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六章 战时盟国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美关系发生了大的变化。从此，中国和美国成为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盟国，这是两国的主导方面。但是，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完全改变它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一方面帮助中国抗日，一方面又试图控制中国，以便在战后把中国保持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国民政府对美国既有依赖，又有抵制。在依赖一面中，它在指望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同时，还指望美国扶植其独裁统治，在抵制一面中，既有作为盟国对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的不满，又有因统治集团利益受到损害而产生的怨恨。比较起来，依赖的一面无疑是主要的。正是通过大战期间的结盟美国政府与蒋介石统治集团之间建立的特殊关系。 第一节 崎岖的合作之路 　　 　　日本偷袭珍珠港，使蒋介石盼望已久的事终于实现。12月8日当天，他就召见美国大使高思和苏联大使潘友新，向他们提出六点声明，表示中国决定尽全力与美、英、苏等国共同作战，希望中、美、英、澳、新、加、荷成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德、意轴心国，并推美国为领导，统一指挥盟国军队；并提议订立一不单独对敌媾和的条约。当晚，蒋介石又约见美、英驻华武官，表示中国为与友邦配合作战，正准备对香港、越南、缅甸采取行动，次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中国在英勇抵抗日本四年半之后，现在不再孤立了，所有遭到日本威胁的国家如今都站在中国一边。① 　　9日，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并宣布“有关中日两国之一切条约、协约、约定、盟约、自此一律无效”。② 同日，国民政府对德、意宣战。同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在重庆召集东亚联合军事会议，协调各国作战，并说，否则，各国均有被各个击破之危险。10日、11日，蒋介石又邀请美、英等国大使、武官及美、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戴尼斯将军商讨联合作战问题。14日，罗所福总统致电蒋介石，建议17日以前在重庆举行联合军事会议，以交换情报，并研究陆海军在东亚的行动。他提议中、美、英、苏、荷五国代表参加会议，并指定布列持少将和马格鲁特准将为美国代表。 　　由于美、英代表来华途中的耽搁，联合军事会议迟至23日才举行，而且与会的只有中、美、英三国代表。英国代表是驻印英军司令陆军元帅韦维尔。会上暴露了盟国间战略观点的分歧。与英国生死攸关的战场是欧洲。在亚洲，英国考虑得更多的与其说是战败日本，不如说是如何维持，如何恢复它的殖民帝国。当时，缅甸尚未沦陷，英国考虑的是如何用英国力量保住缅甸。缅甸丢失以后，它关心的是如何防卫印度，并由英国军队打着他们撤退时的旗去收复缅甸。它不想让美国军队在它先前的殖民地作战，担心美国影响将取而代之。它也不乐意让中国军队在缅甸作战，除了中缅之间有未定边界外，它担心中国参战会刺激这一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鼓励脱离英国的倾向。战时常驻重庆的著名美国记者白修德写道：“英国人在进行着两场互不相干的战争。在欧洲，他们光荣地为人类的自由和摧毁纳粹役制度而战；在亚洲，他们为维持现状，为大英帝国，为殖民主义而战。”③ 话虽尖刻，却不无道理。在此后两三年中，中英之间、美英之间在缅甸战役问题上争吵不断，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时，滇缅路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关心保卫缅甸问题。但韦维尔却说，中国已有第九十三师的一个团在东缅，在滇缅交界处的第四十九师的一个团也是有用的后备队，中国只要将九十三师那个团的实力增至一师，就不用派更多的军队入缅作战了，英军所需要的是在缅甸的美国援华租借物资。中方没有同意调拨援华租借物资的要求。会议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果。 　　在重庆军事会议举行的同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第一次最高级会议(代号阿卡迪亚)正在华盛顿举行(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会议确定纳粹德国是主要敌人，欧洲是主要战场。美国国务院向会议提出的一个文件经过修改后作为《联合国家宣言》，于1942年1月1日发表。宣言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国签署，其中说，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并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④ 宣言发表后三年多中，先后又有21个国家加入签字国行列。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还决定成立英美两国联合参谋长会议，以协商和确定盟国的战略、指挥、军事行动和后勤等诸多问题。在大战期间，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一直每周举行会议，有时不止一次，成为两国联合的战争决策机构。会议还成立了其他一系列组织，其中包括军火分配委员会。它根据联合参谋长会议的指示，决定美、英两国生产的战争物资的分配。委员会下设两个分会，分设于华盛顿和伦敦。由于美国生产的军需品远多于英国，因此华盛顿委员会的作用自然远大于伦敦委员会。 　　为了把中国的战争努力与盟国的军事行动结合起来，马歇尔于12月29日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在中国成立一个盟国作战行动司令部。罗斯福接受这一建议，征得丘吉尔同意后，于31日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包括泰国、越南)，由蒋介石出任统帅，并成立由中、美、英三国代表组成的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两天后，蒋介石复电表示同意，并要求美国派军官赴华参加联合参谋部。蒋介石并致电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与美陆军部长史汀生具体磋商此事。他在电报中着重指出：“在华之美代表以及高级军官曾应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之节制指挥，而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令而行”。⑤ 也就是说，蒋介石在中国战区的绝对权力不应美国任命军事代表或参谋长而动摇。宋子文向陆军部建议，派往中国的官员“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并说，对中国情况了解得太多只会使他茫无所措，而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一无所知，那就更好。这显然是说，国民政府希望接受一个能帮助中国得到援助而不过问中国事情的顾问。⑥ 但美国却选派了一个中国通。马歇尔推荐了一位军队中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于1911年冬第一次到中国旅行了三星期。1920年9月，他作为驻华美军语言官员来华，直至1923年7月任满离华。1926年8月至1929年4月，史迪威作为驻扎在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的一名营长第三次在中国逗留。1935年1月至1939年5月他任驻华武官。他通晓汉语。对中国情况有比较广泛和深切的了解，再加上他倔强的、不屈不挠的性格，这与蒋介石所要求的橡皮图章式的顾问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1月19日，史汀生致函宋子文，列举了即将派驻中国的美国军事代表的职能，其中包括：监管所有美国军援中国事宜；在蒋介石统辖下，指挥所有在华美国军队，及委员长拨给指挥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参加在华的一切国际军事会议；担任委员长的参谋长；改善、维持并控制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2月2日，马歇尔代陆军部拟的指示为史迪威规定的使命是：“改善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帮助提高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⑦ 　　2月9日，史迪威去白宫辞行。他本想从总统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和嘱咐，但罗斯福却只作泛泛之谈，当史迪威问到，有什么口信捎给蒋介石时，他说，告诉委员长，我们一定继续干下去，我们打算坚持干到底，直到中国收复它所有的失地。⑧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开始空袭仰光，1942年1月20日开始，日本陆军从泰国向缅甸进攻。英国军方在日军攻势开始前一天才允许第6军入缅，接着，中国又派出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分道援缅。 　　史迪威经印度、缅甸于3月4日抵重庆，6日见蒋介石，8日，蒋任命他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入缅军队。在10日史迪威与蒋介石的谈话中暴露了两人的分歧。史迪威说，缅甸对于中国比英国更加重要，英国守缅甸的目的在保卫印度，中国如失缅甸，就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交通线。蒋介石则认为，第五、六军“入缅之目的，原在固守仰光，今仰光沦陷 （3月8日），全部战局顿改旧观”，“我军入缅之目的已不存在”；至于说到收复仰光，则非中国军队力所能及。蒋介石一再强调，第五、六军是中国的精锐部队，只能胜不能败，云云，⑨ 可见，史迪威是一心想守住缅甸，保住一个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通道；而蒋介石在仰光失守之后已经不想打了，他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精锐部队不受损害，入缅助战可说是半心半意的。 　　3月11日，史迪威入缅指挥作战。史迪威力主收复仰光，重新夺回这个出海口，如果反攻不成，则退守曼德勒以东高地，控制上缅甸。日军攻占仰光后，分三路向北进犯。4月16日，驻缅英军被西路敌军围困于仁安羌以北地区，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新编三十八师前往驰援，救出包括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在内的英军7000人和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0余人，这是盟军在缅甸作成中难得的胜利，但它未能挽回整个战场的颓势。4月29日，东路日军攻占腊戌，切断滇缅公路，并于5月8日攻陷该地，同时西路日军进到缅印北部边境，远征军冒着滂沱大雨，穿越深山密林，突破日军堵截，历尽千辛万苦，一部分退回云南省，一部分由史迪威率领撤往印度。 　　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有诸多原因：日军兵员数目和装备均占优势，盟军缺少空中掩护，英军士气消沉，盟军指挥机构内部矛盾重重，各部队配合协同不力，缅甸当地人敌视盟军、帮助日军，等等。战役失败以后，蒋介石与史迪威互相指责。蒋介石认为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仍以15年以前之目光视我国家与军人，故事多格格不入……缅战失败之原因，其咎全在战略之失败”，他认为美国派个以前驻华武官来华实在是个错误。史迪威则批评蒋的“战术思想非常离奇”，批评蒋越过他直接向中国军队指挥官发号施令，致使部队不听调遣，贻误了战机。⑩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首次出现龃龉。 　　蒋介石对美国的不满还有别的原因。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均未有中国代表参加，蒋介石认为这是对中国的轻慢。4月19日，他电饬宋子文向罗斯福提出呼吁。他说： 　　 “如果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与物质分配之机构不能扩大，使中国得以参加，则中国在此次战争中，只是一种工具而已。甘地告予谓英美对于东方民族，总未尝以平等相待，英美迄今未许中国参加CCS就是一例。我们在作战中所受之遭遇已经如此，则在战后和平会议席上，又当如何?”11 　　但蒋介石的类似要求，一再为美方婉拒。6月18日，他在致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的电文中抱怨说： “中国战区至今未有何组织与筹备进行，对于维持中国战区至少限度与其可能之方案亦尚未着手。空军建立与补充，以及空运按月之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彼等皆视为无足轻重、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皆为无关其痛痒……”12 　　他直接埋怨的是史迪威，实际上是对美国不重视中国战区发的牢骚。 　　尤其具有爆炸性的事件是原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的转移。其时，北非正在进行一场鏖 战。丘吉尔为与罗斯福进行紧急磋商于6月中旬飞赴华盛顿。21日，利比亚的图卜鲁格失陷，3.3万盟军向人数只及一半的德军缴械投降。消息传来，罗斯福、丘吉尔大感震惊。如今，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印度洋航线都将面临严重威胁。为解救危局，美国决定向北非调兵遣将。6月25日，史迪威接到华盛顿命令：调驻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全部重型轰炸机飞援埃及，同时正在来华途中的—个A-29型轻型轰炸机中队也改赴埃及，转拨给英军。史迪威感到极端为难。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该对委员长说些什么呢?我们的承诺无一兑现，我只好冒冒失失地对他说：就这么办吧！”13 史迪威万般无奈，第二天还是硬着头皮把消息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怒不可遏。他责问：“若谓埃及局势严重……我浙赣态势亦至危急”，“事件之转变，足证中国战区未被重视……予深愿详知，英、美是否尚以此中国战区为同盟国之战区耶?”三天后，蒋介石向史迪威提出了保持中国战区的三项最低限度要求：一、8、9月间美国派三个师到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缅之间交通；二、8月份起应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500架，如有损失，随时补充；三、自8月份起经常保持每月5000吨之空运量。他说：“如不能完成此三项最低限度之需要，中国战区将无法支持。”14 无法支持又将如何?他没有明说，但其中暗含的威胁显然是：中国就要退出战争，同日本单独媾和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1日，蒋介石命令从中国注册、中美合办的中航公司所得到的租借物资中调两架运输机给航空委员会，实际是供他自己使用，遭史迪威拒绝。