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朝鲜的对抗 第一节 走向对抗 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发出公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 同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把上述公告以公函致送各国政府。10月2日，苏联率先表示断绝同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给予外交承认，接着， 保、罗、朝、阿、匈、捷、波、蒙、民德、阿尔巴尼亚等相继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时仍滞留在北平的美国前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 O. Edmond Clubb） 也收到了中国政府的通函。对此，美国迅速作出了反映：10月3日，杜鲁门指示国务院：“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府，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 〔2〕 12日， 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项条件：一、有效地控制它声称治理的领土；二、承认其国际义务；三、其统治得到人民的认可。〔3〕 艾奇逊表示， 由于中国新政府尚不符合这些标准，美国现在不能给予承认。艾奇逊在同日的参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解释这些条件时说，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是，这个政府实际上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 〔4〕艾奇逊指示美国驻外使团，中共政权的成立早在预料之中，“美国认为非共产党国家现在不必急于考虑承认”。〔5〕 对于北约国家和英联邦国家，美国继续尽一切可能施加影响。美国最关心的是印度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态度。印度是中国的近邻，是亚洲第二大国，它在亚洲民族主义国家中的影响不可低估；英国是美国的头号盟友，是英联邦国家的盟主。 印度政府接到周恩来的通函后通知中国政府，印度政府已召回驻南京大使研究这一问题，并希望通过原驻华领事继续与中国政府保持非正式关系。美国政府力图阻挠印度承认新中国。10月中旬，印度总理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访问美国。艾奇逊、杜鲁门在于12、13日会见他时一再对他进行游说。尼赫鲁表示，印度邻近中国，这使它与其他国家的地位有所不同，印度倾向于及早承认中国新政权。杜鲁门说，这是非共产党国家应当磋商的事情，“如有可能，应当协调彼此的行动”。艾奇逊一再向尼赫鲁解释他的三条原则，并说：“重要的是不要相信通过早日承认（中国）可以为国家取得什么好处”，而“通过早日承认我们就是在牺牲中国仍在力图抵御共产主义的控制保持独立的那些地区的利益”。艾奇逊还主张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和通过散发小册子对中国进行发起宣传攻势。〔6〕 英国政府在接到周恩来的通函后作出了与印度类似的反应。杜鲁门对此十分恼火，他对艾奇逊说：英国这事干得不太仗义。10月14日，艾奇逊致电英国外相贝文，很不客气地要求英国在承认方面的任何步骤都要事先与美国充分协商，因为“一个在远东有类似利益的西方大国采取独立行动的任何表示都可能被中共加以充分利用，并将不可避免地对亚洲独立国家的决定和合作产生负面影响”。此后一个半月中英国政府一再申述尽快承认中国新政府的理由，但美国对此置若罔闻。12月3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再次重申：“美国应当继续向友好的政府表达它关于匆忙承认中共政权的危害性的观点。” 〔7〕 尽管美国政府继续煞费苦心地想方设法劝阻有关国家，承认新中国的历史潮流毕竟是阻挡不住的。缅甸、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印度、印尼等亚洲国家和英国、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以及芬兰、瑞典、瑞士都先后在1949年底和1950年春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拼凑“共同阵线”的图谋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显然， 在承认问题上，美国和中共各有各的想法，双方的主张恰恰是针锋相对的。美国要把承认作为迫使中共就范的杠杆之一，它既不打算立即承认中国新政权，也不打算把它原驻华外交人员全部撤离中国，断绝同中共的往来，而要把这杠杆拿在手里。它实际上仍然希望原驻华外交人员以半合法的身份在中国呆下去，以便就近观察事态发展，并利用他们在中国的广泛联系施加影响，这对于达到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无论是推翻新政权，还是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都是会很有用的。〔8〕 而这正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如果美国真愿承认中国新政权，中共当然愿意接受，但美国不能讲什么价钱；如果美国不想承认，那么中共就不打算让这些前外交人员滞留在中国。为了新政权的安全，为了清除一切危害安全的隐患，中共要防止美国任何干涉内政的企图，防止美国利用其在中国的半合法地位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美国与中国的各类人员保持积极接触的企图与中共打扫屋子的政策是互不相容的。既然美国对中国政府的通函置若罔闻，中共便决定继续实行“挤走”美国在华前外交人员的方针，并打击美国企图在中国继续呆下去的打算。10月24日，华德等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被拘押，一星期后移送沈阳人民法院审判。11月21日，华德和其他四名参与殴打中国雇员的外藉职员被判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沈阳市人民法院随后以美国总领馆指挥掩护间谍活动为由，宣判领馆全体外藉人员驱逐出境。〔9〕 华德被捕的消息在美国舆论界掀起一片喧嚣。国务院也加大了对中国的外交压力。艾奇逊向新闻界强调，华德被捕取消了承认中国的任何可能性，他还致函30个国家的外长，要求一致抗议中国对华德及其下属的“违背国际关系基本概念”的处置。〔10〕 17个在中国被解放地区驻有外交代表的国家里，有15按照艾奇逊的要求，就华德事件提出了抗议或同意提出抗议，其中包括即将承认中国的印度、丹麦、挪威、瑞典和瑞士。