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五章 走向结盟抗日 第一节 战争第一年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事变之初，蒋介石一面下令就地抵抗，一面企图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政府除直接与日本交涉外，还促请英、美等国调解。7月12日，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作出试探，但国务院却认为，现今美国“以调处者的身份采取任何措施都为时过早，都是不明智的”，美国既已向中、日两国表明它对远东的敌对行动“极不赞成”，这就足够了。7月13日，英国向美国提出英、美、法三国联合调停中日冲突的建议。国务卿赫尔与副国务卿韦尔斯、远东司司长亨培克商量后拟出了答复，并征得了总统的同意。 　　这份答复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对中、日两国使节强调了保持和平的重要性，两国可以通过“平行的但各自独立的”做法保持合作。7月16日，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再次向赫尔表示，希望《九国公约》缔约国采取行动，并称，大国代表如能亲临现场将有利于制止日本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赫尔依旧不置可否。① 同日，赫尔在与总统商量后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声明显然是针对日本侵华而发的，但赫尔却不敢公开道明，只是说，“正在进行的敌对军事行动或即将发生的敌对军事行动的任何形势都是使或者可能使各国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严重影响的”。他象牧师布道似地劝告各国信守国际条约，维护和平，保持克制，尊重各国的利益和权利。声明中稍微有一点份量的一句话是：美国“将根据其他国家军事力量的增减来增减军队”，但他接着又保证，美国不与别国联盟，不作出会使自己遇到麻烦的承诺。总之，这完全是一项不痛不痒、软弱无力的表态，它与赫尔1934年4月28日的声明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声明表明，美国政府仍然在继续它的所谓“不干预”政策，而把它根据《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所理应承担的庄严的国际义务弃置一边。正因为赫尔声明只是笼而统之地谈论国际关系准则，而没有片言只语谴责侵略，所以连日本、德国、意大利也都立即对声明表示赞同！② 8月13日，战火烧到上海。这里是列强在华权益最集中的地方，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英、美、法、意等国使节采取联合行动，进行调处，导致了中日《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国民政府指望重演这一历史。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并呼吁各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③ 同时，蒋介石希望英、美、法、德、意五国采取联合行动，对中日战争进行集体调停。五国大使不断交换情报，商议对策。18日，英国再次提议：中日两国完全从上海撤军，在公共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日本人的生命财产由英、美、法三国负责。翌日，日本立即表示反对这项建议：美国本来无意干预，便赶紧出来表示，任何共同负责的可能性都因日本的反对而烟消云散了。23日，蒋介石通过在金陵大学任教的美国人卜凯捎信给罗斯福，对美国不与英国合作表示“真正失望”并说，1931年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在东北问题上不与美国合作，对此中国与世界都不会忘记；如今，英国也将久久记得美国不同它合作。他还说：“如果美国继续史汀生的政策，那就可以防止使现今的冲突扩大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④ 　　中日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政府面临两个紧迫的问题：撤退在华侨民，还是保卫在华利益；是否对中、日两国实施中立法。 　　卢沟桥事件后，美国国内立即发生了是否撤回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的争论。⑤ 奈伊、刘易斯等孤立派议员强烈要求召回驻在天津等地的美军，以减少美国被拖入战争的危险。“八·一三”事变后，他们更要求从上海撤走所有美国人，不论是公民还是军人。但国务院认为，为了美国在华利益和整个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应该向中国增派水兵护侨。罗斯福批准这一建议。8月17日，国务院宣布向中国增派12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⑥ 　　8月中旬，赫尔就是否对中、日两国实施中立法征询驻华大使詹森的意见。詹森认为，美国如实施中立法，使持成为“第一个正式切断对中国的实际援助的国家”，对此，中国领导人和新闻界将会表示强烈的遗憾和不满。确实，中国是个穷国、弱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武器弹药自给率很低，一旦失去了从美国得到军火供应和财政援助的可能，中国就将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所以抗战一开始，国民政府就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美国不要实行中立法，不要在中国进行生死存亡的搏斗的道路上设置障碍。9月10日，王正廷在同赫尔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正在为生存而战，也在为门户开放而战；中国只要继续从外国得到军事装备，就能胜利地抵抗日本。⑦ 国务院遂建议总统不实施中立法。但奈伊、刘易斯等人却强烈主张对中日之间不宣而战的战争实施中立法，他们认为，不然美国就会被施入远东战争。罗斯福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于9月14日宣布，禁止美国政府船只运送军火、军事装备、军用品去中国或日本，其他美国商船不在此限，但须自担风险。根据这一命令，中国政府向美国购买的、已经装船待运的19架飞机，不得不在西海岸卸货。从这个命令本身看，它对中国的损害显然远大于日本，因为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远洋运输能力，而日本在这方面实力雄厚。⑧ 8月25日，日本宣布封锁从上海到汕头的中国海岸线，9月5日，日本进而宣布封锁全部中国海岸线。罗斯福的命令等于承认了日本的这种封锁。但美国没有实施中立法，这为以后中国向美国采购军火、寻求贷款留下了方便之门。9月18日，罗斯福向王正廷表示，14日命令是为避免美日之间引起战争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折中办法”，中国仍可在美采购军需，并暗示可先将军火运往香港、安南等处，美国政府对此将尽力予以保护。⑨ 当时蒋介石也正是这样指望的。他在24日答外国记者问时说：“美国现在之态度，并非其真实之态度”，“美国不应考虑中立法……美国不能守中立”，并表示相信，美国“必能予中国以同情及援助”。⑩ 　　8月下旬，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主要是为9月的国联大会作准备。美国虽不是国联成员国，但它在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派有代表，它的态度对国联成员国有很大影响，因此国民政府力图通过对美国做工作来推动国联。8月20日，王正廷晤见赫尔称，中国准备或者向国联提出申诉，或者援引《九国公约》，为此想先听听美国的意见。赫尔答道，他该说的在7月16日声明中都已说了。王正廷说，那个声明讲的是原则，现在中国政府是要采取具体行动。赫尔不愿再谈。9月3日，王正廷再访赫尔，告诉他，中国准备在国联大会上援引盟约第17条，迫使日本把中日争端提交国联理事会；如果日本拒绝，则可根据盟约第16条对日本实行制裁。他希望美国能对国联决定采取的任何行动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赫尔冷冰冰地答道：“美国政府已经就此事强有力地公开阐明了政策，而别国政府却还在保持缄默……如果它们连言语的表示都没有，如何能指望它们采取行动?”“中国又能指望我们做些什么呢?11 显然，赫尔是决意不再比7月16日声明多走—步了。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清楚知道，不能指望国联对日本采取像制裁那样强硬、有效的措施，但中国还是急于将问题提交国联：因为国联是中国能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这一严重事件公诸于世的唯一国际机构。 　　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国联虽则态度较弱，中国还是通过诉诸国联赢得了一定的外交胜利。国民政府考虑，国联不能对日实行制裁，只要能宣布日本是侵略者也好的；即便不能作到这一步，只发表一项反对侵略者的正义宣言对中国也是一种支持。自然，中国代表、驻法大使顾维钧还是提出了制裁日本的要求，以便一旦情况改善，可以采取相应行动。但在9月10日召开的国联行政院第九十八次会议和13日召开的国联大会上，英、法等国代表互相观望，态度暧昧、不敢仗义执言；只有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态度鲜明地谴责日本侵略，支持中国要求。 　　恰在这时，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一个演说。日本极其疯狂、野蛮的侵华战争越来越引起美国人民的关注尤其是日军9月20、21日对南京的轰炸激起了美国人民的愤慨。在许多城市中建立了声援中国人民的群众组织，美国人民还自发起来抵制日货，反对日本侵略的情绪在某些国会议员中也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决定放出一个试探气球来测验民意。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讲说：“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和精神上是休戚相关、互为依靠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经济和政治动乱完全隔绝开来”，他号召“爱好和平的国家……作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像对传染病人实行“检疫隔离”一样隔离侵略者以防止“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的蔓延，保障社会健康。12 这一演说使参加国联会议的代表受到鼓舞，会议气氛得以改善。在第二天的国联大会上通过了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决议。决议由两项报告书组成：一项认定日本违背了对《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所承担的义务，从而间接地谴责了日本侵略：另一项进而建议召开《九国公约》成员国会议，寻求以协定方式结束冲突的办法。大会决议建议国联成员国避免可能削弱中国、或在中日冲突中给中国增加困难的任何行动，并考虑援助中国。13 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国联通过的关于中日问题的报告和决议，并且委婉地批评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有关规定。14 这是自罗斯福执政、赫尔任国务卿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作出这样肯定的表态。 　　罗斯福的“检疫隔离”演说对中国朝野无疑是个鼓舞。10月7日，蒋介石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今美总统已发表其伟论，对于人权与和平均有阐明，足令我人确信，凡坚持正义者，必可如愿以偿。15 　　罗斯福的演说遭到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说，罗斯福所寻求的和平恰恰意味着战争，他为美国人民指出了一条通向战争的道路，他把世界划分为“爱好和平的”国家与“强盗”国家，这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美国实业界的喉舌《华尔街日报》也以“停止干涉外国，美国需要和平”为题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商业金融记事报》载文说，美国对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政治困难并不负有责任，它也没有“高超的智慧”去解决它们的问题。罗斯福的内阁成员也多半不支持他的讲话，赫尔更因总统事先未同他商量讲话内容而对演说持强烈的批评态度。16 　　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立刻从演说的立场后退了。翌日，当记者问他，“隔离”是不是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时，他搪塞说：“‘制裁’是一个可怕的字眼，现在没有人用了”，他的演说“主要的意思是最后这句话：‘美国正在积极地寻求和平’”，并补充说：“根本没有必要使这种办法[隔离]同保持中立背道而驰”。17 　　11月3日，讨论东亚形势的《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参加会议的共有19个国家：除公约签字国(日本拒绝参加)外，还有后来加入公约的英国自治领加拿大等五国，及瑞典、丹麦等五国，苏联也应邀参加会议。会前，美、英两国就给它定下了调子。罗斯福在10月l2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称：“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协议求得当前中国情势的解决……我们的宗旨是要同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签字国合作。”18 几天前应当受到隔离的日本现在又变成了合作的对象。英国首相张伯伦10月21日在下院的讲话中说得更坦率，他说：“到这个会议上去谈什么经济制裁、经济压力和武力完全是错误的。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而不是扩大冲突”。19 罗斯福则指示美国代表团团长诺曼·戴维斯，此行的目的应是动员希望维持和平的各国的道义力量，并叮嘱他密切注意国内舆论的动向。他建议采纳一种方针作为会议讨论的基础，“即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充当领导，因而也没有一个国家处在担惊受怕或被奚落嘲弄的地位。”20 这一建议表明，罗斯福力图规避美国理应承担的责任。美、英两国态度如此，会议也就注定不会取得什么积极成果。 　　国民政府根据当时的形势，断定“会议无成功希望”，它指示与会代表顾维钧等采取“极度和缓”态度，“使各国认识，会议失败责任应由日本担负”，从而“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办法”，代表团应“竭力促使英、美赞成”制裁，“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并向各国寻求战费及军械贷款。21 　　中国代表顾维钧遵照政府指示，在会上慷慨陈词，郑重表示，中国希望和平，更企求获得公允待遇，并强调，中国将不顾种种窒碍，坚持抗战。7日，大会照会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接受调停，并愿任命一小组委员会与日方代表交换意见。日本于12日复照予以拒绝，声称；“日本政府深信以集体机构如比京会议所为之干涉，徒刺激两国之民情，而使各方引为圆满之解决更不易得”。22 英、美、法等国对于日本的蛮横态度束手无策，不敢有任何作为。英国希望美国首先表示强硬态度，随后附和；但美国代表却小心翼翼地遵奉行前罗斯福的指示，不肯挑头，英、美两国互相推诿，法国更无意同会议合作。法国外长认为，想通过像召开布鲁塞尔会议这样多国家参加的会议来做成什么事情，完全是徒劳的。中国关于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建议只得到苏联的支持。会议期间，11月9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紧急呼吁会议采取步骤干涉中日战争。19日，顾维钧把一份备忘录分送美、英、法三国代表，要求列强联合举行大规模海军示威，抗议日本侵略：列强对中国要求置若罔闻。会议历时三周，除空谈一些普通原则外，竟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以致顾维钧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对此种情况提出严重抗议。《纽约时报》驻布鲁塞尔记者比切尔写道，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只是一曲“天鹅之歌”(意即天鹅临死前的哀鸣)，这只是民主国家不准备以行动反对独裁国家的表演而已。该报的专栏文章认为，会议是一次惨败，美国应当受到责备。23 确实，这次会议是民主国家对法西斯国家的一次示弱，正义没有得到伸张，邪恶没有受到制裁，因此它的客观作用只能是对法西斯侵略的纵容和鼓励。 　　日本拒绝英、美和《九国公约》会议的调停，却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传递和谈条件。12月初，蒋介石决定有条件地接受德国调停。日军侵占南京后，侵略气焰益发嚣张，媾和条件不断加码。28日，中国政府把陶德曼26日转达的日本的四项基本条件通知詹森。詹森认为，这些条件从表面上看只是一般的原则，但它们足以使日本军人“建立起对中国的明明白白和完完全全的控制”。罗斯福同意这种分析。当他听说在南京有人误传他认为这些条件是“宽宏大量的”时，便立即指示赫尔转告中国大使，他从未作过这样的表示，相反，他认为这些条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1938年1月1日，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告知詹森，中国不能接受日本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十天后，徐谟又对詹森说，如果国民政府同意日本条件，政府就会信誉扫地，中国政府相信，除了抗日到底中国没有别的出路。24 国民政府作出这种种表示，其用意还是希望英、美采取联合行动制止日本无法无天的行径。1月16日，日本政府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中日双方随即撤回大使，外交关系名存实亡。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除了争取美国的道义支持，争取美国调停中日战争外，还在寻求美国的财政援助。1937年7月上旬，中美两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和摩根索达成协定，把中国在美存银6200万盎司，以每盎司0.45美元的价格售与美国，再以售银所得购进美国黄金，存于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作为中国发行货币的准备；该银行以此存金为担保，贷给中国5000万美元。25 这项贷款成为战争头一年半中美国对华唯一的财政援助，而且实际上中国用的是自己的钱。当时美国正处于黄金存量过多，信用膨胀之时，中国向美国购金，分担了美国的困难，这对美国也是一个帮助。 　　在罗斯福政府的第一任期，美国政府内部在远东政策问题上意见就不完全一致。中日战争爆发后，这种分歧更形明显。内政部长伊克斯、财政部长摩根索、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是比较积极主张援华制日的，在军人中，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海军作战部长李海是对日持强硬立场的。26 驻日大使格鲁、副国务卿韦尔斯等倾向于绥靖日本。国务卿赫尔介于两者之间，常常倾向于后者。摩根索把东方和西方的事态结合起来考虑，认为日本在中国的胜利将鼓励其他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冒险，从而极大地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因此世界和平与中国能否坚持长期抗战息息相关。他不顾国务院的犹豫和反对，在征得罗斯福的允许后，继续从中国收购白银，在战争第一年中共购3.12亿盎司，总值1.38亿美元。伦敦的《X射线报》1937年8月30日载文说；“以好价钱收购中国白银是美国政府既能帮助中国，又不惹起与日本、与国会及最高法院的麻烦的少数办法之一”，这话不无道理，美国财政部还放弃了1936年《中美白银协定》中的两项规定：中国货币发行准备金的1/4应为白银，中国发行银元辅币。在旧金山造币厂已经铸就而未装运的300万盎司银币也由财政部收买了。27 　　国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美国提供贷款。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中国向英、美、法三国要求5亿美元贷款，用来购买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遭三国拒绝。1938年初，中国政府再次提起此事。赫尔对王正廷说，美国的整个军火市场是开放的，运输也极方便，但只有国会能对贷款作最后决定，而国会是不受政府左右的。28 1月30日，蒋介石直接致函罗斯福求援。他历述了从退还庚款溢款到棉麦借款的美国对华援助，称颂美国于世界各国之和平与秩序，更于远东国际之公平及和睦，向居领导之地位，表示“急迫”希望“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予中国以援助”。但罗斯福婉言拒绝了这一要求，说：“国会中立空气浓厚”，“只可逐渐进行”。29 宋子文、王正廷于是转向纽约金融市场寻求借款，但美国国务院对此也不赞同，加之美国银团所提借款条件十分苛刻，结果到1938年7月国民政府在美国金融市场筹措借款的努力毫无结果。 　　鉴于中立法是横在美国援华道路上的最主要障碍，1938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的另一重点在于促成美国修改或废弃中立法，为此，蒋介石曾屡次致电罗斯福。他在3月5日的信中写道：“某种法案原为应付两国间某种事态而设，乃于实施时与立法者初衷相反，在实际上竟助长侵略者而对被侵略者不予援助，未免有失公允。”30 5月22日，他再次函请罗斯福对日本实行贸易制裁，“绝对禁运军用材料及器具与日本，尤以钢铁与煤油为最”，“禁止日本重要产物之输入，增加日本物产进口税率……禁止日本船只驶入若干商港”。31 　　其实，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本人也曾考虑过这一办法。他认为对日禁运不一定导致战争；日本在中国的战线已经过长，“它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点”，如果美、英断绝对日贸易，它在从东南亚得到它所需要的石油和原料之前就会陷入困境。但他的考虑是以防止战争而不是冒战争的风险为前提的。32 由于美日贸易对美国经济复兴关系重大，33 由于国内的和平主义、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强大，罗斯福不敢、也不可能将设想付诸实践。但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尤其是对和平居民的狂轰滥炸越来越使美国公众感到愤慨和震惊。一些教会组织带头要求停止向日本供应航空器材，对美国政府继续向日本提供进行“一场不可饶恕的侵略性战争”所必须的物资进行强烈谴责。许多以前对中日战争漠不关心的报刊也开始支持这种意见。