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二章 从凡尔赛到华盛顿 第一节 巴黎和会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为分赃而举行的和平会议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举行。 日本为参加和会作了大量准备。它制订的参加和会的方针是：对于与已无关的问题，概不表态；对于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与盟国协调一致；对于日本单独具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权益和财产，占领赤道以北原属德国的南洋群岛，则一定要达到目的。 中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大战的胜利使中国成为战胜国，中国人民自然希望享有战胜国的权利，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国权，结束丧权辱国的历史，一改几十年来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但当时中国南北双方刚刚罢战，和平会议尚未开始；北京政府内部各派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这个政权极为脆弱。亲日的段祺端虽已辞去总理职务，但由于大战胜利，这位力主参战的前总理俨然成了英雄，以他为首的皖系势力再次嚣张起来；作为参战督办，他仍掌握军权，左右一切。在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行前举行的商讨与会方针的会上，段祺瑞竟说：“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① 段祺瑞的话代表了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态度。 但当时北京政府中也有相当的亲美势力。尤其是威尔逊发表的十四点宣言，更给中国各阶层人士带来了虚幻的希望。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向国会致词中提出了他称之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宣言，其中包括废除秘密外交(第一点)，公海航行绝对自由(第二点)，撤除经济壁垒，国际贸易机会均等(第三点)，削减军备(第四点)，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第五点)，退还被占俄国领土(第六点)，组织一个普遍性的国际联合机构，为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相互保证(第十四点)，等等。威尔逊的十四点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受到社会主义革命冲击时为进行内部调整所采取的措施，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抵销苏维埃政府和平呼吁的巨大影响。但它在中国朝野却引起热烈反响。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1918年11月2日在众议院演说中表示，中国要“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相信战后外交情形将与以前迥异，中国人民所向往的和平世界即将实现。② 11月30日晚，北京学生提灯游行，不少人跑到美国大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甚至中国思想界的先进人物也为十四点所迷惑。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写道：“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③ 善良的人们天真地以为，“公理战胜强权”的原则果真可以实现了。北京政府的亲美派更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他们同美国公使芮恩施、北京政府美籍顾问韦罗壁一起商讨媾和条件。这些条件分三大项：一、关于领土完整，包括废除租借地和租界；二、关于维护主权,包括废除使馆卫队和京津间的驻军，废除领事裁判权；三、关于经济和财政独立，主要是收回关税主权。驻美公使顾维钧于11月25、26日先后向蓝辛、威尔逊通报了中国准备在和会上提出的条件，并探询和会准备情况。威尔逊言不由衷地表示，他将乐于在和会上尽力支持中国，但紧接着又说，涉及中国的事比较难办，因为有许多秘密条约。顾维钧表示，中国赞赏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将最衷心地支持他的计划和他的原则，希望十四点能用于远东。威尔逊答称，这颇为困难。④ 可见，威尔逊并不真想实现十四点，并不真想在巴黎和会上帮助中国，但中国政府的亲美派仍然对美国政府抱着幻想。 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正式代表5人：外交总长陆微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广东军政府代表王正廷、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其中，施、顾、王三人都曾是留美学生，魏是留法学生出身，从组成情况看，这个代表团不是亲日的，而具有相当的亲美倾向。又由于陆徵祥怕担责任，使两位亲美的年轻外交家顾维钧和王正廷成为代表团的中坚。除了这个正式代表团外，各党派的领袖人物也纷纷赶往巴黎，他们当中有代表国民党的汪精卫、李石曾、伍朝枢，代表进步党的梁启超，交通系的叶恭绰，等等，表现了各派政治势力对会议的关注。 美国政府出席和会代表团是各国代表团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总统威尔逊亲自出马，代表团工作人员达1300人之多。威尔逊是以“救世主”的心情前往巴黎的。在美国参战前，威尔逊力图以和平的中立姿态、以最高仲裁者的身份干预欧洲局势。后来，他又提出了十四点宣言。其中关于组织国际联盟的第十四点是他最得意的创作。他设想由这个国际联盟来协调国家关系，安排世界事务，而美国则应在其中起领导作用。他参加巴黎和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他成立国际联盟的雄心。 巴黎和会是强权政治和秘密外交的一个典型。会议的决策机构起先是十人会议(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和外长及日本代表团两名成员组成)，3月中旬以后是四人会议[由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意大利总理奥兰多组成，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除了接受大国的决定外，很难有所作为。各大国纵横捭阖，讨价还价，为谋求各自最大利益使尽权术手腕，弱国小国则被置于受摆布、受愚弄的地位。 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开始就受到不公正对待。中国为大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向协约国提供了大量粮食，并派遣17.5万名劳工到法国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劳工除担任战地劳役，也曾参加战斗，约有2000人在战争中丧生。⑤日本只在攻占青岛时有些伤亡，整个大战期间，并无日军在欧洲作战，它只是派出舰队在印度洋、南非、地中海和澳大利亚一带护航。可是几个大国却事先商定，在和会上日本作为五大国之一与美、英、法、意各有5席代表名额，中国与其他—些小国只得2席。而关于中国的代表名额正是豪斯上校向威尔逊建议的。巴西、比利时、塞尔维亚在经过抗议后，代表名额由2席增加到3席，中国代表团的抗议却无济于事。中国代表在和会的任务也只是“申述他们自己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在巴黎逗留半年，只参加了三次讨论山东问题的会议。这种不平等待遇使中国代表团在交涉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 在1月27日上午讨论处理德国殖民地问题时，山东问题第一次被提起。威尔逊提议邀请中国代表列席。日本代表声称，山东问题是日、德间的问题，与中国无关，企图在讨论中排除中国代表。但由于和会议事规则明白规定，“最高会议”在讨论五强以外其他国家的利益时，应邀请有关国家代表列席，日本企图未能得逞。 27日下午的十人会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无条件让予”日本，并且威胁说，“日本对任何能使德国在远东恢复其活动的事情，不能泰然处之”。⑥ 这次会后，陆徵祥、顾维钧立即去见威尔逊，希望他在山东问题上主持公道。威尔逊向他们表示，他对日本代表团如此天真地提出其要求表示惊讶和担忧，并建议中国代表同样坦率地陈述自己的主张。他还表示，他“对中国深表同情，并将尽力帮助中国”。⑦ 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表态是言不由衷的。 在翌日的十人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陈述意见。他从历史、种族、语言、宗教、风俗、地理、经济等各个方面，无可辩驳地论证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要求把胶州租借地、铁路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统统直接交还中国。牧野伸显狡辩说，关于胶州和胶济路的处理，中日之间早已订有条约。顾维钧反驳说，条约是在日本胁迫订立的，义正词严的雄辩使日本代表神情沮丧，哑口无言。威尔逊也在他发言后对他表示祝贺，并称，这是对中国观点的极好阐述。蓝辛也向他表示祝贺，并认为他的“论证简直把日本压倒了”。⑧ 尽管如此，当克列孟梭提出，大战期间签订的秘密条约是否应当提交会议考虑时，劳合·乔治、奥兰多、牧野伸显一致表示赞成，威尔逊竟也没有表示异议。这样，日本与英、法等国在大战期间订立的密约⑨ 实际上就成了和会解决山东问题的基础。 从1月28日辩论到4月22日四人会议重新审议山东问题这两个多月中，中、日双方代表团都在巴黎进行紧张活动。1月29日，日本代表访问蓝辛，威胁说，如果由于美国不支持日本，而使胶州直接归还中国，日本将怪罪美国。