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七章 转折关头 　　从1944年秋到抗日战争结束这近一年，是美国对华政策从战时到战后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可以大体概括为支蒋容共抗日。这种政策对援助中国抗日、对防止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起了一定作用，它是服务于抗日这个主要目标的。及至战争末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日战争这个主要矛盾行将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突出，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美国政策于是发生了由战时的支蒋容共抗日到战后的扶蒋反共的转变。 第一节 史迪威事件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河南作战。国民党守军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导致一个多月中丢失开封至潼关间约400公里、新乡至信阳间约350公里的广大中原地区。5月下旬，日军接着发起湖南作战，6月19日长沙陷落，8月8日衡阳失守。这是自1938年10月广州、武汉陷落以来中国正面战场的又一次大溃败。 　　华东、华中战局恶化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华盛顿。早在6月中旬，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在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警告说：“日本人实际上是没有阻拦地沿汉口到广州的铁路进军，他们将得以在夏季结束前打通从朝鲜到华南的内陆交通线。这将意味着中国沿海省份与重庆完全隔绝。”① 6、7月间访华的副总统华莱土、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和史迪威将军都接连向华盛顿报警。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日军将占领昆明，切断驼峰空运，成都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基地将落入敌手，甚至中国战场可能最终崩溃。而此时在欧洲战场，盟军却取得重大胜利。6、7月诺曼底登陆成功后，盟军随之转入进攻，开始收复西欧大陆。而欧洲盟军统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这自然使参谋长们想到，在亚洲战场是否也可以采取同样办法，任命一名美国军官为盟军统帅。参谋长们认为，史迪威领导中美联军进行的缅甸战役战绩显著，史迪威应是理想的人选。恰在这时，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因与史迪威关系不睦，建议撤销他该战区副总司令之职。参谋长联席会议于是考虑把史迪威由中将升为上将，将其职责由主要指挥缅甸作战改为统率中国军队。7月1日，马歇尔致电史迪威征询意见。3日，史迪威回电表示同意。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危急局势是由于对军队的管理不善、指挥失当造成的，“危急的局势要求采取孤注一掷的补救措施”，这就是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如果罗斯福给蒋一份措词十分强硬的电报，指出中国形势的严重性，强调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和利益，并且“坚持，非常的形势必须采取非常的补救措施”，蒋介石可能同意这种安排。他接着谈到了他的战略设想：运用当时在陕西围困中共军队的胡宗南部，并在中共部队的帮助下，向洛阳、郑州、武汉发起反攻，他认为这是挽救中国形势的唯一办法。② 　　马歇尔接受史迪威的建议，拟定了一份电报稿，经罗斯福签署于7月6日发出。这份电报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指挥一切在华盟国军事力量(包括中共军队)，并授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以扭转敌人攻势的全部责任和权力。③ 　　蒋介石没有断绝拒绝这一要求，而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在次日回复罗斯福，表示原则同意这一建议，但同时提出，由于“中国军队与政治之内容不如其他国家之简单”，因此实施这一建议不能过于匆忙，“必须有一准备时期”，他还要求罗斯福派一“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权代表”来华，与他合作，并调整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④ 有权向史迪威发布指示。⑤ 蒋介石显然是希望这样一个总统代表作为他与史迪威之间的中间环节，以便他影响总统代表，总统代表左右史迪威，从而达到他间接控制史迪威的目的。7月10日，蒋介石致电他驻华盛顿的代表、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要孔向罗斯福当面解释中国军队不同于他国军队的特点，即“中国军队除法令与组织之外，而以个人之信仰、感情与革命之历史为主要因素……而决非如其他国家军队可由一纸命令与纪律，或仅凭能力与学问所能指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在中国军队中学问和能力是次要的，关系和派系是更主要的；这支军队只有他能加以控制，别人任凭有天大本事也统率不了。12日，孔祥熙向罗斯福陈述了蒋的意思，并要求总统“从长考虑”派一“有政治头脑与经验”的适当代表来华。罗斯福接受了这一要求。⑥ 　　针对美国要求，蒋介石与宋子文、何应钦等挖空心思，寻找对策。蒋介石设想把各战区部队分成作战与留守两部分，归史迪威指挥的只是编入作战序列的战斗部队，而非全部中国军队。至于他派重兵围困多年的中共军队，除非他们“接受中央政府之军令与政令”，也就是绝对服从他的领导，便不能归史迪威指挥。而他明知，他的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几年他对史迪威掌握租借物资的分配权一直耿耿于怀，他想趁机把这个权力夺过来，作为给予史迪威新任命的交换条件。7月23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让他向罗斯福面陈这些要求，并要他强调，任命史迪威一事必须“顾及中国之政治环境”，顾及中国军队与人民之心理”。⑦ 　　罗斯福的事情千头万绪，他要考虑二次大战的各个战场，自然不能花许多功夫去研究这些具体问题。他要做的是挑选一位私人代表，并派赴中国处理各种具体事务。他选中了赫尔利。 　　赫尔利是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人，律师出身，仪表堂堂，善于交际，好出风头。1928年他全力支持胡佛竞选，在胡佛政府中担任过陆军部长助理、陆军部长。罗斯福就任总统后，赫尔利是新政的坚定支持者。大战期间，赫尔利数次担任重要外交使命：1942年4月至8月任驻新西兰公使，并出使澳大利亚；是年底赴苏联作友好访问，1943年参加德黑兰会议，1943至1944年两次出使中东。1943年11月他为准备开罗会议到过中国。他在11月20日给总统的报告中说，国民党把维护其战后的统治地位看得比打败日本这一直接军事目标更为重要，并为此保存实力，对于这种做法，应当予以考虑。⑧ 尽管赫尔利不懂汉语，对中国历史和现状都所知甚少，罗斯福从他以往承担外交使命的经历考虑仍然感到他是可以信赖的。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和条件，罗斯福在8月23日答复说，他“不认为归史迪威指挥的军队应有所局限”，至于租借物资的分配事宜，他正在考虑一个新的安排。他竭力敦促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不要因为安排所有具体事项而延迟任命。⑨ 　　赫尔利临行前，罗斯福嘱咐说，他的总目标是防止中国崩溃，并使中国继续参战，为此他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赫尔利的具体任务是“促进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以便于后者指挥归其统率的中国军队”。⑩ 显然，罗斯福是要赫尔利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进行调解、疏通，消除因两者个性冲突和史迪威的不圆通、不策略引起的矛盾，而使蒋介石接受任命史迪威的要求。赫尔利9月6日到重庆后，立即与史迪威一起，开始同蒋介石、宋子文谈判。 　　其时，缅北战事吃紧。蒋介石于9月8日、11日、15日一再要求史迪威调在密支那的驻印军（X部队）去攻八莫，以解龙陵卫立煌部队（Y部队）之围，他担心一旦龙陵有失，日军就会进攻昆明，并威胁说，如果X部队不攻八莫日军，他就要撤回Y部队去保卫昆明。史迪威认为，驻印军第38师和30师由于围攻密支那已精疲力竭，与其让他们从密支那去进攻八莫，不如补充卫立煌兵员不足的几个师；而且他担心，即使驻印军攻打八莫，进攻龙陵的日军仍会继续进攻。他力主不可撤回Y部队，说，盟军在缅甸作战的目的就是为了打通中缅印公路，只要控制龙陵，就能控制整条公路；如果撤回Y部队，盟军的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蒋介石固执己见，双方相持不下。11 9月15日，史迪威把缅甸战场形势与他同蒋介石的争执电告马歇尔。 　　当时，罗斯福正与美英参谋长在魁北克开会，讨论缅甸战局，两国参谋长一致同意在1945年3月以空降部队和两栖作战夺取仰光，收复全缅甸；在此之前，中国部队应在缅北积极进行反攻，确保驼峰航线，开辟经由缅北的陆路交通线。12 蒋介石要求从怒江前线撤退Y部队、结束缅北战事的愿望，无疑打乱了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刚刚作出的战略部署。 　　马歇尔于是迅速拟就了一份措词强硬的致蒋介石的电文，罗斯福立即予以签发。9月19日，总统的这份无线电报由密码译出，到了史迪威手中。史迪威命人把电报译成中文，并当着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和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的面，把电报交给了蒋介石。电报说，如果蒋介石不向怒江部队派遣增援，反而撤退这些部队，那“就将丧失打通中国陆路交通的一切机会，并立即危及飞越‘驼峰’的空中航线，对此，您自己必须准备接受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电报再次敦促蒋介石任命史迪威“毫无约束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并称，如果再事拖延，“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13 　　这份电报和送递电报的方式使史迪威感受到莫大的快意，而蒋介石则感觉受了奇耻大辱。他相信是史迪威要求马歇尔和罗斯福发出这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的。他本不想任命史迪威，接到电报后便决定要求美国将其召回。当天晚上，他在与赫尔利共进晚餐时表示，与史迪威决裂的时刻到了，“只要史迪威还在中国”，事情便无从谈起。14 但这时蒋介石对于美国态度还不摸底，因此他只是通过赫尔利进行试探，而没有正式向美国提出。 　　赫尔利在9月2l日向罗斯福报告此事时说，正象两个个性很强的人之间发生分配权力的问题一样，“委员长与史迪威看来是水火不相容的，看来他们互相怀疑”。15 赫尔利只讲两人个性的矛盾，而不讲战局的需要，这就明白表示了他支持蒋介石的立场。 　　9月2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赫尔利，申述他要求召回史迪威的原因。蒋介石列举了史迪威的种种不足，诸如缺乏“政治脑筋与战略脑筋”，等等。但归根到底，是史迪威不能对蒋的命令“表示绝对服从”，而且竟敢违背他的“命令与意旨”。赫尔利不但没有促进史蒋的“和谐关系”，反而火上浇油地说，他曾明白告诉史迪威，租借物资理应全部交由蒋介石分配；史迪威至今仍掌管租借物资，这是大错特错，而且对蒋在世界上的威望也极为不利，云云。16 赫尔利的这种说法完全是机会主义的献媚。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由史迪威掌管，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不是史迪威个人作主的事。而且就在一个星期前，9月16日赫尔利、史迪威与宋子文讨论租借物资控制方案时，赫尔利以他固有的傲慢对宋子文说：“请记住，宋博士，这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制造了它，我们拥有它，我们爱给谁就给谁”。17 事过几天，他却来了个180度的转变，向蒋介石当面买好。这无疑更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蒋紧接着通过赫尔利致电罗斯福，正式提出了召回史迪威的要求，要罗斯福另派他人担任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同时蒋介石致电时在美国的宋美龄和孔祥熙，让他们在与美国要人接触中说明，召回史迪威问题“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权与个人人格，不能迁就”，他已下了“最大决心。”18 　　马歇尔一改初衷，不理睬蒋介石的要求。9月28日，他为罗斯福起草了一份给蒋介石的复电稿。电稿对史迪威转交电报的方式或其他可能有损蒋威望的行为方式表示歉意，但同时列举了美国为支持中国战场所作出的牺牲，赞扬了史迪威的功绩。表示召回史迪威可能对中美军事合作和蒋本人都造成不利影响。电稿最后说：“威信、政治上的考虑和个性，所有这一切与中国日益恶化的绝望的军事形势相比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我最强烈地敦促您立即重新考虑您在这一问题上的决定。”19 　　这样，罗斯福就面临着抉择。要末改变他本人的决定，吞下美国的骄傲，向蒋介石让步，召回史迪威；要末如马歇尔所建议的，继续向蒋施加压力，促使蒋收回成命。 　　如前所述，从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有两个目标：短期的军事目标是使中国继续作战，长远的政治目标是在战后谋求一个统一、稳定、亲美的中国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亲密的盟国，以对付这一地区的其他大国，尤其是苏联。基于紧迫的军事上的需要，罗斯福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指挥一切中国军队，这不是一项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当着蒋介石坚决拒绝史迪威时，罗斯福就不能不从更多的方面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了。 　　从军事上说，丢掉了湖南、广西的空军基地，还有云南、四川的基地可用，而且当时“中国东南的空军基地并不是有效攻击日本的唯一的主要空军基地”，由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的迅速进展，当时美国空军已经可以从菲律宾吕宋岛起飞轰炸日本本土；再说空军基地也“不是中国对盟国的战争努力所作出的最主要贡献”，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作用依然存在，美国政府尤其注重的是，“亚洲人抵抗别的亚洲人的入侵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正是在1944年8月，美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再一次强调，“由于种种理由，以相当的代价维持蒋介石的威信和抵抗能力是必要的。”20 从政治上说，罗斯福认为蒋介石不但是战时中国，而且也是战后中国的唯一领袖，美国已经为支持蒋介石作出了许多努力，蒋介石也一再表示感激美国政府，感激罗斯福总统，保证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与美国站在一起，美蒋之间已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美国战时和战后在华利益已经与蒋介石个人的领导地位密切相关。21罗斯福当时考虑的，不是削弱或动摇蒋的地位，而是要巩固和加强蒋的地位。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内有蒋介石的反对派（美驻华外交官认为李济深，龙云等可能公开站出来反蒋)，外有共产党；日本人的军事进逼还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事件上的僵局只能使内外交困的蒋政权的处境更加困难，这自然有违美国的本意。既然如此，罗斯福除了向蒋作出让步，别无选择。 　　罗斯福准备让步的信息是通过非正式途径传出的。9月27日，罗斯福的亲信顾问霍普金斯在跟孔祥熙用餐时告诉他，总统表示，既然事情牵涉中国的主权，蒋介石是中国的领袖，当接受蒋的建议，“史迪威原属人事问题，既有不宜，当接受遴选妥员继任”。22 孔祥熙闻讯如获至宝。毫不迟疑地报告了这一信息。蒋介石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10月2日，他便在中央执委会会议上公开表示，断然拒绝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野战司令官。 　　罗斯福在10月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作了一半让步，他同意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免除他监管租借物资的责任，但要求让史迪威留任北缅战场，继续指挥滇、缅中国军队，同时他撤销了由一名美国将领指挥中国军队的要求。23 蒋介石仍不妥协，他在10月7日约见赫尔利，说，史迪威既然不服从他的命令，就“不能再委以指挥中国战区任何军队之名义与职务”了。赫尔利居然又跟着蒋介石鹦鹉学舌地说，史迪威指责“中国军队不能保障美空军在华基地，以致此等基地相继沦陷，实则此应归咎于史将军本人，因彼曾要求中国尽量增派军队开赴印缅，以致减弱中国战区其他方面之兵力”，云云。