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一章 民国初年 第一节 从共同行动到单干 孙中山自组织兴中会，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之后，一直被迫流亡海外。他仆仆风尘，周游历国，尽力争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深知，革命力量薄弱，难以同列强在华势力直接对抗，因此，虽然他领导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抵抗列强侵略，但他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他的行动纲领。他的首要目标，是要通过革命改造国家政治。他提倡革命后的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发展对外贸易，与各国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希望以此来赢得欧美各国和日本的同情和支持。他说；“再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①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他从《丹佛邮报》上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孙中山兴奋之余，并没有匆忙启程归国。他清醒地认识到，列强对中国革命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革命如无足够的财政支持，将难以控制全局。所以他要首先致力于外交活动，尤其是争取列强的财政支持。 在各大国中，孙中山对实行共和制度的美国抱有特殊的好感，寄予特别的期望。他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② 1904年，孙中山曾写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向美国人民解释中国的情况，呼吁他们对中国革命给予道义上与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援。但是，美国和其他大国一样，为了维护在华的既得利益和特权，目光短浅地拒绝支持孙中山和中国革命。 　　早在1911年5月21日，孙中山就曾到华盛顿，希望能与诺克斯安排一次会见，但遭到拒绝。武昌起义爆发后，10月18日，孙中山再抵华盛顿，下榻于大陆旅馆。他写信给诺克斯说：“前次我来华盛顿，很想拜见阁下，但未获晤面。现在敝人再度函请阁下给予一次密谈机会，如蒙应允，至为感激。”诺克斯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③随后，孙中山即前往英国伦敦活动。他通过美国人咸马里和四国银行团联系、力求阻止四国银行团向清政府提供贷款。同时．他通过英国军火商特雷弗·道森——他显然指望从孙中山那里得到军火订单——向英国外交部呈送了一份孙中山和咸马里签署的备忘录，其中说，孙中山的党希望与英、美结盟，希望英、美给予100万镑贷款，支持中国革命。四国银行团方面借口要待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后才能洽谈借款问题，英国外相格雷则让道森转告孙中山：英国将保持中立。④ 在法国巴黎，孙中山也没有获得支持。当时的情况正如后来孙中山追忆的那样，“当我们中国十三年前革命的时候，欧美大势力老早侵入了东亚，中国四围都是强国，四围都是障碍，要做一件事，便要经过种种困难，就是经过了困难之后，还不能达到目的”。⑤ 中国革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酷的。 保路运动兴起之后，列强密切注视着中国政局的发展。1911年6月，美国公使嘉乐恒就训令各地美国领事与各国领事合作，采取措施，促使“这个愚蠢的运动”早日结束。⑥ 9月3日，美国驻华代办卫理向国务院报告了保路运动引起的动乱。他担心爆发一场象义和团运动那样大规模的排外运动。助理国务卿亨廷顿·威尔逊随即于9月7日指示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将军，“把炮舰派到能为美国人提供最大保障的地方”。两天后，默多克从上海致电海军部说，扬子江流域情况极不安定，他把平日驻菲律宾的亚洲舰队全部舰只都召到了这里，并将立即率三艘战舰赴南京。⑦ 但在武昌起义后，列强没有采用直接的军事干涉的手段。它们看到清政府确已腐朽不堪，“末日临近了”，而革命来势凶猛。同时，它们担心，直接干预会破坏大国间在中国业已形成的均势，引起列强之间的冲突。另外，湖北军政府对列强的态度十分温和。它表示承认清政府与各国订立的条约继续有效，同意继续偿付赔款和外债，承诺保护各国在华既得权利和外人在华财产。因此，列强很快就宣布“严守中立”的政策，采取选择代理人来收拾时局，平息革命的方针。 美国政府采取了同列强协调行动的方针。获得武昌起义的情报后，10月14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兰斯福德米勒即起草了一个对华政策备忘录，主要内容是：一、靠亚洲舰队保护扬子江流域美国人的生命财产；二、把边远地方的美国入迁移到租界；三、在中国争斗的两派之间保持“严格的中立”；四、反对某个外国的单方面干涉；五、遵循各国一致拟定的“共同方针”。这篇备忘录作为美国国务院对辛亥革命的第一次政策表述，得到塔夫特总统的批准。⑧ 　　美国对辛亥革命虽未进行军事干预。但也非保持“严格的中立”。美国实业家生怕革命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对革命持强烈的否定态度。柔克义、司戴德等“中国通”的态度也是如此。当时正作为美国银行团代表与清政府接洽借款事宜的司戴德在1911年12月的一封信中用直率到粗鲁的话写道：“满清不该这么快就寿终正寝”，“过去那帮人已经够糟的了，但造反者不知比他们坏多少；如果要我在最反动的满清人与伍廷芳这样的蠢驴之间作出选择，那我每一回都会选择满清。”美国金融界的喉舌《华尔街日报》在11月就抱怨道，革命破坏了铁路特许权，危害币制改革，中断了贸易，危害了美国在华公民的生命和财产。《美国亚洲协会学报》12月也写道，革命“除了战场上的损失之外，把大部分省份投入贫困和饥荒之中，它使所有贸易和商业活动中止，削弱了工业和农业，而且使每一文钱税收都不能用于和平目的。”⑨ 美国有些报刊嘲笑中国人民的共和国理想“简直是荒谬的”，说什么，一个自治政府对中国人民是根本不合适的，革命将打断中国正在取得进步的过程。⑩ 美国国务院甚至表示，“对于革命党人急急忙忙企图建立—个共和国的行动感到某种忧虑。”11 　　但美国在华传教士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在上海的传教士公开宣布同情共和事业，北京、福州的传教士团也作了类似表示。传教士的主要喉舌《教务杂志》1911年11月写道：“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显现”，两个月后，这家杂志又写道：“与过去腐败的陈旧制度的决裂预示着新生活的到来及其力量，这种新生活注定要使这个国家兴起，并改造这个国家，从而有一天把它置于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的行列”。12 　　列强共同认可的行动方针是：支持袁世凯执掌大权，收拾局面。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明确指示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13 美国也采取同样态度。嘉乐恒认为，袁世凯具有足够的实力，既控制朝廷，又制服造反者。14 袁世凯掌握了实权之后，列强竭力促成南北和议，并对会议施压力。开始谈判后的第二天，12月20日，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沪领事向南北双方代表各面交同文照会一份。照会宣称：“中国目前斗争的继续，不仅严重危害中国本身，而且严重危及外人生命和安全”，各国在保持“绝对中立态度”的同时，“认为有义务非正式地提请双方代表团注意尽速达成和解、停止现行冲突的必要性。”15 这份照会貌似公正，但既然辛亥革命是革命党人起来推翻清政府，改变现存秩序的斗争，照会要革命就此止步的目的就十分明显了。 　　列强还利用中国南北双方财政极度困难的形势，运用财政手段，来达到控制中国政局的目的。各国公使首先以关税备抵外债和赔款为由，迫使清政府承认关税由总税务司征收后交在沪各国银行保管，从而控制了这一国家大宗收入。同时，列强采取“金融中立”的政策，控制银行团，不给清政府和革命政府以贷款，迫使双方达成列强满意的和解。其实，列强一直在准备向袁世凯提供财政支持。各国驻华公使指示银行团答应袁世凯的要求，谈判300万两的贷款。嘉乐恒在1911年12月6、11日给国务卿的报告中一再论证向袁提供贷款的必要性，他说，现在得到各国承认的政府“在袁世凯一人控制之中”，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从财政上支持他，他就不能将其军队团结在一起，南北和议也会失败，“他的政府随时都可能垮台”，随之而来的只能是无政府状态，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16 但银行团的贷款计划遭到南方革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列强也还在选择时机，贷款一时没有实现。 　　孙中山没有得到美、英、法等国的财政支持，两手空空回到祖国，只能凭一腔革命热情，整理革命队伍。革命阵营很快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孙中山竭力争取列强承认民国，但遭到冷遇。美国公使仍然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能否控制局势是大可怀疑的”，而吹嘘袁世凯是“当今中国最强有力的人”。17 1月l7、19日，临时政府外长王庞惠两次致电美国政府，要求承认民国，美国政府均未置理，不仅如此，塔夫特总统还严令美驻华南各地领事不得与临时政府有正式接触。孙中山通过美国特派记者麦考密克和美国特使丁家立呼吁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但丁家立带给孙中山的信息是：“赶紧同意你对手的意见吧”，“我对你实话实说，即便你竭尽努力，你也是没有出路的。”麦考密克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这就是那个来自西方共和国的信息，而这个共和国是临时政府的榜样和鼓舞力量”。18 　　结果，孙中山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列强的压迫和革命阵营内部的妥协倾向，不得不满足于清帝宣布退位、结束帝制，把政权让给了袁世凯。南北议和成立后，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14日，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15日，袁世凯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不久，29日，美国参众两院正式通过一项决议，庆贺中国“采用并保持了共和政体”。19 显然，美国国会所庆贺的，并非中国共和政府的成立，而是袁世凯篡权的成功，中华民国的总统职位终于落到了列强所中意的人物的手中。 　　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四国银行团立即在前清1000万英镑币制实业借款的基础上，商谈6000万英镑善后大借款，并着手提供垫款，以供袁世凯结束南京临时政府之用。