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四章 从柳条湖到卢沟桥 第一节 不承认主义 1931年9月18日晚，蓄谋己久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栽赃诬陷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军。关东军炮轰东北军的北大营，并于当晚占领了沈阳全城。 　“九·—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臭名昭著的所谓“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 蒋介石对日本的野蛮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把制止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和美国的干预上。他在9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为无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次日，国民政府发布《告全国国民书》说：“深信此次事件，苟经一公平之调查，国联本其应有之职责，必能予我以充分之公道，及合理之补救。”蒋介石又指示张学良，“倭人狡横，速了非易”，让他切勿与日本单独交涉，以免吃亏，而认为“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① 9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指示在日内瓦的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把中日冲突诉诸国联，吁请国联立即依照盟约，采取措施，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外交部同时指示驻美代办容揆向美国通报情况。9月21、23日，国民政府又连连照会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援引《非战公约》，制止日本侵略。 事变发生后几小时，史汀生国务卿就从詹森公使那里获悉了有关事变的消息。此后几天，日本在东北扩大占领的情报不断传到华盛顿。詹森在9月21、22日的报告中说，日军如此迅速地占领了长春、牛庄、安东、沟帮子、葫芦岛这些彼此相距甚远的地方，并立即把司令部从旅顺移到沈阳，这些都表明日军的所作所为是“蓄谋已久的、精心地、有步骤地加以实施的侵略行为”，他认为，《非战公约》签字国应当向全世界公开表明，日本已完全违背了它作为公约签字目负有的条约义务。 但在华盛顿，人们却不这样看。胡佛和史汀生的基本看法是：一、美国在华利益没有因为事变受到威胁：二、事变既非日本文官内阁所策划，也未曾得到它的默许，它与币原外相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② 基于这种估计，美国政府在事变初期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史汀生希望日本政府，尤其是币原外相在没有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去控制局势，制止事态的扩大，他告诫美国新闻界要尽量克制，谨慎从事，不要在报刊上登载可能激起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情绪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问题是要让日本人知道，我们在注视他们；同时我们要做的是，帮助站在正确方面的币原，而不为任何民族主义的煽惑者所利用”。③ 9月22日，史汀生召见日本大使出渊胜次，“对满洲发生的事情表示震惊与关注”。他强调指出，“满洲局势如不恢复原状，将会在美国产生多么严重的印象”，消除现有事态的“责任主要在日本方面”；并说，他发现币原与日本一些军人之间有着“尖锐的分歧”，他现在要做的是“增强而不是削弱币原的力量”。24日，史汀生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同文照会，要求两国政府保持克制，避免新的敌对行动，采用非暴力的手段解决争端，实现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要求。④ 从史汀生的上述表示可以看出，美国政府不赞成“九·一八”事变，不赞成日本出兵侵占南满，希望满洲事态恢复原状；但美国政府又不敢判定谁是谁非，不敢谴责日本公然的违约行为，而摆出一付不偏不倚的样子，这无异于向侵略者示弱。同时，美国希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关系基础的条约得以继续维持，不致因中日争端遭到破坏。 美国和国联互相推诿责任，谁也不想挑头反对日本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行径。美国认为中、日两国都是国联成员国，解决事变应当是国联的事，美国应在保持独立判断和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的条件下，与国联合作。史汀生给美国驻日内瓦公使休·威尔逊规定的行动路线归纳起来是：第一、支持国联敦促中、日两国通过直接谈判自己解决问题；第二、如果需要外界采取行动，那就支持中、日两国把问题提交国联；第三、如果这还不行，美国再考虑根据《九国公约》或《非战公约》采取可行的办法。⑤ 中国代表施肇基在9月21日的国联理事会上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日本政府对此竭力反对。并威胁说：国联如未经日本同意，即行委派视察团，则“日本政府对此不负任何责任”。⑥ 史汀生也提出异议。当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就此事征询史汀生的意见,并邀请美国参加调查团时，史汀生表示,这一做法“不利于日本接受我们和平解决形势的努力”，它会“煽起日本的民族情绪”，“从而使币原和日本政府中其他主张恢复和平的人的地位变得更加困难”，他认为如果要派调查团，它的参加者只能是争端双方。⑦ 国联于是又提出一个方案：由中、日两国各指派两名代表，由国联理事会指派三名代表，组成调查团。德鲁蒙再次表示，欢迎美国以任何方式参加这个调查组，不论是作为《九国公约》签字国，还是以一般地关注事态发展的名义均可。史汀生再次断然拒绝了国联的邀请。他坚持由中、日双方通过直接谈判解决问题；如果谈判不成，国联可根据盟约采取适当行动，而美国则“从道义上支持国联的行动”。⑧ 可见，史汀生是竭力要让国联担起解决中日争端的责任，而推卸美国作为《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签字国、发起国所应承担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的最初日子里，美国政府的态度比国联更为消极。主要由于日本的反对，也由于美国的影响，中国政府关于派遣中立调查团的要求迟迟没有实现，错失了尚有可能暂时遏止日本、避免事态扩大的一线机会。 美国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中国政府不满。9月30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寓所接见詹森，询问美国在给中、日政府的照会中何以对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如此轻描淡写。他希望美国对制止日本的战争行为表现出更强烈的兴趣。代理外交部长李锦纶也向詹森指出，美国在东北有着历史地位，他希望美国能够保持这一传统，发表比24日同文照会更强硬的公开声明。詹森问他，中国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与日本谈判。李锦纶答称，中国相信国联会保护中国在满洲的权益，如果国联实在不采取行动，中国可以在与华盛顿会议期间相类似的条件下，即在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出席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但日本撤军是谈判的先决条件。史汀生对宋子文、李锦纶的要求依然无动于衷。他答复说，美国政府“密切注视和惦念着”满洲形势，并希望中、日两国都有良好的机会执行国联理事会9月30日通过的要求中、日双方避免冲突、日本把军队撤到铁路区域的决议。⑨ 日本无意执行国联决议，宋子文又于10月5日向詹森提出一项声明，要求美国采取措施敦促日本迅速完全撤军。次日，宋子文进一步提出书面要求：如果日本不履行国联决议，“美国要让东京感觉到它的影响，日本对于它的坚决态度是不敢抗拒的。这对国联也是个鼓励”。但史汀生对中国的一再呼吁依然置若罔闻。他在8日对容揆说：“我们不打算判断争端中的谁是谁非……我们不袒护某一方……不偏爱某一方”。⑩ 史汀生力图保持“完全的中立”，想入非非地让日本文官政府不受外界干扰地行动，去控制军部，扭转局势，他的这种态度恰恰是对中国的打击，对日本的袒护和纵容。关东军利用中国的不抵抗，美国和国联的消极观望，在东北不受干扰地攻城掠地，肆无忌惮地扩大侵占范围。在事变后的一周里，日本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多座城市，接着又北犯黑龙江、南侵辽西。 正是在史汀生对中国代办说那番话的同一天，10月8日，关东军的12架飞机对辽西重镇、辽宁省政府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临时所在地锦州进行狂轰滥炸。 　　轰炸锦州使史汀生震惊，而币原却辩解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事”。