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三章 动荡年代 第一节 美国与直系军阀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失去了凝聚力，派系斗争日益公开、剧烈，不几年，就演变成了相当规模的战争。各派军阀都力图以帝国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靠山，列强也试图通过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扩大各自在华势力，打击别国势力。虽然在华盛顿会议上列强恢复了在对华政策上的协调一致，但这种合作政策并没有结束竞争。列强和军阀互有需要，这两种争夺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国无宁日，政治形势变得十分错综复杂。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企图独霸中国，着意培植控制着一大部分北洋实力的段祺瑞，以金钱、武器支持他扩充皖系实力。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对日本支持皖系的事实不但不加隐讳，而且加以炫耀，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日本对华方针“认定东海[徐世昌]、合肥[段祺瑞]为政局之中”，“其扶持我派宗旨，始终不变”。① 为了报答日本，段祺瑞政府不仅重新肯定了民四条约的规定，而且出卖了更多的国家利益，还于1918年5月至9月与日本签订了三个军事协定，日军得以借口防敌，任意进入中国领土领海，占用中国各项设施，中国则要以供给军需品的名义，容许日本大量掠夺中国煤、铁、粮食、棉花等物资。 　　皖系政权的倒行逆施本来就不得人心，“五·四”运动的冲击更使它声名狼藉。直系和奉系趁机联合起来讨伐皖系，1920年7月中旬爆发直皖战争。大战以后重新在中国寻求扩张势力的美国，把直奉战争看作是改变中国政局的契机。国务卿柯尔比惟恐日本公开出面支持段祺端，于7月16日指示驻华公使柯兰说，1917年各国对段祺瑞反对张勋没有加以干涉，现在各国同样不应该否定反段势力的类似行动自由，否则就是对中国政局进行袒护一方的干涉。他要柯兰谨慎提防可能对段祺瑞有利的外交行动。② 　　皖系战败后，北京一度出现了直、奉联合执政的局面。直、奉同床异梦，表面联合，暗地秣马厉兵，积极扩军备战，准备决一胜负。张作霖积极投靠日本，竭力向日本表示，他是又一个段祺瑞，值得日本的支持，日本在皖系失败后，正要扶植奉系取而代之，双方一拍即合。正如日本内阁首相原敬在1920年11月的日记中所写的：“张企图以日本为背景扩张势力，而我们为了在东三省发展，也有给张以优待的必要。双方利益不谋而合”。③ 但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日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大规模援助奉系。 　　直系吴佩孚在讨伐皖系时口口声声“不结交洋人，不举借外债”，谴责皖系“祸国殃民、卖国媚外”，俨然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待他掌权以后，便竭力拉拢英、美，企图依靠他们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进而建立全国的统治。 　　吴佩孚利用各种机会向美国外交、军事人员买好，力图通过他们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1920年7月，吴佩孚几次写信给他的政务处长白坚武的朋友、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何锦思中校，询问美国海军的编制、舰只配备等有关情况，随后，他又邀请何锦思到洛阳访问。谈话间，他告诉何锦思，财政支出是他的严重障碍，他显然希望何锦思把这一情况转告美国政府。这次会见给何锦思留下了好感，因为他感到吴的行为是受反日情绪支配的。 　　也是在7月，美国陆军助理武官费禄纳少校在保定访问了吴佩孚和曹锟。吴对他大献殷勤，厚礼相待。这次访问给费禄纳留下深刻印象。他在8月3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直系首脑中最杰出的是吴佩孚……他的行动是一个真正爱国者的行动，他是为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工作的。……他显然极为民主，他的士兵对他既非常尊敬，又十分爱戴”。④ 在费禄纳眼中，吴佩孚简直成了完美无缺的英雄和领袖。 　　除了拉拢官方人士，直系军阀还竭力结交美国在华民间人士，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芮恩施。芮恩施辞去驻华公使职务后，被北京政府聘为顾问。由于他与美国使馆的密切关系和在美国公众中的广泛影响，直系把他奉为上宾。他得到过曹锟的隆重宴请，也受到过吴佩孚及其部下的盛情款待。芮恩施则经常发表讲演和文章，支持直系政府。他在1920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称颂吴是“民主的平民政府的拥护者”，把直系政府比作长江大河，势不可挡，并劝告一切“明智的政治家”同这股“巨大的力量”联合起来。⑤ 　　吴佩孚非常重视宣传媒介的作用，他与美、英新闻界人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常常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记者访问他的部队和战场，对他们送往迎来，殷勤款待，大有礼贤下士的作风。为了表示他对美国的好感与钦羡，他在接见美国报人时在衙门墙上挂上乔沧·华盛顿的像，并大言不惭地自我表白说，他的愿望是为国家作出像华盛顿统一十三块殖民地那样的贡献。他甚至聘请一些美、英记者作为顾问，美国记者中有甘露德和侯雅信，前者是《字林报》驻北京记者，天津的美国报纸《华北明星报》的美方代表，白坚武的好友，后者是《北京导报》的实际负责人，中美通讯壮的助理经理。侯雅信在直皖战争中即充任吴的新闻代理人。他接办了《北京导报》和中文报纸《益世报》，把后者登记为美国产业，置于美国保护之下，然后用这些报纸为吴佩孚掌权制造舆论。直皖战争前后，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美、英报刊上，充斥着抨击安福系及其后台日本、美化吴佩孚的文章。如在7月24日这一天的《密勒士评论报》上，侯雅信称安福系是一群“小煽惑家、自私自利的政客和短命暴徒”，说在他们背后的是“用贪婪、虚荣或恐怖的线牵动着傀儡的日本阴谋家”甘露德则为吴大唱赞歌，说，“每个人都信任吴佩孚，他的诚实和勇气是毋庸置疑的”，⑥ 一唱一和，一贬一褒，他们充当吴佩孚御用文人的嘴脸也就十分清楚了。侯雅信也自鸣得意地写道，他“与吴佩孚反对皖系的军事行动步调一致地对当政的皖系展开宣传攻势”，“纵横驰骋在胜利的颠峰”。⑦ 　　直皖战争后胜利的直、奉两派分赃不均，又都想独霸天下，矛盾越来越尖锐，美国报人控制的报刊便像当年反对段祺瑞那样攻讦张作霖，称他是“狡猾的军阀”，中国北方的“反动派”，“地地道道的独裁者，在—切国家事务上独断独行，玩弄权柄，使政府不过成为一台傀儡戏”，⑧ 为即将来临的战争作舆论准备。 　　关于直奉战争，吴佩孚早就同美国暗通声气。1922年1月，他就通过第三者告知美国公使，他要来一个“大扫除”，意即摒除奉系，然后建立起秩序，让国会代表决定未来的政府。因此美国公使早就对即将来临的直奉战争心中有底。4月，何锦思还到直奉战场进行实地访问。5月，张作霖战败，退守关外，美、英公使立即表示，直系的胜利使“内战接近尾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前景，他们要求银行团参加国政府对本国银行家发挥影响，给直系政权以行政贷款，以帮助中国的政治统一、财政复兴及建立一个有效和稳定的政府；并且说，如果各国袖手旁观，那就是任随中国出现无政府状态，陷于混乱。日本立即表示反对，声称“张作霖并没有被打败”，如果照美、英公使建议的做，就是“支持中国的一派”，日本政府还故意把美、英、法、日四国公使就此事进行的磋商泄露出去，公诸报端，不仅破坏了美、英的企图，而且使之陷于窘境。⑨ 　　直系为了对付政敌，给其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于1923年10演出了一幕臭名昭著的贿选丑剧。早在6月上旬，舒尔曼就报告国务院说，他从与颜惠庆和顾维钧的谈话中概括出直系的计划是：第一步，成立新内阁，颜任国务总理，顾任外长；第二步，逼走黎元洪；第三步，颜内阁暂时代行总统职务；第四步，选举曹锟为总统。直系不仅事先向舒尔曼透露这个计划，而且在实行计划过程中，一直与舒尔曼保持频繁接触。就在黎元洪6月13日被逐离京的当天，颜惠庆、顾维钧在美国使馆谈到深夜。他们两人担心，由于国会已经分裂成四派，没有一派控制选举总统所必须的法定票数，因此选举可能会有困难，但颜向舒尔曼保证说，他们一定把事情做得起码表面上过得去。⑩ 　　直系的倒行逆施弄得政局一片混乱。6月29日，孙中山发表宣言，义正词严地指出，列强承认北庭，即不啻于北庭以精神上、物质上之援助”，列强固声言不干中国内政者，按之事实，竟强置全国否认之政府于吾民之上”，要求列强撤销对北京直系政府的承认，“待有能代表全国而又为各省拥戴之政府产生，然后再予承认，”11 舒尔曼也难予否认，北京政府一无总统，二无总理，陷于瘫痪，这个政府是否有效确成问题，是否撤销对它的承认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但他对直系的计划早已心中有数，因此坚决反对撤销承认。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总统贿选于10月5日举行。舒尔曼竟然前往观礼，为之撑腰；揭晓后，他又首先表示祝贺，他在当天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描述贿选的情况说，北京“没有欢呼，没有群众、街上只有警察、兵士和洋车夫，我是唯一在场的外国公使”。可见美国支持贿选是多么孤立、多么不得人心。10月15日曹锟在接见外交使节时，特地就前总统哈定对中国的“善意和帮助”表示感谢，并希望在柯立芝总统任内美国将一如既往对中国友好。12 　　在直系单独执政的前期，美国报人对吴佩孚的吹捧更是无以复加，裴斐抨击张作霖是日本的人，仰承日本的鼻息，赞美吴佩孚是“中国军界中唯一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中国最高明的战略家”，“是民国以来登上高位的最好的人”。13 侯雅信断言，由于直奉战争中直系的胜利，军人政治再次遭到确定的挫败，日本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已被消除，腐败的交通系被根除了，合乎宪法的国会即将召开，而所有这一切部归功于吴佩孚。14 吴佩孚简直成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中国人民的救星了！ 　　吴佩孚成功地取得了美国政治上的支持，但在谋求美国财政援助方面却并不顺利。 　　当时直系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拮据，政府穷得连各部职员的薪金都发不出来，遂向英、美要求财政援助。1922年5月底6月初，吴佩孚向侯雅信提到，他要治理黄河，在河上建筑桥梁并从事一些别的工程，希望列强给予贷款。侯雅信便积极为此制造舆论。他在《远东时报》撰文介绍吴佩孚的财政计划，并声称，自从直系单独掌权、新的交通和财政总长上任以来，在摒除交通系的影响、改善铁路管理和财政管理方面已经作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显著进展。他向他的同胞呼吁：如果他们愿意看到中国重新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他们就该助它一臂之力，借给它一笔善后借款。15 　　7月上旬，北京政府正式提出了两宗借款要求：一、4亿元鹰洋的整理公债借款，用来清偿欠内欠外的各项浮动债款，借款以2.5％的附加税作保；二、六个月内按月拨付、总额为1500万元的行政借款。7月8日和11日，美、英、日、法四国公使举行了两次会议，最后决出一个方案：银行团在六个月内，分期预付不超过1500万美元的贷款，借款用海关附加税或银行团决定的其他方式作保，借款用途由外国实行监督和审核。舒尔曼认为，这笔借款将加强北京政府，增进中国统一、成立一个符合宪法的政府的前景，而且会使各省财源重新流向北京；而倘若外国不给财政援助，中国是不能自主的。16 　　日本公使小幡酉吉虽然在会议上也勉强同意了这一决定，但会下却建议其政府拒绝这个方案。在7月26日的四国公使会议上，小幡读了一段电报摘要，声言，日本政府认为中国政局混乱，不应给予财政援助。由于日本反对，这项贷款提案被否决。 　　北京政府并不死心，外交总长顾维钧于10月2日向银行团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盐税作抵押、六个月内贷款1800万元。 　　日本政府继续加以反对，而其理由却冠冕堂皇。它在10月19日致美国政府照会中说，根据华盛顿的条约和决议精神，日本奉行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它不能给中国某个政党或政治派别以援助，在目前政局不确定的情况下给北京政府以援助只会使未来局势复杂化。英、美两国政府赞同给予贷款。许士在11月23日给日本的复照中针锋相对地批驳说，北京政府不是中国的一个政治派别，它是“得到美国和其他大国承认的中国唯一的政府”，是负责保护外国权益、承担财政义务的唯一代表机构；北京政府现在寻求的贷款是用于紧迫的行政需要和中国的财政复兴的，其用途是正当的，给它贷款不是干涉中国内政，而是帮助中国避免行政分裂和财政混乱。17 双方的态度都很鲜明，观点截然对立。 　　但日本政府坚决拒绝给予贷款。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银行家与美国政府的主张也不—致，美国政府是从支持直系政府的政治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直系的财政状况越严峻它越认为有给予贷款的必要。但美国银行家却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关心投资风险，他们认为贷款没有适当的担保，因而拒绝提供。贷款之议终于告吹。1923年后，新银行团便名存实亡了。 　　各派军阀都力图从外国获取武器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大战结束后，各参战国都存有大量军火，唯利是图的军火商们力图将其倾销出去，他们自然也瞩目中国市场。1919年5月5日，美、英、日、法、意等九国曾联合向北京政府表明，为了不助长中国内乱，在中国消弭内战、成立为各国所承认的统一的中央政府之前，各国政府将禁止本国商民把军火和制造军火用的器材输入中国。18 这是各国互相牵制的一种办法，它对军火贸易设置了一道障碍。各国，尤其是日本与英美之间互相警惕地注视着对方可能的违约行为，互相加以攻讦。