在1938年7月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多数被调查者倾向于政府采取正式措施停止对日本的一切军火供应。34 随着公众舆论的逐渐转变，美国政府采取了一项措施。6月11日，赫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谴责对和平居民的空袭轰炸，随后，他写信给美国148家注册出口飞机和飞机部件的厂家，表示“政府强烈反对把飞机和航空设备售给世界上任何”对和平居民进行轰炸的国家。35 这就是所谓“道义禁运”。 　　1938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内部对于抗战期间的外交方针进行了检讨和分析，中心议题是：哪个国家是中国争取外援的主要对象，是从英、美、法、还是从德、意，抑或从苏联。1937年8月，苏联同中国签订了为期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它向中国提供了多方面的大量援助，包括提供贷款、军火，派遣飞行员来华助战。但蒋介石对苏联始终怀有戒心。他认为“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36 因此，他不可能把苏联作为长期依靠对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就从德国聘请顾问，购买武器和军事装备。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一再要求德国召回顾问，停止军火售华。1938年4月，德国不顾中德贸易协定的规定，禁止将武器运往中国，5月又撕毁中国政府与德国军事顾问个人签订的合同，命令他们撤离中国。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意大利也与中国交恶。在英、美、法三国中，英、法国临法西斯威胁，自顾不暇，且它们在东亚实力不足，难以援助中国。美国的舆论则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谴责日本，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于是国民政府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蒋介石的分析是：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内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总统必能有所作为。尽管国民政府在战争第一年中的外交努力收效不大，但蒋介石认为国际局势迟早要发生重大变化，认定，“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37 后来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把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概括为“苦撑待变”。 第二节 苦撑求援 为了加强对美外交，国民政府于1938年9月中旬召回了不大受美国欢迎的王正廷，委任颇受美国人尊敬的学者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尚未到任的胡适，阐明政府对美方针。这主要是：一、要求美国影响英国，使其不与日本妥协，并进而谋求中、美、英在亚洲合作抗日；二、促请美国修正中立法，区别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对日本实行远距离封锁、进行隔离；三、争取美国财政援华。38 这三条成为此后三年多中国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的纲领。 一、谋求有关各国合作对日 抗战初期，蒋介石力图通过谋求外国的调停，通过召开有关的国际会议来解决中日战争。在战争的第二、三年，蒋介石仍然没有放弃这种幻想，但他更多地试图让美、英、法、苏几国更多更深地卷入亚洲事务，谋求出现由美国领导的各国合作抗日的局面。 1939年2月，日本占领海南岛，3月占领南沙群岛，从而处于攻击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度支那的有利地位，摆出了一副决心控制西太平洋的架势。2月11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日本进攻海南岛，无异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事件”，他料定，“不及八月……太平洋上形势必将突然大变”，由于形势的迅速变化，法国想要在印支建海军基地，美国想要加强关岛的防卫恐怕都来不及，而海南岛、关岛只是日本在太平洋西、东两面的第二道门户。当记者问及哪里是第一道门户时，他故意笑而不语，说这个问题最好请美国人回答。39 蒋介石决定利用美、英、法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属地遭受严重威胁之机来推进其计划。中国政府先后向三国和苏联提出了它草拟的方案，其中包括四点：一、中、英、法三国在远东实行军事及经济合作，于适当时期邀请苏联参加，并请美国作“平行行动”；二、参与对日作战得国不得单独停战或议和；三、中国尽量供给兵力、人力及物力，其他各国尽量调遣海空军至远东’，共同作战；四、各国尽量维持各该国法币及商务，并共同对敌实施制裁。国民政府希望，各国接受这些原则，然后根据各自具体情况，商讨合作的切实办法。40 英国政府认为，远东形势的发展，还没有考虑到这种合作的程度。美国对于日本侵占海南岛的行动也只是限于一般的外交交涉。2月15日，赫尔指示格鲁对日本政府作出口头声明：在海南岛上有相当多的美国人，美国在那里有传教和教育的利益，但没有领事机构。美国要求日本对占领该岛的动机作出解释。两天后，有田外相对格鲁说，日本占领海南是为了加强对中国南部海岸的封锁，并对蒋介石政权施加压力。41 不论美国政府是否满足于这种解释，它没有再采取别的步骤。各国对中国建议都不热情，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尝试只好作罢。 1939年4月9日，天津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英租界遇刺毙命。两周后，租界警方逮捕4名华人嫌疑犯。日方要求引渡，遭到拒绝。日军于6月14日起封锁英、法租界，形势顿时紧张。日本还十分注意分化离间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对于在天津的英国人，日军在大庭广众面前加以羞辱，让他们脱掉衣服实行搜身，对美国人却彬彬有礼，对美国在天津的利益也谨慎地不去触犯。与此同时，日本平诏首相还异想天开地致函赫尔，建议美、日两国共同发起一次国际会议，来制止欧洲战争的爆发！ 国民政府十分担心英国顶不住日本的压力，也担心美国会对事态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6月17日，蒋介石召见美国大使詹森，询问美国政府对于天津租界事件的看法。詹森说，这是英、日两国的事，要由它们自己去解决。蒋介石指出，日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使美国相信，这只是它与英国一国的纠纷；而一旦英国不能在天津保卫其权利，日本便可以在中国任何地方重演这种事件，美国在华利益就会一扫而光，中国的处境将更加险恶，东方会完全变样。他要求詹森转达国务卿，他“坚信，如果美国让日本知道，美国利益也与此事有关，日本的‘阵线’就会崩溃”，他希望美国公开宣布，它准备把驻在天津的美军派进英租界，他满有把握地断言，用不着美国真正派—兵一卒，日本就会停止对英租界的进攻。他同时建议詹森去天津进行调停。42 蒋介石与詹森谈话前一天，美国政府已就此事进行了讨论。日军封锁英租界后，英国政府立即吁请美国政府允准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进行调停。美国政府没有立即作答。16日，赫尔、韦尔斯会同陆海军参谋长一起研究远东事态。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日本人要打，租界是守不住的；现在英国从地中海一艘军舰都调不出来，倒想让美国来承担制止侵略的责任；倘若这样单枪匹马地卷入远东战争，不仅美国公众不会答应，况且美国也没有这个实力。“暂时美国在远东做不成任何实实在在的事”，这就是会议的结论。19日，赫尔发表了一个对天津时局约声明作为对英国、中国建议的答复。他说，美国政府并不关心天津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它关心的是此事“后来发展的性质和意义，以及——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说，[日本]过去和现在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行动及言词”。美国驻日代办同时警告日本政府说，如果日本政府以为只要避免侮辱美国人就可以使他们对英国人在天津所受到的令人震惊的对待不闻不问，那就大错而特错了。43 稍晚，7月10日，赫尔遵照总统吩咐召见日本大使堀内，对日本飞机7月6、7日对重庆的狂轰滥炸提出抗议。针对平诏首相的建议，赫尔讥讽地说：“世界各国不能不注意到，日本自己正在进行以征服为目的的军事行动，日本如想同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充分发挥其影响，则应结束对世界其他部分构成军事征服威胁的行动”。他接着表示，美国最关心的是“日本是否要使全中国和中国周围的太平洋岛屿都‘满洲化’，而把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抛在一边”，这是“再荒唐不过的事情”。44 总起来说，美国一方面谴责日本在天津租界事件中的蛮横行径，另一方面又不敢采取实际步骤支持英国，担心因此可能被英国牵着鼻子定，丧失采取独立行动的主动权，甚至导致与日本的直接对抗。 国民政府却仍在努力利用这个机会。7月20日，蒋介石给罗斯福写了一封少有的长信，要求美国率先对日本实施禁运，然后迫使日本同意，以集体会议的方式，解决中日关系问题；或者立即邀请各主要有关国家，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开会，若日本拒绝，则对其实行报复。当时，战争阴云在欧洲越聚越浓。蒋介石十分担心，英、法在欧战爆发后无暇顾及亚洲，为避免两面受敌而与日本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使中国更陷于孤立无助的境地。他在信中表示对欧洲局势“焦虑不堪”，并吁请罗斯福“运用其至大之权威，务使此等国家[英、法]不至与远东侵略国之日本成立任何谅解，使有损及中国之权益与九国公约之精神，并妨碍中国之继续抗战”。蒋介石还特地派遣曾任驻美大使的老外交家颜惠庆赴美，向罗斯福亲自递交该信，并与美国政府交换关于远东大局的意见。45 7月24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有田外相达成协定。英国政府表示“完全承认”“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控制区内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要求。……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46 这就是说，日本可以在英租界为所欲为，而租界当局只能听之任之。这一协定无异于纵容日本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它是英国对日本谋求建立的“东亚新秩序”作出的正式让步。为了抵消这一协定产生的消极影响，两天后美国宣布废止日美商约（详见下文）。 《有田—克莱琪协定》使国民政府惊恐疑惧。它担心，这只是英日谅解的第一步。在历史上，英日同盟曾经是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扩张的一种倚仗，给中国带来严重损害，国民政府担心这个该诅咒的同盟在新形势下死灰复燃。更使蒋介石不安的是，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英苏关系恶化，亚洲形势因而变得更加险恶，中国处境更是雪上加霜。8月底9月初，蒋介石通过不同渠道敦促美国采取行动。8月29日，他在给胡适的电报中分析说，苏联对欧、亚两洲政策不同，在亚洲它还是愿意同英、美、法一致对日的；但由于在欧洲问题上立场不同，在亚洲问题上也难接近，而问题的“关键仍在美国，如美能出而领导远东问题，为英、苏作仲介，则英、美、法、苏能共同一致对日，则远东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否则迁延因循，可使英日同盟复活，则俄或将先与日妥协，可使德、意、俄、日重立阵线”，那样，“九国公约必完全毁弃，而远东形势将不可挽救矣”。47 他要胡适向罗斯福面陈这些意见。他在这里提到了英日同盟和俄日妥协，这是要以历史的教训来引起罗斯福对现实的警觉。翌日，蒋介石又约见美国大使詹森，申述他对时局的看法，并建议罗斯福发起召集有苏联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远东问题。蒋强调说，他信赖美国的友谊与公正，美国不出面，远东问题无法解决。詹森在报告这次谈话时特别提到，蒋的神色“比往常更严肃”。蒋介石还致电驻法大使顾维钧，让他与美国驻法大使、罗斯福的挚友蒲立德进行商谈，以便通过蒲立德影响罗斯福。48 　　时值欧战爆发的关键时刻，胡适见不到罗斯福。国务院官员告诉胡适，英日同盟绝无可能，至于由美国出面领导解决远东问题，国务院认为，“美国政治限制甚严，不能负联络三国之责”。9月2日，胡适在电告蒋介石时表示相信，“只要我国能站稳脚根继续苦撑，则两年助我之友邦必不中途负我卖我，必能继续助我，不须疑虑也。”5日，詹森奉命向蒋介石作了同样表示。此后，美国注意力主要被欧战吸引。蒋介石派出的特使颜惠庆11月3日才见到罗斯福。罗斯福只是原则地“保证美国基本与传统之外交政策决不变更”，对蒋的具体要求则避而不答。49 美国的既定方针是采取独立的行动，而不是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它又有了布鲁塞尔会议的经验，自然不会再贸然发起一次注定不会成功的会议。国民政府的再次尝试受挫。 　　二、敦促美国对日禁运 国民政府知道，修改中立法要经历一个繁复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到的，也不是行政当局可以作主的，因此，作为促请美国修改中立法的第一步，它首先要求美国政府扩大“道义禁运”的范围。10月12日，外交部指示胡适说，中国正要求各联合会员国停止向日本出售军火，“惟此事美国之合作，关系甚巨”，“倘美政府仍不能以法律形式单独禁运军火于日，我方切望美政府再以切实劝告态度，令各商家停止以军用物品接济日本，尤以钢铁与煤油最关重要，勿今直接或间接输运日本”。50 对美国民主制度颇有了解的胡适在与官方交涉的同时，把相当多的精力用在争取舆论上。为了促使美国人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他走遍了美国，在宴会、俱乐部、群众集会、毕业典礼等各种场合发表演说，控诉日本的侵华暴行，诉说中国抗战面临的严重局面。胡适的努力对于美国舆论的逐渐转变无疑是有作用的。 1938年10月，日本先后占领了广州和武汉。侵略者得意忘形，以为征服中国指日可待，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公然声称“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在于“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狂妄要求“各国……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51 这个声明公然撕毁《九国公约》，摒弃门户开放原则，不折不扣是日本独霸东亚的宣言书。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感到，这个声明是日本“官方口头上的政策”“发生突变”的标志，在这以前，历届外相都向美国保证，在华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将予保持，美国权益将受到尊重，可是现在有田外相却“直话直说”任何掩饰都不要了。52 这个声明理所当然遭到有关国家的反对。翌日，美国国务院向报界宣布，美国政府对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以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准则，以美、中、日三国均为缔约国的国际条约的规定为指导的，美国政府曾经一再重申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12月30日，格鲁奉命向有田递交了一份长长的照会，严厉驳斥了“东亚新秧序”说。照会说： “美国政府知道形势已经改变，美国政府同样知道，许多政变是由日本的行动所造成的。但是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和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主权范围的地区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条件和状况，并自命为这个“新秩序”的掌权者和代言人。” 照会还暗示，美国将用实际行动来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维护门户开放原则。53 法西斯主义在欧亚两洲的猖獗使罗斯福深感有必要修改中立法。他在1939年1月4日致国会的咨文中说，民主国家不能总是容忍对其姐妹国家的侵略行径，“我们正当地拒绝以武力干涉的方式防止侵略行径，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袖手旁观，好象根本就不存在侵略”，讲到中立法，他指出，“我们的中立法执行起来可能不是不偏不倚、公平台理的——它可能在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而拒绝帮助被侵略者”，“我们不应让这类事情再发生了”，美国至少应该避免因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动而“导致怂恿、帮助或扶持一个侵略者”的恶果。54 国会对总统的呼吁的反应是复杂的，相当多的议员对此无动于衷。众院外事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表示：“我们反对总统用实力威胁来维护欧洲均势的那种政策……我们相信，和平的道路是我们保持中立，而不是偏袒一方，是友好，而不是恐吓。55 整个春季和夏季，是否修改中立法成为国会内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斗争的焦点。人们各执己见、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罗斯福一时找不到促使国会采取措施的办法。 为了进一步影响舆论，影响国会，国民政府在美国组织了一个“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聘请前国务卿史汀生为名誉会长。委员会与美国40多个和平团体中的30个建立了联系，5月，委员会组织了17个州的会员群众向政府和国会请愿，要求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6、7月间，又有教会人士和参加委员会的社会团体发起多次请愿。史汀生发表公开声明，反对对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保持“绝对的不偏不倚态度”的政策，他认为民主国家“正面临有组织的进攻”，因而必须采取集体安全措施。56 与此同时，国务院促请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提出一项中立法修正案。皮待曼的修正案取消了约束性的武器禁运，规定所有的贸易都可以按现金购买、自理运输的原则进行，而总统有权斟酌决定使美国公民和船只不驶入或撤出他认为正在进行战争的地区。这种办法可以保证英、法在战时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航道，获得武器和其他物资供应，但对中国却仍然不利。国民政府外交部获悉这个修正案仍不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并使被侵略国不能在美借款，便指示胡适与皮特曼商谈。3月28日，胡适与皮特曼详谈，翌日，胡适又到国务院陈明利弊。他说：“西班牙内战已经结束，而欧洲大战只是一种揣测。毕特门[皮特曼]案如果成立的话，只有中日战争当然受到拘束……远东为民主自由而作战已一年半的中国已先蒙受大害”31日，皮特曼告诉胡适，他已修正了自己的提案，使中立法仅限于正式宣战的国家，中国抗战不受拘束。57 罗斯福也感到皮特曼法案对中国不利，因为中国没有资金和货船进行现购自运。他在3月28日给赫尔和韦尔斯的信中说：“现购自运的办法对大西洋是十分正确的，而用于太平洋则是完全错误的。我越是考虑这个问题就越深信不疑，现行的中立法应该完全彻底地予以废止”。罗斯福还让韦尔斯给他起草了一个广播讲话。讲话列举了30年代的8年中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发生的一系列侵略，接着断言，为了使美国免遭战火，美国就应当以军火和物资援助遭受野蛮攻击的国家和人民，“如果这种攻击得以首先摧毁这些国家，它以后是很可能威胁我们的”。58 4月5日，参院外交委员会开始召开听证会审议修改中立法。孤立主义者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他们反对一切可能使国家接近战争的步骤，特别反对授予总统“斟酌决定权”。参议员们向国务卿提出一大堆难题，弄得赫尔十分狼狈。结果皮特曼的修正案没有被通过。4月2l日，皮特曼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授权总统对《九国公约》缔约国中凡破坏条约者实行进出口货物禁运或限制货币汇兑和信贷。但孤立主义者却故意纠缠，拖长听证会，皮特曼失去了对听证会的控制。5月初，皮特曼只好请赫尔另想办法。罗斯福、赫尔于是找众院领袖商量，希望众院首先通过中立法修正案，废除对被侵略国家的武器禁运，然后促使参院采取同样步骤。但众院的表决结果同样令人失望。而参院外交委员会在7月11日竟决定，把审议修改中立法推迟到1940年1月下届国会召开之时。尽管如此，议员们还在提出各种议案。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7月18日的议案提出，美国政府可以根据新的形势和保卫美国利益的需要，或者与日本重新订立商约，或者废止原有的日美商约。59 当时，英、日两国正就天津租界事件进行谈判，并于24日签订了《有田—克菜琪协定》。这个协定无疑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给正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带来沉重打击。为了抵消协定的恶劣影响，罗斯福、赫尔采纳了范登堡的建议。7月26日，赫尔通知日本大使堀内谦介，宣布废止1911年2月21日签订的日美商约，以便“根据新的事态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保障和促进美国利益”。这样，日美商约及所附议定书将于6个月后失效。60 废止这一条约消除了美国对日实行禁运的法律障碍，是走向禁运的重要步骤。在国内，它可以平息公众反对日本的鼎沸呼声；在国际上，它可以减轻搁置修改中立法所造成的印象，即似乎美国对国际问题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它对英、法，尤其是中国是一种鼓励，而对日本则带有这样的暗示：如果美国认为必要，半年后它就可以对日本实行禁运，这对日本的威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废止日美商约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两年来美国采取的最强硬的行动，它使日本政府感到意外和震惊。日本竭力想知道，废约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赫尔小心地不给他们任何暗示，他觉得最好让日本人挖空心思地东猜西想。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赫尔于7月21日致函皮特曼，要求他把4月间提出的授权总统对违反《九国公约》的缔约国实行主要战争物资禁运的议案保留到下届国会开会时重新讨论。 美国的步骤受到国民政府的欢迎。