2日，宋美龄要史迪威对蒋介石有无处理援华租借物资的权力表示意见。史迪威拟就一份备忘录，列举了他的权限与职能，其中说：“本人负责监管与控制租借物资，并决定转让其所有权的时间与地点。所有权转让后，委员长乃有权支配此项物资。……在此类事务中，我的身份是总统的代表，根据法律，在租借物资交付之前他有权在任何时候将其收回”。15 这个备忘录不啻是在蒋介石的怒火上浇了一勺油。蒋介石指示宋子文与美国政府重新协商，结束史迪威的多重职权，并称：“凡在中国战区内既任参谋长职务，则其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否则必致军事、政治皆发生不良之结果。”16 蒋介石把几个月来对美国的种种不满和抱怨统统发泄到史迪威身上。7月，史迪威虽多次要求，但蒋拒绝见他；史迪威数次向蒋呈递建议与计划，也未获答复。 　　罗斯福要求马歇尔就蒋介石的诘问作出回答，马歇尔于7月14日答复宋子文说，即使史迪威被召回，他的后继人对租借物资所拥有的权力也同他完全一样，而且其首要职责仍然是向美国负责。宋子文不敢把这个答复原原本本转告蒋介石。但7月18日史迪戚接到马歇尔答复的副本后，随即将其转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恼怒地反驳说，如果总统打算带给他这样的信息，中国战场就完了。17 双方矛盾更趋尖锐。 　　早在5月，蒋介石就曾邀请罗斯福的亲信顾问霍普金斯访华，但霍普金斯脱不开身。为了缓解中美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罗斯福决定派居里再次访华。 　　从7月20日到8月7日，居里访问重庆，与蒋介石会谈14次。谈话涉及诸多方面，其中之一即是关于中国派代表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问题。居里解释说，苏联不参加有两个原因，一则，苏联没有剩余物资可供联合国家分配；二则，苏联能独力支持战争，不须与其他盟国磋商，出于同样原因，中国亦不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蒋介石又说，中国深信美国公正为怀，愿接受美国领导，然绝非英、美联合之领导，中国在战时所得待遇如此，和平恢复之后，有何希望可言。居里劝解说，战争结束之后，一切将顿改旧观，美国人都以为美国决非为挽救大英帝国而战，战后主宰世界者将不复为英国，印度将脱离英国之羁勒，而英国本国亦将产生新人物治理国政。他同时要求中国与英国改善关系，以免使罗斯福处境难堪。 　　蒋介石与居里谈话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史迪威。蒋诉说了他对史迪威的种种不满，指责史迪威要对缅甸战败、中国远征军受损负责。居里解释说，马歇尔很器重史迪威，因此后者在美国军界地位甚高；并说，史迪威刚刚拟订了三路反攻缅甸的计划，如果这时调回史迪威，有四个不利之处：一、延误该项计划的实施；二、影响中美两国关系；三、继任者与蒋的关系未必一定好；四、此后新办法商定实多困难。18 居里的访问安抚了蒋介石。8月3日，史迪威与居里一起见蒋介石。这是7月2日以来他第一次见蒋。两人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 　　虽然居里在重庆劝蒋介石继续与史迪威合作，回国后他却建议罗斯福把史迪威调离，他同时建议调换驻华大使，建议中国政府把宋子文召回。罗斯福曾倾向于召回史迪威，但马歇尔和史汀生不同意。他们说，不可能找到更好的人接替史迪威，打通滇缅路的人必须是位美国人，而且必须是位将领，而不是谈判代表或物资供应官。19 第一次史迪威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关于蒋介石的三项要求，美国陆军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了反复商讨。当时，中国战场在美国军事首脑的战略设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袭击日军的空军基地，又是最后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更不要说中国战场牵着大量日军对于盟军所作出的贡献。20 因此，美国军事首脑无不感到，维持中国战场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陆军部作战司于5月26日提出了“保持中国参战”的政策。美国军事首脑认为应当增加对中国的援助，鼓励中国的士气。10月12日，罗斯福答复蒋介石说，中国战区所需飞机500架，将尽力设法满足：1943年初将另增飞机100架，扩大驼峰运输量；但美国不能派战斗部队前往中缅印战场作战。这样罗斯福就答应了蒋介石的两项要求。罗斯福还说，空运总归有限，只有打通滇缅路，大量物资才能运来中国；而如果能完成中国军队的改编整训，则对达到盟国共同目标，将至为重要。21 而打通滇缅路和整训中国陆军正是当时史迪威全力以赴要加以实现的目标。 　　早在4月中旬，史迪威就提出，经缅北到中国的陆、空运输线可能被日本切断，这样武器运不到中国军队手中，中国军队就必须自己去取武器，因此他提议在印度组建和训练两个军的中国军队，每军下辖三个师。这一计划得到蒋介石的原则同意。5月26日，史迪威又拟订了一个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其中说，中国陆军战斗力弱，主要原因是过于庞大，现有物资不能给它以适当装备；如果缩减部队建制，充实兵员数量，给以良好装备和支持，那么，这些部队便会更有价值。他同时建议按能力严格挑选指挥官，无情消除那些无效能、不称职的军官。这种改组办法将动摇建立在个人忠诚基础之上的国民政府军的组织系统，不啻是挖蒋介石统治的墙脚。史迪威的建议书被束之高阁。对它的唯一反应是，在史迪威呈递建议书20天后，宋美龄在一次会上说，他所倡议的激烈措施不能实行，必须面对现实。史迪威不得已而求其次，决定挑选部分军队进行训练。他与蒋介石多次商议，方于6月底决定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拉姆加尔开设训练营地。8月26日，训练营正式开训。受训部队以缅甸战败后撤到那里的第二十二师、三十八师为基干，10月又有4000名中国士兵由云南飞赶印度，11月运输达到每天400至650人，很快就实现了补拨2.3万人的计划。到12月底总共已有3.2万中国官兵在训练营受训。22 这支部队称为驻印军，又叫X部队。23 　　拉姆加尔训练营开始运作后，史迪威立即着手敦促在云南建立另一训练基地，实现他建立30个师的计划。训练这支部队的直接目的是收复缅甸。缅甸战役结束后，他计划立即回师贵州、湖南，并准备进攻汉口、九江，甚至北上徐州。11月3日，蒋介石表示，中国可以从云南方面派15个师参加缅甸战役。27日，史迪威交给宋子文一份备忘录，详细叙述了在云南整训部队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中国方面认可，也得到马歇尔批准。1943年2月1日，陈诚奉命担任远征军（又称Y部队)总司令，负责督练新军。截止10月，共训练了16个师。这支军队完全由中国军官指挥，美方只担任租借物资的供应。24 　　缅甸战役失败后，中国战场的形势变得格外严峻。史迪威和美国陆军部作战司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重新开始经仰光向中国运入军火是极端重要的”。如不采取措施重新打开缅甸，美国援助中国的承诺就没有意义，“保持中国参战”的政策就难以实现。1942年7月，史迪威提出了收复缅甸的计划。这就是：英国海军和两栖作战部队控制孟加拉湾，并在仰光登陆，英印军和中国驻印军从印度向瑞保、曼德勒方向进攻；中国远征军从云南向腊戌、并进而向曼德勒方向进攻；美军提供空中掩护，如有可能，派出地面部队与英军并肩作战。蒋介石认可了这一计划，要求居里把计划提交罗斯福，并指示军委会外事局长商震向史迪威特别强调英军在孟加拉湾发动两栖作战的重要性，希望美国敦促英国采取行动。25 　　参谋长联席会议于8月25日向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提出反攻缅甸的计划，并警告说，除非盟国增加对中国的援助，中国可能与日本媾和，大量的日本师团便可因此解脱出来而到别处作战。美国参谋长们建议在即将到来的旱季(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收复缅甸。但英国军事首脑却认为，在1943年4月之前不可能调集反攻缅甸所需的兵力，尤其是两栖作战力量，而5月缅甸的雨季即将开始，因此1943年10月是可能在缅甸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最早时间。史迪威退而求次，准备首先收复缅北，建造雷多公路，恢复中印之间的陆路交通。但11月19至21日的美英参谋人员新德里会议表明，英国对缅北战役也不赞成。他们认为中国军队进攻缅北为时过早，后勤供应得不到保障，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他们的替代方案是英军从印度向阿恰布和亲敦江方面发起有限的进攻。26 　　史迪威不放弃缅北战役的设想。12月23日，他向宋子文、何应钦提出备忘录，设想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1943年3月1日东西两路进攻缅北，同时英军向阿恰布、亲敦江方向发起牵制攻势，但英国海军不能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蒋介石见这一方案与原来计划大不相同，便于28日致电罗斯福说，盟国不控制孟加拉湾，缅甸战役是不能发动的，中国军队“不能在缅冒第二次失败之危险”，1943年春季的缅甸军事行动之议遂作罢论。27 　　1943年1月中、下旬在美英首脑和参谋长们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代号阿卡迪亚)上，缅甸战役是主要议题之一。其时，太平洋上的美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丛林中与日军进行旷日持久的争夺战。这一经验表明，经过从澳大利亚向北伸展的—系列岛屿来进攻日本，比从经过缅甸、中国的路线困难得多。这更使美国军事首脑相信，击败日本唯一经济的办法是动员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对付日本。美国海军上将金指出：“在欧洲战场，从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源方面来看，俄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对付德国。在太平洋，中国对日本有类似的关系，我们的基本政策应是为俄国和中国的人力资源提供必要的装备，使他们能够作战”，而缅甸战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采取的一个步骤”。28 马歇尔的意见更为强烈。他说：“目前南太平洋的军事行动在民用船只、军舰和护航诸方面付出的代价极高。形势也可能突然发生逆转，并导致丧失制海权”，除非实施缅甸战役，否则他感到“在太平洋上随时都可能出现使美国不得不遗憾地取消对欧洲战场的承诺的新形势”。29 他这样说，自然只是威胁，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马歇尔比别人更坚决地主张实行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北部登陆的作战。但他把缅甸战役与美国能否积极参与对德作战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强有力的争辩与压力之下，英国军事首脑只好让步。会议暂定1943年11月15日为发动缅甸战役的日子，具体问题待夏季再作决定。 　　 　　与缅甸战役的争论平行发展的另一个争论是史迪威与陈纳德之间关于陆军制胜与空军制胜的战略方针之争。 　　史迪威来华后，美国陆军部为统一战区指挥系统，决定恢复陈纳德现役军籍，提升他为准将，将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入美军。陈纳德希望美国在华空军由他指挥，史迪威不允，坚持他隶属于第十航空队，受比斯尔的指挥。1942年3月，比斯尔比陈纳德早一日晋升为准将。7月4日，志愿航空队宣布解散，该队飞机和志愿留下人员改编为驻华空军特遣队，隶属于第十航空队，陈纳德对屈居比斯尔之下一直于心不甘。这是他与史迪威在人事方面的矛盾。 　　但二人主要的矛盾是战略思想上的分歧，陈纳德对空军的战斗效能深信不疑。在志愿航空队成立之前他就确信，有500架飞机即可消灭中国境内的全部日军。30 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成立之初，陈纳德即于7月16日向史迪威提出他的行动设想，他希望得到100架新式的P-51战斗机和30架B-25中型轰炸机，有了这些飞机，他使可以“负责”歼灭比特遣队远为强大的日本空军，破坏日军在华设施，破坏日军在中国沿海和内陆的运输线，阻断日本从中国基地经印支、泰国向缅甸的空军集结，打击日军士气。10月，总统特使、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访华，陈纳德托他带给总统一封信，其中说，如果他有“美国在华军事司令官的全权，并拥有一支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12架重型轰炸机组成的空军，并以30％的战斗机和20%的轰炸机的补充来维持其实力，那么，“大概六个月内，至多一年内”即可“完成日本的瓦解”。31 　　史迪威不相信陈纳德这一神乎其神的计划。他认为，在缅甸战役结束以前，扩大在华空军是为了“有效协助”地面部队作战，空军要担负独立的作战任务至少要在缅甸战役结束以后。他还担心，如果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保卫空军基地，空军的袭击会刺激日军把空军基地搞掉，把向空军提供给养的运输线切断。蒋介石对陈纳德的计划则大加赞许。在他看来，史迪威改组中国陆军、按军官的能力和实绩而不是按亲疏远近关系加以评聘任用的设想，将动摇他本人对军队的控制；而陈纳德的计划不触动中国军队的原有组织系统，似乎是单方面、无条件的美国援助，这完全符合蒋介石保存实力、依靠盟国打败日本的考虑。威尔基访华时曾问蒋介石，援助中国，陆军空军何者优先？蒋答：“陆空两军同感重要，但如空军不先充足，则不能克复缅甸。”稍后，蒋介石又通过与他关系密切的美海军武官麦史休转告美国有关当局，无论是比斯尔还是史迪威的别的空军参谋人员都不了解空军战略的基本原则，史迪威本人“甚至都想不到空袭会给日本造成什么样的损失”。32 　　马歇尔支持史迪威的意见，他认为陈纳德的计划简直是胡说八道。1943年1月初，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总统，缅甸战役的胜利是在华空军军事行动得以提高扩展的重要前提，因为没有充分的供应线，空军的努力不可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但在美国军界政界、支持陈纳德计划的大有人在，罗斯福本人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因为，史迪威收复缅甸的计划缓不济急，较难实现；陈纳德的想法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要求也较易满足；尤其是蒋介石本人支持陈纳德，而蒋对盟国的不满已经够多的了。因此，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电蒋介石，决定“立即增援陈纳德，使您不仅可以攻击日本重要航通，也可以攻击日本本土”。33 　　蒋介石得寸进尺。2月7日，他致电罗斯福，要求：“陈纳德将军所统之空军，不仅应加强其力量，并应授予其独立空军之指挥权，俾可发挥其才能”。罗斯福决定从其所请。3月初，他作出三项决定：一、成立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以陈纳德为司令；二、加强其实力，使达到500架飞机之数；三、驼峰空运应随着条件改善达到每月一万吨。8日，他又异乎寻常地给马歇尔写了一封长信，指出，“对陈纳德1943年空中军事行动的战略价值应当予以充分强调”，“陈纳德经史迪威认可后应对他的军事行动和策略取得完全的控制”，他“应该得到机会去做他相信他能做的事情”。在罗斯福的亲自支持下，3月10日，第十四航空队成立，陈纳德梦寐以求的指挥美国在华空军的愿望得以实现。34 4月，访美的宋子文建议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召陈纳德述职。罗斯福同意这样做。