日本代表不顾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实行赤裸裸的民族压迫的事实，竟然在2月13日国际联盟章程起草委员会(威尔逊任委员长)上提出了一个所谓“保障种族平等”的原则，要求在国联盟约中规定：对于国联成员国中的外国人在一切方面给予平等待遇，不得因人种或国籍不同而在法律或事实上加以歧视。牧野伸显甚至声称：“日本全国人民对此问题均主张一致，若并此而不能承认，日本似不应加入联盟。”⑩ 尽管这一要求因未能获得一致通过而被否决，但它对在移民间题上对日本实行歧视的美国毕竟是个要挟。日本代表知道，威尔逊是一定会反对这一提案的，而要日本撤销原议，那就对日本作出相应的让步吧！ 日本代表一方面对威尔逊施加压力，一方面又针对他的虚荣心，投其所好，对他备加颂扬。他们表示钦佩威尔逊的“崇高思想和雄心”，称他的十四点是“世界的大宪章”，表示对他倡议的国际联盟是有信心的，力图博得威尔逊的好感。11 中国代表团也在竭力争取美国的支持。2月15日，中国代表团把山东问题议案提交大会。4月l 7日，顾维钧、王正廷等见威尔逊，再次提出山东问题。威尔逊称，为了尽快缔结对德和约，四人会议初步确定，德国在欧洲以外的一切权利，暂由参加和会各国共同接收，实际上是交五大国托管，但他又说这只是目前的看法，不是固定的办法，为他以后进一步向日本让步预留了后路。12 驻华公使芮恩施密切注视着和会的进展。他希望通过和会削弱日本在华势力，在和会召开前就一再致函国务院和总统，强调中国问题必须在和会上“得到公正解决”，“否则，我们必须放弃使这个世界免遭军国主义灾难的希望”，他还说，“对于将来的世界和平来说，任何一个欧洲问题就其重要性而言都不能与公正解决中国事务相提并论。”他在1919年1月6日给威尔逊的电报中进一步写道： “通过5年的经验我被迫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军界要人使用的方法只能带来罪恶和破坏，任何公正的、正义的考虑都不能使他们住手，唯一能制止他们的是让他们明白懂得，他们的行径是不能容忍的。”13 芮恩施的主张得到美国代表团部分成员的赞同。蓝辛认为大战已经结束，应当停止绥靖日本。代表团顾问、前远东司司长卫理在4月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主张，“把先前与德国有关的山东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他写道： “让中国失望将使我们在远东的良好声誉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害，它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燃起一种恒久不灭的遭受冤屈的感觉，从而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 “日本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它们应当遭到拒绝。”14 他在备忘录中列举了拒绝日本要求的理由，建议四人会议考虑这一问题，并在和约中列入相应的条款。这份备忘录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主张停止绥靖日本这一派的意见。 威尔逊并非没有考虑到美国在远东的声誉，也不是不想削弱日本在华势力。但是在他的天平上，下列考虑却是份量更重的砝码。 首先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当着和会正在进行时，7000名美国士兵正与70000名日本军人结成反对革命的同盟军，入侵苏俄西伯利亚地区。由十月革命引起的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更遭到各地劳动人民的反对。亚洲一些国家也处在新的民族觉醒之中。这样，列强之间正需要通过巴黎和会调整它们的内部关系，结成一个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阵线。鉴于日本在远东的地位，美国是一定要把它保持在这个联合阵线之内的，因而是一定要对它让步的。 其次是成立国际联盟的需要。当时，意大利因为割让南斯拉夫领土阜姆的要求遭到拒绝，与美国闹翻，正威胁要退出巴黎和会，使和会遇到一个危机。日本态度于是变得更加强硬。4月21日，日本外相内田电令日本代表团：无条件地获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本国政府的最后决定，对此决不再有任何更改”，如果这—要求遭到拒绝，日本代表团就拒绝在国际联盟盟约上签字。15 翌日上午日本代表公然向四人会议提出了这一威胁。如果所谓五大国中的两个国家在国联问题上都采取不合作态度，威尔逊成立国联的计划就难以实现，而这—计划恰恰是威尔逊参加和会的主要目的，也是他个人事业成败荣辱的关键。 再次是美国与英、法的关系，英、法在美国与阜姆问题的争执中就态度冷淡，在山东问题上，它们一直表示支持日本的要求。据日本代表说，4月22日上午，当他们走进威尔逊住处的会议室时，他们看见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手里拿着文件，那正是大战期间英、法与日本签订的密约的文本。显然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正在再一次对威尔逊施加压力。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威尔逊决定对日本让步。 4月22日，中国代表出席四人会议〔奥兰多缺席)，这是中国代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讨论山东问题的会议。会议主席威尔逊说，山东问题现已陷入困境，他曾建议日本，把胶州租借地交给五大国托管，但日本拒绝这样做，英、法也感到为难。英、法与日本有约在先，中国也与日本订有条约。战争使中德之间条约失了效，但没有使中日之间的条约失效。“它们有义务恪守这些条约，因为之所以进行这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证明条约是不可违反的”。顾维钧再次辩驳说，民四条约是在日本对中国进行威胁、并提出最后通牒的情况下才被迫签订的，它不是通过正常的外交程序达成的条约。威尔逊仍然强调“条约的神圣性”，他说：“必须证明，条约不是—纸空文。即使条约与缔造和平的原则不符，我们也不能背弃过去承担的义务。”这样，威尔逊已经完全背弃了他自己在十四点中宣称的原则，撕破了公正的伪装，公开为日本的侵略要求进行辩护了。同时他又哄骗中国代表说，以后中日两国都是国际联盟成员国，“如再有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顾维钧随即指出：“与其医治于发病之后，何如防范于未病之先。”中国代表虽然正义在手，但却孤掌难鸣。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更是与日本一鼻孔出气，逼迫中国代表接受日本要求。16 中国代表团在困境中孤军奋战。4月23日，它向四人会议提出一项书面妥协方案，主要内容是：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暂交五大国，以便最后归还中国；日本在和约签字后一年内完全从山东撤出；中国将偿付日本为取得胶州所花的军事费用；胶州湾开作商埠，如有必要，可在青岛设一国际租界。17 日本代表团坚决反对这个方案。24日，正是意大利代表团撤离和会回国的那天，牧野伸显和珍田舍已到美国代表团驻地，气势汹汹地威胁说，除非和会接受日本提案，日本将不签订条约。这使威尔逊对成立国联的前景倍感担心。他对美国代表团新闻秘书贝克说：“如果意大利不回来，日本又回家去,那么国联会成个什么样子呢?”18 在翌日的三巨头会上，威尔逊竟公然为日本侵略要求张目，声称，“日本大部分领士都是不毛之地，因而日本得为其人口寻找空间。他们在朝鲜和满洲已经找到了一些空间，现在他们又在中国寻找更多的空间，”19 以“寻找生存空间”来论证日本侵略的合理性，这与他在十四点中宣布的成立国联以维护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为成立国联付出的代价正是抛弃这个国际组织的宗旨，牺牲中国的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就这样，三巨头拒绝了中国的妥协方案。 威尔逊自然不能把事情做得过于露骨，于是，在4月28日的三巨头会上表示，只要日本答应日后把山东归还中国，放弃对山东的主权和军事权利，将要求限于经济方面，他对日本条件可表同意。根据威尔逊的这一提示，日本草拟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并于翌日交予三巨头会。三巨头会既不将条款通知中国代表团，也未交和会起草委员会讨论，就作为第156、157、158条列入了《凡尔赛和约》。30日，日本代表团又发表声明，假惺惺地表示，日本把山东半岛主权完全归还中国，仅仅保留给予德国的经济特权和……在青岛设立租界的特权；铁路业主设置特别警察仅为保证交通安全，而不用于其他目的；警察由中国人组成，教官由日本人充任。20 关于这个声明，蓝辛讥讽地比喻为捡了钱袋，把钱留下了，而把空袋还给失主。中国得到的是徒有其名的主权。三巨头同意日本的这一声明，山东问题就这样决定了。 威尔逊终于背信弃义，出卖了中国利益。美国代表团中大多数人对此十分不满。当顾维钧见他们时，他们无例外地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表示失望，对中国感到歉疚。他们质问威尔逊，同意日本对山东的要求是否与他自己宣布的原则相矛盾。威尔逊装聋作哑，支吾其词地说，他不认为十四点中哪一点与山东问题有关，他不清楚哪些原则应当用于山东问题。21 蓝辛等认为，日本新近才取得大国地位，它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签和约，拒绝加入国联，威尔逊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因为怕日本不加入国联而在山东问题上对它让步，那么它加入国联后也将不受约束，难以驾驭；万一日本果真离开和会，那就把它孤立在国联之外，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仍可在美、英、法等国的均势的基础上得以实行，而日本金融家将使其政府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他们还认为，威尔逊的所作所为太过份了，对美国在远东的威信损失太大，在威尔逊对日本作出让步后，卫理和代表团另一顾问、东亚问题专家亨贝克“羞于直眼正视中国人”。