7月30日，蒋介石召见詹森，赞扬美国废约是“伟大的杰出的”举动，它“来得十分及时”，使中国“摆脱了异常紧急和危险的局势”。61 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欧战爆发，美国举国震惊。9月21日，罗斯福在国会特别会议发表演说，强烈要求国会修改中立法，废除其中禁运武器的条款。孤立派议员为抵制修改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经过一个多月辩论，国会于11月初通过了原先皮特曼提出的“现购自运”方案，11月4日，罗斯福签署了法令。62 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最后一个中立法，是罗斯福与孤立主义进行斗争又未能完全击败它的结果。 这个中立法是为了在欧战中帮助英、法，中国却没有从中得到好处。自然，从中获利最多的是美国自己，它利用欧战的机会，大力增加生产，扩大就业，促进了经济复兴。 对待中日战争，美国的办法是一步步扩大对日本的“道义禁运”的范围。9月26日，罗斯福要求各有关企业停止出口十一种指定的原料；12月2日，他把禁运范围扩大到包括制造飞机用的主要金属铝、镁和钼；6日，他又把生产航空汽油的一切方法、设备和技术资料纳入禁运范围。63 上述事态发展使日本恐慌。12月中旬，野村外相交给格鲁一份备忘录，正式提议在现行通商航海条约期满后继续维持两国通商关系，为此立即着手谈判缔结一项临时协定，野村还保证在两个月内开放长江航运。美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决定既不恢复条约，也不另订新约。格鲁于22日把这一决定通知野村，后者既恼火，又沮丧。64 1940年1月美日商约废止后，罗斯福接受赫尔的建议，没有立即对日本实行制裁，美日贸易又照旧维持了一段时间。政府中主张援华制日的人坚持认为只有对日采取坚定态度才能制止战争的扩大，他们要求对日实行禁运。1940年6月中旬，罗斯福延聘两名一贯主张对日持强硬立场的共和党人史汀生、诺克思(Frank Knox)入阁，分别任命为陆、海军部长，从而大大增强了政府中的强硬派力量。7月2日，罗斯福颁布了第一道禁运令。命令把三类物资列入颁发出口许可证的范围：一、一切武器弹药、军事装备；二、所谓“非常时期战略物资”，包括铝和镁在内的原料；三、飞机零件、装备、附件、光学仪器和金属加工机械。但命令没有包括日本最需要的石油和废钢铁。65 　　1940年年中，欧洲的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德军所向披靡，仅用6个星期就打败了号称“欧洲最大的陆军强国”的法国。6月17日，法国投降。18日，日本四相会议决定切断滇越铁路，并派军事监视团确保执行。20日，法国接受日本要求，日本军事代表团抵达越南北部。这是日本对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帝国的第一次明目张胆的威胁。日本接着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封锁滇缅路，切断香港与大陆之间交通。6月27日，英国大使洛西恩向赫尔提出一份备忘录，其中说，对日本要求只有两种选择：要末美国通过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或派舰只去新加坡增加对日本的压力，与英国一起抵制日本要求；要末同日本谈判一项全面的解决办法。英国政府要美国决定，到底对日本是采取反对还是绥靖的政策。赫尔请示罗斯福后于次日答复说，这两种办法均不妥当，并称，在处理滇缅公路一类问题上，美国政府“向来是完全独立于别国政府行事的，它保持着完全的行动自由”，它总是通过采取平行的行动，而不是联合行动来进行合作的。66 英国求助无效，乃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于7月17日宣布关闭滇缅路三个月。为了抵销这一事件的冲击波，同时也为了满足美国国内的需要，打破日本囤积战争物资的计划，67 罗斯福不顾副国务卿韦尔斯的反对，于7月25日宣布对航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等的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但由于国务院的要求，白宫次日发布的公告中的废钢铁只限于第一号高熔度废钢铁，这一品级只占日本废钢铁购买量的15％。直到9月25日，在日军入侵印度支那后，美国才对废钢铁实行全面禁运。 　　三、寻求贷款 　　到1938年中，美国对华贷款形势出现了转机。美国从其自身在华和亚太地区的利益出发，不愿中国被打败，希望中国抵挡住日本的进攻势头。驻华武官史迪威提议拨一笔贷款给中国购买军火，他认为这是替美国买下最便宜的国防线。国务院政治顾问亨培克在7月15日同进出口银行行长皮尔逊商谈了对华贷款事宜，他说，中国被日本打败对美国不利，美国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援助中国。鉴于中日双方都没有宣布战争状态，中立法没有用于中国，美国是可以对中国提供贷款的。皮尔逊说，他早就有此想法了。68 在财政援华问题上，摩根索向来持比较积极的态度。7月26日，他乘在法国度假之机，与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一起会见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他们谈到中国的战争形势和财政状况，摩根索表示一定可以找到使中国从美国得到援助而又不使美国政府为难的办法，并具体建议由中国派他十分欣赏、并曾有过愉快合作的银行家陈光甫赴美洽商进出口信用贷款。他答应将尽最大努力使谈判取得成功。 当时中国正面临财政危机，通货准备由于日本的货币进攻和支付庞大的军费，下跌到一个极危险的水准。摩根索的表示无疑是一个福音。蒋介石于8月22日电嘱孔祥熙催促陈光甫“早日成行”，并要求“惜款方案请多拟几种具体方式，嘱光甫带去”。但孔祥熙对中国的财政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办法胸中无数，对如何得到贷款提不出具体方案，只好临时指示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的几位经理会同美籍顾问杨格等一同商量，拟定陈赴美谈判的指令和材料。美国驻华财政参赞倪尔逊建议，中国可以桐油、钨矿等产品为抵押向美国 谋求贷款。孔祥熙根据中国提供的这些资源的状况，希望在美洽商三四亿美元巨款。69 摩根索与顾维钧在巴黎会晤后，蒲立德又分别致电赫尔、罗斯福作了报告，他在8月8日给总统的电报中说，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没有被摧毁，但中国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他引用法国外长博内的话说，如果美国率先向中国提供贷款，英、法将采取同样行动，而这样做是不致于刺激日本作出强烈反应的。 罗斯福赞成给中国财政援助，他指示财政部与国务院等有关部门接洽，妥商援助的具体办法。但国务院与财政部却意见分歧。摩根索认为，“只需拿出一笔不比一艘战列舰的价值大的钱来，我们就能使中国人恢复生气，奋勇而起。我们能收到的效果还不止这点。通过我们的行动，我们将进一步促进世界各地保卫民主、反对侵略的斗争。”他能言善辩地问道：“难道还能有比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更大的争取和平的力量吗?”70 赫尔却依然担心招惹日本，认为要给中国贷款，就得给日本以同样贷款。这样，在陈光甫一行于9月19日到达华盛顿之前，美国政府未能就此事作出任何决定。摩根索转而去影响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和国务院经济顾问菲斯，对他们说，财政援华是防止日本完全控制西太平洋的“最后机会”，错失了这个机会，后果不堪没想。汉密尔顿和菲斯答应去说服国务卿。71 　　陈光甫于9月19日到华盛顿，10月4日开始与财政部官员正式谈判。为了促使谈判成功，蒋介石于10月15日致电罗斯福，强调美援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他说，“一笔数量可观的美国贷款将立即加强我国人民的信心，并使我们能更有力和更有效地抵抗日本的疯狂进攻”。72 他希望谈判早日取得圆满成功。 　　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陈光甫在谈判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中国政府在国内设复兴商业公司收购桐油，在美国设世界贸易公司向进出口银行借款并代售桐油，由陈本人同时任两个公司的董事长。这一方案为美方接受。10月24日，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杰西·琼斯告知摩根索，进出口银行已准备好2000万美元信贷。73 正在这时，广州失守、武汉危急的消息相继传到美国，美国政府对中国是否有决心坚持抗战产生怀疑。25日，摩根索告知陈光甫和尚未递交国书的胡适，一旦证实了蒋介石坚持抗战的态度，罗斯福即可批准贷款。10月31日，蒋介石发表《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同胞书》，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11月11日，他又致电罗斯福，作了抗战到底的保证。但罗斯福没有立即批准贷款，而仍要摩根索去征得赫尔的同意。赫尔坚持认为，贷款“几乎纯粹是政治性的”，日本无疑不会把它看作是商业交易，而肯定会认为这是援助中国抗日的行动，它将实行报复，使美国在华侨民和在华利益蒙受更大损失；再加上一些别的事情，可能最终使美国卷入战争。由于赫尔反对，贷款事宜又被暂时搁置。74 贷款的延宕使国民政府极为不满。国民政府于是放出风来，如果美、英不给中国贷款，它可能不得不考虑与日本媾和的问题，或者求助于苏联；在12月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将要决定来年的外交方针。恰在11月初，日本政府在狂妄宣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同时。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改变了先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摆出了一副诱降的姿态。从中国传来的消息还说，中国正大量接受苏联援助，其结果，必然影响国民党人的政治立场。所有这些情况，使摩根索主张向中国提供贷款的理由更充分了。他认为这笔交易对美国从政治和经济上都是有益的。“美国在中国困难的时候帮助了它”，自然会得到它的好感，“美国贸易和实业由此在以后年代将肯定得到好处”；一笔数额很小的贷款可以使中国作战一个长时间，而如果中国垮了，美国在扩充海军方面要花的钱将多得多。他还指出，现在只有苏联在援助中国，美国继续无所作为只能进一步帮助共产主义。75 　　这时恰好赫尔去秘鲁利马参加泛美会议，摩根索乘机说动了代理国务卿韦尔斯。11月30日，总统批准贷款。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出口银行同世界贸易公司达成2500万美元信贷协议的通告。30日，中国复兴商业公司与纽约世界贸易公司签订《购售桐油合同》，其中规定：商业公司在5年内(1939—1943)向贸易公司交售桐油22万吨，而贸易公司则在同期内为商业公司代购载重汽车1000辆。1939年2月8日，美国进出口银行又与世界贸易公司订定《桐油借款合同》，规定银行在1939年6月底前给公司25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年息4匣半，1944年1月1日还清。76 陈光甫在前一合同中是复兴商业公司代表，在后一合同中是世界贸易公司代表。 　　桐油借款数额不大，确如陈光甫所说，“为数甚微，不足解我困难”，它的政治意义显然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意义。实际上，有关各方，美国、中国、日本部毫不怀疑，这是一笔政治借款。正当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叛变，中国的抗日阵营因而受到一次剧烈振荡时，借款的达成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那股投敌逆流的冲击波。蒋介石致电胡适、陈光甫说：“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77 首先公布借款的消息，以追求宣传效果，然后商谈具体的合同，达成为以后美国对华贷款的惯常做法。从美国方面来说，这是它的远东政策的一个突破，是对在中日之间追求危险的平衡、力求不触犯日本的倾向的一个猛烈冲击。从此，美国越来越把抗击日本的中国作为它的第一道防线，美国政策中援华制日的因素不断增强。尽管政策的发展仍然有曲折、有反复，但这个发展方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了。 桐油借款是一笔商业借款，主要用于改善滇缅公路的运输状况。借款的实现意味着国民政府撬开了美援金库的大门，正如陈光甫所说的，“此次借款本为试探美方合作之门，现借款既已确定，……即为将来再借之先河。78 它还为以后的借款确定了一种以实物作抵押、借款用于购买美国工业产品的易货借款的模式。同时，借款也在国际上引起连锁反应。英国于12月20日宣布对华贷款50万英镑，帮助中国的买英国卡车，随后又决定贷款500万英镑，作为稳定中国法币的平准基金。 桐油借款对美国也是有利的。桐油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中国是桐油生产大国，美国所需桐油全靠中国输入。美国企业界正担心由于战争桐油来源会受影响，因此，以桐油为抵押品受到美国企业界欢迎。由于美商将实际垄断中国的桐油，他们还能从转手在国际市场销售中获利。借款用于购买美国产品，又能对增加就业、恢复和繁荣经济起促进作用。 这次借款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谋求美援的道路已成坦途。美国对于援华制日仍然有两种不同声音。1939年中国民政府想从美国得到一笔平准基金借款就没有成功。原因之一是，当时刚刚宣布废止美日商约，国务院不想让刺激日本的事接连发生。国民政府于是转而寻求第二笔商业借款。 到1939年10月中旬，桐油借款的款项即将告罄。9月8日，胡适求见罗斯福，26日又见摩根索，申述局势的严重性，要求美国再提供一笔借款，给中国“打一剂救命的针”，罗斯福与摩根索都对借款持积极态度，但总统要求“勿授人以柄”。79 　　9月28日，一直在美安排桐油借款有关事宜的陈光甫开始与财政部官员谈判。他提出了一个借款7500万美元，以滇锡5万吨作抵押的方案。美国对国民政府管理滇锡的能力抱有疑虑。为此，陈光甫电请孔祥熙立即运500吨滇锡到美，以示政府手中有现货。孔祥熙于10月1日复电称，中央收购滇锡业已确定，五年内交付5万吨绝无问题，滇锡500吨数日内启运。80 但当时美国正忙于修改中立法的大辩论，进出口银行又资金告罄，借款交涉于是拖了下来。 国民政府竭力推动借款谈判的进展。12月1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说：“敝国经济困难，想在洞鉴之中，务请阁下在最近期内为我设法援助。”罗斯福回电说：“余保证无论何时，美国政府皆愿提供适宜而实用之援助”。81 胡适、陈光甫则在华盛顿多方奔走游说。 1940年2月7日，参院外交委员会通过辩论，决定增加进出口银行资本1亿美元，中国借款的来源问题算是解决了。外委会还同时取消了原定对一国贷款总额不超过3000万美元的限制，只规定一次贷款以2000万美元为限，但不溯既往。这样，妨碍中国得到新贷款的障碍一一排除了。 3月5日，琼斯告诉陈光甫，“可照2000万元金额着手办货，分期支用”。7日，进出口银行宣布了贷款消息。4月20日达成借款合同。华锡借款的方式与桐油借款完全一样：美方在1941年6月30日前向中方(世界贸易公司)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中方在7年内售锡4万吨以清偿贷款（桐油借款偿付期为5年)；借款年息4厘(桐油借款为4厘半)。这次借款同桐油借款一样，仍不能用于购买军火，但可采购商用飞机。82 借款宣布之日，正是日本扶植的汪精卫伪政权即将(3月30日)在南京出笼之时。美国政府对这个伪政权的态度是明确的。赫尔于30日当天谴责日本制造傀儡政权的行径说：“在南京建立一个新政权，是一国凭借武力将其意志强加于邻国的一项计划的新步骤的表现”，并表示美国继续承认国民政府。 83 借款的达成实际上带有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到底、反对日本扶植、利用傀儡政权的信息。蒋介石对达成新借款深表感激。但具体经办借款事宜的陈光甫却深知个中甘苦。他深感一年半之努力所得，前后仅美金4500万元。我方二年来之英武抗战，死去数千万人，始博得人家些许之同情心，可见向人求助所付代价之可惧。他在2月12日给孔祥熙的信中说：“国际间无慈善事业”，“自助愈勤，人助愈力”，“今后抗战，必须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84 滇锡借款达成后，陈光甫于5月离美回国。他出使美国近20个月，为求得援助殚精竭虑，总算不辱使命而归。 华锡借款达成后，国民政府重提平准基金借款的要求。蒋介石于1940年5月14日致电罗斯福，申述中国币制所受的种种压力及物价上涨、汇价跌落、外汇基金短缺等困难状况，希望美国贷以现款，以维持中国币制；作为救急办法，先将华锡借款中一部分改为现款。次日，他召见美国大使詹森称，争取战争胜利“有赖于军事成就者只百分之三十，而经济之因素，则约占百分之七十”，希望美国设法在两个月内给中国以援助。6月中旬，蒋介石又派宋子文出使美国，并授予他“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85 这一措施也表示了蒋介石对学者型大使胡适的不满，从此，胡适实际上被凉在了一边。而宋子文则开始在白宫、国务院、财政部、进出口银行之间往返奔波，折冲樽俎。 1940年6、7月间，日本逼迫法国封锁了滇越铁路、英国封锁了滇缅公路。这一事态发展促使国务卿赫尔对日态度渐趋强硬。9月13日，国务院告诉摩根索，国务院原则同意给中国2000万美元新贷款，总统亦已认可。摩根索赞成贷款，但认为不能作为平准基金，因为那就太像“赔款”了。9月23日，日军分三路入侵法属印支北部。当晚，赫尔打电话给琼斯说，由于印度支那的形势变化，他急切希望进出口银行立即给中国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摩根索对赫尔的态度变化不无嘲讽地写道，要对日本施加压力得在它入侵印支以前，那时，日本人可能“止步，观望和倾听”，现在是“太晚了，日本人和其他独裁者都只会嘲笑我们”。86 尽管如此，他当然不反对这笔商业贷款。9月25日，美国宣布了贷款的消息。10月22日，《钨砂借款合同》签字。与前两次借款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合同中直接出面了。合同规定，进出口银行在1940年12月底前借给中国中央银行2500万美元，年息4厘，5年内以运售钨砂偿还，借款本息之支付由中国政府担保，这就突出了借款的政治意义，虽然合同仍规定借款不得购买军火及军用品，但实际上美方同意国民政府用其中的268万余美元购买了4.5万支手枪和其他军用器材。87 　　这样，在1939年到1940年秋这近两年中，中国从美国得到三笔借款，共7000万美元。抗战期间美国的财政援助(及以后的军事援助)具有双重的性质：它从物质上壮大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从道义上鼓舞了中国的民心士气，对支撑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援助是仅仅给予国民政府的，这个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机构，它具有既抗日，又限共、反共的两重性。美国的援助也使国民党顽固派在实行反共方面感到有恃无恐，因而在客观上增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增加了国共分裂、内战的危险。这虽不是援助者的本意。但却是历史的真实。关于这一点，本章第四节将要详细讲到。 　　 　　第三节 走向结盟抗日 　　 　　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缔结同盟条约，承诺互相“承认并尊重”在欧洲和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保证“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中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88 这样，东西方的三个法西斯侵略国家为谋求世界霸权正式建立了军事同盟。翌日，罗斯福召集国务卿和军方首脑会商。与会者认为，三国同盟是针对美国的枪，但“这杆枪没有上子弹”，日本已被中日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它要与美国的海、空军力量作战是太不自量力了。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一致同意，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欧洲，西方文明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另一方面，美国对太平洋的威胁也不让步，因此，美国的东亚政策应是：既不允许日本的进一步扩张，又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根据这一方针，美国政策中援助中国和制裁日本的倾向进一步增强，但这种援助与制裁又以不导致对日战争为限。用赫尔的话说，要让日本意识到，“美国在太平洋上是强大的，并在不断增强”，还不能让日本得到美国不会使用武力的印象；又要保持克制，避免与日本闹翻。美国不想表现出对三国盟约的过份注重，赫尔在条约宣布的当天经总统同意发表声明，轻描淡写地说，美国认为三国盟约“没有对几年来业已存在的形势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美国政府早已知道要签订这样的条约，早已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89 　　三国盟约的订立使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双方阵线更趋明朗，这显然是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抗日的方向的一种发展。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欣喜地认为，“今日本已正式加入轴心，中、英、美之共同立场利益，均益明显……抗战以来，国际情势之好转未有如今日者。”胡适在10月12日致蒋介石、孔祥熙的一份长电中指出，三年来他“苦撑待变”。所特别希望的是“太平洋海战与日本海军之毁灭”，这一个月来的事态发展，“使人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感”，“世界大势已极分明”。90 国民政府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外交攻势，试图以中、美、英三国结盟来对抗日本。10月14、16日，蒋介石两次接见英国大使卡尔，严厉批评“英、美素以半殖民地国家估汁中国，且以为中国自卫尚无充实力量”，他要求英、美改变这种态度。关于具体的军事合作问题，他指出，“专恃英、美海、空军以求远东之长治久安，实感不足，必须有陆军之协助”，日本南下太平洋的可能性比进攻云南更大，日本进攻云南，英国可以新加坡的空军助华，日本如进攻新加坡，中国将以陆军截击日军后路。蒋介石还要卡尔把这些话转达给詹森，卡尔表示，“英国国策今已改变，目前形势已使讨论中英两国合作问题，定可得有效之结果。”10月18日，蒋介石约见詹森，他的态度比对卡尔和蔼多了。他要求美国在3个月内提供500架飞机，并派遣志愿人员不定期来华助战，并称“此实美国唯一替代对日作战之方策”。他还要求美国以后对华贷款“能化零为整，一次贷我以巨款”，并保证，“在中、英、美之合作中，我人当随美国之领导”。91 　　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提议和要求并不热心。10月24日，赫尔指示詹森口头答复蒋介石说，美国在过去几年中已经给了中国种种援助，1937年7月以来，中国从美国购买飞机279架，合2200万美元，还有大量飞机正准备运华；新的对华贷款正在积极考虑之中。关于日本“南进”问题，赫尔认为“这还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谈到中、英、美三国合作问题，赫尔表示，“美国的传统政策是避免加入任何同盟，除非是在战争之中”，但他保证，美国在远东问题上，在保卫美国利益的同时，将不损害中国利益。