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 在朝鲜的对抗 第一节 走向对抗 第二节 胜负难分 第三节 边打边谈 第二章 遏制与反遏制（一） 第一节 联合国里的斗争 第二节 禁运与反禁运 第三节 美国分离西藏政策的失败 第三章 遏制与反遏制（二）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发展 第二节 日内瓦会议上的斗争 第三节 亚非会议与中国的和平外交 第四章 台海风云 第一节 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对抗的由来 第二节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第三节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第五章 漫长的谈判 第一节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由来 第二节 日内瓦会议 第三节 华沙会谈 第六章 危机的年代 第一节 印度支那危机 第二节 美国军事干涉越南与中国的反应 第三节 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抗 第七章 转换的前奏 第一节 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一） 第二节 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二） 第三节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第八章 历史性的握手 第一节 走向缓和 第二节 通向北京之路 第三节 历史性的握手 序章 　　早在大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就在勾画战后世界的蓝图。罗斯福总统希望中美两国在战时结成的同盟关系在战后继续下去，希望一个统一的、稳定的、亲美的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成为亚洲的主要稳定因素，而蒋介石则是中国的领袖。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对这种领导地位的挑战，或者试图把共产党拉进国民政府中，或者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 　　为了实行这种政策，美国需要在国际上孤立共产党，需要苏联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在雅尔塔会议上实现的。苏联关注战后苏联的安全。斯大林的安全战略是沙皇俄国安全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思想是"以空间换时间"，即通过尽可能地扩大领土以及在相邻国家和地区制造大量的中间地带（势力范围，或曰缓冲区），以赢得保障中央俄罗斯安全的时间。罗斯福认为斯大林的要求是合理的。美国同意苏联恢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并实际同意在东北与新疆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同意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并实际同意中国的长城以南部分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苏联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 中国同意外蒙古独立，中苏共管中长铁路，旅顺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大连开为自由港；苏联保证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与领土及行政完整，不干涉新疆局势，苏联还保证，苏联政府的道义支持与物质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也就是说，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不支持共产党。 　　这样，美国、苏联与国民党协调各自的政策，联手对战后中国的政治与外交作出了安排，其中没有共产党的地位。按照这个安排，共产党只能对国民党惟命是从。这种安排在战后头半年中的主要表现是：美国支持国民党垄断受降权，苏联迫使中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中共十分清楚它的处境，并对在这种处境下的斗争策略作了精辟的分析。中共在1945年11月28日的一个文件中指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府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望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程度的困难。"〔2〕 这样中共在战后初期提出了中立美国这样一个策略原则，这也是中共接受马歇尔的调处并在调处前期努力与之配合的原因。 　　东北问题是战后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也是苏、美关注的重心。战后蒋介石多次发表谈话，强调接收东北的重要性，把东北喻为"国家的生命线"。国民政府集中力量进行接收东北的准备工作，于8月底9月初组建了东北行营，任命了东北九省省长。美国也十分关心东北问题。美国虽然实际承认东北是苏联势力范围，但它不能容忍苏联在东北关起门来，排挤美国势力。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期，美国一再敦促苏联作出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诺。 〔3〕 苏联的目标是要使东北成为苏联独占的势力范围，防止美国势力打入东北。1945年底蒋经国访苏时，斯大林在与他的谈话中十分坦率地提出要求："只要国民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联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4〕 要拒绝美国势力的渗入，增强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地位，最好的办法是对中共势力予以有限的支持。 　　中共特别看重东北的战略意义。中共"七大"就提出了争取东北的任务。毛泽东讲到，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5〕 1945年8月下旬中共的估计是，虽然苏联受中苏条约的束缚，不会正式给中共在东北的活动以多少帮助，但只要这些活动不直接影响条约义务，苏联将会予以放任与同情；国民党在东北、热河、察哈尔没有基础，派军队去又有困难，因此中共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北和热河、察哈尔。中共中央批示有关分局，不事声张地非正式进入东北，控制广大农村和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在大放手发展，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就行；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条约范围，必须加以完全控制。〔6〕 在征得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发展的支持后〔7〕，中共中央随即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并从全国各解放区抽调10万部队、100个团架子部队干部和包括20名中央委与候补中央委员在内的两万左右党政干部进入东北，为把东北建设成解放战争的可靠基地提供了干部保证。这样中共就在国民政府与苏联脆弱的同盟关系中打进了一个坚实的楔子。 　　战后初期导致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迅速恶化的主要是两个问题：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问题上苏联采取不合作态度，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破裂。 　　中苏条约签订后，国民党内部对接收东北多持乐观态度，结构却事与愿违。10月1日，苏联得知，国民党军队将由美国舰只运送于10月10日左右在大连登陆，美国插手东北已成定局。