24 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这些战区缺少兵员。比如河南作战，第1和第8战区以40万大军迎战日军五六万人，除少数部队进行认真抵抗外，整个作战中没有组织强有力的抗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远离前线，消息不灵，判断失误，指挥失当，却向上谎报军情，文过饰非，以致引起全国上下极大不满与愤慨。部队被置于这种误国殃民的指挥之下，兵员再多又有何用！赫尔利为了取悦蒋介石，不顾事实，跟着一唱一和，这种迹近诌媚的表态与他总统特使的身份实在极不相称。 　　赫尔利的这番表示又一次为蒋介石壮了胆。蒋介石在9日交给赫尔利的一份长篇备忘录中把豫湘桂作战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史迪威，声称，“我们得到了密支那，然而我们却失去了几乎整个华东，而在这一方面，史迪威难辞其咎。”同日，蒋介石正式答复罗斯福10月6日的电报，坚持要求召回史迪威。10日，赫尔利把电报和备忘录一起转达华盛顿，并加了一段按语。他重述了罗斯福在他临行前作的关于支持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指示，接着说：“我在这里研究形势后确信，没有一个中国领袖能像蒋介石那样提供如此之好的与您合作的基础，在我所知的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蒋介石那样多的担任领导职务的素质。……蒋介石与史迪威是水火不相容的。如今您面临着蒋与史迪威之间的抉择。您与蒋之间没有任何别的争端，蒋同意您提出的除了任命史迪威以外的任何要求，任何建议。”25 三天之后，赫尔利又电促罗斯福下决心召回史迪威，他说：“如果您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史迪威，那您就会失去蒋介石，而且可能同他一起失去中国”，他认为，如果蒋介石政权崩渍，那将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26 赫尔利是坦率的，他把困扰总统的问题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总统必须当机立断，非此即彼，折衷的方案是没有的。 　　收到赫尔利13日的电报后，罗斯福立即回电，让赫尔利提出接替史迪威的人选。赫尔利征求了蒋介石的意见，提出了魏德迈等三位候选人。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宣布立即召回史迪威，由魏德迈接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官职务，由索尔登任驻缅印美军司令，罗斯福并要求蒋介石授权索尔登指挥在缅印的中国军队。罗斯福在电报中还反驳了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无端攻击，指出，关于缅甸战役的决定是由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作出的，是得到罗斯福本人和丘吉尔批准的，史迪威对此没有责任。27 　　蒋介石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其他问题他也就在所不顾了。20日，他复电罗斯福，同意后者的人事安排，并主动表示可由魏德迈掌管租借物资的分配，他还保证在缅甸给予“全力合作”。28 　　10月2l日，史迪威离开重庆。此后三天中，他在他战斗了两年半的地方（昆明、Y部队总部所在地包山、密支那及拉姆加尔等地）作短暂逗留后，返回美国。 　　史迪威事件过去了，笼罩在华盛顿与重庆之间的政治阴云消散了。在任命史迪威的问题上，蒋介石最担心的是两件事：第一、把中国军队交给史迪威指挥，会使他个人的威望受损，动摇他个人的领袖地位；第二、用新式武器武装中共军队将对战时和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严重影响，以致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难以为继。29 如今，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10月23日，蒋介石欣喜之余致电罗斯福说：“我确信，最近的变化将开始中美合作的一个更富于谅解、更亲密、更有成效的时期，而非以往任何时候可比。”30 蒋介石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太平洋战争以来，支持蒋介石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通过召回史迪威，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更加确定了；蒋介石心里清楚，美国不能没有他，自然，他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两者的利益结合得更紧了，相互依存的关系更加牢固。桀骜不驯的史迪威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圆通的、与蒋介石合作得很好的魏德迈。至于赫尔利，他早已成了蒋的代言人。在被赫尔利撇在一边、实际靠边站了的高思大使于11月1日辞职以后，罗斯福应蒋介石的要求，于11月17日正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这样，美国在中国的政治代表和军事代表部成了对蒋介石“绝对服从”的人，他们不但不会再给蒋介石制造任何麻烦，而且会尽其所能地来促使美国政策向着扶蒋反共的方向转变。 　　埃尔西中校对史迪威事件的总结是很说明问题的。他写道： “总统支持蒋介石个人的领导地位；……在他的领导地位受到政治竞争者威胁的困难年头，总统支持了他，开罗的联合宣言以其政治和心理价值极大地提高了蒋的威望。当反对迎头而来，军事形势迅速恶化时，总统把赫尔利将军作为他的个人代表派赴蒋处，赫尔利的在场增强了蒋的力量，帮助他渡过了风暴。在蒋与美国在华高级军官发生争执的危机时刻，总统支持了蒋，这个选择使美国付出了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服务的代价，但是总统相信，从长远来说，支持蒋比这更为重要，没有另外一个中国人有如此之多的担任领导职务的要素，或者提供了如此之好的与我们合作的机会。”31 　　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一个美国的四星上将被从一个盟国逐走，这在美国是没有先例的。美国人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公众和舆论界都想知道个究竟。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以蒋、史的“个性冲突”来进行解释，但公众显然不满足这种说法。10月19日，当马歇尔通知史迪威他将被召回时，史迪威就把事情经过情形告诉了驻重庆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和阿特金森。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新闻检查，阿特金森决定提前回国，把他写好的关于史迪威事件的报道带回美国发表。10月31日，阿特金森的报道在《纽约时报》头版刊出。文章说，召回史迪威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它使美国对于“在中国越来越丧失民心和得不到信任”的政府至少必须给予消极的支持，这“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这篇报道引起了连锁效应，这时又传来了高思辞职的消息。那些在中缅印战区采访过的记者都发表了他们未写成或未获准发表的报道，新闻特写、社论、专栏作家和电台评论员的评论构成了“巨大幻灭情绪的突然爆发”，国民党一党专政、腐败无能的丑事统统被抖搂了出来。32 美国舆论的这种转变对战后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是一个制约因素。 第二节 赫尔利与国共谈判 　　抗战以来，国共两党断断续续进行了数次谈判，但1944年9月以后的谈判却不同以往。此前谈判的主要议题是解决国共之间的悬案，诸如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承认边区政府，中共部队增加编制，作战地区的划分等问题，中共没有把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作为谈判的中心。经过七年的抗日战争，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越战越强，敌后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面战场遭到一系列军事溃败，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国民党政治上更加腐败独裁，国统区经济萧条凋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国民党改革政治，广开言路，实行民主，以动员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顺应民心，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说：“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33 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提出了这一主张。中共的要求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 　　抗战以来，美国也一直关注着中国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在1943年11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就建议蒋介石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34 当然美国所设计的方案与中共的主张是不同的。美国的设想是要蒋介石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让步，把中共拉进政府，从而取消中共独立的武装力量，消除中国内战的危险，使中国成为亚洲对美国友好、与美国合作的主要国家，使中美关系成为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的基础。1944年6月华莱士副总统访华时，又代表罗斯福向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如果不能相处，它们可以“请一个朋友”来斡旋，总统本人就愿作这样的朋友。35 　　在国内、国际的压力之下，蒋介石虽然并非真心愿意，也只好决定与中共重开谈判。他向华莱士表示，在国共谈判中他愿接受罗斯福的协助，希望总统派一个代表来重庆。 　　当赫尔利奉派来华时，罗斯福给他规定的任务之一就是运用总统个人代表的威望，“帮助蒋介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例如中央政府与中共的关系问题”。36 但当时无论是总统还是国务院对于如何解决国共关系问题都没有具体的办法。9月9日国务卿赫尔指示高思大使向国共双方强调说明团结抗日、“并建立一种持久的民主的和平”的必要性，并称这是他与总统的共同意见。赫尔还同意高思向蒋介石提出的建立联合军事委员名的建议。37 这是至今可以看到的美国政府在赫尔利来华前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的最详尽的文件了。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实际上被授予根据罗斯福的总政策便宜行事的大权。 　　赫尔利认为，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对他的使命至关重要，因此他在来华途中取道苏联。8月31日，赫尔利拜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他说：“中国有些人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这只是对他们的经济状况不满的表达方式，当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时，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莫洛托夫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并表示苏联不支持中共，而希望与国民政府进一步改善关系。莫洛托夫还表示支持美国帮助中国实现联合的努力。38 苏联领导人的表态对赫尔利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赫尔利对中国本来所知甚少，他不懂汉语，不了解中国历史，对现状也缺乏知识，不知道国共两党间的深刻分歧。他显然接受了莫洛托夫的说法，并不认为中共真是共产主义者，他后来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国共两党宣布的纲领“极少区别”，它们“都在为民主的原则而奋斗”。39 他甚至把国共两党比作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共党，以为“中共与俄克拉荷马州（赫尔利故乡）共和党人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没有武装”。40 第二、苏联明确表示支持美国的政策，支持他的调处努力，他认为这是国共谈判取得成功的关键。41 他对调处前景的乐观情绪因此倍增。 　　早在史迪威被召回前，赫尔利就开始了他的调处工作。9月9日至12日，他在与宋子文、何应钦及蒋介石本人的这迭会晤中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十点建议，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一、拥护蒋介石为中国和中国军队的领袖，支持蒋的领导地位；二、统一中国的所有军队，就是说中共要把军队交给蒋指挥。42 赫尔利认为这两条是调解国共纠纷的根本原则。 　　10月17、18和24日，赫尔利在得到蒋介石的许可后，三次会见中共代表林伯渠和董必武。他表示，他是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团结的，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他反复强调，蒋介石是全国抗战的领袖，同时也承认，“中国现政府不民主”，并称，国内应当实行民主，中共应当取得合法地位。中共代表向赫尔利阐述了中共的主张，并邀请他访问延安。43 　　10月28日，赫尔利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解放中国；二、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采取各种政策，以促进政府民主程序的进步和发展；四、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将给予合法政党地位；国内各政党，均给予平等、自由与合法之地位；五、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支军队，中共军队与政府军队官兵将依其职阶享受同等待遇，各部队在军火和给养的分配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44 这五条与前述十点建议一脉相承，反映了美国对国共谈判的指导思想。但蒋介石却不满意这个方案，因为它实际承认了国共双方的平等地位。于是他授意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修改。结果，最重要的改动是把第二点改为“中共军队服从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即蒋介石常说的“政令军令统一”。另外，第四、五两条换了位置，新的第四条成为：“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支军队，中共军队经中央政府改组后一切官兵在薪金和津贴方面均与政府军同级官兵同等待遇，各部队在军火和给养的分配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45 新条文强调了“中共军队经中央政府改组”，把蒋介石通过谈判吃掉中共军队的图谋表达得更明确、更强烈。 　　带着这样一份提案，赫尔利于11月7日飞抵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会谈。在8日至10日的三天会谈中，毛泽东向赫尔利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阐明了中共的立场和主张，严厉批评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毛泽东强调，中国需要团结，但是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打得不像样子，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否则，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赫尔利为国民党辩护说，毛泽东说的有重复敌人所说的地方，是不公平的。毛泽东针锋相对地驳斥说，他所重复的，在外国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话，在中国是孙夫人和孙科先生的话，说他重复日本人的话，不合事实。 　　针对国民党方案中的第四条，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条恐怕主要是蒋介石自己写的。他接着说，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46 　　在11月9日下午的会谈中，中共方面提出了五点对案。赫尔利看后问毛泽东：中共是否还与蒋介石合作、是否还让蒋介石当政府主席?毛泽东作了肯定的回答。赫尔利认为，中共所要求的只是结束一党专政，在政府中民主地享有份额，这不仅不会损害国民党的利益，而且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国民党。