92 　　尽管美国拒绝与中、英结盟，蒋介石却不甘罢休。11月上旬，他进一步拟定了三国合作的大致方案。这种合作的原则是：坚持《九国公约》、门户开放与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完整之原则，反对日本的“大东亚新秩序论”，强调中国的独立自由是远东和平与太平洋的秩序的基础；具体做法是：中、英、美三国（或英、美两国）就上述原则发表共同宣言；中英结盟，要求美国参加，或与美国达成君子协定而不形诸文字；英、美两国向中国提供2至3亿美元贷款；美国每年售给中国战斗机500至1000架，两国并向中国提供其他武器；两国派军事、经济、交通代表来华；两国或其中之一与日本开战，中国陆、空军予以援助，等等。93 蒋介石让宋子文、胡适、郭泰祺在美、英两国积极活动，推动三国结盟，他自己则分别向两国驻华大使提出该方案。他在11月9日接见詹森时特别补充说，战后中国将致力于建设一支海军，为此需要英、美帮助，中国将与两国分别订立协定，使英、美海军得在10至20年内使用从日本手中收复的港口。94 蒋的用意是明显的。美国在战争中援助中国，中国将在战后给以报偿，打垮日本后，美国将能大大增强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势力，中国将在这一方面为美国提供方便条件。 　　美国仍然拒绝结盟，副国务卿韦尔斯在11月18日给詹森的电报中、赫尔在26日与宋子文、胡适的谈话中一再重申这一立场。除了美国传统外交政策和“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外，罗斯福在刚刚过去的第三次竞选中所作的保证也是美国采取这一立场的一个原因。在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把他自己说成是和平的保障，把罗斯福描绘成战争贩子，并称，如果罗斯福再次当选，那未1941年4月美国就会卷入战争。民主党领袖们罗斯福对此作出直接回答。罗斯福决定对维护和平作出绝对保证。10月30日，他在波士顿的一次演说中干脆宣称：“这些话我早已经说过，不过我不妨再说一遍、两遍、三遍，你们的孩子们不会被送去参加任何外国的战争。”11月2日，他在布法罗再次宣布：“你们的总统说，这个国家不会参战。”95 不论这些保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出于竞选的需要，但他既然刚刚信誓旦旦地作过保证，自然不会同意中、英、美三国合作的建议，因为这种合作就意味着美国对日作战。 　　但同时，美国政府在积极考虑对中国的新贷款和对日本的新制裁。在大选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原则上通过了新的援华决定：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500架飞机和其他物资。宋子文在把这个消息密告蒋介石时说：“原则虽已通过，而手续繁多，稽延时日”，他要蒋在接见美国大使时“重申我方之急需”。96 　　这时，日本侵华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汪伪政权于1940年3月成立后，日本为了实施其对重庆方面又打又拉的策略，没有立即承认伪政权。而1940年中，重庆方面与日本通过各种渠道的接触、谈判在不断进行。三国盟约签订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于10月7日公开对中国进行拉拢。他要国民政府加入这个条约。而不要“为欧美资本打头阵”。11月19日，外交部次长徐谟绘声绘色地告知詹森，日本通过德国提出了新的媾和建议。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对中国驻德大使陈介的谈话中软硬兼施地说，“中国若不速与日本议和，则日本必将承认汪伪”，德、意也将随之承认，“中国地位将益为困难”；“中国若与日本议和或竟加入轴心，则德国可保证日本必忠实履行其和平条款”。徐谟还借里宾特洛甫之口抱怨英、美的援助“实系口惠而实不至”。21日，蒋介石又对詹森说，最近日本放出风声，既说要承认汪伪政权，又说要向重庆提出媾和条件。他希望英、美在日本承认汪伪之前预先采取措施，以防影响中国继续抗战。他说：“只有美国才能力挽狂澜，保持中国的民心士气。他还致电罗斯福说，经过三年半的战争，日本已经明白不可能摧毁中国军队，它正为了“南进”而从中国撤兵，并渴望与中国缔结一项条件不苛刻的和约，德国试图从中进行斡旋。蒋介石接着诉说了中国抗战的严重局势，着重论证了向中国提供飞机的必要性，他说，“如有适当规模的空中支持，中国军队不难收复广州、汉口，并把日军牵制在中国”，中国如有500架飞机，就能牵制住2000架日机，中国有136个机场，其中多半很好，既可用于轰炸，又可用于出击，有些机场离日本不到650英里。他建议利用中国基地对日本本土进行一场空战。97 蒋介石很清楚，英、美为了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是需要中国牵制日本，而不能让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的，中国在要求美援方面处于比以往更有利的地位。蒋介石为了求得更多的美援，屡屡以单独对日媾和要挟美国，而且居然屡试不爽。 　　关于日本诱降重庆方面的传闻也从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和其他渠道传到华盛顿。格鲁在11月22日的报告中说，在东京广泛流传着一则消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通过汪精卫建议蒋介石与日本合作，当地的报纸上也暗示要与蒋合作。美国驻沪总领事罗赫德报告了相同的消息，并称，如果谈妥条件，汪精卫同意与重庆政权合并。98 　　以上种种情况和消息使罗斯福警觉起来。他“担心，日蒋之间正在进行一些活动”，如果美国不给援助，蒋介石简直就打不下去了。他决定采取紧急措施。11月22日，罗斯福给韦尔斯写了个便条：“我总感到，关于对华贷款，要末不给，要给就得快点，因为我确实担心，如果我们不赶紧做点什么，自由中国的国内状况将会迅速恶化。”11月29日，罗斯福告诉摩根索，他要在24小时内宣布对华贷款l亿美元的消息，指示摩根索一天之内立即办妥5000万美元平准基金贷款的有关事宜；他同时指示琼斯，由进出口银行提供一笔50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罗斯福果真赶在30日，即日汪签订《基本关系条约》、并发表《中日满共同宣言》的当天，发表了财政援华的声明。消息传来，国民政府的感谢自不待言。蒋介石在12月1日给罗斯福的感谢电中说。“当此日本承认伪组织与日伪签订条约，正在敝由危急之秋，幸蒙贵大总统适于此时宣布贷与我国以币制与信用之巨款，所以增强敝国对侵略者抗战力量，提高我军民自信心理与安定社会经济基础者，裨益实无限量”。蒋介石还屈一国元首之尊，异乎寻常地分别致电赫尔、摩根索和琼斯表示感谢。99 　　与此同时，美国把6艘潜水艇和一些飞机派往菲律宾，以增加那里的防卫力量。12月间，罗斯福批准扩大对日禁运，新增加的禁运物品包括铁矿石、生铁、钢、钢制的主要商品和多种工具。1941年1月初，总统又同意把纯铜、黄铜、青铜、锌、镍和钾碱等六种物资纳入禁运范围。黄铜和纯钢是制造弹壳和电缆的原料，当时日本的储存量仅等于一年的进口量，一旦储存告罄而又进口无着，日本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因此这两种物资的禁运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些新项目增添到禁运单上，这些都是日本十分需要的原料，诸如铅、黄麻、硼酸、磷酸盐、黑烟灰、软木、植物油，等等。100 　　罗斯福宣布贷款消息后，具体的谈判仍然颇费了些时日。1941年2月4日，《中美金属借款合约》签订。合同规定，中国在7年中售给美国价值6000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中央银行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其中一半支给现款，用途不限，另一半在美国采购工农业产品，随用随付，拨付期截止于1941年12月31日。但达成借款后不久，美国开始实行对华“租借援助”，该项贷款没有如期用完，因此中美双方在1941年和1942年底两次修正合同，使贷款拨付期延至1943年底，以便中方用完贷款。1941年底的修正合同还规定，由售锑偿还的款项全部免去，售钨、锡偿还的免缴75％。由于1941年中方按规定只偿还了贷款的5％，所以这项修正使贷款几乎成了赠款。101 　　平准基金谈判拖的时间更长些。摩根索一直只主张向中国提供商业贷款，而对平准基金贷款持否定态度，他对部属说：“我不能使美国的钱去冒险稳定那个国家的通货，在那里财政部长和那个党的头目部是骗子。”但这次情况不同，总统已经承诺，他当然不能不办，可起先他只想提供3000万美元，另外2000万由将于年底到期的1937年7月以黄金为抵押的贷款的余额1900余万美元作为补充。宋子文毫不客气地指出，“这2000万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钱”，以此充作平准基金，“莫非是为了装装门面?”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表示，这笔借款“如非实借我5000万”，宁可不要，由于罗斯福宣布在先，宋子文心里有底，说话的口气也异乎寻常地硬了。102 　　贷款数量不能减，摩根索又想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先付2000万，自5月起每月付500万，以致宋子文抱怨他“为人气量狭小”。4月24日，蒋介石命宋子文、胡适转告摩根索，“此款若不整数拨付，不但我国民误会美政府援华之好意，且恐对我国有不信任之表示，而使民众更起怀疑之心，”也就是说，不仅起不到振奋民心士气的作用，而且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整数拨付，但存于美国银行，非有急需，每月支用不超过500万美元。摩根索接受这一方案，《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于25日签字。103 　　从1940年11月开始，美国政府在酝酿制订一项以后在大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法令，这就是租借法。法令的直接起因是为了便于援助英国。处于艰苦卓绝的对德战争中的英国需要美国提供大量军火。但中立法规定交战国对军需品实行“现购自运”的原则，英国财政已近于破产，无力支付购买军需品的巨额价款。12月8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长的求援信，希望美国援助不限于要立即付款才能供应的军火和商品。罗斯福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采取“租借”的办法。12月17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形象地说明道：假如邻人的家宅着了火，而我有一截水龙管子，我不会先对他说：我的水管是15美元买来的，你得照价付钱才能用。我不要那15美元，在把火扑灭后，我把水龙拿回来就是了。在29日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历数了法西斯的侵略罪行说：“过去两年的经验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姑息纳粹，任何人都不能靠抚摸来把老虎驯服成小猫。不能姑息残忍的行为，对于燃烧弹是不能讲道理的。”他雄辩地证明，对这场战争，美国决不能置身事外，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这是罗斯福历来最成功的演说之一，其传播之广在他的讲演中是空前的。民意测验表明，在听过或读过这篇讲话的人中，80％的人表示赞成，只有12％的人表示反对。104 　　罗斯福相信他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便在1941年1月6日对国会的密文中提出了他的设想。10日，经国务院及财政、陆、海军部会商拟定的租借法案正式提交国会。3月11日，国会对原提案稍作修改予以通过。当天，罗斯福签署了法令。租借法的制订是孤立主义的一次惨重失败。欧亚两洲的法西斯国家的蛮横侵略和中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及军队的英勇斗争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美国人民，使孤立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罗斯福因势利导，掌握时机，作出了这一有远见、有魄力的抉择。租借法允许总统在向事实上的盟国提供大量军援方面有广泛的处置权限，从而使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有了彻底的改变，至此，中立法已经名存实亡。租借法是导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决策之一。 　　从美国的本意来说，制定租借法仍然是为了避免卷入战争。罗斯福在12月29日炉边谈话中反复阐述的道理是：“如果我们现在竭尽全力支援保卫自己反对轴心国进攻的国家……合众国卷入战争的机会要少得多”，一旦这些国家倒下去，“轴心国家就会控制欧、亚、非和澳大利亚等各大洲以及各大洋……到那时候，在整个美洲，我们所有的人就将生活在枪口的威胁下”。105 　　早在1月份国会辩论租借法案之际，宋子文就觉察到这个法案将给美国援华带来新的促进，他竭力敦促罗斯福派特使前往重庆，了解中国的抗战情况，讨论进一步援华的问题。国民政府希望让罗斯福的亲信顾问霍普金斯访华。罗斯福接受了派遣特使的要求，因为这正符合他个人的工作作风：无论是提供情报、制订政策，还是解决问题，他对个人特使的信任都超过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但他不想让帮他日理万机的霍普金斯离开，而同意派他的一位行政助理居里访华；居里在白宫的职务就是“收集情报，加以压缩，写成摘要，供他[总统]参考。”国民政府不得已而求其次，对居里自然也表示欢迎。宋子文1月20日电告蒋介石说，居里“日常在总统旁，此后美国经济、财政上或能加强援我，且可在钧座及总统间作一私人联络线。”106 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要通过居里建立一条避开正常外交渠道而直通总统的热线，并促进美国援华。 　　居里于2月7日至27日访问重庆。国民政府极其重视这次来访，蒋介石与居里作了多次谈话，累计时间达27小时之多，更不要说政府军政、外交、交通、经济、财政各部门与居里及其随员的轮番谈活了。这些谈话广泛涉及战时和战后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居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尤其详细地了解了中国的银行、外汇、币制、预算、公债、税收等财政经济状况，并从国民政府各部门搜集了大量资料。蒋介石希望美国提供更多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尤其是供给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并要求美国政府帮他物色“精于政治顾问与经济顾问各一人”，派遣来华。作为回报，他保证，在战时，他决不对日妥协，定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他说：“远东和平，除交战国双方愿出席以美国为主席之和平会议外，绝无实现之可能”，“可以肩负此收拾大战残局之大任者，实惟罗斯福总统一人而已”；在战后，与美国密切合作，他说：“中美两国战时之合作实为两国战后更密切合作之初步”，战后美国剩余的机器可运来中国，资本可投资于中国，既可解决美国过剩问题，又可帮助中国之开发。107 蒋介石的这些承诺无异于告诉美国，在战时和战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他都将遵奉美国的领导。 　　居里回国后，于3月15日向罗斯福呈递了一个书面报告，其中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也汇报了他的观感。他对大后方建设机场的工作加以赞赏，但对重庆的政治气候、对国民党任人唯亲，知识分子没有言论自由则表示不满。他认为“在整个财政部里没有一个能人。”尽管如此，居里的结论却是： “既然中国实际上还是独裁政治，蒋介石本人就在我们的对外政策中占有首要的必不可少的地位。我相信，只要我们给中国以与英国同等的待遇，并从您本人表现出更多的友谊的证据，他对美国，尤其是对您感情上的依附与钦佩是可以大大增长的。……美国现今在中国享有的重大影响不仅可以用来在狭义上促进美国的利益，而且……可以用来指导中国在战后时期发展为一个大国。中国现正处于十字路口。它可以发展为一个军事独裁的国家，也可以发展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如果我们明智地发挥我们的影响，我们就可以通过发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使事态朝着后一方向发展……”108 在这里，居里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见解：蒋介石对美国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可以敦促中国实行政革，指导中国发展成一个民主的大国。居里是罗斯福在大战期间派往中国的第一个特使。若干年来，罗斯福及其阁僚为欧洲事务占据了主要精力，并且穷于应付瞬息万变的极端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他们还来不及时中国问题从更长远更广泛的角度进行深入考虑。居里是美国政府中第一个这样明确、这样系统地提出上述主张的人。也许是罗斯福与居里的想法不谋而合，也许是前者受了后者先入为主的影响，不管怎样，往后几年中美国的对华政策恰恰是实践着居里的建议。但罗斯福和居里显然都没有意识到，居里的两点主张是自相矛盾的：蒋介石只要独裁，而不要民主改革；美国愈支持蒋，民主改革在中国便愈没有成功的可能。 　　居里的访华与租借法的通过给国民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希望，蒋介石以为，美援从此会源源不断而来。3月31日，宋子文提出了七点援助方案，要求美国提供1000架飞机，并提供训练和技术帮助；供给装备30个师的武器；帮助改善中国与邻国的交通、等等。109 但陆军部认为，中国尚未对有效使用租借援助作好充分准备；所提要求太笼统，缺乏具体说明；有些装备美国不能大量提供，而且对中国也不适用。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签订中立条约。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英洛托夫向中国驻苏大使保证，这个条约与中国毫无关系，条约谈判过程中根本没有讨论中国问题，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政策不变。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担心，这个条约会从精神上、物质上给中国抗战带来严重不利影响，并担心日本乘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罗斯福认为，美国“为自己利益计应当尽快重振[中国的]士气”，应当尽快决定，能向中国提供哪些军事装备。15日，罗斯福约见宋子文、胡适，询问《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的种种情况，宋子文再次陈述了中国的严峻形势，并盼总统能于最近发表援华具体方案。他希望总统明确声明，中国将得到租借援助，能具体说明份额(比如10％)那就更好。当天下午，罗斯福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政府援助包活中国在内的被侵略国家的政策已无变更，“中国所需各项物资已加以分析考虑，现正在筹办中”。此后，陆军部等有关部门经过磋商，确定了第一批援华租借物资清单。26日，詹森通知国民政府，总统已经批准向中国提供首批价值4510万美元的租物资（宋子文原先要的是7610万)。延宕日久的《平准基金协定》也在25日签字。5月6日，总统在一份文件上批示：“中国对于保卫美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有资格得到租借援助。”18日，价值110万美元的首批租借物资从纽约启运。110 　　为了获得和管理租借物资，宋子文于4月在华盛顿筹组了一家中国自卫供给公司(后改称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委员会)。这家公司除了雇佣中国技术专家外，还聘用了一些美国新闻界人士及与行政机构或国会议员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人作为顾问，以便使其求援要求顺利实现。宋子文还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他们与一些高级行政官员，如霍普金斯、居里、摩根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从而使他得以探知美国政府有关决策的底里。他甚至自夸，美国政府内部发生的事情，三天之内他没有不知道的，宋子文等力争取美援所进行的在美国政界、舆论界培植亲蒋势力的种种活动，成为40年代后期在美国对华关系中起重要作用的院外援华集团的先声。 　　4月，罗斯福签署了一项命令，同意美国军人辞职加入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俗称飞虎队)。陈纳德原是美国空军飞行人员，1937年以上尉军衔退伍后，受中国航空委员会聘请来华担任空军顾问，帮助训练中国飞行员，组织民工修建机场，并建立空袭警报网。1938年武汉保卫战期间，陈纳德组织了一支由法、荷、美、德等国和中国飞行员组成的规模不大的国际航空队，对日军进行了几次有效的空袭。1940年，陈纳德拟订了一项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的初步计划。他保证，如果中国能得到500架飞机，并由美国提供飞行员、补给用品、并负责维修，中国空军便能消灭境内的全部日军，并抑制日本海军的打击力量，阻止日本“南进”，还能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蒋介石对这个计划十分欣赏。1940年冬，陈纳德和中国空军司令毛邦初带着这份计划到美国求援。宋子文、陈纳德和宋子文那家公司的雇员、新闻记者、罗斯福的远亲艾尔索普在华盛顿的决策者中积极进行游说，兜售这项计划。罗斯福和摩根索对计划似乎很感兴趣，但史汀生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认为这个计划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他们赞许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想法，并同意先调拨一批战斗机，把日本人拖住在中国。罗斯福的上述命令为航空队的建立开了绿灯。6月9日，第一批志愿人员启程赴华，到9月，共征募到了101名飞行员和一批机械师。8月1日，美国志愿航空队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空军部队的一个单位。这支航空队对于保卫中国西南的空防，对于为后来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和其他盟国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对于夺回中国领空的制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111 　　居里访华时，蒋介石曾要求美国派一名政治顾问来华，他指名道姓地说，最好是前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蒲立德是罗斯福的密友，且具有强烈的反共亲蒋倾向(这一点在40年代后期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样的人物当然是最理想的。但蒲立德当时已有他任。居里推荐了著名的亚洲问题专家、学识渊博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拉铁摩尔出任此职。罗斯福批准拉铁摩尔以私人身份，而不是美国政府的代表来华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但蒋介石需要的不是什么学识和高见，而是这位顾问与罗斯福的关系。