11日，史汀生指示驻日大使内维尔向币原递交了一份措词强硬的抗议照会，其中说： 　　“国务卿不能理解，轰炸锦州这件事怎么能大事化小，怎么能说此事无关紧要……日本军用飞机到底有什么权利飞到该城，进行挑衅，投掷炸弹……即使在战争期间，对一个不设防的、未受警告的城市的空袭也是军事行动中的极端行为。……国务卿不得不认为，轰炸锦州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11 　　史汀生还在10月9日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日军轰炸锦州的情况，指出了事态的严重性。但胡佛却不认为“日本在胡作非为，对和平条约造成了重大破坏”。相反，他坚持认为美国必须审慎从事，“不要因为日本拒绝为它视作一纸空文的那些和平条约采取行动而使我们自己陷入屈辱地位”。12 但他还是批准了派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吉尔伯特参加国联理事会会议的建议。 　　10月13日，国联理事会复会，继续讨论中日争端。次日，史汀生训令吉尔伯特接受理事会邀请，出席涉及《非战公约》的讨论(吉尔伯特只正式参加了16至19日三天会议)。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关于中日争端的第二个决议，限令日本在11月16日之前将军队完全撤到南满铁路区域，决议还规定，大国将派代表察看决议的执行情况。 这一决议给中国政府带来了新的希望。10月26日，蒋介石同时召见美、英、法驻华大使，感谢各国在国联会议上的协助，邀请三大国派代表到东北实地视察，并要每个国家至少派两名代表，一名军人，一名文职人员，代表派得越多越好。 史汀生对这一要求的反应是：应当由国联成员国先派代表。他对国联10月24日决议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决议要日本军队限期撤军的规定是“不明智的”，可能“导致僵局”，因此他迟迟没有对决议作出正式表态。13 美国的沉默使英国不安。11月2日，英国大使询问副国务卿卡斯特尔，美国是否发出了支持国联决议的照会。卡斯特尔闪烁其词地回答说：“我们十分审慎地考虑，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与国联行动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我不认为，人们要求我们对决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示赞同。”14 美国的态度也使中国感到失望。11月2日，李锦纶约见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裴克，询问他美国为何对国联决议迟迟不表态。史汀生于次日指示裴克，他可以作为个人的非正式意见答复李锦纶，国务院认为“至为重要的是遵循一种不偏不倚的行动方式，避免哪怕看起来是偏袒争端一方，或过早作出判断的行动”。15 可见，迟至11月初，史汀生依然对日本政府抱有幻想，他对中日争端的基本态度仍无改变。16 由于日本的反对，也由于大国互相观望，踌躇不前，国联的第二个决议并未付诸实施。 日本蔑视国联决议，积极策划向北扩大侵占。正是在国联规定的撤军期限的11月16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占领齐齐哈尔的命令。18日，关东军占领该城。 消息传来，史汀生再次感到震惊。他若有所悟地在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日本政府再也不能控制[局势]了，局势实际上是在一群疯狗的掌握之中”。17 他在这天召见日本大使，历数了事变以来日本攻城掠地，进攻中国守军，最后攻占齐齐哈尔的事实，指出，“我只能把这看作是日本军队违反《凯洛格公约》和《九国公约》的行为”，并宣布，他保留公布自事变以来两国间往返文件的自由。18 这是两个月来史汀生第一次明确提到这两个国际条约。 史汀生还考虑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早在10月17日，史汀生就向胡佛提出了经济制裁的设想，但胡佛不同意。他认为，美国的行动应限于施加“道义的压力”，他把经济和军事制裁作为“通向战争的道路”予以排除了。19 11月下旬，史汀生再次提出经济制裁问题。他的理由是：一、“如果日本干了坏事而得不到报应”，那对世界和平将是个十分重大的打击；二、舆论的谴责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起作用，只有让他们“吃点苦头他们才能接受教训”；三、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大国都参加对日禁运，日本“很快就会投降”，禁运短期内就会奏效。20 但胡佛却依然固执己见。 美国政府之所以不敢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除了上面说到的对日本政府内部状况的错误分析外，还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影响。19314春夏的金融危机摧毁了现存的国际汇兑与贸易制度，使美国从1929年开始的萧条进入了灾难性的阶段。胡佛政府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无暇他顾。由于经济危机，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胡佛本人遭到鄙弃的程度是历来美国总统中极少见的。这样一个岌岌可危、自身难保的政府在外交上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 第二、美日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占第三位，1932年美国对华输出仅0.56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的3.5％，对日输出为1.35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的8.4％。美国在日本也有巨大投资。一旦实行禁运，美国经济利益将受巨大损害，这对受严重经济危机困扰的美国不啻是雪上加霜。 第三、和平主义、孤立主义的影响。在二三十年代，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参加一次大战是个错误，是威尔逊自行决定采取的非中立政策把美国推向战争的。他们要求和平，反对一切战争，并认为美国地理条件优越。世界别处发生的纷争与美国关系不大，美国无须插手。这种和平主义成为孤立主义的社会基础，胡佛本人就是一个十足的和平主义者，他明确表示，他“将不为亚洲而战”，21 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中的保守派利用这种和平主义思想，在“爱国主义”的掩饰下，冠冕堂皇地制造舆论，兴风作浪，影响民情。这种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在整个30年代都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 第四、反苏主义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度指望把祸水引向北方，指望日本进攻苏联。在10月中旬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胡佛系统地表达了他对日争端的想法，其中说到，假如日本人大胆声明，如今中国国土大半已经布尔什维克化，在那里正与俄国合作，满洲陷于难以容忍的无政府状态，日本本来北面已经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今在侧面再出现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就会危及日本的生存，日本因此需要为自己的生存去恢复中国的秩序。如果日本这样声明，美国是不会有多少反对意见的。22 胡佛这番话是美国政府反苏心态的一个典型写照。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再次复会讨论中日争端。在前两次理事会上日本代表曾一再反对国联派调查团去东北。这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的绝大部分地方，并正在筹划组织傀儡政权。日本估计，国联如派调查团去，也将无可奈何地面对它占领东北全境的既成事实，对它实现侵略计划不会再有什么妨碍。于是日本代表芳泽谦吉一反常态。在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不再反对国联派调查团，但他别有用心地提出，调查团不仅应视察东北，还应视察全中国，以便一则拖延时间，二则利用调查团的活动为日本开脱罪责。12月10日，理事会通过决议，派遣一个五人委员会到实地调查，并就调查结果向国联提出报告。调查团除英、法、德、意各派一人外，还邀请美国代表参加。中、日两国各派一人参加调查团。史汀生于当日发表声明，欢迎国联的决定。 在国联理事会会议期间，日军在东北的军事侵略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11月22日，史汀生获悉日军可能从沈阳向锦州进犯，便立即召见出渊，表示他对满洲局势“十分担忧”’警告说，日军对任何中国军队的进攻都是毫无道理的。如果日军进攻锦州，那就只能被看作是“侵略行为”。23 从事变以来，用侵略这个词来谴责日本，不仅史汀生没有过，别的大国和国联也从来没有过。为了向政府更迅速地提供更准确的情报，美国驻华武官麦基尔罗伊和马吉茨上校还到沈阳、锦州实地了解情况。此后，11月23、27日和12月10、22、23日，史汀生又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向锦州进军，如果关东军进攻锦州，那将是“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24 主要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也由于美国的严厉警告，日本只得暂时推迟占领锦州的行动。 