谈判过程中，列强之间明争暗斗，调整在华利益，银行因由于俄、日参加一度扩展为六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激起中国人民强烈反对；而银团内部又矛盾重重。善后大借款谈判几经波折，一时难以成立，银行团便于1912年2至6月间提供垫款5笔共1210万两。 　　起先，俄、日两国与四国银行团处于对立地位。袁世凯希望列强协调起来支持他，又希望通过它们的相互牵制来约束俄、日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因此他认为，“消除俄、日两国对四国银行团的不信任是第一件应办的事”。20 他通过唐绍仪明白地要求银行团驻京代表邀请俄国和日本加入银行团。袁的态度与银行团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六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在中国建立了暂时的合作关系。 　　本来四国银行团是美、英、德、法四国金融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与英、法、日、俄四国政治集团相制衡的产物，如今银行团扩大为六国，这就意味着英、法、日、俄四国的结合加强了，美国的影响相对削弱了。实际上，在法国外长普嘉莱当初劝俄国加入银行团时已把这层意思讲得十分明白。他说：俄、日加入银行团后，一方面有俄法同盟，另一方面有英日同盟，再加之以联合四国在一起的友谊，将可保证这四国在银行团中居于过半数，这就将使别国在赞成或反对计划中的业务活动时听从它们的意见。21 以后事态的发展与普嘉来说的完全一样。 　　在银行团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众多苛刻借款条件中，有一项是，中国政府的金融、税收、交通等重要部门要聘请外国顾问任职。有关财团完全了解这些洋员职务的重要性，于是在人选问题上展开了一场争夺战。美国一面声称不为本国人谋取职位，一面又不断声明为自己保留权利。但银行团中的英、日、俄、法势力勾结起来，排斥美国。善后大借款最后确定减额为2500万英镑，以盐税为担保，而在负责盐务稽核的五名外国顾问中竟没有美国人。这种情况有悖美国当初加入银行团的初衷，引起美国政府和财团极大不满。同时，诺克斯与列强合作的政策也引起银行团之外的银行家、实业家以及新闻界和国会的强烈不满，这种政策已难以为继。嘉乐恒在2月17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美国正面临着是否做出银行团的抉择。22 　　1909年，塔夫脱雄心勃勃地开始了“金元外交”。四年下来，除了取得湖广铁路借款四分之一(729.9万美元)的贷款权外，这种外交在中国别无成果。 　　1913年3月4日，民主党人威尔逊宣誓就任总统，新总统任命布赖安为国务卿。5日司戴德就代表美国财团要求国务卿及早决定美国财团在银行团中的去留问题，因为财团本来就是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才参加银行团的。10日，布赖安与财团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经过14日、18日两次内阁会议讨论，威尔逊作出了决定。他于18日发表声明，撤消了政府对美国财团参加国际银行团的支持，从而表明与塔夫脱的政策分道扬镳。美国财团随即退出了银行团。不久，五国银行团即于4月26日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总额为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 　　威尔逊的这个声明是一个哗众取宠的政治家的代表作。为了追求宣传效果，他不向有关国家事先透风。他在声明中大谈美国立国的原则和对中国的不干涉政策，这正好迎合了美国人民反对垄断集团的心理，因此声明在国内大受欢迎，它的“道德价值”受到称赞，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威尔逊的声望。威尔逊声称拒绝同其他大国一道把苛刻的借款条件强加给中国，这也博得了中国官员的好感。但退出银行团决不意味着美国对华经济扩张方面实行收缩，而是为了打破银行团的束缚，支持美国实业家自由自在在中国从事工商活动和金融事业。他说： “美国政府热烈希望增进本国与中华民国之间最广泛与最密切的贸易关系。现政府将鼓励并支持为给予美国商人、制造商、承包人及工程师以银行的及其他金融方面的便利所必需的立法措施，他们现在是缺乏这些便利的，而如果没有这些便利，则他们与他们的工商业方面的对手比较起来，将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地位。这是现政府的责任。这是它的公民在开发中国方面的主要物质利益。”23 　　威尔逊在解释他自己的行动时说，如果美国继续留在银行团中，那就会“丧失自从海约翰国务卿……提出在华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所取得的令人自豪的地位”。这就是说，威尔逊打破列强的联合阵线，是为了塑造美国与众不同的形象，追求它的特殊地位。为此，他迅即采取了又一项在列强中引起震动的措施，正式承认袁世凯政府。 　　列强虽然支持袁政府，却没有立即给予外交承认。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后不久，1912年2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照会各国政府，建议在承认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俄、英、法、德均表同意，美国也表示有保留的赞同。英、俄、日等国各怀鬼胎，以承认为要挟，乘机向袁政府索取新的利权，承认问题就一直拖了下来。 　　威尔逊上任后，决定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单独承认袁政府。其时美国国内舆论在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逐渐趋向一致。威尔逊上任伊始，成千美国人，包括进出口商、律师、制造商等或写信或打电报给国务院，要求立即承认中华民国。美国商会3月24日还就此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决议书。美国驻华代办卫理是竭力主张这样做的。他认为美国率先承认将极大地增进对我们已有的好感，而在此问题上等待大国的合作只能损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助长“别国的侵略性图谋”。24 　　当时中国的局势极不稳定。在国会召开前夕的国会代表选举中，国民党取得超过半数的选票，预示着建立一个国民党内阁的可能性。这是排袁势力的胜利。袁世凯为了巩固他的地位，一方面不借向国民党杰出领导人宋教仁下毒手，一方面努力谋求外国的支持。3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向卫理急切地表示，希望美国立即承认袁政府以改善其处境。卫理毫不迟延地向国务卿转达了这一请求。4月1日，他鉴于宋教仁遇刺后中国出现的新的动荡，再次敦促政府承认袁政府。他说，中国的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希望是袁世凯继续执政”， “外国的承认无疑将大大有利于提高他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中的威望。从而有助于平息已经出现的骚乱和久已存在的对动乱的担心。”25 　　威尔逊接受卫理的建议，决定在承认问题上采取单独行动。4月2日，布赖安正式通知各国驻美使节，宣布美国将在国会召开的4月8日承认中华民国。26 这一宣布本身就是在国会召开前送给袁世凯的一份政治贺礼。美国决定虽遭到英、日等国的反对，但美国仍然于5月2日向袁政府递交了承认书。袁世凯在其感谢书中保证，“对外则履行所有义务”，并说，“共和政体予敝国虽属创举，然其精神之美备，而为贵国所代表者，敝国之民，已熟知了。”27美国的率先承认确实在中国赢得了许多虚誉。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感谢美国政府的友好行动，许多省议会也采取类似举动。山西、直隶、甘肃、浙江等省的都督都致电威尔逊表示感谢，甚至江西都督李烈钧也致函汉口领事正式表示谢意。在北京、上海、南京、汉口、武汉等地专门为美国的承认举行了庆祝活动。但孙中山及一些国民党领袖则担心，这种承认只能增加袁世凯的资本。 　　威尔逊政府坚决站在袁政府一边反对国民党人。袁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1913年7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南京商会请求美国副领事出面调停，以免在国民党人南撤时南京遭兵之灾，湖南也有人请求卫理进行调解。但卫理认为，袁“政府看来能够镇压暴乱，因为暴乱没有得到南方商界的支持，因此必定很快垮台”。他建议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而听任袁世凯去镇压革命。这一方针得到布赖安的批准。28 　　二次革命很快遭到失败。10月6日，袁世凯唆使军警强迫国会选他做正式大总统。威尔逊立即驰电表示祝贺。对威尔逊向来的支持感恩戴德的袁世凯在13日的回电中说，他在履行职责时，总是把美国作为他的“光辉榜样”来引导他，帮助他的。29 其他大国也利用这一机会承认了袁政府。 　　1914年中，黄兴等国民党人从日本坐船赴美从事革命宣传。10月1日， 中国驻美公使往访布赖安，告知黄兴等将来华盛顿，希望美国官员对他不要有任何鼓励的表示，布赖安担保说，美国对于“阴谋反对一个友好政府的人决不会加以鼓励，威尔逊决不会接见他”。稍后，布赖安甚至表示，如果孙中山的革命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形势将会坏得多，外国干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30 　　威尔逊支持袁世凯政府， 自然是为了扩张美国在华势力。陆军部长加里森建议美国派军官来华训练中国军队。威尔逊完全赞同这一主张。1913年10月13日布赖安指示驻华使馆非正式地与中国政府洽谈此事。袁政府担心刺激别国，惹起麻烦，因此借口要削减军队，减少开支，拒绝了美国的提议。 　　为了有效地执行对华政策，威尔逊经过四个月的精心选择，决定任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著名远东问题专家芮恩施为驻华公使。芮恩施是威尔逊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他把基督教远征的精神与美国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决心把在中国扩张经济势力放在首要地位。他在这方面所倾注的精力和表现的热情。使金元外交的推行者也相形见绌。他对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经营颇感得意，并积极支持美国利益集团在中国勘探和修筑铁路、开采石油、建造军港。 　　早在1910年8月，清政府筹办海军事务大臣载洵(摄政王载沣之弟)考察美国，并与伯利恒钢铁公司秘密谈定了总额为2500万两的海军借款。1911年10月2l日，公司董事长席洼泊与清政府正式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规定，美国提供的借款将用于在美国订造海军船舰和大炮，改良及新建兵工厂、海军造船厂，而伯利恒公司得以承办建造并经营这些工厂。合同还规定，中国海军学生可进入美国海军学校，并在美国军舰上实习，美国海军军官可来华教练中国海军。