因此当宋子文告诉他拉铁摩尔“与总统并不相识”时，蒋介石十分诧异。但既是居里推荐、罗斯福批准的人选，蒋介石是不能拒绝的。拉铁摩尔于7月抵华，开始了他为期半年的短暂的顾问任职。 　　1941年4月，美、日两国的一些非官方人士从1940年11月开始的议和活动成为两国政府间的非正式会谈。日本企图通过谈判谋求美国承认它在中国的侵略成果，实际上承认它“大东亚共荣圈”的妄想，促使中国接受其诱降条件，并减轻乃至取消美国对日的经济压力。美国政府与日本会谈主要是为了拆散三国同盟，以免在美、德开战时日本进攻美国，导致两洋作战的局面；并牵制日本“南进”。美国人往往看不起日本，认为日本先天不足。资源贫乏，美、日两国国力悬殊，112 日本是不敢对美作战而“自取灭亡”的，日本的公开好战，对美国只是一种“吓唬战略”。但按照三国盟约，一旦美、德之间爆发战争，日本自然要在太平洋进攻美国。早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威尔逊政府助理海军部长的罗斯福就担心两洋作战的危险，如今，罗斯福对此仍感担心。他在7月1给内政部长伊克斯的信中写道：“为了控制大西洋，我们急需保持太平洋上的和平。我们的海军不够用，太平洋上出现的任何微小的偶然事件都意味着减少[我们]在大西洋上的军舰数量。”113 总之，美国认为避免美日之间的战争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美日谈判从4月中旬开始，断断续续，一直拖到珍珠港事变前夕。针对主要代表日本意向的《日美谅解案》，114 国务院制订了谈判的四项原则：一、尊重中国主权；二、不干涉他国，特别是中国的内政；三、商业机会均等，尤其在中国；四、维持太平洋地区现状，以和平方式改变这种现状除外。这实际上是美国在谈判中的“最高纲领”。既然美国要日本在三国盟约和“南进”这两点上作出让步，它也就犹犹豫豫地准备在中国问题上作出让步以为交换，赫尔在5月16日向日方提出的试探性方案中所提的中日和谈条件中，就包括了“采取平行措施防止外来的颠覆活动”和“通过友好谈判解决满洲的前途问题”这样的条件，前者即日本所提的“共同防共”，后者表现了美国在伪满洲国问题上妥协的可能性。国务院藏的一份经国务卿和总统讨论的署有5月23日的内部文件把这两条说得更露骨：“共同防共”的“目的是互相合作，抵制中国境内的共产主义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它不仅威胁中国的幸福，也威胁日本的国家安全”，“满洲的独立问题将通过友好谈判得到解决”。115 这是美国的“最低纲领”，表明了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倾向和可能牺牲中国利益的程度。 　　但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没有对美国援华制日政策的实施产生直接影响。5月28日，美国把出口管制扩大到美国全部领土、属地和属国，这样，日本从菲律宾也不能获得它所急需的若干原材料了。 　　日本同美国一样，谈管谈，做管做，7月24日出兵占领了法属印支南部，取得了进攻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前哨阵地。美国由此看清了，日本可能在任何时候在东南亚扩大侵略。美国政府态度进一步强硬起来，于26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约1.31亿美元)，从而实际上断绝了对日贸易。当天的《纽约时报》评述说：这是“除了实际战争以外的最严重的打击”。英国采取同样步骤，冻结日本在英国财产，并宣布废除英日、印日通商条约(一年后失效)。8月1日起，美国事实上实施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对日全面禁运。116 　　美国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援华的重要性。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更对日本有利。国务院认为，不论日本北攻西伯利亚，还是南侵东南亚、西南太平洋，都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唯一的办法是“鼓励中国作出更大的努力反对日本，只要日本越来越深地陷入中日战争”，美国就能实现维持远东现状的目标，为此“千方百计地加速和扩大对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是“美国自卫努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7月23日，罗斯福批准了负责对华租借事宜的居里根据蒋介石、陈纳德的要求拟订的计划：美因为一支有500架飞机的中国航空队提供装备和人员。居里还建议，这支航空队应在10月底装备齐全，并对日本进行轰炸，他认为这“对牵制日本进攻新加坡和南[中国]海是一个强有力的手段”。117 　　当时中国接受外援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管理不善，秩序混乱，拥挤不堪，租借物资在仰光堆积如山，而不能运到云南，运输过程中的物资损失也十分严重。运输问题成为租借援助中的瓶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7月12日，以交通运输专家阿恩斯坦为首的美国三人专家小组抵达重庆，接着便赴实地考察。国民政府根据他们的建议整顿滇缅公路，设立滇缅路运输监理委员会，并作了若干技术上的改进，使公路运输状况得以改善，月运输量由1941年初的4000吨增加到10月、11月的15000吨。118 　　7月23日，罗斯福还批准派遣以马格鲁德准将为首的军事代表团来华，考察与租借援助有关的种种问题。9月13日，使团首批人员飞赴重庆。马格鲁德本人于10月10日抵渝。国民政府对使团寄予厚望，满心以为这将大大促进美国援华，但结果却非所料。不少使团成员以前没有到过中国，他们为在美国听到的关于中国的宣传与实地考察的所见所闻的强烈反差而感到吃惊和失望。他们发现，中国军队中派系林立，各自为政，部队是指挥官的私人财产；部队缺乏斗志，而指望通过国际间的外交压力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军官无能，士兵缺少训练，部队不满员，军官吃空额，等等。有的使团成员得出结论：“中国人要求近代军事装备的目的不是为了推进对日作战，而是为了在外国通过外交途径迫使日本撤出中国后使中央政府能足以平息反对者而确保安全无恙。”尽管马格鲁德本人对国民政府及其军队持更为宽容的态度，但他的助手的报告和书信却纷纷寄到了他们陆军部的朋友手中，总之，这个军事使团对国民政府抗战的印象不佳。以后美国军方对国民政府的求援常常持某种保留态度，并坚持要对援华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实行监管，与这个使团的报告不无关系。119 　　8月下旬，美日非正式秘密会谈的消息被泄露出去，国民政府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蒋介石通过拉铁摩尔向美国表示，中国现在感到政治上是孤立的，并越来越担心战后不能受到公正对待。他希望罗斯福或者建议英、苏与中国结盟，或者建议美、英、荷、中共同讨论太平洋的防务，罗斯福没有接受这一要求。9月2日，赫尔指示驻华大使高思告知中国政府，美日之间的对话是“非正式的，试探性的，非官方的”，美国政府“丝毫无意牺牲其原则与政策”任何影响美国利益或第三国利益、违背美国基本原则的建议都将不予考虑。4日，赫尔又向胡适保证，会谈中凡有涉及中国者，必先与中国商量。120 　　美日谈判延宕日久，毫无进展，日本军方不耐烦了。10月16日，近卫在军方压力下辞去首相职务，18日，以陆相东条英机为首相的内阁出笼，军国主义极端派在实际上和名义上都完完全全掌了权。11月2日，政府与大本营联席会议决定，于12月初对美、英发动进攻、为掩护战争准备，确定对美谈判继续到12月1日。 　　到了11月，罗斯福与赫尔都不再怀疑，美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但美国军方领导人，包括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认为美国尚未作好两洋作战的准备，希望“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的时刻”，避免在远东立即卷入。121 为了尽可能推迟美日摊牌，多争取一些备战时间，美国决定对日本作出一些让步。罗斯福亲笔给赫尔写了一份备忘录： 　　 　　六 个 月 　　 　　 1.美日恢复经济关系——现在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加别的。 　　 2.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和满洲边境，或南边的任何地方(荷兰、英国或暹罗)增兵。 　　 3.日本同意，即使美国卷入欧战也不援引三国条约。 　　 4.美国介绍日本与中国会谈，但美国不参加双方对话。 　　 “太平洋的协议容后再议。”122 　　备忘录头上的“六个月”，可能意味着罗斯福想通过这些让步，再为美国争取半年的备战时间。 　　根据总统指示，赫尔拟就了—个临时过渡办法，并于24日向中、英、澳、荷四国大使通报。这个权宜办法的内容包括：日本不对东北亚、北太平洋地区、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并从印支南部撤军，驻印支北部日军人数不得超过2.5万人；美国同意修改冻结日本在美资产的命令，每月供给日本不超过60万美元的原棉和一定数量的民用石油等物资，并从日本进口生丝，这个临时措施以三个月为期。123 　　这个权宜方案理所当然引起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24日，蒋介石致电胡适，措词严厉地说：在日本侵华问题根本解决之前，“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他指示胡适向赫尔要求，“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蒋介石在对拉铁摩尔的谈话中表示了同样的意思。拉铁摩尔致电居里说，蒋的“反应十分强烈”，“我以前从未见过他真正激动”，任何权宜办法对于美国在中国的威信都是灾难性的，就像关闭滇缅路摧毁了英国在中国的威信一样，“日本人和中国的失败主义者将立即利用它在中国产生的幻灭情绪敦促东方人团结起来反对西方人的叛卖。”124 　　美国的权宜方案不仅遭到中国强烈反对，也引起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的不满，125 方案于是胎死腹中。11月26日，赫尔向野村和专门来美谈判的特使来栖提出了全面解决美日关系谋求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强硬要求，包括日本从中国和印支撤兵，不支持重庆政府以外的任何政权(包括伪满和汪伪)，等等。这些要求使野村和来栖目瞪口呆。赫尔也明知日本不会接受这些条件，27日他对史汀生说：“这事[对日关系]已经不该我管了，现在是你和诺克思的事了，是陆军和海军的事了。”126 　　早在10月9日，罗斯福就向国会提出要求彻底重新审议中立法。国会经过6个星期的辩论，于11月13日通过再次修改中立法的限制性条款，允许武装美国商船，允许美国船只驶入原先不得进入的作战区域和交战国港口。 　　同时，日本的战争准备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1月3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发出一道命令，将袭击珍珠港计划作为突击部分编入庞大的“南进”计划。12月2日，经裕仁天皇批准，海军军令部总长发出海军第12号命令，把攻击美、英、荷的日期定为12月8日。美国政府虽不确切知道这个日子，但从截获的日本密电和其他种种迹象看来，罗斯福与赫尔已经毫不怀疑，战争的暴风雨正在日益逼近。罗斯福在24日和丘吉尔解释权宜方案时就曾说：“我不抱多大希望，我们大家必须准备对付真正的、可能马上就会到来的乱子。”127 罗斯福在等着日本打第一枪。 　　1941年12月7日，128 星期日，上午7时55分，经过长期准备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和美、英、荷在太平洋的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翌日，美、英、荷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对德、意宣战。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发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美两国终于成为共同抗日的盟国。 　　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这4年半中，太平洋上波诡云谲、国际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微妙多变，美国的远东政策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种政策仍然具有对日姑息、妥协的一面，美国的孤立主义纵容了日本的侵略，但援华制日的因素都在不断增长，并逐渐发展为美国政策的主导方面。自然，美国政策变化的轨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在政策的实施中有时甚至出现一些看来是互相矛盾的现象，如在1941年美国一方面不断加强援华制日，一方面一度准备以牺牲中国部分利益来换取拆散三国同盟，推迟美日战争的爆发。达恰恰表现了美国政策的两重性，只看到或只强调其中的某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只能以偏概全。还应该看到，美国政策的基本点不是要通过绥靖日本而苟且偷安，美日谈判没有减弱美国事实上援华制日的势头，美国也没有在谈判中不顾及有关国家立场而一意孤行；再就美国政策中对日妥协的一面来说，其中有出自美国利己主义的考虑，但也不能排除斗争策略、政治手腕的因素。 　　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竭力推动美国援华，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并希望由美国牵头建立有关国家共同对日的统一阵线，这种政策对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是有益的，本来世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国民政府过多地片面地寄希望于国际援助，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形势的变化解决中日战争，而放松了本身的战争努力。在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它就不再那样积极抗战了。 第四节 抗战前期中共与美国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一再表明了捍卫民族主权、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定立场。中共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中国国内矛盾以及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矛盾下降的新形势，一步一步地提出并发展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设想，在1935年1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分析了日本侵华引起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认为这“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和日本是“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会议放弃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制订了区别对待法西斯侵略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新的对外政策，准备“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凉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129 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新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130 中共关于国内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的确立为中共开展对美外交提供了可能。 　　但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不为当权的国民党所承认的“非法的”在野党，中共与美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而且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和新闻封锁，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共没有最起码的了解。要发展对美外交，要争取国际上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首先就要冲破这种封锁，消除对中共的种种误解。在不可能直接与美国政府发生关系的情况下，对美外交必须、也只能从民间外交做起。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邀请西方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访问西北苏区。上海地下党和当时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宋庆龄从诸多的西方记者中选择了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 　　斯诺于1928年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来到中国，担任在华颇有影响的《密勒士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代理主编，兼《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日本挑起“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斯诺赴实地采访，撰文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赞颂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抵抗外敌的爱国精神。事变过后，他撰写了生平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该书于1933年9月出版。他在中国听到各种各样关于红军的传闻。种种“恐怖故事”在他的“脑际萦绕”，用他自己的话说，“事实上，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正在这时，英国《每日先驱报》和美国兰登出版社约他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为弄清真实情况，探明红色中国这个“未知之地”，斯诺于1936年春专程到上海，向宋庆龄表达了访问苏区的愿望。131 这与中共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斯诺于是得遂心愿。 　　从1936年7月上旬到10月中旬，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访问了92天，途经10多个县镇，行程千余里。他会见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红军的重要将领，与他们进行了多次长谈。毛泽东同他谈了十几个日日夜夜，向他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程和自己的身世，详细阐述了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科学地分析了日本侵华导致的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明确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益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密切相关，因此这些国家应该结成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中国国内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毛泽东进而表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毛泽东还指出，美国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对中国的援助：一方面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借款，出售军商品，一方面对日本进行封锁。毛泽东高瞻远瞩，展望战后的局势说，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中国人民不仅将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到那时，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132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深刻而及时地阐明了中共对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实际上是他通过一位美国记者向美国人民和政府发出的呼吁。 　　10月底，斯诺风尘仆仆返回北平。11月初，为了揭穿国民党散布的他已被枪决的谣言，他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他在苏区的见闻，展示他在苏区拍摄的照片。一时间，斯诺的西北苏区之行成了一条爆炸性新闻。接着，11月14日，《密勒士评论报》率先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的论统一战线的谈话及斯诺拍摄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那张有名的照片，接着，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美亚》杂志、《亚洲》、《新共和国》、《太平洋事务》等报刊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相继发表了斯诺的数十篇报道。甚至纽约最保守的报纸《纽约太阳报》也登载了斯诺的报道，美国《生活》画报和《时代》周刊以创纪录的100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他拍摄的75帧苏区照片加以发表。由于这两家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是强烈亲蒋的，他的这一做法使斯诺惊讶。 　　1937年7月，斯诺完成了他记载苏区之行的专著《红星照耀中国》（旧译《西行漫记》)》，10月即由英国戈兰茨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斯诺真实地记录了他在苏区的所见所闻，把与国民党关于中共的歪曲宣传截然不同的崭新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书中的苏维埃社会是廉洁的、平等的，红军是纪律严明、坚韧不拔、不可战胜的，中共领导人是真诚朴实、相信人民、足智多谋的群众领袖。该书所受欢迎的程度是斯诺本人“始料不及的”。书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在数星期内就销售了10万册以上。