苏联政府决定迟阻国军进入东北，支持中共部队发展，以对抗美国。苏联先是以大连系自由港为由，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让国军去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但苏军又先把这两个港口交给了中共军队，并向国民政府表示，如在这两个港口登陆，苏方不能保证安全。 国军被迫折返关内在秦皇岛登陆，沿北宁线出关。但铁路大部分都已毁坏，有些地段沿线还驻守着中共军队。国军直到11月中旬也未能进入东北。〔8〕 与此同时，集中于烟台等地的中共军队在苏军支持下相继在大连、庄河和金县等陆，或从多伦、赤峰入关。苏军为入关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并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任其发展。 　　中苏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从1945年10月开始。双方的主要分歧是：1. 东北日本资产的归属问题。苏联坚持甩的日本资产均为苏军战利品，应归苏联所有；中国认为应作为日本赔偿，归中国所有。2. 关于合作范围。苏联要求将日伪时期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和满洲电业株事式会社经营的各项企业全部纳入中苏经济合作范围；国民政府只愿意拿出其中一部分，苏联不允。3. 达成协议的时间。苏联主张将经济合作协议与撤军问题合并解决，实际上是以经济合作作为撤军条件；国民政府主张先撤军，后达成协议。1946年1月蒋介石将苏联的上述条件告诉了正在中国调处的马歇尔，马歇尔随即表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答应苏联要求，即使苏联推迟撤军也在所不惜。1946年2月26日，美国政府又分别照会中苏两国政府，指出，中苏关于满洲工业组织之任何谈判都是对美国商业利益的歧视，将被认为是违反门户开放政策之原则。照会还驳斥了东北日资产业为苏军战利品的说法。〔9〕 这样，美国公开介入中苏谈判，国民政府立场更趋势强硬。3月末，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宣告失败。 　　斯大林对谈判失败感到十分恼怒。他再次借中共力量对国民党进行报复：实行闪电式撤军，使国民党措手不及，而在附近的中共部队得以顺利进入苏联撤出的城市与地区。5月3日苏军全部撤出，东北国共对峙的局面形成。由于东北事态的发展，国民政府与苏联的脆弱同盟实际已经结束，中共与苏联的同盟则已经萌芽。 　　国民党与苏联关系的疏远同与美国关系的密切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美国的政策是全力以赴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战后初期美国并不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美国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国共谈判，让国民党让出一部分权力，让共产党放弃独立的武装和政权，到国民政府里做官，把共产党统一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达到不战而降共产党。这就是美国为马歇尔调处所设计的方案。 　　但这时的国际形势显然不利于为中国通过会谈达成统一提供有利条件。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到密苏里访问，在富尔敦发表演说，声称"整个欧洲大陆已经被一重大铁幕分隔为两半"，他号召"所有讲英语的民族结成兄弟联盟"，在联合国之外重新安排世界秩序。斯大林把这次讲话看作是对苏联的挑战，谴责丘吉尔活象希特勒，是在"策划战争……号召与苏联作战。" 大战结束以来，蒋介石一直盼望的就是打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能用军事力量帮助他解决中国问题。丘吉尔的讲话对他无疑是一种鼓励。同时，蒋介石认准了美国是离不开他的。于是他在谈判中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尤其在东北问题上坚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到1946年年中谈判已实际破裂，大规模内战爆发。1946年下半年马歇尔虽还在中国进行种种努力，但他却越来越偏袒国民党，直至1947年1月离华回国。 　　马歇尔调处的失败诱发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华政策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在1948年4月通过了《援华法》，即从1948年1月起的15个月内向国民政府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经援2.75亿美元，军援1.25亿美元。《援华法》的通过表明，美国政府战后的扶蒋反共政策已经具体化为这样一种政策：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一定数量的军事顾问），尽可能延长注定灭亡的国民政府的寿命，纵然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要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上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 　　及至1948年冬，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使美国决策者相信，国民党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在此之前，9月8日，以乔治*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已经提出了一份名为《重新审查和制订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其中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在现时中国的形势下，我们需要有改变航向的自由，或者甚至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10〕 1949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第41号文件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与中国恢复一般的经济关系等手段，增强能导致中共与苏联之间产生严重分歧的力量，以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独立于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另一方面，动员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公开与中共政权作斗争，"使中国彻底孤立于日本和西方世界，以便招致中共政权的被推翻和崩溃"。〔11〕 这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有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从中国内战脱身，尽可能离间中苏关系；硬的一手是继续与中国革命为敌，尽可能给中国新政权制造困难。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两手同时在起作用。为了从中国内战脱身，美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拒绝向国民党提供新的援助，编制《美中关系白皮书》。 　　但上述做法只是美国政策中比较次要的方面。更为主要的方面是：美国坚持敌视中共、敌视中国革命的立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阻挠全中国的解放，拒不承认中国新政权，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施加压力。美国这种敌视中国革命的态度使中共与美国和解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中共贯彻在对蒋斗争中中立美国的方针，在马歇尔调处的初期尽力配合调处，中共对马歇尔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但美国一边进行调处，一边却继续给蒋介石以各种援助，以便使蒋介石有恃无恐，终于在1946年中发动大规模内战。