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运动与美国南方黑人政治力量的兴起* 近40年来美国南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黑人投票率的提高及黑人民选官员的增加。民权运动唤醒了南方黑人的政治意识，《1965年选举权法案》结束了长达近一个世纪束缚南方黑人投票的历史。在该法案生效后的短短时间里，黑人投票率骤增。1940年，仅有2%的适龄黑人选民参加投票，50年代末，即民权运动前夜，黑人投票率为20%，但是到了1970年，60%的黑人适龄选民参加投票，这个数字已接近南方平均投票率——60%。 黑人投票率提高直接结果就是黑人民选官员的增加。1965年时南方黑人民选官员不足百人，1970年时已有500名之多，1975年超过1600名，1980年时为2500名，占全国黑人民选官员的50%。 1972年来自休士顿的巴巴拉·佐丹及亚特兰大的安德鲁·杨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此后陆续有来自南方的黑人进入国会；从70年代起南方重要城市如新奥尔良、亚特兰大、伯明翰等地陆续选出了黑人市长；1990年黑奴的后代道格·威尔德(Doug Wield)当选为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从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黑人的参政热情呈不断上升趋势。 对于南方黑人而言，从被剥夺基本公民权—选举权的二等公民到参与政治，走上政坛，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黑人是如何冲破选举的樊篱？在民权运动中黑人领袖为提高黑人投票率采取了什么样的斗争策略？《1965年选举权法案》的影响何在？现在黑人是仅仅涉足政坛，还是已拥有了真正的政治力量？黑人民选官员对黑人社区的贡献是什么？南方白人对黑人的态度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吉姆·克劳法律 体系下的美国南方 南北战争后，黑人获得了自由，但又逐渐陷入了另一种境地，即所谓“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1888年密西西比州在火车上实行种族隔离，随后1890年路易斯安那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而1896年高等法院对普利斯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判定，实际上对这种种族隔离政策给予了肯定，南方各州陆续采取了相似的政策，其含意是: 其一，所有南方的公共设施和餐馆、旅馆、医院、剧场、车站等；除商店、大街外，全部以种族划线，白人、黑人各用各的，互相不侵犯；其二，就是黑人被剥夺选举权。 尽管1870年通过的宪法第15条修正案，禁止各州以种族、肤色及以前奴隶身份为由剥夺公民的选举权，但南方黑人还是最终被剥夺了选举权。南方各州采取的办法，实际上是钻了第15修正案的空子，因为该修正案措词比较含糊，并没有明确表示所有的成年男性均有选举权或不得以财产或文化知识要求选民，这不是立法者的疏忽，而是当时南方北方的政治妥协。从19世纪末开始，南方各州要求黑人如果想参加选举，就必须付选举税及通过文化考试。选举税南方平均为1.5美元一年，对于缺乏现金的穷人是个很大负担。有些白人候选人为确保自己当选，获得选票，出资替白人穷人选民交选举税。如果说交选举税是从经济上卡黑人，阻止其投票的话，文化考试则是另一道枷锁。文化考试除要求选民正确填充选民表外，还要笔试回答一个问卷，内容包括州宪法及州政府知识等。例如60年代佐治亚州的一份考卷，有20个问题，只有正确答出15个才有资格成为选民。 文化考试难度之大，以至一位佐治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声认为，他完成这个考试都有难度。 而黑人教育程度又是极低的，1933-1934年亚拉巴马州14-17岁高中注册率，白人为40%，黑人仅为10%，佐治亚州白人55%，黑人10%，密西西比白人66%，黑人7%。 因此文化考试对于黑人来讲，几乎不可逾越。 除交选举税及文化考试外，南方各州还存在“白人初选”(White Primary)原则，南方重建时期结束后，为阻止黑人当选为官员，民主党规定，党内初选时，只有白人才有资格参加，成为候选人，黑人无论贫富，均为拒之门外。由于南方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民主党一党专政，它推举的候选人在普选中均不会遇到对手挑战，所以获得党内初选成为当选的关键了。因此这个原则也就把黑人从政治竞技场内清除出去了。“白人初选”原则在19世纪90年代后在南方各州制度化，一直到194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史密斯诉奥尔布赖特（Smith v. Allwright）案中， 裁定这种党内初选违宪，要求初选必须向所有适龄选民开放，不得以种族等由给予歧视，才得以废除。 选举税、文化考试、白人初选阻碍了黑人参政的道路，使得黑人成为二等公民。以密西西比州为例，密西西比是个典型南方州，黑人人口占全部人口的40%，该州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在60年代时绝大多数县为“黑带”县（Black Belt，即黑人在全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民权运动爆发时，密西西比是全国最穷的州之一，人均收入为1119美元，而全国平均数为2263美元。黑人又是穷人之穷人，1960年黑人中等收入家庭为年收入1444美元，相应白人为4209美元，密西西比83%黑人家庭收入低于全国贫困线（年收入3000美元）；一半的黑人人口仅完成6年或6年以下的教育，绝大多数黑人从事体力或低收入工作。 黑人不仅经济地位低下，政治上更是无权无势。密西西比黑人在1875年时就被剥夺选举权，白人使用的是用暴力、威胁及欺骗的手段。1890年州宪法大会用立法形式将其制度化，这就是“密西西比计划”(Mississippi Plan)。该法给选民设立了诸多的限制，如选民必须能读出某一部分州宪法，并给予正确解释；必须在本州生活二年，在本选区生活一年方可成为选民；选举前4个月必须完成登记；不得有犯罪记录；每年必须交那选举税。 “密西西比计划”后来被南方各州纷纷效仿。当时一位白人露骨地说，目的就是“限制黑人投票”。 