纽约兰登出版社翻印此书的销售量，比任何关于远东的非小说作品的销量都大。不久，该书又相继被译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几种文字出版，红色中国这个题材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学术界和出版界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这部书被公认为报告文学的典范之作，是“美国新闻记者所建树的最伟大的功绩”。著名的东方学家拉铁摩尔称它是当年新闻界最重要的事件。太平洋学会秘书长卡特认为该书在西方了解中国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著名作家、曾因创作关于中国的小说《大地》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真珠称赞该书的每—页都是杰出的，很有意义的。还有许多评论家用“引人入胜的”，“令人惊讶的”，“辉煌的”，“出类拔萃”的等词语赞誉该书。甚至《纽约先驱论坛报》具有反共倾向的远东问题专家甘露德也接受了斯诺的绝大多数结论，并承认，斯诺是“西方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133 总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对于美国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斯诺的报道和著作第一次向美国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共的翔实可靠的材料，在美国公众中唤起了对中共事业的同情，为塑造中共新的形象奠定了基础。难怪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说：“在以赞同的笔调描述和解释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原则和目标方面，没有一个美国人比斯诺做得更多。”134 　　斯诺的作品不仅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决策人物。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自己对中共和红军就并无真正的了解，再加上一些外交宫的政治成见，美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得到有关中共的真实信息。斯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不足。内政部长、罗斯福总统的亲信伊克斯通过阅读《红星照耀中国》熟悉了中共的活动方式。罗斯福接受伊克斯的建议，也读了这部书，并且很快成为“斯诺迷”，135 以致在以后数年中，罗斯福几次邀请斯诺到白宫讨论中国政治问题。 　　斯诺的报道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国民党感到十分恼火。除向詹森表示不满外，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还于1937年2月上旬写信给斯诺，威胁说，如果他继续发出类似电讯，政府方面就要采取措施。斯诺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毫不为之所动。他认为一个美国记者有权披露亲眼目睹的事实真相。而国民党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以及各方面的反应，对斯诺也无可奈何。 　　继斯诺之后，中共中央又积极邀请、安排其他美国记者、作家、学者访问西北、华北、华中苏区。1937年1月至1938年1月，早就同情并帮助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访问了西北苏区。在这之前，西安事变发生时，史沫特莱恰好在西安。她把西安发生的一切，蒋介石“剿共”阴谋的失败，在临潼被扣，被迫答应抗日，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写成文章向外报道，她还用英语把她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情况进行广播。1937年1月中旬，她进入西北苏区访问。她采访了中共领导人，并且不顾个人安危随八路军到山西五台山抗日前线进行采访。她在极端困难的行军途中整理了从西安事变到1938年初的日记书信，写成了反映华北地区抗日形势、赞颂八路军英雄业绩的著作《中国在还击》，该书于1938年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 　　史沫特莱感到，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美、英记者不能了解真实情况；他们一旦有机会直接采访苏区，是会如实加以报道的。她向有关方面提出了这一问题，中共表示，“只要有来者，我们一律欢迎”。136 史沫特菜随即向上海最有权威的十多位外国编辑、记者发出了授权邀请信，于是，一批美国记者于1937年2月至9月到延安进行访问，其中有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斯诺)，《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托·基恩，美联社记者厄尔·利夫，摄影记者福曼。海伦·斯诺在延安呆了4个多月，她把所见所闻写成《在红色中国内部》(旧译《续西行漫记》)，该书于1939年由纽约道布尔戴出版社出版。 　　6月下旬，斯诺又安排来华访问的《美亚》杂志编委会的毕生，杰菲和拉铁摩尔访问陕北。他们在延安的三天逗留中会见了中共领导人，进行参观，拉铁摩尔还在延安夫子庙给延安干部、党员作了有关国际问题的讲演。毛泽东在与他们的一次长谈中介绍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努力，并表示，国民党已经改变了它过去对日妥协的政策，它也必须改变对内政策，实行民主，“国民党不能同时既镇压人民又对日作战”。短暂的访问给来访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杰菲深为延安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所感染。毕生以《毛泽东分析南京政府》为题把与毛的谈话记录整理后在《美亚》杂志发表。137 他确信，共产党人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们是要弥合国共两党的裂痕的。138 拉铁摩尔写了两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陕北之行》，《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和将来：统一战线的理论》。文章虽未发表，却由美国驻北平领事罗赫德发给了国务院。拉铁摩尔在文中指出，中共是朝气蓬勃的，他们既不是“掠夺社会的匪帮，也不是为夺权而夺权的雇佣部队”。139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后，曾经两次访问过中国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立即赶来中国，并决定步斯诺后尘去采访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斯特朗以“从自己的青春期以来还从未有过的热情”在山西洪洞县马牧八路军总部采访10天。140 八路军指战员坦率爽直的同志情谊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1月下旬回到汉口后，她不顾身体有病，立即拜访了中共驻武汉首席代表周恩来。周在数次会见中向她反复表示，共产党人坚定地执行统—战线政策。1938年3月回到美国后，她到全国各地作旅行演讲，把她在中国，尤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见闻介绍给美国人民，并撰文介绍八路军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八路军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她还给总统夫人写信，强烈要求美国正式同中国结成同盟。 　　当时正在燕京大学研究历史的米勒于1938年春在冀中抗日根据地访问了三星期。冀中根据地的“新精神”和“生气勃勃的民族主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撰文介绍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过程，指出，这种敌后完整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组织的建立是冀中正在进行的游击战争的基础，而冀中的状况在日军占领的华东、华北八个省中是有典型意义的。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人仍然控制着华北”，“日本人征服华北的企图将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141 　　如果说斯诺是访问西北苏区的第一个美国人，那末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上尉是由美国政府派遣的访问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军人。 　　卡尔逊是个职业军人，曾在中国服役多年，1935年调任罗斯福在佐治亚洲温泉住宅部队的第二把手。但卡尔逊念念不忘来中国服役。1937年春，他的要求得到批准。在他行前，总统专门接见了他，说：“我想请你在中国期间为我做点事。我要你不时地写信给我，直接寄住白宫。告诉我你干得怎么样，告诉我那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并称，“这些信，我们保守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142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尔逊是罗斯福自己派往中国的情报人员。 　　卡尔逊于1937年8月到上海。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任命他担任海军情报观察员，任务是搜集有关中日战争的情报。他结识了斯诺，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手稿，对其中描述的情况将信将疑。他对斯诺说：“如果他们[中共]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真像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143 他决定自己到延安去一趟。他的想法得到亚内尔将军的批准，并经过蒋介石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和斯诺的疏通、联系,得到国共双方的同意。 　　1937至1938年，卡尔逊在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了两次旅行。1937年12月，他先到山西洪洞县境内的八路军总部，盘恒10余天后，又在一支小部队的护送下，从洪洞向晋察冀边区行进，于1938年1月29日到达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2月28日，他回到汉口，“感到自己像个奥休匹克运动员”。144 51天之中，他在山西、河北敌后跋涉了3200多里。1938年5月5日至8月7日，卡尔逊再次访问敌后根据地。他从西安到延安，逗留了10天后，经蒙绥进入晋西北根据地，又访问了冀中、冀南、鲁西南，于8月7日回汉口，三个月中在华北三次穿过日军封锁线，跋涉近4800里。这两次访问中，卡尔逊广泛接触了中共和八路军各级领导人、与毛泽东作过两次长谈，了解了八路军的军事组织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所有这些，都使卡尔逊激动不已。他回到汉口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来者不拒，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所见所闻。他证实，虽然日军占领了华北的铁路、公路等主要交通线和城市，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却把大部分居民组织了起来，这种敌后的行政机构是很有效能的。他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扬中共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并确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可以建设成功。145 　　卡尔逊遵照总统的嘱咐经常给白宫写信，生动地描述他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见闻。他写道，中共控制的地区没有国民党统治区那种失败主义的腐败现象，中共的部队具有新的战斗作风，志愿精神和官兵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中共军队士气高涨的原因。他还告诉总统，共产党人既是社会革命家，又是真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渴望同美国合作打败日本，重建中国。他认为，援助中共将有助于战胜日本，并能获得中国最生气勃勃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友谊。罗斯福对这些信极感兴趣。他对伊克斯说，这些信件激起了他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争价值的激动人心的图景。146 　　卡尔逊于1938年12月底返回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并撰写文章和著作介绍他在中国的见闻。1940年，他所著的《中国的双星》出版。卡尔逊把他的文章和书的样本都送给了白宫。1939年12月4日，罗斯福把卡尔逊的一篇文章转给赫尔，让他“阅后退还”。《中国的双星》受到热烈欢迎，特别是其中关于军事方面的分析和判断得到普遍的好评。 　　1936年到1938年间，相当数量的美国记者、学者、军人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苏区，这在中共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些访问者的报道使美国人民更清楚地了解到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增强了他们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这对于改变美国舆论，推动美国援华和制裁日本无疑是有作用的。他们的报道第一次为大洋彼岸的人们了解中共提供了大量可信赖的材料。美国人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奇地发现了一个“红色中国”，一个与国民党多年来的欺骗宣传所描述的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从此，在美国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不再是国民党一统天下了，美国关于中国的舆论开始发生转变。美国访问者的文章和著作也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关于中国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对他们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点，下文还要讲到。 　　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4年多中，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朝着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阵线逐渐分明的方向发展，但在其演变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错综复杂的状况，形势的不稳定性、多变性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中共密切注视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不断根据这种变化调整其对外政策，包括对美国的政策。 　　在抗日战争初期(大致到1939年上半年)，中共赞成并力求实现与美国建立某种形式的反对日本的同盟关系。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在7月23日的宣言中即提出：“立到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147 中共对美国援华制日寄予较大期望。1938年8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希望美国除声援中国抗战外，还能给中同“以更大的物质援助”。11月24日，该报又发表题为《英美还容忍吗》的社论，呼吁英美，尤其是美国“尽它最大的努力”“来援助中国抗战”。社论指出： 英美逐步示弱，敌寇却日益蛮横，英美处处容忍，敌寇却事事猛进”，英美民主国家应当在听任、纵容日本侵略与制裁日本之间作出断然抉择，12月20日，《新华日报》就中美桐油借款和英国对华借款发表社论，肯定“这两笔借款，是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的意义的”，这说明“英美两国对援助中国抗战和制裁日寇侵略，走到采取并决定了具体办法的路上”，半个月后，该报社论又赞扬美国近来外交政策“走上日趋强硬”，强调中国必须善于运用有利于抗战的外交形势，“加强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亲密中美两国人民的团结”，并希望美国“彻底修改中立法，给中国抗战以更大的援助”。 　　但是，在桐油借款以后的长时期中，美国并未采取更多的实际步骤援华抗日，它的“不干涉”中日战争的政策看来一时没有改变的可能。1938年9月底，英、法、德、意四国签订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牺牲捷克，绥靖德国之后，中共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理所当然地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在亚洲可能发生的类似的妥协投降活动。在国内，蒋介石念念不忘限制、削弱乃至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正面战场进攻减少、对敌后战场压力增大，各地顽固派的反共摩擦随之增加，胡宗南部从1939年5月起开始包围陕甘宁边区，甚至准备进攻延安。总之，这一时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继续团结抗战的因素。 　　针对这些情况，中共及时调整了外交政策。中共中央在1939年6月及时提醒全党“反对投降危险”，指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成了“当前最大的危险”。毛泽东在6月10日延安高级干部会上的一个报告中又指出，虽然英、美、法与侵略国家有深刻矛盾，但它们的现时政策是“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政策，“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其‘渔人’政策的。”7月24日英日《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签订使中共更加现实地感到西方大国绥靖政策的危险。中共中央在7月29日指示中要求全党“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148 　　苏联的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给中共政策带来影响。1938年8月，苏联大幅度地调整政策，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向各国共产党发出紧急指示，重新解释大战的性质和国际的策略，这场大战被解释为同第—次世界大战—样，“交战国双方都是进行着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取世界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149 中共接受了这种对国际形势的估计。9月下旬，斯诺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同他谈到国际问题时说：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世界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德国放弃了它的反苏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以前在法西斯国家和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划分的界限就失去了意义。所谓的民主国家开始利用战争来结束民主制度。这些国家成了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运动的中心，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运动的敌人。在新的形势下，可以参加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家已经不再包括所谓民主国家里的资产阶级了。150 毛泽东在1939年9月的一些讲话和文章中，强烈谴责“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日本“是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他抨击英、美、法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不干涉”政策，并指出，中国抗日的外交政策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切可能争取的外援”，但外援主要来自社会主义苏联，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是可靠的援助。151 　　但即便这时，中共也没有把美国与英国完全等同起来，而是依据两个国家的不同表现予以区别对待。中共认为，反对东方慕尼黑的重点是打击张伯伦的投降政策，至于美国，它“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152 尤其是在《有田—克莱琪协定》订立后，美国立即作出反应，宣布废止《日美商约》，并开始对日本实行“道义禁运”，中共对这一制裁日本的预备性步骤表示欢迎。10月22日《新华日报》社论肯定了从1939年年中以来美国远东政策的积极变化，并提出：“进一步在外交上，加强中美关系。依据自主外交原则，积极活动，总要做到使美国停止军火输给日寇”，“能够这样，我们在远东有苏美两国亲密的友谊，慕尼黑阴谋者，也无法施其伎了”。153 这就是说，中共希望和争取美国改变其“不干涉”方针，成为制止妥协投降倾向的积极因素。 　　1939年9月欧战爆发，英、法都卷入了对德战争，国际形势大变，美国对日政策更趋强硬，在9月和12月几次扩大了“道义禁运”的范围。1940年1月《日美商约》废止后，美国又拒绝日本另订新约的要求。7月2日罗斯福发布了对日本的第一道禁运令。同时，美国对华援助也出现了新形势。3月7日，中美华锡借款消息公布。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再次调整了对美政策。