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八章 走向对抗 第一节 战后头半年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公然拒绝。盟国遂决定对日本进行摧毁性打击，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战争形势急转自下。10日，日本政府发出求降照会，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和盟国军队一起，取得了抗击日本侵略的辉煌胜利。 　　当时驻在中国的上百万日军以及伪军由谁受降，这是国共双方面临的一个极为紧迫、极为重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得了受降权就是取得了对未来中国的控制权，因而，它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一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他们理所当然有权受降。8月10日，延安总部朱总司令发布大反攻令，命各解放区人民武装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敌伪投降，对拒绝者予以坚决消灭，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命令晋绥、晋察冀、冀热辽各解放区抗日武装迅速向热河、察哈尔、内蒙、东北各地进军，特别是命令在八路军工作的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率部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军收复全东北。 　　到抗战末期，国民政府的统治区收缩到了西南西北，在华东、华北和东北没有它的军队，国民政府要到这些地方受降，一时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在11日“命令”朱德总司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同时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23日国民党军队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又给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一道命令，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非法武装组织”，要求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负责作有效之防卫”，至于已被人民军队受降的地区，日军应负责“将其收复”，交给国民党军队。 对于国民党政府垄断受降权的企图，中共的对策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3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拒绝他11日的错误命令，新华社并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16日，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提出：“遵照战争通例，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以此避免内战。① 15日，朱德还通过美、英、苏三国大使向三国政府递交说帖一件，表明人民武装有权受降，有权派遣代表参加同盟国受降及处理受降后工作的立场，并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租借援助。 美国政府的政策是积极支持蒋介石垄断受降权。8月12日，赫尔利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说：“如果美国和联合国家允许中国的一个武装的政党接收日本投降，并缴获日本人的武器，那么，中国的内战便将是不可避免的”，他建议，日本须将所有在中国的武装交给国民政府，日本若企图武装中国国内任何反抗国民政府的军队，由应予以惩罚。也就是说，赫尔利为避免内战开的方子是不让中共军队受降。他的办法为美国决策者所接受。8月15日，杜鲁门向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其中说，所有在中国(东北除外)的日本陆海空军都只能向蒋介石投降。② 为了帮助蒋介石垄断受降权，美国政府破例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租借援助。8月21日，杜鲁门宣布停止向一切国家运送租借物资，只有中国例外。9月5日，杜鲁门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军事租借政策的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日本投降后，对盟国的租借军火和劳务援助，除用于支援正与尚未投降的日军作战者外，即行停止，但对华援助按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魏德迈的专门指示实行，这项指示说：“你在日本投降后的行动的依据是：目前的军援将继续下去，目的是支持中央政府军队重新占领现今为日军所占的中国战场的一切地方”。③ 这次延长租借法为期半年。 　　为了防止中共军队受降敌伪军，解放敌占区，美国政府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措施。 其一、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关键地区登陆。早在8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指示魏德迈“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并称，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所受降的部队只能交给国民政府。④ 魏德迈要陆军部向中国派遣7个师的兵力，在华北与东北设置障碍，对抗苏联。参谋长联席会议派不出这么多部队，但派遣了由凯勒·罗基中将率领的两个海军陆战师前来中国。并在天津建立了司令部。美海军陆战队各部分别于9月30日，10月4、10日在塘沽、烟台、青岛登陆。1945年底驻华美军最多时达到11.3万。 其二，由美国大规模空运海运国民党军队到华东、华北、东北。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第10航空队的全部运输机和空运司令部所属的大部分运输机都统一组织起来，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将新6军由芷江空运到南京，94军由柳州、靖远运到上海，又由上海运到北平，74军由九江运到南京和上海，93军由武汉运到北平等等。据中国战区美国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中将9月25日称，在8月至9月间，美国已用飞机运送了国民党军队4万人到华北。9月1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指示魏德迈：“美国的政策是援助中国政府尽可能地在被解放区，尤其是满洲，确立基本的中国军队”，催促魏德迈加紧向东北运兵。⑤ 从10月起，美国第七舰队更是大规模地把国民党军队从华南运到华北和东北。迄于1946年7月美军共帮助国民党政府运送军队50余万人。 其三，以日伪军“作为卫戍部队”，抵抗八路军新四军受降。目睹了华北受降日军状况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写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以前的伪军以及日军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极端奇怪的联盟，共同守卫这些铁路，以防共产党游击队的进攻。⑥ 　　美国继续租借援助的另一种方式是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向蒋介石口头承诺，为中国装备90个师的陆军，截止战争结束，实际已装备了20个师。蒋介石对这一承诺念念不忘，在罗斯福死后一再向美国政府提出。1945年9月14日，杜鲁门向宋子文口头表示，同意继续为中国军队提供装备，但以完成39个师为限。实际到1946年底共装备了45个师。杜鲁门还同意提供一定数量的海军舰艇，并装备一支适当规模的空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后确定为8大队)。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介石生怕在华美军撤走，立即提出要美国派遣驻华军事顾问团，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化的陆海空军，以美国的装备，战术和技术改造全部中国军队，而且希望魏德迈能出任团长，蒋介石的这一要求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不同反应。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认为，派遣美国现役军人组成赴华军事顾问团是不妥当的。抗战以前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是退役的或预备役的德国军人，此次驻华军事顾问团也应如此，由中国政府聘请一批美国预备役军官组成，该军事顾问团与美国政府没有官方关系。另外他主张顾问团规模不宜过大。副国务卿艾奇逊觉得这个意见值得考虑。但范宣德的建议被军方否决。美国军方正谋求加强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蒋介石的要求与他们的愿望可说不谋而合。根据美国当时的立法，只有在战争和紧急状态下总统才能向美洲以外的国家派遣由现役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因此派出顾问团还有一个法律程序上的问题。⑦ 但既然中国战场没有结束，魏德迈仍然率领美军留驻中国，美国军事上的“顾问”作用实际从未中断。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在其正式宣布的对华政策中却仍然坚持一条：不支持中央政府打内战。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10日给魏德迈的指示中说：“美国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美国不支持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内战”。⑧ 在9月13日的国务院、陆、海军部联席会议上，艾奇逊、史汀生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一致同意要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以发展其军事力量，但也都认为，“重要的是要记得这一点：即美国的意图并非要让中国运用这些军事装备进行内战或者支持一个不民主的政府”。⑨ 赫尔利和魏德迈在实际执行中马上感到美国对华政策是自相矛盾的。8月19日魏德迈在给参谋长马歇尔的报告中说：在执行运送国民党军队的使命时，“我可能无意中直接援助了中央政府征服中共的武装力量。”“如果就字面意思来解释和遵循这一规定[不支持中央政府打内战]，就要撤消现在所给予委员长部队的支持”，当然魏德迈是赞成给国民党政府“以完全的支持的”。⑩ 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自相矛盾，有其复杂的原因。 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格局。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张的头号对手日本如今俯首称臣了，英、法为战后的重建有求于美国，它们的在华势力也大大削弱了。而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却在战争中空前发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与之匹敌。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的扩张欲望也大大膨胀。如今，美国追求世界的“领导”地位，它要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即“美国治下的和平”。1945年10月23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的讲话中说：“美国的战斗力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大，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强大”，“由于我们的力量也产生了巨大的责任”，“领导世界”的责任。11 于是，实现美国的“领导地位”成为杜鲁门种种决策和方针的出发点，“美国领导世界”也成了当时美国政界的一句常用语。 但是，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确立了军事大国的地位，美国决策者的心头因此蒙上了阴影。如同战争中需要盟军，在战后谋求势力范围的竞争中美国也需要盟国。中国就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美国决策者把一个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作为战后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美国国务院在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一份名为《美国对华长期目标和政策大纲》的文件中指出，“美国政府的对华长期政策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中国成为远东的一个主要稳定因素，这是出于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根本要求。”12 在中国存在着国共两大对立派别的情况下，美国的选择是明确的。大战之中，美国与蒋介石政权已经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战争末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绝不是偶然的。 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决策人员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共是苏联扩张的工具，中国科科长庄莱德1945年11月16日和魏德迈20日的备忘录把这种看法表达得最充分。庄莱德指出：“考虑到中共的性质、意识形态及以往的态度，很难设想，美国的任何一种利益能在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得到发展。”魏德迈在备忘录中说： “今天，由于出现了强大的苏俄，中国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即苏俄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的角逐场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将使中国成为苏俄的一个傀儡国家，一旦如此苏俄就将实际上控制欧亚两洲。我们曾经下决心防止日本把中国变成一个傀儡国家，如果我们要实现对华政策，那就不能允许俄国这样做”。13 既然如此，美国在战后全力以赴地支持国民党政权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但又有许多因素使美国要尽力避免中国的内战。 一、对国共双方力量的估计。虽然当时国民党在军事上较之中共享有明显的优势，但美国政府对一旦内战爆发，国民党能否取胜没有把握。自1944年以来，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发回的大量关于国共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状况的比较符合实际的报告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顾问、杜鲁门的个人代表银行家爱德温·洛克在日本投降几天后就忧心忡忡地报告总统：“据我看，中国十分可能发生内战”，“我相当确信，中央政府不可能迅速取得胜利，我甚至十分怀疑，他们能否获胜。”魏德迈也认为，一旦内战爆发，“我怀疑他[蒋介石]有能力在几个月内，或许几年之内在华北取得满意的结果，”再不要说去占领东北了。14 既是这样，美国政府自然不敢贸然支持国民党打一场没有把握，甚至可能失败的内战了。 二、对苏联的顾忌。美国希望维持雅尔塔体制，而不想与苏联迎头相碰，尤其不想为中国的问题导致美苏冲突。他们还担心，一旦中国爆发内战，将“招致外国的干涉”，即苏联的干涉，中国内战将为苏联扩大在华影响提供机会。15 三、美国人民反对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战后美国人民强烈要求撤回在国外的美军，报刊上和议会里是一片“把我们的孩子送回来”的呼声。许多个人和民众团体，不满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纷纷写信、打电报给国务院和白宫，“抗议用美国兵和美国武器干涉中国事务”，要求尽快撤回驻华美军，停止对华租借援助，并要求美国政府“运用其影响去取得中国在民主联合政府基础上的统一。”16 美国军队在大战结束后迅速复员，兵员数额锐减。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美军约为829万人，到年底减为约423万人，至1946年中减至约189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 四、对美国力量局限性的认识。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固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美国的手也伸到了全球各地，它所承担的“义务”与其力量之间显然是有差距的。尤其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日本派了几百万军队。花了十几年功夫也没有能征服中国，美国自然不敢贸然把军队投入中国的内战。固然在部分美国人(尤其是部分美国军人)中存在着“美国无所不能”的自负感，但美国决策者还是意识到了美国力量的局限、杜鲁门后来追述说，“有两片广阔的土地不是任何近代的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那就是俄国和中国。要想以武力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这两个巨大的地区，在过去是愚蠢的，在现在也是愚蠢的”。17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竭力加强蒋介石政府的地位的同时仍然能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吃掉中共的军队。苏联在中苏条约中作了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明确保证后，美国更认为形势对国民党有利，认为在美、苏的共同压力下，中共有可能就范。中苏条约签订后，赫尔利立即建议蒋介石不失时机地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以实现“军令政令统一”。正是在赫尔利的鼓动下，蒋介石于8月14、20、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在争夺受降权的斗争中，美国与国、共都特别注意东北。 雅尔塔协定及中苏条约的签订和苏军解放东北，使东北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成了美国决策者的心病，美国十分怀疑苏联的意图，认为“苏联特别指望在满洲建立一个由它控制的自治国家”，十分担心苏联可能支持中共势力在东北的发展。18 因此美国急切希望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主权，尽可能限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的目的是完全吻合的，它认为凭借美国的支持，又有中苏条约的规定，它便有把握完全控制东北，它决定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国民党政府于8月底、9月初制定并公布了接收东北的计划，组建了东北行营。9月下旬，美国开始用军舰大量运送华南的国民党军队去东北。 苏联对东北的态度是复杂的。它要实现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所给予的特权，也就必须遵守关于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承诺，不能拒绝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但美国在中苏条约谈判过程中进行的干涉，以及美国关于苏联应作出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的承诺的一再要求，又使苏联对美国势力渗入东北十分警惕。要拒绝美国势力的渗入，增强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地位，最好的办法是对中共势力予以有限的支持。 　　中共特别看重东北的战略意义。早在“七大”上，中共就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毛泽东讲到：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19 。8月下旬，中共的估计是，虽然苏联受中苏条约限制，不会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以多少支持，但只要这些活动不直接影响条约义务，苏联将会予以同情；国民党在东北热河、察哈尔没有基础，派军队去又有困难，因此中共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河、察哈尔。中共中央指示有关分局，不事声张地非正式进入东北，控制广大农村和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大大放手发展，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就行；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必须加以完全控制。20 9月15日东北苏军代表别洛鲁索夫大校在赴东北先遣部队党委书记曾克林陪同下到延安，别洛鲁索夫与朱德经过谈判，达成谅解：冀热辽地区原为中共抗日根据地，该地的主权，由中共军队接管；苏军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但不能以八路军的名义活动；中共可以在东北乡村开展工作，但不得在大城市和苏占区公开活动，中共应从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大城市撤出，这些城市的主权应交给国民党。21 探明苏联的态度后，中共中央随即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并决定从各解放区抽调十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干部去东北，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冀热辽局。由当时代理中央主席的刘少奇(毛泽东在重庆谈判)起草的9月19日的党内指示说：“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日本投降后的头两星期中中共的政策重点有一个变化。8月11日，就在蒋介石下达禁止解放区人民军队受降的“命令”的当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其中指出，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并有可能发展为大规模的内战。《决定》将中共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即目前阶段首先集中力量迫使日伪投降，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扩大解放区，解决敌伪后，主力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制止内战；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发动大举进攻，中共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决定指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但各地“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22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毛泽东提醒全党严重注意蒋介石挑起公开的全面内战的危险，严重注意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危险，要求全党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国内战切实做好相应的准备，以“恰当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23 可见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力争实现国内和平，或者暂时把内战限制在局部范围；同时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在和与打这两者中，重点放在准备打。中共利用报刊和电台，发起强大宣传攻势，发表了大量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和美国援蒋内战的文章和报道。 日本宣布投降后，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用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和平建国的热望。中苏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苏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妥协落实了。国民党政府一时也难以发动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对毛泽东的邀请电正是在国际国内这种种压力下发出的。 8月22日，中共中央收到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其中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和谈。 8月2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认为美、苏都不愿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因受中苏条约限制，不能公开支持中共，美国也不便公开支持蒋介石，两国不希望中国内战；人民需要和平，中共也需要和平，国民党兵力分散，内部矛盾重重，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此国内和平是有可能取得的。会议认为，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中共今后的新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是必要的；也可能边谈边打，打打停停。24 这次会议表明，中共认为内战的危险并非不可克服，中共的政策重点已经由准备打转变为准备和：通过谈判，或辅之局部的必要的自卫战争争取全国的和平局面。 在确定了力争和平局面的方针后，中共减少了通过舆论工具对美国的批评，并且发出一系列指示力求避免与美军的冲突。 9月25日，中共中央通知华北各部队，对美国的外交工作极宜谨慎，基本方针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在前线碰到美国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不收缴其武器和通讯器材。如有美军人员和国民党特务一起到解放区活动，仅扣留国民党特务，不牵扯美方人员。27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美军可能在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延安总部已采取行动，阻止美军行动，但如发生美军登陆，我军应避免冲突，善意接待。如美军进行武装挑衅，应迅速报告中央。29日，中央宣传部又向各中央局发布指示，要求对登陆的美军，以主人翁态度予以欢迎接待，避免冲突，如遇美军人员向我方挑衅或携国民党军队登陆，应详细报告中央，但在行动上必须忍耐一时。指示还说，赫尔利、魏德迈是很反动的，他们坚持扶持蒋介石反苏、反共。但美国政界及舆论界同情中共的人甚多，因此对赫尔利、魏德迈等暂不采取公开揭露的政策。10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待在华美军的方针和应注意事项的指示》中又提出，在美军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但当美军行动有损于我之权益时，则必须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下，加以拒绝，或经交涉，加以制止；在一般外交场合应向美方人员解释，中共一贯主张与美方友好合作。25 在实际上，虽然在10月中、下旬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山海关地区登陆时与中共军队发生了冲突，但总的来说中共的政策是相当忍让的，即避免冲突，不打第一枪，避免扩大事态，不给美国反共势力干涉的借口。 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27日赫尔利与张治中飞往延安迎接毛泽东，次日，他们陪毛泽东、周恩来抵达重庆，国共重庆谈判开始。 毛泽东飞抵重庆谈判，赫尔利以为是他的一大成功。他在31日给贝尔纳斯的报告中洋洋得意地写道，他在当天与蒋介石交换意见时，两人都认为赫尔利的预言已经得到证实，即苏联拒绝支持中共的行动已迫使毛泽东回到重庆的谈判桌上。26 但一贯盲目乐观的赫尔利看来并没有从他以往的调处中学到足够的东西，他又高兴得太早了。中共同意与国民党谈判并不是无原则的同意国民党的条件。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目标，中共确实准备作出让步，“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27 国共重庆谈判中的关键问题是两个：一、关于解放区政权问题；二、关于中共军队问题。中共根据“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的原则，先后提出了几个方案，均被国民党方面以必须实行“政令统一”为借口加以拒绝。关于中共军队问题，中共最后让至缩编为24个至少20个师，与国民党军队保持1与6之比。国民党方面对此仍然推托敷衍。 赫尔利在回国述职前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讲到，9月22日晚，他会见国共双方代表，抱怨双方“试图解决过多的细节问题”，并说：“如果他们能够同意基本的总的原则，细节问题更可以根据这些原则得到解决”。28 如果在1944年秋冬赫尔利刚开始调处国共矛盾时，确实对国共分歧不知底里，那么一年之后，他不会仍不知通，国共谈判中争论的政权与军队的问题不是什么细节，而恰恰是问题的关键。赫尔利这样说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他总是力图粉饰形势，夸大成绩，以便向上报功。 重庆谈判又继续了一些日子，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达成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协定规定了国共双方遵循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其具体的成果是决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解放区政权问题没有解决，中共军队整编的问题没有落实，受降权、国民大会等问题也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双十协定》除了给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一种精神安慰以外，对于推进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建设的意义是有限的。 实际上就在国共代表谈判期间，双方军队之间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谈判与武装冲突仿佛是顺着两条平行线在发展。8月29日，即毛泽东赴渝的次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便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订的《剿匪手本》，蒋介石调兵遣将，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四条铁路线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到9月中旬共调动了36个军、73个师。