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市民社会：道德基础与公民参与 朱世达 一 市民社会的概念作为一个集体的实体独立于国家之外，一直是美国政治社会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美国不同于欧洲，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国家的概念，民间社会 发育较好，所以，它一直被认为是市民社会的典型模式。作为“自然关爱和社会交往的领域” 的市民社会的存在主要是解决私人与公共、个人与社会、公共伦理与个人利益、个人激情 与公共关注、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个人存在和社会存在之间的问题与矛盾。市民社会可以 说是联谊会、俱乐部、教会、商务联合会和其他自愿组织的舞台。这些社会关系，在介于国 家与个人之间的领域起缓冲与调解的作用，给公民以实践民主的可能——如自由集会、非强 制性的对话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起到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调 和的作用。 受孟德斯鸠思想影响很深的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认为市民社会的中间组织 (intermediate associations，或Corps intermediare)对于一个健全的民主体制是至关重要的组成 部分。他说，“没有任何国家比一个民主的社会国家更需要联合体了，联合体足以防止党派 的专断或一个亲王的武断的统治。”他说，美国人将民主习惯提高到完美的程度，美国人的 民主习惯包括共同追求目标并独立于民族国家的政府。托克维尔特别赞赏美国的小镇政府和 教会。他认为这些组织将美国人纯粹关心个人私有的利益引导到公共事业中，在公共事业中 他们学会了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心灵的习性有利于民主妥协和对于公共利益的关 注。 市民社会遵循的是格劳秀斯(Grotian)自然法原则，理性精神是市民社会得以生存的唯一 支柱。西塞罗说，“实际上有一部真正的法——即正确的理性——它与自然一致，适用于所 有的人，不可变更而永恒。此法通过它的命令，征召人们去完成他们的责任；它通过禁令， 限止人们去做错误的事。它的命令与禁令总是对好人有影响，而对坏人毫无效果。企图通过 人为的立法废除此法在道德上永远是不对的，限制它的执行是不允许的，整个儿地废除它也 是不可能的”。 市民社会包含共享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但归根结底，正是因为存在一个自由的、 平等的公民群体(citizenry)——即自主的个人——市民社会才有存在的可能。因为从本质上 来说，市民社会是具体的人——特别的个人，受制于他的或她的个人的欲望、任性和有形的 需要——追求达到“自私的”目的。所以，按照黑格尔的阐释，市民社会是自由的、自主的 个人提出要求以满足个人的欲望和自主权。 公共与私人之间存在辩证的关系，同时又存在 紧张的对峙的关系。理性（公民的平等）与个人主义是整个市民社会的道德基础。市民社会 成为民族国家内的一种普遍的公民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一方面基于个人主义，另一方面 又基于个人参与公共生活。这种参与公共生活又基于公民在契约、道德、经济、社会和政治 关系中的共同性(mutuality)。这些原则在美国的市民社会中得到充分的实现。正如丹尼尔•贝 尔说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对于理解美国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说， 市民社会是美国例外主义的主要表征之一。 美国市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市民社会模式，其特点可归纳为： 1. 众多的、广泛的、自愿的结社组织； 2. 教会与国家的分离； 3. 联邦主义（而不是欧洲的国家主义）； 4. 对个人自由作为一种价值的执着的清教主义的保护； 5. 丰富的文明德行(civic virtue, Machiavellian virtu civile)资源。 美国的信念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它与欧洲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信念在 它形成的过程中就将工人阶级作为公民包括在它的公民政体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市民 社会中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不可能产生欧洲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所经历的社会主 义运动的高潮。 美国市民所遵循的意识形态原则为： 1. 接受美国价值和信念的原则，但不接受将个人包括在政体里的原始的评判标准的存 在（这些评判标准植根于封建的Standestaadt）； 2. 强调个人自主是社会团结原则的核心； 3. 个人高度积极地参与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就是说，作为国家的社团所有的成员参与 公共生活（在美国缺乏封建的传统）。 