中共中央在2月1日的一份文件中指出：“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及至7月，在抗战3周年之际，中共更明确指出，投降的危险主要的已不是英美法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而是日本的压力与德意胜利对于日本的鼓励以及可能的劝和政策”，我们可以利用英美法与德意日之间的矛盾，“待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着的矛盾”。两个月后，中共中央进而认为，“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便由劝和中日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154 也就是说，尽管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对战争性质的分析，但实际上，中共并不放弃一切可能的机会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以服务于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0年，日本为了南进，希望尽快结束中国战事，向重庆政府提出了比以往更优惠的诱降条件；英美为了防止日本南进，则要竭力阻止重庆政府步汪精卫的后尘。上半年，美国以2500万美元贷款援华，下半年又酝酿给中国以新的贷款。重庆政府感到处于一种颇为有利的地位。战争的形势稍一缓和，日本的压力稍一减轻，国民党顽固派便又蠢蠢欲动。1940年秋，顽固派加紧了防共、限共、反共的话动。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蒋介石于10月18日接见驻华大使詹森，谎称中共“阴谋阻碍抗战”，并扬言，“我人不惧外敌日本军队之侵略，且自信力足以制之，而我国弱点，以后当在国内中共之猖狂，惟有得美国空军与经济之援助，足以固我动摇之经济与民心，则中共亦无所施其伎矣。”155 这就说明，蒋介石向美国求援，是有着抗日与对付中共的双重目的的，而在当时他把反共看得比抗日更直接、更重要。 　　如果说，中共担心英国的主要是对日妥协，那末它担心美国的则是支持国民党反共。中共认为蒋介石准备又一次反共高潮折射出美国的政策意向，对美国的真实态度产生了深刻怀疑，对中国抗战前景颇感忧虑。毛泽东指出，“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不是暗藏的投降派及一部分顽固派在重庆失守后投降日本，与汪伪合流，而是国民党亲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美国参战后击败日本，“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中共认为，“阻止与援救国民党这一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错误方针，是我党当前的严重任务，我们既反对德意日同盟的所谓新秩序，也不赞成英美旧秩序”。156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供的一份重要情报打消了毛泽东对国民党加入英美联盟的疑虑。毛泽东11月16日指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157 　　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中共驻重庆代表团随即多次与英、美驻重庆大使馆联络，把何应钦、白崇禧10月19日要求皖南新四军北撤和缩编抗日部队的电报连同朱、彭、叶、项的复电的英译文送到使馆，周恩来在11月27日与美国助理武官的谈话中还指出，即使新四军按国民政府的要求撤往华北，它很可能仍然受到政府部队的攻击。中共代表希望美、英两国为抗日利益计，采取措施，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英国大使卡尔曾经口头向蒋介石表示，希望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国共所面临的争端。但处世圆通的美国大使詹森都只是向国务院报告事态的发展，而没有对重庆政府作出任何表态。12月28日，赫尔国务卿回电詹森，表示同意他的不介入态度，但同时指示他可在适当场合向蒋介石询问国共之间存在的困难状况，并表示，“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的联合感兴趣，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因素之一”。158 　　没有材料表明，詹森是否像赫尔指示的那样做了。即使做了，这种步骤也已经太晚，又太软弱无力。 　　皖南事变在国内外引起震惊。1941年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抱病见蒋介石，对事变提出质问，并表示，“苏联政府对于此次之冲突与斗争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抗战力量，”159 同情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美国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反共顽固派的暴行。 　　1940年秋冬，卡尔逊少校在南方九省国民党统治区刚刚作了三个月的考察。结束考察后，他在12月9日给国务院政治顾问亨贝克的信中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认为在中国正有一种朝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趋向，并建议，美国应当支持中国那些“正在努力使人民熟悉民主进程的基本原则”的组织。160 他在回国途中到达夏威夷时，即公开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回到大陆后，他在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协会和纽约的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上，列举事实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及近乎法西斯的行为161 美国一些著名学者、作家、记者获悉事变消息后，联合致电蒋介石，表示惊骇与抗议，其中有毕生、杰菲、《民族》周刊编辑麦克思威尔·斯德华、亨利·阿特金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华兹。他们的电文说，最近攻击新四军及逮捕叶挺将军的消息，引起美国人民极大的关切，这样的行动只会帮助日本而有损于中国在美国的信誉。他们认为，恢复中国的团结是为制止日本的侵略所必要的。美国青年大会也致电蒋介石说：“报纸传闻，中国团结破裂，我们听了很惶惑。美国青年大会拥护中国为争取民族的胜利与世界的和平而继续团结。”162 　　皖南事变前夕，斯特朗恰好再次在中国访问。她在重庆与周恩来作了长谈。周向她讲述了近两年来国民党不断加剧同中共军队的武装冲突的情况，指出，蒋介石下令要新四军北迁同八路军合并。执行这个命令，对于大部分新四军部队来说，实际上意味着自杀。因为如果撤离了根据地，他们就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蒋助这一措施不仅是军事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如果照蒋的命令行事，中共部队集中于华北，由蒋控制华中华南，国家就会一分为二，中共控制地区将成为日军进攻的极好目标，从而给蒋创造与日本讨价还价的形势。周还把一些资料交给斯特朗，请她带到美国，一旦国民党军队展开大举进攻，就把这些资料发表出来。163 斯特朗在回国途中已经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她匆匆赶回美国，于1月29日走访国务院，把这次访华所得到的印象及她所知道的皖南事变的真相告诉了亨贝克、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戴维斯等。她强调指出，国共关系正在恶化，政府对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感到吃惊，深恐抗战胜利后中共控制长江下游的富庶地区，这是国民党要在这一地区排除中共的主要原因。她转达重庆许多持稳健看法的人士的意见说，美国政府及其驻华代表只要作出表示，美国继续对中国的联合感兴趣，也会使那些制造内讧的人感到沮丧；但美国对中国政局却毫不关注，这次事件的主谋何应钦等人于是认为，美国对他们的作为是漠不关心的。戴维斯在记述这次谈话的备忘录中评述说，考虑到她是左倾同情者，她的“议论显然是温和的、客观的”。164 　　2月初，斯特朗接到—封发自马尼拉的未署名的信，其中说，发表你所知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信中还附有中共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全文和其他文件。于是她通过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朋友发表了一些她所掌握的材料。接着她又在《美亚》杂志上撰写文章，详细介绍皖南事变的国际国内背景，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过程，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亲日活动，并称，这些都是“被重庆新闻检查机关隐匿”的事实。她呼吁美国政府与苏、英一起，挽救中国的形势。165 　　皖南事变也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1月24日，国务院宣布，美国对中国国共之“内争”表示关怀，同时美国政府暂停了计划中的对华贷款的实施。166 　　罗斯福本人对事变的态度可以从两个事例看出。在居里来华访问途中，两广外交特派员甘介侯2月7日在香港晤见居里及同行的联邦储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当甘介侯问到美国对中国的共产党问题的看法时，戴普莱说：“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2月8日，蒋介石在重庆第一次接见居里。谈话伊始，居里就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予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167 罗斯福的这一口信是居里趁着记忆清晰之时笔录下来的，应当是准确无误的。不管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的了解有多少差错不确之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罗斯福不赞成皖南事变，不支持国民党反共，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考虑到国民党把争取外援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并正在千方百计密切与美国的关系，罗斯福的这种表态是很有份量的。 　　罗斯福怎么会有这种见解呢?戴普莱解释说：“此种见解必从美国游华著作家之言论中得之。”居里也说：“斯诺及史沫特莱等为之[中共]撰著专书，以广流传，一般自由主义倾向之美人，受其影响甚大，因此闻中国内部发生摩擦，有发生内战之虞者，咸感不安，因而影响其援助中国之热城。”168 由此可见斯诺等美国记者、作家的报道和著作影响美国舆论、影响美国决策者的程度，而这正是中共对美的民间外交取得的硕果。 　　2月14日，居里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居里一到重庆，就向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提出了这一要求，董让他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蒋不便断然反对，但他不希望周恩来到居里住地造访。结果会见安排在英国驻重庆大使馆，以卡尔大使邀请居里和周一起用茶的方式进行。居里、戴普莱和周作了长谈。居里告诉周，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不在亚洲，因此只能有限增加对华援助。他表示，美国的政策是赞助中国统一，不主张扩大内战，并希望国民政府实行改革。周恩来向居里解释了中共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并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若干材料，说明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指出，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中国也就不可能起到牵制日本南进的作用，他表示，只要不损害共产党，中共不反对美国援华。周阐述了中共争取实行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目标，居里认为这些目标是“中国的需要”，他对此表示同情。周恩来与居里的会晤是中共领导人与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接触，是双方第一次通过面对面的交谈直接了解对方的政策和意图。虽不能说这一次会晤就对美国政策产生多么大的、立竿见影的影响，但它在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却是一件大事。会见以后，居里对美国大使馆官员说，他不觉得周是特别激进的，他认为周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富有同情心的人。显然，周给居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69 　　居里访华后不久，3月7日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和亨贝克在与胡适和宋子文的一次谈话中又表示，“国共之间不和的后果远比起因更为严重”，“美国对中国的团结和稳定至感关切”。170 　　皖南事变后，中共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纷纷批评、谴责国民党，美国政府又表明了上述态度，在这种情况下，顽固派处境尴尬，不得不有所收敛。蒋介石的谋士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在2月给蒋介石的《密呈》中分析当时的形势说：“以为目前为彻底制共之最良时机者，殊非的论”，理由是：一则，经济上面临“重大恐慌”；二则，“目前对苏，实不得不力事容忍，务期保持最低限度之邦交”；三则，“英美在表面上只能助我抗日，对于制共，必认系我国内军纪与秩序问题，而不便迳行声援，且以世界大战全局关系，英美顾虑牵及苏联邦交，实有不得不采慎重行动之苦衷。”为此，他建议“务期以政治方式解决全案”，切勿“引起破裂”。171 这个密呈尽管言词闪烁，却也把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对外关系上的狼狈处境描述得清清楚楚。蒋介石于是不得不设法把紧张气氛暖和下来。他在2月10日同居里的谈话中信誓旦旦地说：“余可向罗斯福总统保证，……中国绝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裂之危险，余必遵照三民主义，向民权主义之目标而迈进”。172 他在3月6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虽然仍然大弹其“军令”、“政令统一”的滥调，但不得不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周恩来评述说，蒋的演说“是带防御性的。”蒋介石并约周恩来谈话，表示许多具体问题（如释放被扣人车，解决对《新华日报》的压力，增加中共军队的数额，继续发饷等项)都好解决。反共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收场了。 　　在抗日战争前期，中共与美国虽没有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但中共的民间外交却是卓有成效的，它影响了美国的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开始在美国人心目中塑造起中共的新的形象。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美国为自身利益计要让中国牵制日本，希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美国的这种政策成为制约国民党顽固派公开反共的因素，对中国坚持团结抗战起了一定作用。但另—方面，美国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在支持中国抗战的同时，却又给当权的国民党的限共、反共活动起了撑腰打气的作用。这两方面的因素在抗日战争中是始终存在的，只是随着国际和中国国内的形势的变化，有时这个因素更起作用，有时另一因素更为突出而已。 ① FRUS，1937, Vol.3, pp.143-144、159-160、190；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pp.286-287. ② FRUS, 1937, Vol.1, pp.699-700；Cordell Hull :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8), Vol.1, pp.535-536. ③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11-14页。 ④ FRUS, 1937, Vol.3, pp.419-420、440、449-450、460-461. ⑤ 当时美国在北平、天津、上海分别驻有500、800、1000名士兵。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p.319. ⑥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Chapter 11. ⑦ FRUS, 1937, Vol. 4, pp.456-457. ⑧ 显然由于这个命令的影响，1938年美国对华输出锐减为0.35亿美元（1932年为0.56亿美元），达到30年代最低点；而对日本出口却未受影响。1937年达2.89亿美元，较1932年的1.35亿翻了一番多，1938年也达2.40亿，这两年是30年代美国对日输出额最高的年份。见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80), p.149页. ⑨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一），第409页。 ⑩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1984年版, 第38卷，第97页. 11 FRUS, 1937, Vol.4, pp.3-5, 11. 12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0-155页。 13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1973年版，第419页；《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09页。 14 《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第396-397页。 15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第100页。 16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389-391；Sumner Welles: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 New York: Harpers and Brothers, 1951)，p.73. 两个多月后的“帕奈号”事件是对美国民意的一次实实在在的测验。12月12日，日军在进攻南京时炸沉了停在南京以西长江中的美国炮舰“帕奈号”。国会和公众对此事有各种反应，但总的说来是相当温和的。报界和一般公众都把它看作是应由个别飞行员、而不是由日本政府负责的偶然事件；孤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深恐此事将导致美日对抗，喊出了“‘帕奈号’不是‘缅因号’战舰”的口号，要求从中国撤回美国军舰，以免引起新的事端。于是，在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并赔偿220万美元后，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这件事情进一步助长了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 17 内森·米勒著、祥里等译：《罗斯福正传》，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52-553页。 18 《罗斯福选集》，第163页。 19 赫伯特·菲斯著、周颖如等译：《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14页。 20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pp.406-407. 21 外交学院编：《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3册，北京1958年版, 第132-133页，；《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592页。 22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421页；董霖译著：《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台北1978年版，第26页。 23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p.432. 24 FRUS, 1937, Vol.3, pp.842、844、947；1938, Vol.3, pp.2、12. 25 《战时外交》（一），第221页。 26 中日战争开始后，亚内尔一再坚持，不能放弃战争区域中美国公民的权利和美国的航运权。9月22日，他下令舰只保护中国通商口岸的美国公民。10月中旬，他在给李海的信中写道，日本是对美国远东利益的威胁，中国是在远东反对“那个带枪的国际歹徒”的民主国家之一。他主张利用日本经济的脆弱性，美、英、法、荷、苏等国结成统一战线，从经济上“绞死”日本。他的主张与李海本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李海把他的建议提交总统，罗斯福颇为欣赏地说：“亚内尔说得很有意思……他的建议与我上月在芝加哥演说中用的”检疫隔离“这个词是一个意思”。在前述“帕奈号”事件中，李海力主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他建议实行贸易制裁，并认为，“时候到了，我们应该让舰队准备出航，并与英国海军达成联合行动的协议，并告诉日本人，我们准备保卫我们的国家”。见Dorothy Borg and Shumpei Okamoto, eds.: Pearl Harbor as History.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31-194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 pp.212-213. 27 Arthur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 Cambridge: Harve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pp.32, 61-62. 28 FRUS, 1938, Vol.3, pp.520-521. 