1932年1月2日，关东军终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侵占了锦州。史汀生决定采取行动。7日，美国政府在给中、日两国政府的同文照会中声明： “美国政府不能认可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无意承认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可能有损美国或其在华侨民的条约权利的任何条约和协定，包括涉及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这一有关中国的国际政策在内的条约和协定，也无意承认因违背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1928年8月27日《巴黎公约》的条款和义务所导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25 这就是史称“不承认主义”或“史汀生主义”的照会。 这个照会用明确的肯定的语言反对日本用武力手段，侵占中国土地，损害中国主权，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不承认日本侵略的“成果”，这无疑是对日本侵略的一种阻遏。日本的军事冒险既破坏了美国提出、各大国一致接受的在华门户开放政策，直接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又公然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规定，使美国精心构筑的华盛顿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危及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秩序，美国发出这一照会，目的就在于保护美国在华利益，恢复东亚的均势，维护以国际联盟和上述两个国际条约为基础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美国的这种愿望客观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是相吻合的。在这一照会中，美国还警告中国政府，不能与日本缔结丧权辱国的条约，这对在日本侵略面前常常表现出妥协倾向的国民政府既是一种支持(如果它抵抗日本)，又是一种制约(如果它准备出卖利权）。当然，由于美国没有采取更有力的制裁措施，1月7日照会的阻遏作用也是相软弱的，很有限的。 　　美国发表这样的不承认声明这不是第一次。1915年5月，当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时，国务卿布赖安也曾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终于迫使日本退出了一部分它已经侵吞的权益。史汀生的声明实际上是仿照他前辈采取的一个行动。在事变发生时，由于国内国际的种种原因，美国不能直接进行干预，但通过发表不承认的声明，它保留了在今后适当时候进行干涉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照会也具有一定的积极的含义。 　　史汀生的声明受到美国舆论的热烈支持，也受到一些孤立主义观察家的攻击，他们认为照会既无用又危险。《费城纪事报》的一篇文章把史汀生比作唐·吉诃德，《芝加哥论坛》希望华盛顿不要总是跟日本过不去。26 　　中国政府于12日复照美国，表示欢迎美国政府声明，并保证说：“来照所称之条约或协定，中国政府本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完整之原则，绝无订立之意”。27 日本在16日的复照中一面重弹满洲门户开放的老调，一面又狡辩说，国际条约在中国的运用要视中国变化了的情况而定，谎称，满洲行政官员的人事变动都是“出于民意”，掩盖其制造傀儡政权的罪责。 　　史汀生在发出照会之前，曾把照会内容通知了英、法和其他一些国家。他希望英、法两国能仿效美国采取行动：三国联合起来对日本施加外交压力，如能这样，他认为照会“是会奏效的”。1月7日发出照会后，他又立即把副本转送《九国公约》其他六个签字国。但英、法的反应却令人失望。1月11日的《泰晤士报》登载了9日英国政府给美国的答复，其中说，既然日本政府一再重申遵守门户开放政策，欢迎外国在满洲企业中的参与和合作，英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再象美国那样向日本政府提出一个正式照会。28 英国的答复对日本违反国际条约、侵略中国的事实讳莫如深，仿佛即使日本把中国东北割裂了，只要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允许英国在那里经营经济事业，英国也就满意了。这种答复本身是对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亵渎，是对日本侵略者的鼓励。其他国家也没有积极支持不承认主义。 　　其时，日本正在东北炮制伪满洲国。为了转移国际上的注意力，日军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闸北大批登陆，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29日晨，日机对闸北、真茹等地狂轰滥炸。当天，中国外长罗文干召见詹森，要求对《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负有首要责任的美国立即采取行动，制止日军的敌对行动。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发出照会，呼吁“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切其他行为，俾该公约之尊严及远东之和平均得维持。”29 　　在“一·二八”事变前几天，当着上海形势骤趋紧张时，史汀生同他的助手和下属就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预测和磋商。史汀生力求在两点上与英国达成一致：一、向日本表示，美、英两国在上海有巨大的利益，对那里的形势极为关注，日军没有任何借口在公共租界登陆；二、向上海增派军舰，增调海军陆战队。史汀生于1月25日召见英国大使，向他详细讲述了美国意向。30 　　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方，英国在华投资的七成以上，美国的约六成半，意大利的七成都集中在上海。日本在上海开战，英国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英国政府也不能坐视了，它对英国建议作出了积极反应。1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训令英国驻日大使，就上海事变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并称，英国政府不会默许把公共租界作为进攻的基地。31 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英国对日本作出的一次最强硬的表示，美国也提出了类似的警告，从而使日本第一次面临西方大国联合的外交压力。美、英两国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上海的军事行动，并训令各自驻沪领事斡旋停战，特别是保障公共租界的安全。1月31日，美国政府提出解决上海事变的五点建议，内容为：中日双方停止一切武力行动；双方不再进行任何敌对行动的动员和准备；双方军队退出彼此作战地点；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军队，以保护公共租界，中立区由中立国军队驻防；在上述基础上本着《非战公约》和国联决议的精神谈判解决两国间—切悬案。32 英、法、意等国同意这一方案。2月2日，中、日两国政府分别收到了美、英、法三国各自内容相同的照会。 　　中国政府立即表示接受这一提议，只是建议将“中立区域”、“中立国”改为“和平区域”、“第三国”。 　　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遭到国际舆论群起谴责；日军在上海遇到中国守军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顽强抵抗，伤亡重大；国内又遇到筹措军费的困难。美、英提出中日谈判的建议，日本难以公然拒绝。但它反对提案中的第五点，日本担心，把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就有丧失在东北攫取的侵略成果的危险。内大臣牧野伸显说：”如果我国在上海失败了，则直到现在的满蒙问题也将统统化为乌有”。藏相高桥是清担心，“如果在各国中孤立了，是否连迄今苦心经营的满蒙结果也会丢得一干二净”?33 日本在2月4日的复照中说，满洲问题与上海事件毫无联系，而且，“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是，在解决满洲问题时不接受中立国观察员或中立国人士参加”。34 日本也不同意不再进行战争动员的要求。同时，日本加紧在东北策划成立伪政权。2月18日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扬言“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各省区完全独立”。35 　　史汀生在发表不承认主义声明后，一直在考虑重申这一声明。他希望与英国采取联合行动，但遭到英国拒绝。他于是设想通过别的办法来重申美国政策。鉴于当时的事态发展，他在2月23日给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写了一封长信，并经胡佛同意，予以公开发表。