他认定用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办法解决国共矛盾是符合美国的原则的。他把中共参加政府与联合政府混而为一，以为蒋介石不至于为难。他对中共提案作了一点小的修改，在10日上午征得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后，便建议毛泽东在文本上签字，他自己也以证人身份签了字。赫尔利与中共达成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定草案》）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47 　　达成协定后，毛泽东托赫尔利带给罗斯福总统一封信，其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的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48 欢欣与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赫尔利在协定签字的当天（星期五）下午就飞回重庆，因为他相信星期五是他的吉日；他的生日是星期五，他结婚在星期五，第一个小孩生于星期五，获得第一枚勋章也在星期五!他满以为他的调处不日即可大功告成，他就可以奏凯而归了！ 　　出乎赫尔利的意料，蒋介石及其周围的人一致反对《五条协定草案》。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对赫尔利说，共产党把一张货单卖给你了，国民政府决不会同意共产党的要求。蒋介石则说，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等于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赫尔利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他甚至建议，如果蒋不喜欢“联合政府”这个词，那就换个说法好了，叫“两党政府、多党政府或党派政府”都可以。”49 他劝蒋介石同意让共产党“插进—只脚趾”，蒋介石说：“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50 　　赫尔利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换一个人处在赫尔利的地位，也许会感到大失所望，甚至就此罢休了。但善于审时度势的赫尔利却没有这样。他不能就这么失败，他必须干成点什么。赫尔利当时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让步，或者向蒋介石让步。他选择了后者。史迪威的召回只是昨天的事。马歇尔和史迪威曾力主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结果非但没有成功，而且史迪威本人还被逐了回去。赫尔利决不愿重蹈这个覆辙。为了支持蒋介石，罗斯福可以断送一个美国高级军官的前程，可以吞下美国的骄傲，如今事关中国的两个党派，赫尔利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他的逻辑是简单的：既然罗斯福交给他的任务是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那他的言行就得以蒋的取舍好恶为转移。因此虽然他对自己签过字的《五项协定草案》依然恋恋不舍、念念不忘，虽然他认为“国民党没有好好考虑共产党的建议”，甚至认为蒋介石的条件“过于苛刻”，51 但在劝说蒋接受《五项协定草案》无效后，他就毫不迟疑地掉过头来，竭力劝诱中共代表接受蒋介石的方案了。从此，他的调处活动实际成了支蒋压共。 　　11月19日，王世杰奉命向赫尔利提出三点反建议，其主要内容为：一、中共军队整编为正规国军，军饷补给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国民政府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对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人民自由。52 这个方案闭口不提联合政府，一味强调中共服从国民政府，交出军队，表明蒋介石根本无意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而只要这种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任何保障人民自由的许诺便都是欺人之谈。 　　11月21日，赫尔利把国民党的对案交给周恩来。对于这样一个实际上要求中共举手投降的方案，中共代表理所当然表示拒绝。周恩来指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不开会，蒋介石一切以命令行事，中共不能参加决策；联合政府是赫尔利自己赞成的，但国民党的草案没有回答这一基本要求。他问赫尔利：“是否仍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赫尔利无法否认，“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民主的”，但却闪烁其词地说：“我不能使用同意的字眼，因为我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我只是见证人，……不处在同意的地位”，这就表明，他已经背弃了他自己同意并签了字的协定。但他一则要为自己的出尔反尔进行辩解，二则要继续向中共买好，便说什么，他的意思是要国共达成协定，美国是准备帮助中共的，成百架飞机的东西等着帮助中共，但没有国共之间的一项协定，美国就无法帮助。他虽则承认，“参加政府并不等于有实权”，但仍力劝中共“赶快参加政府”，一步一步的干，咬东西不能一口咬掉，要一口又一口才能咬掉”，并拿美国的情形比方说，“事在人为，比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能够控制议会，有的不过坐食而已”。赫尔利还居心叵测地提出，“最好设置一同盟国的统帅，你们难于受国民党的指挥，国民党也难于受你们指挥”，而且自命不凡，他要来当这个统帅！周恩来表示要立即回延安去，赫尔利希望周在离渝前见一下王世杰和张治中。53 　　次日，周恩来、董必武先在赫尔利寓所见王世杰、宋子文，后又见蒋介石。这两次会见表明，国民党根本不想结束一党专政，不想实行政治民主化。 　　由于飞机驾驶员生病和延安的大雪，周恩来只得在重庆多呆几天。12月2日，周恩来把毛泽东对国民政府的对案的意见告诉赫尔利：政府三项与延安五条距离太远，中共认为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是解决目前时局问题的关键。这既不能获得蒋的同意，因此也就无法挽救时局；根据目前形势，中共中央必须召开会议，周将不立即返回重庆。赫尔利重弹他的老调，劝中共参加政府，并称，“国民党已经僵化，失却弹性，你们进来，可以大有作为”，并称，“你们是同我——美国合作。只要我们合作，我们就能逐步改组政府”，云云。54 　　12月4日，赫尔利、魏德迈又约见周恩来。他们继续以美国的军事援助作诱饵，劝中共参加政府。娓娓动听地说什么，美国现在能够以物资、弹药、武器、医药用品、甚至粮食供给中共，还能派美国军官帮助训练中共军队，帮助作战，前提是中共参加政府，取得政府承认。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们参加政府就是要替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参加进去，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我的良心也过不去”。55 12月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谈判至此中断。 　　蒋介石一面顽固坚持一党专政，一面在11月底作出一些人事上的调整，以欺骗舆论，取悦美国。这些调整主要是：任命陈诚接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俞鸿钧接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朱家骅接替陈立夫为教育部长，王世杰接替梁寒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所任命的人都是美国比较欣赏的。如陈诚被认为是军队中积极推行改革的人，史迪威在任时就曾要求由陈城取代何应钦；美国官员还认为王世杰在与中共谈判中思想比较开放，他当宣传部长后可能放松新闻检查。56 　　赫尔利在调处中自食前言，翻云覆雨，中共原先对他调处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受骗感。12月8日，毛泽东接见与周恩来同机返回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长包瑞德，义正词严地表示了中共对国共谈判的态度。他说，中共不能接受赫尔利的意见，如果中共被反绑双手，那即使如赫尔利所说的插进一只脚，参加了政府，也是没有意义的，美国的赞许，世界的赞许对中共也毫无用处。他指出，《五条协定草案》是中共的最后条件，中共已经作了让步，同意让蒋介石作为领导，同意中共军队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中共已经让无可让。他怒不可遏地斥责赫尔利背信弃义、支蒋压共的做法，说，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这具腐朽的架子，那是美国的权力，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共不象蒋介石，并非必需外国的支持，中共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一样自由地行走。最后毛泽东表示，谈判的“窗户仍然敞开着”，这就是《五条协定草案》，中共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加入联合政府”57 同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表示他目前不可能再去重庆谈判，并说，为了晓渝民众，并使政府改变态度，现在有必要公布《五条协定草案》。58 　　这一封信让赫尔利着慌：公布“五条”岂不等于向公众舆论揭露他自食前言、出尔反尔的行径，让他在国际上丢尽脸面?他这个大使如何还能当得下去?12月1日，赫尔利复函周恩来，表示不同意公布“五条”，他说，“五条”和“三点”都不是谈判双方的最后意见，而是谈判过程中的步骤；谈判并没有结束，国民政府愿意继续谈判。59 　　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中共同意暂不公布“五条”。毛泽东电示在重庆的王若飞转告赫尔利，中共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可以暂不公布“五条”，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60 16日，周恩来在给赫尔利的信中说，中共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目前进行谈判的根本困难在于国民党当局拒绝放弃一党专政和接受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在国民党一党政治下的任何人事变动，都不可能变更目前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61 　　赫尔利敏感地抓住中共表述的愿意继续谈判的意向，于12月20日复函毛泽东、周恩来，请周重返重庆。28日，周恩来复信说，中共不愿再继续抽象地探讨国民政府有无可能接受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的问题，而要求国民政府先将四条付诸实施，以示“其与民更始之决心”。这四条是：一、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62 　　赫尔利在与中共领导人函商的同时，也与国民党方面频繁接触，推动重开谈判。他劝蒋介石说，如果不同中共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中国的军队就不能统一，大战以后也不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为了控制中共军队，在政治上作点让步是必不可少的。针对上述中共提出的四项具体要求，赫尔利与宋子文等又策划了一个四点方案，并于1月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要与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一起去延安同中共领导人面商一切。63 　　毛泽东1月11日回信拒绝了赫尔利重访延安的要求，因为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在延安开两党秘密会议是得不到结果的。毛泽东提议在重庆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的国事会议预备会议。64 　　赫尔利在重庆进一步与蒋介石策划民主姿态。1月20日，他函告毛泽东，国民党决定成立权力广泛的战时内阁，并将邀请中共代表参加这一决策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为了揭穿蒋介石假民主的骗局，并以公开的谈判来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决定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1月24日，周恩来重返重庆。赫尔利亲往机场迎接。在汽车上赫尔利就迫不及待地向周讨好说，他几次见蒋介石，批评蒋不对，并称，如果国共问题谈不好，责任不在中共，而在国民党；还说，现在国民党准备答应中共的一切条件。但在第二天，赫尔利就把他向蒋介石、宋子文策划的四点方案端给了周恩来。其主要内容是：一、在行政院下设立战时内阁；二、成立整编委员会，由美国军官一人，国共两方各一人组成；三、由一名美国军官作中共军队总司令，国共两方各任命一人为副司令；四、整编委员会成立后，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65 　　在这里，赫尔重提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共军队的问题，这完全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意向。斯退丁纽斯国务卿在1月4日关于国共谈判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就曾讲到，如果国共之间不能达成一种解决办法，“另一种选择便是由一名美国军官指挥所有的中国军队”，他估计这是国共双方都会同意的。他还说：“如果俄国参加远东战争，由美国军官统率中国武装力量，较之中国分裂的军事指挥要有利得多。”66 这就是说，提出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的问题，一是为了防止国共谈不拢，打起来；二是为了防止苏联参战后直接与中共军队合作，从而使中共壮大起来，也使苏联势力得到发展。自然，美国还有其他打算，如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时可减少困难等，但当时政治上的考虑无疑是主要的。可惜的是，美国对中共的估计未免太天真了。 　　对于国民党和赫尔利的新方案，周恩来当即予以拒绝。在此后数日与宋子文、赫尔利的谈判中，周恩来指出，这个建议的实质是混淆党治与民主的界限，取消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的主张。他强调，没有政治解决，其他就难于着手，只有废止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了由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共才能把军队交给这个政府；“关于整编军队问题，应当改组军委会，改组和训练全国军队，承认敌后武装，而不仅是改组中共军队。他还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党派会议、共同纲领、国事会议、联合政府、国民大会这样一个民主的程序。毛泽东对周恩来在谈判中的立场十分满意，并于1月28日致电周说，赫尔利的新提议“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不能同意。”67 　　2月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电告的内容，起草了一份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并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草案内容为：一、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政府负责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应通过于将来国民政府召开的国事会议，方能成为国家法案；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68 　　国民党是反对召开党派会议的。蒋介石在1月29日就曾召集中常委元老、五院院长和党团负责人20余人谈话，说什么：中共“提出结束党治问题、与我党为难。我受命总理，以党建国，只能还政于民、决不能还于其他党派，决不能把政权让给别人”。69 但国民党对中共提出的这一合理要求又无法公然予以拒绝，因此也只好设计出—个方案来做做样子。也在2月2日，王世杰把一个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立即指出，方案里没有改组政府字样，主张以中共所提草案为讨论基础。王世杰辩解说：“以国民党外党派参加政府，即为改组政府的实质。”70 此后又有几次谈判，但双方对党派会议意见仍未取得一致。 　　此时，周恩来因参加中共重要会议即将返回延安，赫尔利和魏德迈也将回国述职。赫尔利不能眼看着他的调处不了了之。在2月10日的会议中他提议发表一项共同声明，并拿出他与宋子文草拟的稿子。这完全是有利于国民党、并为赫尔利本人歌功颁德的片面之词，当场遭到周恩来拒绝。次日，赫尔利又找周恩来解释，并要周起草，还说，他回国述职时将报告总统，国共关系已经接近，但尚未得结果。周恩来不同意他的说法，指出，谈判并无实际结果。赫尔利想粉饰事态，回国报功，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为了防止赫尔利曲解，周恩来写出一份声明，并交给了赫尔利。