尽管如此，各派军阀仍然通过各种隐蔽的途径,或者以“民用”的名义从国外获得武器弹药和飞机，以及制造军火的设备，而对军火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他们是不选择顾客的；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维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对违禁贸易或者睁一眼，闭一眼，或者采取实际放纵的态度。 　　在本节讨论的这一时期，意大利是向中国各派军阀提供武器的一个主要国家，也是直系军火的主要来源。19 美国军火商也眼巴巴地盯着中国市场。美国驻华代理商务参赞巴切尔德在1920年7月23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抱怨说，禁运协定早已形同虚设，而美国商人却由于该协定失去了许多有利可图的军售机会。9月8日，驻华公使柯兰询问国务院，是否可向北京政府出售商用飞机。他毫不隐讳地说，这些飞机很可能用于军事目的，而且对中国，飞机是不必要的奢侈品；但既然别的国家可以把飞机卖给中国，他认为美国飞机商自然也可以这样做。国务卿柯尔比答复说，既然别国政府允许这类交易，美国政府对此也不予禁止。20 这样，国务院就正式为美国飞机售华开了绿灯。1922年美商施利文卖给吴佩孚6架美国科蒂斯飞机公司制造的飞机，价值8.6万鹰洋。此外，吴佩孚在巩县的兵工厂使用了美国机器装备，这是比向直系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更为重要的支援。 　　直系还在工业技术方面寻求美国援助。郑州豫丰纱厂的机器是由两家美国公司—莱考洛厄工厂和美国奇异电器公司在美国制造、由美商慎昌洋行供给并指导安装的，吴佩孚还用美国红十字会的救济金在洛河上修建了一座桥梁。 　　美国支持直系，直系也把利权让与美国。1918年皖系掌权时，北京政府海军部曾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合同、允准三井洋行出资承建一无线电台，其能力可直接与日本、欧美通报，30年内该公司有经营管理全权。及至直系当政，北京政府又在1921年1月与美国合众无线电公司订立无线电台合同。合同规定，由该公司在上海建造主要电台，在哈尔滨、北京、广州等地建造次要电台，费用由北京政府及该公司平均分担，嗣后从电台收入中偿还，电台由中美双方人员组成的无线电管理公司进行管理。21 显然，按照这个协定，中国的电信管理大权实际将落到美国人手中。日本对协定提出抗议，认为它违反了1918年协定中日本享有30年专利权的规定；美国政府把它看作是“门户开放或机会均等原则在华的实际应用的一个试金石”，认为这“对美国在华利益具有头等重要性”。22 美、日两国公使交相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据顾维钧回亿，“不止一次，日本公使刚离开外交部，美国公使就要求见我；有时则美国公使刚走，日本公使就来”。23 　　1922年11月，合众无线电公司代表施维仁率工程师来华，与交通部就实施协定进行磋商，并准备在上海购地建筑电台。北京政府鉴于日本的反对，踌躇未行。1923年2月26日，舒尔曼往访外交总长黄郛，要求履行合同，并称，美商合同符合门户开放政策，按照这一合同，中国无论何时均可与其他公司订约，经营同类事业；而根据三井合同，中国须受30年束缚，日商之用意，系欲包揽中国通讯事业，在平时则可支配信息，箝制商务，战时关系更巨，不可不防。黄郛答称，中国政府绝不会否认与美商的合同，此事须设法调解。2月27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议决维持与美商的无线电合同。24 但由于日本坚决反对，合同迟迟不能兑现。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日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扶植直系。1922年对日本是个不吉利的年头：在华盛顿会议上它被迫退出一些已经霸占的权益，奉系的战败使它扩张在华势力的图谋受到一次挫折。对此，日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它在“为应付直系的进攻而供给张作霖武器”的借口下先是秘密地向张作霖提供武器，包括以京奉铁路、四洮铁路警备队需用的名义，“无税免检”地把大量武器运入奉天，然后转给奉系。25 及至1923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行将爆发时，日本干脆连“中立”的伪装也不要了，它决定，它的对华政策“要根据帝国利害关系适当加以调整，要继续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友好援助的既定方针，并支持其地位”。26 于是，日本军火源源不断运往张作霖部队；日本人帮助张作霖改组军队，采用新法练兵，并不惜工本，帮助奉军构筑工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顾问在前线指挥奉军作战，日本军佐直接在奉军中充任下级军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二次直奉战争是日本人帮奉军打赢的。 　　简单考察了20年代头几年美国与直系军阀的关系后，可以得出结论，直系为了与皖、奉系争夺，执行亲美、英的路线，力图争取它们的援助和支持；美国为了抵制日本的扩张，保护并扩大其在华利益，支持直系军阀，但它没有像当初支持袁世凯那样支持直系，也没有像日本扶植奉系那样援助直系。除了华盛顿会议及有关文件的约束、列强互相的牵制；除了地缘政治的原因——日本支持奉系要方便得多，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认为吴佩孚不是像袁世凯那样能控制中国局势的“强人”。一些美、英报人曾经对吴佩孚尽情加以美化，但直系单独执政没有多久，其政府腐败、内部勾心斗角就越来越尖锐地暴露出来，从1922年下半年后，美、英报刊上的评论对直系越来越没有好话。《泰晤士报》报道说，吴“作为—个政治家已经完全失败了……官场腐败依旧，国库如洗。”27《远东时报》还载文表示赞同孙中山的呼吁，主张外国撤销对“吴佩孚的傀儡们”的支持和承认，断绝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作为促进中国走向统一的第一步。曹锟的贿选更遭到西方舆论强烈的责难。1923年5月6日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在华外国人反应十分强烈。他们认为北京政府不仅不能维护和扩大他们的在华权益，连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障，“惩罚”中国的呼声甚嚣尘上。美国实业家也要求国务院增派军队，增调舰只。驻北京外交团认为临城劫车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暴露了中央政府的无能”，舒尔曼甚至主张今后必须采取“某种激烈措施”(如加强路警、并由外国人督察或监管)，许士也认为，华盛顿会议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十分令人失望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自然不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系曾经指望“运用英、美确认讨伐[奉系]意旨，以资牵制[日本]”28，把英美作为其依靠力量。但事实是，在直系财政最为窘迫的时候、英、美没有给予财政援助；在战争的紧迫关头，它们没有供给武器弹药。在两次直奉战争中，他们没有给直系以实质性的援助。 　　 　　第二节 美国与广州革命政府 　　 　　1917年夏，孙中山为反对段祺瑞政府破坏《临时约法》和国会制度，提出“护法”号召，到广东建立“护法”根据地，并组织军政府。由于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破坏，1918年5月护法战争失败。1920年8月，粤军打败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广州重组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孙中山当时对外国的政策概括起来是：第一、在南北两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他力求列强保持中立，不要给北京的军阀政府以各种支持；第二、他看到当时对中国最大的祸害是把二十一条和军事密约强加给中国、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指望利用美、英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取消这些条约，挫败日本的阴谋。他在不同场合一再肯定海约翰的门户开放照会“能够防止瓜分中国”，表示“中国南部人民，今力争美人所主张之开放门户主义”。正是出于这种利用列强矛盾的目的，他希望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对日本持强硬态度，说：“美国欲避除战祸，只有一法，即为及今以口舌与日本力争。如美国今不协助中国，抵拒日本，则美国将来必至与日本开战”。29 总之，孙中山力图改善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希望美国对中国革命给予某种同情。 　　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却没有正确估计，尽管美国驻华外交官也觉察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正迅速增长，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而孙中山正像当年领导辛亥革命一样，在组织和准备这场革命。美国政府仍然把他看作是“狂妄自大的麻烦制造者”，是妨碍中国统一和安定的主要因素，如同辛亥革命时期一样，美国政府依然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府采取一种既蔑视又敌视的态度。这在美国对待广州革命政府的承认问题和关余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当时，中国关税大多被用作偿付庚子赔款及别项外债本息，所余款项称作关余。从1919年起，广州七总裁军政府分得关余的13.7%，广州海关按月偿付了六次。1920年4月起，因军政府内部各派纷争，海关暂停支付关余。孙中山1920年11月回广州后，催请海关照旧付款，海关置若罔闻。12月初，北京政府要求把全部关余都解交北京政府财政部，英、美公使倾向于同意这一要求。柯兰在12月27日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说，现在广东的领袖已经“信誉扫地，没有建设性的计划”，它所发挥的作用日见其小，北京政府是有约各国都承认的，它也对整个国家的义务负责，关余应当全部归它。列强应当通过从财政上加强北京政权的办法来削弱孙中山，促进中国统—。代理国务卿戴维斯1921年1月5日复电称，“有约各国……只指望北京政府来履行海关收入所承受的义务”，北京政府的要求应予满足。30在各国政府支持下，以英、美公使为首的外交团作出决定，把原归广州军政府的13.7%关余交给北京政府。 　　广州军政府抗议列强这种“纯属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外交部长伍廷芳指出，美国“支持和继续承认一个中国人民自己不承认的政府的政策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坏的印象”，“这个所谓政府的垮台将是对美国威信的打击”。31 1921年1月18日，军政府发布命令：“凡在军政府所属各省之海关，须从2月起，服从军政府之训令，听其管辖”。32 各国公使对此反应强烈。1月24日的公使团会议决定，命驻穗领事通知伍廷芳，“对现行偿还债务安排和海关行政管理的任何干涉都是不能容忍的”。英国公使艾斯顿告诉柯兰，果真军政府接管海关，英国政府将实行香港与广州间贸易禁运，并将派遣军队“保卫海关设施”，他要求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柯兰在1月26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默认军政府接管海关，那就等于撤销对北京政府作为全中国政府的承认”，并为别处同样插手海关、使之分崩离析开创了先例。他建议与各国采取联合行动，“保卫海关”。国务院批准了他的建议，并表示，如有必要，可以便用武力。33 　　军政府在列强威胁面前没有动摇，它据理力争，要求把扣在上海的1920年关余250万两通过驻穗领事团交给军政府。2月10日，伍廷芳又致电外交团，重申“若不交款，必派人接收粤税关”的严正立场。”34 　　各国驻穗领事态度稍有松动。英、法、葡等国领事倾向于把关余用于治理西江。美国领事主张在广九铁路终点新建一个深水港，外交团倾向于同意领事们的意见。问题看来可望解决了。但美国国务院却坚决反对这样做。国务卿柯尔比在2月8日对柯兰的训令中坚持说，不经北京政府同意，各国无权将关余交付广州军政府，美国政府“只承认北京政府，不能考虑什么北方南方的问题”，并以此作为柯兰在关余问题上的“指导”方针。由于美国的坚持，外交团和各国政府也重又采取阻挠立场，使关余问题未得解决。北京政府为此“对美国感谢万分”。35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当天，他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各国承认广州革命政府“为中华民国惟一之政府”。孙中山还特地给美国总统哈定写了一封信，让驻华盛顿的代表马素连同宣言一起转交美国政府，同时也请美国驻广州副领事普赖斯转交。他在信中又一次称颂美国是“民主之母，是自由和正义的捍卫者”，希望美国政府承认广州政府，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恳切表示，“中国现正处于其生存最危急的时刻，民主是获胜还是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决定”。36 密切注视南方事态发展的普赖斯1921年春向国务院报告说，广州革命政府领导人“工作努力、忠诚”，“思想开明”、“他们在行政管理工作方面所做的比北京任何集团在过去六年间所做的更值得引起外国人的尊敬”，“这个政府获得成功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光明”，他建议政府对其采取同情态度，并称这是“每一个在华南的美国人的感情”。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普赖斯又于5月7日报告说，“我相信，在这个群体身上——不仅是一个孙中山，而且是华南一大批支持民主原则和事业的人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唯一的希望”。37 他把孙中山致哈定总统的信连同他5月7日报告一起寄送国务院。 　　但这种看法在美国驻华外交官中毕竟是凤毛麟角，驻华公使柯兰、驻广州总领事伯格霍尔兹都反对他的意见。