代表团成员之一布利斯将军在征得蓝辛和卫理同意后，在4月29日给威尔逊写了一封无异于抗议的长信，指出，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是道义上的大错特错。他写道： “如果日本吞并一个盟国的领土是对的，那么意大利要保留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阜姆就不是错的。 “如果我们支持日本的要求，我们就放弃了中国的民主，而任随普鲁士式的日本军国主义去统治中国。 “即使是为了缔造和平，做错事也不能算是对的。和平是人心所向，但还有比和平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正义与自由。”22 芮恩施的态度与他们相仿。他认为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是把“一种丑恶行为作为它的重大决策”，从而“使人们丧失了对国际联盟的一切信任”。他对美国的远东政策感到“极度灰心”，于6月7日向威尔逊提出辞呈。他在长长的辞呈中抱怨美国不注意远东局势，在大战期间“给予欧洲那些最不重要的国家千百万元巨款的时候，却没有给中国送来一分钱”， 结果驱使段祺瑞政府投入日本怀抱；给予中国的不是援助，而是《蓝辛—石井协定》，如今在和会上又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凡此种种，有使美国“丧失在中国140年来工作的成果”的危险。23 美国在华传教士和商人普遍同意芮恩施的看法。他们向国务院请愿说，除非有确确实实的保证迫使日本放松对山东的控制，否则，“一切关于维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保证都将变为一纸空文，中国将遭到受日本控制的赎武主义的危害，日本还可能使整个世界陷入一场新的浩劫”。24 中国人民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各界群众一再要求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义无反顾，誓死抗争。交涉失败的消息传来，人们对威尔逊的幻想，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陈独秀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25 史无前例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这是中国人民积郁已久的对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强烈愤懑的一次集中爆发，是中华民族要求民族自主、国家平等的共同意志的强烈表示。它表明，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许列强把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他们。目睹这场席卷中国大地的风暴的芮恩施也意识到这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承认它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奋起”，“表现出了中国真正的，积极的民族特征”，它“不是出于盲目敌视的情绪，只是因为日本人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26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代表团收到了7000多封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通电。软弱的北洋政府却优柔寡断，进退失据，踌躇再三之后，才采纳了陆徵祥“保留签字”的建议。5月6日，陆徵祥在讨论对德和约文本的大会上对有关山东的条款正式提出保留意见。但这只是中国方面的一厢情愿，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列强的态度。中国代表团周旋于三大国之间，英、法认为保留签字“万难办到”，蓝辛认为可行，威尔逊却不赞成。5月27日，陆徵祥、顾维钧往访威尔逊。威尔逊居然还向他们表功，似乎日本关于归还政治权、保留经济权的宣言也是他“竭尽智虑”努力的结果，并辩解说：“根本问题在日本此次可要求者，他国亦均先有”，因此似乎答应日本的要求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顾维钧向他解释保留签字的苦衷，他当即表示，保留签字“万万不妥”，并威胁说，那样一来，中国就不是国际联盟的完全成员国了，日本也可以借故不履行它的声明，国际联盟也不能过问了。27 威尔逊只担心日本拒签和约，他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也会这样做。他满以为凭着他昔日的影响，凭着他巧言令色的诱劝，中国代表团会乖乖地听他的摆布。在他使中国人民失望之后，这回该轮到他失望了。 　　北京政府既受到列强要求签字的压力，又迫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反对签订和约的正义要求，一筹莫展，不知所措。它给代表团的指示前后不一。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推卸责任，它作出了代表团“审度情形，自酌办理”的决定，把难题推给了代表团。28 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多种最低条件的保留方案，如在条约内注明、在签约之前发表一项正式保留声明、在签约前发表一项口头声明，等等，但均遭拒绝。中国代表团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在全国人民伟大的爱国精神的感召下，终于毅然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29 这在80年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空前的事。它冲破了中国外交“始争终让”的惯例，树立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对此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样，山东问题就成为国际间的悬案留了下来。 　　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除了提出山东问题议案外，还提出了对德、奥要求条件，废除民四条约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七项希望条件30 等重要议案，但这些议案都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国联盟约签字后，威尔逊没有大功告成、如释重负之感，而是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他知道，他在山东问题上的决定在美国是不得人心的，他本人会被指责是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因此要使和约在国会获得通过，他面临的是比巴黎的交涉更艰巨、更险峻的斗争。果不其然，威尔逊回到美国，迎接他的是劈头盖脸地批评浪潮。诸如“日本获得赃物”，“关于山东的罪行”，“强夺山东”，“抢劫的阴谋”，“可诅咒的罪行”等等尖刻严厉的指责充斥报刊，人们形容威尔逊“说起来像耶酥基督，做起来像劳合·乔治”。31 先前威尔逊的热情崇拜者产生了一种极深的幻灭感，加入了谴责威尔逊的行列。他在国会中的反对派更是对他群起而攻之，抨击他在山东问题上的作为是“我国全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近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叛卖”，是“对人类和对自由与正义事业不可容忍的大错”。32 这时威尔逊可真是落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在美国历史上，中国问题如此引起美国公众和政界的注意，这还是第一次。威尔逊豁出老命为国会通过和约而奔走呼号，只落得一身病痛，国会却不为所动。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种颇为奇特的情况：威尔逊倡导成立国际联盟，但由于国会拒绝批准和约，美国却不是国联成员国。威尔逊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梦想被埋葬了。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为了充当世界领袖，威尔逊把中国山东的权益出卖给了日本，这样，他就背弃了他自己宣布的原则，背弃了写在国联盟约上的冠冕堂皇的保证，从而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在历史上留下了自作自受、损人害己的耻辱纪录。 第二节 华盛顿会议 巴黎和会开过了，世界却仍不太平。对同盟国的仗打完了，协约国之间的矛盾随之加剧，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没有得逞，美国军队于1920年4月撤离了西伯利亚，美日之间的反苏蜜月结束了，它们的矛盾便尖锐起来。欧美列强显然不能再容忍日本继续朝独霸的目标走下去。它们急切地重返远东，在华争夺重趋剧烈。 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在新银行团的问题上反映出来。早在1916年12月中旬，法、俄、日、英四国财团就表示希望美国财团再度加入银行团。1917年3月，美国财团代表求见蓝辛，希望政府支持美国财团重回银行团，国务院没有立即答复。但美国1916年向中国贷款遭到的种种挫折和随后日本大量贷款给段祺瑞政府的事实，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在独立贷款方面美国无法与日本竞争。正如摩根公司的马丁·伊根所说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联合与和谐将比竞争与冲突能更好地服务于每个人的在华利益”。33 1918年，威尔逊亲手撮合了美国几十家最大的银行，组成空前庞大的金融集团。银行家们保证服从国务院的政策，与政府合作，国务院承诺给他们以“迅速而有力”的支持。随后，美国政府向英、法、日三国政府提出新银行团的计划，其中包括：新银行团享有对华贷款垄断权，各国财团得到各国政府独享的支持；其业务范围应尽量广泛，既包括行政性质的贷款，也包括实业和铁路贷款、等等。