他在声明中回顾了谈判的进程，阐明了两党的基本分歧，并强调“在党治下采取任何形式的敷衍办法，都决然无补于国事”。71 　　13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见蒋介石。蒋介石公然表示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竟妄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72 周恩来当即予以驳斥。蒋介石的表态等于拒绝继续谈判，周恩来决定立即返回延安。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对于赫尔利来说，支持蒋介石政权是唯一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是什么手段都不惜采用的。能诱骗中共交出军队固然是上策，不然，用武力消灭未始不可。也是在2月16日（三天后他就回国述职了)，他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竟得意忘形地说：“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73 这就把他支蒋压共的真实立场暴露无遗。蒋介石也就更加有恃无恐，要他向罗斯福转达这样的口信：不问共产党态度如何，“必照预定方案进行，召开国民大会”，表示决心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74 　　3月1日，蒋介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将于11月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并再次提出改编中共军队和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共军队。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把国共关系中刚刚出现的一点缓和气氛驱除干净了。次日，中共发表评论，抨击蒋的讲话。3月7日，周恩来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谴责蒋介石一意孤行，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说“在全国人民尚无自由，各党各派尚无合法地位，大部国土尚未收复，大多数人民不能参与等条件下由国民党一党政府所一手包办的完全儿戏的分裂性质的所谓国民大会，此实表明政府方面—意孤行，使国内团结问题之商谈再无转圜余地”。75 赫尔利的调处以失败告终。 　　5个月来，赫尔利遵奉总统的原则指示进行调处，并在1944年11月7、16日、12月12日、1945年1月2、14日等给总统的报告中汇报了谈判的进展情况，在1944年12月24日、1945年1月31日、2月7、17、18日的报告中向国务卿详细汇报了调处的经过。76 忙于全球事务的罗斯福顾不上对赫尔利再作具体指示，但他对中国政治事态的发展是了解的，他对赫尔利在谈判中执行的方针是认可的。罗斯福在12月20日还对他的阁员说，赫尔利“在干着了不起的工作”。77 赫尔利调处的全过程及其结果使美国对华政策的天平更加偏向于扶蒋反共。 　　 　　第三节 扶持反共政策的形成 　　 　　赫尔利在史迪威事件和调处国共冲突中越来越明显地执行片面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既与当时国务院部分官员的主张不符，更引起美国驻华外交和军事人员的强烈不满。 　　1945年1月中旬，陆军部长史汀生要求国务院就对华政策对魏德迈提供指导。代理国务卿格鲁要求中国科拟个文件。中国科科长范宣德在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的意图是运用我们的影响，既作为短期的、又作为长期的目标，促成中国的统一。这未必是说，中国应该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就我们的长期目标来说，我们的目的是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能与最有可能创建一个统一、民主、友好的中国的任何中国领导人合作。”78 　　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文件，并于2月1日左右交给了史汀生，史汀生随即寄给了魏德迈。但下文就要讲到，这一指示实际未被执行，国务院管不了赫尔利，更管不了魏德迈。 　　赫尔利的所作所为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的。79 尤其使赫尔利恼怒的是，戴维斯还常常把报告直接寄给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对于华盛顿的反对者，赫尔利暂时无可奈何，但对于他下属中的叛逆者，他是决不轻饶的。他首先拿戴维斯开刀。当戴维斯1944年12月中旬从延安回重庆时，赫尔利指责他鬼鬼祟祟跑到延安去破坏他的调停，威胁要打断他的脊梁骨，并命令他立即离开中国。1945年1月，戴维斯离重庆去美国驻苏大使馆任职。80 　　下一个受害者是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12月15日，包瑞德和战略情报局的伯德上校同机去延安，包瑞德带去了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少将的口信：准备派一支四五千人的空降部队到中共控制地区进行游击战，伯德与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一项装备中共2.5万人的部队及建立联合情报网的计划。12月27日，包瑞德又受麦克卢尔的派遣去延安，磋商一旦美军在山东海沿登陆由中共军队暂时照料后勤供应的可能性。这些接触完全是初步的、探索性的。在包瑞德去延安之前，麦克卢尔就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谈了与中共军队进行军事合作的设想，征求他的意见，以便向蒋介石提出一项完整的计划。麦克卢尔也同赫尔利谈过此事。但当时赫尔利正为他调处受挫折而沮丧、恼怒，得知包瑞德、伯德的延安之行，他大发雷霆。他认定这是中共“改变对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对我的态度的真正原因”81（其实改变态度的不是中共，而是赫尔利本人）。更使赫尔利怒不可遏的是，中共领导人居然想绕过他，通过驻延安观察组直接与华盛顿最高当局联系。事情是这样的。 　　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要求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雷伊·克罗姆利少校向“美国最高当局”转达一个信息。同日，克罗姆利致电魏德迈说： “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问题。以下完全是他们的非正式建议：只要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接待毛和周，那末他们二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华盛顿参加探索性的会谈。” 　　电报于10日到重庆。翌日，观察组另一份注明“魏德迈亲启”的电报发到重庆，其中引用周恩来的话说：“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得知此事，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82 不幸的是，这两份电报都落到了赫尔利手中。他得出结论：存在着一个“由史迪威将军、高斯大使以及他们的特工人员和官员酝酿的”中共—美国阴谋，其矛头是针对蒋介石和他本人的。他在1月14日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包瑞德等的“军事计划……向共产党人提供的正是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承认，租借物资、搞垮国民政府。如果共产党这个武装党派得以与美国陆军达成这样的协议，那末我们拯救中国国民政府的努力便会付诸东流”。83 　　罗斯福立即下令马歇尔调查此事。马歇尔不敢怠慢，1月15日就给魏德迈发来紧急绝密电报，要他查清此事迅速报告。16日，魏德迈报告说，虽然他的司令部的人讨论过这一计划，但那纯粹是一种假设，他的下属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过错。马歇尔不依不饶，要求作进一步调查。27日，魏德迈报告了事情的原委，他虽不认为这是导致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但仍对他的部下“卷入如此微妙的局势”表示道歉。84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但它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麦克卢尔与陈诚谈过的设想自然告吹，包瑞德本来已经得到晋升准将的提名，赫尔利电告陆军部，要求不予批准，结果使他永远失去了晋升将官的机会；魏德迈随即撤销了他观察组组长的职务以示惩戒。这还不算，魏德迈让他的下属一一签名，表示理解了他的政策：“我们美国军事人员”“奉命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我们将不给中国战场内任何个人、任何行动、任何组织以任何支持”，他并在2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将之公诸于众。这是美国政策转变中的一件大事。抗战以来，美国一直支持蒋介石，但同时又要求他抗日，也就是说，抗日是支蒋的前提；魏德迈却去掉了这个前提，这无异于无条件地承担支蒋的义务。以前，美国在支蒋的同时不排斥中国其他的抗日力量，而魏德迈却把蒋介石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对立起来，使支蒋成为排他性的。魏德迈虽没有公开提及中共，但排斥和反对中共的意思则是一清二楚的。史汀生2月初转给他的国务院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完全被他抛在一边了。 　　与此同时，赫尔利、魏德迈加强了对延安的封锁，即不经赫尔利明确同意，美军飞机不能运送非美国陆军成员去延安。赫尔利还亲自审查那些他所谓的“意识形态记者”。赫尔利的封锁有双重目的：一则，防止从延安传出对共产党有利的报告；二则，强行推行他的政策，而不使中共在同美国人接触中发现他们内部的不同意见。 　　美国驻华职业外交官尽管对赫尔利、魏德迈的做法越来越不满，但在赫尔利的压制下，他们难以向国务院坦陈意见。2月19日，赫尔利与魏德迈一起回国述职，2月28日，一份经美国使馆五名政治官员讨论、修改、签名，主要由谢伟思起草的报告发往了国务院，报告中说，赫尔利使华以来的事态发展使蒋介石盲目乐观，以为自己很有力量，因而不愿作任何妥协；中共对此作出了反应。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加速中国灾难性内战的爆发。他们建议： “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告诉委员长，军事上的需要要求我们向共产党人及其他能援助对日作战的适当集团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我们将为此采取直接的步骤……我们相信，这将在中国产生深远的有利的政治影响。”85 　　外交官们的意见在国务院中国科引起共鸣。中国科在3月1日、2日给代理国务卿格鲁的备忘录中一再重申他们的主张，归纳起来就是，从当前来说，与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中共军队)合作，向他们提供武器；从长远来说，对蒋介石采取灵活政策，不要无条件地承担义务。范宣德在备忘录中还特别强调，对驻华使馆人员的电报“应当予以最严重的注意”。86 格鲁感到这场对华政策争论事关重大，3月2日就把艾切森等的电报送呈白宫。 　　赫尔利在国务院看到艾切森等的电报后暴跳如雷，他认为这是下属在背后捅了他一刀。他破口大骂：“我知道这份电报是谁起草的：谢伟思。我要宰了这个狗崽子，哪怕这是我干的最后一件事。”87 他在5、6、7日或亲自去国务院、或通过电话与国务院官员辩论。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这场争论最后是由总统来裁决的。 　　赫尔利在3月间两次去白宫见罗斯福。历史学家没有找到关于这两次会见的详细记录(也许根本就没有记录)，但从一些简短的记载和此后发生的事情看来，可以确定无疑地说，罗斯福支持了赫尔利。 　　3月8日，赫尔利和魏德迈见到罗斯福。总统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但他自己对中国问题却谈得极少。他只是说，赫尔利的使命不变，把这些东方的头头拽到一起，直到他们看到，他们必须把各自的力量合在一起抗日，否则就会被各个击破。在另一次魏德迈单独与总统共近午餐时，罗斯福问了许多作为个人的蒋介石的问题，他还对印度支那问题表现极大兴趣，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使那里的人民赢得独立；但当魏德迈提到，一俟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人可能引起麻烦时，他却漠然置之。88 确实，当时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面临的事情又千头万绪，但既然他对印支问题这样关心，就很难说他顾不上考虑中国问题。他在听取赫尔利、魏德迈的汇报后，对他们在中国执行的政策没有提出批评，没有提到要改变或纠正什么，这显然是对他们在华的基本做法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一如既往地干下去。 　　3月24日，赫尔利再次去见总统。罗斯福把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的文本给赫尔利看了，并指示他取道伦敦和莫斯科返回中国住所，以进一步取得英、苏两国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支持。89 这不能不说是罗斯福信任赫尔利的又一表示，须知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文本是锁在总统专用的保险柜里的，连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当时还无幸看到呢！ 　　3月27日，赫尔利、魏德迈等又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起讨论中国的军事形势。他们一致认为，只要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援助，即可把中国的叛乱镇压下去。90 　　罗斯福的接见、雅尔塔的秘密协定显然进一步壮了赫尔利贯彻扶蒋反共政策的胆。他等不及返回中国住所，就着手收拾他视为眼中钉的那些桀骜不驯的下级。3月30日，谢伟思接到了离开中国的命令；稍后，艾切森也被调离，接替他的是持强烈反共立场的饶伯森。 　　赫尔利不甘心于悄悄取得这场争论的胜利，他是不会放过机会来公开炫耀这种胜利的。4月2日，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得意洋洋地宣告：“中国的军事机构、美国的军事机构、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现在是一支队伍”。他在讲话中始终把中共与封建军阀相提并论，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谈到中国国内状况时，他妄称“只要中国武装的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敢于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谈到蒋介石，他不遗余力地吹捧说：“在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如此等等。91 　　赫尔利的这番讲话是不能小看的。这不折不扣是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宣言。它与2月中旬魏德迈在重庆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前后呼应，一脉相承，而赫尔利则走得更远：魏德迈没有提中共，赫尔利讲到了，而且是以那样一种轻蔑的、甚至带有挑衅性的口吻；魏德迈没有涉及中国的内政，赫尔利讲到了，而且把不能达成联合的责任归咎于中共，同时则起劲地往蒋介石脸上贴金，把他打扮成一个美国式民主的卫道士。赫尔利如此歪曲事实，理所当然遭到中共的强烈谴责。 　　自然，美国这时的扶蒋反共政策还不等于是支持蒋介石武装进攻中共，而主要是指在国共争端中片面支持蒋介石，压迫中共接受蒋的条件。既然是这样，美国仍然不希望国共谈判破裂，因此当1945年3月斯诺在白宫见罗斯福时，罗斯福仍然表示对国共联合感兴趣，说：“我一直在那里同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把它们两方拉到一起为止。”92 在接见赫尔利时，他也建议赫尔利说些共产党的好话，以保持联合的基础。93 于是赫尔利在4月2目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说了中共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类的话。3月15日，罗斯福还致电蒋介石说，在中国出席行将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代表团中包括中共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决无坏处，而大有好处，这将在会议上产生良好的印象；美国代表团也将由不同党派代表组成，加拿大和别国也是这样。94 十分明显，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方针是确定无疑了，但对于中共，它还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将其制服，把中共的政策和行动纳入合乎美国意愿的轨道。 　　罗斯福为对华政策辩论作了裁定，但国务院远东司既不心服，也不口服。