29 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以下简称《战时通讯》），台北1978年版, 第80-82页， 30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4），《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1966年版, 第463页. 31 《战时通讯》，第39页。 32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 pp.71-72；《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221-222页。 33 从1932到1939年，美国对日输出占到美国总出口额的7.3%到9.9%，日本在美国对外输出中一直占第三位。见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p.149； Pearl Harbor as History.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31-1941, p.372. 1939年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在谈到中立法时说：“我国工业生产和就业状况已经如此凄凉，如继续在出口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必将导致美国大部分工业区破产”，见雅科夫列夫著，宋竹音等译：《轮椅总统——罗斯福》，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第337页. 34 Chian and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cne 1784, p.212. 35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 p.569. 36 古屋奎二著、中央日报社译印：《蒋总统秘录》，第11册，台北1977年版, 第100页。 37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北1951年版，（总）第1325-1327页，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3辑）（以下简称《胡适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页。 39 FRUS, 1939, Vol.3, pp.105-107；《中央日报》1939年2月12日。 40 《胡适电稿》，第15页；《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423-424页。 41 FRUS,1939, Vol. 3, pp.109-111. 42 FRUS, 1939, Vol.3, pp.186-187. 43 William L. Langer and Everett Gleason: 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 (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2 ), p.153;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 p. 631; FRUS, Japan, 1931-1941, Vol.1, pp.652. 44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 pp.632-634. 45 《战时外交》（一），第83-85页。 46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143页。但笔者将《选辑》中“与维持其侵占区内之公安”中的“侵占区”改为“控制区”了，因协定英文本作in the regions under their control. 47 《战时外交》（一），第86-87页。 48 FRUS, 1939, Vol.3, pp.217-222. 49 FRUS, 1939, Vol. 3, p.233;《战时外交》（一），第87-90页。 50 《胡适电稿》，第2页。 51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93页。 52 约瑟夫·格鲁著、蒋相泽译：《使日十年——1932-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3页。 53 FRUS, 1938, Vol.3, p.368; FRUS, Japan, 1931-1941, Vol.1, p.824. 54 Donald B. Schewe, ed.: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 ( New York-Toronto, 1969 )，Series 2, Vol.13, pp.6-7. 55 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托因比合编、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大战前夕，193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2。 56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707-708页；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p.315-316. 57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708页。 58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 Series2, Vol.14, pp.206、219、228. 59 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 , p.80;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 pp.641、643、648; 《通向珍珠港之路》，第22-23页。 6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Peace and Wa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31-194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 p.475. 61 FRUS, 1939, Vol.3, p.562. 62 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 , pp.227-231. 63 《通向珍珠港之路》，第42、47页。 64 FRUS, 1939, Vol.3, pp.619-620;《使日十年》，第310-312页。 65 《通向珍珠港之路》，第77页。 66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 pp.896-901. 67 由于欧战爆发，日本原来从德国的许多订货都转移到了美国，它对美国的物资供应的依赖性增强，尤其是大量增加了向美国购买航空燃料和润滑油的定货，以坚持长期战争。美国驻神户和大阪领事报告说，日本正计划在海南岛积蓄物资，该岛是日本向南方扩大侵略的一个天然出发点。旧金山第九军区司令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交付日本的定货，就可能给美国军队造成6到9个月的汽油供应不足。见《通向珍珠港之路》，第93、96页。 68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Years of Crisis, 1928-1939, p.509；FRUS, 1938, Vol.3, pp.538-540. 69 《战时外交》（一），第236-238页；FRUS, 1938, Vol. 3, p.558. 70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275页；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第29页。 71 FRUS，1938, Vol.3, p.562; Frederick C. Adams: Economic Diplomacy. The Export-Import Bank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4-1939 (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6), p.236. 72 FRUS，1938, Vol.3, p.322. 73 FRUS，1938, Vol.3, p.566. 1936年，罗斯福政府改组了进出口银行，把它置于五人顾问委员会的监管之下，委员会分别由银行、金融复兴公司、国务院、商业部和财政部的代表组成，金融复兴公司董事长杰西·琼斯任委员会主席。见Economic Diplomacy. The Export-Import Bank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4-1939, pp.72-73. 74 FRUS，1938, Vol.3, pp.568, 575；《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711页。 75 FRUS, 1938, Vol.3, pp.380-382; Economic Diplomacy. The Export-Import Bank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4-1939, pp.233-239. 76 孟默闻：《美国蒋勾结史料》，新潮书店1951年版，第5-13页。 77 《胡适电稿》，第5页。 78 《战时外交》（一），第249页。 79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Judiciary: Morgenthau Diary. China (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4)，pp.14-17. 80 《战时外交》（一），第255-257页。 81 《战时外交》（一），第260-261页。 82 《战时外交》（一），第266-267页；《美蒋勾结史料》，第19-29页。实际上，第1941年底，这两笔借款中估计已有2500万美元实际用于购买军需品。见《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35页。中译本把“1938年12月和1940年3月的两笔贷款在法律上仅限于购买非军用物资”的“非”字漏掉了。 83 FRUS，Japan, 1931-1941，Vol.2, p.60. 84 《民国百人传》，第4册，第32页。 85 《战时外交》（一），第271-272、274页。 86 FRUS, 1940, Vol.4, p.668; Morgenthau Diary. China, pp.224-225. 87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30日，中美修正钨砂借款合同，为了还债款运售美国的钨砂每批得以减免75%，由于1941年中国只偿还了8%，这样，债款总额的近70%被免去了。见《美蒋勾结史料》，第33-37、48页。 88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165-166页。 89 Forrest Davis and Ernest K. Lindley: How War Came( New York; 1942), pp.156-157;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p.383;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pp.909-912. 90 《胡适电稿》，第72-75页。 91 《战时外交》（二），第38-40页；《战时外交》（一），第100-103页。 92 《战时外交》（一），第105-107页；FRUS, 1940, Vol. 4, pp.679-681. 93 《战时外交》（一），第111-110页；FRUS, 1940, Vol.4, pp.690-692. 94 FRUS, 1940, Vol.4, pp.688-690. 95 Samuel L. Rosenman,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c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 New York: 1941 )，Vol4, pp.517, 543. 96 《战时外交》（一），第113页。 97 《战时外交》（一），第114-117页；FRUS, 1940, Vol.4, pp.437-440, 699-700. 98 FRUS, 1940, Vol.4, pp.441-443. 99 Morgenthau Diary. China, pp.243, 269；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 pp.173;《战时外交》（一），第286页。 100 《通向珍珠港之路》，第149、151、167等页。 101 《美蒋勾结史料》，第62-69页。 102 Morgenthau Diary. China, p.319; 《战时外交》（一），第287页。 103 《战时外交》（一），第302-303、308页，协定文本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187-1195页。 104 《罗斯福选集》，第259-270：《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369-371页；温斯顿·丘吉尔著、韦凡等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伟大的同盟》，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833-845页。 105 《罗斯福选集》，第262、266页。 106 《战时外交》（一），第533页。 107 《战时外交》（一），第593、551-559页；FRUS, 1941, Vol.4, pp.81-95. 108 FRUS, 1941, Vol.4, pp.94-95. 109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ting Office, 1953 )，p.14. 110 William L. Langer and S. 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53 ), pp.489-490；FRUS, 1941, Vol.5, pp.631,636; Morgenthau Diary. China, p.364;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16;《胡适电稿》，第101页。 111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10-11, 18. 112 例如，1940年，日本及其统治下的朝鲜、中国东北的锭钢产量总共是750万吨，仅等于美国钢产量的1/10强，更不要说日本的石油全部依赖进口了。见《通向珍珠港之路》，第114页。 113 Elliott Roosevelt, ed.: F.D.R. His Personal Letters, 1928-1945( New York: Duel, Sloan an Pearce, 1950)，Vol. 2, pp.1173-1174. 114 文件很长，其中有美国劝蒋介石与日本谈判，蒋汪合作，承认伪满洲国等条款。关于这个文件的产生过程，参见丁则勤、丁克迅：《美日的私人议和活动与〈日美谅解案〉的形成》，《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115 FRUS, Japan, 1931-1941, Vol.2, p.433; FRUS, 1941, Vol.4, pp.153-154, 217. 116 《通向珍珠港之路》，第257、262页；《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402页。 117 FRUS, 1941, Vol.4, pp.288-289, 670-671;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21, 23. 118 Edward R. Stettinius, Jr.: Lend Lease. Weapon for Victory ( New York :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4 )，pp.112-113. 119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34-36, 43-44. 120 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室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43-544页； FRUS, 1941, Vol.4, pp.420-421. 121 《通向珍珠港之路》，第315页。 122 FRUS, 1941, Vol.4, p.626. 123 FRUS, 1941, Vol.4, pp.643-644. 124 《战时外交》（一），第149页；FRUS, 1941, Vol.4, p.652. 125 用赫尔自己的话说，它们“或者半心半意地支持，或者实际上反对”。见FRUS, 1941, Vol.4, p.666. 126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p.389. 127 George M. Waller: Pearl Harbor.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Lexington: D.C. Heath and Company, 1976 )，p.25. 128 系当地时间，中国、日本时间为12月8日。 12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第598-617页。 13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233页。 131 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7-78页；新华出版社编：《斯诺文集》，第2卷（斯诺著、董乐山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132 吴黎平编译：《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125-126、130-131、133等页。 133 新华出版社编、斯诺著、宋久等译：《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30页；《斯诺在中国》，第80页； Kenneth E. Shewmak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55-57. 134 FRUS, 1941, Vol.5, p.469. 135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5页。 136 新华出版社编、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137 《美亚》杂志(Amerasia)，1937年10月号。 138 T.A.Bisson: Japan in China(New York, 1938 ), p.182-183. 139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p.84. 140 特雷西·斯特朗、海伦·凯瑟著、王松涛译：《心向中国》，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141 Amerasia，September 1938. 142 米契尔·布赖克福特著、刘山等译：《卡尔逊与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第149页。 143 《斯诺文集》，第1卷，第236页。 144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p.104. 145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p.104; Amerasia，September 1938；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版， 第219页. 146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p.195；《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4页。1942年，卡尔逊按照中国游击队的模式组建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参加太平洋岛屿的反击战，担任他助手的恰恰是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少校，由此可见卡尔逊对总统的影响之深了。 14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7页。 14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82、94-96、150页。 149 参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7-509。 150 《斯诺在中国》，第133-134页。 151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46、547、563页。 152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46页。 15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51页。 15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61、418-419、479-480页。 155 《战时外交》（一），第100-102页。 156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8、32-35页。 15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1939-194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34页。 158 FRUS, 1940, Vol.4, pp.451-452, 472, 476. 159 《战时外交》（二），第386页。 160 FRUS, 1940, Vol.4, p.477. 161 《卡尔逊与中国》，第274-275页。 162 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6页。 163 《心向中国》，第58页。 164 FRUS, 1941, Vol.5, pp. 477-479. 165 Amerasia, March 1941. 166 《战时外交》（一），第535页。 167 《战时外交》（一），第541、543页。 168 《战时外交》（一），第541、544页。 169 FRUS, 1941, Vol.5, p.607；《战时外交》（一），第552-553页；《南方局大事记》，第144页；Amerasia, May 1941；章百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70 FRUS, 1941, Vol.5, p.611. 171 《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3册，第186-187页。 172 《战时外交》（一），第5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