1965年前密西西比黑人投票十分困难，黑人必须独立完成一个冗长选民登记表，回答出包括职业、住宅及犯罪记录等各种问题，然后由注册员选出一段州宪法，由选民笔头做出解释。登记表有误或注册员认为笔答有问题，均不给予登记，而且注册员还经常故意刁难黑人，往往把宪法中最难的部分分给黑人，而选简单的给白人或给予白人帮助。因此，1965年前，密西西比黑人投票率仅为6.7%，为全国最低的，全州民选黑人官员不足6名。 从密西西比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民权运动以前，南方黑人在政治上毫无地位，丧失了公民基本权——选举权。尽管在20世纪的头50年中，黑人也进行了不懈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如1944年“白人初选”被判违宪，1945年佐治亚州取消选举税。但总的讲，南方黑人相对北方黑人而言，政治地位要低，自由也少得多。 二 南方工业化、都市化为黑人走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 内战后南方传统的支柱行业是农业、种植园经济，基本上没有工业。《亚特兰大宪法报》19世纪末曾登载了一个讽刺故事，大意是一个佐治亚州种棉花的农民死后葬在松树林里，但他的松木棺材却不是佐治亚产的，来自辛辛那提，钉棺材的铁钉来自匹兹堡，尽管佐治亚产铁。死者的棉布衣裤来自纽约，尽管佐治亚产棉花。所以整个葬礼上，除死尸及地上墓穴外，全是外来产品。 这个故事形象描绘了南方的经济状况，这种状况在19世纪末开始变化，南方开始缓慢的工业化，“新南方”开始出现。 不过南方工业化明显落后于北方，1892年统计，不足10%的南方人口生活在城里，而同时北方大西洋沿岸各州，这个数字已达50%。 到1910年，南方黑人人口的3/4仍生活在边远地区。 南方工业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南方农民的大迁移。1890年至1910年间，20万黑人离开南方，北迁或西迁。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这个迁移达到高峰，1910至1920年间，25万以上黑人离开南方。 30年代以后，随着农业机械化及因二战而带来的军事工业发展而造成工作机会的增加，再次促使南方农民离开土地，40年代1百万黑人离开南方，50年代150万黑人迁移。40-50年代迁移方向不仅是北方，而且也流向南方的大城市，如亚特兰大、新奥尔良等，使得这些城市黑人人口迅速增长，以亚特兰大为例。 黑人在城市人口中比例（亚特兰大1860-1980年） 年份(年) 1860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比例(%) 20.3 45.5 43.6 42.9 39.7 33.5 31.2 33.2 34.6 36.6 38.3 51.3 66.6 黑人大迁移的结果是：（1）黑人流向南方大城市，在城市人口中比例不断上升，对于城市发展，尤其是政治格局开始起作用。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较为明显。尽管黑人仍处二等公民，但白人也不敢忽视其存在。1949年威廉·哈茨菲尔德(William Hartsfield)竞选亚特兰大市长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获得了黑人选票，以至他获胜后不得不发表这样的演讲，“我盼望在下一个4年任期中为亚特兰大市民服务，我指的是所有市民，而不论其种族、信仰及肤色”。 在别的城市也有了细微的变化，40年代末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及田纳西的那什维尔第一次选出了黑人的市委员会委员。1953年，亚拉巴马州蒙弋马利市也选出了白人自由主义者为市委员会委员。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变化仅发生在亚特兰大这样的大城市，在南方的边远地区，如“黑带”县，变化极小，甚至没有，仅是白人一手遮天的情况。（2）南人社区得到发展，黑人牧师、教师、医生及商人等专业人员开始出现，这为日后的民权运动作了领导层的准备，他们之中一些人成为了第一代南方黑人民选官员。在黑人社区中，宗教神职人员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内战以后，黑人教堂成为南方为数不多的不受白人控制的独立机构，黑人宗教人员在黑人民众享有很高的声望，这就是为什么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民权领袖均为神职人员出身。另外就是经过多年的经营，一些南方城市出现黑人商业区，如亚特兰大的奥本大街，涌现了一批黑人商人、律师、出版商等。在种族隔离政策下，他们的服务对象是黑人，所以他们与黑人社区有着密切联系。此外，黑人教育机构的出现，其教师及学生也成为一支潜在的政治力量。1867年亚特兰大学成为亚特兰大第一所黑人大学，经过多年经营，逐渐发展有6个学院的亚特兰大大学中心，是全美最大的黑人高等教育中心，杜波易斯(W.E.B. DuBois)、马丁·路德·金、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等均在此校任过教或毕业于该校，该校成为培养日后民权运动领袖的摇篮。所以该校被誉为吉姆·克劳法律体系下的“一块绿洲”。 （3）黑人政治组织的涌现。黑人政治组织的建立最早可追溯到内战后的重建时期，但这些组织因缺乏财力、政治力量、黑人大众的支持等，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1910年成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简称NAACP)是最重要的黑人政治组织，但在20世纪的头30年里，对南方的种族主义政治也无能为力。30年代以后，罗斯福新政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联邦政府对种族问题的松动 ，使南方黑人政治组织得以发展。如亚特兰大同盟(Atlanta League)，1946年经过3个月的努力，使亚特兰大黑人选民登记增长了3倍。