就在赫尔利的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国务院准备了一个关于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文件，其中说： 　　“美国承认和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但是，国民党一党严格控制的现政府毫无代表性，它的政府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的效能低下。在中国陆空军中普遍存在的腐败无能的现象，缺乏对人身和财产的保护，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所有这些已经造成对现在的国民政府的普遍不满。 　　“在国务院看来，最重要的似乎是，在我们对国民党控制的现国民政府给予支持时，应对这些政治因素保持现实主义的警觉，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现政府的倒台或爆发内战”。95 　　4月12日罗斯福去世后，远东司官员继续就对华政策提出意见。28日，该司副司长斯坦顿在给副国务卿格鲁的备忘录中说，赫尔利显然已经下令，只有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报告才可以送呈国务院，这样，国务院就只能得到片面的不完全的关于中国事态的报告了。备忘录接着说：赫尔利“以僵硬的、没有灵活性的态度对待中国十分复杂的政治问题”，他“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及其一党专政的政府的政策”，“正在使蒋介石在处理国内统一向题上变得越来越不妥协”，“他把我国对华军事援助仅仅给予委员长的军队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总之，赫尔利在处理美国政府对华关系中所遵循的路线是我们所不赞成的，我们担心，它将把中国导致内乱和严重的外部纠葛。”96 5月7日，格鲁基本按照上述备忘录的意思向赫尔利发了一个指示，要求他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与可以更好取得团结、和平和亚洲安全的领袖合作，而不要轻易向蒋介石许诺战后给予军事援助。指示最后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达到目的的手段方面保持完全的灵活性，我们要让蒋介石及其政府完全明白，我们的支持并不是‘空白支票’式的”。97 　　赫尔利对格鲁的指示极为反感，他向魏德迈大发牢骚。他在一份没有发出的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反驳说，总统给他的指示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而不是如果国民政府合乎理想就支持它”；他没有收到过别的指示，而他正是照总统指示做的。他反咬一口说，格鲁的指示与总统的指示不符，“军事政策与外交是分不开的，否则就不是灵活性，而是混乱和失败。”98 他把格鲁的指示扔在一边，让美国对华政策一如既往地沿着扶蒋反共的轨道滑下去。 　　美国对华政策从战时的支蒋容共抗日到战后的扶蒋反共的转变是一个过程、是在一系列事件中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在这一时期，我们清晰地看到两种美国对华政策主张：一种是史迪威、高思、驻华职业外交官和国务院远东司(包括中国科)的。一种是罗斯福、赫尔利、魏德迈的。国务院远东司和驻华外交官的意见一次一次地写在纸上，形成文件，但既然总统是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既然赫尔利与魏德迈是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国务院就被架空了，它的主张被摒弃了。罗斯福没有把他的对华政策说得很具体、很明确，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政策转变时期，最高决策者常常只能为政策发展指出一个大的方向，而不可能把政策发展的每一步骤、每一方面都设想得那么具体、清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断产生问题，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对政策加以修正、补充，使其臻于完善。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赫尔利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但他不是消极被动的执行者。他积极促使、推动集团政策向扶蒋反共转变。初看起来，赫尔利的所作所为都有违罗斯福的初衷：罗斯福让他搞好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结果史迪威被召回了；罗斯福让他把国共两党拢到一起，他却加深了两党之间的鸿沟，他可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问题就在于：赫尔利的言行符合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支蒋。他私下做的有些事罗斯福是不知道的，但这些事情的结果——表现了出来，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和国共谈判中的态度都越来越顽固，罗斯福一一接受了这些结果；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时，罗斯福又支持了赫尔利，从而明白无误地表明，赫尔利所奉行的正是他的政策。 　　中共警惕地注视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并及时作出反应。中共认为，美国当时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全面独霸东方，“美国现行政策，是确定了的，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它，才能制止之”，中共要估计最坏的一着。99 在4月到6月中共”七大”上，中共领导人一再提醒全党注意这个问题，并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其政治报告中要求美、英政府严重注意中国人民的呼声，不要使其对华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并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更加明确提出，“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100 但中共与美国还有抗日的共同利益，美国还没有贸然断绝与中共的关系，中共也不认为美国政策绝无改变的可能。基于这种分析，中共采取了两项对策。其一，发动声势浩大的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中共通过报刊、电台等舆论工具，发表了大量社论和文章，揭露国民党利用美国武器打内战的事实，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呼吁中美两国人民共同起来制止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中共认为，通过这种批评，也许能“促使美国觉悟”，使其最终认识到“只有扶助中国民主力量，才能战胜日寇，制止内战，取得战后和平”。101 毛泽东还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两篇评论，指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赫尔利的所作所为，“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102 其二，在单方面向美军提供合作方面采取谨慎、有保留的态度。中共中央指示有关部队，与美军的合作只限于供给情报、气象及地上救护。其他问题应向中央请示；不再准许美军派人到前线去，特别不准许其在解放区建立通讯机构，并停止供给机密情报。103 这一措施的目的。一是防止可能的破坏活动；二是使美军体会到没有中共配合的困难，从而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 　　赫尔利使华代表了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主流。这个政策还表现在一些别的事件上。突出的是以下两件事。 　　其一是中美合作所。早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军统头子戴笠就通过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萧勃向美国战略情报局长多诺万提出了合作要求。1942年春，美国海军部派遣了以曾在长江巡逻艇和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梅乐斯中校为首的代表团来华。美国感兴趣的主要是迅速获取西太平洋的气象资料和日本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的情报，并为日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预作准备。梅乐斯的头衔是美国海军观察员，名义上隶属于驻重庆大使馆，实际上他率领的代表团是既不受大使领导、也不归战区美军司令管辖的一支别动队。它对海军部和海军参谋长金上将负责。梅乐斯与戴笠一拍即合，对戴笠十分崇拜，认为戴笠是不在报端露面但最有力量的一人，并称如不与军统合作美海军将无法在中国沿海行动一步，并要求美国增派人员来华。9月美国又派一批技术专家来华。同时，中美双方都在酝酿成立一个合作机构。 　　1943年4月海军部长诺克思、多诺万与梅乐斯代表美方、宋子文、戴笠等代表中方签订协定，办起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协定的文字写得冠冕堂皇，提到抗日之处不少。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1944年秋签订的第二个协定与前一协定颇不相同。该协定突出了美国为军统培训特务的宗旨，规定由美国选派教官，提供刑具，所谓教学器材和实习器材，技术训练工作也全部由美方负责。美方每月以150到几百吨军需品供给合作所，这些物资直接由海军部供给，不受陆军控制，也不受租借法限制。军统为了取得更多的物资，常常夸大、谎报对日作战的战绩。美方为军统开设各种训练班，到大战末期，共办10所游击队训练营，训练游击队员1万多人，并在重庆办了一个特种警察人员训练学校，专门培训刑事警察干部。到战争末期，中美合作所的警察训练计划已经培养了3500多名特务。合同还规定由美方为军统培训高级特务20名，送往美国受训—年，1945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库克上将到合作所视察时，又将名额增至40人。合作所中的美方人员最多时达四五百人。 　　中美合作所在其存在的两年多中，也可能做过一些有利于抗日战争的事情，如搜集日军情报，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骚扰日军，在沿海布雷袭击日军运输船等，但其大量的活动则是培训军统特务，以镇压共产党人，监视、迫害革命者和人民群众，越到后期越是这样。戴笠直言不讳地说，中美合作所中美国人的工作是训练中国人去对共产党搞恐怖活动。梅乐斯得意洋洋地说，中美合作所正在训练中国全国警察力量的一批骨干，他们将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以便在战后维持中国的治安。他甚至狂妄宣称，中美合作所的使命不仅要同中国共产主义作斗争，而且要考虑美国未来的全球地位。104 梅乐斯对国民党、对戴笠的忠诚似乎超过了对美国的忠诚：他说服赫尔利使用中美合作所的设备与总统联系，使戴笠的特工人员都能获悉那些重要电讯的内容；他还把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报告提供给戴笠，从而把美国的外交机密泄露给了国民党。他不仅仇视中共，而且竭力反对与他稍有不同意见的在华美方人员，前述包瑞德、伯德的延安之行就是他向赫尔利告的状。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因戴笠要求又延长了半年，直到1945年冬季，合作所再无借口继续下去了，中美双方才签订第三个合同，将其关闭，美方将在华修建的房屋及各种装备、设施、物品，全部不计价赠与军统，美方不再保有这些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美方人员离开中国。尽管如此，他们活动的恶果却留了下来。梅乐斯的活动代表了美国政府中极端保守、极端反共的那一股势力。他比赫尔利、魏德迈走得更远，但他们扶蒋反共的政策方向则是一致的。战后，中美合作所退伍军人组织又与院外援华集团互相呼应，继续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兴风作浪。 　　其二是美国政府对重庆黄金风潮的态度。 　　1942年3月美国给国民政府的5亿美元贷款中，有1亿美元指定作为美元节约建国储蓄券的基金，另1亿美元作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的基金；储蓄券和公债都是按照20法币兑换1美元的汇率在重庆金融市场上发售的，到期即可兑取美元。统治集团内的知情人乘机大做投机买卖，孔祥熙甚至任意分配，饱入私囊。美国财政部搞到了一份部分储蓄券(4300万美元)主要购买人的名单，这些储蓄券中的约70%(2800万美元)是被2％的购买者(86个个人和单位)买进的。美国政府从三星期之中就卖出公债的90%这一情况分析，认为公债的持有状况比储蓄券更为集中。高思大使从可靠方面获悉，宋美龄和宋蔼龄两人就购进公债5000万美元。105 5亿美元贷款中另有2.2亿是用作在美国购买黄金的。其中2000万是先买的，2亿是1943年年中提出要买、得到美国财政部认可的。1944年冬至1945年春国民政府把购得的2000万美元黄金向市场抛售，现货不济，又出售期货，这些黄金自然又都进入豪门巨贾、达官贵人的私囊。结果，不但没有制止通货膨胀，反而引起金融市场一片混乱。美国外交人员及财政部官员对国民政府这种出售储蓄券、公债、黄金的做法十分不满，称之为“疯狂的金融政策”。106 　　国民政府要求美国把后来答应售给的2亿美元黄金加速运到中国。宋子文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前先赶到华盛顿，向摩根索和杜鲁门提出这一要求。摩根索在5月8日给宋子文的备忘录中说：“十分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印象在美国正越来越强烈：中国所发售的2亿美元的储券和公债、所销售的黄金落入了少数人的手中，使个人发了财，而对中国经济却没有真正帮助。”他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出售黄金，并强烈建议中国设立5亿美元的货币平准基金，以便“使国内外对于中国的经济财政安定具有信心”。摩根索借口运输的困难，只答应在以后数月中把“有限的黄金”运往中国，他还要求国民政府调查黄金买卖中的非法投机行为。107 　　宋子文不甘罢休。他在华盛顿政界、军界广泛活动，并一再向财政部重申他的要求。他表示，莫斯科已经一再邀请他访苏，美国如答应他的要求，就可以加强他在对苏谈判中的地位。宋子文在5月9日、10日连连给助理国务卿克莱顿写信，耍赖般地威胁说，除非他得到摩根索肯定的答复，他就不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108 　　宋子文的活动收到了效果。海军参谋长金上将告诉摩根索，国民政府现在真正开始打仗了，魏德迈必须去做中国人不让史迪威做的事情。陆军部和国务院也都以为应当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格鲁在5月16日给摩根索的备忘录中指出，既然中国政府认为立即交付黄金比设立货币平准基金更重要，更有效，“既然中国的继续稳定及其在抵抗共同敌人的战争中不断增强的军事努力对于美国关系重大”，国务院建议财政部满足宋子文的要求。当天，摩根索答应宋子文，美国将把2亿美元黄金在5至7月分四批运往中国，尽管他自己也认为，“这是把钱往耗子洞里扔”。109 　　 　　第四节 雅尔塔会议。美国与中苏条约 　　 　　在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的第二阶段，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苏、英三国首脑在苏联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半岛聚首，举行雅尔塔会议。这是一次对战后长时期中的国际局势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它所确定的战后世界基本格局维持了半个多世纪。会上也讨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美、苏、英三国订立了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这一问题和协定在会前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 　　1941年4月，苏联为了在一旦遭到德国入侵时保障东部边境的安全，避免腹背受敌，与日本签订了为期5年的中立条约，彼此承诺互不侵犯对方领土，在对方陷入战争时保守中立。但斯大林却在1941年12月对蒋介石、1942年8月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12月对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1943年10月对美国国务卿赫尔、12月在德黑兰会议上一再表示，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110 1944年10月，斯大林再次向哈里曼保证，苏联将在战胜德国二三个月后对日本发起进攻。111 而且实际上从1944年初起，苏联已经开始秘密地把租借的物资运送到远东，部署在中苏边境。 　　斯大林的上述提议自然受到美国欢迎。1944年7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进攻日本本土、迫使日本投降的计划。在9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根据两国参谋长的估计，把日本投降的日子定在欧战结束后的18个月。参谋长们还估计，日本本土作战，将是一场殊死的战斗。