史汀生在信中说，华盛顿会议的目的不仅在于消除海军军备竞赛，而且在于解决各种威胁和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互相关联的。美国政府之所以愿意放弃它在建造战舰方面的领先地位，之所以愿意不再加固关岛和菲律宾的防御，除了别的因素外，还是由于《九国公约》……反对各国通过军事手段靠牺牲中国实行扩张。”36史汀生的言外之意是，既然现在日本已经在中国实行军事扩张，美国也要考虑它是否还受《九国公约》约束的问题，美国增强在关岛和菲律宾的防御力量不是没有可能的。史汀生再次重申了不承认主义的立场，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执行这一政策。不久，美国政府公布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美、日两国的全部往返文电。美国新闻界掀起了谴责日本侵略的浪潮。 　　“一·二八”事变以后，中国政府立即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理事会曾一再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上海事态。3月4日，国联全体大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中日双方立即停战，在大国协助下举行谈判。此时，日军已经攻占吴淞炮台和真茹。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本是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它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注意力，这时伪政权的筹组工作已大体就绪，即将出台，日本便同意进行谈判。从3月14日起，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与日本公使重光葵、侵沪日军陆军中将植田谦吉在上海英国总领馆举行谈判，英、美、法三国公使和意大利代办列席参与协商。5月5日，双方签署《上海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也就是说日本军队可驻在上海市区，中国军队却只能驻在当时驻扎的嘉定、太仓、昆山一带。37 协定即将签字的消息传出，愤怒的爱国学生痛殴了郭泰琪。 　　在上海停战谈判期间，以英国前驻印度总督李顿为首、有美国前驻菲律宾总督麦考益参加的国联远东调查团于3月14日到达上海，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从此参加调查团工作。调查团在中国东北和其他地方调查三四个月之后，于10月2日发表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报告书确认了日本军事占领东北三省的事实，但没有认定日本军事行动的侵略性质；它既承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的领土主权，又极力渲染日本在那里的“特殊地位”；既反对维持伪满洲国，38 又不赞成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况，而主张对东北实行国际共管，日本在其中享有特殊地位。39 这个报告书没有使日本满意，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从11月下旬起，国联理事会、全体大会以及专门为处理中日争端而成立的十九国委员会开始反复审议、辩论该报告书。一般说来，英、法等大国代表比较偏袒日本，而众多小国代表则同情中国。 　　当时，美国大选刚过，罗斯福成为当选总统。日本乘这两届政府交替之际放出谣言说，新政府将完全改变美国的远东政策，以此制造混乱。史汀生认为应当消除人们对美国可能改变政策的担心。1月9日，他在纽约州海德公园罗斯福家里会晤当选总统，两人就美国外交政策广泛地交换了意见。罗斯福完全赞同史汀生的远东政策，并对它表示“十分热切的关注”。他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冒险最终是要失败的。40 1月13日，史汀生在征得罗斯福同意后告知英、法政府，美国1932年1月7日的立场没有改变，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两届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一致。他指出，如果日本得以将其意志强加于远东，并取得对全世界尤其是国联的外交胜利，那末，一次大战以来为建立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的机构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国联也将威信扫地。他表示，美国政府和人民将注视国联采取的行动，支持国联作出的明智决定，并乐于与国联合作。41 　　英、法代表在国联袒护日本的立场在国内受到批评，在国际上遭到抨击。史汀生的上述表态也促使英、法的态度多少发生转变。2月17日，十九国委员会提出《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24日，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通过了该报告书。它用比《李顿报告书》更明确的语言谴责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行径，并要求日本遵照国联已经作出的决议，把军队撤到“铁路区域”之内，并定出撤军的方法、步骤、期限。大会同时议决组织关于远东问题的咨询委员会，邀请美、苏代表参加。中国代表接受该报告书，并希望国联根据盟约进一步对日本实行制裁。日本拒绝报告书，并于27日宣布退出国联。42 　　美国欢迎这一报告书。史汀生于25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对中日争端作出的结论与国联是基本一致的，美国和国联都同意不承认原则，美国赞成国联建议的处理事变的方针。3月14日新任国务卿赫尔表示，美国指派驻瑞士公使威尔逊参加国联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但不作为正式成员，不享有表决权。 　　 　　 　　 　　第二节 棉麦借款与白银协定 　　 　　1933年3月，罗斯福开始了他的第一任期。在他执政的头几年，美国人对外部世界普遍表现出漠不关心，举国上下所瞩目的是，迅速摆脱失业、贫困和饥饿。少数对外交事务感兴趣的人所注意的多半是欧洲国家欠美国的债务、国际金融和贸易问题。新总统全力以赴推行“新政”，以实现国内的经济复兴、社会救济和政治稳定。对于中日争端，罗斯福和赫尔总的说来基本上推行了一种任随事态发展的消极的不介入。不干预的政策。他们力求避免与日本的冲突，甚至还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美日关系，在对华关系方面，美国处处小心，事事谨慎，生怕冒犯日本。 　　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霸占东北后又觊觎关内。1933年1月1日，日军在山海关挑衅，3月占领了热河省，5月又发动第二次长城以南作战，并迫使中国订立了《塘沽停战协定》。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国民政府内以宋子文(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为代表的一部分亲英、美人士迫切希望依靠英、美力量遏制日本。正在这时，罗斯福发起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以解决国际间关税及货币问题。罗斯福邀请英、法、德、中、日等11国首脑在会议之前先到华盛顿分别讨论双边经济问题。国民政府认为这是向美国求援的好机会，便派宋子文率团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并在会前访问美国。 　　宋子文一行5月6日抵达华盛顿，8日会晤罗斯福，开始协商借款事宜。中国代表团起先准备向美国商借两笔各500万美元的信贷，以购买美国的小麦、棉花。但美国企图乘机以高出国际市场的价格向中国倾销过剩农产品，从而使信贷总额高达5000万美元。43 　　美国政府内部对这项借款有不同意见。来自棉麦生产州的国会议员竭力促成借款，农村信贷署署长、罗斯福的密友亨利·摩根索代表了他们的意见。他认为，即使这笔款项永远不能偿还，出售这些棉花也将提高国内棉价，美国国内库存棉花将得以增值1亿美元。国务院对借款提出异议：一则，它没有足够的担保；二则，更重要的原因，他们担心，给中国贷款很可能触怒日本，而日本却是美国棉花的最大主顾。罗斯福权衡利弊，否决了国务院的意见。5月29日，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总经理琼斯正式签订借款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由美国金融复兴公司借给中国政府5000万美元，其中约4000万用于购买美棉，1000万购买美麦(包括面粉)，中国政府只在中国销售所购棉麦；借款年息五厘，五年还清；以统税和海关附加税作保；所购棉麦至少一半须由美国方面承办运输保险事宜。44 　　这笔借款对美国来说是十分有利的。美国出售的小麦、面粉价格均高于国际市场，例如美麦平均每普式耳为0.557美元，比国际市场高出5美分；美粉价格比澳粉约高30％，较国内粉价高35％。协定规定所购棉麦—半以上须由美商承运，而美国商船的运输费用又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小麦运费美国商船每吨3.75美元，而别国仅为2.75美元，面粉运费美国商船每吨4.5美元，也比别国船高出1美元左右。45 因此，借款在美国国内大受欢迎。