基于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的政体）之上的清教普世主义(Protestant universalism)成为 美国共和国的原则，同时也成为市民政体(civic polity)的原则。普遍的公民性(citizenry)基于 个人的存在之上；个人从他们身份认同中解脱出来，处于相对于社会而独立的地位中。清教 个人主义的传统，对个人自主的强调以及缺乏封建的家长制的政治传统成为美国市民社会政 治文化的特色。同时，美国政治文化强调个人认同身份的道德性质。这种强调深深地影响美 国的政治领域；正如亨丁顿指出的，对市民生活的道德干预深深植根于清教徒对一个改造了 的社会秩序的看法。 在美国市民社会中，有一种使私人事务成为公众关注的卡尔文主义传统。私人被赋与 一种公共性质。无论在处理有关酗酒、制订餐馆吸烟规定或对克林顿个人与女性交往的旷日 持久的调查，私人都给赋与了一种公共价值。这是美国政体“宗教性”或道德性所决定的。 虽然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清教主义性质决定了道德或伦理价值的中心存在于个人，而不是公共 领域，但宗教或者说苦行新教主义(ascetic-Protestantism)不仅使政治生活赋有道德的色彩， 而且使个人也赋有一种伦理的特性。在美国，关于堕胎的辩论最好地显示了私人领域具有的 公共价值。亚当•塞立格曼(Adam Seligman)认为，从堕胎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思想 与现代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体制之间的当代悖论。 正是反对堕胎的一方代表市民社会 的思想：a. 试图保护个人的道德正直；b. 试图强调共同性(mutuality)和对社区的责任感—— 这正是经典市民社会的传统；这一思想与同意堕胎的观点正相反，同意堕胎的观点则强调个 人权利。个人领域兼有公共的和伦理的性质，这使相互冲突的道德申诉永远处于不可调和的 矛盾之中。 美国市民社会的形成是美国民主的前提，同时，它的发展又是巩固美国民主和民主治 理(democratic governance)的必要条件。托克维尔在上一个世纪就注意到在美国民主与市民社 会的关系。美国社会的独特的市民性成为其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托克维尔注意到美 国社会中存在的市民自愿结社组织，他认为这是美国人具有史无前例的能力使民主得以在美 国实行的关键。他说，“各种年龄、社会地位和脾性的美国人总是在建立各种结社组织。这 些组织不仅是商业和工业性的——他们都参加这样的组织——而且其他数千种组织、宗教 的、道德的、严肃的、无关紧要的，非常一般性的和非常局限性的，非常庞大的和非常小型 的组织。……我认为，在美国，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知识性的和道德的结社组织更值得我的 注意。” 市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和民主治理(democratic governance)起着相互弥补与促进的 作用。根据哈佛大学教授罗伯脱•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教授20年的经验性的调查， 美国市民参与网络对代议制政府的影响十分巨大。虽然地区性政府在原则上应该是相同的， 但效率差异却极高。他的结论就是：治理的质量取决于市民参与的强弱。地区治理成功的标 准往往是：投票率、读报率、合唱团的参与率、足球俱乐部的多寡，等等。发达的市民参与 使该地区的学校较好，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犯罪率降低，政府效率提高。 社会学家在研究 这些现象时发现了一个共同的概念架构，即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区别于有形资本和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则指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促进协作与合作的诸如交际网络、习俗和社会信 任等社会组织的特性。 社会资本使社区生活容易得多。首先，市民参与的网络在社区培育 一种广泛的互补的习俗，并促进社会信任。这种网络鼓励协作和沟通，使集体行动中的困难 较易得到解决。当经济与政治协商在社会互动网络中进行时，机会主义的动力会减弱。同时， 社会互动网络会扩展自我的视野，增加参与者对集体利益的关注程度。 对美国社会的调查显示，教育、城市贫困、失业、犯罪和吸毒控制和医疗卫生等诸项 工作在市民组织健全的社区往往十分成功，而在市民参与公共生活贫乏的社区则问题较为严 重。在美国诸少数种族群中情况亦然。在社会联系丰富的少数种族群中，如亚裔，经济成就 就较为巨大，就业率就较高。在今天高科技的硅谷和波士顿郊区以及其他现代科技工业中， 人与人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网络在促进企业效率和灵活性方面仍然起巨大的作 用。有组织的互补性网络(network of organized reciprocity)和市民团结(civic solidarity)成为社 会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前提。 二 公民参与是市民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公民参与的多寡决定市民社会的兴盛与衰落。公 民参与是检验一个市民社会健全程度的试金石。作为市民社会公民参与的重要指数之一，公 民参与总统、国会、州长与地方官员的投票率在过去30年中连续下降。这直接影响作为典 型的美国市民社会。