50年代蒙戈马利市汽车罢乘后 ，南方民权运动组织更是层出不穷，如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简称SCLC) ，以及以南方黑人学生为主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简称SNCC) ，更有要与民主党分庭抗礼的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 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 简称MFDP) ，这些黑人政治组织在50-60年代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他们的工作，唤醒了黑人的政治意识，这在后文将详细论述。 三 民权运动促进了黑人政治意识的觉醒 自1955年12月蒙戈马利市黑人罢乘以来，民权运动在南方展开，运动初期以直接行动为主，即上街示威、静坐、罢乘等形式，要求打破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民权运动领袖们已不能满足这些。1960年4月15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发起人之一埃拉·巴克(Ella Barker)在该委员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题目是“不仅仅为了汉堡包”，指出学生们的运动是挑战整个社会结构，而不仅仅是为了在餐馆里实行种族平等”。 民权运动领袖们认为，为了巩固由“自由乘车”、 静坐、罢买等运动而获得的成果，就必须建立黑人政治力量基础，以保障种族平等进程不被人为放慢，而黑人消除种族隔离的最好武器就是利用手中的选举权，因为现在还有不少强硬的种族隔离分子占居民选官员的职位，他们是垂死的种族隔离制度最后的鼓手，因此必须号召黑人选民注册，是民权组织的首要工作。 对于把选举工作作为工作重点，民权人士有着意识分歧，尤其是在以主张直接示威为主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内部。一些人反对从事选举工作，认为非暴力的直接示威应该作为该委员的首要行动方针，坚持更多、更大规模的示威，以促使公共场所取消种族隔离，而选举工作收效慢，带不来什么新的引人注目的成果。但同时也有一部分赞同把工作重点转向选举，认为黑人参加选举，行使公民的权力，促使立法机构通过有利于黑人议案，从短期看，选举不如示威活动那么显著，但最终更有建设意义。 争论的结果，大家统一认识，认为选举是民权运动的一个方向，是由小规模的非暴力示威活动转化为取得种族和解而进行大规模政治斗争的一个机会。 对于民权组织将工作由直接上街示威转向动员黑人参加登记选民，肯尼迪政府起了推动作用，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用意。 “自由乘车”结束不久，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1961年6月16日召集各民权组织“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种族平等大会”等代表开会，他强调选举是改变南方的关键，促使黑人注册登记选民远比上街示威意义深远的多，并且允诺民权组织的选举工作可得到私人基金会的财政资助，而且答应由联邦政府出面保护选民及民权运动工作者的安全。肯尼迪政府之所以支持民权运动的选举工作，原因是肯尼迪上台不久，南方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静坐示威运动，南方种族关系骤然紧张，出现了流血事件。肯尼迪政府认为与其在南方失控，还不如将民权运动引向选举，这总比上街示威要好的多，也不至于遭到白人的更多抵抗；另外，肯尼迪政府还有长远的考虑，就是不断增长的黑人选民有助于民主党在南方的势力，为下次选举作准备。 于是由“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种族平等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等共同合作，在南方各州发动一场选举教育活动（Voter Education Project，简称VEP），由两个私人基金会斯特恩家族基金（Stern Family Fund）及泰克尼克和菲尔德基金会（Taconic and Field Foundation）出资87美万元支持该项目，时间为两年半，由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南方地区委员会”作为行政管理机关，1962年4月该项目正式起动。 参加VEP的各个民权组织分别挑选不同的州，在边远地区开展了选举工作。之所以把选举工作的重点放在边远地区，不仅仅是这些地区选民注册率低，而且民权组织认为目前黑人通过选举控制州一级政府是不可能的，因为南方适龄选民最多的州密西西比也仅占总人数的36.1%，但是在南方黑人人口占多数的县却有137个，这些县均分布边远地区，这是黑人政治力量的潜在之处。 尽管在将工作重点是否转到选举上“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论极激烈，但也恰是这个组织最早开展选举工作，而且是在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等边远地区。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下称SNCC）首先进入的是密西西比州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前文提到，密西西比州为阻止黑人参加选举，设置了种种阻碍，在三角洲地区更是严重。为白人工作的黑人可能因注册为选民而丢掉工作，黑人农民因注册，而被白人雇主逐出种植园，他们种的棉花没人收购，同时也买不到种子等必需品，不少黑人选民还会因此而失去政府的福利补助。如在三角洲地区的勒弗洛尔县(Leflore)，100名黑人参加登记，被当地政府从救济名单去除，而佃农只有在每年4月至10月有工作，政府救济是余下几个月生活的来源。 因此该县黑人人口占总人口64.6%，但选民人数却只占1.2%。 更有甚者，一些黑人因参加选举而遭白人的枪杀。 在这种情况下，SNCC工作人员采取的方法就是，在当地黑人教会的帮助下，开始逐门挨户地访问黑人家庭，宣传公民的选举权力，告诉黑人选举可以给社区带来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工作机会，以获得公民应该有的权利，打消黑人的恐惧心里，然后就是伴随黑人去地方法院登记。 由于VEP首先是个教育项目，旨在用最有效的办法给选民以选举知识，然后参加登记。 所以民权组织采取最常见的办法是开办学校，向选民传授如何回答文化测验中问题及如何填充登记表格，然后更进一步向黑人宣传“选举与雇佣的关系”，“选举是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力”等知识。