马歇尔认为，召陈纳德而忽视史迪威肯定会使人产生“以陈代史”的感觉，他建议同时召回二人，参加行将举行的华盛顿会议，讨论缅匈战役问题。史迪威、陈纳德遂于4月下旬同机返美。 　　4月30日陈纳德提出了下半年分阶段由华南、华中到华北、东北到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并要求获得驼蜂空运物资的优先权，7至9月每月4790吨，9月以后每月7129吨。这一计划得到蒋介石的坚决支持。宋子文在5月4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明蒋介石的态度时强调，“委员长认为，第一，为了打击日本空军力量和日本航运线；第二，为了维持中国作为一个战场，建设空军都是必不可少的”，为此，蒋介石“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要求总统，5、6、7三个月的空运完全用于为维持中、美在华空军力量提供装备和供给”。针对史迪威、马歇尔关于日军可能向空军基地发动报复性进攻的诘难，宋子文担保说：“委员长确信，凭借他的地面部队他可以守住机场”。35 　　5月12日，美、英军事决策者的华盛领会议(代号三叉戟)开始举行，缅甸战役问题在会上又引起争论。5月1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的《战胜日本的战略计划》提出了两路会合的设想：美军从太平洋方面进展，经苏拉威西海，夺取菲律宾，进攻香港地区；中、英军队在中缅印战场发起反攻，夺取缅甸，与美国在香港地区会合；然后向日本占领的华北进军，并进而从华北向日本本土发起持久的、系统的、大规模的进攻，从而迫使日本投降；即使未能达此目的，也将大大削弱日本军事力量，使盟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变得可行。计划还提出，对日本的全面进攻只有在持续的轰炸削弱了日本的战斗力后才能进行，而这种轰炸只能以中国为基地。36 既是如此，夺取缅甸，或至少恢复对中国的陆路供应线自然至关重要了。 　　但英国军事首脑却更加强烈地反对缅甸战役。丘吉尔准备了一个很长的文件阐明英国的观点，他“讨厌丛林”，他认为“进入遍处是沼泽的丛林中打日本人，正像走入水中打鲨鱼一样”。37 英国军事决策者认为，实施拟议中的缅甸战役困难重重：从海上攻击仰光极为困难，缅北的后勤保障极成问题；丛林阻碍了盟军运用现代化武器，雨季严格限制了作战时间。他们认为不成功的缅甸战役比不进行战役更糟，保持中国参战的最好办法是增加驼峰空运，增强陈纳德的空军力量。由于英国军事首脑的坚持，缅甸战役被推迟到了1944至1945年冬春，在1943年雨季之后的军事行动是：英军和中国驻印军从印度方面进攻缅甸，中国远征军从云南方面发起进攻，以便保护航线，并打通中印公路。5月18日，罗斯福向宋子文允诺：从7月1日起，驼峰空运物资计划达到每月7000吨，其中4700吨优先拨给陈纳德，余下的2000吨给陆军，另剩300吨仍给空军；自9月1日起，空运物资应达每月1万吨。见过总统后，宋子文紧接着与美军方负责官员谈定，5、6月份空运吨位中以500吨供应陆军，其余皆给空军(当时月运量最高为3400吨)。38 这样，在罗斯福本人的再次亲自干预下，陈纳德在与史迪威的争论中占了上风。 　　尽管如此，美国军事首脑，尤其是马歇尔仍然力主实施缅甸战没，他们认为应该让英国人明确地承担义务，什么时候、在多大规模上可以在缅甸采取行动，这是他们指望在8月的魁北克会议（代号四分仪）上达到的目的之一。但英国军事首脑“绝对坚持”其先前的立场。丘吉尔说：“经由仰光上溯伊洛瓦底江，向曼德勒和曼德勒以北地区展开攻势，对于我们是极为有害无益的”，这除了使英军将来有权在缅甸的沼泽和丛林中疲于奔命外，将毫无所得。39 结果，南部缅甸的登陆作战既没有被否决，也没有被批准，而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留待以后再作解决。 　　1943年下半年，太平洋上的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美军由逐岛作战改为越岛作战，大大加快了反攻的速度。美国军事首脑关于战胜日本的战略构想也开始发生变化，美国陆军部作战司10月18日在一份为行将举行的开罗会议而准备的背景材料中提出：“战胜日本的计划尚难确定”，但在制订计划时，“应当强调从太平洋而不是从亚洲大陆”实施作战的原则。11月8日，美军战略评估委员会提出的一份报告称：“及早打败日本的关键在于通过中太平洋发起全面进攻，并以南北太平洋两翼实行辅助作战”。40 可见，在开罗会议召开之前，中国战场在美国战略构想中的地位已经有所改变。 　　11月下旬的开罗会议（代号六分仪）是战时唯一有中国政府首脑参加的一次盟国最高级会议。蒋介石对会议十分重视，会前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史迪威综合了国民政府一再表达的意见，并根据加强中国陆军战斗力的要求拟订了一个方案，蒋介石对方案稍作修改，在会上提出。其主要内容是：一、分三批装备和训练中国90个师，每批30师（驻印军和远征军为第一批），美国为这90个师提供装备；二、在1944年雨季之前举行全面的缅甸战役，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将按预定计划参加收复缅甸的战役，英国海军在孟加拉湾予以充分配合；三、维持第十四航空队，并予以充分的补给；四、在重新打通滇缅交通后，中国军队将在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间占领广州、香港地区，1945年11月进攻上海，如果需要，1945年5至11月间进攻台湾。41 马歇尔知道，要得到蒋介石的合作不是容易的事，既然他主动提出了积极运用中国人力资源打击日本的计划，那就应当加以鼓励。罗斯福正因驼峰空运没有达到他向中国许诺的吨数而感愧疚，因此，虽然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固执反对缅甸战役的计划，罗斯福仍然向蒋介石保证，于1944年3月发动缅甸战役。 　　在第一次开罗会议后紧接着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美、英应斯大林的坚决要求承诺于1944年5月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解放法国的战役。斯大林还亲口保证，一旦打败德国他就准备把西伯利亚的苏军兵力增加两倍，并在最后打败日本中发挥自己的作用。42 会后，美、英首脑和参谋长们回到开罗。丘吉尔提出，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应推迟到1944年秋季进行，理由是：一、由于苏联答应参加对日作战，盟国将在西伯利亚得到比在中国更好的基地，东南亚的军事行动便失去了部分价值；二、为了进行横渡海峡作战，英国不能调集足够的登陆艇和海军力量进行孟加拉湾两栖作战。43 罗斯福和美国参谋长们感到，刚刚答应了蒋介石的事岂能反悔，他“像骡子一样倔强了四天”，最后还是向丘吉尔作了让步。12月5日，他致电蒋介石建议，或者在没有大规模两栖作战配合的情况下照原计划进行缅北作战，或者把缅北作战推迟到1944年11月与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同时进行。44 蒋介石是决不愿意在没有英国海军配合的情况下到缅北去冒第二次险的。他于17日回电表示宁愿推迟缅甸战役。 　　但是缅北反攻战实际已于10月下旬开始，中国驻印军在胡康河谷的反攻旗开得胜。蒋介石并于12月18日任命史迪威为驻印军总司令。史迪威深知，没有委员长的认可，中国将领们是不会积极作战的；而没有远征军渡过怒江入缅参战，缅北反攻战的胜利也难以想象。于是，12月19日，史迪威致函马歇尔，希望总统告诫蒋介石派兵渡过怒江。罗斯福悄悄放弃了他12月5日电报中的第二种选择，于12月20、29、1944年1月14日连发三电进行催促，甚至警告说，否则，美国就要削减对华租借援助，蒋介石却咬住那第二种选择不放，一再声称，只要有大规模的两栖作战配合，驻滇部队随时可以入缅作战。45 　　3月上旬，驻缅日军发动了对英帕尔地区作战，日军早就企图进攻印度，而选择在这时发起进攻，无疑有围魏救赵的企图，即以攻印度来保缅甸。史迪威与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司令蒙巴顿都力主敦促中国驻滇部队入缅作战。3月17日，蒙巴顿的一份长电同时寄往华盛颐和伦敦，希望罗斯福紧急促使蒋介石采取行动。19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说，中国驻印军已在缅北初战告捷，给了日本精锐的第十八师团以重创，英军在破坏日军交通线、击毁敌机方面也颇有成效，缅甸形势已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这时，如中国远征军不立即出动，日军便可能从与远征军隔怒江对峙的第五十六师团抽调部队增援，从现今的劣势中恢复过来。他要求蒋介石抓紧有利时机，立即派远征军渡江参战，蒋介石27日的回电大叹中国战场“形势险恶”的苦经，结论是：“中国主力军由云南发动攻势，殊不可能”。但既然罗斯福一再敦促，他决定抽调若干部队空运印度，加强驻印军的战斗力。46 4月间，第十四、五十师飞调战场，编入驻印军序列。 　　3月底，史迪威从缅北发来的电报表明，战场形势依然严峻，日军有可能占据上风。4月3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去了迄今为止措辞最严厉的一份电报，其中说：“令我不解的是，由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你的Y部队面对实力空虚的五十六师竟不敢进军”，“在过去几年中我们装备训练了你的Y部队，如果他们不能用于我们共同的事业，那么我们飞运装备、提供教练人员的最紧张的努力仍未被证明没有白费。”10日，马歇尔指示史迪威，除非Y部队入缅参战，对它的租借援助暂予停止。史迪威命他常驻重庆的参谋长贺恩立即执行。贺恩随即向陆军部建议，把Y部队该得的734吨租借物资转拔第十四航空队，他还打算随之采取其他措施。47 军政部长何应钦等获悉此事，请求贺恩再缓两天采取行动。14日，国民政府答应派远征军入缅作战。15日，远征军渡过怒江，向龙陵、腾冲前进，对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发起攻势。因缅甸战役引起的中美之间的又—次危机过去了。 　　 　　第二节 特殊关系的建立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政府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在勾画战后世界的格局。罗斯福有这样一些考虑。一、大国体制。他深信战后世界事务将在大国控制的体制下解决，美、英、苏中“四个警察”应当起支配作用。在大战期间，英、苏常常意见不一，有时关系闹得颇为紧张，美国则常常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如果战后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又站在美国一边，那么美国实际上就凌驾于其他三国之上了。二、势力范围。罗斯福曾在一次国会会议上坦白地说，势力范围是美国没有力量去消灭的现实问题。48 美国的目标是力求缩小别国的势力范围，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长期以来是各帝国主义共管的半殖民地。经过战争，有的国家的势力将被扫荡出中国，有的国家将忙于战后重建和恢复，它们的在华势力将被削弱，而美国却可以通过战时的结盟关系发展其在华势力。美国认为，战后中国的重建又离不开美国，这样，美国既需要也可能把中国保持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当着苏联在亚洲扩张势力时，中国则应成为抵制这种扩张的缓冲地带。三、消灭殖民帝国。罗斯福预见到战后民族独立浪潮的高涨，认定英、法、荷老殖民主义帝国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香港应当归还中国。这是一箭三雕的高招。它在客观上符合原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愿望，能博得他们的好感；它在缩小英、法等国势力范围的同时，能使美国乘虚而入。罗斯福也预料到英、法、荷不会那么甘心情愿地放弃它们的殖民帝国，尤其是英国，它将企图恢复在香港、新加坡、上海和广州的权益，将同美国产生矛盾，也将遭到中国的反对，中国自然会同美国站在一起。这三个方面集中到一点，罗斯福毫不怀疑，美国将在战后世界居于领导地位。他在开罗会议前夕踌躇满志地对他儿子说：“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然产生的分歧：俄国与英国在欧洲，英帝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唯一的大国，这是一项伟大的职责。”49 而在罗斯福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构想中，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是不可缺少的，它将作为美国密切的盟国，对付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大国：俄国、英国以及东山再起的日本。因此，罗斯福认为，“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50 　　那么，谁能充当战后中国的领袖呢?首先，这样一个中国不可能是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一个共产党政权不可能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其次，美国也看不到在国民党内有比蒋介石更强有力的领袖。罗斯福在1943年3月给马歇尔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我们大家必须记得，委员长是走过艰难的道路才成为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的……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我们要两个世纪才能达到。”他认为蒋介石不仅是战时中国的领袖，而且也是能“在战后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唯一领袖”。51 　　正是出于上述设想，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有效地共同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52为了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蒋介石作为中国领袖的形象，美国政府确实做了许多努力。 　　1941年12月下旬，丘吉尔携英国参谋长们到华盛领会商。罗斯福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这次会议，他认为会议不仅应协调盟国的战略，而且要阐明它们的政治目标。国务卿赫尔也认为，应当发表一份声明，使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并使所有反轴心国的盟国团结起来，这就是《联合国家宣言》。在赫尔和罗斯福讨论签字国的排列顺序时，总统认为中国和苏联不应当列入按字母排列的国家的名单之中，而应当与美国和英国一起领衔签署，而且在美国的最初稿本中，中国紧跟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位，而不是后来的第四位。美国的做法使丘吉尔感到不快，他觉得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美国几乎把中国当成一个战斗力与英帝国不相上下的力量，把中国军队看成是可以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的因素。他不同意这种看法，并对罗斯福说，美国对中国可能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的估计不切实际，显然过高了。但罗斯福对丘吉尔的异议大不以为然。丘吉尔在1942年1月23日给韦维尔的信中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可以用一个单词来概括我在美国所获得的教训，那就是‘中国’。”5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国民政府已经从美、英两国获得几笔贷款，但国民政府总感不足。