〔11〕 自从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美国政府内部有争议的问题。〔12〕 为了统一争论双方的意见，进一阐明美国对华政策乃至远东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三方人员联合起草于12月23日提出了NSC48/1号文件，六天后杜鲁门主持讨论这个报告，略加修改采纳其结论部分作为NSC48/2号文件，从而制定了美国在远东的总战略。文件提出：“一旦发生对苏战争，在西方进行战略进攻，在东方进行战略防御”，而“美国最近的目标就是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遏制和降低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使之不致威胁美国的安全”。在远东这种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即最低限度防线，应当包括日本、硫球、菲律宾。对于中国，美国应当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而拒不承认中共政权，而且要继续向各友好国家政府说明匆忙承认中共政权的危害性；一旦将来必须予以承认，也要采取适当步骤，使承认不致于被解释为是“对中共政权的认可”；“美国还要通过恰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的渠道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分子和其他分子之间的一切嫌隙”。讲到台湾，文件肯定了中央情报局10月19日的一则估计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将在1950年底落入中共手中，文件重申，“由于我们的军事实力与全球义务不相适应，台湾的战略重要性还不足使我们公开使用武力，因此美国要尽一切努力增强其在菲律宾、冲绳和日本的整个地位”。〔13〕 1950年1月5日上午，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正式声明。他保证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系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并称，美国和其他盟国尊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已有四年了。接着他说：“美国对台湾和中国其他任何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 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 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 〔14〕 这是从1948年秋冬美国政府重新审查对华政策以来最明确地表示要从中国脱身，对台湾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声明。可惜，这一声明并未付诸实施，由于当时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政治及其他种种原因，在1950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政策又重新向着干涉中国内政的方向发展。 如同《美中关系白皮书》一样，杜鲁门的声明非但不能统一美国朝野的思想，反而成为国会内外新的猛烈攻击的靶子。〔15〕 为了回击共和党议员，1月10日艾奇逊在参院外委会上滔滔不绝地谈论美国的对外政策，力图说明，没有台湾，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仍然是“坚不可摧的”。〔16〕 12日，他又根据NSC48号文件的精神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关于亚洲政策的长篇演说。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共产党的胜利归因于席卷亚洲的革命民族主义。讲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安全问题时，他说，美国在西太平洋必须也能够守得住的一条环形防御带是：阿留申群岛—冲绳—菲律宾一线，从而再次明白地把台湾和南朝鲜排除在美国承担军事义务的范围之外。〔17〕 杜鲁门和艾奇逊选择此时发表这样的声明的另一原因，是为了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以便离间中苏关系。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商谈，尤其是处理中苏之间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常以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自居；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尤其对毛泽东本人又心存疑虑；当时苏联驻中共中央顾问组组长科瓦廖夫又给莫斯科写了一份秘密报告，歪曲中共政策，诬蔑中共领导人“亲美反苏”；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高岗也向斯大林说了中国党许多坏话，致使斯大林更怀疑中共要走“民族主义道路”。〔18〕 加之斯大林不愿废除旧约，因此，毛泽东在访苏第一阶段受到冷遇，在他12月21日参加斯大林祝寿活动后，苏联对其访问活动竟没有任何新闻报道。这种情况引起外界纷纷猜测。艾奇逊乘机大做手脚。他在1950年1月25日、2月11日两次密电美国驻法大使布鲁斯 (David K.Bruce )，指示他尽快把大量谣言传给《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苏兹贝格( C.L. Sulzberg)等人，苏兹贝格果然几次在《泰晤士报》上撰文，绘声绘色地宣传中苏分岐。〔19〕 杜鲁门1月5日声明和艾奇逊1月12日的公开演讲则是挑拨中苏关系的公开手段。 但中苏两国之间毕竟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签字。中方还公开回击美国离间中苏关系的企图。毛泽东亲自撰文批驳说：“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和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文章由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署名在1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 中国政府遵循“一边倒”的方针，一方面大力发展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一方面继续致力于肃清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影响。