31 显然，这是一个旨在全面控制中国海军的计划，签约双方对合同内容都秘而不宣。 　　由于清政府被推翻，合同没有实现。1913年秋，公司副董事长詹司敦又来北京活动。经芮恩施介绍，他会见了袁政府交通总长周自齐。周是当初载洵访美时的随员，与海军借款原有密切关系。詹司敦要求袁政府承认合同仍然有效。 　　芮恩施和卫理(时任远东司司长)积极敦促国务院支持伯利恒公司实现合同，认为这将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进美国在中国的机会和影响。国务院指示他“运用任何手段保卫美国利益。”当袁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问他美国政府对合同的态度时，他说，美国政府“极愿继续合同的精神”，只想知道中国需要什么帮助。32 　　12月下旬，詹司敦与海军武官义理寿一起去福州见海军总长刘冠雄。他们竭力劝刘把1911年合同规定的款项部分用于修建三都澳(三沙湾)军港，刘对此表示完全同意。接着，詹司敦与义理寿又仔细察看了三都澳海港与马尾造船厂。 　　1914年3月 9日，詹司敦与刘冠雄签订了一个新的合同，主要内容为：一、借款总额3000万美元，年息5厘，实付92%，35年偿清，以马尾船厂全部财产作保；二、合同签字三个月内，公司先付给袁政府1000万美元，其余2000万用于伯利恒公司修建三都澳军港船厂；三、修建工程只限于聘任美国工程师，使用美国材料，中国如用他国工程师及他国材料，须付给伯利恒公司罚款。也就是说，伯利恒公司给袁政府1000万美元解其燃眉之急，以此达到控制三部澳军港和马尾船厂的目的。33 十几年来，美国海军一直企图把三都澳作为它的军港，如今这一图谋看来可以变相得以实现了。 　　从1912年起，美国红十字会就派人在淮河流城进行治淮工程的勘查。芮恩施就任公使后，对这一项目予以积极支持，他希望这一工程成为“在组织大的工程项目方面美国方式的效率的样板”。他把这件事情抓到自己手中，亲自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1914年1月23、27日，他连连致电国务院，报告与中国政府达成的草合同文本，要求授权他代表红十字会签订合同，并称，“否则将不可能阻止在此事上与美国最大利益相冲突的事情发生”。28日，他获悉红十字会同意由他作为代表签约，30日，他便与农商总长张謇订立了导淮工程草合同。合同规定，美国红十字会，或其代表，或其承续人贷于袁政府2000万美元，用于疏导淮河流域内之河道，美方应在合同签订后一年内(后展期为两年内)筹集贷款；袁政府延聘美人为导淮总工程师。对于这一项目，威尔逊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将提供外交支持。合同签订后，一个美国专家小组立即来华进行进一步的调查。34 　　2月10日，美孚石油公司代表艾文澜与国务总理熊希龄签订合同,规定美孚公司勘探陕西延长、直隶承德油田，探查完毕后，如查明两处油田值得开采，则组织中美合资公司在60年内经营两处油矿；若此两处油田无开采价值，则在该两省别处地方再行探查，协定签订后，芮恩施一面催促美孚公司把协定提供的可能的合法权利变为对“大有希望的油田的实际控制”，一面开始设计进一步扩大这种体制，使美国实业家在中国自然资源开发中居于突出地位。他没想，如果陕西的情况不错，那么美孚公司应当在山西和四川寻求同样的权利，但开始时可采用向中国实业家提供资金、与中国实业家合组各省公司的办法，以便得到地方的支持，并避免被指责为进行垄断。他敦促美孚公司派遣更多的地质专家对中国矿产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向中国新成立的全国煤油督办公署及其督办熊希龄(熊3月辞去内阁总理后任此职)派遣专家，提供报告，施加影响。稍后，他发现熊希龄另有所图，且熊与农商总长周自齐之间矛盾很深，便指示美孚公司驻北京代表全力依靠周自齐，不惜与熊希龄对抗。35 　　美国的上述一系列活动引起列强关注，日本反应最为强烈。日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向芮恩施提出非正式警告，声称日本对陕西油田享有优先权，日本工程师早已被聘请在那里工作。他又威胁熊希龄说，中国把特许权给予美国，表明它不大重视日本的友谊，并问，日本是否可以与中国其他省份订立类似的合同。熊希龄表示目前还有所不便，并解释说，汉冶萍公司与日本订立了借款合同，但它也曾聘用美国和德国工程师、意即日本的反对不能成立36。 　　日本尤其反对修建三都澳军港的合同。虽然中美双方对合同都守口如瓶，但北京与福州的报纸均已披露此事。日本报刊甚至暗示，伯利恒公司1910年的合同是收买载洵的结果。3月14日，山座警告芮恩施说：“我必须告诉你福建省对于日本战略上的重要性”，中国已答应不把这个省份割让给其他国家，日本曾—再度要求维护在那个地区的利益”。芮恩施争辩说，中国有权在其领土的任何地方建设防御力量，美国公民也有充分自由在福建从事贸易，经营工业。山座毫不退让，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中国借外债在福建沿海修建海军基地，日本一定坚决反对。次日，山座向袁政府抗议说，中国如借美款，必定引起“很不愉快的结果”。37 　　与此同时，日本驻美公使珍田舍已还一再在华盛顿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质问。由于日本的坚决反对，美国和袁政府不得不把三都澳计划暂时搁置起来。5月底，国务院训令芮恩施说：“国务院认为中国政府因日本之反对已放弃了这个[三都澳军港船厂]计划。如中国政府仍拟进行此项计划，望告以日本反对甚烈，目下进行恐不妥当”。38 第二节 不为中国问题卷入国际纠纷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法、英、俄等国相继投入战争。它们忙于在欧洲的生死拼杀，无暇顾及中国事务，欧美列强和日本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被打破。日本乘机加紧扩张在华势力，妄图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美国迟至1917年4月才参战，它也想伺机在华攫取更多利权，美、日的竞争更形激烈，但每到关键时刻，美国总是向日本让步。 欧战的爆发使袁世凯惶惶不安。他担心日本对中国进行新的侵夺，担心战火蔓延到中国。威尔逊执政后采取的一些措施给了他虚幻的希望，1914年8月3日，他向当时中立的美国政府提出，希望美国劝告各交战国不在包括租借地在内的中国领土和附近水域进行敌对军事活动39。8月6日，袁政府正式宣告“中立”，并公布《局外中立条规》24条，与此同时，外交部又向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正式建议，由中、美、日三国出面，要求交战国“限制战区，保全东方”，使“战祸不至及于东方”。40 美国对中国上述建议的反应是小心翼翼的。8月7日下午，布赖安接连拍了三份电报给驻华代办马克谟，起先表示，“国务院授权公使馆参加将所有外国人在华居留地(不包括租借地)中立化的安排”，接着又改口说，“国务院正对此事给予审慎考虑”。41 美国政府尚在犹豫观望，日本却已作出了强硬反应。8日，大隈重信首相接见中国公使陆宗舆，责问中国政府是否想联美反日，公然声称，“日以英国同盟关系，如东方有战，日本不能中立。总须东方德舰灭尽，海面方告和平”42。日本并把第二舰队开到山东附近海面。10日、13日，驻华公使小幡西吉两次到外交部责问：“贵国政府以关系东方和平问题，不先与日本电商，而先商之美国，政府甚不满意”，说这是中国政府的“不友好行为”43。此外，日本还唆使在东北的日侨寻衅闹事，制造混乱。在日本政府坚决反对下，中国政府被迫撤销原议。 日本以英国盟国资格，于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舰队立即撤离日本海及中国海，不能撤退的解除武装，并在9月15日之前无偿无条件将胶州湾交给日本官宪，以备将来交还中国。日本限德国在8月23日答复最后通牒，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手段44。 日本发出上述最后通牒的当晚，加藤外相接见美国大使葛士礼，信誓旦旦地保证：“日本没有任何自私的目的”，“不在中国寻求任何领土扩张”。美国政府在8月19日的答复中重申了在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并要求日本一旦因中国内乱需要采取行动时，履行《罗脱—高平协定》，事先与美国政府商议45。 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后，其图谋已昭然若揭。中国政府想与德国直接交涉交还胶州租借地。这本是中国领土，是德国强占去的，中国政府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日本竟以“中国既守中立、自无预战之理”为由，坚决反对中德直接交涉46。袁世凯转而向美国求助，希望美国代收胶州湾。布赖安怕招麻烦，认为“这将挑起战争而不是避免战争”，拒绝了中国要求。47 袁世凯政府为阻止日本侵夺胶州湾所作的软弱努力完全失败，只好认可了日本对德最后通牒。 　　8月23日，最后通牒到期，德国未予答复，日本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2万人在龙口等地登陆，迅速占领了包括济南在内的大片土地，控制了胶济铁路全线。日军不断扩大侵占区域，使袁政府对日本企图愈来愈不放心。10月1日，交通总长梁敦彦往访芮恩施。他明确地说：“日本军阀并不以攻陷青岛为满足，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在中国内地获得政治上、军事上稳固的地位”。翌日，袁世凯在接见芮恩施时也表示，日本人有一个明确的长远的计划，即利用欧洲危机，进一步奠定控制中国的基础；通过对港口和铁路的占领而控制山东，是这个计划的基石。袁世凯希望威尔逊总统同英国政府会商，进行斡旋，约束日本把军事行动限制在攻占青岛所需要的范围48。袁的请求为美国政府断然拒绝。国务院顾问蓝辛在11月4日给芮恩施的指示中说：“美国如因中国领土完整的问题而卷入国际争执之中，那真是愚狂之极。”49 蓝辛的话十分简明而坦率地道出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个原则：倘有国际纠葛，美国便会从它历来标榜的门户开放政策后退的，这个政策是经不住风浪考验的。 　　在日本出兵山东的同时，英国也于9月23日派兵1500人在青岛附近崂山登陆。11月7日，日英联军攻占青岛。胶州湾在被德国占据16年之后，又陷入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之中。 　　夺取山东不是日本参战的最终目的。欧战爆发以来，日本朝野上下，军政各界对于如何利用“天祜”扩大在华利益设计了种种方案。大隅政府把这些侵略计划归纳成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于1915年1月18日由驻华公使日置益直接向袁世凯提出。 　　日本的要求共分五号。第一号共四条，要求允许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加以扩展；第二号共七条，要求将旅顺、大连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到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优越地位，实际上是要把那里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第三号共两条，日本在所谓“合办事业”的幌子下要求霸占汉冶萍公司这个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承诺所有沿海港湾及岛屿均不让与或租借给他国；第五号共七条，内容最广，包括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请日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合办兵工厂，日本取得由武昌到九江、九江到南昌、南昌到杭州、南昌到潮州等的铁路建筑权；日本在福建省内享有建设铁路、矿山、港口的优先权，等等。