他们认为孙中山的作为并非出于爱国主义的目的，而是为狭隘的个人动机所驱使，他们把他领导的政府看成是阻止中国南北和解统一、妨碍贯彻美国政策的地方派别。38 普赖斯的报告更使国务院恼怒。它把孙中山的信退还给伯格霍尔兹，并责成其教训普赖斯：“对于一个反对美国与之有友好关系的政府的组织”，美国政府不允许领事馆为其“充当官方的通讯渠道”。39 美国政府对广州革命政府完全采取了一种轻蔑的漠视态度。 　　1922年春，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的暂时退却和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中的失利接踵发生，美国感到由直系军阀统一中国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时孙中山正争取利用北洋军阀的内部矛盾，联络皖、奉，共同对直，准备进行北伐，美国更是把孙中山及其政府看作眼中钉了。驻华公使舒尔曼认为孙中山“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他在5月20日向国务卿许士报告说：“孙最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特别狂热，他的自负和自信几乎无限膨胀”。许士把这一报告转呈哈定总统。此后直到孙中山逝世的近三年中，在美国外交官向国务院汇报孙中山言行的报告中，充斥了“部分精神失常”，“精神崩溃了”等恶意的攻击性说法。远东司司长罗赫德从这些报告中得出结论：“孙中山是中国统一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我怀疑，是否能提出某种使孙中山满意的解决麻烦问题的办法”。40 　　由于孙中山对北方军阀采取不妥协的态度，美国希望广州革命政府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孙中山的力量削弱，陈炯明的势力增长，最后取而代之。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武装政变，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处粤秀楼。美国外交官和国务院幸灾乐祸，分外高兴。舒尔曼和国务院都指望陈炯明能把孙中山这个“中国重新统一的突出障碍”排除掉，如果陈炯明做不到，就由北京政府采取措施。41 　　孙中山历尽艰辛，备受挫折，但国民革命之志却未尝动摇。在他困难的时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1923年1月，苏俄政府特使越飞飞抵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会谈，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的发表，标志孙中山由寻求西方大国的援助转向寻求苏联的援助。2月，孙中山返回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美国指望落空。 　　1923年9月，广州革命政府再次提出收回关余问题。9月5日，外交部长伍朝枢通过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向公使团发出备忘录两件，一为申述要求关余之理由，一为述明将来之用途。备忘录说，北京政府权力，不能及于全国，“今以由西南各省所收之关税，诿诸其敌，不用于本境各种建设之用，诚属不可忍之事”，“关余之处分，全属中国内政问题，非列强之权限所能及”，要求公使团立刻同意把关余交与革命政府，并将1920年3月以来扣押的关余一并交付。42 备忘录还申明，关税之款项，将用于广州市政建设，修筑粤省公路，改革币制，保护河流等事业。舒尔曼建议外交团实行拖延，并称“陈炯明重新执政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国务卿许士同意舒尔曼的看法，他在10月20日的训令中说，“外交团只是受中国被承认的政府的委托来处理关余的”。43 外交团居然三个月不给广州政府答复，同时，外交团却在反复讨论应付广州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的种种办法，最后各国公使一致主张在广州海面举行海军示威，以炫耀武力来阻遏广州政府将海关收回自办。12月1日，公使团电告驻穗领事团警告孙中山，“一、任何方面如有干涉中国海关之事、本外交团均不予以容纳；二、如有上述事情发生，本外交团即当采取相当强迫手段，藉凭办理”。44 　　美国代办贝乐积极主张“用除了战争的一切手段”去阻吓广州革命政府，维护海关现状。美国驻华陆海军武官支持他的看法。12月5日，贝乐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论证美国参加海军示威的必要性说，如果美国不参加这一联合行动，那就不但显得美国甘愿比其他大国起次要的作用，而且会使孙中山相信，美国政府对他要求关余的主张是同情的，而如果他意识到没有国家同情他的要求，他就会放弃把海关收回自办的主张。45 远东司司长马克谟竭力赞同贝乐的看法，他在给许士的备忘录中说：“通过采取与英国无疑将要采取的步骤远远不同、或远为软弱的措施，默认美国对这一问题兴趣较少，这是不明智的”。46 事关重大，许士不敢自作主张。他12月5日致函柯立芝总统，向他报告广东的形势和外交团的意见，并称“显示武力将足以达到维护中国海关完整的目的”，请求总统批准与其他大国一起行动。柯立芝立即照准，让他与海军部商办调集军舰。47 　　于是，美、英、日、法、葡等国纷纷往黄埔集结军舰，其中以美舰最多，达6艘。12月14日，17艘外国军舰驶进广州白鹅潭示威，对孙中山大元帅府进行直接的武力恐吓。列强耀武扬威，剑拔弩张，形势骤趋紧张。17日，孙中山发表《致美国国民书》，他悲愤地说，中国革命者以美国为鼓舞者和榜样，推翻专制腐败政府并在中国建立了共和国。中国革命党人曾热切期望有一位美国的拉法叶特来为中国的正义事业而战斗，但如今来的却是一位美国舰队司令，他率领远较别国更多的军舰，驶入中国领海，妄图压垮中国的共和国。孙中山呼吁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起而阻止美国这种助纣为虐的行径。两天后，孙中山又发表了致美国政府的抗议电：“我争应得关余，美舰压境独多，助恶长乱，深为公理惜”，48 既表示了他对美国的深深失望和强烈愤慨，也亮明了中国革命者维护主权、不畏强暴的严正立场。 　　列强的蛮横行径激起了广东各界人民的无比义愤，12月16日，广州召开请愿收回关余广东公民大会。与会者“一致表决誓为政府后盾”，希望孙中山“勿为强权所屈”，即日收回关余。翌日，广东总工会致电孙中山，谓“关余为我粤应有，以粤款整理粤政，外人实无干涉之权 ”。49 24日，广州工会联合会、新学生社等七十余团体举行示威游行，并发表对内对外宣言，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坚决要求收回关余。同日，孙中山发表《关于海关问题之宣言》，历述关余问题的由来，抗议列强“集军舰于省河，实无异帮助北京政府，以压制本政府”，重申“北京政府系属非法，且为全国所弃，当然无权处分本政府辖境内之关税余款”。广州革命政府并饬令总税务司安格联，在该政府辖境内的海关税收，除按比例扣还以关税作抵的外债和赔款外，其余妥为保管，听候命令交付，并警告说，税务司倘不遵命，广州革命政府将另委派忠于职守之人为关税官吏。 　　在民族意识日益觉醒的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者面前，列强的武力威胁没有奏效。于是，适在中国南方巡游的舒尔曼出来充当“调解人”的角色。1924年1月5日，舒尔曼到达广州，并于当天与伍朝枢会谈两小时。次日，他会见孙中山、陈友仁。伍朝枢等。孙中山严厉谴责美国参加海军示威，表示已经做好反击各国联合干涉的准备，决心置个人生命安危于度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贯反对向广州革命政府交付关余的舒尔曼这时却装作好人，煞有介事地说，他非常希望能够避免冲突，安格联应当同意把关余用于治理西江，这项工程先前已经花去许多人力物力，如不继续，加以完成，则会前功尽弃。他还说，如果允许广东接管海关，别的地方也会照此办理，这样互相影响的结果。海关就不完整了，支离破碎了。孙中山答应，如果安格联接受舒尔曼的建议，他放弃接管海关的要求。50 在舒尔曼的斡旋下，6月19日，北京政府命令安格联拔粤海关关余充作西江疏浚费用，孙中山派林森任广东治何督办事宜。 　　关余问题的胜利解决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力量面对强权不屈斗争的结果，它向全世界昭示，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它们妄图以武力作后盾，将其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企图是不能得逞了。 　　 　　 　　第三节 大革命时期 　　 　　尽管列强坚持敌视中国革命的立场，革命的酝酿和准备却在迅速发展之中。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大革命的前奏。运动从上海发起，迅速席卷全国。运动主要针对英国、日本，但也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声响彻全国城乡。 　　“五·卅”血案发生后，软弱的北京政府于6月2、4、11日三次向列强提出抗议照会，要求立即停止对上海平民百姓的枪击，释放被捕学生，取消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但照会不敢理直气壮地谴责帝国主义的暴行，也没有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公使团在6月2、4、12日的复照中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竭力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开脱罪责，谎称“事件的责任不在租界当局，而在示威者”，并说，在6月l日以后的四天中，“尽管有为数众多的挑衅情事，但没有严重事件发生”。51 　　公使团的上述复照同样表达了美国在华外交人员的基本立场。驻沪总领事克宁翰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竟说，中国学生之被枪杀是有理由的。国务院把这一报告发表出来，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在华盛顿的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国务院还认定，在“五卅”惨案交涉中美国要与其他大国保持一致，不能“以任何方式有损列强的团结”。有的美国报刊载文说，“五·卅”运动不是一般地反帝，而仅仅是反对英、日的，美国不应为英、日火中取栗，不应与它们搅在一起镇压中国人民。6月12日，国务卿凯洛格指示驻华代办梅耶说，这些文章没有得到国务院的任何授意，美国政府无意利用形势来损害别国，增进自己的利益。52 事实上，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卖力气地向上海调兵遣将，对付手无寸铁的上海市民。 　　为了镇压群众，工部局使用了巡捕和万国商团(当时已有2000人，其中英人占多数)，还请求驻沪领事团建立一支2000人的登陆部队。克宁翰、梅耶都同意美军参加登陆部队。6月2日，梅耶在给凯洛格的报告中说，“我已致电[亚洲舰队]司令，强烈支持克宁翰的要求，条件是，上海的海军部队应当是国际性的，而不是以美国部队为主的”。53 凯洛格在6月4日回电中批准了这一行动，指出，“虽然国务院对事态发展表示遗憾，但它热切希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提供足够的保护”。54 结果，如同在关余危机时一样，在列强为反对中国反帝运动炫耀武力的军队集结中，美国舰只和部队均多于别的国家：在6月上旬总共33艘外国军舰中有13艘是美国的；6艘炮舰、6艘驱逐舰，1艘运输船，登岸的美国官兵共450人，留在舰艇上待命者1000人。55 　　列强在对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实行武力威胁的同时，也作出一些“和解”的姿态。在6月4日的公使团会议上，梅耶建议派代表去上海进行调查，他说，“采取这一行动的主要理由是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一个姿态，借以确实表明我们对上海事态以及由此引起的在全国的反响的严重关注”。56 公使团接受了梅耶的提议，派遣了由美、英、日、法、意、比各国人员组成的代表团于6月10日到上海进行“调查”。 　　成立六国沪案调查委员会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它的组成就说明了这一点。委员会中没有中国的代表，对此，克宁翰6月9日向国务卿报告说，许多中国人要求成立中外联合调查团，他认为这样做“虽则有助于中国人的和解，但公共租界工部局方面作出的牺牲太大”，于是克宁翰在领事团会议上建议，“邀请中国代表观察调查过程”，他指望借此“使中国人继续对美国保持好感”。凯洛格翌日指示克宁翰，“鉴于公共租界的特殊状况，任命一个中外联合调查组是不可取的”，他还说，对沪案的调查“要避免任何自相矛盾的评价或重复劳动”，也就是说，列强要统一口径。57 可见，美国政府的出发点不是要弄清事实真相，而是要想方设法袒护工部局，掩饰它屠杀中国百姓的罪行；自然，如有可能，它也希望在解决沪案过程中赢得中国方面的好感。 　　 列强的调查阴谋早被上海人民看穿。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热血日报》载文指出，“捕房、工部局、领事团、公使团，他们都是串通一气的……希望北京公使团主持‘正义’，实在是梦想中之梦想”。调查团到沪时，《热血日报》又以《工部局帮手到沪》为题，发表文章，进行揭露。58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日报》也以《国民不要中了诡计》为题，载文揭露说，“调查就是迁延时日，调查就是挫折民气!”“调查不过是他们诱惑我们的‘一种’手段，说不定他们还会翻出第二个花样，想出第二条缓兵之计来。”59 六国委员会只是传讯了工部局的几个负责人和上海总商会会长、买办资产阶级虞洽卿介绍来的几个“证人”，装模作样地活动了三天，就在6月13日匆匆收场了。 　　为了控制局势，制止三罢， (罢工、罢市、罢课)，尤其是让工人复工、公使团训令六国委员会在沪与北京政府代表蔡廷干等进行谈判。蔡廷干等对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进行修改，删去了取消领事裁判权和永远撤退驻沪英、日陆海军这两项严正要求，提出了相当妥协的十三项条件。委员会却只同意考虑其中五条(撤销戒严、释放被捕华人及恢复被封学校、惩凶、赔偿、道歉)，对收回会审公廨、优待工人、华人代表参加工部局董事会和纳税代表会等八项要求则拒绝讨论，并称，如“必欲讨论此八条者，除使团电示办法外，惟有离沪还京耳。”60 谈判从16到18日进行了三天，没有结果。此后沪案“移京交涉”。 　　北京政府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列强的承认和支持，它是不可能也不打算认真对待“五·卅”惨案的。