10月6日至12日，中共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上党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共3.5万人。 赫尔利9月下旬回国述职以后，美国使馆连连就国共武装冲突的扩大、就苏联支持中共向国务院报警。驻华代办饶伯森9月29日向国务卿转发的陆军武官的报告说，中共军队加强了在华北，尤其是张家口、北平和沈阳地区的活动，“有迹象表明，该地区的一些中共军队由于苏联占领军的帮助得到了日本武器”，“在沈阳地区……，中共军队主要是由苏联人以缴获的日本武器武装的”，苏联人对于中共人员在南满张贴告示，散发宣传品的活动也不予制止。报告认为，“这些迹象是严重的，与盟国在中国的战略是相矛盾的。”10月6日饶伯森又转去一份陆军武官和陆军情报人员的报告，其中说，中共已经占领了北平、张家口、大同这个三角地区3/4的地方，中共在张家口的司令部里有苏联顾问，勿庸怀疑，八路军在满洲苏军那里得到了大量武器，辽宁各地的军火库都正由苏军交给中共。关于国共冲突，陆军武官10月27日的报告说，由于若干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在过去一个星期中看来更增长了。“由于双方都越来越不愿意在任何地区各自的军事地位方面作出妥协，要达成一项永久性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现在几乎是没有希望的。”11月4日，饶伯森把报告转达国务院。11月11日饶伯森又发回一份电报说，“在过去几个星期国共僵局达到危急地步”，“中国很大部分地区已经处在内战之中。这两种互不相让，又都下定决心的政治力量能继续讨论和平多久是很成问题的。”29 苏联明里支持国民党，暗里却帮助中共力量在东北的发展；国共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双方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内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却依旧自相矛盾。9月下旬，杜鲁门对回国述职的赫尔利和魏德迈“保证，继续支持蒋介石和中国的国民政府”，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阐明总统政策时，却又“强调，美军不得卷入中国内战”，并明确规定，如果由美国援助发展起来的中国武装力量被用于内战，美国就将停止这种援助。指示还说： “在一个联合的，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的治理下，中国能取得何种程度的稳定，这是美国的一个基本考虑；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其他援助在任何时候都受这种基本考虑的支配。美国政府将根据这一基本考虑定期重新审查继续对华援助的问题。”30 魏德迈返回住所后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屡屡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参谋长们和陆海军部也不能自圆其说，只好“迫切要求”国务院作“政策上的指导”。11月26日，陆军部长帕特森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联名致函贝尔纳斯，要求国务卿和总统为今后若干年制定一项明确的对华政策。 这时又有一些别的事情使赫尔利个人受到打击。 其一是艾切森、谢伟思的重新任命和范宣德的升迁。9月美国政府为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成立了一个政治顾问班子，艾切森被任命为代理顾问，谢伟思等被任命为他的助手，有传闻说这个顾问班子还要去重庆。另外曾在赫尔利手下工作、并常常与顶头上司意见相左、极不愿意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范宣德又于9月中旬由中国科科长提升为远东司司长。得知这些消息赫尔利的气不打一处来。艾切森与谢伟思是他4月份从中国撵出去的，如今另赴要职，这就表明国务院对他们两人依旧信任，他们的意见在国务院仍然受到尊重。饶伯森、赫尔利促使蒋介石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并且为之拟好了稿子。蒋介石根据赫尔利的底稿，于9月20日致电杜鲁门说，艾切森和谢伟思在中国期间“均表达了对中国中央政府极不友好的观点，明白表示支持中共的政策，”中共把二人的任命“解释为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迹象”，这势必影响中共对重庆谈判的态度。蒋介石要求取消对二人的任命。杜鲁门在25日致电解释说，这个顾问班子只处理与日本投降及占领日本有关的事宜，他们不会去中国，而且保证说，“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有丝毫改变”。31 蒋介石只得就此作罢，赫尔利胸中的怒气却并末消减。 其二、随着中国形势的恶化，在美国报刊上对赫尔利这位驻华大使的批评越来越多，10月30日和11月2日，《美国先驱论坛报》批评赫尔利应该对全面支持蒋介石负责，因为这样做是有违华盛顿的指示的。其他一些报纸，如《底特律新闻》、《布法罗晚新闻》也都刊登了责难他的文章。11月26日华盛顿州的众议员休·德拉西在众议院演说批评赫尔利“全面支持反动的”蒋介石政权，从而使美国的援助被用于窒息中国人民合法的民主追求，赫尔利、魏德迈的计划构成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并把中国引向内战。德拉西进而指责赫尔利要对高思大使的辞职、罗斯福总统政策的“逆转”以及“清洗”那些有才干的中国通负责。32 在国外，苏联和英国舆论也对赫尔利进行批评，中共则公开表示，反对赫尔利继续担任驻华大使。 赫尔利在9月下旬回国述职后就曾提出过辞职要求，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说服了他，使他同意重回中国。此后两个月的事态发展使他对作为驻华大使的工作越来越心灰意冷，对前景越来越感到暗淡，对国务院越来越不满意。不仅如此，他还意识到，很可能他会最终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赫尔利还断定，德拉西的背后肯定有支持者，因为只有根据那些机密的材料才能作出这种指控，很可能是国务院里的什么人故意同他作对，要破坏他在中国的工作才这么干的。左思右想，赫尔利越想越不对头，遂于11月26日向总统提出辞职。翌日他叫来了华盛顿各报刊的记者，散发了他的辞呈。他在辞呈中攻击美国的国际关系实际与所宣布的外交政策大相径庭，攻击“美国的外交政策未能达到我们所说的为之而进行战争的目的。”他指责“国务院中的很多部门正努力一般地支持共产主义，尤其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他进而抱怨说，他要求调离的人，如今被安置在远东司成了他的上司，他辞退的人如今另赴高就，在这些岗位上，他们继续偏袒武装的共产党。赫尔利要求杜鲁门“从下级官员开始改组整个决策机构”，要求公布他的及与他意见相左的职业外交官的所有报告，以澄清国际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误会。33 　　赫尔利的辞职在美国政界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杜鲁门恼怒之余立即于当天任命刚刚辞去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将军为特使，赴华调处国共的冲突。 第二节 马歇尔调处国共冲突 《中美商约》的签订 马歇尔在二次大战中功勋卓著，声名远播，兼有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干，他一再调解许多看似无法调解的纠纷，使起先势不两立的双方握手言和。马歇尔对中国又有相当的了解。34 杜鲁门挑选这样一位在他看来“具有独一无二的资格和罕见才干”的人使华，表明他对马歇尔的使命是极其重视的。马歇尔调处具有同赫尔利调处相同的性质，即让国民党让出一部分权力，换取共产党缴枪入阁，取消独立的军队和政府，从而把中共联合、统一到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之中，不战而降中共。不同的是，赫尔利匆匆来华，行前只是由罗斯福原则性地下达了指示，马歇尔出使前则与国务卿、参谋长及总统本人反复磋商斟酌，确定了他在调处中所应执行的方针。 11月28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其中着重指出，美国不以武装干涉支持国民党进行内战，国共双方应当实行停火，并“迅速召开全国协商会议以寻求—项和平解决中国现存纠纷的途径”。马歇尔认为这个稿本“不够清楚”，“不够明确”，“容易引起严重误解”，于是他自己在陆军部组织了一个起草班子。陆军部修改稿与原稿最大的区别是，明确指出要运送国民党军队去华北。其中说：“美国将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并在运输军队方面支援中国国民政府，使其重新确立对华北和东北解放区的控制。”35 范宣德认为这个修改稿有明显的缺陷，不能自圆其说，他指出，“在安排停火的同时把更多的国民党军队运往华北是不合逻辑的”。36 他在11月12日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已经表述过他对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的看法，他说：“在寻求解决中国内部困难的途径时，蒋介石过去是坚决倾向于军事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的，而他的这些手段都没有达到目的”；美国若继续给蒋以军事援助，“可能鼓励蒋沿着这条路线毫无成功希望地走下去，而不是鼓励他用和平手段实行联合”。于是，他在陆军部的修改稿中添了这样一段话：“美国将不把国民政府部队运往华北等地，如果运入这些部队将有碍于达到停火和政治谈判的目的”。37 但这一补充被马歇尔否定了。他认为这“大大减弱了声明的含义，并在一些地方改变了原意”。38 　　上述分歧是在12月9、11、14日的几次会上解决的。在12月9日由贝尔纳斯、艾奇逊、范宣德和马歇尔参加的会上，当马歇尔问到，如果国民党在谈判中表现得比较和解，而共产党不妥协该怎么办时，贝尔纳斯答道：“那就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并将其军队运往东北”，马歇尔又问道：“如果国民党拒绝作出让步呢?”贝尔纳斯说：“那就告诉中央政府，我们本来可以给予中国的种种援助，诸如贷款、军事和民用物资、建立军事顾问团等等，都不给了，我们被迫直接与共产党人打交道。”马歇尔对这一答复显然是不满的，而贝尔纳斯自己两天后也改变了主意。11日，在有杜鲁门参加的会上，马歇尔重复了9日的问题。并认为美国仍然应当“支持蒋介石把军队运往华北”，否则便会导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努力前功尽弃。这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都同意这样做。14日，艾奇逊陪马歇尔去白宫见杜鲁门，马歇尔又一次重复了上述问题，并再一次得到杜鲁门肯定的答复。会见后，马歇尔用更明确的语言写道：如果我不能使委员长采取我认为合理和必要的行动，美国政府——通过我仍然必须继续支持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总统认为这是对他的……指示的正确总结”。39 这样就定下了马歇尔调处的基调：不管谈判结果如何，国民党在谈判中表现如何，美国支持蒋介石这一条是不变的。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是美国政府的底牌。 　　在马歇尔与总统、国务卿进行反复研究的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运送更多国民党军队去华北和东北的问题征求远东的指挥官的意见。麦克阿瑟、魏德迈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一致同意继续运送国民党军队去华北和东北，并认为这种援助可以作为马歇尔进行调处，使中国两大主要的对立集团达成妥协的基础。40 他们显然认为，美国通过援助增强蒋介石的地位，将能迫使共产党就范，从而达到他们所希望的中国的统一，殊不知这种设想与实际情况恰恰背道而驰。 　　12月15日，杜鲁门就马歇尔使华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国共双方应该实行停火，并尽快召开全国性的代表会议，解决纷争，实现联合；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它是“一党政府”，应当扩大政府基础，实行民主改革；随着政府的改组，中共军队应整编入中国的国民军队；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受降和遣返日军，但这种支持将不扩展为影响中国内争的军事干涉，等等。就这样，美国决策者经过反复磋商，重新阐述了它的对华政策，但这无非是大战结束后三个多月中执行的政策的延续而已，这个政策所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 　　尽管如此，杜鲁门的声明仍然受到渴望和平民主的中国人民的欢迎。中共对于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派马歇尔来华也是欢迎的，认为这有利于当前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12月上半月，周恩来在延安多次报告有关国共谈判的情况，并起草了若干文件、指示，大都涉及美国对华政策。周恩来指出，抗战时和抗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有很大区别，美国在抗战时是“扶蒋用共”，现在抗战胜利了，美国以安全需要为名，实际是要取得在华优势或独霸，现实的政策是“扶蒋压共”。要蒋介石放弃灭共企图不可能，但目前下讨伐决心，也不可能，国共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和中酝酿战，战中酝酿和，因此今后谈判应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周恩来也估计到，虽然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政府中扶蒋压共的基本点是不会变更的，但方法上却有改变的可能，中共应“在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但同时又应使其在军事上知难而退。”对美国的批评要有区别：第一、把政府和人民分开；第二、把他们正确的地方与错误的地方分开；第三、把统治者中的进步分子与反动分子区别开；第四、把今天美国的政策和将来可变的美国政策区别开。41 此外中共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是于中国实行和平民主有利的。12月中下旬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重申了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赞成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团结民主。美、苏并表示尽早撤离驻华军队。 　　马歇尔在使华的一年多当中及时(有时甚至一天两次)向杜鲁门汇报调处进展情况，他的报告不经过远东司，而由副国务卿艾奇逊直接转给杜鲁门，总统并责成艾奇逊在他收到报告的24小时之内必须发出复函；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专门派了一个小组常驻国务院负责马歇尔与五角大楼之间的联系。杜鲁门认为，在他没有亲临现场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对调处了解得更多了。他满意地认为，马歇尔做的“与他出发前夕我向他阐明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可见，马歇尔的调处切切实实地体现了美国对华政策。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0日飞抵上海，22日抵重庆。从这时起到1947年1月7日离华，马歇尔在中国进行的调处大致可分三段：从调处开始至1946年2月底，3月至6月底、7月以后至结束。 　　在第一阶段，马歇尔调处下的国共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12月21日马歇尔第一次见蒋介石。他在首次谈话中强调说，美国人民不愿采取任何可能被解释为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动，美国人民现在十分希望看到中国结束敌对行动，而总统的行动权力，他提供援助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公众情绪即公众对国共两党作出的真诚让步的反应的制约的。除非他们看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目前进行的获致和平解决中国内部争论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将不允许总统对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42 蒋介石当时尚不知马歇尔使华的底里，加之马歇尔来华前夕，杜鲁门命令财政部、商业部、进出口银行等几个部门，暂停一切对华财经联络，暂停各种援助（包括进出口银行正在商谈的5亿美元贷款），所有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均随马歇尔使命的进展情况而定。43 马歇尔的表态与美国政府的措施结合起来，对于若干年来须臾离不开美国援助的蒋介石无疑是有份量的压力。国民党被迫收剑其内战的锋芒，在一些问题上作出妥协。 　　马歇尔到重庆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即与之进行会谈。周主要讲了两点：第一，中国不能再有内战，中共主张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即由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使中国成为宪政的国家。第二，中共所说的建国道路就是要提倡民主和科学，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在这方面，美国有许多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精神；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44 　　当时，马歇尔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停止国共内战，因为在进行武装冲突的情况下，要协商解决任何问题都是不可能的。12月27日，国共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30日，国民党方面提议由马歇尔和国共双方代表各一人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商谈停战等问题。中共对此颇感担心，中共希望苏联、英国也参加调处，在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的协议基础上一起参与解决中国问题，但为英、苏拒绝。中共遂下决心接受美国代表的单方面调处。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参加三人小组的国民党方面代表是张群、中共方面代表是周恩来。三人小组的职责是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采取三人一致协议的原则，每方面都有否决权。三人小组的一切决议均须送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才生效。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随后建立的、由3人小组领导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及其属下一切机构。 　　在关于停战问题的讨论中，国共双方最关注的是两件事：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接收主权和国民党要求中共出赤峰和多伦这两个战略要地的问题。最后，国共双方各自作了让步。周恩来承认东北问题的特殊性，容许为接收东北主权美国可协助国民党政府运兵去东北，国民党政府直接与苏联办理交接，中共不参与其事。至于赤峰和多伦，当时已由中共接收，中共反对国民党再从中共手中“接收”该两地。如果该两地由国民党占领，中共在东北与华北部队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三人小组会谈一度因此陷入僵局。1月9日晚马歇尔直接找蒋介石谈，并说服后者放弃了对赤蜂、多伦的要求。午夜以后马歇尔将与蒋介石会商结果电话通知周恩来，国共双方停战协定方告完成。10日，三人小组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国共双方分别颁发了停战令。为了监督停战令的执行，张群、周恩来还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协议规定由国民党、中共与美国三方各派一人，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为叶剑英、国民党政府代表为郑介民，美方代表为饶伯森。 　　在达成停战令的同日，政协会议开幕。在政协会议的讨论中，矛盾的焦点是改组国府问题。国民党代表团提出的扩大政府的方案是：一、增加国府委员名额，由原有36名增加至48名；二、国府委员须由蒋介石提请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国民党的名额须“具某种特定程度多数”，以便“履行领导的责任”；三、国府职权为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及蒋介石交议事项；四、蒋介石对国府决议有否决权，国府委员复议须有2/3以上多数才能维持原议；五、蒋介石有紧急处置权。45 可见这一提案仍然是一个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维护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的方案。它理所当然引起各方代表的反感。中共中央亦明确指示代表团：必须坚持破坏独裁，改组政府必须坚持不低于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报的水乎(一切民主分子参加政府，并享有公平与有效的代表权)。1月1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主张“各党派无党派民主分子，应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切部门，多数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1/3，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实行地方自治，凡已实行普选的地方政府，应承认其为合法”。46 　　马歇尔密切注视着政协会议的讨论，国民党在改组政府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引起他的不满与不安。为了推动会议的进展，马歇尔于1月22日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主要内容是：成立临时国务委员会以取代最高国防委员会，国务委员会由20人组成，其中国民党9人、中共6人、民盟1人、青年党1人，无党派人士3人，委员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在取舍意见同数的情况下，由主席裁决；主席有否决权，但如委员会中14名成员维持原议，否决无效；主席有权任命五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但其中50％为国民党派人，30％为中共人士、其余20％为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主席经委员会同意任命省长，但热、察、宁夏、鲁冀、晋、陕、豫、甘诸省和平、津、青岛三市市长由主席根据委员会下设立之特别委员会提名任命，该特别委员会由国民党和中共各二人组成；国务委员会设立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起草宪法，在1947年1月1日前完成宪章审议、国民大会代表改选、宪草复议、新政府成立等向宪政过渡的一整套程序。马歇尔在同蒋介石讨论这一方案时强调“有两个因素使他必须与共产党尽快达成关于联合政府和联合的军队的定。第一，在现今的形势下，中国十分容易受到俄国下层的渗透，与俄国接壤的中国西北与满洲的共产党政权将因此得到加强，国民政府在那里的地位则将不断削弱；第二，美国的陆海军力量显然不能长久呆在中国。”47 　　蒋介石对马歇尔的这一方案十分不满，但马歇尔手中握有对华经缓和军援的大权，蒋不但不好发作，还必须敷衍一番，并要求马歇尔对这一方案严守秘密。由于政协会议上中共和第三方面代表的据理力争，也由于马歇尔的压力，国民党被迫在这一问题上作了让步：承认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放弃委员选任须经国民党中执行通过和主席有紧急处置权的要求；委员中国民党人士只占半数；委员的3/5即可否决主席之否决；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通过之，主要议案须有2/3以上委员赞成始得议决。在国民党做出让步的同时，中共方面也在政府中多数党席位、国民大会旧代表的资格及整军原则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让步。48 1月31日，政协会议就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等项达成书面协议。 　　停战令的发布和政协会议的胜利闭幕是两桩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使中国人民切切实实地看到了一个和平、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曙光。政协会议刚结束，中共中央即于2月1日向全党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党独裁专制即开始破坏”，“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但中共没有陷入对和平民主的幻想。指示同时说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党必须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49 　　政协会议结束后，三人小组(停战协定签字后，国民党方面已由张治中接替张群)立即着手讨论整军问题，这是从1944年赫尔利调处到重庆谈判国共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中共主张先政治民主化，而后军队国家化，蒋介石要求中共先交出军队然后实行民主措施。在政协会议中，中共代表为了克服矛盾，提出两者“并行前进，归于一途”的说法，即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好比两条腿，是平行的、互相配合进行的，协调两腿的神经中枢是改组政府。50 政协会议确立的整军原则是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马歇尔力图用西方的建军原则指导整军，以西方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军队制度及军人思想，使军队从属于国家，军人不干涉政治，他还力图通过整军加强美军对中国军队的影响与控制，即在国民党军队中，由美国装备的那些师、军保留下来，其他部队予以裁减，对于中共军队他表示可为整编后的10个师提供训练，并提供11个步兵营、11个野战炮连的机械化装备。从以上这些设想出发，马歇尔认为国共军队的比例并不是十分要紧的事。他还力主国共双方军队混编。2月8日、12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马歇尔提出的办法有彻底破坏国民党及地方军队原来系统的一面，可以在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同时又提醒说：国共军队混编的主张，对我们危险性是很大的，其目的是企图消灭至少是控制我们军队，故绝不能答应。51 　　整军谈判没有遇到很大障碍。在讨论军队整编统编协议前，马歇尔曾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方案，其中建议，在整编后60个师的作战部队中，20个师由共产党领导，占1/3；在海、空军中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至少各占30％。52 蒋介石对这一提议大为震惊，坚决不同意。但蒋介石也被迫作了一些让步。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国共双方的陆军作战部队的比例确定为五比一(50个师对10个师)，而在重庆谈判中蒋介石连六比一都不同意。2月25日，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达成《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方案规定，从协定签字至12个月终了时，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其中国民党军90个师，中共军队18个师，在这此后6个月中，国民党军缩编为50个师，中共军队缩编为10个师，方案还对12个和18个月终了时各地军队的配置作了具体的规定。 　　整军方案签订后，马歇尔和国共双方代表到东北、华东、华中各地巡视检查停战令执行情况，历时7天、行程1.8万公里。据张治中回忆，当时“全国各地除东北外算是大体完全停止冲突了”，“有时国共双方将领都在一起开会聚餐”。53 中共对马的调处努力曾给予高度评价。2月9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盛赞政协会议的成就，他在谈话中两次提到马歇尔：“综观中国内部及世界大势，各种情形实利于转趋民主的新方面。推动的力量，最初出于美总统杜鲁门，继之以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最后则是马歇尔特使及国内民主分子”，“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54 周恩来一再向马歇尔转达毛泽东对他的致意，感谢他为促进停止内战，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和民主道路所作出的努力，肯定他的态度和方法是公正的，表示中共愿意在这个基础上和美国合作。55 3月4日三人小组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热烈欢迎。而蒋介石却屡屡在日记中发泄对马歇尔的不满。马歇尔1月22日提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后，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此为共党不敢提者，要知客卿对他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身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56 整军方案达成后，又在28日日记中写道：“与中共商定统编其所部为18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57 正因为国民党方面是迫不得已作出让步而且蒋介石国民党抱着“定见”不改，因此从协定达成之日起，他就在酝酿推翻协定。政协会议还在进行，国民党顽固派就演出宁沧白堂事件，辱骂、殴打政协代表；1月30日政协会议行将闭幕时，国民党右派谷正纲、张道藩等大闹中央党部，蒋介石听之任之，半晌才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息通过，将来再说……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58 实际上没有等到国民大会，蒋介石就在3月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政协决议，说是应“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结果全会在改组政府问题、宪草问题、整军问题等各个方面通过了一系列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如议决要把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拿到国民党中常会去选任，把“五五宪草”而不是经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修正的宪草、政协协议事项等一并提交国大参考，等等。中国刚刚明朗的天空中重新布满了阴霾。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固然是他的既定政策，也与国际形势有密切关系。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总统陪同下到后者家乡密苏里州访问，在富尔敦发表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整个欧洲大陆已经被一重大铁幕分隔为两半”，他要求“所有讲英语的民族结成兄弟联盟”，在联合国之外重新安排世界秩序。苏联认为这次讲话是对它、对雅尔塔体系的直接挑战。几天后，斯大林斥责丘吉尔活像希特勒，也迷信“种族主义论”，认为讲英语的民族“应该统治世界”，谴责丘吉尔是在“策划战争，……号召和苏联作战”。59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蒋介石就盼望美苏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从而使美国能用军事力量帮助他解决中国问题，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对他的这种心态无疑是一种鼓励。