可能使美军遭到100万人的伤亡。112 美国军方对关东军特别担心。他们认为这是一支独立的、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再加上中国东北的资源和工业基础，在日本本土被盟军占领以后，关东军仍可以负隅顽抗一段时间。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到西南太平洋战区美军司令麦克阿瑟都希望苏联尽早参战，在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预定1945年11月1日在九州登陆）至少三个月之前参战，把日本陆军的主力钳制、消灭在亚洲大陆，以大大减少美军伤亡。就在雅尔塔会议前夕，1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向总统表示，“俄国尽早参战并根据其能力发起进攻性战役，对我们的太平洋战役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实属必要”。113 可见在对日作战的军事行动方面，美国有求于苏联。 　　在政治方面，情况也是这样。 　　第一、美国既需要苏联出兵，但又深恐苏联在中国扩张势力。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苏军不但要在东北，而且要在关内作战，“要取得真正的成果，……还必须进行侧冀包围一进攻张家口和北京，否则只在满洲进攻是不能产生重要成果的。”114 当哈里曼把斯大林的上述打算向总统汇报时，罗斯福担心地问：“如果俄国人进去了，他们还肯出来吗?”115 雅尔塔会议前夕，罗斯福告诉他的亲信，除非在雅尔塔与斯大林达成范围广泛的协议，否则苏联会在欧洲和中国的若干部分横行，并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力图把苏军的军事行动，把苏联的势力限制在关外。 　　第二、大战末期，罗斯福固然考虑到战后可能与战争中的盟国发生麻烦，产生争端，但他基本上是以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设想来构画战后世界蓝图的。苏联和中国是在亚洲起重要作用的两个大国，美国认为，“中苏两国的合作是远东和平和安全的绝对必要的条件”，116 但抗战后期的中苏关系却使罗斯福感到不安。1942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新疆地方当局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利用新疆人民对盛世才恐怖统治的强烈不满，从各方面支持伊犁、塔城、阿山地区革命，甚至直接出兵参战。国民党对此极为恼火。1944年3月17日，蒋介石向罗斯福告状，认为这种事态“严重影响远东作战”。罗斯福4月8日复信说：“任何足以有害吾人联合作战之行动或态度、均非所宜，凭善意与自制，则联合国分子中发生之误解，本人深信可以消除”，他要求蒋介石“表现现实政治风范……冻结最近事件，直至战争结束。117 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他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一再提到中苏关系，并称：“任何可能导致中苏两国冲突的问题都不应悬而未决”，美国“十分愿意”在两国间“进行斡旋”。118 总之，罗斯福希望中苏改善关系，而不给美国战后亚洲蓝图的实现造成妨碍。 　　第三、罗斯福希望战后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亲美的国家，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苏联的支持。美国密切注视着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早在1944年1月，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就估计，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华北和东北“有可能变成俄国的卫星国”。119 尽管莫洛托夫在对赫尔利的谈话中声明，赞同美国对华政策，支持国民政府而不支持中共，他的表态显然不能消除美国政府的忧虑。哈里曼在12月警告说，如果在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前中苏两国政府间没有达成一种安排，“苏联将支持北方的共产党人，并把红军解放的中国领土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他们”。120 9月当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访问美国时，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居里也对顾强调了苏联充当中共后盾，并支持他们深入东北的可能。果真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对华政策就难以实行。雅尔塔会议前夕，国务院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说：“要争取苏联对中国最大限度的联合的支持”，“应当敦促苏联运用其对中共的影响促使中共与国民政府达成协定。”121 　　总之，美国既需要苏联军事上的支持，又要限制苏联的军事行动；在战后亚洲既需要苏联的合作，又要限制苏联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美苏之间和中苏之间达成某种安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既然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求于苏联，苏联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了。早在1943年12月，斯大林就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向罗斯福表示，他对远东有一些要求。他含混地说，大连应当成为国际自由港，苏联西伯利亚的输出入贸易应能通过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经由大连港进行。122 1944年12月，斯大林则更明确地向哈里曼提出，要求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归还苏联，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要求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同时，他保证苏联不干涉中国对东北的主权。123 正因为罗斯福早已知道苏联的条件，因此在雅尔塔会议上，当2月8日斯大林在与罗斯福的单独秘密会谈中提出这些要求时，双方很快就协定大致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罗斯福并没有要求斯大林就在中国内争中支持国民党作出明确保证，但斯大林显然已经看透了对方的心思，主动表示，为了建设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应当担任领导”。124 此后两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哈里曼进行磋商，拟订了协定草案。文本再经罗斯福与斯大林讨论，并征得丘吉尔同意，遂于2月11日签署。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三国领导人同意，苏联在欧战结束二至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 　　一、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二、恢复1904年日本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权利； 　　1.库页岛南部及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2.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益须予确保，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3.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共管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苏联在该路的优越权益应予保障，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一项友好同盟条约，帮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下解放出来。125 　　协定还规定，罗斯福将采取步骤使蒋介石同意苏联的条件。罗斯福之所以承担这一义务，是因为他早已了解蒋介石的意图。蒋介石担心苏联对东北和新疆的企图，担心苏联支持中共。为了防范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国民政府早在1944年春就着手拟定计划，以便在苏军在东北和华北对日军作战时，切断苏军与中共武装之间的联系。尽管1944年6月斯大林在同哈里曼的谈话中、9月莫洛托夫在同赫尔利的谈话中都表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称蒋介石是中国最佳领导人选，蒋也从华莱士和赫尔利那里获悉了这一表态，他仍然“急于证实”，苏联领导人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这是苏联确定无疑的对华政策，为此，他不惜做出若干让步。正是雅尔塔会议之前，赫尔利于2月4月报告国务院，中国政府考虑派外交部长宋子文作为蒋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商谈。126 　　协定签订后，苏联大大增强了它在远东的军事实力，在发起对日进攻前，苏军已经在远东集结了150万人的兵力，2.9万门大炮和迫击炮、5200多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近5200架作战飞机。127 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致命一击。协定对于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协定事关中国主权，可是中国政府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美、苏两国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把中国利益私相授受，这就足以证明，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甚至在直接涉及本国主权的交涉中，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中国仍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 　　协定既是美苏两国在远东实现了某种均势的表现，又是为了维护这种均势而缔结的，是两国在划分势力范围上的一次妥协与合作。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恢复了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建立起了沿蒙古到中国东北、直至远东海上的安全带，得以有效阻止美国向临近苏联边境的远东地区的渗透；美国通过确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换取苏联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并实际上承诺苏联势力不向关内扩张，也就是承认中国的绝大部分为美国势力范围。协定就是这样一个美苏在东亚互相争夺和互相限制的产物。 　　美国对于在雅尔塔与苏联达成的一系列协定(包括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是颇为满意的。正如有的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的，“当包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内的美国代表离开雅尔塔时，他们的心情可以说是十分兴高采烈的。他们确信……这是一次最令人鼓舞的会议。”128 霍普金斯自己也说：“我们确实在我们的思想中相信，这是我们大家多年来祈求和谈论的新的一日的曙光。……俄国人已经证明，他们可以是通情达理和有远见的，总统的或我们任何人的脑子里都完全没有疑问，……我们是能够同他们一起生活而且和平共处的。”129 　　国民政府对三大国的雅尔塔会晤自然是十分关心的。蒋介石根据公开发表的文件，在2月18日日记中写道，这次会议“只有苏联一国蒙受实利；美国徒获虚名，英国毫无所得。我认为雅尔达会议惨遭失败。尤其在宣言中，对于远东问题丝毫没有说明，颇令人疑惧。”130 但罗斯福与斯大林约定，协定暂向中国保密，因此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得不到关于秘密协定的准确消息。当3月12日驻美大使魏道明询问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讨论情况时，罗斯福只是说，斯大林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作了更明确的表示，并提了三点。但他没有原原本本端出斯大林的要求，而是轻描淡写地解释说，维持外蒙现状，主权仍属中国；南满铁路主权属于中国，苏联只要求业务管理权；苏联希望得到一不冻港，但这是将来的事，无须太急。对于协定罗斯福更是讳莫如深。131 　　罗斯福去世后，赫尔利曾经催促美国政府及早把协定正式通知国民政府。但杜鲁门和国务院都认为时机未到。他们认为会议以后苏联对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政策违反了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因此对苏联的远东政策也产生了怀疑。 　　5月下旬，杜鲁门派先总统的亲信顾问、病体未愈的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一则是为了表示，他继续奉行罗斯福的政策，二则，更重要的，是为了就广泛的国际问题模苏联的底。斯大林在谈到中国问题时表示，苏联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它对中国(包括东北和新疆)没有领土要求：一旦红军开进东北，他将主动请中国政府指派代表，组织地方政府，管理民政。斯大林还说，他对中国任何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他觉得，蒋介石在中国领导人中是最好的，并将承当起统一中国的责任，他不认为中共领导人有蒋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实现中国的统一。他进而表示，国共关系是中国的内政，与苏联无关。他还提到，战后苏联将自顾不暇，英国亦将忙于别处的事情，美国是唯一拥有足够的资本和人才，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斯大林希望宋子文7月1日前往莫斯科谈判，并称，如果中国接受苏联的政治条件，红军将于8月参加对日作战。132 　　斯大林所重申的苏联对华政策使杜鲁门感到放心和满意。6月9日，他指示代理国务卿格鲁致电赫尔利；电文前半部分转述了斯大林与霍普金斩的会谈情况，后半部分是雅尔塔秘密协定条款；他要赫尔利在6月15日正式将协定与苏联承担的义务作为他建议的中苏条约要点通知蒋介石，并竭力取得后者的同意。他强调说，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并支持苏联的要求，他本人也支持这个协定。133 　　这样，美苏两国就把协定这个既成事实强加给了中国。国民政府尽管对秘密协定十分恼火，但对于两大国的联合意旨它是不可能违抗的，134 但蒋介石希望增强他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地位，竭力想拉美国参加中苏谈判，并以一项多边条约来代替中苏双边条约。他提出，美国如有共同使用旅顺口的意向，中国可以使之成为四强共用的军港。这一建议显然不符合美苏在雅尔塔达成的谅解，并会使事情复杂化，于是美国表示无意共用旅顺港，不便参与中苏条约谈判。美国这时只想让中国落实协定，而不愿再生枝节。 　　6月30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外交部次长胡世泽、驻苏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一行抵达莫斯科，中苏条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自6月30日至7月12日，会谈6次；第二段，8月7日至14日，会谈4次。苏方参加谈判的有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等。 　　在头两次会谈中，斯大林再次确认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在与霍曾金斯谈话中所表示的对华政策立场，并说：中国应当容纳自由分子(包括共产党人和其它自由分子)参加政府；但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这是中国自己的事。宋子文说，如果搞联合政府，一党退出，政府便将倾倒，因此国民党不愿有联合政府。斯大林说：“此为国民党正当之愿望。”135 　　在讨论苏联的具体要求时，双方在外蒙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中方认为，允许外蒙独立，则有损中国领土的完整。苏方坚持说，从战略上看，外蒙的地位对苏联远东领土的安全至为重要，如果有一个军事力量(斯大林承认他指的是美国)从外蒙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断，苏联就完了。136 显然，苏联是要把外蒙作为保卫西伯利亚的屏障。 　　美国政府虽没有介入谈判，但一直关注着谈判的进展；宋子文每天都向哈里曼通报谈判情况，哈里曼又及时向总统和国务院报告。