这一计划显然带有否定美国在《蓝辛—石井协定》中对日所作让步的意味。果然，日本对此表示反对，它要求保留其在满蒙的特权。另外、英、法也不同意“独享的支持”的说法。经过长达两年的谈判，四国达成妥协：关于“独享的支持”一条，各国同意，在银行团为获得某项合同遇到竞争时，四国公使给银行团以集体支持；日本放弃了它的保留条件，但美、英等向日本保证，银行团不以财力支持“不利于日本的国防和经济生存”的事业，不将日本在满蒙拟办和已开办的铁路事业包括在银行团业务范围之内。1920年10月15日，四国财团签订最后协定，新银行团正式成立，但这仅仅是大国之间暂时的妥协，美、英等仍未放弃进—步约束日本的企图。34 美国在1913年脱离银行团后，经过六七年与日本的较量而又没有占到便宜，结果又回到了银行团中。 在军事方面，欧战的结束并没有减缓在大战中成为经济强国的美国和日本扩军备战的势头。1916年8月，在德国潜水艇的威胁下，在日本二十一条的刺激下，美国会批准了威尔逊向国会提出扩建海军的计划，在三年内建造10艘一级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一批其它舰只，计划费用5.147亿美元。大战中由于造船设施主要用于建造潜水艇和商船，这一计划暂行搁置。战后美国决定继续实施1916年计划。1900任美国海军的总吨位只有971282吨，而1920年达到2910316吨，增加了两倍多，海军军费也从1914年的1.37亿美元增加到1921年的4.33亿多美元。尽管这一计划是在欧战中制定的，但其遏制日本在东亚扩张的意向早为日本人所觉察。1917年4月，日本外交宫就向美国同僚指出，日本政府“不理解”美国建造如此庞大舰队的目的，除非它是要挫败日本在东亚及太平洋的意图。日本毫不示弱。1920年7月，国会批准了早在1907年即已制定，但一直没有实施的建造“八·八”舰队的计划，即建造两支配备主力舰各8艘的舰队，到1928年3月完成以后每8年更新一次。日本的海军军费从1917年的0.85亿美元急剧上升到1921年的2.45亿美元，几乎占了日本年支出的1/3。35 美日两国从政府到民众舆论都认定对方是在进行针对自己的战争准备。美国海军情报司定期搜集“日本战争准备的证据”材料。1921年春美国报刊连篇累牍的文章反复论证，美国所面对的最主要的国际争端是，日本是否主宰太平洋。题名为《日本的威胁》、《日本的新冒险》、《下一次战争》、《我们必须对日作战吗？》的书籍和文章纷纷出现。著名的排日主义者麦克拉奇写的《亚洲的德国》一书十分畅销，影响极大，它“最好地表明了战争刚结束时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麦克拉奇在书中论述说，在大战中，在西伯利亚远征中，日本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象是，它的所作所为与德国如出一辙，野蛮，富于侵略性。西海岸的反日情绪尤其强烈。参议员费伦的下述说法颇具代表性：除非美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日本，有朝一日日本将对全世界形成威胁。36 日本人则认为美国要把门罗主义用于远东，因此采取反日姿态。日本报刊上同样充满了关于美国可能人侵的警告，日本公众对“日本将对美作战”的问题展开了广泛辩论。日本上将佐藤1921年出版了《如果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一书，他在书中说：“我们帝国无论就地理方面和历史方面来说，都有一切手段在大陆上求得发展的使命”，日本帝国只有把根伸到大陆才能继续生存，它离开大陆必然死亡，可是美国却要砍掉这些根，并“企图取日本而代之，在东亚大陆上推行自己的帝国主义”，日本对此当然不能容忍。37 卫理对当时的远东局势评述说：“所有的人都清楚，另一场战争，一场比最近结束的战争灾难更深重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而太平洋地区是冲突的舞台”。38 但美、日两国的军备竞赛并没有立即导致两国的武装冲突。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两国在战后都经历了经济衰退。美国经济从1921年春由衰退进入萧条，秋天跌入波谷，对外贸易总值从1920年的135亿美元下降到1921年的不足70亿美元，失业人数达475.4万人。日本1918年发生了著名的“米骚动”，1920年3月起爆发经济危机。物价暴涨，工业生产萎缩，工厂、银行纷纷倒闭、破产，失业人数超过120万。其工业指数，以1914年为100，1919年为484，从1920年开始下降，1922年降至379.5。经济危机也使农业受到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不堪承担造舰计划所需的巨额费用，尤其是日本，1919、1920和1921年度的军费竟分别占总支出的48%、49%和48.7%。39 第二、日本经济在大战期间得到迅速发展，但与美国相比，实力仍然悬殊，当时美国人均年收人为350美元，日本只有29美元，且日本人口只有美国一半。因此日本政府尽管扬言要同美国花一样多的钱来造军舰，但实际不过纸上谈兵。1921年3月，日本海相加藤在会见记者时表示，如果海军强国同意停止造舰，日本愿意放弃八八舰队计划。40 第三、美、日两国经济有着严重的相互依赖关系。战争期间，日本对美出口几乎增加了3倍，美国对日出口也增加了50％以上。大战结束时日本决策者认识到，战后国家经济的增长将更加依赖对美贸易的扩大。 第四、两国公众反对战争。一次大战以后，美国国内的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思潮盛行，公众的一般心理是反战的。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在美国出现了—次强有力的公民反战运动。几十个民间团体动员起来支持缩减军备会议。日本人民不堪忍受军费重负，也反对对美作战。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政府在44个城镇对限制海军军备决议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投赞成票的16688人，占投票总人数的93.14%，投反对票的954人，只占5.3%。41 巴黎和会没有解决山东问题。“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要求收回山东主权的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遍及全国各地。日本企图在民四条约和《凡尔赛和约》基础上同北京政府单独谈判山东问题，遭到拒绝。山东问题的悬而未决使中日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经过1905、1911年两次续订到1921年7月满期。盟约规定，如果缔约国中的某一方不宣布终止盟约，它将一直有效。日本希望维持条约。美国一直警惕地注视着英日同盟，它担心在某种情况下，这个同盟可能成为制约美国的工具，因此坚决反对继续保持这个同盟。加拿大也力主废除英日同盟，而代之以英、美、日、中四国磋商处理太平洋问题。美、英两国经过多次秘密协商，达成—致意见：由美国倡议召开一次国际性会议，讨论裁军和远东问题。7月上旬美国国务卿许士向有关国家发出初步邀请，日本政府估计这次会议对它不利，没有立即表示参加会议。但它见其他国家反应热烈，为免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不得已才在两个星期后复函勉强接受邀请，却又附加条件说，会议应“审慎避免讨论只涉及某些特定国家的问题和已被认为既成事实的问题”，也就是说，会议不能讨论民四条约和山东问题。美国这回没有理睬日本的讨价还价，哈定总统于8月11日向英、法、日、意、中、荷、比、葡八国正式发出邀请，并表示“美国政府无意对太平洋及远东问题的讨论划定范围”。42 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大会分设限制军备和太平洋远东两个委员会，它们均由美国首席代表、国务卿许士任常任主席。北京政府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派出了由130人组成的庞大的代表团，以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为正式代表。因中国不涉及军备问题，中国代表团只参加太平洋远东委员会的会议(以下简称全体会议)。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了—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撤废领事裁判权和收回山东主权。 　　11月15日午夜，美国国务院通知中国代表团，要他们在翌日上午提出议案。中国代表团不得不通宵达旦，匆忙拟出原则提案十条，次日由施肇基在全体会议第—次会上宣读。这十条中的第一条是主旨：各国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政治行政独立；第二条——中国赞同门户开放主义，即与约各国—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是代表团为了赢得多数国家的支持而采取的策略，或曰作出的让步；第三条——各国除非先期通知中国，不得订立直接有关中国或太平洋及远东和平之条约或协定——是为了防止将来列强以中国利益私相授受，签订损害中国的条约；第四、五、六条是最实质性的内容：公布列强同中国签订的要求各种特权的条约协定，并重新加以审定；立即废止对中国政治、法权、行政上的自由行动的种种限制；现行对华条约中无限期者明确规定期限。43 中国代表团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尽可能争回为列强攫夺的利权，尤其是日本霸占的利益。 　　中国代表团读完提案后，许士声称提案重要，需要研究后再行讨论，遂即宣告休会。11月19日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上，许士宣布对中国提案进行“概括时沦”，实际上是回避提案中的实质性问题。在21日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美国代表罗脱综合了19日的讨论内容，提出了四条议案，以取代中国的十条。这四条是：一、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维持和巩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消除由改革帝制政府所产生的困难；三、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四、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的权利，不得奖许有碍友邦安全的举动。