3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说：“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这是中共开始表示不能参加国大、政府。此后中共仍力争和平，但不再提实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策。60 3月30日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鉴于国民党违反四项诺言，破坏政协决议，擅改国大代表总数，拒绝中共在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应有之名额，中共决定不提交国府委员名单，不多加改组政府。 　　在调处的第一阶段东北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到1946年1月，中共在东北已有20余万军队，连同工作人员达30万人。在东北中共也力求迅速实现和平解决，在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地位的条件下力求与国民党合作。中共方面一再提出派军调部执行小组去东北的要求，但蒋介石既有美国支持，又有中苏条约的担保，硬是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不承认东北有国共冲突，坚持东北只有接收主权和“剿匪”的问题。在关内实现停火的情况下，东北的战火一直没有熄灭。这就使中共下决心在东北打出地位来。1月26、27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击破国民党之武力解决方针”“在我完全防御有理的条件下，……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61 但这种打只是为了煞下东北顽军的威风，是为了迫使蒋介石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打是为了和。因此，2月16日，中共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四点主张：一、改组东北行营及其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合，吸收东北民主人士与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二、承认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三、承认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府；四、国民党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部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62 但蒋介石对中共的要求置若罔闻。 　　这时马歇尔因为调处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准备于3月11日回国述职。他急于在临行前使国共双方在东北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以控制那里的形势。3月9日他致函蒋介石，转述了杜鲁门总统的下述意向：不管我们对俄国在满洲的意图的估计的准确性如何，加速中国统一的进程达至成功的结局是极端重要的，不论是在政府之内还是国会面前，总统都准备尽其所能支持达到这一目的；他理解美国对中国政府在金钱、物资和人员方面慷慨援助的必要性；他感到，马歇尔在此时的美国之行“对于使国会和公众的意见与上述政策保持一致具有重大价值。”63 马歇尔的这段话真可谓含义丰富。它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用对苏联意图的猜测施加压力；第二，以是否提供美援施加压力：美援将用予加速中国统一的进程，而不是相反；第三，此时蒋的态度如何，将直接影响马歇尔的回国述职之行；直接影响美国国会和公众的态度。收到马歇尔这一备忘录后，蒋介石勉强同意派执行小组去东北，但提出了五条苛刻的条件，其中包括小组仅限于处理军事问题，国民党军队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两侧30公里的狭长地带实行单独管辖，中共军队撤离国民党为重建主权必须占领的地区，包括煤矿，不得开入苏军撤离的地区等。马歇尔对于蒋介石的上述蛮横无理的要求居然没有提出异议。3月1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阐明了中共解决东北问题的原则立场：一、外交和内政分开，中共不介入外交，内政要协商；二、军事和政治平行解决，并希望马歇尔在解决东北问题后再回国。马歇尔向周转达了蒋的上述条件。周指出，这五条的实质是国民党军队可以接收一切地区，而要中共从任何地方撤出。马歇尔表示可再协商。但他在已经得知中共代表态度的情况下，仍然按蒋的要求草拟了对执行小组的五点指令，并将其提交给三人小组讨论。64 这是马歇尔在调处中第一次明显地偏袒国民党。这个指令草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方面的反对。 　　在马歇尔回国期间，吉伦中将作为他的代表参加三人小组工作。3月18、21日马歇尔两次致电吉伦，催促派执行小组去东北，并称，如未达成派执行小组的协议，三人小组应立即亲自去东北，“继续拖延可能是灾难性的”。吉伦不敢怠慢，立即派考伊上校去延安，催促回延汇报工作的周恩来立即返回，同时即将马歇尔电文告知张治中，张治中见蒋介石后告知吉伦，蒋介石准备无条件同意执行小组去满洲。65 3月27日，三人小组达成《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主要内容是：一、小组只限于军事调处工作；二、小组避免进入仍属苏军驻留地区；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国共双方军队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做必要及公平的调处。66 签字后，周恩来声明：一、国民党军委会说东北无内战，这完全不合事实；二、政府军去东北接收，5个军已足够，希望政府不要破坏协议，再运兵去东北。 　　蒋介石勉强同意了派执行小组去东北，但他自始就毫无履行协定的诚意。在协定达成前夕，蒋介石就限令东北国民党军在4月2日前占领四平街。协定墨迹未干他就于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狂妄宣称：“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问题的焦点，在……接收主权。”“东北九省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并且肆意攻击中共关于东北问题的主张是“求得其私人党派的利益，而置国家生死存亡于不顾”是“害国殃民”，是“威胁远东和平与世界安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67 蒋介石的报告完全撕毁了刚刚达成的协定，不啻是东北内战的宣言书。4月2日，进攻中共军队的国民党军侵占海城、鞍山，4日又占昌图、法库等地，6日，蒋介石在24小时之内连发三道命令给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催促集合全部军事力量北进，在四平街以南与共军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企图全歼中共军队主力。针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在3月4日给林彪、彭真等的电报中，要求“尽力阻止顽军进入四平”，“不论四平能否保住、对顽军进攻，均须给以打击，比不战而退要好”。3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68 　　3月底4月初，军调部执行小组三方人员先后到沈阳。但国民党方面却一再对执行小组的工作制造障碍，4月8日吉伦又在草拟的给执行小组的补充指令中要求东北的中共军停止调动，在中苏条约所涉及的铁路线和铁路附近的中共军向两侧后撤至少1天的行程，以便让国民党军队通过，这样实际上就把原先蒋介石的苛刻要求重新提了出来。69 参加8日的三人小组会议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东北情况已变，许多问题必须重新估计、陈诚透露出要安排接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美国企图帮蒋接收长春，这样非打不足以刹其威风。70 　　4月国民党方面以5个军11个师的兵力，南向本溪、北向四平发动猛攻。4月18日，顽强的四平保卫战开始。同日，中共军队乘势就近向驻守长春的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姜鹏飞部发起攻击，并占领长春。4月19、20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71 　　正是4月18日，马歇尔回到重庆。他在美国逗留的一个多月中，向总统、国会及有关各方介绍调处的情况，为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多方奔走。回到中国后，马歇尔立即着手调处东北内战。他在4月19、23日与蒋介石的谈话中指出，“目前的许多困难国民政府早些时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国民政府阻碍了派遣执行小组进入满洲，而执行小组或许是能够控制局势的”；“鉴于中国的局势中本来存在的深刻的不信任和怀疑，政府过去的行为是致命的挑衅的，而且有时是不可原谅地愚蠢的”。蒋介石则抱怨美国对其支持不够，并称，由于苏联支持中共、东北局势已无法收拾，政府军有被歼灭的危险，也可能撤退，因此要求马歇尔答应再运两个军去东北。72 　　4月22日，马歇尔也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阐明中共立场说：中共愿意执行3月27日指令，而国民党违背指令，武力占领中共七座城市，中共因而进占长春。他表示，苏军即将撤完，东北已无接收问题，他反对国民党再向东北增兵，东北应无条件停战。73 　　但马歇尔却不顾周恩来的事先警告，于4月23日采取了两项自相矛盾的措施：他决定再帮国民党运两个军到东北(连先前的共9个军)，同时提出了一份东北停战令草案。草案包括四点：一、双方军队立即停火；二、根据2月25日整军协定确定双方军队的驻扎地点。第60军和39军继续运往东北；三、政府军队为重建主权和保障铁路干线安全所必需的部队调动根据三人小组的专门指令实行；四、东北政治问题由国共协商解决，各地民选政府暂时维持现状。74 　　蒋介石提出，东北停战的先决条件是中共撤出长春并由政府军占领。他25日的东北停战方案重提由政府军占领长春铁路两侧30公里的地带的要求。周恩来义正词严地批驳蒋介石的方案说，蒋介石不愿承认中共已有的地区；他凡能用武力则用武力，不得已时方谈判，他是“中央”，一切要听他的命令，他只在被迫时才让一点，因此很难协商。75 　　这时民盟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中共军队退出长春；国民党只派行政人员和平接收长春，不派军队进入；同时国共重开政治谈判，依据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解决东北问题，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民盟建议，并立即把此方案电告延安。但蒋介石粗暴拒绝了民盟建议。 　　从4月上旬到5月中旬，中共集中了6个旅的兵力，保卫四平，以四平市区为中心，组成了一条东西蜿蜒百余里的防线，顶住了敌军10个师的轮番进攻。但中共军伤亡过大，部队极度疲惫，遂于5月19日撤出四平。5月22日中共军撤离长春。国民党军随即占领该两地。 　　5月上旬，美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巡视远东各地美军来到南京。他把杜鲁门的一封信转交给马歇尔。总统在信中要求马歇尔在1946年7月左右继贝尔纳斯任国务卿。马歇尔接受这一任命，但表示他不能在9月以前离开。他希望国共双方或许能在9月达成协议。76 　　5月12日，马歇尔提出了一项关于派遣执行小组的新的命令草案。草案包括两点：一、国民政府和中共方面的军事和行政官员皆不得滞阻执行小组的行动；二、执行小组如对调查地区和步骤产生意见分歧时，作为小组主席的美方代表有最后决定权。77 周恩来认为此提案破坏三人协商一致的原则，拒绝签字，并对这种做法表示遗憾。 　　为了就地部署东北战事，蒋介石决定亲自去东北。5月22日，他告诉马歇尔，他要于24日去沈阳，因为他已三天未得到东北国民党军队指挥官的消息了。马歇尔相信了蒋介石占领长春即停战的承诺，同意把自己的座机借他使用。23日，马歇尔向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关于东北停战的三项条件：一、中共不得干涉政府修复铁路；二、军队的改编和复员在确定的时间内实施；三、在执行停战令、整军协议和恢复交通的协议中，国共代表有分歧时，军调部或执行小组的美方代表有决定权以及执行解释之权。蒋介石在这里把美方代表决定权的范围和内容大大扩展了。中共代表当然不能同意。周恩来表示，蒋介石在这个时候躲开谈判去东北，这表明他仍企图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周恩来要求派执行小组到长春去，阻止国民党军队的继续进攻，但遭拒绝。 　　5月27日，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议，会议认为内战不可避免，但尚有缓和与推迟的可能，中共方针仍是避免挑衅，推延战争，积极准备反击。78 　　蒋介石到东北后，凭借国民党军队军事上的暂时优势，于5月24日由宋美龄代他两次致函马歇尔，就东北停战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中共不得阻碍政府按中苏条约接收东北主权(即占领全东北)；中共不得阻碍政府恢复全国交通；在执行三项协定(停战协定、整军协定及恢复交通办法)中，美方代表有公断与决定权，解释权，中共与政府代表的争执，一经美方代表裁定，“双方均应照其判决之件、切实履行”。翌日，蒋又致函宋子文要后者向马歇尔解释，“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只要东北共军之主力消灭，则关内关外之事，皆易为力，”79 示意马歇尔暂时不要急于调处。 　　26日马歇尔把宋美龄24日信中条件向周恩来转达。周恩来提出，国民党政府军已经占领长春，如根据政府一个月前的声明，应立即实行休战，军调部应立即派人去长春制止冲突；苏军已经撤退，接收主权的手续已经完成；他建议将东北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改组为一个民主的东北临时行政会议。周恩来还表示，关于美国军官的决定权问题，他可以马歇尔以前的建议(即在调查的步骤方面给予决定权)为基础进行考虑。80 　　5月26、29、31日，马歇尔通过宋子文连连致函蒋介石说，“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鄙人之调解愈趋困难，即鄙人之后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敦促蒋介石“立即下令国军在24小时以内停止前进、攻击及追击，并建议军调部立即派一前方小组进长春。马歇尔在27日与国民党政府参军皮宗敢、28日与宋子文的谈话中一再以一个战略家的身份提出，“东北幅员辽阔，交通线绵长，中央军数量不足，无法处处设防”，“如再由长春跟踪北进，则运输线愈长，地位愈感困难，危险亦愈甚”，并称，虽然政府军在长春获胜，但如果中共军占领山海关、锦州一带，政府“在谈判中之有利态势即大遭削弱”。王世杰和宋子文都致函蒋介石，要他顾及马歇尔的面子，认为不便断然拒绝马歇尔的建议。81 　　6月3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这时国民党在东北兵力分散，已难以继续向北进攻，在中共方面和马歇尔的坚决要求下，蒋介石被迫同意了派执行小组去长春，并于6月6日发布东北停战令、宣布休战15天。中共方面也作出同样的声明。 　　在15天休战期间，国共代表几经商谈，已经或正在就恢复交通、结束东北冲突等问题达成协定。蒋介石却节外生枝，又于17日提出整军方案的所谓补充办法，要求中共军队撤出热河、察哈尔、山东的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的哈尔滨、牡丹江、安东、通化等许多地区；国民党则要往青岛、天津各派一个军去接替美国海军陆战队。82 　　马歇尔在6月18日与徐永昌、83 俞大维的会谈中指出，这些条件太苛刻了，如果中共同意这种建议，他们就完全处于政府的军事控制之下，中共是不会接受这些条件的，因而希望蒋介石撤回这些条件，在他20日同他们的会谈中进一步施加压力，称“美国不会支持一场中国的内战”。俞大维问，如果6月23日后中国爆发内战，美国将作何反应。马歇尔答道：“海军陆战队可能撤离，第七舰队将驶离现驻地，包括租借物资、剩余物资、借款等项在内的美国的援助将停止，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状况亦难预料。”84 　　18日，马歇尔把蒋介石的方案转交周恩来。周恩来一看就愤怒地回答：蒋介石真是逼人太甚，简直使谈判不能进行，这个方案无法接受。21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7人致函蒋介石指出内战大火有一发难收之势，要求三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解决恢复全国交通、整军复员及东北整军的问题。85 　　在中共代表和马歇尔的要求下，蒋介石于21日宣布东北休战期延长至6月30日，但他又提出两点附加条件：一、胶济铁路沿线中共军于8月1日前撤退到铁路两侧30公里以外地区，二、6月30日前修改三人小组和军调部达成协议时三方一致的原则，给予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86 　　中共代表为争取推迟内战爆发作出让步。6月24日的三人小组会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东北冲突、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的指令及解决军调部及执行小组中某些争执的条款。87 周恩来主张立即签字，以告慰全国人民，但遭国民党代表拒绝。在整军问题上中共代表也准备作出让步。周恩来在6月26日与马歇尔的会议中表示，中共军可以撤出某些地区，但这些地区不得由政府军接防，这些地方的民政不受军队干涉，待中央政府改组后再决定，周恩来再次要求，三人小组每就一问题达成协定，即行签字、并组织实施。蒋介石非但不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而且更提高了他的要价：中共军队在10天内撤出苏北、胶济铁路、承德、古北口、安东省的哈尔滨，这些地方由政府军在一个月内占领；中共军在一个月内从其他国民党所要求的地方撤出，政府军在两三个月内开人。88 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他的无理要求，东北休战期间的谈判毫无结果。 　　在马歇尔调处东北冲突的同时，美国政府继续给予了国民党政府多方面的援助。这些援助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美国海军陆战队留驻华北。到1946年2月，驻华北美军仍有4.5万人。1946年5月1日中国战区正式撤销，驻华海军陆战队又转归第七舰队指挥，美军替国民党政府守卫矿山、桥梁、弹药库、交通线路乃至列车。 　　二、建立驻华军事顾问团。美国政府自大战结束后即开始酝酿建立驻华军事顾问团，1946年2月25日杜鲁门正式批准了这一要求。这就保证在中国战场正式撤销以后，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训练、指导不会间断。 　　三、大量运送国民党部队去东北、华北。为了在苏军撤出时接收东北的主权，美国政府承诺运送5个军去东北。但到了1946年3月底已经往东北运了7个军，即除了1月10日停战令下达前运送的第13军和52军外，还有新1军、新6军、71军、94军、新编27军。5、6月间马歇尔不顾中共代表的反对，又将第60军和53军运往秦皇岛地区，转运东北扩大内战，并将第54军运往青岛地区。连他自己也不否认，这是“为1月10日协定所禁止的对华北部队的全面增援”。89 　　四、一再延长租借援助。美国1945年9月5日确定的对华租借援助为期半年，到1946年3月初止。期限未到杜鲁门又于1月19日签发命令，授权陆、海军部将对华租借援助延长到6月30日，后又延长到10月3l日，到6月底，美国战后对华援助额已达7.81亿美元(其中3亿多用于空运和海运国民党军队)，而大战期间租借援助的总和也不过8.45亿美元。美国战后在租借援助项下提供的军火，装备了20多个师的陆军，8大队的空军。在租借援助的名义下，美国的军事院校训练着国民党军队的5000多名空军人员、数百名陆军后勤人员和军医，美国海军去青岛等地训练国民党的海军人员，根据6月14日的一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又获得价值5170万美元民用装备和物资。 　　美国政府根据马歇尔行前所制订的不论谈判进展如何，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方针不变的原则所提供的上述种种援助，至少起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这些援助为蒋介石准备了内战的物质条件，甚至直接交待了他的内战；另一方面蒋介石很快就摸到了美国政府的底牌，他认定美国政府是离不开他的，因此他很快从被迫作出让步的立场后退，在谈判中态度越来越强横，向中共漫天要价。马歇尔尽管仍然不希望国共最后破裂，但他对国民党施加的压力早已被美国援助的影响所抵销，仓促和努力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没效果，而助战的实际影响却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鄂东、豫南地区的中原人民解放军，29日，该部主力向西北突围，越过平汉线。7月12日，国民党50万大军在安徽莱安至江苏南通长达数百里的战线上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作好全面内战部署后，蒋介石于7月14日上了庐山。 　　6月3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蒋是边打边谈，他在东北一时不敢有大动作，建议在政治上揭露蒋大打，在军事上各个击破。7月2中共中央通知各中央局：“加紧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同时对执行部及小组工作，仍取积极态度，适应边打边谈之情况。”6日又指示：对国民党军队的态度是敌打我也打，敌停我也停，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90 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七·七”九周年的长篇宣言中严厉抨击“美国反动派……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下，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抨击“美国赫尔利、魏德迈集团的武装干涉政策”，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立即自动撤退一切在华陆海空军。这是从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声明发表半年多以来中共第一次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公开的严厉的批评。声明没有针对马歇尔本人，但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使马歇尔和平努力事实上成了陪衬而且归于无效”。91 翌日，周恩来将宣言转交马歇尔，并指出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变时期，美国有必要作出明确选择。明智的政策是不向内战中的一方提供援助，同时继续进行调解。 　　7月11日，司徒雷登被任命为驻华大使。早在赫尔利卸任时魏德迈就开始觊觎驻华大使这个职位，杜鲁门让马歇尔挑选驻华大使，马歇尔最初也推荐了魏德迈。魏德迈踌躇满志，采购了夜礼服、燕尾服和当大使的一切服饰，兴高采烈地准备赴华就任新职。但中共反对魏德迈的提名。马歇尔不想使他的调处因驻华大使的任命变得更加困难，在最后时刻否决了这项任命。魏德迈为此多年耿耿于怀。马歇尔提出的新人选是在杭州出生于一个传教士家庭、长期在中国从事教会教育，时为燕京大学校务长的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堪称中国通，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与国民党和中共的高层领导人都有良好关系，而这正是马歇尔当时所需要的。 　　司徒雷登在8月1日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建议组织一个五人特别小组，包括国共双方代表，由司徒雷登任主席，讨论国府改组问题，获蒋同意。但蒋重提整军方案的所谓补充办法，这回的要价是：中共让出苏皖边区，胶济线，承德及其以南，在东北于10月15日前退至黑龙江、兴安、嫩江等省及延吉，其余均交出，鲁晋两省让出6月7日后占领地区，并以此作为停火、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8月6日司徒雷登把这些条件向周恩来转达，周指出，蒋介石要求中共撒出的地区比以前更多了，而且国民党要接管中共撤出地区的地方政府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因此中共不能接受这些条件。司徒雷登问：有没有商量余地？周恩来断然答道：“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实际上驻兵助械借款，也不能卸脱参加内战的责任。92 司徒雷登出师不利。10日他与马歇尔发表联合声明，称国共双方无法就制止冲突问题达成协议，实际上是承认调处失败。 　　为了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马歇尔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项是自8月起对国民党政府暂时实行武器弹药禁运。在美国要求下它的欧洲盟国也采取了相同立场。但为了不致使这次禁运给国民党政府带来政治冲击，即不致“损害”其“合法性和威信”，美国政府对此严守秘密。在中国，除了蒋介石周围最贴身的几个人外，无人知晓此事，甚至连参谋总长陈诚也一无所知。况且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从美国得到了大批武器装备，而且缴获了日伪军的大量枪支弹药，因此短期的停运军火没有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起到抑制作用。 　　另一项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代杜鲁门总统起草了一封信，并由杜鲁门于8月10日发给蒋介石。信中责备蒋“企图采取强权、军队或秘密警察，而不是民主方法，来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并称，如果在短期内中国国内的问题的和平解决没有真正的进展，“则不能期望美国舆论对贵国仍持慷慨大度的态度，而且我将有必要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的立场”。杜鲁门希望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令人鼓舞的好消息。”93 外交部长王世杰一直对“美国舆论非常顾虑”，他于8月14日特地从巴黎给蒋介石写信说，“马歇尔为全美所信任之人望”，如果“马歇尔陷于完全失败”，“美国政府将必采取若干不利于我之措施与声明，此则可使美国舆论再度逆转”，他劝蒋介石再作“忍耐”，采取若干步骤，打开谈判僵局。94但蒋介石却根本没有把司徒、马歇尔的声明和杜鲁门的来信放在眼里。他在8月19日写了封敷衍搪塞的回信，一味指责中共，为他的僵硬蛮横的立场辩解。该信迟至8月28日才由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交给杜鲁门。杜鲁门没有等来什么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对蒋介石的信也简直无可奈何。他于8月31日再度致电蒋介石，但语言却变得更加软弱无力，他重新提到了1945年12月15日的对华政策声明，希望“迅速消除遍及各地的中国内战的威胁”，使美国计划中的对中国工业经济和农业复兴的援助能够实现。但杜鲁门却没有敢说，如果内战不停止，美国对华援助就中止。蒋介石对这封信根本不予置理，杜鲁门的“对美国人民重新说明和解释美国的立场”也就不见下文，不了了之了。而且正是在8月31日，美国不顾中共的强烈反对，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出售协定》，将原值8亿多美元的西太平洋战时剩余物资，以1.75亿美元廉价转让，但这些物资中的卡车、交通器材、军队干粮和军用被服等被国民党政府直接用于内战，其他物资则在市场上出售，货款被用作军费。 　　半年多来事态的发展使中共对马歇尔调处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使它认定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是不会改变的。8、9月间毛泽东分别接见美国记者斯特朗与斯蒂尔，强烈谴责美国援蒋内战的政策，对马歇尔调处第一次进行公开的严厉的批评。中共通过其机关报昭告国内外：中共抱着美国执行中间政策的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95 从这时起，中共对马歇尔的调处，对国内实现和平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中共没有完全与美蒋破裂，只是“为了彻底暴露美蒋反动面目，教育群众”而已。 　　从7月18日到9月中旬，马歇尔风尘仆仆，八上庐山，反复向蒋介石说明，国民党军事首脑们认为可以打垮中共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他们坚持这样做，一场长期而残酷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内战的结果，“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但蒋介石却按他的既定方针，一方面继续全面进攻中共军队，一方面逼迫中共按他分配的名额指派国府代表和国民大会代表，96 以便按他的方案“改组”的政府、召开伪国大，通过宪法，表示他已“还政于民”借此欺骗中国和世界舆论。 　　9月底，国民党军队向中共控制的张家口发动进攻，张家口是中共在华北的重要政治、军事中心。30日中共代表团分别致函马歇尔及孙科等国民党政协代表并转蒋介石，严正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97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在10月1日通知蒋介石，如不停止进攻张家口，他就建议杜鲁门总统将其召回。5日，马歇尔果真致电总统和国务卿，建议结束他的使命。蒋介石得知此讯，答应同意停止进攻5天(后延长为10天)，条件是实行他2日提出的两项要求；一、中共立即提出国府委员中共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国府委员席位按中共8名，民盟4名，无党派人士1名由中共推荐分配；二、迅速规定中共18个师的驻地，限期进入。中共代表表示，停战不应有限期；蒋介石提的国府委员名额仍低于1/3否决权的要求，不能保证和平建国纲领的实施；按政协决议的规定，国大代表名单应提交给改组后的政府；不应单方面确定中共军队的驻地，而应同时确定双方军队的驻地。98 在中共拒绝蒋介石条件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10月8日再次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共拒绝接受张家口休战谈判提出婉转指责。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 　　10月中旬马歇尔提出了九点建议，中心意思是以当时国共双方军队的实际控制线实行停火。发动全面内战几个月来，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许多原属中共的地方，这一建议等于承认了国民党对中共的全面进攻为合法，它理所当然遭到中共代表的反对。在10月和11月，第三方面也曾为调处进行奔走，提出了一些方案，但均无结果。 　　11月8日，蒋介石为了给他决定11月12日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披上一件“和平”的外衣，发布了所谓“停战令”。马歇尔明知，这种停战令“含有以重开战事来强制推行一个政治决议的明显的威胁”，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是违反政协决议的，但他仍然向周恩来进行游说，似乎既然中共盼望停战，就要抓住这个机会；政协所规定的召开国民大会的程序以及由政协综合小组修改宪草然后提交国民大会等项都是“细节”，没有什么“巨大的重要性”。中共代表严正表示，国民党应停止召开违反政协决议的“国大”，否则应负分裂之责。99 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部分成员飞返延安。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离华回国，结束了他一年多毫无结果的调处。马歇尔在他的离华声明中肯定“国民大会”已制定一部民主的宪法，其中主要部分均与去年1月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原则相符合，他还告诉杜鲁门，这是一部好宪法。100 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美化伪国大伪宪法的欺人之谈。 　　总之，在调处的第三阶段，美国政府和马歇尔虽仍不希望国共彻底破裂、马歇尔对国民党却越来越偏袒。