但全国人民的反帝情绪像火山迸发一样不可遏止，北京政府迫于舆论与列强继续交涉。6月25日，它向外交团提出两件照会：一是关于解决“五卅”惨案的直接条件，如惩凶、赔偿、道歉等，二是修改不平等条约。在这后一照会中说了许多“巩固中外邦交”一类的话，希望各国“对于中国政府，依公平主义修正条约之提议，予以满足之答复”。61 外交部代表向梅耶和新任公使马克谟透风说，北京政府提出这个照会是为了抵销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激进宣传，它并不期待列强作出许多实际让步，但列强起码要表示，可望在一年之内召开新的国际会议讨论修约，这样北京政府就可以保全面子了。62 既然如此，美国自然乐意与之一唱一和，演出欺骗舆论的双簧剧了。6月30日，凯洛格在接见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时表示，美国对修改条约体系持积极态度，他愿意敦促其他大国早日召开讨论中国关税事务的会议，并催促派遣法权调查委员会去中国。7月，美国政府正式吁请各国速派代表赴华参加关税特别会议，并组织一个考察领事裁判权问题的委员会。凯洛格向各国解释他的意图时说，“我相信这类行动比任何事情都能更有效地缓和中国人的仇外情绪”，“我不想说立即宣布无条件放弃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对我们是明智之举，但我们各大国若不愿作出适当让步，就会处于被迫让步的境地。”63 　　经过一番准备，1925年10月26日，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九国与瑞典、挪威、西班牙、丹麦代表在北京开始举行关税会议。以外长沈瑞麟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关税自主权议案，主要内容是：解除现行条约对关税的一切束缚；中国政府最迟在1929年1月1日裁撤厘金，实行国定关税率，在此之前对普通商品征收5％、对奢侈品征收20％至30％临时附加税。各国代表纷纷提出异议。以后几个月中，会议围绕着下列三个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价还价：一、裁厘；二、附加税税率；三、实行附加税的条件。 　　外国代表要求以裁厘作为中国关税自主的先决条件，马克谟还提出，中国得于1928年5月1日再次召开关税会议，报告裁厘情况。中国代表坚持裁厘与关税自主同时生效。 　　外国代表反对中国提议的附加税率。马克谟的对案提出，从1926年2月1起中国对一切货品加征2.5％附加税，自7月1日起对奢侈品加征5％附加税。日本代表坚持附加税率不得高于华盛顿会议规定的2.5％。中国代表不得已将附加税率降到2.5％(一般货物)和5％(奢侈品)，并将起征日期推迟至6月1日，各国要求再推迟一个月，并竭力缩小奢侈品的范围。 　　中方提出附加税款由海关暂行保管，不受一切干涉，外国代表要求将其存于外国在华银行，还对实行附加税的条件和税款的用途议论纷纷。1926年3月12日，日本竟至提出须在征税条件和税款用途确定后十五日方可开始征收，这一动议得到美、英、法等国代表支持，从而在征收附加税问题上制造了严重障碍。 　　1926年春，奉直军阀联合反对皖系，内战烽火又起，3月18日以后，关税会议无形停止。这样，关税会议历时五个月，除了1925年11月14日通过决议，承诺中国自1929年1月l日起实行关税自主外，没有其他实际成果。 　　1926年1月，参加关税会议的十三国的代表在北京组成调查法权委员会。北京政府将译成英、法两种文字的中国法律及有关司法条文共二十三种分送各国委员研究。委员会分成若干小组，分赴汉口、上海、杭州、青岛、哈尔滨、天津各处进行调查。同年11月，委员会提出法权报告书。报告书虽然建议对某些超越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如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加以改革，但主要内容是诉说中国法制的不完善，法律设施的不健全，并称只有在中国的法律、司法警察、监狱制度等各方面状况得到改良后，外国方可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实际上是对废除这一特权提出了诸多先决条件，从而巩固了这一特权。 　　至于“五·卅”惨案本身，列强一拖再拖，最后在1925年底以工部局巡捕长麦克隐和下令开枪的巡捕爱华生辞职，对死伤的中国百姓抚恤7.5万元草草了事。在工人于8月复工后，工部局撤走了军队，取消了戒严。 　　在北京政府与列强进行上述交涉期间，南方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革命风暴来临了。 　　面对中国急剧变化的政局，美国政府没有审时度势，相应地进行政策调整，而仍然基本继续前几年的政策，继续承认摇摇欲坠的北京政府，不承认、甚至不考虑承认国民政府；64 它在对华政策的重大问题上基本上仍然维持在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列强的联合阵线，与其他大国采取一致行动。为了寻求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美国政府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但这更多是一种炫耀和威吓，而不是大规模的武装干涉。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进人湖北战场。美国驻汉口总领事罗赫德和海军少将霍夫以保护武汉三镇外侨为由，要求向那里增派军舰。马克谟很快批准了这一要求。9月2日，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威廉士上装饰派遣驻烟台的两艘驱逐舰全速驰援。该两舰于6日晨驶抵汉口后，霍夫命陆战队在汉口登岸，“保卫”租界。这样，美国就在汉口集结了6艘军舰，26日增至9艘，陆战队的兵力也超过了其他国家。9月间，美国士兵与国民军发生多次冲突，仅9月19日一天，美国炮舰鸽子号就发射了2300多发枪炮弹。美国海军陆战队实际上援助了吴佩孚，阻挠了北伐的进展。 　　9月15日，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身份颁布长江限航令，规定自即日起从晚10点到早6点实行宵禁，船只只准由上游下驶，且须在指定关卡接受检查。威廉士下令美国舰船对这项禁令置之不理。由于各国驻华海军群起反对，蒋介石被迫将宵禁和检查船只的实行期推迟，实际上撤销了禁令。 　　但美国政府也避免与国民革命军发生严重冲突，避免卷入中国内战。1926年9月初，英国建议美国共同派舰拘押和摧毁广州工人纠察船，威胁国民政府，美国拒绝参加，只是训令驻华海军保护美籍船只不受检查。在国民革命军与外国军舰在汉口发生对射后，其他国家探询美国是否愿意参加列强联合行动，进行大规模反击，凯洛格认为已经发生的枪击不过是国民革命军“不法士兵的盲目射击”，“没有必要”采取联合行动。65 　　在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也有意见分歧。驻华公使马克谟屡屡建议国务院采取强硬措施。 　　广州国民政府9月底宣布，从10月中旬起征收内地消费及生产税，对一般货物征收2.5％，对奢侈品征收5％。马克谟对此反应强烈。他认为此项税收虽然名义不同，实际上是进出口税，税率也与华盛顿会议规定的附加税相同，但国民政府不顾华会规定的条件单方面宣布征收，这是对华会关税条约的公然违反。如果允许开这个头，那末以前一切有关关税的条约规定都会被摒弃。他认为对此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坚决抵制这项税收”。他建议国务院邀集英、日等国，实行海军封锁，或采取其他强硬措施；如果别的国家不愿这样做，美国就单独干。66 马克谟的主张大体反映了在华美国企业家的意见。 　　但凯洛格和远东司司长詹森否定了马克谟的提议。凯洛格认为，如果这样做，中国军民再进行抵抗，那就会招致无穷尽的麻烦。他只是指示马克谟，在国民政府征收这种税收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11月5日，驻穗领事团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抗议征收上述暂行内地税。陈友仁11月8日予以驳斥，并声明，“国民本府之权威，已伸张至本国大多数区域”，“现在中国国家大权与权威，早已不能在北京行使，而民族主义之中国革命势力及建设势力，已经将国家大权与权威，移交本政府执掌”，他希望大国审时度势，改弦易辙。67 　　马克谟还要求对1926年底发生的其他一些事情作出断然反应。11月下旬，汉口海关的中国雇员在革命浪潮推动下，组织起来，发起收回海关主权运动，并酝酿进行罢工。马克谟认为这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威胁。他要求政府像在关余事件中那样与其他大国举行联合海军示威，并派足够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登陆，“保卫海关”，“防止破坏份子使海关瘫痪的企图”。他还从法国方面获悉，法国将会参加这样的联合行动。凯洛格再次否定了他的建议。68 　　美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像马克谟所鼓吹的采取更具冒险性、挑衅性的政策，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中国革命形势已今非昔比，美国政府目睹了袁世凯死后这十多年间北洋军阀内部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连年战争，以及北京政府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换，知道这个政府已经人心丧尽。美国外交官，甚至马克谟都认为，北京政府已经有名无实，丧失了对中国各地的统治权，完全失去了代表性；而国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力量却越来越壮大，北伐军所向无敌，军阀部队望风披靡，美国政界有识之士也感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不是外国干涉可以扑灭的，炮舰政策的时代已经过去。参议员波拉就说过，“充满独立精神、要求国家完整的四亿中国人民最终是无敌的，没有一个大国可以控制他们，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69 　　第二，美国国内舆论反对对中国事态进行公开武装干涉。在这方面美国教会组织起了不小作用。当时美国在华侨民总共9800人，其中新教传教士占了约一半，根据最保守的估计，美国在华教会财产为4300万美元。教会组织希望把教会机构与西方的商业政治目的明确区别开来，改善教会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以便重新赢得已经持怀疑态度的中国人的信任。在“五·卅”运动期间，美国的重要教会刊物《基督教世纪》就载文说，运动是因为外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激怒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青年而引起的。运动过后，1925年9月在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专门举行了一次有关美中关系的讨论会，200多位教育家、劳工领袖、传教士及其他非官方人士出席了这次会议。刚由中国返美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会上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在“五·卅”运动中“那样意见一致，那样关心时事，那样被深深地激动”，如果用武力去强行保卫美国利益或推行美国政策，那只能是对中国人民已经激励起来的民族情绪火上浇油，他提醒人们考虑，如果如此众多的中国人反美会是一种什么结果。70 各教会组织也纷纷致函总统和国务卿，或发表声明，反对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教会组织还把北伐进展情况及时向新闻界和政府官员报告。 　　自然，在对华政策方面，美国舆论并非一致。一般说来，实业界及其喉舌较多倾向于不惜一切手段维护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如《费城纪事报》对巴尔的摩会议就挖苦说，“众多的教授和传教士聚在一起，互致演说，这固然很好；但这次会议究竟有什么权利就国务院正在考虑的问题对政府发号施令呢?”71 但当时，前一种舆论比后者更响亮些。 　　公众舆论影响了国会和政界人士。1927年1月4日——当时武汉人民正在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众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波特在众院提出一项议案。议案认为美国应援助和鼓励中国建立巩固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并使该政权能对中国各省实行有效的统治。72 该项议案以43票反对、262票赞成的压倒多数于2月21日在众院通过。众院外事委员会还就对华政策举行了一系列公开的听证会。 　　当时，由于武汉工人阶级收回汉口英租界，列强与国民革命军的矛盾顿时尖锐起来。英国政府已决心用武力保卫上海租界，1月24日，英陆军部发表公报，悍然从本土、印度和香港派遣三旅士兵开赴上海，并邀美国共同出兵。马克谟又一次要求国务院与列强采取联合行动，“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上海租界，认为这是有关大国“对保卫外国权利和利益最后可以采取的立场”。73 　　面对着国内、国外的不同舆论和主张，凯洛格于1月27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声明的基本内容有三点：第一、要求美国在华条约权利，包括贸易最惠国待遇得到保护；第二、表示美国准备与中国指定的、能够代表中国的人士进行谈判，以实现华盛顿会议规定的附加税、恢复中国关税自主，并在中国准备对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给予保障时谈判放弃领事裁判权，并称美国准备“单独”与中国进行这样的谈判，但“唯—的问题是和谁去谈”，言外之意是，这些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原因在于没有一个代表全中国的统一政府，从而推卸了美国的责任；第三、声明现行条约不能由总统废止，必须由两国经过谈判产生的、由美国参议院批准的新条约加以代替，即是说，中国不能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74 这样凯洛格就回答了国内对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表明了美国维持现行对华条约的立场。 　　