根据帕特南教授的调查，与60年代相比，公民参与投票率到1990年下 降了几乎1/4。数千万美国人放弃了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投票权。这种下降在州与地方选举中 就更为严重。 同样，美国人花在参与公众事务上的时间与比例也下降了。根据罗帕组织 (Roper Organization)的调查（在过去20年中每年重复10次全国样本调查），自1973年以来， 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参加过一次有关镇务或校务公共会议的美国人从22%下降到1993年的 13%，下降幅度大于1/3。报告说参加过一次政治集会或演讲会、在地方组织委员会任职或 为一个政党而工作的美国人人数下降得更为厉害。在这一代人中，尽管平均教育水平——政 治参与的最佳数据——大大地上升、参与政治与政府事务的美国人比例却逐步地、严重地下 降了。在过去20年中，每年有数百万人脱离社区事务参与。 在罗帕组织的问卷中，回答说他们只是“有时”或“几乎从不”“信任华盛顿的政府” 的人数从1966年的30%上升到1992年的75%。 总的社会调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在过去20年中重复进行了14次全国样本调查， 证明与教会有关的组织是美国人，特别是妇女，参加最多的组织。数据表明美国是一个宗教 性十分强烈的社会。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的教堂比任何国家都多。然而，美国人的宗教情 感越来越不与教会机构挂钩，而往往更为个人化。每星期去教堂的人数从50年代末的48% 下降到70年代初期的41%。总的社会调查显示，在过去20年中所有教会有关的组织成员 数略为下降。 从50年代中期以来，非农业部门工人的工会会员数下降一半多，从1953年的32.5%下 降到1992年的15.8%。从1975年到1985年工会成员数下降最为剧烈。 家长—教师联合会（PTA）是20世纪美国特别重要的市民参与的内容之一。家长参与 教育过程代表社会资本特别的创造性形式。在上一代中，家长—教师联合会参与人数从1964 年的1千2百万下降到1982年的5百万，现在仍停留在7百万左右。 市民的志愿组织，例如妇女社团的成员数从6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下降。妇女俱乐部联 合会(The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成员下降了59%，而女选民联盟(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下降42%。主流的市民组织，如童子军人数从1970年以来下降26%，红十字会会员 数下降61%。劳工部的现时人口调查表明，从1974到1989年，严肃的志愿工作从占24% 成人下降到20%。联谊组织如狮会(Lions)从1983年以来下降12%，麋会 (Elks)自1979年 以来下降18%，共济会上层人士联谊会(Shriner)下降27%，美国青年会(Jaycees)下降44%， 共济会(Masons)自1959年以来下降39%。 在教育界，总的结社社团成员数在1967至1993年期间大大地下降了。在受过大学教 育的人士中，参加社团的每人平均数从2.8降到2.0（下降26%）。在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士中， 此数则从1.8下降到1.2（下降32%）；在受过不到12年教育的人士中，此数从1.4降到1.1 （下降25%）。也就是说，在美国社会的所有受教育层次，参加社团的每人平均数在过去25 年中下降了1/4。 根据总的社会调查数据，美国人与邻居来往的数目从1974年的72%下降到1993年的 61%。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赖的美国人从1960年的58%下降到1993年的37%。这表明社会 信任下降。 美国学者琼•贝思克•埃尔西顿(Joan Bethke Elshtain)认为，由于美国耗尽了公民 和道德资源，美国民主正越来越衰弱。她认为在世纪之交，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既不是政府行 动也不是经济增长问题，而是道德衰竭。道德衰竭直接影响市民社会。根据盖洛普调查，78% 公众认为美国的道德衰退或有些衰退。并非盖洛普一家调查得到这一结论。基尔顿研究服务 中心的调查，同样表明，67%公众认为美国处于长期的道德衰退之中。道德危机反映在：1. 婚姻和家庭瓦解；2.暴力和混乱；3.教育衰退；4.公民参与和自愿组织减弱；5.公共言语的 粗俗化，等。 帕特南教授根据thnn的调查数据得出结论：美国市民社会的公民参与在过去30年中衰 落了。帕特南教授的文章《孤独地打保龄球》成为近年来讨论美国市民社会的经典作品。 然而，在美国有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不同意帕特南教授的估计。美国社会学家如 安德罗•考霍尔(Andrew Kohul)认为，参与投票的公民数从60年代以来有升有降，是一个 曲线走向，它主要与当时美国国内是否有主要的有争议的问题有关。近年来公民参与投票率 低只是表明美国社会中没有主要有争议的问题。迈克尔•W•福列(Michael W. Foley)和鲍 勃•爱德华兹(Bob Edwards)认为，帕特南在讨论市民参与组织时，低估了新产生的组织， 特别是旨在促进市民社区生活和民主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党派的能力。他们认为，帕特南忽略 了许多全国性组织的多方面的功能与性质，同时也忽略了大量的基层社会运动组织在全国范 围内活动的事务。