44罗脱这四条重申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却阉割了中国提案的实质性内容。他企图通过协调列强对华政策来限制个别国家(显然是日本)对中国政局施加影响，谋取特权，把美国政府在这次会上想要达到的目的表述得相当清楚。 在1922年1月16、17日的第18、19次全体会议上，许士两次提出了《在华门户开放案》，要求缔约各国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有关商务或经济发展的优越权利，以及“可剥夺他国人民在华从事正当商务实业之权利”。并要求成立一个审议局，凡与该条款有抵触的各项让与权由审议局审议解决。45 这个议案在两点上引申了罗脱议案中关于门户开放的主张：一、关于“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的提法含有反对外国在华建立势力范围的意思；二、关于审议局的提法含有追溯既往的意思。这表明、美国对于日、英、法等国在中国已经获取的特权并不甘心情愿加以承认。 　　这个议案触犯了日、英、法国的利益，这些国家的代表纷纷提出异议，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驻美大使)的论调最有代表性。他针锋相对地指出，许士议案与1899年海约翰门户开放照会的适用“范围完全不同”，海约翰的照会是承认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的，而许士议案却否定了这一前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一政策重新定义”。它特别强调，许士的“新定义当然不应有任何追溯既往的效力”，不能影响现行条约所规定给予各国的权益。法国代表沙罗称，关于审议局的规定“恐被人误用，……引起纠纷”。46 经过一再讨价还价，美国撤回了关于审议局的提议，各国同意了议案的其他内容，也就是说，美国不再要求追溯既往，承认各国在华已经建立的势力范围和享有的特权，其他国家则同意以后不再在中国建立新的势力范围。罗脱议案和许士议案成为2月6日签订的《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俗称《九国公约》)的核心内容。47 而中国代表团的十条原则议案则被搁置起来。 　　北京政府指望在华会上实现的另—个目的是提高关税和列强在若干年后把关税主权交还中国的明确承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外国订约，确定从量征税，如洋蜡每百斤一两，白洋布每匹一钱五分白银，按当时物价折合大致为值百抽五，从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此后物价暴涨，关税率虽经修订，但中国实收仍只有货值的35％。北京政府此时“库空如洗”，迫切希望关税自主，提高税率，以解燃眉之急。1921年12月28、30、3I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外交部、财政部联名连连致电代表团，告知政府财政“情形万急”，希望代表团“荩筹默运，协力进行”，“如有成议，立即电告”，48 那情景无异于一个危重病人要求急救。当然，如能收回关税自主权，在政治上也能提高北京政府的威望，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 　　在11月23日的第5次全体会议上，顾维钧指出，中国现行的关税制度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把各国的关税进行比较，以说明中国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中国土货出口外国须纳最高税率，如输人英国的茶叶，税率为25％，输人美国的熟丝税率为35％至60％，输入日本的生丝须纳税30％，而烟草的税率竟高达350%，这与外国货物输人中国的税率相差过于悬殊。中国要求列强同意在某一时期将关税主权交还中国，作为过渡性措施，从1922年1月1日起，关税增至12.5％。49 中国代表团的提议是合情合理的最低限度要求。这实际上是一个妥协的方案：提议没有涉及变更现行的海关管理办法，即设有触及外人把持中国海关的特权，北京政府希望这样能减少提高关税的阻力。 口口声声“尊重中国主权”的各大国，对这样一个维护主权的起码要求却纷纷加以反对。 首先提出异议的竟是美国代表。四位美国代表接连发言，对修改税则设置重重障碍，声称“应尽力免除扰乱现在之经济情形”，“应避免推翻商业习惯”，并称“应先确实评定”“中国政府之需”，然后才能修改税则。许士还说，输入中国的外国货物除在通商口岸纳税外，输人内地还须纳税(厘金)2.5%，即共需纳税7.5%，他以主席身份提议此案交一特别小组委员会审理。50 小组委员会在六个星期内几经讨论，列强才勉强同意把关税从现行的实征3.5％提高到实征条约规定的5％，并允诺在将来召集由中国和各国代表参加的特别会议，讨论裁撤厘金和征收附加税问题，但对中国收回关税主权却缄口不提。1922年1月5日，在小组委员会把上述议案提交全体大会时，顾维钧再次陈述了收回关税主权的理由，严正声明：中国代表团“并无放弃恢复关税自由之意，并欲于将来有适当机会时将此问题重行讨论”。51 2月6日通过的《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得在该条约实行3个月内召集关税特别会议审议提高税率的问题。52 领事裁判权是对中国主权极其严重的损害。中国代表王宠惠在11月25日的第6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取消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议案。许士立即出来阻拦。他声称，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曾经规定，美国在查悉中国法律情形及其管理办法并其他相关事宜皆臻妥善后，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然各国对“今日中国司法行政之情形如何，其法律如何，其法律之执行又如何，皆未能确知”，也就是说废除领事裁判权条件不成熟。他提议成立一专门小组委员会讨论此事。53 小组委员会的列强代表都主张组织一专门委员会调查中国领事裁判权的现行办法和中国司法状况，12月10日大会通过决议，由八国代表组织一委员会，在闭会后3个月内来华考察。54 民四条约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巨石，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废除民四条约的正当要求遭到无理拒绝，在华盛顿会议上，正义依然没有得到伸张。 当美国在限制军备会议上与日本争持不下时，许士示意中国代表团提出民四条约问题。1921年12月14日上午，王宠惠在第16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民四条约完全是在日本压迫下签订的，其性质之恶劣，在外交史上实无先例，它对“中国之存亡与独立完整均有影响”，并成为远东和平的最大障碍。他要求会议重新审议条约，予以废止。日本代表币原当即起来反对，声称，这是中日两国间的问题，不必由华盛顿会议加以讨论。会议主席许士表示，对问题需要加以研究，他宣告全体会议休会，以便“海军问题讨论迅速，山东问题交涉顺利”。55 当天下午，美、英、日三国代表进行谈判。美国以民四条约问题和山东问题压日本，日本被迫接受了美、英、日海军吨位5：5：3的比例。56 美国目的达到了，便对民四条约问题采取一拖再拖的策略，一直到会议行将结束之际，才让重新讨论。币原在1922年2月2日的第30次全体会议上发表声明，作了一点不损及根本利益的让步：一、将南满东蒙的铁路借款及以此两地租税为担保的借款转交给新组织的国际银行团；二、日本不坚持中国在南满聘用日人任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各项顾问或教练官的优先权；三、撤回订立民四条约时日本关于二十一条第五号日后再议的保留案。57 日本的这一许诺受到美国赞许。罗脱在会后对币原说，他可以保证，此事不会再提出来成为喧嚣一时的问题了。 针对日本的声明，王宠惠在2月3日的第31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声明，重申中国代表团要求会议审查并取消民四条约的立场不变，会议将这一声明载入会议记录，关于民四条约的讨论就这样不了了之。 中国代表还在会上提出了废止中国与各国订立的租借条约，收回租借地的议案，但除了得到英国同意归还威海卫、58 法国同意就归还广州湾与中国进行谈判的空口许愿外，没有任何实际结果。 中、美、日三国政府和代表团出于不同考虑，都十分重视山东问题。通过会议收回山东权益，这是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最主要目的。在美国方面，许士知道，山东问题不解决，就不会有东亚的稳定，“会议的成功系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再则，当时美国公众在山东问题上的意见是那样强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会也会像拒绝《凡尔赛和约》一样不批准华盛顿会议产生的条约。但他对中国并无特别好感和同情；反之，他甚至对助手说，日本应当在胶济铁路中享有份额。他希望中日之间达成妥协，使山东问题的解决至少从表面上看对中国有利。59 日本力图防止在华盛顿会议上讨论山东问题。早在会议酝酿期间，1921年7月21日，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就非正式地向许士表示，希望许士能对中国施加影响，建议中国与日本单独谈判山东问题。许士的心理是复杂的。他担心把山东问题提交大会会对列强达成一致和会议的成功增加困难，表示可以考虑日本建议。8月11日，他对中国公使施肇基试探说，由于英、法、意等国均已批准《凡尔赛和约》，它们不可能在山东问题上支持中国，中国不妨在华盛顿会议前解决山东问题。施肇基表示，中国政府不想与日本直接谈判，但如果美国愿意从中调停，使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中国也不拒绝。许士当然知道解决山东问题困难重重，他不愿背上这个包袱，到头来弄得骑虎难下，因此当8月18日币原询问美国对日本建议的意向时，他表示美国不准备过问中日谈判。60 日本于是直接转向北京政府。9月7日，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山东善后处置大纲》九条，主要内容为：胶州湾租借地及中立地带权利归还中国，中国将租借地全部开作商埠，并尊重、承认外国人的既得权利；山东铁路及附属矿山由中日合办。