他对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往往先有所批评，但当蒋坚持其要求时，马歇尔就让步了，并转而压迫中共以这些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最后在关于中共军队驻地、国府代表、伪国民大会、伪宪法等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上他都逐渐退到了与蒋介石一致的立场上。 　　在马歇尔结束调处前夕，蒋介石还一再希望马歇尔留下来作他的顾问，马歇尔深知国民党并不需要他的见解，留他是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取得美援。他已经被一年多的调处折腾得心力交瘁，自然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综观马歇尔调处的全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并没有从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中找到一条出路，在马歇尔使华期间，这种政策表现为一边调处冲突，一边助蒋内战，马歇尔也因此具有双重的身份：他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处人，又是美国援助、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在调处的第二、三阶段，由于马歇尔越来越袒护国民党而丧失中立的立场，他也就越来丧失了调处人的资格。说到底调处的失败是美国政策的失败，这是不以马歇尔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马歇尔的调处中提出的种种方案都是以美国实行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军政分离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为基础的，他幻想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首，有共产党参加、自由主义分子起主要作用的政府。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不满，认为没有一个反对党，这个政府是不可能自己变得纯洁的。他把中共作为西方国家中的反对党，相信尽管中共进入政府后会“制造障碍”，但政府还是可以循着英美式的民主道路前进的，而“共产党做为正式的反对党的存在将迫使国民党实行它急需的改革。这些改革当真实行，国民党将会变得强大很多。他认为，这种政治上的改革是医治中国疾病的良方，只有实行这种改革，才有可能防止共产党人席卷全国的革命，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01 马歇尔设计的方案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些方案既不能使国民党满意，也与中共追求的真正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相去甚远。马歇尔的做法实在是两面不讨好。马歇尔使命的失败也是他力图把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尝试的破灭。但马歇尔和美国决策者却没有得出这个教训。他在离华的声明中依然说：“只有使政府和小党派中的自由主义分子担当领导地位才能挽救时局。”他的这个希望自然也没有实现。 　　 　　1946年下半年，中美两国订立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其他一系列条约，这是战后中美关系中的大事。 　　早在二次大战还在进行时，美国工商界就决心抓住与中国结盟的良机，来实现上世纪留下来的开发中国市场的伟大梦想。1943年10月，美国一些曾在中国有长期经历的工业家、银行家成立了中美工商协会，它不久即发展为包括涉及60多个主要工业领域的400多家美国公司的组织。这个协会力图影响国务院的政策，为美国对华贸易及在华投资的更迅速、更有利的发展奠定一个法律基础。他们的意见受到国务院的重视。 　　1943年1月中美新约中规定，两国的战争结束后6个月内进行谈判，“签订一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之条约”。新约签订后不久，中美双方都开始着手准备商约的草案。1945年4月，美国方面把一个长达58页，总计30个条款的条约草案交给国民党政府，作为谈判的基础，中方得到美方草案后，立即组织政府有关各部门进行细致研究，各部门纷纷对草案提出意见。 　　经济部、财政部、外交部等指出美方草案范围之广，内容之详，为以前普通商约所未见，它们的意见集中在美方草案中要求给予对方公民“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上。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常有一些各自的保护本州利益的特殊规定，对他州银行及保险公司限制甚严，与本州注册者待遇不同，外国公民在美国得到的国民待遇只限于联邦司法规定的范围，在各州实际上只是他州待遇。这对中方极为不利，所以在条约中“不能给予漫无限制之国民待遇、金融机关的国民待遇应予删除。102 　　美方草案的另一突出问题是，其中关于美国公司的法律地位的规定与南京政府正在讨论中的新《公司法》不符。新《公司法》拟规定，在本国营业之外国公司，得在华设立分支公司。但美国政府却根据美商的要求，公开干涉中国的立法，认为这一规定妨碍美国人在华之投资，与对华贸易之发展，尤以对从事保险、新闻等事业的企业家打击为最大。美方的条约草案提出，一方公司社团无论其在本国“有无常设机构，分事务所或代理商”均应得到他方的法律认可，此外中方还提出了其他十几条具体修正意见。 　　1946年2月5日，中美商约谈判在重庆开始。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美方首席代表是驻华使馆领事罗伯特·史密司双方从重庆谈到南京，到8月底谈定约稿，谈判艰难地进行了7个月。中方把自己拟就的条约草案搁在一边，接受美方草案作为谈判基础。谈判中主要讨论的正是上述中方提出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关于外国公司法律地位与国民待遇两个问题中方均被迫作出让步，接受美方要求，为此，在1946年4月公布的《公 司法》中取消了有关规定，以便与正在谈判中的《中美商约》相符；关于“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双方最后达成妥协；中方表示在实践中贯彻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但要求在条约中改变措词，不用“最惠国待遇”的字样，以免别国效尤。美方同意。 　　11月4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南京签订。103 条约内容十分广泛，林林总总，计有30条，许多条中又有若干款。但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项：第一，缔约双方在下列各方面彼此享有国民待遇：此方国民在彼方“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从事经商、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购置动产，进口商品内地税的征收，商品的销售、分配，在彼方领土内所制造商品的出口关税；第二，缔约双方在下列各方面彼此享有最惠国待遇（即所谓“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国民、法人及团体所享受之待遇”）：进口关税、采矿、内河及沿海行船与通商、购置不动产。 　　这个条约从文字上看来是平等的，所有规定都是中美双方平等互惠的，但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如此悬殊，中国法人和团体只能实现其中的一小部分规定，两国之间实际上无平等可言，因此这无疑是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由于条约保障了美国在中国的广泛的片面的特权，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称赞它“为美中两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井说：“与早先的商务条约相比，这一条约包括了一些更宽广、更现代化的规定，以便使公司享有的权利和特权规定得更具体、更详尽。商约条款的措词反映了在起草条约方面晚近的经验，以保护美国的出口免受许多新的复杂的贸易形式和30年代初以来实施的交换控制的限制。”104 　　在此前后，国民党政府还同美国签订了其他一系列条约，如《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1946年8月）、《中美警宪联合勤务议定书》(1946年10月8日)、《中美空中运输协定》(1946年12月20日)等等，这些协定的订立，把国民党政府同美国自太平洋战争以来形成的特殊关系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了，并且保障了美国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排他性的地位。 　　国民党政府是在依仗美援进行内战的情况下签订《中美商约》等条约的。毫无疑问，这时国民党政府首要的考虑是如何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从美国得到更多的援助，以增强其在内战中的地位。虽然一些政府部门对美国草案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但这个政府自然不可能在谈判中保卫中国的民族利益，而只能尽可能地满足美方的要求，而置民族利益的损害于不顾。正因为《中美商约》严重损害中国利益，所以在条约谈判过程中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条约公布后更受到各界的严厉批评。在谈判期间，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针对国民党政府准备修改《公司法》以满足美方要求的做法，尖锐指出：“外国人不应干涉我国的内政，更不应干涉我们的立法。中国的立法应当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可是我们的政府不重视人民的意见，而重视美国的利益……这样做法是没有良心的”。条约签订后，他们更猛烈地抨击说：“今日甚嚣尘上之《中美商约》问题，表面上是一纯粹的经济问题，内容上确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政治问题”，“极少数发国难财、胜利财、接收财、内战财的富人……紧握生死予夺的大权而不肯放，甚至不惜以全国老百姓的权益向美国交换精锐的武器来杀同胞，与美国订立丧权辱国的所谓《中美友好商约》，以压倒我国民族工业，忍心害理，莫此为甚”。105 　　国民党政府不顾舆论的强烈反对，—意孤行，于条约签订后第二天即由行政院、第三天由最高国防委员会相继通过，11月9日经立法院表决而完成所谓“立法手续”。美国方面出于某种考虑，于1948年6月才批准条约。 　　对于《中美商约》和其它一系列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美援的条约、协定和换文，中共于1947年2月1日发表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106 　　 　　第三节 1948年《援华法》 　　 　　马歇尔在华调处期间，美苏关系不断恶化。1946年2月，美国苏联问题专家、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收到一份国务院要他分析苏联行为的根源的电报。22日，凯南向国务院发回长达8000言的电报，其中强调，苏联“狂热地坚信与美国不可能达成持久的妥协”，即美苏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共处，它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称，如果苏联的企图遭到强硬抵制，且对方具有足够的力量，并表明了抵抗的决心，苏联便会知难而退。107 这份电报在美国决策集团内部传阅、评批，电报的绝大部分被决策者作为对苏联过去和将来行为的最合理的解释而接受。同年9月，杜鲁门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奉命与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司法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长及其它官员就美苏关系交换意见，然后，提出了一份题为《论美苏关系》的长达60余页的报告。报告回顾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美苏关系，分析了当前美苏矛盾的焦点，并得出结论，“现行苏联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尽快增长苏联的力量，削弱它认为可能成为敌国的国家的力量”，以便为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最终不可避免的冲突作好准备。报告建议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使苏联人意识到美国足够强大不会被打败，美国足够坚定不会被吓倒”，从而使苏联改弦易辙。108 　　在1946年间，美国政要，如国务卿贝尔纳斯、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等，以及杜鲁门本人，还发表多次有关国际形势的讲话。这些讲话以及上述两个报告综合起来，美国的新战略要点为：一、公开宣扬美苏之间的分歧；二、美国对苏联不能再作任何让步，应该“划线而止”，并挫败“苏联扩张”的图谋；三、为此需要重组美国军事力量，并对给盟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予以同情的考虑；四、与苏联的谈判仍要继续，但只是为了记录苏联的不妥协态度以便向美国人民交待。109 总之，一套对抗苏联、在世界各地寻求扩张的新战略正在酝酿成熟。 　　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照会美国国务院，声称由于国内经济困难，3月31日之后，英国无法再给希腊和土耳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希望美国挑起这副担子。杜鲁门政府“立刻意识到，英国此刻已将领导世界这一任务，连同其全部负担和全部光荣，一齐移交给了美国”。110 美国政府决定抓住这一紧急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时机抛出在全球进行扩张的纲领。美国政府内部各部门、政府与国会，美国与英国紧急磋商，反复讨论，拟定了一篇日后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总统咨文，于3月12日在国会抛出。杜鲁门极富煽动性地大肆渲染苏联的扩张，即共产主义的扩张，扬言，不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美国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企图实现的征服”。111 这就是说，美国的安全利益是不受边界约束的，不管这个星球上什么地方有风吹草动，只要美国当政者看不顺眼，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进行干涉。美苏之间隔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苏联又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杜鲁门主义的矛头实际上主要是对着中间地带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杜鲁门主义的提出表明，反对共产主义已成为美国的国家意识。此后不久，凯南以他8000言的电报为基础写成的题为《苏联行为探源》的文章经国务院有关方面许可。署名“X先生”在7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任何对苏政策的要旨在于，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根据苏联政策的变动和部署情况，针对其一系列不断交换的地理和政治目标，灵活机警地运用反击力量加以遏制”。112 这篇文章引起广泛重视，以致“成为报刊宣传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漩涡中心”。如果说，杜鲁门主义是美国最后发出了冷战的宣言书，那末，凯南的文章就是提出了进行冷战的遏制战略。1947年的中美关系正是在美苏冷战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 　　马歇尔调处的失败，宣告了美国既支持蒋介石又企图避免国共两党之间大规模内战、避免美国直接卷入这种内战的政策的破产。早在1946年7月，马歇尔就曾表示，如果国共谈判破裂，他要建议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来重新审查美国对华政策。马歇尔于1947年1月21日就任国务卿后，在他担任此职的两年中，他是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上任伊始马歇尔即吩咐其下属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新研究。2月7日，远东司司长范宣德拟就了备忘录。马歇尔将备忘录转发政府各部门首脑征求意见。陆军部长帕特森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提出了许多针锋相对的看法。两者的主要分歧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否应当继续鼓励中国国共两党实行联合。范宣德在备忘录中指出，美国政策仍应是：“帮助中国人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取得联合”。他解释说，这不是出于对中国人的同情而发的善心，而是因为，（1）只有“联合的、具有民主倾向的中国”才能对实现美国的远东政策作出贡献，一个共产党中国，或者一个封建法西斯中国都是对美国不利的；（2）只有国共两党联合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美国军方本不赞成马歇尔使华，此时使命既已失败，他们自然更觉在理了。帕特森在2月26日给马歇尔的信中说，中国国共两党有着根本的分歧，鼓励他们实行联合，实际上是让中共控制政府或破坏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认为，共产党只会接受能使他们早日控制政府的解决办法，而这将导致在中国出现一个共产党政权，从而危及美国的军事安全。113 　　马歇尔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如何呢？3月4日，马歇尔在给帕特森的信中硬着头皮说：“尽管国共两党能否在国民政府中共事已经大成问题，但我们鼓励中国人通过和平途径取得联合和民主的政策并不因这一障碍而失效”，仿佛他还坚持原来的主张。而在前一天，3月3日(当时美国政府正在积极策划提出杜鲁门主义)，马歇尔与顾维钧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他说，当他去中国时，美国政府所考虑的不是组成一个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他和他的政府希望看到中国政府扩大基础，把人民中各种成分都包括进去，但国民党领导人把它理解成联合政府了。他不认为每个政党都必须参加到改组后的政府中。114 马歇尔的这番表白是耐人寻味的。在杜鲁门1945年12月15日的声明中虽没有用“联合政府”的字样，但明白表示“中国各主要政治党派”应当在政府内“享有公平与有效的代表权”，这与“联合政府”是一个意思：马歇尔说他不认为每个政党都必须参加政府，实际上是说可以把共产党排除在外，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他使华不是为了调处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冲突，而是为了调处国共两党的冲突，按美国设计的方案实行国共联合。总之，马歇尔不想承认调处的失败，还是竭力为调处、为美国对华政策辩护，试图证明他是一贯正确的，结果自然是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 　　第二、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范宣德等国务院官员认为，国民党政府最紧迫问题不是财政或军火的困难，而是它本身的官僚弊政、腐败无能，因此，不实行剧烈的政治和军事改革，这个政府是没有救的，美国对它的援助也难以发挥作用，据此他们提出，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援助应当以它实施改革为前提；但在判断是否具备了这种前提时，应当抱着同情的态度、应当更多考虑它实行改革的愿望。而不是苛求改革的效果。115 　　陆海军部反对援蒋要有先决条件。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改善将有赖于经济状况改善，美国在国民党政府取得肯定的政治进步以前不给援助是一种无所作为的政策。福雷斯特尔认为中国正象一次大战后的德国一样经历一个经济形势险恶的时期，他建议派一个财政经济代表团去中国，实施一项类似道威斯计划的方案。帕特森也主张应当象军事顾问团那样，遴选美国政府中财政、银行、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各方面有实际经验的专家，组成经济顾问团，去帮助国民党政府。116 　　马歇尔对国民党政府本身的问题十分清楚，他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倾向于国务院官员的意见，但他并不反对帕特森的说法，即“中国政治上的进展与我们提供经济援助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他在等待机会，等待国民党政府“状况有最起码的改善”，117 然后采取行动。 　　1947年1、2月间，行政院长宋子文一再会见司徒雷登大使，并提交正式照会，就恶化的经济形势向美国告急。他表示，国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改组正在进行之中，但危急的经济形势使小党派采取骑墙态度。因为他们不愿同一个可能垮台的政府结合在一起，并称“唯有美国给予某种具体的援助和支持才能稳定经济形势并改善政治局面”。他要求美国迅即提供粤汉铁路借款和一亿美元的棉花贷款。国民党政府还通过驻美大使顾维钧提出类似要求。但马歇尔认为提供大规模援助“时机未到”。尽管如此，他还是指示范宣德以他的名义就粤汉、塘沽新港和重建煤矿业的借款事宜去与进出口银行洽商。118 　　第三、是否应当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范宣德和中国科科长石博思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的理由是：1.1947年2月、3月间国民党军队仍处于攻势，中共军队仍处守势，而且没有显示出进攻能力，国民党军队的武器供应状况还不困难；2.美国政府不可能也不准备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足以消灭中共军队的大量援助，而有限的军援又可能使国民党领袖有恃无恐，继续进行无休止的内战，结果导致政府因经济崩溃而垮台；3.美国过早提供军援，只能使国民党中一味指望美援而不思改革的人更加固执己见，政府也就不会再实行任何真诚的改革；4.美国的军援将使中国人民(包括大学生、自由主义人士甚至亲美的中国人)中现已存在的反美情绪变得更加强烈；5.对华军援可能刺激苏联，而避免使中国问题成为美苏关系中的刺激性因素应当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之一。最后他们强烈建议，如果要考虑美国军事援华问题，援助的时机、方式、规模等项的决定权应归国务卿。119 　　陆、海军部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不同意上述意见。他们认为，1.美国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刺激不刺激苏联，而是“遏制苏联的扩张”，否则将使美国的军事安全受到威胁；2.中国混乱状态的继续对苏联有利，因为它至少可以使苏联继续巩固其在东北的势力，并进一步向新疆和东北渗透；3.军援对改善国民党政府的处境至关重要，即使小规模的援助也能增强其士气，并帮助它夺回现被中共控制的地区；4.国民党政府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它负有义务，先前支持过它，现在也应当继续支持它；5.不给军援不符合美国对华政策，与派遣军事顾问团驻华、提供对华经援等措施是自相矛盾的。120 　　驻华军事顾问团也持同样看法。他们低估中国人民的力量，迷信美元和美国的先进武器装备，认为只要给国民党以援助，就可以根本改变中国内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国民党军队就可以取得胜利。空军顾问团团长麦康纳尔声称，尽管国民党空军素质很差，但只要给予适当的装备和训练，其素质即可迅速改善，变得很有效能。陆军顾问团团长卢卡斯甚至夸下海口：如果授权他制订国民党军队战略战术，美国又提供大量军援，他能在两年左右把国民党军队建成第一流的军队，打败共产党人。他强烈表示，禁止让售武器的政策影响了顾问团的作用，这一政策不改变，顾问团的工作便会受到“完全的、而且可能是荒唐的挫折”。他要求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紧急援助”，包括训练部队用的装备、训练和作战用的弹药、武器零件、车辆、飞机等等。121 　　军事顾问团还竭力主张扩大其工作范围和规模。卢卡斯在上述信中指出，到1947年年中，顾问团已经帮助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进行改组，并奠定了军校系统的基础，但他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那就是对战斗梯队的现代化训练、在所有梯队中建立完善的行政、技术和后勤服务。他要求美国政府批准由顾问团组织和管理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并为此“大大增加顾问团的人数”，当国民党决定在台湾开设训练中心后，卢卡斯在6月30日的信中又表示，顾问团对台湾训练中心“实行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是为挽救国民党军队的危局而设置的整个训练计划的第一步。122 　　国务院官员在军事援蒋问题上的态度前后也有变化。司徒雷登3月21日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情况危急，美式装备的部队只有三个月的弹药了。123 这份电报使国务院震惊。接着，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向美提出了供应l亿发7.92毫米中正式步枪子弹的要求。4月2日，范宣德和副国务卿艾奇逊都认为，虽然不能以军事行动作为持久解决中国内部困难的办法，但是“完全禁运军火也会削弱中国军队的防御能力”，建议把王世杰所要求的这批子弹作为例外以剩余物资卖给国民党政府。但范宣德仍不同意大规模军事援蒋。他在此后的报告中仍一再重申，大规模军援“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直接介入中国内战”，而他不认为这种介入会立即产生确定的结果。他主张，美援的目的应是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瓦解，而不是如参谋长联席会议所称的帮助国民党打赢内战；为此，他建议实行有限援助，即向那些美式装备的师提供弹药。范宣德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大规模军事援蒋的做法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机构的有关报告是不一致的。124 　　马歇尔在这一方面的主张也与国务院官员相仿。他不象帕特森和福雷斯特尔那样认为美援能对中国局势产生神奇的效力，他的估计是，“即便美国准备给中国政府以大量军火和大规模支持，是否能使它在一定时期内打垮中共及其军队也是极可怀疑的”。他主张让中国交战双方建立“某种程度的平衡或僵局”，也就是说，使战争处于一种胶着状态，维持国民党政府不垮。如果国民党军队在中共进攻面前处于颓势，则立即提供军援。125 这种“平衡或僵局”可能延续多久？结果会怎样？马歇尔没有预测，可见他也只有这样一种权宜之计。他虽未批准在4月向国民党政府让售7.92毫米子弹，却下令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大沽的军火堆栈转交给国民党军队，稍后，他又批准转交北京机场的军火堆栈。126 　　1947年3、4月间，国民党政府为了欺骗国内舆论，也为了向美国政府邀宠，实行了所谓改组，由政学系头子张群出任行政院长、并吸收了民社党、青年党等小党派负责人和一些美国政府欣赏的“自由主义分子”、社会贤达等参加政府。司徒雷登对这次改组极为欣赏，他在4月19日向美国政府报告说，“组成新国府委员会的分子，无论国民党还是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来看，在目前情况下都是不能再好了”，“根据这次国府委员会中国民党与无党派和社会贤达的委员的质量，我们有理由指望他们努力进行健全的具体的变革。”127 　　国民党政府随即发动了新的求援攻势。4月27日，宋子文、蒋介石接连向司徒雷登提出提供麦棉贷款、军火、完成8空军大队等项要求。5月8日，顾维钧又会晤马歇尔，要求提供10亿美元贷款，以供在美国购买物资和装备。 　　马歇尔认为国民党政府改组为美援提供了机会。5月26日，他下令取消对国民党政府禁运武器的命令，并首先批准让售1.3亿发7.92毫米子弹，国民党政府以65万多美元(原价1/10)购得这批子弹，并于7月14日和8月11日分两批从西雅图装船。马歇尔还批准继续交付属于8空军大队项下的运输机。 　　在行政机构内部，国务院与军方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而在共和党操纵的国会与民主党掌管的行政机构之间，这种分歧更为突出。在1946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皆取得多数席位，它对打破民主党连续16年对行政部门的控制、在1948年大选后入主白宫充满了信心。共和党议员唯恐民主党政府不垮，便抓住对华政策问题大做文名，兴风作浪。共和党的一些亲蒋议员对马歇尔调处本来就不赞成，调处失败后，政府对华政策便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并用以进行党派斗争。1月31日参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布里奇斯发表声明称美国必须保证支持“刚刚通过了民主宪法的”国民党政府。128 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也认为“对我们来说，坚决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时机已到了……我觉得，我们应当在各条战线上同样开始迎接共产主义的挑战”。129 　　杜鲁门主义的提出，使共和党亲蒋议员的气焰更加嚣张起来。就在3月12日国会辩论总统咨文时，众议员周以德攻击马歇尔使华是“帮助了中国的共产党少数派进行推翻政府的努力”，美国政府为此应当感到遗憾。次日，参议员布鲁斯特在纽约的一次讲话中称，美国一边援助希腊反共，一边“敦促蒋介石拥抱共产党人”，这真是一件怪事。在22日讨论对希腊、土耳其援助的听证会上，周以德气势逼人地要求艾奇逊解释美国政策的这种“矛盾”。130 　　与国民党政府有着极密切关系的院外援华集团在马歇尔使华失败之后也大大活跃起来。这个集团既是美国侵华政策的产物，又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多年苦心经营培植的结果。按其成分来说大致有这样几种人：从事对华贸易、投资的工商业者，如纺织品进出口商科尔伯格，在中国经营制铝工业的雷诺兹；曾在中国或东亚任过职的将领，如陈纳德(战后，他在中国办航空公司，所以实际上也成了美国实业利益的代表人物)、驻日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第七舰队司令库克；教会势力或传教士的后人，如天主教国际和平协会，美国天主教国外传教会；右翼政客，如前驻苏、法大使蒲立德；新闻界右翼势力，如卢斯、赫斯特、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等。其中不管哪一类人都与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切身利益都这样那样地与这个政权的成败攸切相关。比如这个援蒋集团的核心人物科尔伯格是靠经营中国纺织品发迹的；卢斯在战时就利用其控制的在美国极有影响的《时代》、《生活》等杂志塑造蒋介石的“英雄形象”，他把蒋政权的危机视为他一生最宏大计划的危机；陈纳德的航空公司与国民党上层官员勾结从事军火和商业走私活动，连美国驻沪领事鲁特福德也说：“在好战的反共主义的外衣下，隐藏着自私利益和个人发财的真实动机”。131 　　1947年1月17日，陈纳德致函范登堡说，美国要求中国组成联合政府是援助了中共，美国必须放弃谈判，全力以赴支持蒋介石，否则，中国就会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从而无可比拟地增强苏联的地位：苏联在亚洲侧翼安全得到保障后，便将在欧洲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政策。范登堡回复说，这封信给了他“极大鼓舞”；陈纳德的看法是“完全不可战胜的”，他希望在他任主席的参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宣读此信。132 科尔伯格常常直接、间接地向共和党参议员塔夫特、布里奇斯等兜售他亲蒋反共的观点。卢斯与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等政要过从甚密，经常互相交换情报，他在华盛顿的办事处是院外援华集团最卖力气的机构。马歇尔调处失败后，他控制的《生活》杂志就断言，“美国最终必将全力支持国民党”。5月，他见到马歇尔声称，一个联合援华运动即将掀起，他要求马歇尔发表一个支持声明，并威胁说，如果政府不改变现在的做法，他的杂志就要对政府进行批评了。