如S俱乐部(Sierra Club)的全国和地方组织经常主持城市河流清理和与 环保有关的户外活动等社区服务性项目。大型的全国性当代社会运动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主 流。基层社团构成这些全国性社会运动，与常驻华盛顿的组织相比，它们更多地属于地方性 社区生活与市民网络。例如，全国登记的环保组织达645个，公民清除危险废物组织 (Citizen's Clearinghouse for Hazardous Wastes)声称拥有7千到9千地方分支机构。 1987年版的《基层和平组织目录》(Grassroots Peace Directory)注册有7，700个和平社 团，不到300属于全国性组织，一半常驻华盛顿。 而新妇女组织（NOW）拥有成千的强奸 危机中心，受辱妇女庇护所，妇女健康医疗站，妇女书店，妇女戏剧团体，妇女学习计划， 妇女贷款联盟，和其他非传统的妇女组织。 芝加哥大学教授安德罗•格利立(Andrew Greeley)在他的调查中指出，在过去15年中， 志愿社会服务工作呈上升趋势，美国的志愿社会服务比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根据欧洲价值研 究会(European Value Studies, EVS)1991年的调查，美国人口47%参加社会志愿服务工作， 是该调查在16个国家中最高的。志愿社会工作包括：社会福利服务，宗教组织，教育文化 活动，工会，政党，社区行动，环保，专业联合会，青年工作，体育，妇女组织，和平运动， 动物权利，医疗卫生，等。调查发现，30岁至50岁的人比更年长的或更年轻的人更多地参 加志愿工作。同时，20岁以后继续学业的志愿人员比12岁之前离开学校的多一倍。这就是 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更多地参与社会志愿工作。该调查还发现，每星期参加一次礼拜的 志愿者比很少做礼拜的高一倍。美国婴儿潮出生的人们，“我一代”人和“X一代”人参加 志愿工作的人数也处在上升之列。这与帕特南关于二战之后出生的人在对市民事务关注方面 远比他们的长辈少的结论截然相反。 格利立认为，参加志愿工作与到教堂做礼拜的比率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分析中， 他首先考虑诸如年龄、性别、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其他的社会结构，然后余下的便是宗教的影 响了。宗教在市民社会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在1992年和 1994年的调查表明，52%美国人参加志愿工作，其中28%志愿参加宗教工作。在志愿人员 中，34%认为他们参加社会志愿工作与宗教有关；世俗人士中1/3认为他们参加志愿工作， 与宗教关系的影响有关。 60%的说他们绝对相信上帝，79%说他们相信上帝存在；78%说 他们在生活中需要宗教精神，比1994年上升20%。 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在《大西洋杂志》撰文认为文明德行在美国并没有 象帕特南所说的那样消失了，而只是在经济与社会变化中文明德行有了新的表述而已。他举 例说，美国青年足球联合会(U.S. Youth Soccer)拥有2千4百万会员，而20年前才1百 20万3千7百人，10年前1千2百万人。美国青年足球联合会会员之间有许多聚餐会、相 互打电话和其他市民性接触。同样，美国餐馆从1972年的20万3千上升到1993年的36 万8千。他认为，在餐馆吃饭极有可能扩大人们的市民性接触。小型商业数自1970年以来 增加了一倍。小型商业个人间的接触和相互信赖应该被认为是文明德行的制造源头与结果。 帕特曼教授的数据与分析与格利立教授的数据与分析对美国市民社会描摹了一幅不同 的图画，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然而，他们的辩论本身说明公民参与对市民社会的重要性， 说明美国社会学家关注市民参与。许多美国学者认为，帕特南教授的结论有预警的意义。根 据对美国当代社会的分析，影响公民参与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 1. 自6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生活中一系列事件，诸如肯尼迪总统被刺，越南战争，水门 事件，伊朗门事件，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的绯闻以及漫长的独立检察官的调查，使美国选 民对政治和政府产生一种淡漠与不信任的情绪。 2. 自60年代以来，在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青年接受了新的价值观，在社会学家称之为 “非权威化”(deauthorization)中，越来越多的人对宗教作为道德指引的源泉提出质疑。这直 接造成前往教堂做礼拜和参加教会团体的青年人数的减少。 3. 在政策思想上的愈益分化造成个人政治上的无效感，而个人政治上的无效感又削弱 政治参与。 4. 越来越多的妇女在性解放、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之后进入劳动大军。一方面，妇女 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减少了建设社会资本的时间和精力，自1960年以来，妇女组织成员数减 少了一半；但另一方面，增加了妇女在工作场所与社会的接触，即增加了她的市民接触。 5. 城市空洞化，富裕的郊区的出现。