二十一条要求表明，日本一方面要全面控制中国中央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在满蒙、山东的势力，并以福建为基地，在南方各省进行扩张。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备受列强侵夺，但一回就向中国提出如此之多的苛刻要求，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二十一条的提出，表明日本走上了独霸中国的道路。 　　二十一条对袁世凯犹如晴天霹雳。当时他正秘密策划帝制，原也打算暗地里让给日本一些利益，以换取其对帝制的支持。但日本却提出如此狂妄的侵略要求，这使他十分为难。他既不敢断然拒绝，也不敢一口应承，一时手足无措，进退失据。袁世凯认为，日本如此无视欧美列强利益，它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就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干涉上。日本要求将二十一条内容保密，袁政府却故意把它泄露出来。1月21日，袁政府首先向芮恩施透露了要求的主要内容。以后，外交部参事顾维均在每次中日谈判后都立即跑到美国使馆(为避人耳目，他走使馆后门)，向芮思施转达谈判情况，希望美国出面干涉。别的中国官员也常向芮恩施通报情况，芮恩施建议中国官员在谈判中进行拖延，以争取世界舆论；在一些具体的小问题上可作让步，但问题要谈得越具体越好；并提醒中国官员不要牺牲太多，尤其要坚决反对第五号要求。 　　二十一条的内容在美国报刊上披露以后，美国公众舆论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背信弃义的罪行”，并认为这是日本在南满的渗透、它拒绝诺克斯满洲铁路中立化的建议并占取山东这一系列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日本的政策与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的整个概念是背道而驰的。 　　美国政府对中国事态十分关注，行动上却极为小心。1月25日，威尔逊与白宫助理豪斯、蓝辛讨论二十一条问题。豪斯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可能因此产生麻烦，我建议要极为谨慎。目前我们还不能为了中国的门户开放去与日本作战。”50 这种意见同日本占领山东时蓝辛的表态如出一辙。 　　芮恩施比美国决策者更急于采取行动。他认为二十一条要求威胁中国的独立、美国的利益和门户开放政策，日本是在寻求对中国行政和经济发展的控制，而由于日美之间长期不睦，日本在华势力的增长对美国利益的危害将大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他向国务卿提出两点建议：一、让中国把二十一条正式公开通知美国政府，他相信，只要美国保证承担把事情公开而引起的“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中国是乐于这样做的；二、美、英两国取得谅解，迫使日本缓和其行动方针。他认为作为日本盟国的英国在此事中具有关键作用，英国为了自身利益是会支持美国反对日本在中国建立霸权的。他还建议向英国打听日本要求的确切内容51。 　　总统和国务卿接受了芮恩施的后一建议。2月2日，正是中日之间开始就要求举行谈判的那天，布赖安指示驻英大使佩奇进行探询。但佩奇一无所获。其实，早在1月22日，日本即将第一至四号要求通知了英国、但隐瞒了第五号要求。英国因此觉得日本要求没有严重损害英国利益。外交大臣格雷也愿意看到日本在中国获得一些利益，作为参加对德作战的报酬。他对日本要求内容严守秘密，不向任何国家透露，不同它们进行商讨。他还向美国表示，中国方面的说法是大大夸张了的，美国政府在形成意见前应直接从日本方面得到消息52。 　　在英国态度影响下，威尔逊在2月8日给芮恩施的电报中说： “我觉得，直接对中国进行任何劝告，或者代表它直接干涉目前的谈判，实际上都将对它害多利少，因为这样做很可能引起日本的妒忌和敌意，而这种妒忌和敌意又首先会对中国发泄。”53 这又是威尔逊的一个代表作。他明明是怕干涉中日谈判给自己惹来麻烦，却说成是完全为中国方面着想，从而为自己的立场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根据威尔逊的指示，芮恩施一面同袁政府密切接触，借以了解谈判情况，以防美国利益受到损害；一方面又竭力避免在各种场合表示美国有干涉的意图。 2月17日，中国驻美公使将二十一条全文通知美国政府。美国决策者都同意日本对满洲的要求。远东司司长卫理认为，美国不应反对日本在满洲和山东的行动，它要为过剩人口寻找出路，而“日本移民浪潮转向满洲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对我们太平洋沿岸的压力”。蓝辛同意与日本作一笔交易的建议：以承认日本在南满、东蒙和山东的特殊利益、来换取日本同意加利福尼亚州禁止日本人拥有土地的法案，日本并重申信守门户开放政策。布赖安不如他们坦率，他同威尔逊一样，似乎是在为中国考虑，说：“对中国来说，如果通过在满洲作出让步而使得在国家其他部分的自由得到保障也是值得的。”54 对于第五号要求，威尔逊认为这是与中国的政治统一和日本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诺相抵触的，主张美国“十分坦率地”向日本表示异议，而且认为美国的抗议可以是“很有份量的”重要政策声明。但国务院不同意仅就第五号向日本提出抗议，而倾向于同日本达成一个有予有取的互利的安排。 3月13日，布赖安经威尔逊批准向日本发出一份冗长的照会，这是美国对二十一条的第一次正式表态。照会总的调子是客客气气的。布赖安回顾了从1899年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照会到1908年达成《罗脱—高平协定》的历史，重申美国在中国有着“广泛的条约权利”和“不断增长的经济利益”。照会说，尽管根据美中两国的条约，美国有理由反对日本对山东、南满和东蒙的要求，但美国承认，“领土的邻近造成日本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美国对第一、二号要求没有反对意见。 接着布赖安指出，第五号要求的第四和第六条55 违反了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他说：“美国公民可能要求分享不仅福建省而且其他各省的商业发展的利益。如果把让与权方面的优先权给予某个国家，则可能引起对美国工商企业的许多严重不利，对此美国不能置若罔闻”。布赖安心里明白，日本的这两项要求正是直接针对伯利恒公司的三都澳计划的。对于第五号中广泛聘用日本顾问、合办警察等要求，布赖安指出：“美国对于一个外国取得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统治不能置之不理。”56 这个照会可以说是先予后取。美国在山东、南满、东蒙对日本作出让步，但要求日本不排挤美国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利益。它同《罗脱—高平协定》一样是从门户开放政策的一个倒退，因为它起码允许日本独霸南满、东蒙和山东。威尔逊指示以绝密方式将照会通知中国及英、法等国。 　　日本对这个照会并不买帐。3月20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对美国大使葛士礼以眼还眼地说：“日本对福建特别敏感，因为它邻近台湾”；若干年前海约翰国务卿想在福建建一煤站，曾引起日本疑虑，近日伯利恒公司与中国签订了改建海港合同，日本更觉不安，日本反对任何大国在福建省建立基地的行动。他建议美日两国就福建省发表一项联合声明以消除将来的麻烦57。 　　日本为了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居然调兵遣将，实行军事恫吓。3月中旬，南满增兵6000人，胶济线沿线增兵1200人，南满和山东铁路正常的交通运输一度中断，铁路专门用于军运。日军在济南加紧构筑新的防御工事，摆出一付开战架势。 　　处于困境的袁世凯政府仍然指望美国干涉。3月23日，袁世凯接见芮恩施，希望美国作出这样的表示：关于外国在华权益问题，无论根据条约、政策还是传统都与美国密切相关，若无美国参加是不能讨论的。芮恩施随即向国务院报告说，继续美国现今的政策，“可能使中国的感情急剧转变为反美，我们的在华影响会就此告终，我们援助中国政府或者维护我们在华权益的机会就会丧失殆尽。”58 　　芮恩施的报告给威尔逊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与中国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美国商业、传教、教育组织也纷纷要求美国政府干预中日谈判，保护它们的在华利益。威尔逊打算对日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但布赖安认为，发表批评日本的文件是不明智的，像传教士们建议的那种抗议行为会使美国行动受到怀疑，反而会使中国的事情弄巧成拙59。3月26日，他针对日本外相20日的谈话，指示葛士礼向日本政府进行“解释”，表示美国无意在福建省建立租借地，美国同意中日间达成不割让福建省、不准任何大国在福建沿海建立煤站和海军基地的安排。但他对伯利恒的合同却讳莫如深。60 　　日本为了使中国对美国的干涉绝望，故意散布说，指望美国采取任何行动都是徒劳的，因为布赖安“深受珍田舍已男爵的影响，他没有说一句反对日本的话”。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则对中国谈判代表讲到美国对黄种人的歧视，谈到美国的海军力量，“美国征服亚洲”的可能性，他暗示，中国政府如不同日本合作以抵抗美国的进一步侵略，那真是大错特错。”61 　　布赖安的态度和日本制造的舆论使芮恩施感到吃惊。他在3月30日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如果中国人得知了布赖安3月26日通过葛士礼向日本作出的建议——日本人肯定会告诉中国人——他们将感到被美国出卖了。他认为与其以这种势必引起中国人对美国反感的方式进行干涉，不如消极地默认日本人的要求。 　　芮恩施的电报和中国事态的发展引起威尔逊的“极大关注”，他终于决定，“条件允许时”要积极行动。4月14日，他指示布赖安：第一、接见珍田舍已，对日本仍然坚持第五号要求表示关注；第二、通知芮恩施，美国没有默认日本要求。翌日，布赖安致电芮恩施，允许他非正式向中国方面表示，美国对于维护其在华义务和条约权利仍感兴趣。16日，威尔逊指示布赖安同日本大使进行一次“十分坦率的谈话”，表明，美国把“如此严重违反门户开放原则、侵犯中国的行政和经济完整的事件看得十分严重”。27日，布赖安在与珍田舍已的有点激烈的谈话中表达了对日本在华增兵的强烈不满，并说，日本坚持要求合办汉冶萍公司是没有道理的。他指出，美国对中日交涉的沉默已经引起了对美国政策的猜疑与误会，暗示要公布所有与二十一条有关的函电。同日，布赖安又指示芮恩施向中国政府表示，对于中国抵制日本“过于严重损害其主权、行政独立、领土完整的要求，美国予以同情。”62 　　5月4日，报上披露，日本将对中国提出最后通牒。6日，芮恩施证实了这一点。