有些边远地区，学员经过学习，有超过75%的学员去参加注册，而其中99%的人通过了考试。 尽管如此，SNCC工作人员的艰苦工作，相对于VEP资助的其他地区，密西西比成果并不显著。据统计，1962年4月1日至1963年12月31日，在南方11州中，在VEP资助下民权组织共促使32.7588万位黑人登记成为选民，其中选民最多的州是德克萨斯，有12.0590万人，最少的是密西西比3228人，其他州为亚拉巴马1.3487万人，北卡罗来那2.3323万人，南卡罗来那2.0727万人，阿肯萨8756人，佛罗里达3.7111万人，佐治亚4.6347万人，路易斯安那5899人，田纳西3.4243万人，弗吉尼亚1.3877万人。 密西西比成果不显著的原因在于白人的抵抗，白人用暴力抵制黑人行使公民权力，截至1964年夏天前，密西西比至少有30住宅被炸，35个教堂被烧毁，80人被挨打，30余次枪杀事件，6个人被谋杀。 环境恶劣，但SNCC并没有放弃在密西西比工作，它与密西西比联盟组织理事会（Mississippi Council of Federated Organization，简称COFO）合作，再次在密西西比掀起一场运动。1964年初，SNCC与COFO酝酿在同年夏天在密西西比开展“自由学校”运动。“自由学校”拟开办6周，对象是高中学生，学校向孩子们传授教育文化知识，引导他们养成自由思考习惯，为全州范围内的青年运动奠定基础。 开办学校急需师资，SNCC与COFO倾向于从北方的大学中招募白人学生，原因是他们认为密西西比州当局不敢对这些学生下手，全国舆论也不能容忍对白人学生的残害，尤其这些学生来自名校，出身中产阶级。 “密西西比自由夏天”在1964年6月13日拉开序幕，第一批近300名志愿者在俄亥俄的牛津女子大学接受2周培训后，前往密西西比任教，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新格兰地区的大学，一半以上为白人，且都为第一次去南方。SNCC主席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说，“密西西比自由夏天计划成功与否依靠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抵制密西西比及整个南方自由的势力”。 “自由学校”在密西西比的城市及乡村展开，教堂、私人住宅、庭院都成了学校的校舍。对于白人志愿者的到来，密西西比的黑人有一定的戒备心理，一名白人志愿者寄住在黑人家里，但她从未与这家的男主人坐在同一张桌子边，经过多次说服，男主人才平生第一次与一位白人妇女同桌交谈，他还有些不知所措。不过白人志愿者对黑人的支持还是非常感慨，一些黑人家庭冒着丢掉工作，房屋被毁的危险，给志愿者提供食宿，并给予保护。 “密西西比自由夏天”是短暂的，但它唤醒了密西西比，尤其其边远地区黑人政治意识，直到1964年，密西西比边远地区黑人说，“我从来不知道我们黑人能投票”。 在以青年学生为首的SNCC在密西西比边远地区开展逐户宣传工作的同时，以宗教人士为主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下称SCLC）也展开了自己有特色的选举工作，SCLC把工作重点放在公民教育上，也就是成人领导培训。他们认为，尽管这种教育可能比直接游说选民，确保他们参加登记，收效要缓慢，成果也不明显，但从长期而言，意义及回报更大。 SCLC活动分为二个方面，一方面是培训黑人社区领导，内容为社区问题、公民基本知识、选举教育等。另一方面是针对南方文化水平低的现状，公民教育也对文盲公民进行扫盲。 SCLC从1957年就已经开始开办公民学校，这是所成人夜校，教授内容为公民责任、读写技巧、选举知识等。经过这种3个月的培训，学员不仅能成功地注册选民，而且可以有效地处理社区事务。 1961年以后，SCLC开展大规模的公民教育工作。 公民学校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培训基地，培养社区干部，结束学习后，回当地开展工作。如1963年6月至1964年6月，共培训502名社区干部，经过这些学员的努力，使得2.5962万名黑人登记为选民。 另一种就是由SCLC工作人员深入当地，就地办学。1963年3月SCLC公民学校为密西西比三角洲的格林伍德县培养师资，当地情况劣恶，公民学校无法开夜校，学员们只能在结束工作立即来上课，最后有8人完成了预期的学习。 SCLC主持公民教育的安德鲁·J·杨(Andrew J. Young)认为该项目为SCLC的其他工作奠定基础，与其他民权组织也有很好的配合，“在密西西比，你很难区分各种项目，人们不知这是公民学校，那是COFO项目。” SCLC也为其他组织培训了工作人员。 必须提到的是，SCLC在其他民权组织对选举丧失兴致后，仍致于公民教育。1965年当《选举权法》提交国会讨论，SCLC立刻意识到，若该法案通过，将对南方政治起重大影响，在一些地区黑人有可能当选为州议员、县委员会委员、或市委员会委员等职，于是在1965年夏天SCLC在南方的6个州开展了社区组织和政治教育项目（Summe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gram, 简称SCOPE），有1200名工作人员深入6个州，主要是针对“黑带”县，开设公民教育课程，SCLC认为黑人候选人落选原因是在许多黑人社区缺乏政治教育，而导致黑人在教育、工作、住房、工资、司法等遭受不平等，因此急需对黑人进行公民政治教育。 在短短的夏天的几个月中，就有102.6457万位黑人参加SCOPE学习，近7万人尝试登记，其中4.9302万人成为选民。 SCLC的公民教育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使一些南方白人开始通过融合方式，达到种族和解。 上述的SNCC及SCLC等民权组织的实地工作，对唤醒黑人的政治意识、积极参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民权运动的工作成果在以后几年选举中明显得到体现，而且民权运动也为日后黑人民选官员提供了锻炼机会与场所。SNCC主席，后来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的约翰·刘易斯以自己经历说明，许多黑人民选官员都经历过民权运动的洗礼。 此外，我们还提到“黑人力量”(Black Power)，这是SNCC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在1966年提出的激进口号，要求黑人起来为自己解放而奋斗，而不能等待白人的“恩赐”，这实际上是放弃“非暴力”理论，鼓励黑人使用武力。