1941年12月29、30日，蒋介石连连致电宋子文，并接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要求美国给予5亿美元贷款，并同时向英国提出1亿英镑贷款要求。宋子文先向居里和财政部一些官员进行摸底，然后于1942年1月9日回电说，应对美国强调两点：第一、经济财政与军事相互配合的重要性，现时如中国经济毫无办法，后果不堪设想；第二、此次5亿美元贷款有如战场上的总预备队，调用派遣，当随局势为转移，不能预定用途。54 　　高思赞成给中国贷款。他从1941年12月底到1942年1月上旬连连向赫尔报告说，“贷款问题完全具有了政治性质”，“为了保持中国继续作为一个反轴心国的国家，一笔巨额贷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但他同时对国民政府能否用这笔贷款切实改进中国经济状况表示怀疑，主张，美国如打算以这样的贷款作为支持中国局势和支持委员长抗日的表示，就应为贷款规定明确的用途，他提到的用途包括；发行政府债券回笼法币，抑制通货膨胀；发展进口贸易，发展国内生产，等等。55 　　1月8日，国务院、财政部和白宫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进行商讨，并决定同意对华贷款。在谈到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时，助理国务卿伯利指出，“这笔贷款就是为了增强蒋介石的地位”，翌日，罗斯福指示摩根索：“关于对华贷款，我明白，中国现时提供不了多少担保，但我仍急于帮助蒋介石及其通货。望你能想出某种实施办法。或许我们可以购买一定数量中国货币，即使这意味着日后遭到部分损失也在所不惜。”56 　　从中国抗战开始以来，摩根索一直是比较积极主张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但他认为对贷款用途应严加控制。在1月12日与宋子文的会晤中，摩根索指出，迄今为止投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多于苏联，而这些物资堆积在仰光不能运往中国；中国不久前已得到5000万美元贷款，57 而且尚未使用，如今中国再要借钱，他该如何向国会解释呢?他提出的办法是，由美国直接给中国士兵发军饷，“如果士兵们打仗，他们就能得到钱，如果他们不打仗，就没钱”。58 　　罗斯福对摩根索的想法很感兴趣。13日，他竟然滔滔不绝地（几乎是想入非非地）对摩根索说： 　　“你可以代我告诉宋子文，我对这一想法十分热心……我要同蒋介石达成一项安排……我要100万人的进攻部队，我要让德拉姆将军来指挥这支部队，我也许想拿下上海。我也许想支持菲律宾……现在我准备支付这支军队的费用，我准备从我作为总司令的基金中，从租借经费中支付……我将以每人每月5美元付给中国政府作为部队的维持费，每人5美元付给部队本身。我们叫它dimo，民主，这是一种新的通货。”59 　　美国方面的这种设想与蒋介石的考虑大相径庭。1月15日，蒋介石电告宋子文，美国的办法弊端甚多，其一、它可使中国军队与国家政府及社会经济形成对立或脱离关系；其二、经济与军事不可分离，要加强军事，决非单纯军费所能解决，而必须提高法币信用，改善经济状况。他强调，“拟借之款全在友邦表示对我信任，所以不能有任何之条件及事先讨论用途与办法”，否则，“恐失盟邦互助之感情”。蒋介石的回答使摩根索“失望”，使罗斯福感到困惑不解。罗斯福提出，如果中国不想要美元，那可用美元买法币来付中国军队的装备费用，他准备每月付给2000至2500万美元。60 　　国务院敦促达成贷款。政治事务顾问亨贝克1月23日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写道，日本随着东南亚战事的进展，将加紧对中国施加压力，迫其媾和，如果日本阴谋得逞，对于联合国家将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在考虑蒋介石的贷款要求时，应当想到达一点，而“现在正是我们把中国尽可能牢固地拴在我们的战争（也仍是它的战争）中的时候”。他认为美国政府中许多人对中国在过去4年半中所作的战争努力的评估远远不足，在远东要赢得战争主要要靠中国这个“极有价值的同盟者”。同日，国务院在给财政部的备忘录中指出，“现时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决定性考虑是政治和军事性的”。31日，赫尔又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强烈建议”总统提请国会通过法案，批准对华贷款5亿美元。他说，“中国所已进行的抗击侵略的辉煌战斗及他们对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理应得到我们全力以赴的支持。”61 　　摩根索也在征询军方对这笔贷款的意见。1月28日，他向史汀生和马歇尔询问中国军事形势，并且暗示：如果不给中国贷款，“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担心或应当担心蒋介石会停止作战”。马歇尔认为，中国事态确实危急，日本在中国和印度都很活跃，如果仰光和新加坡失陷，日本人就会更加起劲地对中国人进行心理战，煽动黄种人团结起来打败白种人。史汀生也强调，“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人继续打下去”。62 　　1月30日，罗斯福与赫尔、库根索商量后决定向国会提出对华贷款议案。蒋介石闻讯立即指示宋子文，“借款方式与名义，皆可不拘，由美决定；我方所坚持者，乃无条件之借款，亦不能有任何拘束”。宋子文把蒋的指示具体化为“无担保、无利息、无年限”的借款三原则。63 　　2月7日，国会通过贷款议案，接下来就是订立协定，实施贷款了。2月21日，美财政部向宋子文提出草约，其中第二条读作： 　　“中国愿将本约中所列资金之用途，通知美国财政部长，并愿对该项用途随时征询其意见，英国财政部长愿就此项资金之有效运用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技术上及其他适当之建议，以期完成本约中所述之目的。其因履行本约中所定财政援助而随时发生之技术问题，由美国财政部长及中国政府讨论之。”64 　　这一条表明，摩根索仍然不愿毫无拘束地提供这笔巨额贷款，而企图对其用途加以控制。 　　这一条款自然引起国民政府不满。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提出的对案表示愿将贷款用途通知美国财政部长，但删除了就其用途征询美方意见的规定。起先，国务院并不同意中方要求。代理国务卿韦尔斯3月9日致函摩根索说，第二款“体现了作为两国共同的战争努力基础的合作精神”，对中国也有好处。摩根索于次日回函说，为了保护美国的财政利益，他本该规定更严厉的条件，但由于“这项财政援助占支配地位的目的是政治、外交与军事性的”，财政部自然“不想因坚持第二款而去冒损害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价值的危险”。20日，内阁会议决定接受中方要求，取消第二款。翌日，韦尔斯向宋子文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单方面地将贷款用途通知美国财政部长，宋子文欣然同意，并随即致函摩根索，表示中国政府愿随时向他通报贷款用途。65 25日，贷款协定正式缔结。蒋介石如愿以偿，得到了一笔无担保、无利息、无年限、无指定用途、无任何附带条件的贷款，自从中国与列强打交道以来，这样的贷款是没有先例的。贷款数额之巨也是空前的。“七·七”事变以来，富庶的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渐次沦于敌手，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缩小到了西南西北，财政收入较之战前锐减。国民政府靠银行大量发行纸币来维持局面，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如1942年国民政府的国库总收入是257亿元，但这一年中银行发行的纸币就达193亿元，66 在这种情况下法币急剧贬值是必然的。当时法定的美元与法币的汇率是1：15，但美元的黑市价要高出10多倍，即以1：100计，该年财政总收入实际只是2.57亿美元，也就是只有这次贷款额的一半。如果贷款切切实实用于稳定通货，发展生产，支援战争，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由于国民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贷款，它就成为国民党权贵们巧取豪夺的对象，以致在抗战末期演出了臭名昭著的黄金风潮，67 最集中地暴露了国民党的腐败。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曾就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与有关国家进行谈判，68 交涉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而中断。此后，为寻求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以抵御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停止了改约的步骤。而从1938年开始，日本反倒以所谓放弃领事裁判权和交还租界为诱饵来诱降重庆国民政府。在诱降汪精卫集团时，日本更妄言要“援助中国从东亚的半殖民地地位中逐步解放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它还嘲笑中国没有平等地位，被西方国家“不是当做—个盟国，而是当做一个工具使用”。69 不管日本的说法多么虚伪，但它对同样身受法西斯侵略或面临这种侵略威胁，却仍同中国保持着不平等条约关系的美、英两国毕竟是一种压力。迫于这种形势，两国政府屡次声明，在远东战事结束后的适当时期，与中国商讨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问题。国民政府遂重新提起废约之事。1941年4月，驻英大使郭泰祺奉调出任外交部长由英经美返华，奉命与美国政府商谈废约。赫尔表示，中国的要求与美国所主张的“国际政策与经济政策之基本原则相同，当能得其赞同”。亨贝克更具体提出，“此事以换文方式为最适当，一面由我方[中方]赞成美政府对国际贸易平等待遇之主张；一面由美方自动声明于远东战事结束后，即商议放弃在华之特殊权力”。70 5月31日，赫尔致函郭泰祺，作出肯定的书面承诺。可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并不打算立即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与美、英成了反法西斯的盟国，中国还是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四大国之一，反映先前国家关系的不平等条约与这种新的国际关系就显得格格不入了。同时，由于先欧后亚的战略总方针及其他原因，盟国所能给予中国的援助相当有限；蒋介石对于中国不能派代表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又时有牢骚，这样，从政治上提高中国的地位以补偿军事上的待遇不公和物质上的援助不足便成为紧迫的事情。而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加紧蛊惑宣传，以东亚各民族的“解放者”自居，鼓吹废除西方大国在东方的殖民统治的特权；汪伪政府也向日本提出接管上海租界管辖权等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都把废约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正是在中美达成5亿美元贷款时，国务院开始反复权衡废约的利弊得失。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3月27日的备忘录中列举了暂不废约和立即废约的理由，其中前者有七条：一、美国政府已允诺战后废约；二、美国人当时实际已不能享受多少特权，废约会被视作一种姿态；三、中国对盟国的实际行动比对外交辞令更感兴趣；四、战后初期因情况不稳定美国侨民正需要以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保护自己；五、战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会有所要求，废约可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六、美国许多州的法律禁止中国人拥有不动产，废约后美国人在中国的不动产能否得到保护是个问题；七、战争将持续一段时间，情况会千变万化，现在订的条约可能不适合战后情况。他同时列举了三条立即废约的理由：一、“若干年来美国人民已经把领事裁判权和有关的权利看作时代的错误”，继续保持这些特权与联合国家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大相径庭；二、中国人意识到美国人民的上述态度，因此即使战后废约也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筹码；三、战后废约，反而增加麻烦：美国人重新享受特权，然后又加以废除，使他们必须一再调整自己的行动，与其如此，不如“让这一在广泛意义上与近代概念已不相符的制度不再出现”。汉密尔顿的结论是，一眼看，暂不废约的理由显然超过废约的理由，但后者却具有“更重大和更持久的意义”。因此，他建议远东司会同商业条法司成立一个小组着手，“极其秘密地”进行准备工作。远东司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立即废约弊大于利”，不如等到战后再议。亨贝克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我们此刻‘打这张牌’我看没有充足理由。但日后某时我们会需要这张牌，那时有这张牌和有可能打这张牌对我们有利”。但他不反对成立一个秘密小组进行准备工作。71 　　诚如汉密尔顿所说，国民政府觉察到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对领事裁判权的厌恶，因此将此事直接诉诸舆论。4月19日，宋美龄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谴责领事裁判权。文章被赫尔看作“政府文件”，引起美、英两国政府注意。但英国政府认为，当时日本在太平洋上咄咄逼人的攻势尚在发展，盟军处境依然险恶，在这种时候主动提出废约，会被中国错误解释成是美、英感到虚弱的结果，而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等到机会合适时，两国政府采取平行行动取消领事裁判权将成为在远东政策方面团结和合作的标志。美国国务院同意英国同僚的看法，两国决定等待军事形势有所改善时再采取行动。72 　　及至年中，太平洋上军事形势趋向好转。6月中途岛海战后，日军丧失了制海制空权，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被迫停止全面进攻，改而采取守势。8月27日，赫尔致电英国外相艾登说，美国舆论越来越倾向于放弃领事裁判权；虽然这不是最合适的采取行动的时机，但在最近的将来是否有更有利的时机是值得怀疑的；他希望乘着事情还在美英的控制之中采取主动。两国经过一个半月的磋商，决定采取平行行动，分别与中国政府谈判废约。10月9日，副国务卿韦尔斯接见中国大使魏道明，向他正式宣布这一决定，并称将于当晚发布新闻，以便能赶在10月10日（双十节）的中国的日报发表消息。美国的这一举动以及消息发布的时机收到了预期的宣传效果，中国报界一片赞扬之声，蒋介石更感到“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他充满激情的感谢罗斯福帮助中国成为一“完全独立民主之国家”，“使中国获得平等地位”，对罗斯福“所表现伟大精神之领导，以及无上之道德勇气”，表示不胜钦佩之至。73 　　10月24日，赫尔向魏道明提出美方约稿，它只有简单的八条：一、废止领事裁判权；二、废止《辛丑条约》及附件所给予美国的一切持权；三、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归还中国；四、美国政府和人民在华的不动产权不变；五、两国人民有在对方国家内旅行、居住及经商的权利；六、两国领事官员享有现代国际惯例所给予的权利、特权及豁免；七、战后半年内进行谈判，订立广泛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八、条约的批准生效。