同日，布赖安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他致电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本人，希望中日两国政府“以耐心与友好的精神进行谈判”，“直到找到解决争端的某种友好办法”；其次，他以总统名义指示芮恩施，向中国政府作同样表示；第三、他吁请英、法、俄国政府与美国一起，对中日谈判进行联合干预，以免谈判破裂。翌日，美国政府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表示“无意放弃它与中国的任何条约权利”，并称，日本曾向美国保证，“日本无意妨碍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无意歧视其他大国与中国的条约，妨碍门户开放政策”。63 　　但当时的国际形势却对日本有利。德军在欧洲战场节节获胜，协约国处于不利地位，它们正指望日本多为大战出力，而日本又以日德和谈对协约国进行威胁，引起它们惊恐，它们自然不敢以联合干涉中日谈判来开罪日本。美国倡议遭到拒绝。 　　但它们自然也不希望中日谈判破裂。5月4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致电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表示日本如因第五号条款而与中国发生破裂，英国公众舆论将认为日本违反英日同盟精神。6日，格雷又要求日本在一旦对中国使用武力之前先与英国商量。64 　　5月7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对日方最后修正案的一至四号及第五号中已获协议的关于福建的换文，不加更改，即行允诺，第五号其他各款，“日后另行商量”。并限5月9日答复。主要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也由于美、英等国的压力，日本被迫暂时放弃第五号要求。 　　英、法、俄感到如愿以偿，便一起劝说中国接受日本要求。袁政府指望列强干涉落空，又深恐得罪日本，做不成皇帝，决定对日屈服。5月9日，袁政府接受最后通牒。13日，它向各国宣布交涉始末，表示中国接受日本要求系出于被迫，如果因此使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受到影响，不是中国责任。 　　威尔逊与布赖安获悉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最后通牒后，都感到松了一口气。5月15日，美国政府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同文照会，声称，“正在谈判中的任何条款，凡经中国政府承认而对外人在华地位有所变更者，当然应该知照美国政府，使美国得以分享根据最惠国待遇自然增长的特权。”65 这个照会表明，美国政府所关心的仅仅是不使美国在华利益受到损害；非但如此，它还要求分享日本的侵略成果，而在19世纪，美国便是常常这样分享英国和其他大国通过战争或别的手段从中国夺得的权益的。 　　5月25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了两个条约，互换了13件照会，总称为《民四条约》或《中日新约》。这是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一份罪恶记录，也是袁世凯政府出卖民族利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可耻证据。中国人民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至此达到高潮，各界群众采用各种形式表示抗议，坚决要求废除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些卖国条约的签订从反面教育了人民，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在关于二十—条的整个交涉过程中，袁世凯政府特别寄希望于美国的干涉，结果却令人失望。美国的态度前后有所改变，但它的总原则是不因中国问题而卷入国际争端。美国在决定其立场时有两个考虑：一是借此调整美日关系，二是尽可能保护并扩大美国在华利益。为了这后一目的，它也曾对日本的某些要求表示过软弱的反对。美国的态度对交涉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怂恿日本坚持其对南满、东蒙和山东的要求，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另一方面，它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迫使日本暂时取消了第五号要求的多数条款。中日《民四条约》的签订是日本朝着建立在华霸权的方向跨出的—大步，美国对于日本取得如此之多的新的特权是不甘心的，美日在中国的争夺有增无已。 　　 　　第三节 让日本在中国放手去干 　　 　　美日在中国的新争夺首先是在资本输出问题上展开的。 　　大战前夕，美国已成为头号经济大国，欧战的爆发又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天赐良机，美国从债务国变成了最大的债权国，战前美国欠欧洲债务60多亿美元，战后世界上20多个国家欠美国的债，其中欧洲各国欠美国94亿美元。1919年世界黄金的40%集中在美国。由于国内资金过剩，威尔逊受到日本扩张的刺激而支持本国资本家向中国投资，1916年美国先后与中国达成四笔借款。 　　1916年2、3月间，正准备实行帝制的袁世凯政府财政极为拮据，它向美国银行家商借贷款。4月3日，利益坚顺公司向袁政府支付100万美元垫款，4月7日，驻美公使顾维均代表袁政府财政部与该公司签订正式合同。合同规定，利益坚顺公司承担出售500万美元的中国金币库券，期限3年，年息6厘。不久，袁世凯迫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取消帝制，并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责任内阁。芮恩施认为这时应当立即给北京政府以财政援助，他鼓励实现利益坚顺公司的贷款，并认为500万美元数额太少，为了恢复中国国家银行，需要1500万，为了保持北京政府的财政平衡，应当有一项3000万美元的美国善后借款。 　　但芮恩施的计划只是一厢情愿，事实上连这500万美元的贷款也难于实现。日本为了破坏这笔贷款、竟大造舆论，说中国商人对贷款极为不满，对美国人非常恼怒，并打算抵制美货，且放风说，美国公司还将给中国更多的贷款。同时，日本又向袁政府挑拨说，美国人是靠不住的。主要由于日本从中作梗，也由于美国银行家的内部矛盾，库券从未发行。 　　1914年1月30日的导淮借款合同(见第一节)签订后，红十字会经过实地勘查，自感财力不足，就把这项工程转给了广益公司。1915年12月，广益公司代表来到北京，经与袁政府农商部谈判，决定把疏导山东、江苏境内的大运河工程作为一个独立项目，首先着手办理，同时美国公司保留淮河流域河道疏浚工程的优先权。4、5月间，公司与山东省地方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订立合同，贷款额各为300万美元，中国实得90%，年息7厘，合同并规定，包工费为整个工程的10%。连芮恩施也承认，这是“任何公司对华贷款从未取得的最优惠的条件”，这些条件“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是太苛刻了”。但芮恩施对这样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能否顺利实现却感到信心不足，他怕重蹈“以前美国在中国可悲的财政失败”的覆辙。66 　　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9月15日，日本公使馆向中国政府递交一份照会，声称，根据1898年的《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享有在山东投资的优先权：两年前日本参战，把德国一切势力赶出了山东，“其结果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条约权利转归了日本”，中国政府在《民四条约》中对此也作了承诺，因此，日本享有对山东境内运河工程投资的优先权。67 显然，日本提出这一要求主要是为了使中国政府承认，它已在山东取代了德国的地位，并防止美国势力打进山东。 　　广益公司担心日本的反对将使它无法发行债券，只好邀请日本银行参加。在它与日本兴业银行签订的合同中规定，600万美元贷款中，日本得承担250万，工程的总工程师和总会计师由美国人充任，位居其次的两名助理则聘用日本人。68 这就是说，日本不但要参加贷款，而且要参与工程的建造和管理。广益公司未经请示国务院便与兴业银行签订合同，芮恩施和国务院对此都极为不满。虽然由于美国参战，这项工程后来没有进行，但日本在交涉中的胜利不是没有意义的。 　　1916年5月17日，广益公司的子公司裕中公司与北京政府签订了一项铁路建筑合同。合同规定，裕中公司取得贷款1000万美元、建造1500英里(后改为1100英里)铁路的特权。拟议中的铁路有五条：衡阳到南宁、丰镇(原属山西，现属内蒙)到宁夏、宁夏到兰州、(广东)琼州到乐会，杭州到温州，如这些铁路不能建造，可另造同样距离铁路，在完成这些铁路后，如工程确较俭省，中国政府应准该公司再造1500英里。裕中公司还取得造路前和造路期间在中国设厂制造铁路器材、路成后参与经营管理和在沿线兴办工业的特权。69 　　这项借款的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铁路是势力范围的神经中枢。美国是想乘着欧洲各国忙于战事、又在财政上依赖它的时机，把美国势力打进各国势力范围去。远东司司长卫理不加掩饰地说：“鉴于他们需要我们提供金钱和物资，我们有力量使它们采取明智的态度”。70 芮恩施也想利用裕中公司的活动去打垮列强在中国的坚固阵线。他对合同十分满意，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迄未给予外国人的最惠的特许权”，至于发展的前景那就更可观了，这是允许美国资本在中国铁路权益方面取得更大份额的“一个重要出发点”。71 合同一签订，芮恩施就喜不自胜地向国务院作了这样的报告。 　　可惜，这不过是美国的如意算盘。合同签订后，俄、法、英等国纷纷提出抗议。俄国公使库达摄福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说，允许美国修造丰镇至宁夏的铁路违背了中国政府先前关于俄国享有修筑长城以北铁路优先权的承诺。其实，中国政府从未作过这种承诺。1899年6月1日清政府被迫向俄国政府保证，将来要修“由北京向北或向东北俄界方向”的铁路，必先商请俄国。俄国公使蓄意歪曲，北京政府却不敢据理反驳。裕中公司知难而退，告诉芮恩施，在中伤两国政府解决这一分歧之前，不准备继续进行有关该铁路的各项事宜。 　　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向芮恩施、驻美公使向蓝辛同时提出抗议。他们声称，在所有关于中国铁路建筑的协定中，广西省的铁路优先权都是保留给法国的，这种权利又为1914年9月26日中国政府外交部给法国公使的照会所确认。他们抗议衡阳到南宁的铁路侵犯了法国的条约权利。 　　英国采取另一种方式进行干涉。它要求与美国合作：两国联合投资，但铁路企业由英国人管理，总工程师、运输主任、总会计师等均由英国人担任。广益公司自然不能接受这种喧宾夺主式的合作。英国于是向中国政府抗议，声称，根据湖广总督张之洞1905年9月9日对英国驻汉口领事的承诺，英国享有在湖北、湖南面省筑路的优先权。英国以其所作所为向美国表明，美国实业界要在中国修路，就必须同英国合作，并实际上接受英国领导。 　　美国指望修筑的这五条铁路都不在日本势力范围内，因此日本没有提出正面抗议，但它也没有袖手旁观。日置益向芮恩施提出，希望日美两国资本能合作造路，他还指使北京政府的亲日派反对发行美金债券。 　　