SNCC之所以提出这个口号，是因为该组织长期致力于密西西比边远地区的工作，遭到太多的白人抵抗及暴力，使他们最终放弃“非暴力”信念, 对联邦政府的信念及“美国梦”。 对于“黑人力量”有两层理解，消极方面，它鼓励暴力，对60年代城市暴乱有一定的影响，它不主持种族和解，卡迈克尔任SNCC主席期间，把SNCC内部的白人工作人员都驱除了，从而失去一批自由派白人的支持。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因为它鼓励黑人恢复非洲文化传统、民族自豪感，同时也使黑人政治觉醒进入了新的层次。如在密西西比，“黑人力量”促使黑人注册登记为选民及竞选公职，促进黑人团结，寻求政治力量。 四《1965年选举权法》及南方白人的抵抗 1964年国会通过《民权法案》，宣布在公共设施如餐馆、车站、旅馆等实行种族隔离是违法的，另外也不得以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国籍为由在雇佣上给予歧视，同时也保护公民的选举权。尽管《民权法案》在美国历史上意义重大，但它并没有去除南方黑人参加投票的阻碍。直到1965年8月，国会通过《选举权法》，明文规定废除文化考试，并授权联邦政府官员到南方监督投票。 这才以立法的形式，给予了黑人选举权。 《选举权法》之所以能通过，原因在于一是60年代的大环境。1963年夏天华盛顿黑人大游行后，进行的舆论抽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解决种族问题。在《选举权法》提交国会前，盖洛普的调查是，全国有76%的人赞成该法案，南方是49%人赞成，37%人反对，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众议员黑尔·博格斯(Hale Boggs)认为他之所以支持该法，因为他相信基本选举权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一部分。 其二，民权运动的压力。1964年林登·约翰逊以获得61%的选票取胜，其中获得了94%的黑人选票，如果没有黑人的支持，民主党就不可能在阿肯色、佛罗里达、田纳西及弗吉尼亚获胜。民权运动领袖用意明显，民主党从黑人投票获得好处，现在是回报的时候了。为了能推动《选举权法》的通过，马丁·路德·金等民权运动领袖在1965年3月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市举行了空前示威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了冲突。3月15日约翰逊发表讲话，承认黑人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大家必须克服这种不公正。2天后他将《民权法案》提交国会。民权运动的压力推动国会通过了该法案。其三，约翰逊个人因素。约翰逊来自南方，但他对种族问题温和。1957年8月，当他作为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时，极力促成了国会自重建时期以来的第一个民权法案。其个人因素对《选举权法》的通过也起了一定作用。 《选举权法》从法律上扫清了黑人投票的阻碍，但南方的白人统治者也不会轻易将政治舞台让与黑人，而是想尽一切办法阻止黑人参加投票，过去明目张胆的手法是不行了，于是就采取改头换面的办法，其中包括： （1）重新划分国会选区。通过重新划分选区，防止在某一选区黑人成为多数，选出自己的国会议员。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前文提到三角洲地区是典型的“黑带”，黑人人口占多数。1965年选举权法出台后，密西西比害怕在此区黑人议员有可能脱颖而出，从1880年起，密西西比还没有选出过黑人议员。1956年以前，三角洲属于一个国会选区，即第3选区，黑人占人口的59%；1962年国会选区重新划分，第3选区与第2选区合并，成为新的第2选区，这个选区黑人人口为60%；1966年的选区划分，尽管州的众、参院所提方案不同，但目标一致，即肢解三角洲地区，使任何一个选区不出现黑人占多数的局面，把黑人的投票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 最后的结果是，把三角洲地区肢解，分别并入三个国会选区，其中只有一个选区黑人有微弱多数，即51.36%，但该区白人适龄选民及注册选民均占多数，这样密西西比全州的五个国会选区内没有一个是黑人人口占多数的，使得黑人很难选出自己的国会议员。 （2）为了防止黑人进入州一级立法机构，重新划分州议会选区，把黑人占多数人口地区与白人占多数人口合并成为一个选举单位，防止黑人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选举出自己的州议员，弗吉尼亚州议会将5个黑人占多数的县，分别与一个白人多数的地区合并成为一个选区，这样也就避免有黑人占多数的选区了。新奥尔良市1970-1980年间，黑人人口从45%增到55%，但以黑人人口为多数的选区却从11个降到7个，而白人为主的选区从7个增到8个。 1965年前，密西西比州众议员共有122名，从82个选区选出，经重新划分后，82个选区降为72个，原因就是选区原多为单一县，现在进行合并，有的选区成为二个县合并而成的。 （3）改变选举方法及选举规则。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密西西比州。该州成立了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黑人向白人发起了政治挑战。1966年密西西比州议会通过修正案，对选举规则加以提高，如独立参选人的选民提名书人数增加了10倍，每个选民必须亲自书写提名书，不得连署，有效签名书的认证需由县法院人员完成（基本为白人）等等，无疑增加了黑人竞选的困难。 （4）城市兼并(annexation)。由于郊区的发展，白人逐渐迁往郊区，城市黑人人口急骤上升，这成为白人的忧患之一。于是就有了城市兼并，通过兼并附近的郊区，这绝大多数是白人居住区，由此而带来了大批白人选民，成为有效消除黑人投票影响的办法。 如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市，1969年的兼并，大批白人居民的并入，使得一夜间黑人由多数人口变为了少数人口，城市扩大了23英亩，并入了4.3000万个白人，4000个黑人，使得城市黑人人口比例从52%降到了42%。 亚特兰大的例子也有一定代表性，随着亚特兰大人口中黑人比例增加，市政府一再希望能通过城市兼并，扩充白人人口。