中方对约稿提出若干修改意见，主要一点是应把废止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包括在内。美方接受中国要求。74 这样到12月下旬，中美新约即已谈判就绪，只待1943年元旦签字了。 　　中英新约的谈判却遇到很大障碍，主要争议是香港问题。中方要求先收回九龙以为将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础，英方却固执坚持，废除在华特权不包括香港问题。在此期间，日本为了进一步利用汪伪政权，加强政治欺骗，12月l 8日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讨论、21日御前会议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决定尽快与汪伪进行谈判，撤销或调整在华租界、领事裁判权等。日伪动向对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刺激。为加速废约谈判，他决定对英国让步，同时要求中美新约如期在1943年元旦签订。美国却称与英国有约在先，加以婉拒。 　　1943年1月6日，日本大本营破译了“美特密第七号电报”，获悉“关于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有美中双方签署的条约以及附带的换文（涉及范围甚为广泛），似于最近将经参议院审议生效”，75 日本决定赶在美国头里采取行动。1月9日，日本与汪伪政府率先签订《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日本声明交还在华专管租界，承认中国收回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北平使馆区，废除治外法权。这个条约当然纯粹是一场政治骗局，但它居然赶在中美、中英新约之前，这使蒋介石感到懊恼。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汪条约虽为儿戏，然而“中美新约继其后发表，未免因之减色”，新约未能如期签订，“乃为平生遗憾”。76 　　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向题之条约》（简称中美新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在重庆签字。据此，美、英两国正式废除了在华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权、使馆区及一些铁路沿线驻兵权、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外人引水权等项特权，废除了1901年9月订立的《辛丑条约》，宣布将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和天津、广州英租界及北平使馆区的各种权益归还中国。在中英条约签字时，国民政府提出正式照会，声明中国保有收回九龙之权。77 　　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反帝斗争的结果，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不畏强暴浴血奋战的结果。这是中国人民自己争取得来的，而不是美、英两国的恩赐。废约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胜利，它极大地鼓励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但废约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美、英并没有废除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所有特权，在华投资设厂，办学校、设教堂等问题就没有涉及。当时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国土处于日军占领之下，新约中的许多规定不能立即实现。对此，中共当时即已明确指出。中共一方面高度评价订立新约的意义，一方面指出，这“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中共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性，认为，“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还是一纸空文”，并进而指出，“中国要变成独立的国家，……不仅有赖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有赖于战后国家之建设”。78 国民政府却对新约作了夸大的宣传，宣称，中国已经获得“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蒋介石也称，“所有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文字和精神，从这一天起可以说是根本扫除了”。79 并进而把功劳完全记在国民党的帐上，为它的一党专政涂脂抹粉。美国通过废约，赢得了国民政府的热烈喝彩，也博得中国一般舆论界的好评，使它作为民主国家的领袖，又增加了一项政治资本。新约没有具体规定中美两国间各方面的关系，而把这一任务留待战后，这样，美国仍有充分的机会谋求在华的新的特权。 　　中美之间还有一个长期影响两国关系的特殊问题，这就是美国的《排华法》。这样一种“特别丑恶形式的种族歧视”在美国也越来越不得人心，要求取消《排华法》的情绪原来排华情绪最强烈的西海岸已逐渐占了压倒优势。1942年5月，美国废除《排华法》公民委员会成立。1943年2月17日，关于废除《排华法》的第一个议案在众议院中提出，9月30日，参议院开始就此进行辩论。鉴于国会中尚有阻力，罗斯福于10月11日致函国会，敦促尽快废除《排华法》，允许中国人移居美国，允许中国侨民归化为美国公民。他说：“国家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80 2月17日，法案由国会通过，并随即由总统签署。至此，延续了60年的《排华法》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 　　 　　1943年春夏，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考虑战后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在未来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问题。到8月举行魁北克会议时，罗斯福已经明确地倾向于创造一个单一的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美、英、苏、中四大国应当在其中享有优势发言权。在魁北克会议上提出了一些需要另行讨论的政治问题，而赫尔则已拟就了一份四大国宣言的草稿，以阐明在战时和战后支配同盟国行动和相互关系的准则。罗斯福和丘吉尔认可了宣言草稿，接着，国务院又将其分送苏联政府和即将由美返华的宋子文。斯大林同意举行一次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讨论有关问题。 　　10月19日，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开幕。会议讨论了诸多关于欧洲的问题。当讨论四国宣言时，莫洛托夫反对中国作为签字国。美、英两国官员都认为，四国宣言比美、英两国宣言或美、英、苏三国宣言要好，把中国包括在这个圈子中，“在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方面都更易于影响中国”。赫尔为说服莫洛托夫，颇费了些口舌。他说： 　　“对于中国形势，美国政府已经做了并且正在做着一切可能的努力。在我看来，把中国排除出回国宣言是不可能的。我国政府相信中国在战争中己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现在在宣言问题上由美、英、苏三国将其当面摒弃，完全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极其恶劣的反应。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从而可能需要我国政府作出种种调整，以保持在太平洋地区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恰当稳定……再者，我国公众可能把从宣言中排除中国解释为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一起将中国抛出战争舞台，因此，一旦获悉此讯，我国公众舆论将会失望地分裂并受到伤害……”81 　　赫尔终于说服了莫洛托夫。10月29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授权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关于普遍安全的《莫斯科宣言》上签字。这个宣言是《联合国家宣言》的继续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款： “它们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这些爱好和平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82 　　正是根据这个宣言，中国参加了1944年夏的敦巴顿橡树会议，发起了1945年春的旧金山会议，而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有的历史学家认为，签字于《莫斯科宣言》是中国正式成为四强之一的标志。”83 　　蒋介石对美国为把中国包括进四国宣言签字国所作的努力十分感激。他11月3日致电罗斯福称，宣言“构成对未来世界一项史无前例之贡献。中国以参加会商此项宣言为荣”。84 　　三国外长会议的成功为盟国的首脑会议打下了基础。罗斯福原建议举行四大国首脑会议，由于苏联并未处于对日战争状态，因而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的会议，英国又反对中国插手欧洲问题，乃决定美、英、中三国首脑先在开罗会讨论远东问题，再由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开会讨论欧洲及其他问题。 　　开罗会议于11月23日至26日举行。在正式会议上讨论的主要是对日作战的战略问题；而在私下交谈中，蒋介石与罗斯福商讨了范围广泛的政治问题。其中主要有下列几项。 　　一、关于中国领土的收复。双方一致同意，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关于琉球，蒋介石提议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罗斯福提到香港，并提议由中国先行收回，然后即宣布与九龙合成为全世界的自由港。蒋介石巴不得如此，但他在签订中英新约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碰过一回钉子，因此，他请总统先与英国当局商讨。 　　二、关于日本未来国体。罗斯福指出，美国国内舆论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要求废除天皇制，他就此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说，战争祸首是日本军阀，军阀必须彻底铲除，致于天皇地位问题，牵涉日本国体，应留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以免在国际关系中造成后患。蒋介石不主张废除天皇制，其实是为了尽可能使日本战后社会保持稳定，以免由于过大的社会震荡而引起革命，影响中国局势。 　　三、战后中日关系：罗斯福认为战后对日管制要以中国为主，蒋介石表示，中国条件不具备，当由美国主持，如有必要，中国可派兵协助。蒋介石提出，战后日本可用实物作为部分对华赔偿，日本工业机器和设备、战舰、商船、铁路机车等均可移交中国，罗斯福表示同意。 　　四、战后中美军事合作。罗斯福提议，为维护太平洋的安定和平，防止外来侵略，战后中美两国应作出某种安排，实行相互支援；美国应在太平洋各基地保持足够的军队，以便有效分担防止侵略的责任。蒋介石对这两项提议均表同意，并希望美国给予中国必要的援助以装备中国军队，增强国防能力。他还表示，中国准备把旅顺军港供中、美两国共同使用，中国欢迎美国军舰驶入中国港口。双方还谈定，两国就亚洲事务作出决定前应互相磋商。 　　五、朝鲜、越南与泰国。罗斯福提出，中美两国应就朝鲜、印支和其他殖民地、以及泰国未来地位达成一项谅解。他主张，印度在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则可保持英国优惠地位；法国人没有权利战后重新回到印支。蒋介石同意这些见解。他认为，朝鲜应当独立。他当时正在极力扶植李承晚、金九等人的所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但罗斯福认为朝鲜问题不能撇开苏联，因此他只同意朝鲜独立的原则，对所谓临时政府并未明确表态。在越南问题上，蒋介石积极扶植越南革命同盟会及越南国民党搞“亲华、反法、抗日”运动，鼓吹越南独立，但遭到流亡英国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反对，因此蒋建议先由中、美、苏、法、菲代表成立联合托管机构，训练越南人建立自治政府。他还认为，泰国的独立地位应予恢复。罗斯福表示同意。 　　六、中苏关系，这是当时罗斯福十分牵挂的一个问题。他担心中苏之间可能发生边界和领土纠纷，苏联可能介入中国内政，主要是支持中共。罗斯福特别询问了唐努乌良海的现状及其历史。蒋介石说，这一地区原是中国外蒙古的一部分，后被俄国吞并；这个问题与外蒙问题都必须在适当时机与苏联谈判解决。蒋介石希望战后与苏联合作，表示可以向苏联作出某些让步，包括大连作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向苏联开放，但要求苏联只能支持国民政府，不能支持中共。85 　　七、国共关系。抗日战争以来，美国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在抗战前期，美国为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不愿使中国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希望中国抗战坚持下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希望为打败日本而尽可能利用中国人力资源，因此主张中国一切抗日的力量团结抗日，不赞成国民党反对、进攻中国共产党，希望国共分歧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皖南事变后，美国政府表明了这种态度。1943年年中，蒋介石企图再次发动反共高潮。8月19日，亨贝克和宋子文主要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长谈。亨贝克提醒宋子文皖南事变后他们之间的那次谈话，并说，国务院现在的态度与那时一样。它不隐瞒自己的希望，中国应当避免内战。宋子文保证说，国民政府现时无意用武力解决与中共的争端。驻重庆美国大使馆官员也向国民党军政大员作了类似表示。如代办艾切森9月11日在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吴铁城谈话中就说，“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是美国远东政策基本点之一”，美国对可能在将来妨碍一个统一中国的形成、在现时削弱中国战争努力的任何内争都极为关注，在西北的中共军队和围困这些军队的国军应当到云南或别的地方去打日本人。史迪威则向蒋介石提出了调动中共军队来对付日军对陈纳德空战计划可能作出的反应的设想。他在9月6日备忘录中写道： 　　“第十八集团军、第二十二军和三十五军处于深入华北日军侧翼的地位，这些军力可以被有利地加以使用，以威胁平汉路以及归化、张家口地区，这一行动对于日本人任何企图从宜昌溯长江而上，或从武汉进犯长沙的计划，都是一种很有分量的以攻为守。86 　　接着，他对上述部队的调派和行动提出建议，其中说：“第十八集团军进入五台地区并袭击平汉路”，“胡宗南把若干个师向东调动，在几个地点渡过黄河，以进攻郑州、新乡作为威胁。”