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管会颁布布告，宣布收回美国、法国和荷兰兵营地产权，征用兵营及其他建筑。当时仍滞留北京的柯乐博根据国务院指示于1月9日、11日两次致函周恩来说，使用兵营地产是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取得的权利，这一权利在1943年1月的中美新约中再次得到确认，而且所谓兵营早已被用作总领馆的办公室了。但这两封信均被退回。1月10日，美国政府要求英国外交部从中斡旋，向中方递交正式答复，其中说，如果征用果然发生，“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关闭所有在共产党中国的官方机构，撤回所有官方人员”。美国政府错以为这是对中方的有力威胁，殊不知，“挤走”美国官方人员正是中共的目的，这一威胁当然毫无效果。1月14日，中方警察开始进入兵营，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宣布从中国大陆撤回所有官方人员。〔20〕 国务院的这一决定恰恰是中方所期待的。时在苏联的毛泽东1月18日致电刘少奇说：“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21〕 美国作出上述宣布后，行动却极其迟缓，绝大多数美国官方人员长时间不向中国政府申请离境，使领馆也迟迟不停止其活动。其实， 国务院还是希望保留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活动据点，维系与中国尽可能多的联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在2月5日公开声明，中国“不独不会阻止任何美官方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离开中国，相反，根据沈阳和迪化美国总领事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我们宁愿听到所有美国官方人员能够更快地离开中国。”〔22〕 3月15日，艾奇逊在旧金山的公共福利俱乐部作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演讲时说，美国之所以至今不承认中国，是因为在对待我们的官方代表方面，它没有遵守正常的国际行为准则 。 稍晚，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 Loy W. Henderson ）也重复了这一意思。〔23〕 对于美方的新试探，中方概不买帐。3月18日，周恩来发表讲话， 对艾奇逊3月15日讲话予以批驳。在中国政府的一再催促下，美国官方人员方于4月30日全部离境。几年之后，毛泽东在谈到当时的外交方针时说，当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屋子”，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国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24〕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爆炸原子弹在1949年同时发生，在美国引起不小的震惊；中苏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的希望变得渺茫。看来美苏冷战将是长期的事，美国将不得不久久地承受美苏对抗造成的物质和精神负担。许多美国人对这种“赢得战争，丧失和平”的局面极为沮丧，又不知原因何在。正是在美国人这种困惑、失望之中，麦卡锡主义应运而生。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初出茅芦的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城宣布，他手上已经掌握了国务院内共产党奸细的成堆的材料。此后，他一会儿说有205人，一夜之间又减到57人，忽然又激增到116人。范宣德（John C. Vincent)、谢伟思(John S. Servioce )、戴维思(John P. Davice)、柯乐博等无一辛免他的指控，反共的歇斯底里一时甚嚣尘上。美国公众以为， 有烟之处必有火，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笼罩了美国。 在这一片冷战的白色恐怖中，NSC68号文件出笼。这是一个从各方面对美国的冷战战略进行重新评价，构划今后20年美国进行冷战的战略蓝图的文件。1950年1月，杜鲁门下令研制氢弹，同时指示国务院和国防部重新审查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计划。于是由两部组成的起草班子在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尼茨（Paul H.Nitz)的主持下开始拟订文件，4月文件得到杜鲁门的批准。 文件宣称，自由世界面临着苏联扩张的严重威胁，当前世界政治的本质是“自由思想”和“奴隶思想”、“自由制度”和“奴隶制度”的对立，这种对立使世界各地的斗争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件虽然仍然主张“欧洲第一”的战略，但同时强调，“当今对自由制度的攻击是世界性的??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就是它在所有地方的失败”，因此美国“必须带头在自由世界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领导世界的责任要求我们进行尝试，承担风险，以与自由和民主相一致的原则建立起秩序和正义”。文件特别强调用军事手段来遏制苏联，建议大量增税，增加军费，扩建常规部队，发展氢弹；对美国实行动员，使美国人对“作出牺牲”和“团结”的必要性取得一致看法；在美国领导下建立一个强大的联盟体系；从内部破坏“苏联集权制度”。〔25〕 NSC68号文件对于理解美国当时和此后20年的外交政策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此，美国的E 制政策进一步发展成全球干涉主义和黩武主义。 美国把东南亚确定为亚洲大陆遏制线的主要环节，用国务院远东司的话说，美国要“以一切可行和适当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把共产主义阻截在中国南部边境”〔26〕。 美国政府于1949年9月为“泛指的中国地区”拨出75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这笔款项主要用于援助东南亚。