尤其60年代中期，黑人人口比例已近40%，当时就准备将城北的白人郊区并入，认为这是平衡黑、白人口的唯一办法。尽管是打着增加税收及城市发展的旗号，但实际上是种族问题，是白人统治者害怕黑人有可能在6年内成为城市的多数人口。 甚至1973年亚特兰大有了第一位黑人市长后，兼并问题仍在讨论。当地报纸的评论是，“种族及黑人有可能控制这个佐治亚州州府的这个事实，是扩大亚特兰大市边界的主要、明了的原因”，“所有的各种提案都是打算立即消弱黑人的投票力量。” 以上几种方法，都是利用立法的手段来阻止黑人投票，参政，抵消黑人的投票影响。除此之外，更有些直接的办法阻止黑人投票，如故意给黑人选民制造人为麻烦，如改变投票地点却用不显著通告通知或甚至不通知，减少黑人居住区投票点。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太阳花县，为阻止黑人投票，白人农场主在选举当日，故意延长工作时间，使得黑人赶不上选举。当然传统的暴力手段还经常在南方发生。1975年美国人权委员会一份报告中提到，“尽管密西西比的政治气氛已有改善，但用暴力反对黑人涉足政治的事还屡屡发生”，从事登记选民工作人员也认为恐惧仍是黑人注册的最大阻碍。 但是，不管是公开的，“合法”的，或者是暴力恐吓，都不能阻止黑人走上政治舞台的脚步，因为民权运动后，黑人参政已成为历史潮流。 五“摘棉花的手最终选出了总统”， 黑人参政的积极成果 亚特兰大的第一位黑人市长梅那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曾经说过，现在如果谁还在大街上寻找民权运动的话，就大错特错了，70年代的民权运动就是参与政治。 自从1954年最高法院裁定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 以来，黑人的生活开始发生变革，尤其是拥有选举权，及当选公职后，曾任国会众议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亚特兰大市长的安德鲁·杨说，“尽管蒙哥马利罢乘及1964年民权法案有助于消除吉姆·克劳法律体系，但没有对南方政治体制提出挑战，相对于1965年选举权法作用就小多了，该法给黑人参政提供了途径”。 因此1965年选举权法生效后，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成果。 （1）南方黑人投票率骤增，黑人当选公职人数增加。 表一是1944-1964年，南方黑人选民的注册率，1964年时的平均数只有43.1%。 1944-1964年南方黑人选民注册率（表一） 1940（%） 1947（%） 1952（%） 1960（%） 1962（%） 1964（%） 亚拉巴马 0.4 1.2 5.0 13.7 13.4 23.0 阿肯色 1.5 17.3 27.0 37.3 34.0 49.3 佛罗里达 5.7 15.4 33.0 38.9 36.8 63.8 佐治亚 3.0 18.8 23.0 29.3 26.7 44.0 路易斯安那 0.5 2.6 25.0 30.9 27.8 32.0 密西西比 0.4 0.9 4.0 5.2 5.3 6.7 北卡罗来纳 7.1 15.2 18.0 38.1 35.8 46.8 南卡罗来纳 0.8 13.0 20.0 15.6 22.9 38.7 田纳西 6.5 25.8 27.0 58.9 49.8 69.4 德克萨斯 5.6 18.5 31.0 34.9 37.3 57.7 弗吉尼亚 4.1 13.2 16.0 22.8 24.0 45.7 总计 3.0 12.0 20.0 29.1 29.4 43.1 但是从表二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1965年以后，黑人选民注册率已大幅提高，1984年时平均为58.5%，尤其是密西西比，从1964年的6.7%上升到68.2%。 1968-1984年南方黑人选民注册率（表二） 1968（%） 1976（%） 1980（%） 1982（%） 1984（%） 亚拉巴马 56.7 58.4 55.8 69.7 69.2 阿肯色 67.5 94.0 57.2 63.9 60.9 佛罗里达 62.1 61.1 58.3 59.7 55.5 佐治亚 56.1 74.8 48.6 50.4 49.8 路易斯安那 59.3 63.0 60.7 61.1 62.5 密西西比 54.4 60.7 62.3 64.2 68.5 北卡罗来纳 55.3 54.8 51.3 50.9 59.7 南卡罗来纳 50.8 56.5 53.7 53.9 49.8 田纳西 72.8 66.4 64.0 66.1 67.1 德克萨斯 83.1 65.0 56.0 49.5 59.1 弗吉尼亚 58.4 54.7 53.2 49.5 50.7 总计 62.0 63.1 55.8 56.5 58.5 表三通过同时期白人、黑人选民投票率比较，到1982年时，黑人投票率已接近白人（57.7%：69.9%）。 南方部分州黑人、白人投票率（表三） 1964（%）黑人 白人 1982（%）黑人 白人 亚拉巴马 22.8 68.4 57.7 79.4 佐治亚 44.1 65.8 51.9 66.8 路易斯安那 31.7 79.7 68.5 71.9 密西西比 6.7 70.2 75.8 90.6 北卡罗来纳 46.8 92.5 43.6 65.5 南卡罗来纳 38.8 78.5 53.3 55.0 弗吉尼亚 29.1 50.1 53.6 58.3 总计 31.4 72.1 57.7 69.9 当然黑人投票整体是提高了，但黑人穷人投票率偏低，而中产阶级投票率高，而且高于同等水平的白人。 黑人投票增加，最显著的结果就是黑人的民选官员人数大大增加了。就南方而言，1965年时不足百人，1970年为500人，1975年为1600人，1980年2500人；就全国而言，1965年时300人，1970年1400人，1975年3000人，1980年4700人。到70年代末，全国已有18位黑人国会议员，相对以前，有了很大变化，因为1901-1928年，28年间无黑人议员，1928年以后的15年间有过一位黑人议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4年间，有过2位黑人议员，另外就是1970年国会成立了黑人议员团(black caucus)。 同时一些边远地区也发生了变化，如亚拉巴马州的朗兹（Lowndes）县，1965年没有一个黑人选民，到80年代黑人选民占全部选民的80%，黑人当上了县的治安官(Sheriff)、学监，并在县委员会，学区理事会中占了多数。 （2）在南方一些地区，尤其是大都市，白人、黑人开始结成政治联盟，这有利于缓和种族关系。 