他还强烈主张“对驻在西北的部队给以充分的供应，以便实施这一计划（实施日期定为10月初）。”87 按照史迪威的建议，胡宗南部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围困要解除，该部和被围的中共军队部要开赴抗日前线，国民政府还要向第十八集团军提供给养。蒋介石对这一建议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在10日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抱怨说：“史迪威不知共党十年来经过之历史，更不明了最近共党之内容及其阴谋之所在，徒听共党之煽惑，助长共党之气焰，殊为可叹。”88 史迪威的设想没有实现，但美国方面这一次又一次的表示对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毕竟是一种制约性因素。 　　也是在9月间，罗斯福在与副国务卿韦尔斯的一次谈话中对国共关系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说，战后最麻烦的地方是中国，中国极可能爆发内战，从而把苏联和西方国家都卷进去，形成西班牙内战那样的局面，只是范围要大多得，危险性要严重很多。89 因此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努力说服蒋介石，“当着战争还在进行时，就同延安的共产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表示，他同意成立一个民主的政府，如果美国可以保证，苏联将尊重中国东北的边界。90 　　开罗会议闭幕后，罗斯福、丘吉尔去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斯大林对开罗会议宣言稿表示赞同。12月1日，宣言正式发表。它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91 这样，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所力求实现的目标成为盟国共同接受的要求，这对正在艰苦卓绝地抗击侵略的中国军民无疑是一个极大鼓舞，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障，这是更具有深远意义的，开罗会议是大战期间中国外交的最高峰。 　　会议期间，罗斯福对蒋介石优礼有加，他屡屡把丘吉尔撇在一边，去同蒋介石谈话，使蒋切身感受到美国为提高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地位所作的努力。蒋介石十分清楚，英国和苏联是不赞成把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他对罗斯福和美国政府一直抱着十分感激的心情。1943年2月，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曾向霍普金斯表示，国民政府战后支持美国，在和平会议上蒋介石将同美国站在一起，因为他信任罗斯福及其政策。92 11月26日，在蒋介石从开罗启程回国时，宋美龄又以蒋的名义给罗斯福留下一封亲笔信，其中说：“委员长要我告诉您，他对您为中国所做的和正做的一切是多么感激。今日下午他向您告别时简直找不到言词表达他的感情和心情，无法充分感谢您的友情……他希望您把他当做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93 正是通过战时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这些政治、军事、财政等各方面的交往，这些交往中的合作、援助、提携、争吵，争吵结果的妥协和让步，蒋介石政权与美国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堪称特殊的关系。 　　但这也正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致命伤。美国政府把蒋介石等同于中国，看作中国的化身，这就使美国与一个政治上专制、腐败、在赢得对日战争胜利的同时正在失去民心的政权结合得愈紧密，它的对华政策也就愈加僵硬，愈加失去灵活性。 　　自然，美国对华政策是复杂的。在建立美蒋特殊关系这个政策主流之外，也还有别的方面。 　　 　　第三节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自1939年以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不但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且实行政治和新闻的隔离和封锁。它不许中国共产党发行战报，不许边区报纸在大后方发行，不许中外记者参观边区，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同时，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它欺骗舆论，蒙蔽盟邦，给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强加了种种罪名，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违反政令、军令”，诬蔑游击队“游而不击”，如此等等。 　　中共同国民党的封锁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力图让全国人民和盟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中共常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在与美国官员接触中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团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斯诺，向他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还委托斯诺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业绩的有关资料及一封信带给居里，信中说，中共不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必定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内战；中共领导的军队虽然两年来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任何补给，在装备上远逊于国民党军队，但却牵制着日本在华兵力总数的将近一半；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希望得到同盟国援华物资的一部分。94 1942年8月居里第二次访华时，周恩来又致函居里说明了此意。11月，周恩来等在与美国使馆参赞范宣德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95 的谈话中介绍了国共关系的状况，并表示“外国[指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可以对改善形势有所帮助。1943年3月，周恩来在与戴维斯的谈话中又一次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去陕西、山西等地搜集情报。他还指出，应当一开始就告诉国民党，这个观察组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常驻性的。96 　　驻华美国外交官出于加速反法西斯战争进程和维护美国利益的需要，认为周恩来的建议是可取的。谢伟思在1943年1月，戴维斯在6月和1944年1月一再提出派一个观察组去延安和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张。戴维斯在1943年6月24日的题为《美国利益在于中国的团结》的长篇备忘录中，估量战后中国形势说，国民党将企图用消灭共产党的办法来消除两党之间的僵局，这将导致中国内战，蒋介石将千方百计谋求美国支持，他会说：“如果美国不给予更多的援助，共产主义将席卷整个中国，最终整个亚洲。我们将难于抗御这样的请求”，“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仅卷入了中国内战，而且也卷入了与苏联的冲突之中”。戴维斯认为，美国不能冒这样的风险，“美国需要一项更肯定的政策”。他认定，无论出于政治上或军事上的原因都应当派军事观察员去西北、华北。97 戴维斯在这里的分析和主张是清醒的、有远见的、战后形势的发展同他的预测何其相似！戴维斯把这—报告的副本寄给了总统助理霍普金斯和居里，希望他们提请总统加以注意。 　　戴维斯等的建议产生了预期的效果。1944年2月，罗斯福决定派一个观察员小组去中共控制地区，美国政府有着双重的目的。从军事上说，这有利于对日作战。美军将可以在西北、华北抗日根据地搜集更多、更准确的日军情报，在必要时还可以同中共部队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这也许可以刺激国民党军队对抗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从政治上说，通过与中共的这种准官方的接触，至少可以增加美国对国共双方的影响；多则可以把国共两党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从而左右中国事态的发展。总之，这与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对蒋介石的建议是一致的。 　　2月9日，罗斯福致函蒋介石，第一次提出了派美军观察组去陕西、山西等地的要求。蒋介石22日答称，他同意“视察团前往中央政府政治力量”以及政府军“驻扎各处”，实际上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98 同时，蒋介石不厌其烦地向史迪威的参谋长贺恩解释为什么美军观察员不能去中共控制区域。 　　罗斯福并不罢休，他在3月、4月两次致电蒋介石重申他的要求。史迪威则将训练国民党空军的计划暂时搁置起来，以向蒋施加压力。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华莱士在6月21日、22日与蒋介石的会谈中一再表示了对国共关系的关切，反复提出派观察员去延安的问题，但屡遭拒绝。华莱士与陪他访华的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科长范宣德商量后，决定用把政治问题同军事问题分开的方法再次向蒋提出要求。6月23日上午，华莱士向蒋强调美军对在中国进行对日战争感兴趣，并说，驻重庆的B-29远程战略轰炸机亟需准确情报，国共和解问题同美军获取情报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应该分开处理。蒋介石无奈，勉强同意了华莱士的要求。下午，华莱士又使蒋介石确认了上午的表态，并且记录在案，这样，他就不好反悔了。99 蒋介石起先建议用“军事视察组”的名义。中共中央认为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美军不是八路军的上级领导，因而不同意这个名称。经再三磋商，最后定名为“美军观察组”。100 　　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经过紧张准备，于7月22、8月7日分两批向延安派出观察组员各九人。观察组长由在中国任职20年、通晓中文，时任中缅印战区情报官员的包端德担任。成员中有步兵、信号兵、航空兵、军医等。他们分别由美国陆军、海军、战略情报局各系统派出。他们中多数人有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谢伟思和卢登也作为观察组成员来延安，他们提供政治性报告。当谢伟思10月奉召回华盛顿时，戴维斯来延安逗留一个多月顶替他。 　　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给予高度重视和热情欢迎。8月18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其中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101 观察组到延安后，中共领导人积极对其开展工作，仅在头两个月中，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就向观察组全体作了10个报告：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华北敌后形势概述；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与组织；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历时3天）； 　　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关于晋察冀边区；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关于新四军； 　　一二0师师长、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贺龙、一二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关于晋绥边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关于晋冀豫和冀鲁豫边区； 　　前中共北方局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关于山东军区； 　　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八路军的训练； 　　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中共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分三次讲完）。 　　从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罗瑞卿等分别多次接见包瑞德和谢伟思，与他们进行了坦率、诚恳的交谈。谢伟思还单独会见了聂荣臻、林伯渠、杨秀峰、刘少奇、博古、南汉宸等。102 　　上述报告和谈话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实行人民战争的生动事实，介绍了各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形。 　　二、表示愿意与美军积极合作，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更大贡献。中共领导人指出，从海南岛到山东半岛、中共领导的军队都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帮助美军登陆并建立起滩头阵地。他们还建议，应当制订美军与中共军队长期合作的计划，观察组或类似性质的组织应是常驻性的，在延安以外各根据地也应派驻小分队。103 　　三、阐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指出战后中国内战的危险，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毛泽东与谢伟思多次谈话的主题都是对战后中国形势及美国应采取政策的分析和建议。毛泽东指出，国共谈判取得成功的希望甚微，国民党不可能对政府进行令人满意的改组，国民党反人民的政策必将导致战后中国的内战，“抗日战争一结束，国民党进攻共产党最危险的时刻就将到来”，毛泽东坚决表示，中共反对内战。 　　毛泽东分析了二次大战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指出，国民党十分依赖美国，它“对美国只能俯首听命”，制止中国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得多的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影响。