中共对马歇尔调处十分失望，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的感觉。8、9月间，毛泽东分别接见美国记者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与斯蒂尔(Steel)，强烈谴责美国援蒋内战的政策，对马歇尔调处进行公开的严厉批评。中共通过其机关报昭告国内外：中共抱着美国执行中间政策的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12〕 这可以看作是中共放弃中立美国的政策的公开宣言。从此以后，中共在反蒋干着急中必然连上美国，必然美蒋并提，把蒋介石作为美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而且把蒋介石出卖中国利益给美国，以换取美国支持其进行反共内战，作为动员人民的一个重要根据。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13〕 这里所说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显然是针对着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及国民政府一美国之间的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这不仅表示中共否定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否定这些条约的合法性，而且表示中共已经下定决心与美国决裂，与美国斗争到底。 　　与此同时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不断地密切起来。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一致是联结两党的天然纽带。苏联在东北给予中共的实际援助是中共把东北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苏军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据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与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关注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14〕 正是苏联留下的武器弹药配备了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使其成为中国各解放军装备最好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辽南中共军队时，驻顺口的苏军与国民党军队达成协议，在旅大苏军辖区以北8至10公里处划出一条"安全线"，国民党军队不得越过。而中共部队却可以自由出入，从而使该线至旅大辖区之间8至10公里的地带成为辽南党政机关进退自如的后方。苏军还将旅大地区（包括旅大、大连、金县）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给了中共，中共旅在地委在大连建真情 批兵工厂和其他工厂，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药品和各种重要物资，使旅大成为东北各解放区重要的供给基地。中共还在这里培训各类干部和技术兵员，如通讯兵、装甲兵骨士等等，使旅大成为东北各解放区的后方培训基地。〔15〕 苏联所给予的上述种种帮助，对中共在东北的几十万军政人员度过1946年春至1947年上半年的困难时期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还与东北民主政权互通有无，进行经贸合作，于1946年底、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签订了两个贸易合同及一个换货协定，总交易额为4.49亿卢布，东北向苏出口粮食和土特产，进口各种军用和民用物资。这对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及东北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 　　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是在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展开的。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遏制共产主义正式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方针。接着美国又提出了马歇尔计划。面对美国的攻势，苏联发起反击，促使东欧国家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并加强了与它们的经济联系。9月，苏联等几个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言认定，世界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号召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坚决斗争。10月，欧洲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冷战在欧洲全面展开。国际形势的这种发展对中共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是难道的东风。这使雅尔塔协议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约束大大减少了，苏联已经开始放弃仅仅通过谋求大国妥协来维持均势的政策。从此以后，中国革命不仅与苏联在中国的具体利益相一致，而且与苏联对抗美国的全球战略也一致起来。 　　这不是说，中共与苏联关系中已经毫无问题。实际上，苏联对中共及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将信将疑。为了消除斯大林对中共无产阶级性质的疑虑，中共在1948年夏的苏南冲突中主动站在苏联一边，参加了对南斯拉夫的批判。6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中共随即作出相应决议，表示坚决拥护情报局的决定。稍后，毛泽东利用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的机会，发表文章，盛赞十月革命和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着重批判了关于"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表示中共"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决不会走南共的"第三条道路"。中共的这些表示大大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是否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的怀疑。 　　斯大林接纳中共为其盟友的一个重要表示是1949年1、2月间米高扬对于西柏坡的秘密访问。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首次会谈中就全面讲述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给中共造成的危害和他本人长期受王明打击的情况，米高扬没有对王明作任何议论，实际认可了中共对王明路线的清算。米高扬并注意不与王明发生任何接触。米高扬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承认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从而消除了毛本人与斯大林感情上的隔阂。米高扬还主动表示，苏中关于旅顺口的协定是不平等条约，苏联政府已决定予以废除，一旦与日本缔结和约，立即将自己的军队撤出旅顺港。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出军队是适宜的，苏联准备满足中共的这一愿望。苏联这一表示的重要性在于，中共可以在全民族之前表明，中共与国民党不同，它不是靠让与国家主权来与外国结盟，反之，中共与苏联结盟的直接结果是把国民党丧失的国家主权收了回来。