就目前而言，南方对种族问题持极端立场的人已为少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种族融合。1999年抽样调查，56%南方白人赞同种族融合，而1991年这个数字只有47%。 这种社会环境利于黑人、白人在竞选中结盟，而这种结盟又有利于缓和种族关系。这种趋势出现在80年代以后，新的一代黑人官员的出现，他们与以前第一批黑人官员不同，他们没有参加过民权运动，他们的竞选口号与方针也不同，这使他们赢得了不少白人选票。如哈维·格兰特(Harvey Grantt)1983年当选为白人人口占70%的北卡罗来纳夏洛特市市长，以及1985年道格·威尔德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副州长，1990年成为州长，这是自重建时期以来第一位黑人州长， 弗吉尼亚黑人人口1985年时仅占18%。 黑人候选人之所以能获得白人选票，原因有二，其一是他们主张种族和解，致力于整个地区的发展，而不是将眼光钉在黑人社区上。如哈维·格兰特主张政策的出发点是全市，如提倡市区发展，发展公共交通、增加收入税等，实际上是有利于黑人的，因为如市区发展，最大受益者是住在附近的黑人家庭，公共交通发展有利于黑人在郊区找到工作，提高收入税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比提高零售税更有利于黑人。格兰特并没有直接涉及种族，但实际使黑人受惠，而这种政策容易为白人接受。道格·威尔德第一次当选副州长时，赢得了44%白人选票，他在种族问题持温和态度，如他拒绝杰西·杰克逊等黑人领袖来弗吉尼亚助选。当地人对他的评论是，威尔德是位老炼的政治家，当种族问题可以利用时，就会打“种族牌”。 其二得到白人支持的黑人候选人大多是出类拔萃的，如格兰特是南卡罗来纳克莱门森大学第一位黑人学生，毕业后到夏洛特市，成为该市第一位黑人建筑师，以后又去麻省理工学院深造，获得硕士学位，然后返回夏洛特市成立了一家设计行，以后又改行从政。威尔德是位律师，毕业于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1969年成为弗吉尼亚自20年代以来第一位黑人州参议员，15年的参议员经历为他后来成为副州长、州长打下了良好基础。 由此而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黑人与白人在政治上的结盟意味着什么？从历史的作用看，这是个进步。正如一位成功的黑人官员所说，这种结盟起点是政治，但最终是为了融合，人们看待对方不再是以白或黑肤色，而是作为人了。 （3）一批同情黑人的白人当选。吉米·卡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卡特出生于佐治亚州南部，他对种族问题一直比较温和，50年代中期曾拒绝家乡的白人市民理事会（种族主义组织），而使他的花生业蒙受经济损失。 1971年他当选为佐治亚州州长，在就职仪式上他说，“……种族歧视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穷人、边远地区的人们、黑人不应该再承受被剥夺教育、工作、公正机会的负担了，” 他这种态度，使得他在1976年总统竞选中，获得了94%的黑人选票，使得他在南方除弗尼吉亚外其余各州均获胜，而当年的黑人投票率也创历史记录，达64%。 卡特在任内也做了一些有利于黑人的事，如任命了一些黑人内阁成员等。当然卡特也不是黑人参加投票的唯一受益者。上述黑人积极投票、积极参政，同时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由于黑人官员的当选，他们上任后，对黑人社区发展、黑人状况的改善起了一定作用。以亚特兰大为例，亚特兰大在南方城市中比较特殊，黑人势力一直比较强大，尤其是黑人中产阶级。1986年市委员会有18成员，黑人占了11位，亚特兰大被称为黑人的“麦加”。 1973年梅那德·杰克逊成为亚特兰大第一任黑人市长，上台致力于黑人社区的改善。1973年市的合同仅有1%给予了少数族裔，而1984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31%，1985年《黑人企业》杂志评出黑人百强企业榜中，有7家在亚特兰大，1980年年薪超过5万的黑人比例，亚特兰大超过南方其他城市。 杰克逊作为市长，曾大刀阔斧改革，比较激进，如他声称若黑人公司得不到新国际机场的合同，他宁愿推迟开工，他还以撤走市资金为挟，要求一些银行至少在其董事会任命1或2名黑人。1999年夏天亚特兰大在为是否结束“肯定性行动计划”而争吵不休时，杰克逊已离职多年，他与现任市长比尔·坎贝尔(Bill Camebell)一起，表示支持“肯定性行动”，寻求将市合用34%给予少数族裔。 如果亚特兰大的种族关系比较温和的话，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则是另一种情况了。马丁·路德·金曾认为50-60年代的伯明翰市是全美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 1979年理查德·阿林顿(Richard Arrington)，一个佃农的儿子，动物学博士成为了该市的首位黑人市长，在他当政的20年中（他于1999年夏退休），他不仅使黑人经济有所发展，而且缓和了紧张的种族关系。阿林顿上台后，大力推进黑人的雇佣率。伯明翰市警察局，1966年才有第一位黑人警官，而到了1981年黑人警官已占总数的13%。另外就是将市政合同更多地给予黑人公司，70年代中期仅有15%公共项目给予少数族裔公司，金额不足千元。而1999年夏他离任时，给予黑人公司的市政项目总额已超过数百万美元，黑人在市委员会中也占了多数。 他还自称在任期内，在黑人社区、白人社区之间“建立桥梁”，使得伯明翰的种族关系趋于缓和。 总之，由于黑人官员的当政，他们或多或少都能造福于黑人社区，但由于其他因素的制约，这种作用也不能夸大，这在后文中还将叙述。 （2）南方的政治气候开始发生变化。原来在种族问题持极端立场的人也不得不改变态度，以适应新形势。亚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50-60年代，曾公开发誓，“种族隔离制度永存”，但到1983年他最后一任期里，他的州政府班子里有25.4%的黑人，1970年仅有2%。1985年3月，在塞尔马市游行20周年之际，他在州长官邸接待了杰西·杰克逊，杰克逊惊奇地发现，华莱士的态度、举止都发生了变化。 由于华莱士在70年代任期内增加黑人州官员以及改善黑人工作、教育条件，使得他在1982年州长竞选中，获得了黑人30%的支持率，而这些选票来自60年代屡遭种族暴力的“黑带”地区。