第三、既然中国革命是不可避免、不可扑灭的，美国政府便指望使这场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不要太多触动美国在华利益。早在1926年6月，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就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革命力量“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大国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或者防止它继续干涉我们的贸易利益，或者控制并调整其行动，使之符合于有关各国的利益”。75 精琦士在这里提出了使中国革命就列强范围的问题，要达这一目的，自然只能寄希望于革命队伍内部的所谓“稳健派”，希望他们能够左右局面。从“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政变的一年多中，美国在华使领人员无时无刻不在窥测、分析、估计革命阵营内部的变化、斗争和力量消长，他们把革命队伍分作“左派”、“右派”、或“激进派”、“稳健派”（有时用“保守派”)，前者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和陈友仁等，他们是受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影响、支持和指使的；后者的领袖是蒋介石。精琦士身处国民政府所在地，对事情观察得比较准确，发的报告也最多。“中山舰”事件后不久，4月7日，他报告说，“左派和右派之间尚未妥协，随着时间推移还将发生麻烦”，但他当时对右派是否能占上风尚无把握，“担心一旦发生冲突，军队中的许多单位将由于激进宣传的效果而被证明是不可靠的”。76 一星期后，他再次报告说，“政府中的激进派看来在如此迅速地取得势头”，以致他怀疑，最终到底是稳健派驱逐激进派，还是反之。而同时美国记者索科尔斯基却报告精琦士说，他想去黄埔见蒋介石，遭拒绝，但蒋捎话给他，欢迎他在两个月之后再去访问，那时局势将会明朗。精琦士认为“蒋显然指望那时完全控制广东局势”。77 　　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排斥共产党人，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这种事态发展符合美国的期望。精琦士如今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有了较为明确的看法，他在5月25日欣喜地报告说：“国民党的实权不在政府，而在蒋将军手中。有把握说，蒋将军反对共产党，忌妒俄国人，看来他完全控制了刚刚结束的会议。”同日，美国新闻记者、《北京导报》代理总主笔亚朋德还向精琦士汇报说，国民党中央执委伍朝枢毫不隐讳地告诉他，“共产党最终将放撵出去”，8月国民党将举行另一次中央全会，那时“国民党将对共产党采取明确的断然措施”。精琦士这时对“稳健派”战胜“激进派”已经充满信心，他乐观地设想，只要美国和英国像苏联那样提供武器和财政援助，“只要它们稍加鼓励，政府中的稳健派就会抛弃俄国人和共产党人，转而实现更为友好的政策”。78 　　关于革命阵营内部分化的报告也来自别的外交人员。如1927年1月22日驻福州领事普赖斯报告说，部队中的军事部门是“稳健派”控制的，政治部门是“激进派”控制的，前者实行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政策，后者采取激进的反帝立场，两者之间的分裂必定日趋严重；“如果消息确实，这种分裂已经在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发生了”，这种分裂在东路军司令何应钦与政治部门领导人及俄国顾问之间无疑也存在着。他认为，对大国来说，“明智的做法是，对政治部门完全置之不理，直接与军事部门打交道”。79 　　蒋介石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随着他的地位的不断巩固，还公开向列强作出种种表示。1926年8月20日，他在长沙发表《对外宣言》，竭力打消列强对国民革命的疑虑，请它们理解国民革命之“真旨”，而不必害怕革命，并称“革命之成功，即友邦之利益”，“其扶持正义赞助我国民军者，中正爱之敬之”，等等。80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蒋介石在南昌公开与武汉政府对立，并于2月21日、3月7日两次发表反“左”、反共演说，大骂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是“无根据的、非法的”，叫嚷“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个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制裁的权力”，表示他已经背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不久就要选择时机，执行反苏政策，向共产党开刀了。81 　　蒋介石要篡夺国民革命成果有赖于列强的支持，列强指望以蒋介石为首的“稳健派”把革命纳入符合他们心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一种破坏革命的里应外合。在列强中，拉拢蒋介石最起劲的是日本。1927年1月18日，日本外相币原在议会发表演说，表示要“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对中国内政采取“绝对不干涉主义”，向国民政府表示虚假的友好。在此前后，日本外相、海相、陆相的使者和政友会的代表接二连三窜到中国，故作接近国民政府的姿态，表示“今后日本不应仅视北京政府为中心，当以平等之友谊对待南北两方面”，想方设法探听革命阵营的虚实，蒋介石秘密接见了这些日本人，并向他们倾述自己的意向和计划，声言，他“没有受苏俄利用和指导”，“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他“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他不打算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等等；他特别表示“欣赏币原外相1月18日的演说”、“愿意同日本握手”；他甚至明确地说，“我一到南京就表明态度”。82 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在会见蒋介石后报告说，在对外政策上，国民党人的公开宣言与他们的真实意图有着不小的距离，蒋介石与武汉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83 这样，日本政府就摸到了蒋介石的底牌。 　　蒋介石同时与别的国家进行种种勾结。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委王正廷事先征得蒋介石同意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秘密接触。王告诉高思，“国民政府控制权并未真正落人极左派手中”，“稳健派殷切希望汉口收回英租界事件不在上海重演，杭州攻克后，国民革命军将不进上海，直赴南京，以免同外国军队发生冲突。此后，蒋系干将何应钦、伍朝枢同外国驻沪领事频频接触，磋商国民革命军在上海与列强避免冲突的办法。高思从种种迹象推测到，“相信随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对国民党左右两派的真正考验也将来临。”84 2月25日、3月23日，与广东省财政厅长孔祥熙过从甚密的美国人柯亨两次见精琦士，向他透风说，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已经有了“多少是永久性的分歧”，蒋是恨俄国人的，他之所以与鲍罗廷合作，是因为他绝对需要苏联提供的军火和财政援助，如果其他大国取代苏联提供这种援助，蒋立即就会与鲍罗廷决裂。柯亨希望美国认清形势，与蒋建立直接联系，把苏联人撵走。第二次会见时他还特别说，孔祥熙对于他所说的曾预先表示认可。85 总之，蒋介石集团通过各种官方的、私人的、直接的、间接的渠道，与美国外交人员保持接触。 　　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溃败的直鲁联军残部和革命军中一支刚由孙传芳部反正的部队在城内抢劫滋事，波及外国侨民和英、美领事馆，英人三名、美、法、意人各一名遇害。美舰“诺亚号”、“普莱斯顿号”和英舰“绿宝石号”发炮一百多发，轰击南京城，造成南京居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 　　次日凌晨，美国长江巡逻队司令霍夫接到蒋介石托人转达的口信：“他希望明天到达南京，负责控制局势，将保证一切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霍夫向亚洲舰队司令威廉士作了报告，威廉士回电命令：“美、英、日司令一致同意，如有可能，应当避免采取进一步的激烈行动，直至蒋介石将军有机会履行他为所有外国人提供充分保护的诺言。”86 　　马克谟和美国驻南京领事戴伟士力主采取强硬行动。马克谟3月下旬几次建议国务院，立刻从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地区撤出所有美国侨民，然后封锁上海以南所有中国港口，以此施加压力。他声称，“如不采取坚决措施对付局势，那就意味着西方在东方影响的崩溃”。戴伟士认为“美国的调和政策……已经失败，现在必须迅速采取十分强硬的态度，否则在华外侨及其财产都将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87 　　美国政府不同意公使和领事对事态的上述分析，而认为宁案中对外国人的伤害是军队失控的结果。柯立芝总统在3月2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中国“不存在对我国人民的有组织的军事进攻，但有时发生士兵无组织的军事进攻。我们认为，这些士兵这样做并非执行试图行使政府职能的当局的命令，而是乌合之众的骚乱。”但他同时认为“这种事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决定向中国增兵。88 3月1日，驻华外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总兵力约为9000人，其中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团1500人；到4月1日，外国部队已增加到2万人，其中美国土兵2400人。当时在中国水域的外国军舰共171艘，其中美国30艘。 　　3月28日，英、美、日三国公使开始讨论草拟敦促蒋介石迅速解决南京事件的照会。此后半个月中，大国就照会内容进行了反复磋商。各国一致要求蒋介石严惩肇事者，赔偿外国领馆和侨民的损失，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英国主张规定时限，使照会具有最后通牒性质；一旦蒋不接受条件，列强便实施“封锁、炮轰和军事占领”的制裁措施。美、日持有异议。3月31日，凯洛格致电马克谟，向他说明了美国政府的考虑：美侨尚未撤出危险区，“蒋介石是否真能控制国民革命军并满足我们的要求尚有疑问，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万一向蒋提出最后通牒而不起作用，有关各国政府将被迫实行某种报复或采取激烈行动。我们非常怀疑目前这时候提出最后通牒的明智性，但我们必须提出关于赔偿和道歉的正式要求。”89 这段话至少表明：第一、美国对于蒋介石的地位和实力还没有足够信心；第二、它不想以最后通牒方式把蒋介石逼得太狠；第三、它不希望扩大事态，不希望因最后通牒未予履行而与国民革命军发生严重冲突。而希望给事情留有转圜的余地。4月5日，凯洛格更明确告知马克谟，美国不同意在照会中提出制裁问题，两天后，他又通知驻美英使霍华德，美国“无法接受实行制裁的原则”。90 　　日本政府比美国更起劲地推行拉拢蒋介石、分化革命阵营的政策。3月30日，日本外相币原训令驻华公使芳泽，蒋介石目前正处于困境中，列强若持强硬态度，将正中武汉共产党的倒蒋计谋；“列强的最佳方案莫如通过中国人的手维护中国的治安”，给蒋介石等“健全分子”以施展身手的机会，为此不应给他限定处理宁案的时限。91 同日，日本驻沪领事矢田七太郎奉币原外相之命会见蒋介石，要他“对维持上海治安必须加以特别深切的考虑”，蒋心领神会，表示“充分谅察尊意，定当严加取缔”。4月1日，矢田又向蒋介石的心腹黄郛转达外相的训令，批评蒋”对于管束共产党的跋扈缺乏决心”，要蒋当机立断、“在平定时局上取得成果”、以“赢得内外信赖”。翌日，蒋通过黄告知矢田，他已“下定决心”，“一俟准备就绪，将立即采取断然行动，其时间在四五天之内”。92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走上了公开背叛革命的道路。 　　4月7日，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就未定时限、未提制裁措施的照会达成协议，11日下午3时，该照会分别由五国驻汉口、上海总领事向陈友仁、蒋介石提出。陈友仁于14日作了答复。他表示国民政府有责任保护外侨生命财产，承诺赔偿英、美、日三国领事馆及外侨的损失，提议组织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既调查外国领馆和侨民的损失，也调查美、英军舰炮轰毫无防御的南京的情形；他据理驳斥了关于惩罚国民革命军有关部队长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公开道歉等无理要求，并提出，要切实保障外侨，就必须废除列强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93 　　五国公使认为陈友仁的复照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和不能接受的”，建议各国政府以制裁相要挟，提出更强硬的通牒。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4月20日，凯洛格训令马克谟，美国不参加对武汉国民政府的第二次通牒，因为有情报表明，“稳健派正努力将激进派逐出国民政府。国务院感到，此时若迫使其接受要求，将会削弱稳健派领导人的地位，甚至可能把他们驱至极端派一边”。他还表示，美国准备必要时与武汉政府单独交涉，马克谟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单独行事，他在23日电中称，这将使美国丧失列强对华外交中的领导地位。25日，凯洛格解释说，“领导地位本来既存在于温和行动之中，又存在于武力行动之中”，“国务院不相信，美国在华商业利益要靠列强的武力才能获得”，“外国凭借武力占领中国领土或保持贸易特殊势力范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同日，他对日本驻美大使说，各国应当“等一等，看看国民党当局内部的分裂会有什么结果”。94 　　凯洛格关于武汉政府内部分化的情报是准确的，他希望在武汉重演“四·一二”政变的图谋也很快成为现实。