华盛顿6月5日合众社电讯称，“5000万借款公布后，美国棉业界均表欢迎，坚信此为二年来解决过剩出产问题之最切实的办法。”46 　　棉麦借款的消息在中国国内引起极大震动。中国工商界大多表示反对。上海棉花号业同业公会、上海面粉业公会、苏浙皖内地机制粉公会、江苏全省农村协进会等团体连日电呈行政院，认为美国棉麦的大量进口必然沉重打击国内农村经济，打击民族工商业，强烈反对政府签订借款协定，甚至声称：“倘政府不加采纳，属会等将径电彼邦，誓不承认，以谋国民之自救”。47 一些政界人士如胡汉民等也对借款提出异议。 　　宋子文在签订借款协定之后即到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会后又到巴黎、罗马等地。他广泛接触各国金融界头面人物，从英、意、德等国多多少少得到一些贷款。他还向各国提出了建立一个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将由英、美、法、德、意和中国专家组成，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建议，他邀请法国银行家莫内担任委员会主任。宋子文希望以这个委员会最终取代1920年建立的四国银行团，协助中国实现需要大宗财政支持的复兴建设计划。照他的设想，这个委员会与从未发挥实际效能的银行团不同，它将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它本身拥有足够的资金承担大规模的开发工程，并偿付中国的外债，自然，它将把日本排除在外。但宋子文的设想没有成为现实。48 　　与此同时，宋子文还于6月28日致函国联秘书长，回顾了中国自1931年来与国联的技术合作，要求国联派遣技术代表前往中国，使这种合作继续下去。7月3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建立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建议，并确定由理事会主席和中、英、德、法、意、捷克、挪威、西班牙等国代表组成，必要时可邀请其他国家(指美国)委派代表参加工作。7月14日，国联新任秘书长爱文诺致函国务卿赫尔，邀请美国政府派代表参加委员会。美国政府决定，在没有进一步弄清委员会的情况和准备实施的项目之前，暂不派代表“确定地、引人注目地参与其事”，而只派人作为观察员参加委员会会议。7月18日，美国驻法使馆参赞马里纳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委员会的一般工作原则，并同意中国政府要求，决定派遣国联卫生署署长，波兰人拉西曼作为技术联络官员前往中国。49 　　日本密切注视着宋子文的话动。起先日本认为棉麦借款只不过是美国为了解决因大衰退而引起的严重经济问题的措施，不会对中日争端有多大影响，因而不必急于加以反对。但后来日本得知宋子文不仅在欧美寻求借款，还在全面寻求西方的援助，国联还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日本政府便公开进行干涉了。7月17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向驻美、英、法、德等国大使和国联帝国事务局代理局长伊藤发出训令，命他们与驻在国及有关方面交涉，不得“以购买武器或财政的援助为目的”借款给中国，并威胁说，否则，“将来中国籍此关系国之经济的援助，而敢为反满抗日方策之际，我方[日本]则有继续行使前于满洲、上海两事变曾经表示毅然的自卫行动之意向。关于为此引起的日华纷争之再发，其责任应由援助国分担。”24日，外务省再次声明，对“美国及欧洲主要国对华之借款及购买武器之契约”“公开表明绝对反对之意思。”50 25日，日本驻美使馆参赞竹富会见美远东司司长亨贝克，就马里纳7月18日参加国联委员会会议事提出质问。他咄咄逼人地说，日本认为，“大国显然正在开始从事一项把日本排除在外的援华事业”，这种努力是“愚蠢的，不合时宜的”，对于这种努力，“日本是不会容忍的”。谈到棉麦借款，竹富说，在日本人们把它看作是“对中国的一种援助，因而是针对日本的”。他最后要求，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应当取消，“如果国联坚持要干，美国至少不应介入。 ”8月10日，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向赫尔表示，“美国向中国出售小麦和棉花……可能严重影响日本，”今后美国“在采取任何可能影响日本利益的步骤之前应先同日本进行磋商”。51 　　日本的反对不仅仅是一种外交姿态。广田弘毅继任外相(1933年9月)后，明令日本在华棉纺织广采取不合作态度，一律不得购买进口美棉；加之中国国内棉花丰收，棉纺织业萧条，造成进口美棉滞销积压，麦粉也由于价格过高，销售遇到困难。国民政府被迫请求美国政府减少债额。1934年2月，经驻美公使施肇基等与美方商议，美棉债额由4000万减为1000万，麦粉则维持原来数目，但期限予以展缓。同时，国民政府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去乞求日本纺织厂购买进口美棉。宋子文通过棉麦借款促进中美财政合作以抵制日本入侵的企图破灭，他本人也被迫于1933年11月辞职。 　　1933年至1934年春，中国与外国的合作还涉及军事方面，如中国政府从外国购买飞机，聘请美国人、意大利人担任飞行教练，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派军事考察团访问苏联，等等。日本把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和合作都看作是它实现独霸中国的目标的障碍，处心积虑地加以反对。1934年1月23日，广田外相在议会发表外交方针的演说，反对英、美在华势力，声称日本是“维持东亚和平的唯一基石”，要求各国明白理解日本的现实地位，并表示今后将推行“亚细亚门罗主义”，亦即不仅要独吞中国权益，而且要称霸亚洲。4月17日，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接见记者时更加露骨地宣称，“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将给中国、东亚“甚至对日本也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日本在原则上不得不对此表示反对”。52 显然，这是一项排斥英、美在华势力，把中国视同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的狂妄声明，它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但国民政府却不敢理直气壮地提出抗议，外交部只是在4月19日发表一项声明婉转地表示，中国“与他国发生之关系，一如任何独立主权之国家间应有之关系”，并解释说，中国与他国之合作“不属政治之事项”，购买军用品聘请教官亦“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日本“不必有所过虑”，在国际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外交部发言人于26日作了第二次较为强硬的声明，表明了“中国之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稍予损害”的立场。53 　　《天羽声明》与《九国公约》的条文和精神，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背道而驰的，但美国的反应却十分迟钝。倒是英国于4月23日对日本提出照会，表示《九国公约》不能由任何签字国单独宣告废止，这就迫使美国表明态度。4月28日，美国政府就《天羽声明》照会日本说：“中美关系，正如美国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是受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及美国所加入的各项条约支配的”，“在涉及其他国家的权利、义务和合法利益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经其他有关国家的同意，而得以达到它自己的企图。”54 这个照会只是极其一般地、甚至可以说是敷衍了事地表明了美国保护其在华利益的愿望，其中既没有具体提到《九国公约》，也没有表明美国对日本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将采取什么立场。比起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来，赫尔的照会是一个更软弱的政策声明。赫尔在把这个照会交给新闻界发表时，还要求报界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以免刺激日本。这还不算，赫尔还要求远东司为今后避免与日本发生摩擦提出建议。远东司主张，今后美国政府不再给中国以财政援助，如要提供借款，财由国际银行团去提供，也就是与日本合作提供；应劝阻美国人充当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严格控制对中国的军火输出。总之，以后一切与中国有关的事项都要注意避免触犯日本。在那几年中，美国政府所执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对侵略者姑息绥靖的政策。 　　日本显然认为美国的这种态度可以为它所用，便试图进一步拉拢美国。5月16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交给赫尔一份备忘录，建议两国政府发表一项联合声明，确认对方“没有侵略性的意图”，“重申各自尊重对方的领地、权利和利益”，并“承认，美国在东太平洋地区、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是主要的稳定因素，两国政府将为在与各自国家地理上相邻地区建立法律与秩序的统治而竭尽全力。