因此60年代以来，南方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SNCC前主席，现国会众议员约翰·刘易斯说，这种变化如此深远，使得你能看到及感到不同的政治的政治气氛，人们更开放，更有希望，《选举权法》解放了黑人，也解放了白人了，尤其解放了白人政客”。 （3）就全国而言，南方是全国最大的区，在总统选举时，拥有总数1/4的选举人票，因此而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1964年林登·约翰逊，1976年吉米·卡特几乎是横扫南方。由于《选举权法》生效，黑人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从总的讲，黑人选民注册率是提高许多了，但相对于白人来讲，还是低于白人。另外，黑人也开始参与民主党内事务，以黑人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为例，1964年，黑人代表仅占全部总数2%，1968年为6.7%，1972年已上升为14.6%，其中密西西比州比率最高，占56%，路易斯安那为28.3%，南卡罗来纳34.4%，田纳西32.7%，佐治亚30.1%，弗吉尼亚28.3%，北卡罗来纳20.3%。 尤其是70年代以后，共和党在南方向民主党发起挑战，民主党在南方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所以黑人的力量成为民主党的一支重要力量。 总之，民权运动以后，黑人积极参政，打破了白人垄断政治的坚冰。约翰·刘易斯说，“如果马丁·路德·金活到今天，他也会感到欣慰的，静坐、罢乘、游行，等等一切，但底线是选举”。 六 黑人政治力量的兴起并不意味着 前面叙述了自民权运动以来南方黑人政治意识觉醒，参政热情高涨，投票率及黑人担任公职数量都有了明显提高，包括一些前民权领袖安德鲁·杨及约翰·刘易斯等对这一变化持乐观态度，但对南方整体讲，我们必须看到： （1）黑人当选公职从绝对值上讲增加了不少，但相对黑人人口，比例还是偏低的。1982年时，南方的州议会总共有127名黑人，占总数的7%，而同年黑人人口占全部南方人口的20%。 黑人在1980年时，在南方各州中比例不等，见表四。 黑人在南方各州人口中占的比例（表四） 1950（%） 1980（%） 密西西比 45 35 南卡罗来纳 39 30 路易斯安那 33 29 佐治亚 31 27 亚拉巴马 32 26 北卡罗来纳 27 22 弗吉尼亚 22 19 阿肯色 22 16 田纳西 16 16 佛罗里达 22 14 德克萨斯 13 12 与白人相比，黑人每1万人才有1个民选官员，而白人是每万人为16个； （2）黑人民选官员地区分布不平衡，多集中在大城市或“黑带”地区。1982年时南方民选官员共有2601人，分布在南方的1147个县，平均每县仅有2.3名，将黑人人口不足3%的地区抛开，南方仍有47%的县无黑人官员，仅有1/5的南方县有5个以上黑人官员，超过8个以上官员的县不到8%。 南方边远地区，变化十分缓慢。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的太阳花县，到80年代，也就是《选举权法》生效20年后，该县仍是白人的天下，黑人占人口总数的60%以上，但县委员会委员中却没一个黑人。埃奇菲尔德县也有50%以上黑人人口，直到1984年，才有3名黑人进入县委员；（3）从黑人占据的职位看，尽管威尔德曾在1990年赢得过一任弗吉尼亚州长职位，但这是唯一一例，黑人目前得到州一级职位还是有一定难度，另外至今南方还未出过黑人国会参议员。所以现在黑人官员主要是分布在南方政府机构、学区委员会及县委员会等，这都远离决策机构。 而使黑人现在政治上仍处弱势的原因，主要是民权运动后，南方经历了革命性的变革，白人再不能公开抵制黑人行使公民权了，但传统势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的，克服种族主义是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此外还有三个因素导致黑人在政治上仍处弱势，（1）经济上的弱势。曾任SCLC主席的民权领袖约瑟夫·洛厄里(Joseph Lowery)说，黑人争取政治平等的斗争许多方面是取得了胜利，但经济平等仍是另一回事儿。 而经济上的弱势必定造成政治上的弱势。尽管南方一些主要城市有了黑人市长，但他们缺乏足够经济资源，使黑人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70年代时黑人的贫困率已从41%降到30%，但与白人的收入差距仍很明显，见表五。 1961-1987年白人、黑人中等收入家庭比较（表五） 年份 白人（$） 黑人（$） 黑人占白人收入比例（%） 1960 5,835 3,230 55.4 1965 7,251 3,993 55.1 1970 10,236 6,279 61.3 1975 14,268 8,779 61.5 1980 21,904 12,674 57.9 1985 29,152 16,786 57.7 1987 32,274 18,098 56.1 （2）黑人民选官员的局限性。黑人对自己选出来的官员希望很大，如佐治亚州的一名黑人州议员认为，“黑人议员比白人任务艰巨多了，因为黑人要求他们比白人多多了，他们希望我们能改变世界”。 但实际上是不可能。黑人官员从数量上是少数，他们必须与白人政客及商人合作，才能发挥作用，这样就局限了他们的作用。另外，黑人官员一般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有一定阶级局限性。如亚特兰大黑人市长杰克逊1977年就解雇了900个罢工工人。民权领袖之一朱利安·邦德在1970年中期批评黑人官员，认为他们比白人同僚也好不了哪去 。当然邦德有些过激，毕竟黑人官员对黑人社区的改善起了一定作用。（3）黑人的黑奴历史及少数族裔地位。黑奴制在美国结束已有150年，但其在南方的影响仍在作怪，如1999年夏天以来，南卡罗来纳黑人要求将南方邦联旗从州议会楼顶上取下，遭到州议会反对，黑人认为邦联旗意味着黑奴制，而州议会认为旧旗帜仅是为怀念为战争献身的先人。旗帜风波实际反映了种族主义在南方仍有市场。相对而言，大城市，经济发达，教育水平相对高的地区，种族关系相对缓和，白人愿意与黑人分享政权，在边远地区，如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白人仍是一统天下。另外，南方尽管是黑人集中地区，但仍是少数族裔，而且人口呈下降趋势，黑人人口最多的州也仅为40%，这也是黑人很难成为州长原因之一。 总之，民权运动以后，黑人的政治地位已明显改善，但做到真正当家作主还相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