他的杂志集中攻击范宣德，也直接向马歇尔施加压力。在10个月中，《时代》周刊两次在封面上刊登马歇尔像，并挑衅性地问道：“马歇尔对于他面临的任务来说够大吗？”133 　　1947年年中，中国内战形势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国民党军队由战略进攻转人战略防御。战场上的溃势驱使国民党政府发起新的求援攻势。6月18日，蒋介石亲自出马，约见司徒雷登，向他通报了东北战局的危急形势。与此同时，顾维钧在华盛顿会晤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索普，要求延长1946年拨付的5亿美元贷款的付款期，此外至少再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他还要求美国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正式声明。134 6月25日，顾维钧又会见了马歇尔本人，递交求援照会。他还频频走访国会议员进行游说。 　　面对着政府内的亲蒋分子、国会内外的援蒋集团、国民党政府四方面的压力，马歇尔接受周以德的建议，决定派魏德迈(时任陆军部计划作战司司长)访华，对中国形势和美国可能采取的步骤再作一次调查。其实，马歇尔时中国形势早已清楚，他也不指望魏德迈会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锦囊妙计，派遣这个使团不过是马歇尔进退两难处境中采取的缓兵之计罢了。 　　魏德迈使团于7月22日抵华，8月24日离华，在中国活动了一个多月。在马歇尔起草的总统指令中说，魏德迈应当向国民党领袖表明，“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有效措施以趋向中国元气的恢复”，美国才能“考虑援助复兴的计划”。135 也就是说，马歇尔仍然想把美援作为压蒋实行某些改革的手段。魏德迈把这项指示理解为：说服中国人，他们必须提供证据，美国的援助不会被浪费掉，说服华盛顿，必须提供这样的援助。136 　　国民党政府把魏德迈使华看作是美国大规模援蒋的先兆。因此，虽然它对美国未经事先商量就宣布使团的消息感到不快，但仍对使团表示热烈欢迎，有人甚至指望，魏德迈可能取代司徒雷登出任大使，须知赫尔利就是这样取代高思的。于是，他们一方面对魏德迈百般逢迎，硬着头皮听他训话，批评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一方面提出各种各样的援助要求。魏德迈基于所奉的指令，没有承诺这些要求。但他在9月19日给杜鲁门的长篇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全面援蒋的计划。他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估量中国的战略意义，认为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太重要了，不能冒险让其落入共产党之手。他写道，在战时，一个友好的中国能向美国提供“重要的空军基地作为轰炸前站之用”，并能提供“亚洲沿海的重要海军基地”，以及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反之，如果中国被苏联或“一个亲苏政权”所控制，中国将向美国的敌人提供这些财富，从而危及美国在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的基地。他虽然也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实行改革，但不同意国务院官员以改革作为援助的前提的主张，而建议立即给国民党政府以长期的、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主张派遣大量美国顾问指导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和其它经济部门，强化军事顾问团，把它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后勤部队、训练营和战场的军事行动。137 毫无疑问，魏德迈的使华及其报告加强了政策辩论中的一方——军方及国会内外亲蒋势力的力量。 　　在魏德迈使华同时，卢斯派蒲立德来中国，为《生活》杂志撰写专稿。蒲立德在华活动了两个月，写了臭名昭著的《向美国人民报告中国》，在10月13日出版的《生活》上发表。他肆意歪曲事实，把中国内战说成是“苏联把中国变为卫星国”的战争，进而危言耸听地说，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会导致苏联控制整个亚洲，“亚洲的人力和资源会被动员起来反对我们。美国的独立不会比中国的独立久一代人”。他鼓吹立即行动，制订三年计划，给蒋介石政府以13.5亿美元的经援和军援，并建议派麦克阿瑟作为总统个人代表帮助蒋介石指挥作战。138 蒲立德的文章竭尽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之能事，对不明真相的美国人有欺骗性。文章被几家重要杂志转载，在几十种报刊上登了大幅广告，影响恶劣，流毒甚广。它十分自然博得了国民党政府的喝彩。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宋美龄就致电顾维钧，他要向卢斯转达蒋介石本人对文章的“极大满足和热烈欢迎”。稍后，顾维钧还代表国民党政府向卢斯授勋以资鼓励。 　　亲蒋议员也在紧张活动。10月，众院军事委员会的四名代表访问了中国，他们在会见蒋介石后迫不及待地给杜鲁门打电报，要求政府“以现在的军事物资刻不容缓地援助中国政府，以满足它恰当的需要”。 　　周以德比别人更卖力。他在魏德迈回国后来华，跑了北平、南京、上海等不少地方。他几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向他抱怨美国对西方与东方的共产主义采取不同态度，质问说，援助希腊、土耳其，而对中国无动于衷，这是不是对黄种人的种族歧视？周以德还到东京同麦克阿瑟进行商谈。仆仆风尘回到华盛顿后，他顾不得旅途劳顿，又开始了紧张的活动。11月8日，与新任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然后提出了他的五点主张，概括起来就是：除非美国在道义、财政、军火、部队训练等方面全面援助中国，则不能遏制共产党人，不能结束中国内战；美国要维持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控制，维护蒋介石政府是中心环节，日本和朝鲜的安全也取决于在中国大陆保持一个非共产党政权，如此等等。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期间盛行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这时已成为蒋政权卫道士们的思想武器了。尽管马歇尔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的持久的解决办法必须来自中国人本身，但在一片要求援蒋的喧嚣声中，他又采取了一系列使美国对华政策朝着援蒋方向滑行的步骤。第一、9月中旬，他解除了范宣德远东司司长的职务，派他出任瑞士公使，而不是去捷克，如范宣德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也不是来中国，如亲蒋势力所担心的。当范宣德成为亲蒋势力的众矢之的时，马歇尔把他打发到一个在美国外交中不占重要地位，没有什么矛盾纷争的地方任职，这是对亲蒋势力的明显让步，也是马歇尔执行继续和扩大援蒋的政策而作出的组织上的调整。第二、马歇尔于10月21日批准让售8大队项下的军用飞机和马里安纳岛上的剩余军火。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上避免受到苏联的指责，他要求对一切援蒋事宜均不得声张。139 第三、杜鲁门和马歇尔在10月对访美求援的王世杰明确表示，“美国在中国有传统的利益，在美国考虑全世界的经济恢复和复兴时，中国是不会被忽视的。”140 马歇尔频频召集会议，讨论王世杰提出的要求，研究援蒋的实际措施。第四、10月27日，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项救济援助协定，美国提供1947年春国会拨出的277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第五、马歇尔虽然拒绝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魏德迈等关于派军事顾问到国民党作战部队去的建议，因为这样做顾问团得增加几万人，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他批准了顾问团到台湾训练中心去训练国民党部队，并对后勤部队实行改组和监管。141 　　战后，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欧国家的经济恢复遇到极大困难。美国政府担心，西欧若爆发经济危机，势必影响美国经济，影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遂决定以大规模的贷款和赠予的形式帮助西欧国家度过难关，重建国家。5、6月间，艾奇逊、马歇尔相继发表演说阐明这一方针，马歇尔计划出笼。11月，杜鲁门、马歇尔同国会领袖经过商议，决定在援欧正式确定之前，召开国会特别会议，通过向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提供临时援助的法案。援华问题也随之提上国会议事日程。 　　11月10日，马歇尔把临时援助方案提交参众两院。次日，在参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主席范登堡表示，如果没有援华计划，援欧计划便只是一个“单股方案”，是行不通的。142 众院要求给国民党政府6000万美元临时援助。国民党政府闻讯立即提出，在1948年l至3月间每月提供2000万美元紧急援助。 　　亲蒋势力的要求使马歇尔重新考虑紧急外援问题。行政当局12月中旬提出的方案是：向法、意、奥、中四国提供5.97亿美元临时援助，其中给国民党政府1800万元。143 这比国会原先的要求少的多，但是蒋政权总算有了一份，亲蒋议员也只好暂时满足于这种妥协了。 　　当马歇尔在11月11日的参院外委会会议上被问及援华计划时，他答称，准确数字尚未确定，大约在1948年4月至1949年6月的15个月内援华3亿美元。他在次日众院外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最大的困难在于寻求一种途径，使我们拨付的款项能在目前形势下收到70%的效果。144 　　这个计划自然不能使亲蒋议员满意。他们吵吵嚷嚷，纷纷要求增加援助金额。周以德在11月12日和14日众院外委会会上一再做了冗长发言。他认为3亿元的援助是“不彻底的办法”，说：这个数目“太可怜了……这就是说，在今后15个月里，摊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大概75美分，要管吃、管穿，管治病，还要和共产党人打仗”。显然，周以德的出发点是要把蒋介石政权整个包下来，由美国提供他所需的一切。周以德还对马歇尔没有提到军事援助感到不满。他说，在亚洲，日本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朝鲜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是军事问题，纯粹的单纯的军事问题。”他口若悬河，再次重复他的陈词滥调，喋喋不休地论证援蒋的必要性。他还援引麦克阿瑟的话，攻击以国民党政府的改革作为美援的条件是“美国的最高利益与中国内部的净化问题混淆起来”，“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错误。”145 　　院外援华集团也对民主党政府展开了新攻势。11月11日，科尔伯格给纽约州州长、1948年总统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秘书洛克伍德写了一篇备忘录，内容之一是要求政府公布与对华政策有关的八项文件，包括有关史迪威的报告，雅尔塔秘密协定，魏德迈使华报告等。11月24日，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一次校友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攻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没有两党合作”，指责马歇尔使华是“公开命令我们的中国盟友把旨在消灭政府的共产党人接纳进政府”。他把欧洲和亚洲比作“自由世界的”的两条腿，认为在援欧的同时不给国民党政府以足够援助是“只治病人的一条腿，而不管另一条腿的坏疽病把病人毁掉。”针对马歇尔所说的国务院很难找到一种办法使援蒋“收到70%的效果”，杜威反唇相讥说：“我不知道[援蒋]是否能收到50%或80%的效果，而且我怀疑有谁知道。但我相信一点，这比没有援助要有效得多。”他鼓吹立即采取行动，“回到传统的支持自由中国的政策。”146 蒲立德则在1948年2月9日直接致函杜鲁门说：“如果满洲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他们将迅速向南横扫长江流域，他们也可能征服全中国；到那时，总统先生，你就得为斯大林征服中国给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带来的后果向美国人民作出交待。”147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它向美国派出一个技术代表团，为接受美援作准备。该团与国务院、财政部、商业部、联邦储备银行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有关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1948年1月28日，行政院长张群还煞有介事地宣布了十点“自助计划”，内容几乎涉及国家经济生活各个方面，他声称要对中国财政经济进行全面改革，竭力向美国示意，即将到来的美援是不会被浪费掉的。 　　亲蒋势力的攻势和国民党的表示又一次起了作用。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拨款5.7亿美元的经济援蒋方案，比马歇尔原来说的增加了2.7亿美元。这个数目大致相当于1947年底国民党政府的美元和英镑储备。马歇尔的用意是，国民党政府可以用自己的钱去买军火，美国政府不直接对它作军事上的承诺。 　　2月20日，马歇尔在参众两院外委会上宣读一项声明，它是后来同《美中关系白皮书》一起发表的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的雏形。马歇尔列举了战后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表示美国政府是“亟愿协助中国政府”的；他接着指出，由于国民党自己不争气，结果现在“已经处于极端劣势的地位”，美国政府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左右中国局势。他特别提醒议员们，“一旦承担对中国内战，或对中国经济，或两者直接负责的义务，美国就是承诺执行一种政策，为此需要耗费多少美国资源是不可预料的。对此美国必须格外小心。”148 言外之意是说，如按亲蒋势力的主张去办，可能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这样马歇尔既为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又谨慎地回击了亲蒋势力的攻击。 　　军界和部分共和党议员对杜鲁门的方案和马歇尔的声明仍不满意。他们力图把若干经援改为军援。众院外委会要求把5.7亿中的1.5做为军援。周以德和另一共和党众议员沃里斯说服众院外委会把援欧计划和援华方案合作一个议案。但参院外委会一致认为，中国的局势是无望的。马歇尔的声明引起他们的共鸣。在3月14、20日参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有这样的话。 　　乔治：尽管我同情中国，但我担心，这5.75亿美元到了蒋介石手里是纯粹的浪费。这只是一种浪费，别无其它。 　　康纳利：对整个中国来说，5.75亿美元就象给街角的乞丐一个小钱。 　　洛奇：我毫不热心于象希腊那样对待中国。……中国实在太大了，在希腊那种情况下能够实现的目标在中国则不能实现。 　　主席〔范登堡)：我同意这种说法。 　　康纳利：我想我会对援华方案投赞成票，但我以为这是浪费钱财，因为这对他们无所补益。 　　洛奇：我也愿意投票赞成给他们一些钱。但我要是主张向他们提供美国的人力资源，那我就该死了…… 　　范登堡：我们所遇到的无情的事实是，我们面临一种情况而不是一个理论……我们不能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垮台承担责任。我们十分实际的问题是，什么是处理局势的最便宜的方案…… 　　希肯卢珀：我看就给他们一些钱，但不要标明用途，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否则你就跟打仗扯在一起了，正象乔治所说，如果我们卷入军事方式中去，那可就不仅仅是冒险。那将是天下大乱。149 　　结果，参院把众院方案中的军援缩减成1亿元，并且不用正式军援的名称，而把它作为对国民党政府的额外援助，任其支配，包括购买军火。最后达成的方案是：经援3.38亿元，特别赠款1.25亿元。《援华法》作为《1948年援外法》的一部分，于4月2日由国会通过，4月3日杜鲁门签字批准。但1948年6月众院拨款委员会又把经援减为2.75亿元，从而使援助总额减为4亿美元。150 　　《援华法》的实施由美国经济合作总署负责。1948年5月原旧金山市长赖普汉被任命为该署中国分署署长。6月7日赖普汉到中国，分署正式开始活动。国民党政府方面专门成立了“美援物资委员会”，行政院长张群亲自出任主席，委员包括了外交、财政、交通等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资源委员会主席，上海市长等。这个委员会规格如此之高，足见国民党政府对美援依赖程度之深了。 　　为了实施《援华法》，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于7月3日订立了《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8月5日又换文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由美方2人、中方3人组成)。根据这两项协定和其他有关照会，美国的影响和控制渗透到了国民党政府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取得不少新的特权。 　　由于中国内战形势的迅速发展，原拟实施的许多经援项目未及实行，经援剩余款项后来用于台湾。至于1.25亿美元的“特别赠款”，国民党政府主要用它在美采购军火和军事装备。虽然款项已全部拨付。但到1949年4月1日尚有0.45亿美元的军事物资尚未交付。杜鲁门与国会领袖商议后决定继续交付这些军火。151 其中有一部分后来用于支持台湾的国民党军队。 　　《援华法》是美国政府在进退两难中寻找出路的产物。它结束了1947年以来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辩论双方对于援蒋反共是没有异议的，分歧在于如何援蒋、在多大规模上援蒋。152 在一年多的辩论过程中，美国一步一步愈来愈深地介入了中国的内战。虽然美国决策者对蒋介石政权没有多少信心，153 但是既然他们要“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扩张”，他们只能把自己牢牢拴在国民党的战车上。《援华法》的通过表明，美国政府战后扶蒋反共的政策具体化为这样一种政策：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一定数量的军事顾问)，尽可能延长注定灭亡的国民党政府的寿命，纵然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要在这条道路上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给中国共产党制造尽可能多的困难。 　　 　　第四节 美国的两手政策与中共的“一边倒”决策 　　 　　从马歇尔使华后期到1947年，中国共产党揭露美国援蒋内战和蒋介石集团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并以此作为教育和动员人民，孤立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要武器，中共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广泛的反美爱国运动，认为这是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但当时苏联担心美国会大规模干涉中国内战，中共力量薄弱，不是美蒋的对手，又怕中国内战把苏联也卷进去，引起世界大战。在革命队伍内部也有种种模糊认识。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6到1947年发表了一系列指示、谈话和文章、其主要观点归纳起来为：第一、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也就是所谓“中间地带理论”；第二、世界人民民主的力量定能克服战争危险，美苏之间必能达成妥协，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第三、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第四、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他们的强大仅仅是暂时的，他们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154 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对世界形势作了客观而深刻的分析，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敢于斗争的精神，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1947年1月，中共提出了结成“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世界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中共又正式接受了“两大阵营”的提法，并把中国革命作为“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155 　　中共密切注视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蒋特别咨文。中共发言人于21日对此予以严厉抨击，指出，这“是为了延长中国的内战”，是美国“奴役东方人民、奴役世界人民、破坏世界和平的冒险的侵略计划的—部分”，同时断言，美国的援助只能起到“病人临死前的强心剂的作用”，而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效果。156 但中共同时注意斗争策略，注意利用美蒋之间的矛盾，注意在对美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3月24日，中共中央做出《对美国外交斗争策略的指示》，强调一方面要继续克服恐惧美国、不敢进行反美斗争的右倾观点，一方面要继续防止反美斗争中的盲目主义危险，正确的策略是，动员人民反对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尽可能地阻碍和减少这种援助；同时，利用美国内部和美蒋之间的每一矛盾，动摇和推迟这种援助，以利于孤立敌人，各个击破。 　　1948年冬，美国决策者对国民党的失败已经确信无疑。11月上旬，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及军事顾问一致认为，蒋介石政府的迅速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事。马歇尔在26日内阁会议上说：“中国的国民党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救不了它了。”157 在此之前，9月8日，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提出了一份名为《重新审查和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其中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它把美国政府绑在了一条道上，使之没有别的选择，没有活动的余地……在现时中国的形势下，潮流是反对我们的，我们需要有改变航向的自由，或者甚至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航向。”这一段话比较准确地描述了美国决策者在华政策方面的处境和心情。文件接着提出，美国的政策应是“尽可能防止中国变成苏联这个政治——军事大国的附庸。”158 在1949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中提出了两种对华政策：一种是“通过与中国恢复一般的经济关系，增强那些能导致莫斯科与中共政权之间的严重分歧的力量”，导致“出现一个独立的中共政权”。另一种是“动员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通过恫吓和直接威胁，公开与中共政权作斗争”，“使中国彻底孤立于日本和西方世界，以便招致中共政权的被推翻和崩溃”。159 这就是说，从1948年秋冬到1950年中，美国对华政策有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从中国内战脱身，尽可能地把中共与苏联分开；硬的一手是继续敌视中国革命，尽可能地给中共制造困难。这两手有时交替使用，有时同时在起作用。但总起来说，继续敌视中国革命无疑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方面。 　　为了从中国内战脱身，“和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美国政府从1948年秋冬到1949年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拒绝向国民党提供新的援助，编制《美中关系白皮书》。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在战后的三年多中，帮助国民党军队改组军事指挥机关，建立军校，建立现代化的训练中心，训练军官和作战部队。但是所有这些努力连同美国提供的飞机、舰艇、大炮和其他新式武器，都没有能够挽救国民党的军事颓势。随着内战的进展，美国顾问们对国民党军队越来越不满，对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前景越来越悲观。虽然中共没有海军，但国民党海军在渤海湾的一些战斗中的表现仍使美国顾问大失所望。到1949年最后几个月，由于部队士气低落，丧失斗志，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怕部队驾舰投奔中共，竟致不敢给海军舰艇以作战自由。空军顾问在其最后报告中总结说，中国支离破碎的经济不能支持8大队战术空军的全部军事机构和人员，中国空军虽然在抗日战争中表现颇佳，但“在内战中作战性能却极端低劣”，它的轰炸和扫射都在高空进行，以致不能命中目标；对被困部队投掷供应品也在高空进行，结果大量供应品落到了围攻的中共军队中。陆军顾问组也抱怨政令不行，军令不行、身居高位要员的无能、通货膨胀、经济崩溃、致使国民党陆军的状况难有改善。160 到1948年11月上旬，驻华美军联合顾问团已经得出一致的看法，在中国现时这种政治、军事和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形势下，除非使用美军在中国作战，不论美国给多少军事援助，都不可能挽救蒋。而他们知道直接派遣美军作战是不可能的。161 他们认为已经没有措施可以挽回国民党的军事颓势，顾问团继续留在中国已无济于事。11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从中国撤出顾问团。撤退工作于12月开始，于1949年3月1日完成。 　　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状况的恶化，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国会内外的亲蒋集团里应外合，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新的美援的浪潮。但杜鲁门政府予以拒绝。1948年10月，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长蒋廷黻向正在巴黎出席同一会议的马歇尔请求援助，乞求美国提供军火弹药，并希望美国军官实际指挥中国军队作战。蒋的要求为马歇尔拒绝。162 1948年12月1日，宋美龄为求援到华盛顿。他要求美国政府在三年之内给国民党政府30亿美元援助，并派遣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使团赴华。但她处处碰壁，受尽冷眼，与她1942至1943年访美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形成强烈反差。马歇尔只是把她当作私人客人，而不是官方代表。就在她到华盛顿的翌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拒绝就对华提供新援助问题发表意见，并断然否决了美国将派麦克阿瑟去中国的谣传。163 反之，美国却从中国撤回了军事顾问团。 　　1949年1月21日，杜鲁门第二任期开始，凑巧的是，蒋介石就在这一天以“因故不能视事”名义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22日艾奇逊接替马歇尔任国务卿。2月7日，51名共和党众议员联名致函杜鲁门，询问政府援华计划，要求总统指派一个委员会调查中国问题并提出报告。24日，艾奇逊会见了其中的30人。当议员们要他预测中国时局的发展时，他说，当森林中有一棵大树倒下，在飞扬的尘埃落定以前，人们无法看清破坏的程度。第二天，艾奇逊的对华政策就被描述为是“等待尘埃落定”。164 次日，反政府的参议员麦卡伦提出议案，要求向国民党政府提供15亿美元援助，并批准美国军官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战。15日，艾奇逊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议案。他在给康纳利的信中写道，政府认定，国民党政府如不能采取措施改善经济状况，取得政治稳定并赢得人民支持，“美国的巨额援助肯定会被浪费掉，指导中国政府军事行动的打算将毫无结果，而美国将可能被导致直接介入中国的内战”，“这种援助的结果肯定是一场灾难”，“这与美国传统对华政策和美国利益是背道而驰的”。165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政府一再向美国求援，5月还派其亲信甘介侯为私人代表赴美求援。甘介侯在此后几个月中一再会见远东司、中国科官员和助理国务卿韦勃等，竭力兜售李宗仁的防御计划，声称，白崇禧还有30万大军，与其他两广部队一起，可以守住长沙以南中国的大西南地区，西北则可依赖马步芳等部队守卫。他表示，李宗仁将进行改革，把所有蒋的心腹、CC分子都从华南清除掉。他抱怨说，白崇禧部队没有从《援华法》的1.25亿美元军援中得到任何军火弹药，现在蒋介石在台湾有足够的美元黄金，但却不能用于中国大陆，李宗仁政府财政拮据，没有银元给士兵发饷。他希望美国对李宗仁政府给以道义上的支持并提供经济援助，并称，美国可以为其提供的经缓和军援提出任何条件。并成立机构，以监督美援的分配和使用，也可以向任何地方当局提供援助，李宗仁政府并不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他还表示，如果美国发表一项声明，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斗争，或在司徒雷登大使离华时途经广州，造访南迁的国民党政府，便都是对国民党的道义支持。但甘介侯的活动没有什么成效。杜鲁门在6月22日接见甘介侯时，对于从东北到长江流域的如此广大的土地连同美国提供的大量军火弹药如此迅速地落入中共手中表示极为失望，他说：“我是密苏里人，我希望实实在在地看到，中国军队仍然准备和愿意打仗。”美国没有向国民党提供新的援助。166 　　艾奇逊上任后不久就与杜鲁门谈到，面对国会和报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政府当把事实公诸于众。马歇尔在任时因担心对蒋介石落井下石曾拒绝这样做，如今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美国对华政策随之必须有所改变，准备一份美中关系过去五年中的文件并向公众发表，此其时也。杜鲁门同意了这一主张。国务院随即成立了以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后改由无任所大使杰塞普——任主编的班子编辑文件。杜鲁门把编辑和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称作“今后一段时间内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一再催促编辑工作加快进行，并指示要已经退休的马歇尔通读全部文件。他还要求在《白皮书》开头有一简短文件阐述全书中心思想，这就是后来艾奇逊那封信。167 　　《美中关系白皮书》的编辑和出版遭到行政机构内的军方、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强烈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7月21日写了一个包括19点的详细备忘录向国防部长约翰逊陈述意见。他们认为，《白皮书》的上千页文件的总体效果是“极度贬损蒋委员长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其内容在许多方面可能被证明对共产党宣传极有价值”，这样，《白皮书》的发表便将“大大消减或者推迟遏制或扭转中国的共产主义潮流的可能性”，甚至成为遏制和扭转这种潮流的障碍；发表《白皮书》对公众情绪产生的影响将损害美国决策的伸缩性。此外他们还提出，发表文件涉及解密问题，其中史迪威、魏德迈、巴大维发出的那些文件应由陆军部处理，还要注意是否会引起密码泄露的问题。国防部长约翰逊同意参谋长们的意见，并说，《白皮书》与军方没有干系，是国务院根据国务院材料和国务院自己的动议编纂的，如果发表自然也由国务院承担责任。168 25日，艾奇逊把约翰逊和参谋长们的反对意见告知杜鲁门，杜鲁门不为所动，认为“发表《白皮书》是必要的和适宜的”。