，也可用于解释那些对美进口额超过中国对美进口额的国家与地区，大多为相对发达的国家与地区这一事实。就中美贸易而言，双边贸易的发展得益于多种因素，而中国人均收入提高则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讲，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符合林德假说中的解释。此外，双边贸易中，中方进口以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为主，从这些产品的最初研制、生产到出口过程上看，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林德假说中的贸易流程。美国对华出口的产品大多是在美国国内早已有需求的产品，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对其产品的需求增加。因此，中美贸易若要进一步发展，中国能否在改革开放中迅速提高人均收入将起较重要的作用。 就中方而言，经济好转则意味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对进口品需求增长，从而对美国产品的进口需求与进口能力上升，有利于双边贸易发展。就美国方面而言，除上述产品与研制到出口的过程外，还表现为经济好转时贸易保护倾向相对较弱，从而使中国对美出口环境有所改善。 尽管提高收入的方法较多，但从高收入国家的情况看，除石油输出国外，大部分均具备以较发达的科技力量为基础的生产能力或服务能力。就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科技推动下的综合经济实力的提高则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四、影响中美贸易前景的科技因素 前述理论与现实表明，科技发展可从多方面影响中美贸易，但最值得关注的是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在决定市场容量方面的作用下降，使技术与资本流动条件相对落后的中国有可能面临市场地位下降的可能性；二是科技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收入效应影响进出口需求，从而影响贸易；三是技术的研究、发展与传播过程影响双边贸易。相对而言，美国较发达的科技与较高的国民收入决定了在短期内因收入不足而对中美贸易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不会太大，而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则有赖于科技推动下的经济发展。因此，科技的发展与传播便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因素。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今后下述因素对中美贸易影响较大。 １、 美国方面的技术创新。技术差距论与产品周期论所反映的实际上是技术发展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技术创新与新产品的开发是维系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讲，在高新技术推动下的美国经济的好转，有利于中美贸易的发展。一方面，高新技术推动下的美国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增加对进口的需求，同时也使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缓和，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新技术产品的出现也有助于美国对华出口。这不仅表现为新技术产品本身可能成为中国需求的产品，且还表现为新技术产品的出现有助于美国放松对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而对高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的限制本身恰恰是美国在对华贸易中赤字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美方赤字问题又是中美贸易中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此外，中国本身也在进步，对产品中体现的技术水平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美国只有在技术上不断创新，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中国对进口的需求。 ２、 美国加速对中国技术转让。在技术差距论与产品周期论中，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对创新国的技术吸收在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中起关键性作用。就出口而言，中国能否吸收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技术创新国的技术，是发挥其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关键。只有美国放宽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限制，中国才有可能更多地吸收美国的技术，从而增加出口。而出口的增长意味着总收入的增长与进口需求的增加。此外，即使不考虑出口因素，美国放宽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限制也会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与进口需求的增加，有助于美国产品更多的进入中国市场。因此，从长远看，美国加快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既有利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减少，又能扩大双方的出口，而且对双方的科技进步与整个经济的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３、 中方应更多地吸收美国直接投资，从而更多地吸收美国的技术。技术差距论与产品周期论中，技术的转让是双边贸易得以维持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投资，是拥有廉价劳动力的相对落后国家能否得到创新国家的技术的关键。对美国而言，扩大对华直接投资一方面可直接带动对华设备、技术与服务的出口，另一方面，还能够更直接地促进中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的增长。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与随之而来的收入的提高则有助于对美国产品与技术的需求的提高，有助于美国产品与服务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 　　对中国而言，更多地吸收美国直接投资不仅可带动对美国设备、技术与服务的进口，且更有助于生产力提高与出口能力的上升，其中包括对美国出口能力的提高。此外，还意味着进口需求的提高。　 由于种种原因，与贸易相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状况更为不尽人意。１９９８年数据表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达９８０５·６亿美元，其中投向亚太地区为１６１７·９７亿美元，占１６·５％。但其中澳大利亚与日本就占了约７１８·２９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在除日本与澳大利亚之外的亚太国家与地区直接投资额约８９９·６８亿美元，仅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９·２％ 。从中推算，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在其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8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直接投资分布状况看，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额不仅小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而且小于香港、新加坡等领土与人口相对而言小得多的国家与地区的投资额。对台湾的投资额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６年均大于对大陆的投资额，１９９７年开始才低于对大陆的投资额。对新西直接投资则到1998年才开始略低于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 。为使中国进一步吸收美国的直接投资，从而吸收美国的技术，中美双方都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中国方面，必须在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以及整个社会经济更为规范方面做出努力。美国方面则应加强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了解。 ４、 中方加速技术创新。在技术不断发展及国际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只有加速技术创新，才能更为广泛地参与分工，并在国际分工中扩大出口能力与进口需求。尽管美国科技水平总体而言远远超过中国，但各个领域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使美国科技不可能在所有领域永远领先于中国。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中方的优势，哪怕是暂时的技术优势，同样可适用于技术差距理论与产品同期理论解释下的双边贸易关系。所不同的是，当中方的科技创新进入美国进行时，并不是与廉价劳动力结合，而是与美国的发达的资本市场结合。对于中国而言，可借助美国资本实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促进出口及经济增长与收入的提高，从而带动进口需求的提高，其中自然包括对美国产品的需求的提高。 此外，独特的技术创新还可使中国拓宽参与国际分工的内容，利用最终产品需求国的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进口需求的增长，提高自身的进口需求与市场容量，从而克服人均收入较低对进口需求的限制。 对于美国而言，则意味着资本有了良好的投向与回报，同样有助于经济增长及收入提高，以及进口需求的增长。其结果有利于双方进出口的增长与贸易的发展。 　　　　　　　　五、结论 技术的发展推动国际分工的发展，由此导致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使国际贸易突破了最终产品贸易的范围。进口需求不再受制于对最终产品的需求。这使人口在决定进口需求方面的作用下降。因此，如果不能充分吸收技术从而更深地参与日益细化的国际分工，中国的进口需求及受此影响的市场影响力难免相对下降。这也不利于美国对华出口与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而技术进步条件下参与国际分工则可使中国克服人均收入较低对进口需求的影响。因此，在科技不断进步的背景下，美国方面加速技术创新，美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限制，中国改善投资环境吸引美国直接投资从而吸收其技术，以及中国新技术的创新，将在今后中美贸易关系中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人口、资源、以及偏好对双边贸易关系影响会相对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