55 显而易见，日本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联合声明，使美国认可它在中国的侵略，并且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划分势力范围，从而把美国置于日本帮凶的地位。毫不奇怪，美国拒绝了这一居心叵测的建议。 　　美国对日本扩大在亚太地区的侵略也不是没有警觉。事实上，罗斯福上任伊始，就开始大力扩充海军。1933年6月，他从公共建设工程专款中拨出2.38亿美元，建造总计12万吨的32艘舰艇，这是1916年以来最庞大的一项海军建设计划。1934年初，他又全力支持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建造和更新舰艇的数量应达到1922年华盛顿海军军备限制条约的最高限额。56 　　1934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开始实行一项对中国产生严重影响的白银政策。美国国内一心希望为美国的白银行业谋取利益的白银集团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提高银价。以内华达州参议员皮特曼为首的这个集团声称，如果提高银价，“就能使中国及其他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得到提高，从而为美国商品开辟广阔的未来市场”。57 6月，罗斯福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签署了一项白银购买法。这项法令规定，政府购买白银的数量要达到美国通货储备金的1／4，或国际银价达到1盎司1.29美元（当时是1盎司0.45美元）为止。这项法令的实施，使中国白银出口剧增，给中国币制带来严重混乱。9月22日，驻美公使施肇基奉命照会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政府不取可使中国白银再有流出之行动，并与中国合作，……阻止银价高涨而维持平衡”。10月12日，罗斯福正式答复中国政府说，白银计划是国会确定的，政府只好“遵照该项计划之目标进行”，同时笼统表示在执行国会法令时将“竭力注意中国政府之意见，而调整购银之时间地点以及数量”。58 但实际上，美国只是我行我素，置中国呼吁于不顾。 　　10月14日，国民政府宣布即日起加征7.75％的白银出口税，加上原征税共10％。此后，合法出口有所减少，但走私出口却更加猖獗。据可靠估计，仅1934年最末几个星期中就有价值2000万元的白银走私出口，1935年一年白银走私出口估计在1.5亿至2.3亿美元之间。59 12月上旬，孔祥熙再次商请美国政府或者宣布国外白银的收购价不高于每盎司45美分，或者与中国合作帮助中国整理币制。在沪美国金融界头面人物也警告说，如果外国不给援助，中国的经济结构过不了几个月就可能崩溃，现在针对美国白银政策的反美情绪已经相当严重，总统也许应当考虑修改这项政策。副国务卿菲利普斯12月10日把这份电报与孔祥熙的求援电一起呈送总统，他也建议总统重新考虑白银政策。60 　　美国政府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并不一致。由回国述职的驻华大使詹森和国务院经济顾问菲斯拟就的备忘录认为，美国的白银政策正在损毁中美关系，美国先前答应援助中国的重建，如今实际做的却适得其反；没有外国帮助，中国不可能整理币制，而如果美国帮助中国整理币制，则将更深地卷入中国内政，也自然会招致日本的反对。备忘录于是建议终止收购白银,或者接受孔祥熙的建议把银价稳定在每盎司45美分。财政部却认为，鉴于国会的态度，政府必须收购白银，但美国政府可向中国发放一笔信贷用于整理币制。最后，总统主持的国务院和财政部联席会议定出一个方案：把银价稳定在每盎司55美分，按中美两国政府都同意的条件向中国政府收购白银。12月18日，美国政府把这一决定通知中国中央银行。但这则本属机密的消息却不胫而走，而且变了样子。见诸报端的新闻是：美国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将放慢购买白银。国会中白银集团议员强烈反对政府这一措施。12月31日，代理财政部长摩根索被迫通知中国政府。终止刚刚开始实施的计划。61 　　中国政府于是提出安排宋子文在1935年1月下旬赴美商谈。但国务院认为，既然美国政府没有什么好办法，宋子文访美注定不会有结果，这样，美国就会被指责为任随中国混乱状态的发展；如果美国采取某种措施，又可能给美日关系带来麻烦。以皮特曼为首的白银集团自然更是竭力反对拟议中的宋子文之行。他们扬言，除非宋子文不提白银问题，否则不能让他来美国，罗斯福政府无奈，只好通知中国政府取消这一计划。 　　2月初，中国政府向美国表示，中国打算把币制改为金银双重本位制，要求美国提供1亿美元贷款；国务院主张，美国要与对中国财政问题有兴趣的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一起向中国提供“集体援助”；财政部则认为，集体援助是行不通的，美国只能“单独干”。结果国务院的意见占了上风。2月26日美国政府给施肇基的照会说：美国政府想知道，中国政府是否考虑过把这一方案同时向在过去对中国财政问题有兴趣的那些外国政府提出。62 这一答复最终表明，罗斯福政府在国内不敢得罪白银集团，在国际上生怕触犯日本，它对中国的一再呼吁和请求不能作出有效反应，而任随损人利己、危害中国的政策略继续下去。 　　与此同时，中国向英国寻求贷款的努力也遭到挫折。英国政府提出了类似美国国务院的建议：由英、美、法、日四国联合向中国提供贷款。但日本政府对此置之不理，其他国家也不热心，英国转而建议派专家赴华调查，又遭日美拒绝。英国政府遂决定派其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作为财政专员前往中国考察。英国希望实现以英国为主、得到日、美合作的对华贷款，并希望中国放弃银本位，发行与英镑相联系的纸币，从而达到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9月21日，李滋罗斯一行抵达上海。 　　1935年夏，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步深入。6月，侵华日军制造事端，先后把《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强加给中国，使日本势力渗透到河北、察哈尔两省全省范围，国民政府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几年，蒋介石政权由于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积极“剿共”，每年军费支出竟高达该年财政收入的1/3以上，因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美国白银政策的冲击更使中国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国民政府被迫考虑实行币制改革的问题。为了拥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外汇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国民政府再次向美国求援。 　　10月26日，孔祥熙在致驻美大使63施肇基的密电中提出了由中国政府直接向美国政府出售1亿盎司白银，而不在市场公开抛售的方案，以免刺激白银市场。财政部长摩根索本来就希望通过美国单独干预控制中国财政，可是一年多来，美国却一直左顾右盼，不断拒绝中国的求援要求，而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倒是英国派遣了李滋罗斯赴华，先于美国介入了中国的币制整理。当时中国中央银行每天所开汇率都是以英镑为基准，对美元、日元的汇率都通过英镑对这些外币的汇率进行折算，这自然使摩根索怀疑英国是要把中国币制纳入英镑集团。中国的上述建议正好给美国插手中国的币改、扭转当时于美国不利的事态发展提供一个机会。于是他表示可向中国购买1亿盎司白银，条件是中国提供币改的详细方案。11月1日，孔祥熙将币改方案秘密通知摩根索，并另给施肇基发一密电：“请非常秘密地口头通知美国财长，中国政府已决定采纳今日英文电报中所述的币改计划……极盼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售白银一事能作答复。……英国代表团[指李滋罗斯]赞成在上海发行债票，由英国银行和其他对此有兴趣者参加，已取得谅解，债票可在伦敦发行。……如此次借款成功，这就意味着新币将与英镑发生联系，否则，新币与其他外币或黄金发生联系将不受任何约束。”64 这份电报对于美国来说既是一个威胁，又是一个诱饵：如果美国答应大量收购中国白银，新币可能与美元发生联系，否则，国民政府只得求助于英国，新币与英镑挂钩也就在所难免了。孔祥熙已经有言在先，只待摩根索作出抉择了。 　　2日，摩根索在与施肇基的谈话中再次表示同意向中国收购1亿盎司船上交货的白银，并提出购银条件如下：此项售银收入完全作为稳定中国货币之用；中国成立由三位专家组成的平准委员会，其中两位须为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的代表；中国将售银所得存放于中央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该代理行应是一家美国银行：中国新币应按下列任一方式进行兑换：或从币改一开始就确定中国元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或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兑换—定数量的黄金，每盎司1.29美元的价格兑换一定数量的白银。65 按这些条件，中国外汇储备存于美国银行，币改由美国顾问指导，新货币必须盯住美元，这样中国货币自然被纳入了美元集团，中国的金融也就落入美国掌握之中了。国民政府鉴于当时严重的金融市场恐谎，等不及再与美国磋商这些条件，就匆匆于11月3日颁布币制改革紧急令，宣布自4日起发行新货币〔法币)，白银收归国有，限期兑换法币。 　　币改令颁布后，各国反应不一。