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反共，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了。 第四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即于4月18日宣布成立国民政府。中国出现南京、武汉、北京三足鼎立的局面，“七·—五”政变后宁汉合流、形成南北对峙的形势。1928年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二次北伐，打败奉系军阀，6月初，北伐军占领京、津各地，南北对峙遂告结束。12月29日，张学良发布通电，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至此，国民党各派新军阀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表现了强烈的收回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在大革命期间继续高涨，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已经成为广大民众的普遍的强烈要求。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列强的撑腰，国民政府成立后又急需得到列强支持和外交承认，以对付国内的反对派、巩固其统治，并确立其国际地位，它显然不能坚持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而只能在对列强外交中采取妥协立场。宁案的交涉是一个突出事例。 国民政府把解决宁案列为外交第一要务。1927年4月底，蒋介石即下令解除了参加攻宁的第六军第十九师的武装，并下令通缉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从而达到既向列强献媚，又往中国共产党栽赃的双重目的。 5月初，刚刚走马上任的外交部长伍朝枢就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思表示准备尽快谈判解决宁案。国务卿凯洛格立即指示马克谟作出回答：“美国驻沪总领事准备受理伍朝抠代表蒋介石将军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并内美国政府报告以供考虑。”5月27日，伍朝枢在上海会见高思和驻南京领事戴伟士，告诉他们，煽动肇事者已经受到惩罚，国民政府已经严令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它将负责赔偿外人的损失。95 5月至7月，伍朝抠、交涉员郭泰祺与美国驻沪、宁领事多次接触，伍朝枢一再表示，“南京政府准备并急切希望与美国政府解决宁案，而不问其他大国在此事上采取何种行动。”7月13日，国民政府正式提出解决宁案办法六条： 1. 国民政府负责解决这一事件； 2. 国民政府将把对与该案有牵连者的处理情况告知美国政府； 3. 道歉，并严禁对美国人的生命财产采取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 4. 成立一中美联合委员会，调查美国人生命财产损失，然后予以赔偿； 5. 希望美国政府对炮轰南京表示歉意； 6. 废止中美间现行条约，并立即缔结平等互利新条约。 郭泰祺在提出上述条件时补充说，加入后两点只是为了平息中国公众的舆论，并暗示不指望得到满意的回答。96 　　从这六点可以看出，蒋介石完全接受了五国联合通牒提出的道歉、惩凶、赔偿等要求，而只是希望多少为他掩饰他在处理宁案时的屈从立场。美国基本上接受了前面四条，至于第五点，助理国务卿詹森辩解说，美舰炮轰是“对处于攻击下的美国人的住所提供的保护性火力网”，“我们对此当然无歉可道”，关于第六点，他认为不能以修改条约作为解决宁案的交换条件。97 　　1928年早春，美国公使马克谟离北京南游。2月26日，国民政府新任外长黄郛在上海会见马克谟，黄郛邀马克谟去南京，后者表示，宁案悬而未决，美国在宁领事馆尚未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去南京。黄郛再次表示，国民政府决定承担解决宁案的全部责任，并急于解决此事。连马克谟也认为，黄郛的表态“是极为令人满意的”。98 此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司长何杰才与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翰分别作为双方代表在上海继续谈判。 国民政府在与美国交涉宁案同时，也在同英国进行谈判，黄郛与英国公使蓝普森的接触更先于马克谟，而且蓝普森3月间一直留在上海进行交涉。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指望在列强对华外交中起指导作用，并通过华盛顿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愿望，在处理宁案问题上，它不想落在别国后头。况且国民政府正是由合乎美国心愿的“稳健派”建立起来的，解决宁案无疑是对这个政权的一种支持。于是国务院于3月24日催促说：“只要情况允许，尽快进行谈判。”99 3月30日，黄郛与马克谟互换照会六件，基本按伍朝枢上年提出的六点中的前四点解决了宁案。黄郛在照会中低声下气地恳求马克谟对美舰炮轰表示歉意，马克谟坚持前述詹森的说法，声称，“开炮一层，不但借以保护，且为一时思想得到之惟一办法……美国政府颇感美国兵舰不得已而采取此种手段……美国政府深为抱憾”。黄郛又指望马克谟在修改现行条约方面作出承诺，后者复照称，中美双方“得随时机遇将所有不需要及不妥当之约章得经双方同意，正式修改”，但却要求南京政府“有代表贵国人民之政治施行实权，俾得诚实履行贵国一方面关于修改约章所有应尽之义务”。100 这等于说，现在国民政府还不具备修改条约的资格，修约时机尚不成熟。 把南京事件的这种解决与1927年4月陈友仁对宁案通牒义正词严的答复相比，两者有天壤之别。美国的要求无一例外地得到满足，而美舰炮轰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却被一笔勾销，这显然是很不平等、很不公道的。国民政府曲意逢迎，以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来换取美国和其他大国对它的支持。美国政府对这种处理结果可谓心满意足，就在第二天，凯洛格给马克谟发来了简短的却是热情洋溢的电报：“国务院十分满意[宁案的解决]，谨对你努力的圆满结果向你表示热烈祝贺”。101 有了中美交涉的先例，英、意、法三国在同年8至10月、日本在1929年5月也如法炮制，与国民政府达成了内容类似的协议。 但是在中美解决宁案时，奉系北京政府还存在，中国尚未统一，美国政府虽认为它与国民政府已经有了事实上的关系，但它并不认为它已正式给予国民政府外交承认。美国承认的标志是同年8月两国新的关税协定的订立。 早在关税会议上，列强已就中国关税自主作了承诺。1927年7月23日，国民政府宣布，“不平等之关税条约，尤与国家之主权相仿，非迅速实行关税自主，不足以跻进国际之平等”，决定自9月1起实行关税自主，同时裁撤厘金，随即还公布了《国定进口关税暂行条例》。102这一决定得到上海、南京商界的拥护，两地商民协会发起拥护关税自主运动。但不久，蒋介石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而下台，孙传芳的军队打到南京周围，形势十分危急；日本又首先起来反对国民政府关税自主。国民政府内外交困，9月1实行关税自主一说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伍朝枢派遣外交部参事李锦纶在美国活动，希望能与国务院建立直接联系。当时，北京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仍享有正式的外交代表地位，国务院拒绝与李锦纶进行谈到。李锦纶询问詹森，可否由施肇基作为北京和南京双方的代表与美国谈判关税自主问题，也无结果。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自然也在考虑如何对付中国关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1927年秋马克谟回国述职。他在与凯洛格和国务院其他官员讨论与中国修约问题时指出，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领事裁判权及约定关税。他认为，现时不可能进行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因为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组织还不足以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利益，并称“现在以任何方式提出讨论这个问题都是危险的”。至于关税问题，他认为既然在1925年的关税特别会议上列强已经承诺1929年1月1日起中国关税自主，美国自然也不能反悔，但他强调，在即将订立的条约中，美国贸易应受到充分的保护。国务院同意他的意见。马克谟在同国务院官员详细讨论中国关税自主问题后，草拟了作为以后正式条约蓝本的一份文件。103 国民政府奉行反苏政策，借口苏联人员参加了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于12月中旬驱逐苏联领事，停止在华苏联国营商业，中苏关系恶化。它指望以采取这种反苏反共的严重步骤，进一步取悦列强，换取它们的支持。就在这时，伍朝枢致函李锦纶，命他与施肇基组织一个联合代表团，以凯洛格1月27日声明作为基础与美国谈判修约。凯洛格认为这与马克谟10月的建议基本相符，而且有助于中国南北两派之间的和解，也能迎合美国国内同情中国的那部分舆论。但马克谟提出异议，他在12月28日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说，中国的动议比他10月的提案扩大了范围，也包括了领事裁判权问题，而指望现时讨论这一问题“只能是一种幻想”；他还表示，在华盛顿进行谈判不利于中国南北双方在关税问题上的谅解，而且是对驻华公使馆两年来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的一个打击。他强烈要求凯洛格重申，由他在中国谈判关税问题，而且“仅仅”是这个问题。104 1928年2月21日，国民政府外长黄郛发表对外宣言，宣称国民政府“并力准备，切盼于最短期内，得与各友邦开始商订新约”。105 前任外长伍朝枢被派往美国作为谈判修约的全权代表。但美国政府拒绝与伍朝枢进行正式谈判。 6月初，北京奉系政府瓦解，国民政府宣告“北伐成功”。15日， 新任外长王正廷再次发表对外宣言说，“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际，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新订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106 同时王正廷又派人去北平向马克谟探询他关于关税问题的态度。23日，凯洛格训令马克谟“早日”开始与国民政府谈判关税自主问题。训令中还说：“美国与国民政府现在无疑已经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关系之中，与该政府谈判条约至少是对这种状态的一种承认”。107 7月7日，国民政府发表《关于重订条约的宣言》，内称：一、中国与各国条约已届期满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二、尚未期满者，国民政府应即以相当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办法处理。108 国务院还获悉，国民政府准备再邀集各国代表会商关税与修约问题。美国政府既已知道中国关税自主势在必行，并且已经有所准备，它便决定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也像了结宁案一样走在各国头里，以显示其对国民政府的好感。凯洛格于7月7日、11日两次训令马克谟，催促他尽早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为了收到宣传效果，凯洛格还拟向报界发表声明，其中说，他“相信，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正在从内战的混乱和动荡中出现”，他深信，“在中国一个负责任的政权的形成是有利于有关各国人民的利益的”，因此美国政府准备“立即”通过其驻华公使与国民政府谈判关税自主问题。109 凯洛格的这些设想得到柯立芝总统的批准。 但马克谟却不像凯洛格那样上劲。他推三托四，进行拖延，说什么“美国在迎合国民政府意愿方面只应走半程路”，如果仓促从事或采取主动都将是“策略性的错误”；如果凯洛格发表拟议的声明，不但于谈判无补，而且“肯定会增加困难”，甚至“使取得圆满结果的前景变得大为暗淡”；他还挑剔说，国民政府在谈判关税问题上对别国比对美国更尊重、更谦恭，如此等等。110 下属的延宕使上司恼怒。7月20日，凯洛格在给马克谟的训令中措词严厉地说：“除非我们立即行动，国民政府将迫使我们：一、谈判一个完整的新条约，既包括关税，也包括治外法权；二、在华盛顿而不是在北京进行谈判”。111在凯洛格的一再催促下，20日，马克谟与专程到北平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开始进行谈判。宋子文特意提到，新订立的条约要得到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批准才能生效，但政治委员会实际上是橡皮图章，只要薛介石等批准就行了。他还一再表示，蒋介石“热烈支持”他谈判新约。112 得知谈判已经开始，凯洛格训令马克谟立即把他拟发表的声明稍作删改，作为照会转交国民政府。7月24日，马克谟致电王正廷，发出凯洛格的照会，次日，国务卿把照会副本转送12个有关国家驻美使团。 宋子文与马克谟的谈判进展顺利。宋子文对于美方提出的约文草案有两点异议：一、原约稿规定：“中国不以增加关税作为任何补偿性质的特权和利益的交换条件，”宋子文不同意这一保留条件；二、他不同意以中国裁撤厘金作为关税自主的条件，但表示，在关税自主后，中国将实行裁厘。马克谟请示凯洛格，后者指示，这两点可按中国愿望解决，条约的关键在于，美国贸易与其他国家相比，待遇应毫无区别，美国货品在“中国境内所交税收不得高于中国货品。113 7月25日，宋子文、马克谟分别代表中美双方，签署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114条约规定中国以前进出口货物税率撤销作废，1929年1月1日起中国实行关税自主。条约的主要内容，即是上述凯洛格说的关键之点。当时参与修订中美关税新约的美国人杨格后来回忆说：“1928年7月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想办法不使用中国所反对的‘最惠国’字样而保留美国的同等权利。我们在国务院想到在这个和以后的条约中使用‘待遇毫无区别’这一措词的办法。”115 也就是说，美国依然保留了最惠国待遇。