艾奇逊随即复函约翰逊说，文件是经总统批准由国务院编纂的，将作为美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发表，他自然承担责任，关于防止泄密问题将采取适当措施；军方的种种考虑国务院不是没有想过，实际上总统本人和马歇尔已经为此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但让美国国会和公众知道事实真相，从而使美国将来的政策建筑在现实的和对形势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是更为重要的。169 　　参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范登堡反对在当时发表《白皮书》，因为中国大陆还有相当大的地方以及台湾还未落入共产党手中，它的发表可能对台湾形势造成预想不到后果；他还说，《白皮书》的发表可能大大有损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国民党政府得知消息，更是竭力设法阻止其发表。外交部常务次长董霖甚至威胁说，如果美国发表《白皮书》，国民党政府也将公布自雅尔塔会议以来的有关文件。杜鲁门政府没有理睬国会和国民党的反对意见，7月29日，杜鲁门指示要尽快公布《白皮书》。170 最后，美国政府终于选择在司徒雷登抵达美国的当天(8月5日)予以发表，美国决策者编纂和发表《白皮书》的本意是为其政策进行辩护，说明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不是它的责任。但结果适得其反，《白皮书》恰恰为国会内外的援蒋集团提供了攻击政府的新的炮弹。 　　美国决策者关于在中共与苏联之间打进楔子的设想的直接诱因是苏南冲突。1948年，苏南冲突公开化。6月28日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决定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受到这一事件的鼓励，美国政府中有人(主要是政策设计室和一些驻华外交官)期望在中共成立新政权后，会发展铁托主义倾向。前述国家安全委员会34号文件指出，如果南斯拉夫事件有什么启示性的话，那么“莫斯科在试图完全控制中国共产党方面就面临着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毛泽东掌权的时间将近是铁托的十倍”171 10月11日，政策设计室主任凯南在对海军学院学生的讲演中说：“我今天无法告诉你们铁托是否将在欧洲蔓延……我几乎可以肯定，它将在亚洲蔓延。”172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曾在贝尔格莱德任职的资深外交官卡博特在1949年5月13日的一份报告中论证说，中共并不是100%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苏联人对中共的胜利并不十分高兴。他在7月15日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内在因素甚至比南斯拉夫更有利于西方”：中共取得现在地位比铁托更少受惠于苏联；中共比铁托更独立于苏联；俄国在历史上和今天对中国都是个威胁；南斯拉夫在经济上是加入苏联集团的，中国现时尚没有，如此等等，他主张美国对华政策应当有助于中共内部的温和主义和独立倾向的发展。173 1949年2月2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2号文件又说，美国“应当尽可能与中国一切派别保持积极的官方接触”，“在审慎地避免表现出干涉的同时，我们应当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手段，警觉地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中共内外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与其他派别之间的一切不和”。174 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其他问题上一样，美国政府内部也不是意见一致的。国务院中的欧洲司、军方以及杜鲁门本人对这种政策的前景都不抱乐观态度。175 　　美国决策者的上述想法和做法只是美国对华政策中比较次要的一面，更为主要的是政策的另一面：坚持敌视中共、敌视中国革命的立场，在承认、贸易问题上对中共施加压力，并竭力阻挠全中国的解放。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对于已建立的中共地方政权和即将建立的全国新政权的承认问题提上了美国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以救世主的态度对待中国，认为新政权有求于它，把承认视作一种恩赐，并认为“承认是可以使中国新政府接受国际义务的有效杠杆”。2月3日，当艾奇逊获悉中共打算废除旧有的不平等条约时，即指示滞留北平的前总领事柯乐博可在适当场合表示，尊重条约义务是近代国家关系的基础，联合国十分重视一个国家遵守条约的状况，将其视为是否愿意和能够遵守联合国宪章的一种证据。5月13日，艾奇逊又在给司徒雷登的电报中提出了承认的三项条件：一、在事实上控制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二、政府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担其国际义务；三、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可。176 稍晚，国务院又将这三条公开加以宣布。这些条件中：第一、三项是随着事态发展自然能够解决的问题，关键是第二项，美国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新政权要承认国民党政权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1943年1月的中美新约废止了美国根据旧有条约取得的许多特权，但战后美国又与国民党政权订立了中美商约等字面平等、实质不平等的条约，由此取得许多新特权。这正是美国政府所关注、所要维护的东西。 　　但美国的需求与中共的一贯立场是针锋相对的。早在1947年2月，中共就郑重声明，不承认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订立的一切对外借款和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和谅解。10月，中共中央再次宣布：“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177 此后中共又—再重申这一立场。中共在一系列政策声明和报刊文章中，对于中美商约和其他美蒋之间在这一时期缔结的条约进行了猛烈抨击，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与美国的立场没有妥协的余地。 　　美国不但自己拒不承认中国新政权，而且依仗其在西方世界的当然领袖地位，力图拼凑一个不承认新中国的“共同阵线”，孤立新中国，把它排挤出国际政治生活。1949年春，一些英联邦国家和北约国家出于各自的利益，开始酝酿对解放区的各级政府给予“事实上的承认”。5月4日英、法驻华大使会见司徒雷登讨论此事。英国大使施谛文在5月初给司徒雷登的备忘录中指出，只有对解放区各级政府给以事实上的承认，才能在维持领事关系的基础上有效保护西方的利益，否则，便可能对于在中共控制地区的侨民和西方利益带来有害影响。艾奇逊接到报告后，立即于6日指示驻有关国家的外交和领事人员与驻在国外交部商讨此事，他强调，不论是主动表示将给予承认或通过官方声明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中共寻求承认的措施将受到欢迎，所有这些做法均不可取，有关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应结成“共同阵线”。13日艾奇逊再次指示司徒雷登，要他向英、法等国驻华大使强调，“给共产党政权以事实上的承认将从政治上鼓励共产党，打击国民党，“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大国匆匆忙忙给予中共以无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178 1949年春夏，美国为了拼凑这个“共同阵线”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以后，美国政府的这一僵硬立场也没有松动。10月3日，杜鲁门指示国务院，“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权，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179 迟至12月6日，艾奇逊在与印度大使潘迪特夫人谈话时还竭力劝印度不要承认新中国，他说：“我们希望在承认中国共产党人的问题上有一种国际间的犹豫不决……民主国家能在此时此刻表现出采取一致行动的共同愿望。”180 在12月3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中再次重申：“美国应当继续向友好政府表达它关于匆忙承认中共政权的危害性的观点”。181 　　对于与外国建交的问题，中共有自己的方针，这就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首先是这些国家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182 如果美国能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也考虑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但中共估计这样做的可能性极小，美国政府决不会很快改变敌视政策，而“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决定，与美国建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183 总之，中共经过长达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正作为胜利者取得国家政权；中华民族在遭受一个多世纪列强的侵略压迫之后，正要扬眉吐气，中共是绝不会低声下气地以美国的规范来约束自己，恳求美国承认的。 　　尽管如此，中共并不拒绝与美国原外交人员打交道，并且实际希望能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最突出的事例是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南京解放后，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的黄华根据中共中央及南京市委指示，在5、6月间数次会见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径波，黄华要求美国政府断绝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停止对其援助，并撤退驻华的武装部队，以表明美国放弃了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在此基础上承认新政府。他指出，中共在恢复经济，建立国家方面不可能实行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政策，新中国需要与外国建立商贸关系。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接到副国务卿韦勃最近来电，希望司徒雷登在返美前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以获知中共最高级方面的想法，他希望黄华将此请求转告中共。中共研究了这一请求，毛泽东亲自决定同意司徒雷登来北平，他可望与中共当局晤谈。司徒雷登在6月30日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说，如果他能获准去北平，这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同中共最高级领导人非正式会谈的绝无仅有的机会，他将给华盛顿带去关于中共意图的最权威的报告；而且“此行将是迈向互相谅解的一步”。他本人是希望能够成行的。但是，杜鲁门否决了这一动议，艾奇逊随即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184 中共与美国和解的一次最重要的尝试遭到挫折。 　　美国当政者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同样表现出傲慢态度。他们认为中共要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并进而重建国家，它势必寻求外援，离不开与西方的贸易，这样“在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现实之间的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地在经济领域中产生”，“正是在对华经济关系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的最有效的武器。185 美国政府对新政权实行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署署长霍夫曼曾打算不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继续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经援项目，但杜鲁门、艾寄逊、司徒雷登无一同意这样做。杜鲁门在1949年1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和共产党政权打任何交道”。186 　　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经济基本上还是建立在相对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农业经济，其依赖于对外贸者有限，且华北和东北与日本的贸易对日本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美国没有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而是实行严格的贸易限制。一切军事装备和直接用于军事的物资和装备(共163项）均属禁运之列，对于非军用战略物资的出口实行严格的数量限制，一切出口均由商业部颁发许可证，以便根据战略考虑决定批准与否。这后一类物资助范围规定得十分宽广，包括钢铁、机车和机车零件、商船、载重10吨以上的货运车厢等288种物资。由于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英国对华出口锐减：1948年为2.734亿美元，1949年为0.826亿美元，1950年1月至8月更减至0.33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出口1948年为1.203亿美元，1950年上半年0.575亿美元，其中包括大量钨、锡、铜、桐油等战略物资。187 　　香港是东亚的一个转口贸易中心，也是中共获取西方物资的一个主要窗口。显然，没有英国的合作，美国的贸易限制难以奏效。1949年3月美国政府通知英国政府。美国将对中国(包括香港)实行严格的出口限制，希望英国也照此办理，尤其是香港。对于禁运军火英国没有异议。但英国认为对其他商品实行管制将损害香港的商业利益。4月5日，英国答复说，采取出口许可证制度“只能是一种最后的办法，且无论如何只能用于据我们所知中共特别需要的那些物资”，在此之前还应与其他潜在的供给者达成协议，应当对非中国的一批远东口岸实行同样的出口许可证制度，如此等等。188 美、英之间在对华出口管制方面的矛盾通过1949年冬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得到暂时缓解。 　　美国还默认甚至纵容国民党政府对东南沿海实行封锁。自1949年6月下旬起，国民党海军对北起辽河口、南至闽江口的大陆沿海港口实行封锁，美国对此予以默认。9月间，美国伊斯布朗森公司的一艘商船要从香港去上海、大沽，该公司通过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兰金向国务院请求派军航护航。艾奇逊9月16日答复兰金说：“本政府的政策是不对驶向上海和其他中国口岸的商船护航”。10月1日，杜鲁门对国务院“强烈表示”他的政策是要让封锁奏效，他希望这项政策能得到严格遵守。”189 代理国务卿韦勃说，这正是国务院的政策。11月28日，另有一艘美国商船沿长江下驶，经过上海时受到国民党海军两艘舰艇的轰击。国务院不但没有出面保护本国商民，反而发表声明说，“上海及其附近地方是危险地区，该地状况使航行变得极具冒险性。……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显然不能去冒这种险，特此知照所有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的船长。”美国有关部门还规定，对违反这一通告的船长将吊销其执照。190 　　美国这种经济制裁激起中共的强烈反应。中共曾希望在战后重建国家中得到美国帮助，对于外商来华贸易也持欢迎态度。1948年3月，当中共得知英国政府愿意同解放区建立通商关系时，明确表示了欢迎态度，认为这“对双方都有利”。191 1949年4月底，东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姚依林派人向柯乐博建议，扩大华北与占领的日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希望中美贸易恢复到战前水平。192 6月，上海市长陈毅在对文化界知名人士的一次讲话中说，新中国不仅欢迎与美、英的正常贸易关系，而且也欢迎贷款和技术援助。193 但正如中共在香港的发言人6月4日所指出的，中共虽然十分希望保持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但如果美国采取限制性措施，中共将迅速作出强硬反应。中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得到外界援助甚少，它所一直奉行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能想象，在它即将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时却会放弃这个方针。”对于海上封锁，中共早有预料。1949年5月28日中央军委的一项指示即要求各地“力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准备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194 针对美国的制裁和国民党的封锁，毛泽东轻蔑地说：“多—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民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195 这段话逼真地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当时的心态。美国在经贸方面施加的压力同样不能使中共就范。 　　美国政府步步为营，力图阻挠全中国的解放。蒋介石引退后，美国指望李宗仁与中共和谈，实行划江而治，使美国利益最集中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保留在国民党手中。镀江战役后，美国又寄希望于中国西北西南的地方实力派负隅顽抗，并打算给他们以支持。8月24日，杜鲁门指示国务院“更加具体地研究支持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可能性”。196 副国务卿韦勃于是请军方重新审查5月间陈纳德提出的一项计划，陈纳德曾建议“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向印度支那扩张”，可以从中国的西北到西南，包括宁、甘、青、陕、川、黔、滇及广西西部，在这200英里宽的地带抵抗共产主义。197 国务院研究了援助李宗仁、白祟禧的问题，但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人民解放军已经打到了广东边上。于是，国务院官员把主要目光投向西北，投向马步芳、马鸿逵。马氏也积极与美国联系，在8月26日兰州解放之后，马步芳在台北的代理人还要求美国人一旦李宗仁政府垮台，即向宁夏派遣军事顾问，提供给养。同时，9月9日，美国国会又通过一项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新拨款。如果美国政府决定支持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几个月之内钱不成问题了。198 但是，“马家军”连吃败仗，9月23日银川解放，“马家军”全军覆没。这样，由于解放战争进展迅速，美国决策者的设想一次又一次胎死腹中。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指出的，“政府已经接近于重新干涉中国大陆的内战，但在最后时刻又缩了回去，因为它发现，它所要支持的力量已复存在了。”199 　　青岛是国民党在华北的主要海军基地。战后，国民党政府允许美国军舰驶进中国任何港口，美舰遂在青岛、塘沾、上海等港口留驻下来，以支持美国海军顾问团的活动。美军在青岛训练国民党海军人员，帮助他们掌握战后美国让与的舰艇，并把美国西太平洋海军司令部设在这里。1948年9月下旬，济南解放。美国驻青岛总领事威·特纳和领事罗伯特·斯特朗认为，“随着济南落入共产党手中，青岛已变成共产党地区的汪洋大海中国民党控制的一个比过去更小、更孤立的小岛”，中共可以随时发起进攻，而国民党却无法防守。他们建议撤走驻青岛美军。从那时起，美国决策者们反复讨论美军是否撤出青岛问题。但1948年10月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却决定，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意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的要求，向青岛增兵。10月18日，杜鲁门又明确指出，美军现不从青岛撤出，对华北国民党的援助加速进行。总之，美国不能“伤害国民党人的士气而鼓励共产党进攻这个城市”。200 就这样，美军在青岛一直留驻到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才撤出。而在4月下旬南京解放后，美军在青岛的活动却愈益频繁。4月30日，400名美海军陆战队士兵从上海转赴青岛， 5月5、7日，5艘美舰、陆战队一部及重型轰炸机4架先后增驻青岛。14日，又有1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由美国派往青岛。201 　　中共警惕地注视着美军在青岛等沿海港口的留驻与活动。并认为这是美国可能直接出兵进行干涉的征兆。在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指出，要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城市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内，以免事变万一到来时手足无措。为此，中共在军事上制定了乘美国举棋不定，集中主力，先东南沿海，后西南西北内地，大纵深迂回，抢占沿海地区，封闭主要海口的战略。5月23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中说：“二野目前的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要的。有此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在上海、福建、青岛等地解放后，二野将“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202 28日军委又发出《关于预防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对策》，要点是：各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袭击和扰乱我后方。203 在具体行动上，中共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军事上不挑衅、尽量避免与美军的冲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青岛才迟至1949年6月初解放，比济南晚了8个多月。 　　美国决策者在台湾问题上花的力气最多。他们认为台湾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旦发生战争，台湾是一个部队集结地区，空军战略行动基地，控制日本与南方海上交通线的海军基在中国南方开始其事业的，斯大林不信任毛，毛比铁托更铁托。自然，也有不少报界人士对这种看法持怀疑态度。204 　　不但许多美国人有此想法，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心存疑虑。205 在中国，第三方面人士幻想“向美苏两面靠。”为了消除斯大林的疑虑，批驳和澄清国内一部分人思想上的错误和混乱，以及向广大人民进行教育，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了新中国对于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态度，提出了“一边例”的方针。他说：“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206 这样，中共就确定了新政权的外交格局。 　　“一边倒”的方针是美苏冷战，世界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的国际大气候的产物。这个方针的提出，是马歇尔使华失败以来中共对美政策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中共对美国坚持援蒋内战、坚持敌视中国革命的政策作出的反应。在这一决策中不能说没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但国家利益的需要无疑是主要因素。面对着国民党对大陆沿海的封锁、骚扰、偷袭、轰炸，面对着从朝鲜半岛到日本、到台湾、到菲律宾这一美国控制下的岛屿链对大陆的虎视眈眈，背靠苏联使新中国有了一个稳固的后方。中共估计到西方国家在一个时期内不承认新政权的可能性。中共要打破政治上的孤立状态，只能寻求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人相当担心国际上的承认问题，认为：“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207 “一边倒”宣言的发表，对消除中苏两党的隔阂起了一定作用。1949年10月2日，苏联率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给予外交承认，接着，保、罗、匈、捷、波、朝、蒙、民德、阿尔巴尼亚等国相继承认了新中国。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果断行动推动了一些亚洲国家和西方国家陆续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不同级别的外交关系，美国拼凑孤立新中国的“共同阵线”的图谋没有实现。 　　作出“一边倒”决策并不意味着中共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早在1949年春，周恩来就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建国以后，周恩来在对外交人员的讲话中意味深长地说：“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要是认为同这些国家之间毫无问题，那就是盲目的乐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与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208 在当时情况下，周恩来不能把话说的更明白了；他这里主要指的是中苏关系，这恐怕是没有疑问的。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已经为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边倒”方针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它使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某种制约，部分地失去了纵横捭阖的灵活性。但是问题在于，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一边倒”，中共别无选择。 　　“一边倒”方针只是说明了新中国外交在两大阵营中作出的倾向性选择，这还不是具体的外交政策和策略。在这个方针提出前后，中共在外交上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既坚持列强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在具体执行上，又十分谨慎，分别情况，分别处理。此如中共不承认美国驻解放区各地的旧外交人员的官方地位，只把他们当外国侨民对待，但对他们却着意进行保护，而且在1949年允许他们继续使用密码与华盛顿进行联系。鉴于当时大多数干部来自农村，缺乏外交方面的经验，中共在外交事务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外交决策由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掌握，凡涉外事件要求各地及时请示汇报，并在保护外侨方面为进入大城市的部队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唯其如此，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11月初的一份报告中也承认，在中共区域内，没有一个美国人遭到杀害，也没有发生没收美国人财产的事件。209 在这样大的一场革命战争中，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是容易的事。 　　 　　第五节 走向对抗 　　 　　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前景促使美国决策者调整其东亚政策。从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政府是把国民党中国做为东亚的主要“稳定因素”，在这里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主要依靠力量。如今，国民党指望不上了，他们便希望日本将替代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从1948年起，美国的占领政策由消灭一个敌国转变为建设一个盟国，即由旨在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转变为以复兴日本经济为中心的政策。与此同时，为了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美国政府开始提出太平洋海岛防御圈的设想。政策设计室在1948年2月14日的一份题为《美国外交政策当前趋向评析》的报告中提出，“日本和菲律宾是太平洋安全体系中的两块柱石，如果我们能设法有效控制这两个地区，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从东方对我们的安全就不会有严重的威胁”。3月5日，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在与凯南的谈话中指出，美国的战略边界不在南北美洲的西海岸，而是在亚洲大陆的东海岸，美国必须在这样一个U字形地带保持攻击力量：阿留申群岛、中途岛、以前日本托管的岛屿、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尤其是冲绳岛，“它是这一结构中的最前沿和至关重要的地方”。凯南和麦克阿瑟的设想在华盛顿被广泛接受。1949年底，太平洋海岛防御圈的设想被正式纳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1号文件。210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国民党在大陆上控制地区的迅速缩小，台湾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突出出来。10月6日，国务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的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37/8号文件)。文件引用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报告，指出没有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大概将在1950年底落入中共控制之中。尽管如此，文件仍然主张在中共取得广州后，美国应向蒋介石及中美两国公众表明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现政权。文件主张继续向台湾提供1948年《援华法》下剩余的经援，但将来是否提供其他援助，则要视台湾当局的治理情况而定。211 　　军方对这一文件是不满意的。国防部长约翰逊于10月中、下旬接连提出两个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文件，鼓吹建立美国参加的地区性反共同盟，美国向该同盟提供军援；给台湾和澎湖列岛一个名义，使之往后能成为地区性同盟的托管地；拟订以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手段与共产党中国作对的系统计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国务院官员认为这些建议荒唐透顶。12月初，陆军部长戈登·格雷还派副部长沃里斯秘密访问日本，与麦克阿瑟讨论“与台湾有关的军事可能性问题。”