61 这就是说，日本将继续保留对山东的重要经济利益铁路和矿山的控制权，以此作为归还胶州湾的条件。币原在9月8日把这一提案的英文译本交给许士时，再次请求许士建议北京政府以此为基础与日本直接谈判。 前驻华参赞、远东司司长马克谟、国务院顾问亨贝克和卫理密切注视着日本的动向。9月10日、15日，卫理和亨贝克分别给许士写备忘录，提醒他以威尔逊的错误为前车之鉴。亨贝克指出：“整个问题的核心是铁路……如把铁路给日本，那你就把能使日本恢复他所放弃的一切的工具给了日本”。62 他们三人都主张把铁路完全归还中国。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士于9月15日答复币原说，日本提案中有的条款模糊不清，他认为中国不会接受中日合办铁路的建议，这种把一半权益交还中国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他还提到，美国人民对山东问题特别关注，这从参院的辩论中即可看出，美国人民倾向于赞同把原先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还中国。他建议日本把铁路的全部控制权和所有权交还中国，日本可要求经济补偿。63 北京政府不接受日本的提案，要求胶州湾“无条件全部归还中国”。这样在华盛顿会议召开之前，中日之间始终未就归还山东问题进行谈判。 会议开始之前，许士再次对施肇基建议，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中日之间直接谈判比把问题提到会上更为有利，因为与会国大多受《凡尔赛和约》约束，不可能支持中国政府要求，而日本还可能说，美国既然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它与山东问题无关。英国政府也主张由英、美居间斡旋，在会外磋商解决。会议开始后，许士与英国首席代表、外交大臣巴尔福又分别向中、日两国代表作了同样表示。他们说，如果中、日在某项问题上争持不下，不能妥协，仍可提请他们二人注意，或提交大会。许士既要尽量撮合中、日谈判，又要尽量少介入谈判，因此他同意进行斡旋，而不是调停。这样他并不承担什么责任，也不会因未来谈判的曲折而陷入困境，他能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与此同时，许士还通过驻华公使舒尔曼对北京政府进行劝诱。64 当时中国公众舆论是强烈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理由是：一、与日本直接交涉，就是实际上承认了《凡尔赛和约》；二、美英同意斡旋，斡旋不同于调停，实际还是中日直接交涉；三、日本可能使用拖延战术，拖过会期，使中国失去把问题提交各大国的机会；四、日本外交历来使用欺诈手段，日本政府通过与北京政府的某种秘密交涉，使中国永远失去山东的主权这种可能性很难完全排除。65 10月至11月间，全国各大城市各界民众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要北京政府把山东问题提交大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施肇基等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请示对策，外交部于11月28日答复说，尽管会外交涉将使中国人民甚为失望，但“政府必竭力指导舆论，使容纳[美、英]劝告之解决办法”。66 11月30日，施肇基在第10次全体大会上表示接受美、英两国首席代表的建议，日本代表加藤宽治也作了同样表示。 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从1921年12月1日延续到1922年1月31日，在两个月中共举行了36次谈判。美、英两国分别派出观察员列席会议，美国观察员是马克谟等，英国观察员是曾任驻华参赞的蓝普森等。 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胶济铁路问题。它花去会议一多半的时间，在将近一个月中使谈判陷于僵局。双方在三个问题上相持不下：一、中国付款数额：二、付款方式和期限；三、是否聘用日本技术人员。 日方起先提出，中日合办胶济铁路，中方则要求收回自办，但表示中国可偿付一半路价。日本自知无法坚持合办方案，便称，该铁路已由巴黎和会赔偿委员会估价5340余万马克，从德国应付日本的赔款中扣除，中国如要收回全部铁路财产，就得照价全付。中方作出让步，同意全付。 日方提出的付款方式是：中国与日本银行签订为期20年的长期借款合同。中方表示可付现款，或用国库券、银行券分期付款。币原讥讽地说，它不明白中国为何愿付现款，中国尚有巨额外债未还，甚至连偿付利息都有困难。中方遂提出在3年内分6期用现款和国库券付款。日方力图延长付款期。 争论最剧烈的问题是是否聘用日本技术人员。日方要求中国在付款期内聘用日本人担任总工程师、车务长、会计长、以保持日本对铁路的长期控制。这正是日方竭力延长付款期的目的。中方提出雇用上述人员是不必要的，但为妥协起见，可聘用一名日本工程师。双方各执己见，分别表示需向本国政府请示。 这时，北京的政局发生变化。12月18日，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辞职，24日，奉系支持的梁士诒组阁。日本见此情形，不失时机地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12月27日，驻华公使小幡见北京政府外长颜惠庆，坚持要求北京政府向日本借款赎路，蛮不讲理地说，日本谈判代表的意见(指同意中国用现款和国库券偿付)不代表日本政府的主张。29日，他又往访内阁总理，梁士诒竟答复说，中国“拟定借款自办”。67 梁虽未说借用日款，但也不否定这种可能，实际上是倾向于对日本要求让步。日方谈判代表态度于是转趋强硬。1月24日，日方代表对以前表示接受中国分期付款的办法进行反悔，坚持要中国借款赎路。同日，华盛顿的报纸上出现文章说，“北京已受纳日本条件，并训令代表等勿催迫铁路或矿务权利问题”，云云，68 这使中方谈判代表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梁士诒内阁准备对日妥协的消息一经传出，群众性的抗议浪潮随之而起。直系军阀吴佩孚乘机通电抨击梁士诒“牺牲国脉，断送路权”，“卖国媚外”，要求立即将其罢免，并从湖北调遣大批军队北上。苏、赣、鄂、鲁、豫、陕、晋七省督军响应吴佩孚要求，并称，否则，他们将脱离北京政府独立。69 1月25日，梁士诒被迫托病出京。 中国国内的上述事态发展对华盛顿的中方代表是有力的支持。双方代表均持强硬态度，谈判陷入僵局。美、英乃出而斡旋。马克谟和蓝普森拟定了解决问题的三种方案，提交中、日双方代表，但均遭拒绝，于是他们又设计了第四种方案：用中国国库券赎路，为期15年，中国可于5年后先期付清；雇用日本人会计长、车务长各一名，受中国总办管辖。70 1月18日，许士和巴尔福非正式会见日本代表，提出这一方案，日本代表表示初步同意。他们转而劝诱中国代表接受这一解决办法。1月19、22日，许士、巴尔福会见三位中国代表，许士说，解决山东问题时不可失，机不再来，现在“日本地位极为坚强”，中日谈判虽在会外进行，但由于“此间空气于中国极为有利”，他与巴尔福“尽其所能”，日本才作了最大让步；如果会议期间不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仍可依据《凡尔赛和约》继续留据山东，“中国地位必致薄弱，而日本地位反强”，“其结果非常可危”。中国代表希望美、英能说服日本再作让步，许士说称，这一提案已是“最后办法，毫无可以变更，中国允即照办，不允即罢论。”许士劝说未能立即奏效，1月25日哈定总统亲自出马，对中国代表施加压力。他对施肇基说，日本至今仍固守中日合办胶济路的立场，“惟因美国方面之抵抗，日本始退步，且有其他之名让与”，中国若不趁此机会解决山东问题，“亦恐中国于5年内未必即能逐出日本”，“或致失去山东，亦属可能”。71 此时华盛顿会议行将闭幕，再无迟延余地。北京政府认为这最后的方案虽“不能完全满国人之望”，但“较之悬案不结，日本仍据胶澳以及路矿等事”，还是好得多；而且不接受这个解决办法，还会得罪美、英，以后再指望它们协助就难了。于是北京政府训令中国代表，“如实无商量余地”，便接受这一方案，并报大会公认。72 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代表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条约规定：一、日本将胶州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其全部开为商埠，并准外人自由居住经商；二、日本将胶济铁路及一切附属产业移交中国，中国以国库券付给日本53406141金马克，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保，支付期为15年，但中国可于5年后全数偿清；未偿清前，中国聘一日本人为车务长，一日本人会计长，与中国会计长权限相当；三、日本军队立即撤出山东；四、日本可以投资经营淄川、坊子及金岭镇各矿山，但其股本不得超过中国股本。73 山东问题的解决从谈判方式到最后方案都是中日双方互相妥协的产物。这个条约没有完全实现中国的愿望，山东的归还仍是有条件的，当时的中国公众舆论对会外交涉的方式都最后签订的条约都有许多批评意见。而这种妥协正是美国政府所竭力寻求的。达成了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哈定政府既可以向本国人民作交待，不致在国会批准条约时重蹈威尔逊的覆撤，也不致在华盛顿会议上得罪《凡尔赛和的》签字国，从而可以使会议比较顺利进行。总之，似乎可以说，山东问题是按照美国理想的方案得到解决的。 尽管如此，中国毕竟基本上收回了山东利权。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华盛顿会议是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而争回一些民族权利的国际交涉。之所以能如此，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斗争。以“五·四”运动为肇始的反帝爱国运动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力量，它使北京政府既不敢、也不能再贸然出卖民族利益，也使列强对中国人民的力量刮目相看。目睹五四运动的法国公使波勃说：“我们正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令人惊异的事情，那就是中国为了积极行动组织了一种全国性的舆论。”74 继芮恩施任驻华公使的舒尔曼1921年8月在上海的一次演说中讲道：“今天，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民族意识，一种富于进取精神的爱国主义正在激励着中国的领袖人物和年青一代。”