就这样，在铁路合同签订后的一年多中，美国政府与俄、法、英、日等国进行了翻来覆去的交涉，终于未能克服它们的重重阻挠。1917年4月美国对德作战后，就只好把这些铁路权益作为已经到手的特权保留下来完事，事情至此不了了之。 　　1916年1l月16日，中国公使顾维钧代表北京政府财政部与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达成一项5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根据合同，该银行还获得提供2500万美元补充贷款的优先权。四国银行团对合同提出抗议，声称银行团享有提供任何用于善后目的借款的优先权。日本甚至提出，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有着强烈的亲德倾向。北京政府财政部答复说，它曾于9月向银行团提出过贷款要求，但由于战争原因，银行团无法安排贷款，因此它对美国贷款的反对不能成立。美国政府这回也采取了强硬立场。12月3日，威尔逊指示国务卿蓝辛“以十分明白的语言抗议”银行团的干预。12月5日蓝辛指示芮恩施通知各国驻华公使，对借款合同的“任何牵强附会的解释，或把美国银行家从正当参与中国事务中排除出去的任何企图，都将遭到美国政府的最坚决的抵抗”。72 在美国政府的坚决支持下借款终于达成。 　　总之，由于列强，尤其是日本的蓄意破坏，美国1916年对华投资活动成果不大。但美国发动的攻势仍使日本震惊。同美国一样，日本也发了战争财，由原来的资本输入国变成资本输出国，黄金储备大增。于是从1917年开始，日本着手建立对中国的财政控制。两年之中，日本贷给中国大小贷款80多笔，总数近4亿日元。73 日本在华扩展势力取得的效果令美国望尘莫及。 　　1913年3月18日美国驻华代办卫理建议政府率先承认袁世凯，理由之一是美国是“共和国之母”。可是当袁世凯阴谋在中国复辟帝制时，美国政府竟荒唐地予以支持。 　　1915年8月3日，袁政府的喉舌《亚细亚日报》发表了袁政府的宪法顾问、美国法律教授古德诺的文章《共和与君主制》。古德诺是袁的崇拜者，他认为袁是真正要救中国，真正要给中国一个好政府的人，袁认为“只有通过一个实际上是独裁的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而我倾向于认为他是正确的”。74 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太快了，“难望有良好结果”，并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以至可能危及中国的独立，于是他得出结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75 古德诺的文章被广为散发、援引，竟成为帝制运动的理论根据和对外宣传的上等材料。 　　列强密切注视着帝制运动的发展。日本政府起先打算利用这个运动进一步控制袁世凯，后见中国内部反袁势力甚为强大，又决定干涉帝制，助长中国内乱，抛弃袁世凯另找代理人。1915年10月26日，日本政府邀请美、英、俄、法等国同它采取联合行动，要求袁世凯放弃称帝计划。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西吉携同英、俄公使向外交总长陆徵祥提出口头劝告，要求缓行帝制，11月3日和5日，法、意两国公使也作了同样表示。于是，先后有五国作出了同样表态。 　　美国对日本的真实动机极为怀疑，拒绝与日本一起干涉帝制。芮恩施要求总统采取独立行动，避免使美国政府卷入于美国利益不利的计划之中。威尔逊认定只有袁世凯才能维护中国的稳定，决定不动摇地支持袁世凯，即便他称帝也不予干涉。10月31日，他指示国务卿蓝辛向日本、中国及其他有关国家表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声称，“中国政府政体的改变尽管剧烈，但纯属内政问题”，以任何形式对此加以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美国以“不干涉内政”相标榜，同时希望袁世凯能够“既十分坚定又极为审慎地指导”运动。袁世凯称帝之后，12月21日，蓝辛又指示芮恩施，“如果没有有组织的严重反对”，“就没有理由怀疑新秩序的永久性”，美国政府竟准备承认这个“洪宪皇帝”。76 　　袁世凯称帝毕竟是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他黄袍加身不过83天，便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就一命归天了。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权却操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黎不替忍受这种状况，段则随着事态发展愈益加强了独裁专制，于是出现了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演出了一幕一幕争权夺利的政治闹剧。府院双方都力图寻找外围大国作为靠山，这就正好与美日的争夺结合了起来。这一错综复杂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参加对德作战问题展开的。 　　大战以来，美国和中国都是中立国。1917年1月31日，德国外交部照会中立国政府，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即无论交战国或中立国的船只，只要驶进德、奥敌人领海或与他们通商，均将遭到德国潜水艇的攻击。德国这—措施触犯了美国利益，2月3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同时向各中立国发出通告，要求它们采取类似行动。2月4日，国务院指示芮恩施向中国政府通报情况，但并未让他建议中国参战。 　　芮恩施在当驻华公使的三年多中，目睹日本一再挫败美国的计划，认定日本是美国在华扩张势力的主要障碍。接到国务院的指示后，他劲头十足地展开了紧张活动，企图在对德外交上领导中国，排斥日本。2月4日到8日这短短几天中，芮恩施拜访黎元洪、段祺瑞、政府其他高级官员和国会领袖，鼓动中国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不仅如此，总统府美籍顾问福开森、英籍顾问莫里循等对北京政府有影响的欧美人士也被他动员起来，游说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段祺瑞提出两个条件：一要财政援助，贷款1000万元，二要保证军事上不受外国控制。芮恩施于是自作主张——据说因为海底电缆故障，他无法与国务院及时联系，而情况又十分紧急——迫不及待地代表美国政府作出保证：将采取充分措施，使中国能够承担起它与美国联合后的责任，而丝毫不会损害中国的国家独立、对军队的控制以及一般的行政管理。2月9日上午，芮恩施又同段祺端进行长谈，他娓娓动听地表示，如果中国能对德采取行动，则将改善其国际地位，还将受到朋友和敌人的尊敬，并能从国际外交中得到许多好处。内阁会议经过再次讨论，当天决定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对德提出抗议，并向芮恩施保证，如果美国对德作战，中国至少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77 　　芮恩施的行动远远超出了国务院对他的要求，这使蓝辛感到不安。鼓励中国对德断交并帮助中国备战的结果将会如何呢?蓝辛在2月10日给威尔逊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鼓励这种努力，我相信我们必须准备遭到日本的反对。”78 美国在以往与日本的竞争中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如今美国参战已在所难免，它自然更无力与日本较量了。于是蓝辛于同日指示芮恩施，在对中国政府态度表示欣赏的同时，告诉它，没有一个重要的中立国愿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因此，中国应当严肃考虑这一情况，免得孤立。他还表示，美国现在不能对中国作出任何担保。79 　　芮恩施象是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他于是抗命不遵，没有把国务院的这份电报向中国政府转达，反之却再一次要求国务院确认他向中国作出的承诺。他在2月12日的电文中一再重申应当剥夺日本对东亚事务的控制权，并称，借助美国的帮助中国是可以摆脱日本的统治的。80 　　蓝辛对芮恩施固执己见十分不满。2月26日他再次明确指示芮恩施，美国不能向中国提供芮恩施所担保的援助，因为那会招致严重的反对，使中国遭受它所担心的侵略，而美国却无力解救它。蓝辛明令芮恩施劝中国不要参战。81 　　蓝辛的电报仍未能说服芮恩施。他在2月28日再次向国务院抗辩，声言，与美国协调—致是中国抵抗日本勒索的唯一可靠的办法、他警告说，美国若不给予援助，中国就会放弃对美国的依赖，并将作为日本的被保护国参战。3月3日，他再次重申他的理由：中国只要确信能得到美国适当的援助，是情愿与美国结盟的，而中美两国的结合“将排除外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控制”。82 　　在威尔逊和蓝辛看来，芮恩施实在是太感情用事，太理想主义了，而他们则更多地考虑日、美在东亚的力量对比，尤其是美国不能东西两面受敌。蓝辛在3月12日的指示中斩钉截铁地说，既然“协约国迄今为止都同意让日本在中国放手去干”，美国政府也“不要求中国遵循美国的行动方针”。这就是说，倘若坚持与日本为敌，就是与所有协约国为敌，美国自然是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的。13日，他进一步向芮恩施明示，中国现在参战就意味着让日本控制中国军队，他要芮恩施尽量设法维持现状。83至此，芮恩施无法再坚持了。 　　北京政府内部对于中国是否参战一直主张不一，总理段祺瑞图谋以参战扩充皖系实力，力主参战：而这正是总统黎元洪所担心的，因此他反对参战，坚持在对德外交上取谨慎态度。国会中南方派议员惧怕段祺瑞以武力消灭异己，赞同黎元洪的主张。如今，美国的立场与黎元洪的态度吻合了。 　　日本一直密切注视芮恩施插手中国对德外交的活动。日本从2月起鼓动中国参战，当它发现芮恩施改变态度后，就愈加起劲地怂恿北京政府对德断交。关于日本态度的转变，日本报纸有这样一段分析：过去日本反对中国参战，怕中国“将于和平会议得一席地，而获与日本对等之投票权，则会议处分青岛等问题时，日本将不利”：其实，和平会议上的“发言与投票权视国之强弱而为轻重。故中国虽获投票权，亦不足与日本抗也。即使投票以多数取决，实际上尤有借于外交术，否则仍不能贯彻主张也。”84 当时和后来事态的发展，与这一分析完全吻合。 　　日本在鼓动中国参战的同时，与英、俄、法等国进行秘密交易，要求它们在战后的和会上支持日本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日本保证向中国施加压力促其参战，并在地中海为英国护航。协约国家急切盼望日本作出更多战争努力，在2、3日间先后同意了日本的要求。85 这样，一笔出卖中国利权的肮脏勾当背着中国达成了。 　　日本方针既定，便对北京政府又是提供贷款进行利诱，又是施加压力。段祺瑞得到日本支持，甘当附庸，3月11日向日本表示，“此后一切进行”，均与日本政府“诚意接洽，以收“互相联络之效”。日本外相当天答复段祺瑞，对他的这种态度极表满意，主张中德立即断交，“再进一步，加入联合战团”。86 3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 　　刚刚开始第二届任期的威尔逊政府十分关注北京政府的动向。4月5日，国务院向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表示，“为中国计，为全国计，中国宜先从容布置，待时而动”，不赞成中国立即加入协约国参战。