毛泽东表示，中共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希望在中共建立新政府后，苏联能立即带头承认；对于别的外国，中共表示不急于求得它们的承认，但若它们表示愿意承认，也不加以拒绝。在会谈中双方还确定了两党之间的联络方式，中共建议王稼祥任首任驻苏大使，应中共要求，与米高扬同来的科瓦廖夫被斯大林派作私人代表留在毛泽东身边。 可以认为，中共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这时已经有了雏形。 　　中共领导人认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是彻底结束了百年屈辱的外交，它必须与旧中国的外交一刀两断，体现出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下获得了解放。为此，中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但这些国家首先不能帮助国民党。〔16〕 如果美国能继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也考虑与其建交。但中共估计这样做的可能性极小，美国政府决不会很快改变敌视政策，因此，与美国建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17〕 　　中共不但不急于与美国建交，而且为了贯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中共通过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事件的处理实际确定了挤走美国外交人员的政策。 　　1948年初沈阳解放。国务院指示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告知沈阳当局，他以领事身份留在该市仅为帮助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决非表示承认中共政权。〔18〕 中共中央对此的反应是于10日指示东北局，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 20日，沈阳军管会没收了美国总领馆的电台，随后总领馆各类人员及家庭立即被分别软禁在领馆、美孚油行院、总领事宅安息日院三处。11月25日东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在沈阳破获的重大美国间谍案的情况，该间谍组织的任务是刺探和传递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且与美驻沈阳总领馆有关。〔19〕 美国国务院曾经多方设法试图与沈阳总领馆取得联系，均无结果。1949年5月底国务院宣布关闭驻沈阳总领馆。〔20〕 鉴于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驻南京、上海、北平的外交人员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要求解除对沈阳总领馆人员的软禁，中共的反应是于1949年6月19日公布了美国驻沈阳总领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24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 　　尽管如此，在美国政府中以及美国舆论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共可能走向斯拉夫道路，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的铁托抱有幻想。1949年上半年，《新共和国》、《堪萨斯城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波士顿捷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大量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或专栏文章，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共与苏联之间将在许多方面产生摩擦。〔21〕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疑虑也没有完全消除。中国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幻想"向美苏两面靠"。为了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中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批驳和澄清国内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和错误，并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毛泽东于1946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全国阐述了新中国对两个阵营的不同态度，提出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 　　经过战后四年多中国政治局势的曲折演变，由于美苏冷战的国际大格局和种种国内国外的种种复杂因素，国民党指望在国内斗争中中立苏联的政策没有实现，中共指望在反蒋斗争 中中立美国的政策也没有实现。结果国民党一边倒倒向美国，中共一边倒倒向苏联。这也是 形势使然。 注释： 〔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27-1338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456页。 〔3〕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hereafter FRUS), 1945, Vol.7, pp.955-956, 960-965, 969-974. 〔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以下简称《战后中国》）（一），第113页。 〔5〕参见徐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是解放东北的必由之路》，《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5期。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67-268页。 〔7〕《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 〔8〕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 〔9〕《战后中国》（一），第183页。 〔10〕FRUS, 1948, Vol.8, pp.146-155. 〔11〕FRUS, 1949, Vol.9, pp.826-834. 〔12〕《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02页。 〔14〕博伊科：《解放使命》，丘达杰耶夫编：《在中国道路上（1937-1945）•回忆录》（俄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 〔15〕韩光：《旅大人民的支前工作》，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建馆委员会、《辽沈战役》编审小组合编：《辽沈战役》，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页。 〔16〕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卷，第1466页；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87页。 〔17〕《中央军委关于对英美侨民和外交人员态度问题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4月28日）》，《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5页。 〔18〕FRUS, 1948，Vol.7, p.826. 〔19〕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20〕FRUS, 1949, Vol.8, p.960. 〔21〕Nancy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