一方面，人们居住得更为分散，这对参加社区生 活不利；但另一方面，郊区乡村俱乐部，诸如高尔夫俱乐部、网球俱乐部兴起，增加了人们 的社会资本。 6. 人们不断处于搬家的过程中，产生一种“再移植”(re-potting)的现象。再移植破坏了 根系组织，对于一个搬家的个人来说，要在新的社区中再度生根需要时日。 7. 美国家庭模式自1960年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婚配偶数减少，离婚率上升，生 育率下降，单亲母亲增加，未婚母亲增加。社会调查显示，处于婚姻状态中的中年男女比失 偶的男女或单亲父母更多地参与市民生活。破碎家庭的增多本身动摇了市民社会的基础。 8. 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的消闲方式。愈益发展的高科技革命，如互联网、电视、录像 机、高保真音箱和家庭影院，使人们消闲“私人化”和“个人化”，减少了人们直向和横向 的社交的时间，大大地降低了社会资本形成的可能性。 三 积极的公民参与是一个市民社会成熟与运转良好的最重要的指数之一。公民参与的变 化是对市民社会的道德基础一个极大的挑战。从上面对美国市民社会中公民参与的变数的分 析，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社会在调和和融合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中，必然会充满矛盾和悖论。 对于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后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张在国家的政治领域内加以解决。 另一种传统则是盎格罗—美国(Anglo-American)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将市民社会视为一 个自我调节的领域，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最高寄托之所，认为必须保护市民社会不受国家侵害。 市民社会的中心议题是理性与个人的自主。20世纪末现代性(modernity)和市民社会的植根于 理性的超验(transcendence of Reason)传统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正如我们在上面分析的那 样，这表现在公域和私域之间融合的垮台；自主的个人与共同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正如 丹尼尔•贝尔指出的，要求回归市民社会就是要求回归可治理的社会生活。 美国市民社会能保持目前可治理的状况，与下列几点有关： 1. 美国社会的经济实力使它有可能执行一个庞大的福利计划，使它的最穷的底层基本 上衣食无忧；因此，从经济上根除了阶级激进主义的土壤； 2. 美国有一个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市民组织的中 流砥柱； 3. 从宏观的历史背景来看，清教主义和基督教自然法的理性原则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 主导地位；研究表明，清教主义更易接受民主原则。 4. 美国宪法原则尊重个人自主与自由，这也是各 市民组织遵循的原则，也即尊重不同 的意见，尊重异端的思想；不同的意见可以在舆论自由的条件下得以发挥和张扬，而不用积 聚以诉诸暴力；这就是所谓的自由空间(free space)； 5. 美国的市民组织不排斥劳工阶级，美国市民社会超越阶级与种族界线将各阶层的人 都包含在它的共同公民性(citizenry)之内；这样的公民性均衡不易被破坏； 6. 一方面，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对立面(counterweight)而独立存在，它对国家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国家无权干预市民社会生活，因此，国家与社会不易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 7. 市民社会多元性，市民自愿组织成员具有交叉认同性(cross-cutting cleavage)，一个成 员有多种组织认同，减缓了矛盾与冲突； 8. 在市民社会存在中间组织，即mediating institutions，它们可以中和社会矛盾；各分 布的中间组织之间没有对立的社会基础。 影响市民社会发展与稳定的有几个变数，其中包括经济变数、道德变数和政治变数。 在诸变数中，最重要的 就是政治变数。虽然市民社会调和私人和公共利益，但存在于 市民社会之中的各类利益集团和市民组织有可能因为追求本身的利益而与其他利益集团或 市民组织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有可能是非常尖锐的实际的冲突。如果缺乏具体的政治解决的 机制的话，这些冲突有可能扩散开来而造成市民分裂与暴力。托克维尔也认识到政治社团对 任何体制，包括开放体制，是一种危险。并不是所有有组织的市民团体对“有效治理”会有 积极的贡献的。托克维尔认为，持异见者有可能结盟在一起“组成”国家里的国家，政府里 的政府”。如果政治激情达到这样激烈的程度，那么，市民组织就不可能“仅仅清谈而不会 行动”了。 在这种情况下，市民参与的稠密的网络就成为招兵买马的基地，以摧毁对手。 如果市民参与组织过分遵循分裂性政治模式行事的话，它们非但不能横跨或超越社会断裂， 反而加强这种社会断裂，破坏有效治理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政治变数。 