毛泽东还指出，一旦国民党挑起内战，它将尽可能争取美国援助；他希望美国不让蒋介石使用美国新式武器打内战，不要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个腐朽无能、失道寡助的政府。104 　　中共方面采取了种种措施，以便于观察组更多了解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及搜集日军情报。八路军司令部与观察组共同组成空军小组，负责处理有关空军的情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机关还下令在晋东南、山东和苏中建造三个简易机场，以加强延安与各根据地的联系，改善情报工作。 　　观察组成员深入了解了延安地区部队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并多次被邀请去讲解有关的军事知识。比如，包瑞德和海军上尉希契就美国陆军训练方法、美国海军的发展、如何识别日本军舰和商船等专题向八路军指挥员作了数次报告；陆军少校彼得金就爆破材料的使用向1000多八路军官兵作了演讲和示范。 　　观察组成员还分批到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1944年8月23日，军医卡斯伯格前往晋绥根据地察看前线部队的医疗状况。9月14日到11月5日，三名观察组成员在晋绥根据地参观访问，察看紧急着陆地点，探索破坏日军和进行情报工作的可能性，1944年10月至1945年2月，卢登等花了4个月时间，行程近2000公里，访问了晋绥和晋察冀根据地。空军上尉惠特尔西在1945年访问太行山区时不幸与敌遭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观察组对于中共所作的安排十分满意。包瑞德在报告中说：“中共当局给予了观察组最热心的合作”，他们“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任何方便，在他们控制的任何地区与我们合作，对美国人的旅行未加任何限制。”105 　　观察组成员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来到解放区，耳目为之一新，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们主要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并根据在延安生活了一些时候的外国人、在敌后遇难被营救而护送到延安的美军飞行员所提供的情况，写了大量报告。仅在头两个月（截止9月27日）观察组就发送了112份报告，其中多数属军事情报，包括敌伪军的战斗序列、作战行动，敌军在华北的机场和防空力量，八路军的力量、分布、作战部署、训练状况，华北、西北的经济、气候状况，等等。同时，观察组也发回了相当多的政治性报告，它们大多出自谢伟思之手；他在1944年的4个多月中（7月至11月）写了51份报告，1945年2月至4月又写了26份报告（与他人合写的不计在内）。106 包瑞德、戴维斯、卢登也写了不少政治性报告。这些报告中阐述的观点，代表了当时观察组成员的共同看法。 　　观察组的政治性报告内容广泛，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们相信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是有战斗力的。包瑞德从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得到一个“十分肯定的结论”是，打日本人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他虽然甫到延安，但他有多年在中国服务的经验，见过各种条件下的各种中国军队，因而可以根据在延安的耳闻目睹准确评价中共军队。他认为，“这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受过良好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这支队伍身体素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107 谢伟思在他的报告中也指出，在延安“士气很高……在这里没有失败主义，有的是信心；在这里没有厌战情绪”，有的是“冷静的自信和自尊”。108 　　二、他们建议美国政府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武器，与之联合作战。包瑞德指出，中共军队从1941年以来没有得到任何供应，完全靠自制和从日军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却抗击了大部侵华日军，因此，“只要给予一些简单的武器援助”，就能大大提高其战斗力，“给日军造成任何中国军队所未给予的大的杀伤”；如果他们得到充分的供应，“那就一定可以……收复许多重要地区，严重破坏[日军]铁路和交通线”，“并可击溃大批伪军或迫使其投诚”，从而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为此，他一再建议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立即决定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的问题。他还指出，八路军、新四军能在情报工作方面给美军以极大帮助。为了改善情报工作，他建议向中共各军区司令部提供无线电台，并派驻懂中文的美国军官，直到战争结束。109 　　三、他们确信共产党控制了敌后广大农村，确信中共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到1945年春，观察组成员和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几乎走遍了华北和华中所有重要的敌后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上海、汉口、广州、南京、太原等大城市附近都成功地营救了美军机组人员，有100多位美国人安全通过了日军控制的铁路线。谢伟思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共产党控制着华北和华中的敌后广大农村。他说：“我们以前认为这是‘日军占领的’地区，这个概念需要修正，日本人只占领了狭窄的地带，其他地方是为我方力量所控制的”。观察组认为，“共产党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人民与八路军完全团结一致”，这是中共能在敌后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的最基本条件。110 卢登认为，一个政权得到人民如此广泛、积极的支持，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111 　　四、他们把国共两党进行对比，确信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力量，中国的未来是属于它的。他们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的领导政治上盲目，完全自私，只关心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而中共领袖“坚定自信”，“廉洁奉公”，“有着伟大的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品质，他们“高于当代中国任何别的群体”；当着中国其余地方的局势正在恶化，国民党越来越虚弱时，“共产党……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 　　五、他们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戴维斯、谢伟思指出，美国“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美国片面支蒋只能鼓励国民党沿着现在不民主的趋势滑下去，从而加速中国内战的爆发，而这场内战对中国、对美国在华利益、对远东的和平都是灾难性的。他们建议全面支持国共两党，这样，国民党将要为争取美援进行竞争，它将被迫实行改革，改变政策，改变实施政策的方法，改变现在反动的领导，向着与中共合作的方向前进，他们确信，美国“给中共的援助几乎无疑将使国民党不可能发动内战”，将能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着达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112 　　观察组的大量报告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定影响。这些报告首先在驻华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中广泛流传，并“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影响”，使他们都跃跃欲试，想到延安亲眼目睹一番。这些报告被送往国务院、陆军部、财政部驻重庆代表弗里德曼还把—些报告的副本寄给了财政部长摩根索。戴维斯把一些重要的报告寄给了霍普金斯，霍普金斯又转给总统，并提请他注意。例如霍普金斯在谢伟思7月28日题为《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概略印象》的报告上加了一段按语：“这是谢伟思先生对华北共产党情况的初步报告。谢伟思是国务院机构的一个成员，他肯定做了某些引人注目的观察”。113 观察组的报告也给罗斯福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国务院挑选重要的报告抄送战略情报局和有关部门，有的报告的摘录还被分送到美国驻外使馆。最同情观察组的莫过于国务院中国科了。中国科科长(后升任远东司司长)范宣德在战后美军驻华顾问团、美国对华租借援助、马歇尔调处的方针等一系列问题上均有自己的看法，从他的看法中可以看到观察组报告的影响。 　　观察组的报告也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从1939年到1944年夏，在长达5年半的时期中美国记者、军人和外交官未能获准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美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所知甚少，而《时代》周刊等杂志则大肆宣扬蒋介石的“英雄形象”，把他作为中国的“化身”。谢伟思的不少报告在《美亚》杂志上发表，给美国舆论界吹来一股清新的风。这些报告和访问过延安的美国记者的报道使美国公众了解到一些中国的真实事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初期公众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 　　但是，美国政府派美军观察组赴延安毕竟只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插曲，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美国对华政策正在酝酿着重要的转变。 ① 《战时外交》（三）第41页，FRUS, 1941, Vol.4, pp.736, 739. ② 《战时通讯》，第44页。 ③ 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New York: William Sloan Associates, Inc., 1946 )，p.152. ④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167页。 ⑤ 梁敬 ？ ：《史迪威事件》，台北1971年版，第31页。 ⑥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95页。 ⑦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Hereafter cited as China White Papers), p.469;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74. ⑧ Theodore H. White, ed.: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William Sloan Associates, Inc., 1948 ), p.36. ⑨ 《战时外交》（三），第568页。 ⑩ 《战时外交》（三），第603页；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王祖通校：《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389、427等页。 11 《史迪威事件》，第65页，CCS是联合参谋长会议的英文缩写。 12 《战时外交》（三），第603页。 13 《史迪威事件》，第119页。 14 《战时外交》（三），第168、173-174页。1942年春，在美国积存的援华租借物资为14.9万吨，在印度的有4.5万吨。缅甸失守后，对中国的供应线只剩下了从印度英帕尔飞越喜马拉雅山抵云南的“驼峰”空运。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运输线。空运在7000多公尺的高空进行，航程长达800多公里，气候条件恶劣（热带的季风雨和世界屋脊的冰雪），飞机还可能遭到日军的攻击，加上可以提供的运输机有限，空运到中国的物资，5月仅80吨，6月106吨，7月73吨，这与中国的需求和美国的计划都相差甚远。5月8日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向军火分配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是每月7500吨，军火分配委员会决定5至10月每月给中国陆军3500吨，给陈纳德空军1500吨，蒋介石所要求的正是军火分配委员会决定的对华计划空运量。见Stilwel’sl Mission to China, pp.159-167. 15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173. 16 《战时外交》（三），第610页。 17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175;《史迪威事件》，第126-127页。 18 《战时外交》（一），第635-683页。 19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63-465页。 20 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曾说：“要是没有中国，要是中国陷落了，会有多少日本师团可以被自由调遣！他们去干什么？去打澳大利亚、打印度，而且会象捡熟李子那样唾手可得，然后直指中东。”见Elliott Roosevelt: As He Saw It (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6), p.53. 21 《战时通讯》，第123页；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224. 22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151-154, 214-217；《史迪威在华经验》，第407、469等页；《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867-869页。 23 拉姆加尔训练营于1944年1月结束。受训结业的中国军官2600多人，士兵2.97万人，编为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师和新三十八师，后又扩编为新一军、新六军。这是装备、军械和编制完全美式的一支军队。见《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872页。 24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35, 241;《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872-873页。 25 Stilwell’s l Mission to China, pp.179-183. 