中国的局势甚至使他意识到：“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将以中国的方式这样做”。75 这一时期在中国讲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杜威也说：“我在中国停留期间感受最深的是，我亲眼看到，一种开明的、进步的公众舆论正在确实地、迅速地成长着。”76 其次是美国人民的正义感，他们在山东问题上对威尔逊政府的谴责和对中国人民所抱的同情。这促使哈定政府对日本施加一些压力，不是像威尔逊那样一味让步。第三、战后列强确立新的国际格局的需要。大战期间，它们对日本无可奈何，战后，它们对日本排挤各国利益、企图独霸中国的行径再也不能容忍。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中国对山东的要求。以上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日本才迫不得已有条件地归还了山东权益。第四、苏俄对华政策的影响。1919年7月、1920年9月，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并发表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弃它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并表示愿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建立两国间平等互利的新关系，这对中国对外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无疑是—个十分巨大的冲击。中国人民受到苏俄声明的鼓舞，更不能容忍巴黎和会的不公正裁决，欧美列强在苏联声明的冲击面前也迫不得已有所节制，有所收敛。 华盛顿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巴黎和会仅仅结束了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战争状态，调整了欧洲列强间的力量对比，而在亚太地区尚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通过华盛顿会议，英日同盟被拆散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被打破了，各大国共同签署了关于限制军备的条约和《九国公约》；日本在列强的共同压力下，接受了对它海军力量的限制，被迫放弃了一些比较次要的利益，这表明，美国在遏制日本方面取得了成功，被一次大战打破的列强在东亚的均势得到了恢复，列强制订了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准则常常受到局部的破坏，但毕竟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公然废弃它，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即所谓“华盛顿体系”形成了。这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时期的产物。而美国是这个体系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这个体系维持了将近10年，直到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被打破。 　　在对华关系方面，列强又恢复了协调一致的政策，如同辛亥革命期间曾经实行过的那样，中国又回到受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美国提出的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新的解释得到各国认可，并被载入《九国公约》，这对在华拥有最大势力范围的英国、企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是一个打击和制约，77 而为美国在华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这种事态发展本身就表明美国政治影响的加强。总之，华盛顿会议表明，无论是在世界政局，还是中国对外关系方面，都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 ①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1966年版, 第188页， ② 众议院速记科编：《众议院速记录》，下册，1919年版, 第15页。 ③ 三联书店编辑：《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4页。 ④ Pao-Chin Chu: V.K.Wellington Koo. A Study of the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Warlord China. During His Early Career, 1919-1924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1)，pp.37-40. ⑤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 上卷，上海1945年版, 第229、233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主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辑：《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72页；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is Peace Conference，Vol.3，pp.738-739. ⑦ V.K.Wellington Koo. A Study of the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Warlord China. During His Early Career, 1919-1924, p. 47；Wunsz King: China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1919 ( New York: St. Jones University Press, 1963)，p.6. ⑧ 《秘笈录存》，第73页；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6页；Robert Lansing: The Peace Negotiations. A Personal Narrativ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1), p.253. 1915年5月25日签订的中日《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条规定：“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⑨ 见本书第 页。 ⑩ 《秘笈录存》，第129页；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第451页。 11 China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1919, p.23. 12 《秘笈录存》，第130页。 1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is Peace Conference，Vol.2, pp.493-404, 505. 14 Russell H.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The Diplomacy of the Shantung Question ( New York: Thomas Y. Growell Company, 1952), p.236-237. 15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The Diplomacy of the Shantung Question,p.243. 1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is Peace Conference，Vol.5，pp140-143；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The Diplomacy of the Shantung Question, p.253；《秘笈录存》，第131-132页。 17 《秘笈录存》，第134页； Ge-zay Wood: The Shantung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22)，p.115页. 18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The Diplomacy of the Shantung Question, p.263. 1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is Peace Conference，Vol.5，p.246. 2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is Peace Conference，Vol.5，pp.317, 363；《秘笈录存》，第135页。 21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The Diplomacy of the Shantung Question, pp.255-256. 22 The Shantung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World Politics , p.337-339. 23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78-281页，威尔逊于8月18日准芮恩施辞职，芮恩施9月13日离华。 