再加上中国政府不得对美国货物征收高于本国货物的内地税，因此，这种关税自主仍然是不完全的，它对保护中国本国工商业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中美关税新约的签订使国民政府与美国有了正式的条约关系，即由先前的事实上的关系升级为法律关系，美国正式承认了国民政府。 有了中美关税新约作为样板，国民政府在1928年8至12月先后与有关国家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唯有日本一再拖延，迟至1930年5月才勉强订立《中日关税协定》。 关税新约的签订使中国收回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丧失了八十多年的关税自主权，这无疑是朝着国家主权完整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一个成果。1929年起，国民政府就实行一系列税则改革，改按银价征税为金价征税，对需要限制进口的货物(如火柴、磁器、糖、水泥、玻璃、肥皂、化妆品、人造丝、毛织品等)提高关税（有的甚至高达60％)，以保护本国工业和抑制消费，对某些工业原料降低税率；废除子口税、过境税、常关税，以促进国内贸易。总的说来，1929年以前的关税率约为4％，1930年上升到10％；1931-1932年为15％。关税收人(包括进出口）也大幅度增加：1928年为1.34亿元(中国银元，下同)，1930年为2.92亿元，1931年为3.88亿元。116 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增强中国的国力无疑是有助益的。 对于一些国力较弱，在华利益较少的国家，国民政府把谈判关税自主与废除领事裁判权合在一起进行，并于1928年11、12月分别与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丹麦等五国订立了《友好通商条约》，同时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这些条约的第2款都规定，各该国侨民自1930年1月1日起，受中国法院和法律管辖，但又都有保留条件；只有在“华盛顿条约国议定取消领事裁判权之后”，才实行这项规定。 国民政府很清楚，解决领事裁判权问题的关键在于美、英、日等大国的态度。中美关税新约签订后，它立即开始同美国等商谈这个问题。7月28日，王正廷外长在答复凯洛格7月24日照会时即提出，“国民政府更希望中美两国即将开始之会议，其结果将使一切亟待解决之问题均可获一适当之解决……于最短期间完成新约，以开两国外交上之新纪元”117 9月27日，被国民政府重新任命为驻美公使的施肇基和伍朝枢又向凯洛格面交王正廷的一份电报。王正廷除表示国民政府准备立即在华盛顿与美国开始谈判外，还希望国务卿运用其影响促使其他大国迅速与中国谈判修约。 凯洛格既明白，与中国谈判解决领事裁判权在所难免，他又不愿马上放弃这一保卫美国在华利益的重要特权；他既想继续赢得国民政府的好感，又要维护华盛顿会议大国合作的体制。他表示，“我们不能独立于其他大国首先进行谈判，然后要求它们仿照我们的样子”。这一表态同他1927年1月27日声明相比显然是后退而不是前进了。他拒绝派全权代表与伍朝枢进行谈判，而只许国务院官员与之进行非正式会谈。118 此后，伍朝枢与远东司司长亨贝克等进行了多次接触。亨贝克等认为，自1926年以来，中国在实施法权考察委员会的建议、完善法制方面无所建树，因此不能无条件地过早废除领事裁判权。伍朝枢据理力争，向亨贝克介绍了两年来中国法制建设的进展，还在11月21日提出了《中国司法管理现状》的书面报告。 与此同时，凯洛格向英、法等七国发出照会，通报中美间非正式会谈的情况，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七国中无一赞成立即废除领事裁判权。它们共同的意见是，此事要“极端审慎”，为了从旧体制过渡到新体制，废除领事裁判权必须伴之以若干保障措施。 柯立芝总统任内的中美谈判没有取得进展。1929年3月，新总统胡佛上任，史汀生接任国务卿。 4月2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美、英等大国发出同文照会，要求各国“及早”撤废领事裁判权，并保证各国侨民“合法之权利及利益”不会因此“而稍受不利之影响”。119 国务卿史汀生就中国照会征求下属的意见。马克谟在7月9日报告中提议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他要求国务卿“足够肯定、足够明确地”告诉中国政府，美国对中国忽视美国在华权利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建议由史汀生牵头，联合其他国家组织一个国际反华阵线，抵制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在华美国实业界人士的要求。6月17日，汉口美国商会致函总统，表示“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作出任何关于在现时改变美国人和美国在华利益的治外法权状态的承诺”，以此向政府施加压力。120 詹森主张采取“温和”路线，他在5月25日的备忘录中说，美国在答复中国照会时，应当表示对中国愿望的同情，但也应指出，废除领事裁判权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况且中国现正经历训政时期，在这个时期结束之前是不能指望外国完全放弃领事裁判权的。121 亨贝克倾向于詹森的意见，他认为，“中国司法机构要逐步代替外国司法机构，而不能在前者尚未准备好时就猝然取消后者”。122 按照他们的设想，领事裁判权将在一个长时期内继续存在。 史汀生基本采纳了詹森的意见，但他加强了与有关国家的联系。在与英、法等磋商后，他于8月10日复照中国。照会中自然不乏老调重弹，但也提出了新的建议：美国政府“愿意参加谈判，以便设法逐渐放弃治外法权，或在指定之区域，或于专定法权之种类，或其两项”。123 此后中美两国的交涉，主要正是围绕着“指定区域”与“专定法权”两个问题展开的。 为了加速谈判的进程，中国政府于11月25日电令驻美、英公使通知该两国政府，中国决定于1930年元旦宣布废除领事裁判权，请两国政府立即派代表来华谈判。美国则提出，放弃领事裁判权应当是个渐进的过程，1930年1月1日是这个过程的开端，而不是结束。 12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命令，其中说：“自民国19年1月1日起，凡侨居中国之外国人民，现时享有领事裁判权者，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美国和其他大国群起反对，王正廷不得已于两天后解释说：“对于现由政府准备之办法，如有意见，亦愿于相当期内与之审议。……12月28日之命令，实系一种步骤”。124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实际同意把1930年1月1日作为逐渐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开始日期了。 1930年2月，詹森接替马克谟任驻华公使。3月下旬，他和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就与中国谈判的建议案进行讨论，美、英方案大同小异。探悉了这些方案内容的国民政府顾问美国人密勒评论说，这是“在冠冕堂皇的愿意修约的伪装下使治外法权得以新生的一种隐蔽的努力”。125 1930年夏季，美、英公使在继续商量对策，而中国人却在忙于新的内战——蒋冯阎大战。9月，这场战争以蒋介石取胜而告结束。10月28日，王正廷收到了美国的方案。它洋洋数千言，计有十七条，这是美英两国公使商议的结果。主要内容是： 一、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由中国法庭审理，刑事案件仍由美国法庭审理； 二、在上海等十二个大城市的地区法院和高级法院设立专门法庭，受理美国公民为被告的民事案件，这些特别法庭得聘请外籍法律顾问；他们有权干预审判；在审理美国公民为被告的案子时，必须有一名法律顾问作为法官在场，未经他同意，判决无效。 三、美国享有移审权，即美国人为被告的案件可从中国法庭移至美国法庭审理。126 在这个方案中，美国貌似部分放弃了领事裁判权，但由于它要求移审权，就把刚刚放弃的东西又要了回去。这一提案理所当然遭到中方拒绝。 在1931年春季的谈判中，王正廷不止一次表示，如果大国不在5月5日(预定召开国民会议的日子)前放弃领事裁判权，他将被迫就它们的立场向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大会作出报告。詹森分析说，国民政府需要在国民会议上显示其在国内统—方面的进展和对外关系上的成就，否则政府将在会上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受到攻击。他建议美国与列强—起，同意中国最低限度的要求。127 国务院大体同意这种意见。美、英等国经过协商，修改了它们的条件，即由原先的部分废除改为重点地区的保留。4月27日，美国提出新方案。它不再要求移审权和法律顾问的准司法权，但要求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四地保留领事裁判权，为期十年。中方只同意上海公共租界为保留地，为期三年。128 双方分歧仍然很大。 在国民会议召开前夕，5月4日，中国政府颁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声明自1932年1月18起，废除领事裁判权；在东三省特别区、上海、天津等地地方法院附设专庭，受理辖区内外国人为被告的民刑诉讼；专庭聘请中外籍法律专家为咨议，咨议可向法庭陈述意见，但不得干预审判。同时外交部宣布，关于法权的谈判，暂告中断。5月13日，国民会议第五次大会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其中说：“一、中国国民对于各国以前所加于中国之不平等条约，概不予以承认；二、国民政府应遵照总理遗教，于最短期内，实现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之完全平等与自由”。129 此后，国民政府增拨司法预算，改良监狱，组织特别法庭，聘请外籍法律顾问，力图加速谈判进展。 列强担心谈判的滞迟激起中国人民大规模的废约行动，国民会议后又多少作了让步。美国7月14日的方案建议：一、美国放弃领事裁判权，中国至少在五年中维持适当保护措施；二、天津、上海为保留区，期限分别为五年、十年。130 两个月后，9月15日，王正廷邀请詹森赴南京谈判。 　　正在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同时国民党内部蒋汪矛盾激化，宁粤开战，这就再次给美、英等拖延谈判的机会。10月26日，国务院指示詹森终止与中国政府的谈判。12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暂缓实施《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这样，到1931年底，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未有触动，驻华法院、驻沪司法委员法院以及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十八处领事法庭依然如故。131 ① 徐树铮1917年12月3日、1918年3月12日致各省督军电，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徐树铮电稿》，第2、4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FRUS，1920, Vol.1，p.443. ③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日文），第9卷，东京乾元社1940年版, 第138页。 ④ Odoric Y.K. Wou,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 1916-39 ( Dawson: Austrar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8 )，p.155. ⑤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p.167. ⑥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Vol.13, No.8（July 24, 1920），pp.418-419, 416. ⑦ Upton Close: In the Land of Laughing Buddha. The Adventure of An American Barbarian in China ( New York- London: G. P. Putman’s Sons, 1924)，pp.102-103. ⑧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p.187. ⑨ 舒尔曼1922年5月24日关于5月23日美、英、法、日四国公使会商给国务院的报告，舒尔曼6月7日关于会见日本驻华使馆参赞的报告， FRUS, 1922, Vol1，pp.707-708, 714. ⑩ FRUS, 1923, Vol. 1，pp.508, 511. 11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575页。 12 FRUS，1923, Vol.1，pp.517, 522. 13 Asia，Vol.22, No.7（July 1922），pp.511-515, 582-583. 14 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Vol.21，No.9（July 29, 1922），pp.323-325. 15 Far Eastern Review, Vol.18, No.6（June 1922）, pp.366-367. 16 FRUS, 1922, Vol.1，p.782. 17 FRUS，1922, Vol. 1，pp.788-790, 794-796. 18 FRUS，1919, Vol.1，p.670. 19 1919年，吴佩孚从意大利购得3万箱武器弹药，1921年11月他又从意大利在山海关的军需库购得步枪2万支，子弹200万发，1926年他又从该国购得一批军火，见，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p.177. 20 FRUS，1920, Vol.1, pp.746-749. 2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347-1351赠；第3册，第146-151页。 22 FRUS，1924, Vol.1，p.577. 2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19页。 24 参见王聿钧：《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1921-19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辑，台北1969年版, 第269-270页。 