26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223, 244. 27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258-260；《史迪威事件》，第99-101页；《战时外交》（三），第211页。 28 Minutes of CCS’s 58th Meeting, January 16, 1943, RG218, Records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 Box 169, NARS. 29 Minutes of CCS’s 58th Meeting , January 17, 1943, RG218, Records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 Box 169, NARS. 30 详见本书第226页。 31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188, 252-253. 32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117；《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85页。 33 FRUS, 1943, China, pp.1-2. 34 《战时外交》（三），第213页；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278-280. 35 Minutes of JCS’s 77th Meeting , May 4, 1943, RG218, Records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 Box 170, NARS. 36 Combined Strategic Estimate Commission: “The Policy of Defeating Japan”, May 12, 1944, RG218, Records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 Box 170, NARS. Michael B. Kublin: The Role of China in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Fall of 1944(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 International, 1984 ), pp.147-148. 37 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161页。 38 《战时外交》（三），第232页；T.V. Soong to William Leahy, May 18, 1943. RG218, Records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 Box 2, NARS. 39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紧缩包围圈》，第132-133页。 40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 pp.53-55. 41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57-58；Grace Person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Against Japan(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p.522. 42 在此之前，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结束时，斯大林曾于1943年10月30日主动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了同样的意思。见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p.1309. 43 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134页. 44 FRUS, 1943, China, p.178. 45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 pp.79-80, 289-290, 298, 301;《战时外交》（三），第289-292页。 46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 p.305；《战时外交》（三），第296-298页。 47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310-312；《史迪威事件》，第195-196页。 48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721页。 49 Elliott Roosevelt and James Brough: A Renderzvous with Destiny: The Roosevelts of the White House（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5）, p.345. 50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 History, p.151；《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612页。 51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279；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 History, p.151. 52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p.1583. 53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p.1120；《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第190-192页。 54 《战时外交》（一），第329页。 55 Morgenthau Diaries. China,Vil.1, pp.562-565. 56 Morgenthau Diaries .China,Vil.1, pp.565-567. 57 见本书220页。 58 Morgenthau Diaries. China, Vil.1, pp.576-578；《战时外交》（一），第329-330页。 59 Morgenthau Diaries. China, Vil.1,pp.592-593. 60 《战时外交》（一），第332页；FRUS, 1942, China, p.450. 61 FRUS, 1942, China, pp.443, 451, 454. 62 Morgenthau Diaries. China,Vil1, pp.628, 632-633. 63 《战时外交》（一），第334页。 64 《战时外交》（一），第340页; The China White Papers, p.480. 65 Morgenthau Diaries. China,Vol.1, pp.770-771, 800；FRUS, 1942, China，p.489. 66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157页。 67 见本书第359-361页。 68 见本书第133页及以下各页。 69 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6、87页；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3页。 70 《战时外交》（三），第707-708页。 71 FRUS, 1942, China, pp. 271-275. 72 FRUS, 1942, China, pp. 276, 281. 73 《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第38页；《战时外交》（三），第713-714页。 74 FRUS, 1942, China, pp. 333-336；《战时外交》（三），第716及以下各项。 7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86页. 76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43页。 77 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四年间，中国政府相继与比利时、娜威、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条约，废除了旧的不平等条约。 78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87页；《解放日报》1943年1月29日。 79 林泉编：《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台北1983年版，第739、755页。 80 《罗斯福选集》，第443-445页。 81 FRUS, 1942, China, pp. 822-826。 82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200-201页。 83 《战时通讯》，第162页；《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914-915页。 84 《战时通讯》，第163页。 85 以上六点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7-451页；梁敬 ？：《开罗会议与中国》，香港1962年版，第39-41页；《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922-923页；As He Saw It, pp. 164-165；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1-555页。 86 FRUS, 1943, China, pp. 96-100, 121-124, 334, 335. 87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368. 88 《战时外交》（三），第632页。 89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p.152. 90 As He Saw It, p.164. 91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202页。 92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335页。 93 《中国的纠葛》，第124页。 9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32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 95 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另外三名政治顾问是：戴维斯、卢登和埃默森。 96 FRUS, 1943, China, pp. 197，214. 97 FRUS, 1943, China, pp. 258-266. 98 《战时外交》（一），第163-164页。 99 The China White Papers, pp.559-559；伊·卡恩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第137-139页。 100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迪克西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对南部各州的称呼，美国政府认为延安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是反叛地区，故用此名。 10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43-1944），第573页。指示中说的外国记者是指1944年6月作为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到延安访问的6名美、英、苏记者，他们是：斯坦因 （美联社、伦敦《新闻记事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福曼（合众社、《纽约先驱论坛报》、伦敦《泰晤士报》）、武道（《多伦多每日明星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夏南汉神甫《中国通讯》及若干美国天主教报刊）、普金科（塔斯社）。 102；Joseph W. Esherick, ed.: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s S. Servi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p.132, 134, 143, 200, 208. 103 Report by David Barrett, September 30, 1944, RG 319, Records of the Army Staff, Box 4197, NARS；Report by David Barrett, August 27, 1944, Documents of the US Army Observer Section in Yenan,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Defense. 104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s S. Service , pp.305, 287, 297, 289. 105 Report by David Barrett, September 5, 1944,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Defense. 106 Report by David Barrett, September 28, 1944; John Service: The Amerasia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193-199. 107 Reports by David Barrett, July 31, September 30, 1944, RG 319, Records of the Army Staff, Box 4197, NARS. 108 Lost Chance in China. pp. 180-187. 109 Reports by David Barrett, July 31, August 18, July 24, September 28, 1944, RG 319, Box 4197, NARS. 110 Lost Chance in China. pp.244-246、253； Report by David Barrett, August 14, 1944, RG 319, Box 4197, NARS. 111 Lost Chance in China. pp.244-246、253；Report by David Barrett, August 14, 1944, RG 319, Box 4197, NARS; FRUS, 1945, Vol.7, p.203. 112 FRUS, !944, Vol.6, p.696； Lost Chance in China. pp.320、324. 113 《中国的纠葛》，第287-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