段祺瑞依靠日本支持，笼络各省督军，逼迫国会对德宣战，遭国会拒绝。于是，督军联名呈请黎元洪解放国会，黎求助于芮恩施应付局面，5月20日，芮恩施与黎作了长谈，表示愿作黎后盾。同时，他向外交部次长陈录表示，他对各省督军不断理本省事务而干涉中央政府感到奇怪，并警告说，为了执行参战政策而发动任何推翻国会的运动都不会得到美国同情。87 芮恩施的表态给黎元洪壮了胆，23日，他罢免了段祺瑞，各省督军于是纷纷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局势一片混乱。 　　5月底6月初，芮恩施一再就中国事态的发展向国务院报警。6月4日，美国政府向中、日、英、法四国政府发出同文照会，其中说，中国是否参加对德作战，这是第二位的事情，“对中国主要的紧迫的问题是恢复并继续政治统一”，“美国对于中国保持一个联合的负责的中央政府深感兴趣，并衷心希望”，“各个党派和各方面人士为重建一个合作的政府而努力”，否则，中国将失去它应有的国际地位。美国要求日、英、法等国为恢复中国的联合和国内和平而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蓝辛还特别指示芮恩施把照会内容告知反对黎元洪的督军团的众位首领。88 在黎元洪的总统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美国的这一举动不啻是一剂强心针。 　　美国的干涉引起日本强烈不满。6月15日，日本驻美大使佐藤爱 ？ 向蓝辛递交一份备忘录，其中说，对当今中国局势施加任何外国影响和外国干涉都会“使中国敌对双方中的某一方产生疑惧”，佐藤爱 ？ 还口头声明，布赖安国务卿在1915年3月13日的照会中已经承认了日本与中国具有特殊密切的关系，日本政府要求美国确认这一声明，“及其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的友好态度”。89 日本舆论界的反美情绪也愈来愈强烈。6月11日，《朝日新闻》还杜撰了一个美国给北京政府的照会，混淆视听。《每日新闻》则造谣说，美国公使给了黎元洪25万元作为反对段祺瑞的经费，公使馆还在安排中国向摩根公司借款2500万元的谈判。在中国出版的日本报纸和旅华日人也对芮恩施的活动进行夸张宣传，甚至无中生有地散布谣言。90 　　英、法都盼望中国参战，对于美国动议也不赞成。联合行动遂作罢论。 　　日本标榜“不干涉”中国事态，暗地却与段祺瑞紧密勾结。从2月以来，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亲信西原龟三在北京政府要人中进行广泛游说，力劝他们赞成参战。段祺瑞后来要解散国会，则是袁世凯当总统时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出的点子。6、7月间，段祺瑞在天津策划督军团反对黎元洪，西原龟三一直蛰伏天津，为段出谋划策。寺内并通过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传来口信，要段坚决以武力夺回政权。张勋复辟后，日本政府支持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乘机再起，日本中将青木宣纯还直接参加指挥讨逆军，日本公使林权助并要求各国使节不干涉段的军事行动。日本还适时给予财政支援。7月12日直隶财政厅以补助金融为名向日本三菱洋行借款100万日元，这笔钱完全充作了讨逆军的军费，林权助还为讨逆军牵线搭桥向别的日本银行借款。段祺瑞重掌政权后，对日本感恩戴德，并进一步卖身投靠。7月下旬，他托西原龟三向寺内转达口信，表示中国政局几经变化，他如今再度出任总理，“中日两国如欲加紧合作，……舍此当无更好的时机”，他将“一本至诚，为此目的而努力”。91 　　张勋复辟的闹剧从客观上帮助段祺瑞除掉了黎元洪和国会，府院之争又以日一段胜利，美—黎失败而告终。8月14日，中国正式对德宣战。 　　大战以来美、日在中国的争夺，尤其是1917年2月以来两国在中国参战问题上的明争暗斗，使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双方都考虑到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都认为对方在进行针对自己的战争准备，但又都不敢贸然开战。美国既已对德宣战，自然要避免两面受敌。日本经济的繁荣有赖与美国的贸易，特别是从美国进口钢材和生铁。同时日本对美、英两国关系愈来愈密切也感到担心。两国都希望能够达成—个协定，缓和关系，避免冲突。日本驻美大使佐藤爱 ？ 1917年5月2日询问豪斯，日、美两国能否“就两国间一些突出的主要问题达成一个最后的解决办法。”12日，蓝辛答复佐藤，日本可以派一个使团访美，就东亚问题交换看法，就有关事宜进行谈判。92 　　日本政府任命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赴美特使。8月11日，石井使团抵旧金山，受到盛大欢迎。为了表示对石井使团的重视，并赢得日本舆论的好感，蓝辛指示有关机构为石井使团拍摄了许多新闻照片和新闻纪录片，并免费在日本全国散发。石井还在参院发表了演说，威尔逊两次接见了他。 　　9月6日至11月2日，蓝辛与石井举行了12次会谈。中国问题是主要议题。蓝辛所坚持的是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石井则要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高于其他各国的利益(Paramount interests)，否则就不同意重申上述原则。蓝辛拒绝承认日本的这种利益，但表示可以考虑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他表示“了解日本的人口压力和工业扩张的需要”，他“相信日本之占有朝鲜，发展满洲，主要是出于这种不可避免的需要”。双方经过一再讨价还价，于11月2日互换照会，主要内容是：一、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尤其在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享有特殊利益；二、美日两国无意以任何方式侵犯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两国坚持在中国门户开放和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93 这就是《蓝辛—石井协定》。 　　《蓝辛—石井协定》是美国再次以牺牲中国利益向日本作出的妥协。协定的两项内容中，第二项是虚的，第一项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既然美国承认了日本的特殊利益，门户开放的原则也就被阉割了。从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侵略利益，得到了所有大国的承认，这使东京人士欣喜万分，称协定为“石井外交的伟大胜利”。 　　这一关于中国的协定是完全背着中国政府炮制出来的。石井访美引起中国政府的不安，可它不能从芮恩施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因为蓝辛根本没有把谈判进展情况告诉芮恩施。中国政府要求，直接与中国有关的谈判应及时与之商议，蓝辛却认为这一要求根本行不通而加以拒绝。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一再向蓝辛谈到日本对亚洲大陆的野心，蓝辛一味敷衍搪塞，总是说，美国充分了解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谋略，他保证不会损害中国利益而使日本得利。在谈判的两个月中，愈到后来，顾维钧在华盛顿打听消息就愈困难。11月2日换文之后，美国迟至8日才把换文内容正式通知中国。对于这样一个践踏中国主权的协定，北京政府却不敢提出抗议，而只是在9日向美、日两国提出一项措词软弱的照会，声明：中国政府即定政策“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各国在华利益或“因领土接壤发生国家间特殊关系，亦专以中国条约所已规定者为限”。94 　　这个日美勾结、共同侵略中国的协定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在广州，中国人接连不断地找到美国总领事海因兹曼，众口一词地谴责美国出卖中国。中国舆论界也普通反对这一协定。一直致力于扩大美国在华势力和影响与日本竞争的芮恩施，不得不心灰意冷地承认，协定的签订使中国高级官员们觉得，要从美国得到积极帮助以解决国家的困难是没有什么指望了。95 ①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1卷，第253-254页。 ②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244-245页。 ③ 朱文原：《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台北1981年版，第47页。 ④ 参见朱宗震：《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2-14页。 ⑤ 《在神户各团体欢迎宴会的演说》（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卷，第411页。 ⑥ FRUS, 1912，p.47. ⑦ James 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pp.114-115. ⑧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 pp.114-115. ⑨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 p.121. ⑩ China and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 1784 , p.139. 11 转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 第488页。 12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pp.125-126. 13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页。 14 Paul K. T. Sih, ed: Sun Yat-sen and China ( New York: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1974 )，p.46.早在1907年，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柔克义就说过，“袁世凯被所有中国人认为是最强有力的人物，是帝国最有才能的行政官员”。同上，第39页。 15 FRUS, 1912，p.55. 16 FRUS, 1912，pp.102, 104-105. 17 FRUS , 1912 ，pp. 61-62. 18 Frederick McCormick: The Flowery Republic ( London: John Murray, 1913) , pp.294-295. 19 FRUS ,1912, p.71. 20 李约翰著、孙瑞芹、陈泽宪译：《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中华书局1982年版, 第329页。 21 斐尔德著、吕浦译：《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第87-88页。 22 FRUS，1913，p.160. 