英国表示支持，日本坚决反对，美国乘机进行要挟。 　　英国先已派李滋罗斯等来华考察，为中国币改出谋划策，以便把中国新货币纳入英镑集团。颁发币改令的当天，他与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共同起草了一份题为《1935年禁付现银规例》的国王敕令，要求在华英商和侨民遵守币改令，不以现银支付债务；所有在华英商银行也表示愿意交出白银。汇丰银行并以低息(年息3厘)借给国民政府200万镑。 　　日本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的金融状况及有关的对外交涉。美国高价收购白银，日本乘机大肆进行走私活动。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35年头9个月，日本运出白银总数共值1.44亿日元，而上年同期仅为700万日元，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国偷运出口的。日本报纸也承认，“由日本输出之白银主要是由中国向日本走私之白银”。66 日本怀疑中国币改是在英国策划和支持下进行的。11月4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气势汹汹地责问孔祥熙，为什么在币改令颁布前不与日本商量。在华日商拒绝交出白银，并采用各种手法，或继续从事白银走私出口勾当，或不准华北白银南运，给币改制造种种困难。 　　美国的政策比英、日要复杂一些。11月5日，施肇基对摩根索2日所提各项条件作了答复。中国政府仅同意把外汇存放于纽约，其他各项均未答应。摩根索十分不满，威胁说：中国掷的“这把骰子还没有落定”，中国休要“把我们当傻瓜来愚弄”，休想用美国的钱来实行它的计划。67 国民政府迫于美国压力，作出让步，表示除了法币与美元联锁一条外，其他条件均可接受(对美国专家参加平准委员会一条改为：美国银行的一位代表参加该委会员)。摩根索“斩钉截铁地”说，除非法币与美元联锁，美国不能向中国政府购银，而法币反正是要与或英镑、或美元、或日元联锁的。但摩根索见一时不能压服中国，便于13日与施肇基达成协定，把购银数量减为5000万盎司。68 　　这项交易的达成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法币与美元联锁的要求。摩根索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于是，12月9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停止向伦敦市场收购白银，并降低在国外的白银收购价。伦敦银价迅速下跌：12月上旬每盎司为29便士，12月21日跌至21.75便士，半月之内下跌25％，到1936年1月更跌至19便士左右。69 伦敦这个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几乎陷于瘫痪。 　　美国这一招对中国币改是严重威胁，1935年12月上旬，中央银价的牌价是每盎司白银14.5便士，而伦敦的价格是29便士。国民政府搞币制改革打的就是这个算盘：在国内实行白银国有化，低价收进，到国际市场高价售出，赚取外汇。如果国际市场银价下跌，则国内银价必须随之下跌，否则政府将无利可图；降低银价等于减少了法币的准备金；且法币的稳定有赖于银价稳定，银价过低、法币汇价也无法维持，势必引起抢购外汇和黄金狂潮，币制改革将全面崩溃。国民政府向美国紧急求救。1936年1月21日、26日，孔祥熙两次电告施肇基，“现在银价跌落，又导致了新的不安，大大贬低了中国通货白银准备的价值，损害了人民的信心”。他要施肇基向摩根索说明中国币改的严峻形势，并称“极愿在白银问题上与美国政府进行合作”。70 国民政府派孔祥熙或宋子文赴美谈判，但国务院担心引起英国猜忌和日本反对，不同意中国派政府官员前往，国民政府遂指派在美国颇有声望的银行家陈光甫前往美国。陈光甫早年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时任上海商业储备银行总经理、中国银行常务董事。行前，他被委任为财政部高等顾问。 　　4月7日，由陈光甫率领的中国币制代表团抵美。他与摩根索进行了40余天的艰难谈判，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中国保证其货币确未与英镑发生联系，中国保证在国内扩大白银的用途。谈判结果，中方在这两点上作出让步，换取美国政府新的购买白银、维持银价的承诺。 　　5月15日，中美两国财政部以备忘录及换文形式达成《中美白银协定》。协定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保证币制独立，不与世界任何货币集团联锁； 　　二、中国除外汇、黄金外，保持现金准备中的25％为白银；并取消关于艺术与工业用银的限制；铸造半元、一元银辅币； 　　三、美国承购中国白银7500万盎司，另接受5000万盎司作2000万美元贷款的担保。71 　　5月17日，孔祥熙在《增加法币保障宣言》中透露了上述第二项内容，并称：“依据上项规定，我国币制，自仍保持其独立地位，而不受任何国家币制变动之牵动，法币地位，既臻稳固，国民经济，当趋繁荣”，云云。72 孔祥熙吹嘘法币的独立地位，这是自欺欺人。第一、币改方案从原则到具体细节都是由几个英、美顾问包办拟订的；第二、法币原来在技术上与英镑联锁，后来国民政府虽声明不与任何货币集团联锁，但事实上法币汇价却与英、美套汇率相联系；美元与英镑中那个较贵，法币就照它换算对其他外币的汇率；第三、从1934年11月到1937年7月，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售出四批白银：1934年11月1900万盎司，1935年11月5000万盎司，1936年5月7500万盎司，1937年7月6200万盎司(即作为借款抵押的5000万，及额外加运的1200万)，四年共2.06亿盎司，价值95761570美元，73 占了国民政府发行法币外汇准备中的主要部分。从这四年售银过程中可以看出，币制改革进程本身就表明了国民政府从财政上对美国依附的加深；第四、到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存在外国的黄金和外汇准备共1.35亿多美元，其中70％存于美国，其余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使美国得以通过掌握中国的黄金外汇准备来控制中国的金融。 　　按照协定，中国要保持1/4的法币现金准备为白银，这与美国白银法令中规定的白银在美国货币的金银储备中要占l/4相一致。这样，中国就不能完全脱离银本位，更不能无限制地在国际市场出售白银。这一条款一方面适应了美国国内的政治需要，摩根索可以在白银集团面前为他的立场进行辩护，即他没有帮助中国放弃银本位，相反，中国还要新铸银元，并扩大白银的用途；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美国通过操纵银价影响中国和世界的金融市场。 　　从另一角度看，《中美白银协定》的订立和美国收购中国白银增加了中国货币发行的外汇准备，使法币得以暂时稳定，避免了一场行将爆发的全国性金融危机，对当时的币制改革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尤其是当着日本军国主义正准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时候，财政金融的稳定对于中国以后坚持抗战是至关重要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继续收购中国白银，迄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共购银3.621亿盎司，价值1.572亿美元。74 这有助于维持抗战初期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客观上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一种帮助。 　　30年代前半期，战争的阴云在欧洲和亚洲都越聚越浓，但在美国仍然弥漫着浓重的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情绪。美国人普遍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把数百万青年送到欧洲战场上流血，只是为了填满军火商的钱袋；美国不应把自己捆在欧洲的战车上。1935年8月，国会通过中立法，其主要内容是：对所有交战国一律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禁运，但授权总统确定军需品种类和宣布禁运的时间。法令有效期至翌年2月底。1936年2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新修改的中立法，它与前一个不同的一点是，总统有权决定战争状态是否存在。1937年5月，第三个中立法开始生效。这个中立法未规定有效期，具有“永久”性质；它不仅适用于交战中的国家，也适用于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国家；它禁止输出武器，但不禁止一般贸易，因为那会大大损害实业界的利益并影响美国的经济复兴，美国商人可以向交战国出售除武器外的任何货物，而且不规定限额，但必须现金交易，并不得用美国船只运输。这一条款有效期两年。永久中立法严重束缚了总统和国务院的手脚，使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行动自由受到很大限制。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以下简称《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 第283、286-287页。 ② Richard N. Current: Secretary Stimson. A Study in Statecraft (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 p.72 ；Henry L. Stimson: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pp.33-34. ③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pp.34-37. ④ FRUS, Japan, 1931-1941，Vol.1，pp.5-9. ⑤ FRUS, 1931, Vol. 3, p.49. ⑥ 《国闻周刊》，第8卷，第39页。 ⑦ FRUS, 1931, Vol.3，p.48; FRUS, Japan,1931-1941, Vol.1，p.10. ⑧ FRUS, 1931, Vol.3, pp.50-51. ⑨ FRUS, 1931, Vol.3, pp.104-105, 118. ⑩ FRUS, 1931, Vol.3, pp.126, 135, 139. 11 FRUS, Japan, 1931-1941, Vol.1, pp.20-21. 12 Secretary Stimson. A Study in Statecraft , p.76. 13 FRUS, 1931, Vol.3, pp.330-331; Secretary Stimson. A Study in Statecraft , p.78. 14 FRUS, 1931, Vol.3, p.351. 15 FRUS, 1931, Vol.3, p.363. 16 大战过后，史汀生在回首往事时承认，他自己也感到难于理解，“九·一八”事变时面对日本贪得无厌的侵略他竟表现得如此耐心，他后悔寄希望于币原的时间“太长了”，“美国没有在这一时期大胆地反对侵略”。见 Henry L. Stimson and Mc Gr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 New York :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pp.231-232. 17 Secretary Stimson. A Study in Statecraft , p.79. 18 FRUS, Japan, 1931-1941, Vol.1, p.45. 19 Richard N. Current: “The Stimson Doctrine and the Hoover Doctrin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59, No.3（April 1954），p.520. 20 Secretary Stimson. A Study in Statecraft , p.83. 21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 p.244. 22 Herbert Hoover: 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 The Cabinet and the Presidency, 1920-1930 (London: Hollisand Carter, 1952), p.369. 23 FRUS, 1931, Vol.3, pp.534-535. 24 FRUS, Japan, 1931-1941 , Vol.1, pp.59, 69. 25 FRUS, 1932, Vol.3, p.8. 26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p.697. 27 《革命文献》，第34辑，总7798页。 28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p.101. 29 《绪编》（一），第434页。 30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 pp.241-242. 31 FRUS, 1932, Vol.3, p.100. 32 《绪编》（一），第525页；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p.148. 33 《日本外交史》，第570页。 34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p.149. 35 张蓬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7页。 36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p.17. 37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884-886页。 38 伪满洲国于1932年3月9日成立。 39 League of Nations: Appeal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 Geneva, 1932 ). 40 Robert Ferrell: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Hoover –Stimson Foreign Policy, 1929-1932(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241. 41 FRUS, 1933, Vol.3, pp.53-61. 42 Westel Willoughby: 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5 ), p.472. 按照国联盟约规定，日本退出国联的决定需两年以后，即1935年3月27日方能生效。 43 China’s Nation Building Effort, p.382. 44 参见郑会欣：《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45 参见《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 46 崔敬佰：《五千万美金棉麦借款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1933年）第25期。 47 参见《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 48 FRUS, 1933，Vol.3, pp.495-496；《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50页。 49 FRUS，1933, Vol.3, pp.498-501；《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54页。 50 《外交月刊》，第3卷第5期（1933年11月），第185-186页。 51 FRUS，1933，Vol.3，pp.502-505、508. 52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下），东京原书房1977年版, 第284-285页， 53 《申报月刊》，第3卷第5期，第127-128页。 54 FRUS，Japan，1931-1941, Vol.1, pp.281-232. 55 FRUS, Japan, 1931-1941，Vol.1, p.233. 56 罗伯特·达莱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7-108页。 57 同上，第135页。 58 《外交日报》，第4卷第1期（1935年2月），第103页。 59 China’s Nation Building Effort, p.216. 60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22. 61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pp.123-124. 62 FRUS,1935, Vol.3, p.543. 63 日本一方面向华北渗透，并制造独霸中国的舆论，一方面假惺惺地放出“日华亲善”的空气。1935年5月中旬，中日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中国与英、德、美、法诸国的外交关系也先后升格。 64 中央银行英文档案，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0。 65 FRUS, 1935, Vol.3, pp.632-633. 66 《钱业月报》，第16卷第1号，经济资料第5页；《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21页。 67 FRUS，1935 , Vol.3，p.633. 68 FRUS，1935, Vol.3，pp.637-638、641-642 etc. 69 参见郑会欣：《中美白银协定述评》，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页。 70 转引自《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27-28页。 71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4卷，台北传记文学社1971年版, 第22页。 72 上海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1936）》，上海1936年6月版，第614页。 73 China’s Nation Building Effort, Appendix 15. 74 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9-1945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p.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