15日，约翰逊又致函总统说：“总的说来，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同意应当继续、或许作出更多努力不让共产党人取得台湾……这些努力中包括政治、经济的援助，以及除了公开的军事行动之外的军事指导和援助。”约翰逊把麦克阿瑟的一个报告作为附件送给总统，麦克阿瑟称，只要美国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把任何进攻台湾的企图都视作战争，就能守住台湾；他主张从7500万美元的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款项中拨出巨款加强台湾国民党人的防卫。212 　　12月2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国务院和军方的意见形成明显对立：两者虽都主张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人手中，但国务院只主张用“外交和经济手段”，而军方还主张用“军事指导和援助”向台湾的反共政府提供适度的、指导有方的、严密监管的军援”。军方还主张向台湾派遣一个军事调查团。艾奇逊和约翰逊都向杜鲁门反复陈述各自的观点，杜鲁门倾向于国务院的意见。 　　12月23日，国务院向驻外使领馆发出一份内部文件，其中说，台湾的丢失、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是意料之中的事，为了防止美国的声誉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上受到损失，应当运用一切材料向公众宣传，台湾没有什么战略价值，没有特殊的军事意义，台湾的丢失不会严重损害美国和其他反共国家的利益；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213 麦克阿瑟司令部把这份文件泄露出来，1950年1月3日，一位驻东京的合众国际社记者把文件发回国内发表，引起报界轰动。这就迫使美国政府公开阐明其对台政策。 　　1月5日上午，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正式声明。杜鲁门重申了美国历来的在华门户开放的原则，信誓旦旦地保证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并称，美国和其他盟国尊重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已经四年了。接着他说： 　　“美国对台湾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地，美国将不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援或军事上的意见。”214 　　这是美国政府表明遵守国际协议，不干涉台湾问题的一项明白无误的政策声明。也是美国决定从中国内战脱身的最明确的一次表态。但在这个声明中也埋下了一个钉子，那就是笔者加了着重号的“目前”二字。它为美国在此后半年中逐渐反悔预留了后路。它也表明，美国并不是完全地、无条件地放弃了台湾。艾奇逊在当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阐述杜鲁门的声明时解释说：目前这个词意味着“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在远东的军队可能受到攻击这样一种不幸的情况下——自然这未必会发生——美国必须具有为其安全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行动的完全的自由。”215 　　一星期后，12日，艾奇逊这位律师出身，善于辞令的国务卿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长篇演说。讲到美国的太平洋的军事安全问题时，他说，美国的防卫线是从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经冲绳往南到菲律宾群岛，对于这些地方的攻击美国是不能容忍的。自然眼前还没有这种攻击的危险。至于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问题，那么在现实关系的范围之内，美国难于在那些地区遭到军事攻击时担保其安全。一旦发生这种攻击，只能靠那里的人民自己抵抗，以及国际社会的努力216 这里艾奇逊公开宣布了太平洋海岛防御圈的战略，明明白白把台湾排除在美国承担军事义务的范围之外了。 　　杜鲁门的声明与艾奇逊的演讲既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也是美国政府为在中共与苏联之间打进楔子而向中共伸出的一根橄榄枝。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访问。虽然中共在半年前已作出“一边倒”的决策，斯大林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也曾就他干扰、妨碍中国革命作过自我批评，但他对新中国将走什么道路仍然将信将疑。较多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斯大林就怀疑中国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因此毛泽东访苏前一段时间，斯大林并不热情，也不打算签订两国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1949年12月16日到莫斯科，周恩来又于1950年1月20日率代表团前往。中国领导人这样长时间呆在苏联，引起外界许多猜测和谣传。杜鲁门、艾奇逊选择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之际发表声明和演讲，明显带有离间中苏关系的用意。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美国决策者的这一打算落空。 　　杜鲁门、艾奇逊的声明和演讲并未平息军方和国会内外亲蒋势力的怨恨，反而成为新的猛烈的攻击的目标。就在1月5日当天，参议员诺兰在与艾奇逊的会见中当面指责国务院在台湾问题上的“失败主义精神”，指责国务院不但自己采取“不可原谅的态度，而且竭力鼓励别人也采取同样态度”，国务院所执行的是对美国人民具有严重危险性的政策”，“ 一种致命的政策……我们总有一天会感到后悔、感到遗憾，”217 在当天的参院会议上，他要求对国务院远东司进行大改组，指派麦克阿瑟担任美国远东政策的协调人，对台湾提供军援，从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中拨款向台湾运送武器，并派魏德迈率军事代表团监督援助使用。参议员塔夫特声称，在台湾问题上，“拒绝任何关于运用我们的武装力量去阻止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的主张，与我们一致同意的在欧洲阻止共产主义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范登堡向报界发表声明，对政府在与国会有关的委员会进行切合实际的磋商之前就宣布关于台湾问题的结论表示遗憾。参议员史密斯指责行政当局失信，违反了不同参院外交委员会商量不在台湾问题上采取行动的先前的谅解。218 1月31日，范登堡在参院外交委员合的会议上对《开罗宣言》冷嘲热讽地说：“台湾600万人民的最后命运竟是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由开罗牧羊人饭店走廊的一部油印机来最终决定的”。219 更不要说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对国务院无中生有的攻击了. 　　军方不顾总统的声明和国务卿的演说，仍然积极主张援助台湾的国民党人。约翰逊本来就竭力反对杜鲁门发表那个声明，阻止不成，便在其中硬塞进“目前”二字。1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参谋长们完全意识到台湾一旦被潜在的敌人控制将给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带来的危险。次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过去制定的一项紧急应战计划——其中规定，一旦发生战争不让俄国得到台湾——直至1951年中继续有效。220 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在约翰逊支持下从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中划出3000万，作为留给台湾和西藏的“应急储备金”。4月中旬，它应国防部长要求写的一份关于“防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扩张”的备忘录中提出，只有迅速地继续采取措施减轻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压力才能解决东南亚所面临的问题。备忘录称，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恢复了活力，显著提高了效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221 海南岛解放之后，参谋长们重又提出了向台湾派遣军事调查团的问题。 　　主张援台最起劲的自然要算麦克阿瑟了。他在5月29和6月1日连续提出两份关于台湾的备忘录，一再强调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指出从地理上和战略上说，台湾是从阿留申到菲律宾的这个亚洲沿海岛屿防御链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不厌其烦地翻来覆去论述台湾一旦落入对美国不友好国家之手对美国所具有的“极端严重的灾难”他说： “台湾在共产党人手中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其十分理想的地理位置既能实现苏联的进攻战略，又能挫败以冲绳和菲律宾为基地的美军的反击行动。……毫无疑问，台湾的最终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除非美国放弃它在远东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显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划定共产主义扩张不能超越的界线这样的时候一定要到来。……美国应当主动采取措施防止台湾被一个共产党国家所统治。” 　　他强烈建议美国政府刻不容缓地对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需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条件进行调查，并以调查结果为基础确定美国对台政策。222 　　在国务院内部，主张援蒋的意见也逐渐变得强烈起来。3月28日，腊斯克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是艾奇逊的助手中唯一不受国会内外亲蒋集团攻击的人物。他和3月起担任国务院对日和约问题特别顾问的杜勒斯是国务院内部援蒋势力的主要代表。腊斯克上任伊始，即开始把现行对台政策改变为挽救国民党人的政策。4月26日腊斯克把美国驻香港和台湾的武官4月14和22日的报告送给艾奇逊。这两份报告强调，现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吸引了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主要注意力，一旦台湾陷落，共产党就将对东南亚施加全部压力。报告还声称，海南和舟山的国民党军队一再显示了战斗意志，但他们缺少船舰、飞机零配件和武器弹药。武官们敦促美国政府立即提供这些武器装备，并称，这将给反共力量以极大的鼓舞。腊斯克向艾奇逊进言，中共已经有了空军，甚至有了新式的喷气式飞机，这是俄国正在给中共以有效的军事援助的明证，美国应当给国民党人以援助来加以抵销。223 5月30日，腊斯克召集他的帮办麦钱特、政策设计室新任主任保罗·尼采、无任所大使杰塞普、中国科长石博思等人专门会商台湾问题。腊斯克在会上说世界舆论和美国舆论对于美国在远东没有直率的行动普遍表示不满，台湾是一个可以“划线”的地方，对于共产主义的继续扩张来说，如果它战略上不重要，那么政策上是重要的。他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说服蒋介石向联合国要求托管台湾、美国将支持这种托管，并在等待托管期间以海军防止任何对台湾的军事进攻。224 　　杜勒斯早在5月18日就给艾奇逊写了备忘录，声称，如果美国在共产主义扩张面前退却，那么美国在地中海、中东、亚洲和太平洋的影响将每况愈下，日本和菲律宾都会防守不住，印尼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丧失，中东的石油也危在旦夕，这将是一连串的灾难。如果美国能在某处前途未卜的地点迅速采取引人注目的强硬立场，那就可以防止这一连串的灾难，而台湾就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适宜的地点。他的具体建议是美国发表声明，使台湾中立化，既不许共产党接管台湾，也不许台湾被用作进攻亚洲大陆的军事基地。他认为这是不用冒对苏战争的危险就可以办得到的。225 下面我们将看到，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恰恰就是这样做的。 　　即使艾奇逊本人在对台政策方面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月2l日，约翰逊询问艾奇逊，总统1月5日讲话是否意味着停止以1948年《援华法》中军援部份剩余款项向台湾供给军火，艾奇逊于4月4日回函说，这1.25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交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国防部就不要再从美国武库中向国民党供应军火了。6月1日，艾奇逊再次就此事致函约翰逊说，这1.25亿美元是“确定地、绝无变更地”归国民党政府使用的，“国务院不认为”要对国民党人申请使用其余款购买军火“定出一个截止期限”，军火可以一直供应到1.25亿美元用完为止。226 难怪杜勒斯6月12日告诉顾维钧说，国务院对台湾态度近来有所好转，有可能重新考虑对台提供军援问题。227 　　总之，在1950年上半年，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在逐渐从杜鲁门1月5日声明倒退，向重新介入中国内战倒退，朝鲜战争的爆发则为美国决策者拿定主意、采取行动提供了契机。 　　6月25日(星期日)凌晨4时（朝鲜时间)，朝鲜战争爆发。这是朝鲜的一次内战。但美国的决策者却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是苏联扩张的新模式，是“对美国在自由世界领导地位”的一种明白无误的挑战；战争表明，苏联把整个东亚都看作它可以从中得益的地区，苏联的真正目标是要征服已被确定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国的日本，而南朝鲜是对日本安全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地区；如果南朝鲜政府被推翻，便会引发一连串灾难，并极可能导致世界大战。228 6月25、26日晚，杜鲁门主持召开两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朝鲜事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美国总要在什么地方划一条线，他认为苏联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它正在朝鲜进行试探，现在就应该把这条线划好。会议接受了艾奇逊提出的建议：一、美国海空军向南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援助：二、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进攻，同时阻止台湾对大陆的军事行动，实行台湾海峡“中立化”；三、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四、增加对印支的援助，等等。但会议也确定：暂不向朝鲜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美国海空军行动限划在三八线以南。229 27日，杜鲁门发表了包含上述内容的声明。同日，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关于朝鲜战争的决议，号召会员国援助南朝鲜。 　　29日，麦克阿瑟飞往朝鲜视察。他为亲眼目睹的情景感到震惊。回到东京后，他立即电告华盛顿，南朝鲜军队只有轻武器，根本不是北朝鲜军队的飞机和装甲部队的对手。他认为必须派美国地面部队参战，才有可能守住现有防线并收复失地。如果不能充分运用陆、海、空三军的力量，“往好处说，我们的使命在生命、钱财和威望方面将没有必要地付出高昂代价，往坏处说，司能注定失败”。230 其实，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打算派有限地面部队去南朝鲜。30日杜鲁门宣布取消对美国军事行动的限制：只要军事上有需要，美国空军可以对北朝鲜特定的军事目标采取行动，海军已受命封锁整个朝鲜海岸，麦克阿瑟已授权使用某些地面部队。231 7月2日美国陆军先头部队第24师在南朝鲜釜山登陆。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组织侵朝统一司令部的决议，翌日，麦克阿瑟正式被任命为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麦克阿瑟的训令中说：“你的军事目的是粉碎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授权你在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232 这一训令表明，在仁川登陆得逞后，美国决策者已决心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妄图以战略的速成速决征服全朝鲜，把整个半岛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之中。28日美军占领汉城，30日美军已经进抵了三八线。 　　中国政府十分关注美国侵朝战争的动向。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以及周恩来的声明都严厉谴责了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抨击美国支持南朝鲜、反对美国空军轰炸朝鲜城市及和平居民、控诉美空军侵入中国领土上空进行扫射、轰炸，美军舰炮击和盘查中国商船。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一次非正式谈话中表示。中国不能袖手旁观，坐视美国打到中朝边界。中国人民将不借一切代价制止美国侵略。美国能轰炸我们，能消灭我们的工业，但他们在陆地上打不垮我们。233 几天后，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正式发出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234 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潘尼迦，请他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报告，并转告美、英政府：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军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争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235 当天，杜鲁门、麦克阿瑟都得知了这一警告，此外，华盛顿还收到莫斯科、斯德哥尔摩、伦敦、海牙等地发来的内容相同的电报。 　　自7月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揣摩中国参战的可能性，7月初，陆军部长佩斯(Frank Pace)注意到，中国在中朝边界驻有20万大军，离战场只有10天行程。政策设计室的戴维斯指出，由于下述原因，中共可能采取行动：“领土收复主义、扩张主义，苏联的压力和劝诱、战略上的担心，意识形态的热情，国内问题的巨大要求，反美感情以及对美国意图的错误估计”。236 但持有这种意见者在美国决策者中一直只占少数。更多的人认为中国不可能参战。军方情报机构联合情报委员会7月6日的评估报告列举的原因有：华北和其他地方尚不安宁，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的战争经验不适用朝鲜，中国没有海、空支持，等等。237 　　到10月初，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参战更不担心了。他们认为，当美军在釜山、大丘这个狭小地段艰难防守时，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中国地面部队是会起到决定作用的，而到10月初情况已经不同了。当麦克阿瑟10月15日在威克岛会见杜鲁门时，后者试图得到关于中国或苏联是否可能进行干涉的“第一手情报和判断”，麦克阿瑟说：“可能性很小。要是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是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我们现在不再担心他们干涉了。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只有10到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他们没有空军。而现在我们在朝鲜有了我们的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拿下平壤，那将会遭到最大的杀戮”他甚至夸口，感恩节就可以结束抵抗，圣诞节前便能将入朝美军调回日本了。238 　　不但麦克阿瑟被暂时的军事得手冲昏头脑，国务院也持有类似观点。艾奇逊认为中国的警告是“一种讹诈”，他在10月4日对英国驻联合国代表肯尼思·杨格的谈话中说，越过三八线当然要冒风险，“但是从一开头就是有风险的，他相信，目前表现出犹豫不决和胆怯将引起最大的风险。239 10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表决机器，通过了所谓“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政府”的决议，同日，美军肆无忌惮地越过了三八线。 　　作出入朝参战的决策，对于新中国领导人来说绝非轻而易举的事。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中国接连打了那么多年仗，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国家经济急待恢复；中美两国的财力物力和军队的武器装备相差悬殊，要出兵确实困难重重，参战的风险是很大的，弄得不好就是引火烧身。但中共权衡利弊，反复斟酌，还是决定出兵。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鸭绿江一千多里防线，年复一年不知敌人哪天打进来；从经济建设角度看，东北是当时中国主要工业基地，中美军队隔江对峙，将给它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尤其是南满的电力若被控制，东北多数工厂就要停产；从国际主义义务看，坐视美国在朝鲜半岛横行无忌，国际反动气焰必定增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不利。于是，中国领导人毅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19日，就是在“联合国军”占领平壤这一天，出乎美国决策者意料，中国人民志愿军浩浩荡荡渡过了鸭绿江，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 　　至此，美中两国先后卷入了朝鲜战争，但两国参战的缘由是完全不同的。美国参战是为了把整个朝鲜半岛都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在东亚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维护其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这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国参战完全是被迫的：邻国已经危在旦夕，战火又烧到了家门口，美国的武力征服果真得逞，唇亡齿寒，中国也将国无宁日；这是一场反侵略的自卫战争。 　　朝鲜战争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爆发的。把欧洲的冷战和亚洲的冷战加以比较，不难看出：第一、亚洲冷战的强度比欧洲的高，在亚洲不但有冷战，而且有热战(朝鲜战争和先后两次印支战争)。在亚洲，美国把新中国作为它的主要敌人，并且力图让亚洲国家把中国作为“侵略策源地”看待，竭力在这里制造和保持紧张局势，影响和控制一大批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把冷战的气氛造得浓而又浓。冷战导致了热战，热战又加剧了冷战，这就是战后20余年亚洲的形势。第二、在欧洲；战后对立双方的营垒颇为分明，亚洲则不然，这里有许多民族主义国家，有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决策者总想在亚洲划—条“共产主义扩张”不能逾越的界线，却总不能确定划在哪里，不能确定“遏制”的范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把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都作为它虚构的“共产主义的扩张”对待，采取敌视和反对的态度，这恰恰说明了，美国政策的矛头是对着亚洲人民的，美国的政策是与亚洲人民为敌的。 　　美国反对中国革命、入侵朝鲜及后来入侵印度支那，这是三个连锁的事件。它们都是美国“遏制”政策的产物，是时代性的错误，而不是某个政治家决策的错误。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称雄世界，盛极一时，可是它的亚洲政策却连连遭到失败，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一个国家，尽管是大国、强国，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人民，要逆历史潮流而动，那是注定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命运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来掌握，亚洲的命运只能由亚洲人民自己来掌握。 　　美中两国先后卷入朝鲜战争，两国对抗的格局也就定了下来。从那以后，经过漫长的一代人的时光，在遭受一再的失败和挫折之后，美国决策者才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调整对华关系，两国关系才开始缓慢解冻。两国都为它们的对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中美关系的历史确实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042-1043页。 ② FRUS, 1945, Vol.7, pp.575, 530. ③ FRUS, 1945, Vol.7, pp.558-559. ④ FRUS, 1945, Vol.7, pp.527-528. ⑤ FRUS, 1945, Vol.7, p.565. ⑥ Thunder out of China, p.289. ⑦ FRUS, 1945, Vol.7, pp.532, 546-547, 551, 561. 关于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立过程参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第106-112页。 ⑧ FRUS, 1945, Vol.7, p.527。 ⑨ FRUS, 1945, Vol.7, p.559. ⑩ FRUS, 1945, Vol.7, p.532-533. 魏德迈在1945年11月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也承认，他“完全意识到”美国政策的“这种矛盾”，“但是他接到了这样的命令，而作为一个军人，他必须执行这样的命令”。Papers of John F. Melby, Box 1, Harry S. Truman Library. 11 Raymond Dennett and Robert Turner, eds.: Documents on Americans Foreign Relations( New H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8), Vol.8, pp.496, 505, 509, 610. 12 FRUS. 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356. 13 FRUS, 1945, Vol.7, pp.633, 659. 14 FRUS, 1945, Vol.7, pp.448-450, 680, 628. 15 FRUS, 1945, Vol.7, pp.630, 768；FRUS, 194, Vol.9, p.935. 16 President Official File, Box 633, Harry S. Truman Library. 17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 第104页。 18 FRUS, 1945, Vol.7, pp.630, 768。 19 《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5期。 2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57-258页。 21 《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1-672页。 23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021-1032页。 24 《周恩来传》，第591页；《周恩来年谱》，第615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673-674页。 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4、390-392页。 26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68页。 27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052页。 28 FRUS, 1945, Vol.7, pp.467-468. 29 FRUS, 1945, Vol.7, pp.572, 576, 601-602, 613-614. 30 Wedemeyer Reports! p.360. 31 FRUS, 1945, Vol.7, pp.66, 569. 32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pp.265-267. 33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518-584. 34 马歇尔第一次接触中国，是在1914年，那时他在驻菲律宾的一个团服务，他在休假期间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去东北日俄战争的战场。1924年夏至1927年春末，他任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的执行官，他在此期间学会了汉语，学得了相当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福霍斯特·波格著、施旅译：《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35 FRUS, 1945, Vol.7, pp.745-746, 747, 750. 36 范宣德1945年12月5日致艾奇逊的备忘录，原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 (RG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ARS) 范宣德是当时参与决策的人中唯一看到并指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后来，艾奇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这种政策—在军事上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同时，倡议在国共之间谋求一项政治协议—的确两重性是如此明显，但当时我们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一点。”见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 New York : W.W. Nortonan Company Inc., 1969), p.195. 37 FRUS, 1945, Vol.7, p.756. 38 FRUS, 1945, Vol.7, p.766. 39 FRUS, 1945, Vol.7, pp.762, 768, 770. 40 《中国的纠葛》，第456页。 41 《周恩来年谱》，第629-630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60页。 42 FRUS, 1946, Vol. 9, pp.759-79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29-30页。 43 Harry S. Truman Papers, POF, Box 632, Harry S. Truman Library. 