23 FRUS，1913，p.170-171. 24 FRUS，1913，p. 98. 25 FRUS，1913，p. 108. 26 FRUS，1913，p. 108-109. 27 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27年版, 卷首第14-15页。 28 FRUS，1913，p.126. 29 FRUS, p.135. 30 Tien-yi Li: 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 New York: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1952), p.144. 3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760-761页。 32 W.R. Braisted: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 1909-1922(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1)，pp.266-267，272. 33 参见孙毓棠：《抗戈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249页。 34 Neo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New York: KTO Press, 1979)，pp. 104-108; 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p. 185. 35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005-1007页；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 pp.94-95. 36 芮恩施著、李抱宏等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第71-74页。 37 芮恩施著、李抱宏等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71页；《抗戈集》，第250页，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 1909-1922, p.276. 38 《抗戈集》，第251页。 39 FRUS，1914, Supplement, p.162. 40 李毓澍主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台北1974年版, 第6页。 41 《美国外交文件》，1914年补编，第FRUS，1914, Supplement, p.163. 42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 第40页。 43 《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35页；参见 FRUS，1914, Supplement, p.169. 4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2页。 45 FRUS，1914, Supplement, pp.170-177. 46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3页。 47 FRUS，1914, Supplement, pp.173-174. 48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99-100页； FRUS，1914, Supplement, p.113. 49 FRUS，1914, Supplement, p.190. 50 R.W. Curry; Woodrow Wilson and Far Eastern Policy, 1913-1921 ( New York: Octagon Books, Inc., 1957), p.113. 51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p.150；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p.108. 52 Madelein Chi: China Diplomacy, 1914-1918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p.39. 53 Woodrow Wilson and Far Eastern Policy, 1913-1921, p.116. 54 Woodrow Wilson and Far Eastern Policy, 1913-1921 , pp.116-11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Lansing Papers，Vol.1，pp.407-408. 55 第四条是，中国所需军械半数以上得由日本采办，中日合办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第六条是，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船厂、海口，如需外国资本，先与日本商议。 56 FRUS，1915, pp.107-111. 57 FRUS, 1915，pp.113-114. 58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10页； China Diplomacy, 1914-1918, p.48. 59 Woodrow Wilson and Far Eastern Policy, 1913-1921 , p.122. 60 FRUS, 1915，pp.116-117. 61 Woodrow Wilson and Far Eastern Policy, 1913-1921 , p.122；China Diplomacy, 1914-1918, p.51. 62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pp.154-15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Lansing Papers，Vol.2，pp.416-418. 6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Lansing Papers，Vol.2，p.422；FRUS，1915，p.143. 64 FRUS, 1915，p.144；Thomas E. LaFargue: China and the World War (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73), p.74. 65 FRUS, 1915，pp.146-147. 66 FRUS，1916，pp.106-107. 67 FRUS，1916，pp. 126-127. 68 FRUS，1916，pp. 213-214. 69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194-1198页；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6页。 70 戴维斯著、李丹阳译：《隐忍的限度》，《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期，第40页。 71 FRUS，1916，p.181；《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65页。 72 FRUS, 1916, p.146；《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第108页。 73 参见《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第492，503页及以下各页。 74 Noel Pugach: “Embarrassed Monarchist: Frank J. Goodnow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13-1915”,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2，No.4（November 1973），p.507. 75 参见《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下册，第569-570页。 76 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 p.151-152；FRUS，1915，p.79. 77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93-195页；FRUS, 1917，Supplement I, p.407. 78 China Diplomacy, 1914-1918, p.118. 79 FRUS, 1917，Supplement I, p. 408. 80 FRUS, 1917，Supplement I, p. 408-409. 81 FRUS, 1917，Supplement I, p. 411. 82 FRUS, 1917，Supplement I, p. 412-413页。 83 FRUS, 1917，Supplement I, p.19-420；China Diplomacy, 1914-1918 p.19. 84 转引自《人文学刊》，第7卷（1936）第1期，第5页。 85 1917年2月16、17日，英国驻日大使与日本外相互换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英国政府在未来和会上支持日本关于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赤道以北德国所占岛屿的要求，日本政府自然将本着同样精神对待英国关于赤道以南德国所占岛屿的要求。2月19日和3月1日，日本外相与法国驻日大使互换谅解备忘录，法国政府答应了日本的类似要求，与此同时，俄国政府也作了同样的承诺。见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 Vol.2, p.1169. 日意之间也有同样交涉，五国谅解遂告完成。 86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81页。 87 《张勋藏札》，《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51页；《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04页。 88 FRUS, 1917，pp.48-49, 58-59. 89 FRUS, 1917，pp.72-74. 90 FRUS, 1917，pp. 61-62, 48. 91 西原龟三著、章伯峰译：《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146页。 92 China Diplomacy, p.105. 93 FRUS, 1917，pp. 264-265. 9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07页。 95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