25 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280-281、285-286、293、299-310页上有大量与张作霖的武器交易的记载。 26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文书》，东京1978年版, 第61-62页。 27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p.189. 28 Far Eastern Review, Vol.19, No.6（June 1923），p.365. 29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96-301、461-464、514-516、603-605等页。 30 FRUS，1921, Vol.1，pp.494-495. 31 Brian T. George: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Sun Yat-sen: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Revolutionary Disintegration of China, 1920-1924”，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1, No.3（August1977），p.393. 32 《申报》，1921年1月21日。 33 FRUS, 1921, Vol.1，pp.496-497. 34 《申报》，1921年2月11日。 35 FRUS，1921, Vol.1，pp.501-505. 36 FRUS，1921, Vol.1, pp.338-339. 37 FRUS，1921, Vol.1，pp.323-325, 332-335. 38 The Open Door and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p.103. 39 FRUS，1921, Vol.1，p.340. 40 The Open Door and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pp.149-150, 153, 209； FRUS，1922, Vol. 1，p.707. 41 Richard C. Deangelis: Jacob Gould Schurma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21-1925 (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 International, 1983 ), pp.281-282. 42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4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舒尔曼在华外交活动初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第290页。 43 FRUS，1923, Vol.1，pp.555-556. 4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3年7-12月）》，台北1980年版, 第767页。 45 FRUS，1923, Vol.1，pp.557-559, 561. 46 The Open Door and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p.208. 47 FRUS，1923, Vol.1，pp.559-561. 48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21-522、528页。 49 杜永镇编：《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261-262、268页。 50 Jacob Gould Schurma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21-1925, pp.293-295. 51 晨报编辑处、清华学生会合编：《五卅痛史》，晨报社1925年8月版, 第61-66页；FRUS，1925, Vol. 1，pp.653, 657. 52 FRUS, 1925, Vol.1, pp.658, 664. 53 Bernard D. Cole: Gunboats and Marines.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83 )，p.56. 54 FRUS，1925, Vol.1，p.651. 55 Gunboats and Marines.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1928, p.57. 56 FRUS, 1925, Vol. 1，p.659. 57 FRUS, 1925, Vol.1，pp.661-662. 58 《热血日报》，1925年6月7、11日。 59 参见傅道慧：《五卅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163页。 60 《五卅痛史》，第81页。 61 《五卅痛史》，第87-88页。 62 FRUS，1925, Vol.1，pp.763-765. 63 FRUS，1925, Vol.1, pp.767-769, 799, 849.“治外法权”一词有两个含义：外交豁免权、领事裁判权，此处及本章所用的“治外法权”专指领事裁判权。 64 1925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 65 FRUS, 1926, Vol. 1，p.640. 66 FRUS, 1926, Vol. 1，pp.866-870. 67 高承元编：《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 第34-35页。 68 FRUS, 1926, Vol.1，pp.964-966. 69 Dorothy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a Revolution, 1925-1928 (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7)，p.190. 70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 A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Held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eptember 17-20, 1925 (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25), pp.3 6-37. 71 P.165. 72 FRUS, 1927, Vol.2, pp.341-343. 73 FRUS, 1927, Vol.2，p.49. 74 FRUS, 1927, Vol.2，pp.671-680. 75 FRUS, 1926, p.865. 76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 NARS):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 M329, 893.00/7400，893.00/7403. 77 NARS : M329, 893.00/7400，893.00/7403. 78 M329, 893.00/7473、893.00/8444. 79 M329, 893.00/7473、893.00/8444. 80 《国闻周报》，第3卷第35期，第10-11页。 81 《向导》，第192期。 82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20；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酝酿和发动》，《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2期，第78页。 83 《日本外交史》，第516页。 84 M329, 893.00/8336、893.00/8406. 85 M329, 893.00/8502、893.00/8427. 86 FRUS，1927 , Vol.2，p.147. 87 FRUS，1927 , Vol.2，p.167-168. 88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a Revolution, 1925-1928, p.318；FRUS，1927, Vol.2，p.97. 89 FRUS，1927, Vol.2，pp.170, 181, 184. 90 FRUS，1927, Vol.2，pp.170, 181, 184. 91 参见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161页。 92 参见沈予：前引文。 93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4辑，台北1956年版， 第608-611页。 94 FRUS，1927, Vol.2，pp.197-198, 203-204, 209, 211, 213. 95 FRUS，1927, Vol. 2，pp.220-223. 96 FRUS，1927, Vol. 2，pp.224-226. 97 FRUS，1927, Vol. 2，pp.233-234. 98 FRUS，1928, Vol. 2，p.325. 99 FRUS，1928, Vol. 2，p.329. 100 国民政府外交部编：《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1号，第70-72页；FRUS，1928, Vol. 2，pp.331-333. 101 FRUS，1928, Vol. 2，p.333. 10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7-12月）》，台北1978年版, 第147页。 103 FRUS, 1927, Vol.2，pp.363-365；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a Revolution, 1925-1928, p.388. 104 FRUS, 1927, Vol.2，pp.368-370. 105 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1集，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 第241-242页。 106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3号，第131-132页。 107 FRUS, 1928, Vol.2, pp.452, 449-451. 108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3号，第132页。当时中国与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国的条约已经满期，与美、英、法、荷、瑞典、挪威等国的条约尚未满期。 109 FRUS, 1928, Vol.2, pp.453-456. 110 FRUS, 1928, Vol.2, pp.457, 460, 463. 111 FRUS, 1928, Vol.2 , pp.464-467. 112 FRUS, 1928, Vol.2, pp.468, 470. 113 FRUS, 1928, Vol.2, pp.469, 472. 114 条约全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628-629页。 115 Arthur N. Young: China’s Nation Building Effort, 1927-1939.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19. 116 China’s Nation Building Effort, 1927-1939, pp.48-52. 117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4号，第99-100页。 118 FRUS, 1928, Vol. 2, pp.433, 485. 119 《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12号，第113-115页。 120 FRUS, 1929, Vol.2, pp.578-579, 582, 575. 121 Russell D. Buhite: Nelson T. 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25-1941( East Lansing; Mis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pp.43-44. 122 Wesley R. Fishel: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2 )，p.155. 123 FRUS, 1929, Vol.2, pp.596-599. 124 《东方杂志》，第28卷第10号（1931年5月），第110页。 125 Thomas F. Millard: The End of Exterritorialy in China ( Shanghai: The ABC Press, 1931), p.87. 126 FRUS, 1990, Vol.2, pp.472-480. 127 Nelson T. 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25-1941, p.49; Wesley R. Fishel: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p.177. 128 Wesley R. Fishel: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p.182. 129 《东方杂志》，第28卷第10号，第109-110页；第11号（1931年6月），第98页。 130 FRUS, 1931, Vol.3, pp.890-893. 131 这十八处是厦门、安东、广州、长沙、烟台、重庆、福州、汉口、哈尔滨、张家口、沈阳、南京、上海、汕头、天津、济南、青岛、昆明十八个领事所在地。见《东方杂志》，第28卷第15号（1931年8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