24 Brian T. George: The Open Door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merican Policy and China, 1917-1928 (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3)，p.48. 25 《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 26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4-285页。 27 《秘笈录存》，第212-214页。 28 参见邓野：《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29 中国代表团根据北京政府指示，于9月10日在对奥和约上签字，因此中国仍是国联创始成员国之一。9月15日总统徐世昌宣布，经过国会议决，宣告对德战争状态终止。 30 它们是：1.取消势力范围；2.撤退外国军队、巡警；3.撤退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4.取消领事裁判权；5.归还租借地；6.归还租界；7.关税自主。见《秘笈录存》，第154页。 31 Thomas A.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 New York: Meredith Corporation, 1969)，p. 611. 32 The Shantung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World Politics, pp.159-160. 33 The Open Door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 p.16. 34 《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第109-120页；威罗贝（韦罗璧）著、王绍坊译：《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236-242页。 35 Raymond.L.Buell: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 New York-London: D. Appleton & Company, 1922)，pp.138-140. 36 China and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 1784, p.151;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 ( New York: Harco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67)，p.139. 37 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第341页。 38 The Open Door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 pp.112-113. 39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刘绪贻等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第2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239页。 40 Yamato Ichihashi: Washington Conference and Afte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p.19. 41 曾村保信：《华盛顿会议的考察》，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日文），有斐阁1958年版, 第122页. 42 FRUS, 1921，Vol.1，pp.43-45, 56-57. 43 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1923年版, 第59-60页。 44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64页。 45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142页。 46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142、144、147等页； Westel W. Willoughby: China at the Conference. A Report (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22 )，pp.211, 214. 47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217-220页。与1899、1900年美国的门户开放照会相比，《九国公约》中门户开放的内容有两点引伸：一、由要求在列强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的贸易机会均等引伸为在中国全境的商务和实业机会均等；二、从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扩展为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和行政完整。 48 《秘笈录存》，第452-454页。 49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71-72、263页；《秘笈录存》，第423-425页。关于收回关税自主权，北京政府训令“至迟不逾3年”。施肇基、顾维钧等身临其境，估计到种种困难情形，把期限改作10年。 50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72-73页。 51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270-271、132页。 52 由于法国阻挠，迟迟不批准该项条约，关税特别会议迟至1925年10月才召开。 53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74-75、93-94页。 54 也是由于法国的阻挠，迟至1926年1月才在北京组成该委员会，并在华进行考察。 55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128页；周守一：《华盛顿会议小史》，中华书局1922年版， 第198-199页。 56 《华盛顿海军条约》规定，五大国海军舰只的吨位数分别不超过：525000吨（美、英），315000吨（日），175000吨（法、意）。美、日放弃了原定的造舰计划。 57 《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第202页。 58 经过反复交涉，威海卫才于1930年归还中国。 59 Noel H. Pugach: “American Friendship for China and the Shantung Question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LXIV ( June 1977)，p.72. 60 FRUS, 1921, Vol.1，pp.614-616；《华盛顿会议小史》，第170页。 61 《秘笈录存》，第345页。 62 “American Friendship for China and the Shantung Question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LXIV ( June 1977)，p.73. 63 FRUS，1921, Vol.1，pp.619-620. 64 FRUS，1921, Vol.1，p.628；《秘笈录存》，第380-381、409页。 65 何思源：《华盛顿会议中山东问题之经过》，《东方杂志》第19卷第2期，第54-65页； V.K.Wellington Koo. A Study of the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Warlord China. During His Early Career, 1919-1924, pp.119-121. 66 《秘笈录存》，第410-411页。 67 《秘笈录存》，第482-484页， V.K.Wellington Koo. A Study of the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Warlord China. During His Early Career, 1919-1924, p.147. 68 《秘笈录存》，第484页。 69 参见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172页。 70 《秘笈录存》，第495-497页；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第34-35页。 71 《秘笈录存》，第495-497页；《从巴黎和会到国联》，第34-35页。 72 《秘笈录存》，第497页。 7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210-211页。 74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5页。 75 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Vol.18（1921年）, No.1，p.3； FRUS，1921, Vol.1，p.319. 76 China Review，Vol.1, No.4（October 1921），p.171. 77 会议结束后不久，1922年3月，美国政府即提出，《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与日本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这与《九国公约》原则不符，要求废止协定。经过长期谈判，日本被迫同意。1923年4月14日，日美两国通过换文正式取消了协定。见FRUS，1922, Vol.2，pp.591-599；1923, Vol.1，p.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