在现代美国产生了以安德罗•阿拉托(Andrew Arato)和约翰•科恩(Jean Cohen)所提出 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思想。该思想试图以现代思想来阐释市民社会在当代 的种种悖论现象，以及解决这些悖论的可能性。新社会运动以哈贝马斯的“沟通性互动”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思想和言语伦理(discourse ethics)作为现代市民社会指导 原则，试图将对（种族、性别）认同感、（个人）自主、（对少数种族文化的）承认等新的社 会诉求体制化。他们认为，通过市民结社组织间的行动与互动，有可能产生民主形式的多元 化(plurality of democratic forms)，于是有可能形成一个与市民社会最初出现时所奉行 的伦理原则相近的市民社会。科恩认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多元有可能保证以参与 和公共性(publicity)的原则来规范社会生活。同时，这种参与和公共性又反过来保证沟通 与言语的权利，有可能使公共领域与公共生活再度具有活力，在现在，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 一直为准政治性的、左右经济与政治生活的大规模组织所统治。 美国文化愈益多元化意味着人们有着不稳定的个人性(selves)。有的学者，如罗伯脱•乌 斯诺(Robert Wuthnow)，认为在20世纪末美国民主遇到的问题不是人们过分追求个人利益， 不是人们在自愿组织中花费时间太少，而是在于存在一种软弱无能。他呼吁美国文化的精神 再生。 哈贝马斯思想的关键是“沟通的有效性(communicative validity)”，这奠定他关于少数种 族在沟通性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中采取行动的思想。这样，在哈贝马斯的沟通性 理性的理论中有两个极：一个极是一组合法的洛克式或康德式自然法实践；另一个极是理论 的，特别是社会运动的实际运用。于是，市民社会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就成了沟通性行为的 领域。哈贝马斯的“言语伦理”提出一组标准以区分合法与非法习俗。只有这些理性的与普 遍共识的标准才唯一有可能在我们大家居住的多元价值的现代相对性世界中达到共识。 因此，按新社会运动看来，沟通性行为和言语伦理。其本质是增加社会资本或社会信任，有 可能使美国市民社团在现代多元的多种族的市民社会中和平相处，并积极参与市民社会生 活。 必须指出，哈贝马斯的言语伦理不可能解决市民社会的矛盾，因为市民社会内部存在 的悖论正是基于它的道德基础个人主义与共同性的矛盾之上。在美国，个人在道德和经济上 自主，个人赋有自然权利，这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的前提和美国市民社会所包含的共 同性立场之间必然存在冲突。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市民社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 所以，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这种矛盾和冲突是体制性的，结构性的，是不可能克服的。 注释： ? This author wishes to express his thanks to Asia Foundation whose grant makes it possible for him to travel to Rutgers University's Walt Whitman Center for an intensive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参见Adam 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p.3.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Doubleday, 1969), p.6. Cicero, "The Republic", III, 2, cited in Adam 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pp.17-18. Adam Seligman, Op.cit., p.5. Ibid., p.17.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 Be knap Press), p.198. Adam Seligman, op.cit., p.135.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u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p.114. 参见"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ed. Larry Diamond & Marc F. Platter,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91-292. James S. Coleman在1988年的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一书中首先 提出Social capital这一概念。继后，Mark Granovetter和Glenn C. Loury在著作中也运用了 这一概念。