当谈判在外蒙问题上出现僵局时，宋子文于3日会晤哈里曼，询问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对维持外蒙现状这一条作何解释，美国政府如今又作何解释。次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回电说，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这一条没有进行讨论，这一条的字面意思是：外蒙古现在的实际状况和法律状况应予维持。他特别指出，美国政府不能对协定文本进行解释，哈里曼可能向宋子文提供的情况是非正式的，不能用于同斯大林的讨论。137 哈里曼随即把国务卿的回电通知宋子文，并敦促他与苏联达成协定。 　　贝尔纳斯在这里对“维持外蒙现状”的说明显然是笼统的、含混的，而不是具体的、明确的。他电报中有一段哈里曼不得外传的说明倒是道出了个中缘由。他说：“根据我们理解，现状是指，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但实际上这一主权没有行使。依据1922年《九国公约》，美国政府审慎地避免作出任何表示、即认为如同外蒙古这样的中国边远地区与中国其他部分处于不同地位。”这段话有这样几层意思：一、外蒙古的法律状况和实际状况是矛盾的，可见贝尔纳斯自己说的两种状况都要维持只是搪塞中国的遁词；二、既然雅尔塔协定上白纸黑字写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字样，这就表明美国实际已经承认外蒙古与中国其他部分处于不同地位；三、美国明知这样做是违背《九国公约》关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规定的，因此总感到理亏心虚，为了保全面子，不愿把事情点破说穿，因此总是含糊其词，使人不得要领；四、美国还担心，外蒙古的事情可能在别的边远地区引起连锁反应，尤其是可能影响当时正在开展革命斗争的新疆。贝尔纳斯的这段话确也道出了美国的苦衷。 　　整个谈判期间，蒋介石对宋子文进行遥控。接到宋子文7月3日关于如何打开外蒙古问题僵局的请示电后，蒋介石及其阁僚绞尽脑汁，然后于6日答复说，中国政府可以承认外蒙古在战后独立。条件是：一、苏联完全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即旅顺军港由中苏共用，但行政管理权归中国；大连为自由港，行政管理权属中国；中东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但属中国所有、归中国管理；二、苏联承诺不给中共以任何支持；三、恢复中国对新疆各地的主权，苏联不再支持新疆的革命活动。138 　　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宋子文立即找哈里曼征询意见。哈里曼说，蒋的有些要求是不现实的，如果蒋真愿让苏联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则该港应由苏联管理和防卫；对于大连，中国只宜争行政权，码头仓库可由中苏共同管理；对于铁路，中国宜争所有权，而应准苏联参加管理。哈里曼分析谈判成败的利弊得失说，如果中苏间现在不达成协定，则苏联进兵东北，将无所约束、对中国更加不利；如果两国达成协定，则苏联“将帮助国府，统一中国”。139 但哈里曼声明，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当他向国务院汇报这次谈话后，国务院没有给予纠正或作出新的指示，可见这些意见得到了国务院的认可。 　　7月9日的会谈打破了外蒙问题上的僵局，斯大林同意了蒋介石上述6日电报中提出的后面两条要求，也原则同意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但在铁路和港口问题上仍然基本坚持原先要求：铁路归苏联所有，两国共管，苏联经营，大连应划入旅顺租借地(但不用租借名义)军事区域之内，由中苏共同控制，他只是答应把原先要求的关于铁路和港口的协定期限从40年减为30年，并做了其他一些小的让步。7月11、13日的会谈也未能根本消除双方的分歧。140 由于斯大林、莫洛托夫要在14日启程去参加波茨坦会议，谈判告一段落。宋子文一行于14日返回重庆。 　　国民政府在中苏谈判第一阶段中虽未能得到美国支持，但它在大战中已经习惯于依赖美国，而且认定美国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不会作壁上观。因此仍然指望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取得美国的同情和支持。7月19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说，中国在谈判中作出的让步已经超过了协定的规定，也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舆论能够容忍和支持的程度，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向斯大林说明，中国迄今所采取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劝斯大林不要坚持不现实的要求。141 　　关于美国应当干预中苏谈判的建议也来自美国政府内部。哈里曼虽曾不断劝宋子文作出让步，但他认为斯大林的要求也确实过份了。他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到达巴贝尔斯贝格(柏林郊区，美国代表团驻地)后，于7月18、28、31日三次给国务卿写备忘录，详细介绍中苏谈判的情况，指出，中方的让步已经完全履行了协定的要求，苏方的条件超过了协定的规定，而中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是无法抵制苏联的苛求的。他认为，既然雅尔塔协定已经使美国介入了中苏谈判，美国理应就双方仍有分歧意见的协定条款作出解释，不然，“宋子文将被迫作出违反我们基本的对华政策、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让步。”他认为应当要求苏联保证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为此草拟了《议定书》。142 国务院官员杜曼和中国科科长范宣德在7月17、19、23日4次给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写备忘录，表达了与哈里曼相同的意见，建议总统和国务卿借波茨坦会议的机会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面谈中苏谈判之事，必要时把宋子文请来一起参加讨论。陆军部长史汀生也于15、16日分别敦促总统和国务卿说，一定要确信，不能因为苏联控制了铁路而使美国在东北的贸易受到障碍。143 　　波茨坦会议前夕，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得知这个消息后，杜鲁门询问马歇尔，在太平洋战场是否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马歇尔没有正面作答。他的意见是，由于有了原子弹，美国不再需要依仗苏联帮助来征服日本，但有这种帮助将使胜利来得快些，美军伤亡少些；再则，反正苏联已取得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因此请苏联参战仍是可取的。144 这就是说，苏联的参战对美国来说不再像5个多月前那样是必不可少的了。既然如此，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不再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而斯大林则首先说起此事。在三国首脑7月17日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首先重申了他在雅尔塔作出的对日作战的保证，并说，苏联将在8月中旬作好准备。接着他介绍中苏谈判的情况说，关于外蒙问题已经谈妥，但铁路及港口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他还说，苏方已向中方作出保证，中国将只有一个政府和一支军队；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其主权完全属于中央政府，而不属于任何军事实体；新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苏联不予干涉。听到这里，杜鲁门插话说，他很高兴，这些事情已经临近解决。贝尔纳斯问，中苏还有哪些分歧?斯大林回答说，中方不想承认雅尔塔协定中规定的苏联的优越权益，旧有的条约规定铁路80年后归中国，145 现在苏联建议条约为期30年。讲到大连，斯大林说，苏联建议成立一个中苏混合市政委员会。总统问，这对美国利益有何影响?斯大林说，苏联取得对该港控制后，它将是一个对各国贸易开放的自由港。贝尔纳斯表示，根据雅尔塔协定，大连港的控制权仍归中国，他希望，中苏谈判严格执行这一规定，并称，如果超过了规定，就会产生困难。斯大林说，他们的想法甚至不及协定的要求，但中国人“不懂得讨价还价后互相让步的诀窍”，他们在每一个小问题上斤斤计较，而看不到全局。146 除了第一次会议上这样简短的意见交换外，整个会议期间再未提到中苏谈判问题。 　　23日，杜鲁门答复蒋介石19日的电报说：“我曾要求你履行雅尔塔协定，但不曾要求你作出超过协定的让步，如果你和斯大林元帅在对协定的正确解释方面存在分歧，我希望你将安排宋子文返回莫斯科，继续你的努力以取得完全的谅解。”147 这个答复暗示，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过份要求，美国支持国民政府予以抵制，但他没有说明，哪些要求是过份的，而只是要求中苏两国自己去谈。因此这个答复仍然是含混其词的。 　　7月26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苏联正忙于调兵遣将，紧张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贝尔纳斯感到，在苏联参战之前，中苏必须谈成条约。28日，他致电赫尔利，要他催促宋子文尽早返回莫斯科继续谈判。8月8日，宋子文与新任外长王世杰继续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当时，战争形势迅速发展。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向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国民政府也正在忙着组织军事和民政人员，以便在苏军解放东北时进入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苏都希望尽快达成中苏条约。当中苏双方在10日谈判中仍为条款争持不下时，斯大林威胁说，中方最好还是尽快达成协定，不然“共产党人就要进入满洲了”。148 这个威胁正中国民党的要害。8月9日，毛泽东已经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他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它同盟国作战……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49 蒋介石担心中共得到苏联支持后迅速扩大势力、占据东北、内蒙等地。在这种情况下他唯有再作让步。8月11、13日，他两次致电宋子文等，准予他们权宜处置“未决事项”。150 　　在第二阶段，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中苏谈判。贝尔纳斯于8月5、9、11日三次指示哈里曼说，宋子文已经履行了协定的规定，斯大林不应再迫使他作更多的让步；大连不能包括在旅顺的军事区域之内成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在与中国订约的同时，应作出在东北遵守门户开放政策的书面保证，该保证书应与中苏条约同时公布。哈里曼于8、14日会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并于12日致函莫洛托夫进行交涉。151 在美国的干预下，苏方也不得不再作些妥协。 　　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4项附加协定(以下总称中苏条约)签订。152 中国方面作出的主要承诺是：承认外蒙古独立，战后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证实这种愿望；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两国共同平均所有，由两国合办公司共同经营，铁路理事会、监事会中苏成员各半，中方人员任理事长，苏方任监事长和路局局长，其它重要职员由双方平均充任；旅顺作为海军基地，仅供两国使用，具体事项由中苏合组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担任)处理，海军基地由苏方防护，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大连战时划入旅顺军事区，平时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中国，港口主任由苏方担任，中国允将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苏联方面在条约中作出的主要保证是：苏联政府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尊重中国对东三省之充分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关于新疆事变，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苏条约有效期为30年。 　　中苏条约的签订落实了雅尔塔的秘密协定。回顾从协定到条约的全过程，可以清楚看到，处在美苏合作安排世界事务的大气候下，国民政府面临着两国的联合压力。对于协定，国民政府不论理解与否，愿意与否，都是要执行的。因为在大战中，美国通过财政、物资和军事援助，已经同国民政府建立了特殊关系，国民政府已经离不开美国，而只能听从他的安排。国民政府尤其不能既违背美国的意旨，又对抗苏联的要求。中国作为第二次大战的主要参战国之一，在按照庄严的《开罗宣言》的规定收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之前，却已经有一部分主权被让出去了。就在中国经过八年浴血苦斗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前夕，美苏两国联合起来，把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了中国，中国的无权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在中苏谈判的两个阶段中，美国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它的主要注意力由压中方作出让步转为帮中方抵制苏联的某些要求，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关闭。美国后期对谈判的干涉，不是为了维护中国主权，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的利益。 　　但这并不是说，国民政府签订中苏条约完全是出于被迫的。实际上，条约谈判是双方一桩讨价还价的买卖。在这场美苏之间、中苏之间的交涉中，苏联手中的筹码显然比它的对手多些，它看准了国民党担心它支持中共这个致命伤，乘人之危，损人利己，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国民党为了战后孤立中共、消灭中共的需要，不惜出让民族利益。交涉的结果，美、苏、中三方居然都对中苏条约表示满意。贝尔纳斯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美国政府欢迎这一条约，把它看作是“继续和睦和互助的一个实例”，是“今后中苏关系的—个重要步骤”。后来责难这个条约的赫尔利也曾在9月6日致电国务院说：“这些文件[指中苏条约]的公布确凿无疑地表明，苏联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两国政府对满洲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官员和报纸把中苏条约看作是苏联希望和平、友谊和正义的又一证明。宋子文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表现的诚意鼓励了我对巩固中苏关系的信心”。蒋介石也对赫尔利表示，他对条约“总的说来是满意的。”美苏满意这个条约，是因为它实现了雅尔塔协定的规定，把战后远东的雅尔塔格局落实了下来，国民政府满意这个条约，是因为条约描绘了国民党统一战后中国的蓝图。 　　自然，中、美、苏三国关系和中国的命运后来并没有按照当时各方所预期的那样发展。那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空前觉醒的中华民族，已经不能再任随大国摆布，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势力要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是任何协定和条约都不可束缚、不可阻挡的。 ① PSF Safe Files, Box 6, 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 ② RG218, Records of JCS, Leahy File, Box 2, File 6, NARS. ③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383-384. ④ 《战时外交》（三），第636-637页。 ⑤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681页。 ⑥ 《战时外交》（三），第637-640页。 ⑦ 《战时外交》（三），第645-648页。 ⑧ FRUS, 1943, China, p.166. ⑨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417. ⑩ FRUS, 1944, Vol.6, p.170；The China White Papers, p.71. 11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433-436. 12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440. 