当时，财政部已经准备拨付国民党政府要求的5亿美元贷款，马歇尔的属下根据总统的这一命令加以制止了。见《马歇尔传》，第80页。这项贷款以后一直没有实现。 44 《周恩来年谱》，第632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61页。 45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编：《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180页。 46 《政治协商会议资料》，第186-187页。 47 FRUS, Vol.9，pp.139-141 48 《政治协商会议资料》，第270-272、355页。 49 《周恩来年谱》，第642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98页。 50 《周恩来年谱》，第644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65页。 51 《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军队整编的方针的指示》，1946年2月8日。 52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39-740页. 53 《张治中回忆录》，第749页。 54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 55 《周恩来年谱》，第641、645页。 5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以下简称《战后中国》）（三），第70-71页。 57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37页。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室编：《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增刊第六辑，第63页。 59 沃尔特·拉弗贝著、游燮庭等译：《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45页。 60 《周恩来年谱》，第652页。 61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第7页。 62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6日。 63 FRUS, 1946, Vol.9, p.513. 64 FRUS, 1946, Vol.9, p.542；《周恩来年谱》，第65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页。 65 FRUS, 1946, Vol.9, pp.576, 590-591, 594. 66 《停战谈判资料》，第252页。 67 《国民参政会纪实》，第1537-1541页。 68 《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69 《战后中国》（三），第108-109页。 70 《周恩来年谱》，第656页。陈诚于4月3日接替张治中为三人小组国民党方面代表。 71 《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第8页。 72 《马歇尔使华》，第116-117页；《战后中国》（三），第115-116页。 73 《周恩来年谱》，第660页。 74 FRUS, 1946, Vol.9, p.793. 75 《周恩来年谱》，第661页。 76 《马歇尔传》，第12页。 77 《周恩来年谱》，第665页； FRUS, 1946, Vol.9, p.834. 78 《周恩来年谱》，第668页。 79 《战后中国》（三），第129-130页。 80 《战后中国》（三），第131-132页；《马歇尔使华》，第138-139页。 81 《战后中国》（三），第130-142页。 82 《周恩来年谱》，第674页；《周恩来传》，第629页；The China White Paper, p.160. 83 徐永昌于4月23日接替陈诚为3人小组国民党方面代表。 84 《马歇尔使华》，第168页；FRUS, 1946, Vol.9, p.1105. 85 《周恩来传》，第629页，《周恩来年谱》，第675页。 86 《战后中国》，（三），第184页；《马歇尔使华》，第172页，后者把第一项中的7月1日写作8月1日。 87 条款规定，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有权决定何时何地进行有关军事行动的调查，在停止冲突和隔离部队的事项上美方代表有权以军调部名义向当地的国共指挥官发布命令，在其他问题上执行意见不一时，美方代表可向军部提出报告，请求指示。《马歇尔使华》，第161-162页。 88 《马歇尔使华》，第175-177页；《战后中国》，（三），第185-186页。 89 《停战谈判资料》，第149、326页；《马歇尔使华》，第119、403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540、546页。 90 《周恩来年谱》，第678页。 91 《停战谈判资料》，第181-187页。 9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266页；《周恩来传》，第643页；《周恩来年谱》，第685页。 93 The China White Paper，p.652. 94 《战后中国》（三），第210页。 95 《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 96 按照政协决议，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为40人，国民党占半数，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半数。政府各项议案，须得2/3赞成才能通过。蒋介石力图把中共和民盟的名额限制为8与4、即加起来不到否决所需的票数；中共代表要求中共和民盟得到14个名额，以“否决企图改变政协决议的任何措施”见《政治协商会议资料》，第270-272页；《马歇尔使华》，第270-272页。 97 《周恩来年谱》，第694页。 98 《战后中国》（三），第221页；《马歇尔使华》，第323页。 99 《马歇尔使华》，第374、386-387页；《周恩来年谱》，第704页。 100 The China White Paper，p.668；《马歇尔传》，第145页。 101 FRUS, 1946, Vol.10，pp.603-604, 644； John R. Beal: Marshall in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p.51 102 参见《中国外交史（1911-1949）》，第685-694页；任东来：《试论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6-20页。 103 约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429-1451页。 104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9(1947), p.577. 105 周永林、张迁钰编：《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210、208页。 106 《解放日报》，1947年2月4日。 107 George Kennan: Memoirs , 1925-1950 (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pp.547, 557-558. 美国历史学家埃佐尔德和盖迪斯认为：这份电报对于战争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一份文件。见Thomas H. Etzold and John L. Gaddi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50. 108 Arthur Krock: Memoirs. Sixty Years on the Firing Line(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1968)，pp.422-482. 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指出：“克利福德的报告，作为绝密文件保存达20多年之久；这一段时期的许多美国政策可以从这个文件所勾划的政策估计中，得到最好的理解”。见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ed.: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Vol.II,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73 ), p.268. 109 John L. Gaddis: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 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21-22. 110 参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3册（194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页。 111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9(1947), pp.6-7. 112 George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119-120. 113 FRUS, 1947, Vol.7, pp.790-800, 843. 114 一年后，在1948年3月初与记者谈话和3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马歇尔一再被问及他使华期间的政策。记者们问他，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表示过放弃杜鲁门1945年12月15日声明，这一声明是否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作了肯定的回答。记者们于是认为他仍赞成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次日，国务院急忙表示，国务卿的话被误解了。杜鲁门本人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加以“澄清”。他既肯定他的声明“仍然有效”，又说，美国的政策不是敦促国民政府把共产党人揽入政府，而是帮助它应付所面临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帮助做到的话，我们不愿意在中国政府中或任何其它地方的政府中有任何共产党人”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271-273. 马歇尔和杜鲁门这种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表白恰恰说明了美国决策者在对华政策上的狼狈处境。 115 FRUS, 1947, Vol.7, pp. 791-794, 788. 116 FRUS, 1947, Vol.7, pp.797, 802-804. 117 FRUS, 1947, Vol.7, pp.805-806. 118 FRUS, 1947, Vol.7, pp.1045-1054, 1085. 119 FRUS, 1947, Vol.7, pp.787-789, 792, 849. 120 FRUS, 1947, Vol.7, pp.838-843, 846-847, 851. 121 FRUS, 1947, Vol.7, pp.860-863. 122 FRUS, 1947, Vol.7, pp.874-877. 123 FRUS, 1947, Vol.7, pp.74-75. 124 FRUS, 1947, Vol.7, pp.814-815, 849, 854. 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联合战略委员会1947年4月29日提出的《从国家安全角度看美国对其他国家援助》的报告，根据“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列举了16个应当予以援助的国家，中国置于第14位；根据“对美国国家安全重要性和需要援助的迫切性”列举了17个应予援助的国家，中国也置于第14位。见FRUS, 1947, Vol.1, p.738. 125 FRUS, 1947, Vol.7, pp.805-808. 126 FRUS, 1947, Vol.7, pp.957-959. 连同9月在青岛转让的军火，美国无偿交给国民党军队6500吨弹药。见 The China White Paper, p.970. 127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1-83页。 128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p.448. 129 Arthur H. Vandenberg, Jr. ed.: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2)，p.523. 130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p.449. 131 Nancy B.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p.91. 该书有一章叙述院外援华集团。罗斯凯恩的《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已经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并参见翟强：《院外援华集团和杜鲁门对华政策（1947-1949）》，《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 132 William W. Stueck, Jr.: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 Chapel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p.42. 133 John F. Melby: The Mandate of Heaven. Record of Civil War in China, 1945-1949( Garden City: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71 )，p.275； W.A. Swanberg: Luce and His Empire(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2 )，pp.512-254, 265-267. 134 《顾维钧文件》，第124匣，进出口银行认为中国局势不稳，不能把贷款有效用于建设项目，决定不再延长到6月30日期满的拨款期。 135 FRUS, 1947, Vol.7, p.640. 136 Wedemeyer Reports! p.388. 137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808-814, 772-774. 138 “A Report to American People on China”, Life, Vol.23. No.15. 139 FRUS, 1947, Vol. 7, p.912. 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的第五次四国外长会议不欢而散，毫无结果。这更使马歇尔决心放手援蒋。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2月16日）一早，他就打电报给国务院，重申了10月21日的命令，并指示，夏威夷群岛和美洲大陆的战斗机亦可让售，顾维钧得知这一消息后喜不自胜地写道：“马歇尔现在终于开了绿灯。”（《顾维钧文件》，第124匣）两天后，副国务卿洛维特通知司德雷登大使8大队项下价值2650万美元的物资将以原价17.5%的价格售予国民党政府。见FRUS, 1947, Vol.7, p.932. 总之，绿灯一开，武器装备就源源不断地运来中国了。 140 FRUS, 1947, Vol.7, p.299. 141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348-350； Emest Ma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1949(New York : J.B. Lippincott Company, 1975 )，p.26. 1948年3月，马歇尔又批准顾问团去南京训练中心，7月，批准其去广州、汉口、成都等地训练中心。 142 《顾维钧文件》，第166匣。 143 John Campbell: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7-1948(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p.471. 144 《顾维钧文件》，第166匣； The China White Paper, p. 372. 但后者作“每月需2500万美元，总共需要3亿美元左右”，则援助期当为12个月。 145 “McNaughton Reports”, Senatorial and Vice Presidential Speech Files, Harry S. Truman Library；Emergency Foreign Aid,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1947), pp.239-256. 146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1947. 147 Paper of Harry S. Truman, Official Files, Harry S. Truman Library. 148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379-384. 149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1949, pp.83-85. 150 FRUS, 1948, Vol.8, p.106. 151 FRUS, 1949, Vol.9, pp.505-506. 152 资中筠在其专著中对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作了很好的剖析，见《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348-354页。 除了本文提到各派政治势力外，当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是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介入中国内战的政策的。比如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就撰文写道：“既然长远的将来属于那些其行动被证明是为了着中国人民的福利的人们，我们在中国支持反对共产主义就是一场失败的战争”。他又说：“美国人在宣布与亚洲的共产主义作战后，最终必将与亚洲人民作战”。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Prospect and US Policy”, Far Eastern Survey，Vol.16, No.13（July 2, 1947）. 但这种理智的声音被淹没在一片援蒋的歇斯底里声中了。 153 早在1947年3月杜鲁门就说过：“蒋介石打不出结果来，共产党能打出个结果来”，援蒋是“填无底洞”。见 Papers of Tom Connally, Harry S. Truman Library. 154 《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1080-1111页。 155 同上，第1155页；《解放日报》1947年1月1日。 15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60-63页。 157 Papers of Mathew Connelly, Box 1, Harry S. Truman Library. 158 FRUS, 1948, Vol.8, pp.146-155. 该文件即政策设计室第39号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号文件。 159 FRUS, 1949, Vol.9, pp.826-834. 160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338-351. 161 White House Daily Summary of Telegram, November 8, 1948, RG59, Records of Office of Executive Secretariat, State Department, NARS. 162 Wedemeyer Reports! pp.399-400. 163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pp.491-492. 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只有少将衔。 164 Present at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p.402；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p.499. 165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1053-1054. 166 FRUS, 1949, Vol9, pp.699-721；《杜鲁门总统与顾维钧、甘介侯博士谈话纪录（1949年6月22日）》，原件藏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顾维钧文件第130匣。“我是密苏里人”一语在美国英语中的意思是：我是讲求实际的人。此处是双关语，因为杜鲁门本人恰恰是密苏里州人。 167 Present at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p.397; FRUS,1949, Vol. 9, 1368-1369. 168 FRUS, 1949, Vol. 9, pp.1377-1338. 169 FRUS, 1949, Vol. 9, pp.1385-1389. 170 FRUS, 1949, Vol. 9, pp. 1369, 1373, 1390.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杜鲁门、艾奇逊不顾五角大楼、国会的反对，在国民党仍然占据着广州时发表《白皮书》，是决心在国民党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棺材钉。见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ed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p.25. 171 FRUS, 1948, Vol.8, p.148. 172 参见约翰逊·加迪斯：《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0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 173 FRUS, 1948, Vol.8, pp.356-357, 436-440. 174 FRUS, 1948, Vol.8, pp.494-495. 175 Robert M. Blum: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1982 )，p.35；Patterns in the Dust, pp.30-31. 176 FRUS, 1949, Vo.9, pp.11, 41-42, 21-22. 177 《毛泽东选集》，第1134页。 178 FRUS, 1949, Vol.9, pp.16-23. 179 RG59, Records of Office of Executive Secretariat, State Department, NARS. 180 Paper of Dean Acheson, Box 64, Harry S. Truman Library. 181 FRUS, 1949, Vol.7, p.1218. 18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1350、1355页；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下，第85-87页。 183 《中央军委关于对英美侨民和外交人员态度问题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4月28日）》，《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第43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325页。 184 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第26-30页； FRUS, 1949, Vol.8, pp.377，766-769。 185 RG59, Records of Policy Planning Staff, Box 13, NARS；NSC No.41, FRUS, 1949, Vol.9, p.827. 186 Papers of Mathew Connelly, Box 1, Harry S. Truman Library. 187 参见时殷弘：《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主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188 FRUS, 1949, Vol.9, pp.834-840. 189 FRUS, 1949, Vol.9, pp.1134, 1187. 190 FRUS, 1949, Vol.9, pp.1186-1187. 191 《周恩来传》，第715页。 192 FRUS, 1949, Vol.9, p.977. 193 Patterns in the Dust, p.48. 19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8辑，第178页。 195 《毛泽东选集》，第1385页。 196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p.99. 197 FRUS, 1949, Vol.9, p.520. 198 这笔款项后来主要用于亚洲别的地方，只有很少的钱用于在中国大陆情报活动。 199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p.102. 200 FRUS,1948, Vol. 8, pp.321-324；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p.181；President Secretary’s File, p.220, Harry S. Truman Library. 201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大事月表》，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9页. 202 《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0期，第2页；1989年第4期，第45页。 203 《中共党史资料》，第38辑，第178页。 204 见Patterns in the Dust, p.149. 205 毛泽东在1956年曾讲到，“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我们“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见《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6页。 206 《毛泽东选集》，第1363-1364页。 207 师哲：《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经过》，《新中国外交风云》，第8页。 208 《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选集》，上，第321页；《新中国的外交1949年11月8日》，《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0期，第11页。 209 FRUS, 1949, Vol.9, pp.891-892. 210 FRUS, 1948, Vol.1, pp.523-525；Vol.6, pp.700-701. 211 FRUS, 1949, Vol.9, pp.392-397. 212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pp.69-173；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pp.138-140. 213 Frazier Hunt: The Untold Story of Douglas Mac Arthur( New York: The Davin-Adair Company, 1954 )，pp. 448-449. 214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22, No.550（January 16, 1950），p.79. 215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22, No.550（January 16, 1950），p.81. 216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22, No.551（January 23, 1950）, p.116. 217 FRUS, 1950, Vol.6, p.263. 由于诺兰在台湾问题上极端亲蒋的立场，他被人称为“来自福摩萨的参议员”。 218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p. 532. 219 Uncertain Years, p.84. 220 Uncertain Years, p.86. 221 FRUS, 1950, Vol.6, pp.8, 784. 222 FRUS, 1950, Vol.7, pp.161-165. 223 FRUS, 1950, Vol.6, pp.333-335. 224 FRUS, 1950, Vol.6, pp.347-349. 225 FRUS,1950, Vol.6, pp.349-351. 226 FRUS,1950, Vol.6, pp.325-326, 351-352. 227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765页。 228 FRUS,1950, Vol.7, pp.139-140, 143, 151, 460；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pp.527-528；《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394页。 229 FRUS , 1951, Vol.7, pp.158, 179-183；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p.531;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397-400页。 230 Robert Leckie: The Korean War( London: Barrie and Rochliff with Pall Mall Press, 1963)，p.56. 231 John W. Spanier: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31. 232 FRUS, 1950, Vol.7, p.781. 这一指示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艾奇逊和国防部部长马歇尔同意，杜鲁门批准的。 233 K.M. Panikkar: In Two Chinas. Memoirs of a Diplomat（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iwin, 1955 ）, p.108. 234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7页。 235 In Two Chinas. Memoirs of a Diplomat, pp.109-110；《抗美援朝战争》编辑部编：《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15页。 236 Rosemary Foot: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1(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79. 237 The Wrong War, p.81. 238 《朝鲜战争》，第165页；玛格丽特·杜鲁门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哈里·杜鲁门》，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7-228页。 239 FRUS, 1950, Vol. 7, p.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