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op.cit., p.292. Ibid., p.293. Ibid., pp.293-295. Ibid., pp.297-287。根据《大西洋杂志》1999年5月号，从50年代到90年代的调查数据 显示，人们越来越不尊重社会机构的权威。对社会机构的信任也急剧下降了。在1958年， 73%的美国人说他们“大部分时间”或“几乎总是”信赖联邦政府做它认为正确的事儿。而 在1994年，百分比下降至15%。美国人相互信任感也下降了。在60年代初期，信任别人 的美国人比不信任别人的美国人高10%，而在90年代，不信任别人的美国人比前者高30%。 "Society", No.5, New Brunswick, July/August 1999, pp.11-19. Michael W. Foley & Bob Edwards, Paradox of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Demoracy, 7.3, (Baltimor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 pp.38-52. The Directory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John C. Brainard, ed., 4th edition, (St. Paul, Minnesota: Environmental Directories, 1992). Myra Marx Feree & Patricia Yancy Martin, eds., Feminist Organizations: Harvest of the New Wo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rew Greeley, The Other America, American Prospect, no.32, May-June 1997, pp.68-73. Business Week, November 1, 1999.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96, pp.22-26. 白人的选举率1972年为65%，1996年降至55%。拉丁裔美国人1972年的选举率为39%， 1996年降为26%，1998年中期选举中参与投票率仅为6%。 根据曼库尔•奥尔逊(Manau Olson)的理论，个人并没有理性的动力去自愿地贡献民主包 含的公共利益(public goods)。如果缺乏私人的有选择的报酬，民主政体中的公民会认为不值 得对去投票、去参加社团或者公共事务，因为他们分散的贡献对结果几乎没有影响。 Ibid., p.299. Daniel Bel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evisited: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the Public Interest, no.95, 1989, p.56.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 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 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 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注意到市民社会 的出现与存在和经济与物质的关系。美国在1997年经济市场增长3.8%，这是自1988年以 来最快速的发展。1997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4.3%。在1997年，通货膨胀为2%。1998 年2月，美国的失业率降至4.6%，自1973年24年来的最低点。成人的就业率64.2%，达 历史最高点。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就业机会和薪水均达到最高水平。美国在1999年第三 季度经济增长率达5.7%，经济增长强劲。 美国中产阶级的状况除了职业和占有居 之外，还可以从投资股票的状况中见其一斑。 48%美国家庭是股票持有者，比1983年增加19%。股票持有者的爆炸性增加是90年代美国 重要的社会运动之一。自从1989年以来，股票持有者猛增了50%，达7千9百万人。在现 今的股票持有者中，46%是在90年代购买的。在19岁到35岁的家庭中，股票持有者占42%， 36到54岁占53%，55到74岁占54%，75岁以上者占27%。 根据汤玛斯•卡罗瑟尔斯(Thomas Carothers)，在1999年12月《外交政策》发表的看法， 市场社会并不是仅仅包含高贵的目的。它是包容好的与坏的，高贵的与卑贱的目的的场所。 如果认为市民社会仅仅是为高贵的公共利益而斗争的形式，就是一种神学的观点，而不是政 治的或社会学的观点。 Adam Seligman, op.cit., pp.189-190. Robert Wuthnow: "A Reasonable Role for Religion?" in Democratic civility, Robert W. Hefner ed.,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114. Adam Seligman, op.cit., pp.189-19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95-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