13 FRUS, 1944, Vol.6, p.6，pp.157-158. 14 Don Lohbeck: Patrick J. Hurley( Chicago; Henry Regenry Company, 1956 )，p.293. 15 Patrick J. Hurley, p. 294. 16 《战时外交》（三），第669-670页；《史迪威事件》，第273-275页。 17 Stilwell Papers, p.331. 18 《史迪威事件》，第276-278页。 19 RG218, Records of JCS, Leahy File, No.11,a, China 1945 NARS. 20 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 ” The Political Effect of Present Japanese Operations in China”. RG218, Box563, NARS. 21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p.151;《中国的纠葛》，第124页。 22 《战时外交》（三），第675-676页。 23 FRUS, 1944, Vol.6, p.165. 24 《战时外交》（三），第678-681页。 25 FRUS, 1944, Vol.6, pp.169-170. 26 总统行政助理埃尔西中校1944年11月写的题为《总统与美国对华援助》的报告。 George Elsey: “The President and the US Aid to China”. Map Room Files, Box165, FDR Library. 罗斯福看完此件后说，写得“好极了”。 27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468-469. 28 Map Room File, Box10, FDR Library. 29 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 1987年版，第439页. 30 FRUS, 1944, Vol.6, p.177. 31 “The President and the US Aid to China”. 32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733-734页。 33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合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83页。 34 见本书第302页。 35 The China White Papers, p.56. 36 “The President and the U.S. Aid to China”. 37 FRUS, 1944, Vol.6，pp.567-568. 38 The China White Papers, p.72. 39 FRUS, 1944, Vol.6，p.748；1945,Vol. 7, p.211. 40 Russell Buhite: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p.201. 41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219. 42 《史迪威事件》，第264-265页。 43 董必武、林伯渠致毛泽东电报，1944年10月17、18、24日。 44 FRUS, 1944, Vol. 6，p.659. 45 FRUS, 1944, Vol. 6，p.666. 46 赫尔利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谈话记录，11月8、9、10日；FRUS, 1944, Vol. 6，p.674-687. 4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3-394页，并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2-573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87页。 4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7页。 49 FRUS, 1945, Vol.7, p.195；1944, Vol.6, p.699. 50 参见马芷荪：《赫尔利来华与1944年国共谈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期第25页。 51 FRUS, 1944, Vol.6, p.734；Map Room Files, Box11, FDR Library. 5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93-294页。 53 周恩来、董必武、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21日；并参见《周恩来传》，第574-575页。 54 《周恩来传》，第577-578页。 55 同上，第577-578页。 56 《中国的纠葛》，第252页。 57 FRUS, 1944, Vol.6, pp.727-731. 58 The China White Paper, p.76. 59 FRUS, 1944, Vol.6, pp.732-733. 赫尔利于11月17日被任命为驻华大使。 60 毛泽东、周恩来致王若飞电，1944年12月12日。 61 《周恩来传》，第580页。FRUS, 1944, Vol.6, p.740. 62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3页。 63 FRUS, 1945, Vol.7, p.174。 64 FRUS, 1945, Vol.7, pp.168-169. 65 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5年1月25日；周恩来关于谈判情形给毛泽东的报告，1945年1月27日。 66 FRUS, 1945, Vol.7, p.154. 67 周恩来与宋子文谈话记录，1945年1月25日；周恩来关于谈判情形给毛泽东的报告，1945年1月27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5年1月28日。 68 周恩来关于党派会议协定的提议。 69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5年2月2日。 70 参见《周恩来传》，第583页。 71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5年2月11日；参见《周恩来年谱》第602页。 72 参见《周恩来传》，第583页。 73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08页。 74 《中共活动真相》（四），第304页。 75 《周恩来书信选信》，第260-261页。 76 FRUS, 1944, Vol.6, pp.666-667, 698-770, 733-734, 745-749；1945, Vol.7，pp.172-177, 192-197, 205-212, 220-233. 77 John M. Blum ,ed.: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 Boston: Houghton Miffin Company, 1973), p. 410. 78 FRUS, 1945, Vol.7, pp.37-38. 79 详见第六章第三节。 80 John P. Davies: Dragon by the Tail: American, British, Japanese 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New York; W.W.Norton an Company, 1972 ), pp.385-386. 当时谢伟思奉召回国，戴维斯去延安顶替他，与赫尔利的调处毫无关系。 81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03-204页；FRUS, 1945, Vol.7, p.176. 82 Barbara W. Tuchman: Pracitcing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81 )，pp.188-198. 83 FRUS, 1945, Vol.7, p.176. 84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 p.253；Albert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8 ), pp.305-306. 85 FRUS, 1945, Vol.7, pp.242-246. 86 FRUS, 1945, Vol.7, pp.247-253. 87 Lost Chance in China, p.358. 88 Jim Bishop: FDR’s Last Year ( NewYork: William Morrow and Inc., 1974)，p.450 ；Wedemeyer Reports! pp.340-341. 89 Patrick Hurley, pp.367-368. 关于雅尔塔秘密协定，详见下节。 90 威廉·李海著、马登阁等译：《我在现场》，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第363页. 91 FRUS, 1945, Vol.7, pp.317-320. 92 《斯诺在中国》，第173页。 93 Tang Z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185. 94 FRUS, 1945, Vol.7, pp.283-284. 95 FRUS, 1945, Vol.7, pp. 75-76. 96 FRUS, 1945, Vol.7, pp. 348-349. 97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pp.212-213. 98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pp.212-213. 99 《周恩来年谱》，第608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07页。 100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86、1002页。 101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07页。 102 《毛泽东选编》（一卷本），第1015、1011页。 103 参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95页。 104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37-245页；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裴可权：《抗日战争中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贡献》，《传记文学》，第38卷第6期。 105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127-128页；Mogenthau Diaries, China, pp. 1542-1543、1555. 106 FRUS, 1945, Vol.7, p.1063. 107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503-505. 108 FRUS, 1945, Vol.7, pp.1085、1087. 109 FRUS, 1945, Vol.7, pp.1089-1090; Mogenthau Diaries, China, p.1569. 110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1，p.241. 111 FRUS.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369. 112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pp.618-619. 113 FRUS.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 396. 114 《中国的纠葛》，第258页。 115 W. Averell Harriman and Ell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ru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p.370. 116 FRUS.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p. 356-357. 117 《战时通讯》，第206-208页。 118 The China White Paper, p.550. 119 The China White Paper, p.564. 120 FRUS, 1944, Vol.6, pp.737-738. 121 FDR’s Last Year , p.274. 122 FRUS.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eran, 1943，pp.567, 869. 123 Special Envoy to Chru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p.397. 124 FRUS.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984. 125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113-114. 126 FRUS, 1945, Vol.7, p.851. 127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合著、肖东川等译：《苏中关系》，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页。 128 Richard F. Fenno, Jr. : The Yalta Conference（Boston: D.C. Heath and Company, 1955）, p.39. 129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530页。 130 《蒋总统秘录》，第一册，第34页。 131 《战时外交》（二），第542页。 132 《战时外交》（二），第565页；Special Envoy to Chru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 pp.472-473页。 133 FRUS, 1945, Vol.7，pp.897-898；《战时外交》（二），第468页。 134 蒋介石在6月15日日记中写道：“我所担心的是这个备忘录还未必就是雅尔塔密约的全部内容……然而，就只这一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云云。见《蒋总统秘录》，第一册，第43页。 135 《战时外交》（二），第577-588页；梁敬 ？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影响》，《传记文学》，第24卷第4期，第7页。 136 《传记文学》，第24卷第4期，第7页；蒋经国：《负重致远》，台北幼狮书店印行，第67页。 137 FRUS, 1945, Vol.7, pp.912-915. 138 FRUS, 1945, Vol.7, p.918；《战时外交》（二），第594页。 139 《战时外交》（二），第608-609页； FRUS, 1945, Vol.7, pp.924-925；《传记文学》，第24卷第4期，第8页。 140 FRUS, 1945, Vol.7, pp.912-912, 927-928, 932-934. 141 FRUS, 1945, Vol.7, pp.948-949. 142 FRUS, 1945, Vol.7, pp.944-948, 950-952, 953-954. 143 《中国的纠葛》，第362、362页。 144 Herbert Feis: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Potsdam Conference( New H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80. 145 1896年9月8日《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自铁路开车之日起，铁路由俄国经营80年，中国政府无权过问，80年后，铁路及其一切产业无偿交给中国政府。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74页。 146 FRUS. Conference of Berlin Potsdam(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Vol.2, pp.1586-1587；Charles L. Mee, Jr.: Meeting at Postdam (New York: M. Evans and Company, 1975 )，p.74； James F. Byrnes: Speaking Frankly( New York: Harper an Brothers, 1947 )，p.205. 147 FRUS, 1945, Vol.7, p.950. 148 FRUS, 1945, Vol.7, p.968. 149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018页。 150 《战时外交》，（二），第646、649页。 151 FRUS, 1945, Vol.7, pp.950, 955-956, 960-967, 969-974. 152 条约全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27-1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