〔27〕 在中国问题上，1950年的美国政策是从杜鲁门1月5日声明的立场倒退，不是向着从中国“脱身”前进，而是向着重新干涉中国内政的方向发展。国会内的亲蒋议员和国会外的援华集团里应外合，继续攻击民主党政府对华政策。在范宣德、谢伟思、戴维斯等中国通先后被解职并受到泰定斯委员会的“忠诚调查”之后，他们又集中力量攻击艾奇逊和马歇尔，甚至要求艾奇逊辞职。〔28〕 美国军方在美国对华政策的逆转中所起作用更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立场是，虽然美国不需要台湾作为军事基地， 但如果中共取得台湾，苏联在这里建立军事基地，那就会威胁美国在太平洋的整个生命线。1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过去制定的一项紧急应战计划——其中说，一旦发生战争不让俄国人得到台湾——直到1951年年中继续有效。〔29〕 3月，国防部长约翰逊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写一份“防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扩张”的报告。后者于4月提出的备忘录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坚信， 只有最终在中国取得胜利，美国才能实现其在亚洲的目的”，只有迅速地继续采取措施，才能解决在南亚所面临的问题；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恢复了活力，显著提高了效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约翰逊在向艾奇逊转述这份备忘录时“强烈建议”遵循备忘录提出的路线。〔30〕 6月上旬，约翰逊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9日，他要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样一种主张表示意见：“美国应当尽一切努力保持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即便这需要美国军事力量对台湾提供援助也在所不惜”。他表示要与总统重新讨论对台政策。〔31〕 麦克阿瑟比华盛顿的军方更狂热地鼓吹军事援台。他在5月20日给陆军部的备忘录中大声疾呼：“台湾在共产党手中如同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给船”，果真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美国就要退到夏威夷和它的西海岸。他还在东京对一些官员说，亚洲的命运系于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把台湾一笔勾销，那么保卫其他地方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32〕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年以前麦克阿瑟并未这般看重台湾的战略意义，相反，1949年3月他与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凯南 （George Kennan )一致同意把台湾划在海岛防御圈之外。艾奇逊认为，麦克阿瑟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是共和党议员影响的结果，是服从美国的两党之争的。 6月17日，约翰逊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Omar N. Bradley）到达东京访问。麦克阿瑟强烈敦促他们保卫台湾。24日约翰逊等回到华盛顿，他们已经下决心要求改变对台政策。国防部并煞费苦心地拟定了保卫台湾和把它用作对大陆军事行动的基地的应急计划。 美国国务院内部的意见也在发生变化。艾奇逊为了实现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在人事方面对共和党批评者作出让步：3月由腊斯克(Dean Rusk)取代巴特沃斯（Walter W. Butterworth）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并任命共和党外交政策发言人杜勒斯 (John F. Dulles)为国务院对日和约特别顾问。杜勒斯被广泛认为是共和党中关于国际问题数一数二的专家。他对艾奇逊“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早已不满，上任伊始就着手使对台政策向挽救国民党人的方向转变。4月26日，他把美国驻香港和台湾武官4月14、24日的两份报告送给艾奇逊，要求立即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或提供每月1000万美元的无限制贷款。 5月初，日本首相吉田茂派大藏相池田勇人等访美。池田等对美国东亚政策表示严重担心，说，“美国政府发表公开声明把台湾一笔勾销了”，共产党在印度支那得手，“南朝鲜力量不强，也许会被轻易放弃”，如此下去，“美国到底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够显示坚定立场”？他们声称，“日本人民十万急切地盼望着（美国的）坚实阵地”。〔33〕 杜勒斯乘机把台湾问题与缔结对日和约联系起来。他5月18日提出一个备忘录，断言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力量的平衡”，莫斯科和北京在打一场心理战：依靠在边缘地区取得一些胜利在美国的盟国中散布惊慌。但如果美国“在某个地方迅速采取引人注目的强硬立场表示我们的信心和决心”，那就有可能避免一系列灾难，而台湾正是最合适的地方。他具体建议，美国发表声明使台湾中立化，既不许共产党接管台湾，也不把台湾用作进攻大陆的基地，他认为这是不用冒对苏战争的危险而肯定可以做到的。〔34〕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正是这样做的。 1950年上半年艾奇逊本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月21日，约翰逊询问艾奇逊，总统1月5日声明是否意味着停止以1948年《援华法》军援部分的剩余款项向台湾供应军火。艾奇逊拖了一个多月才答复。他4月14日回函说，1.25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交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国防部就不要再从美国军火库中向台湾供货了。约翰逊不死心，5月6日向艾奇逊重提这一问题。艾奇逊6月1日回答说，“这1.25亿美元中尚存在陆、海、空军部的余款是确定地、绝无变更地”归国民党政府使用的，对于用这笔钱购买军火不用定出截止期限，即使4月14日以前尚未采办和交付的新定货亦可供货，一直到1.25亿美元用完为止。〔35〕 总之，1950年上半年，美国政府为改变杜鲁门1月5日声明中所阐述的对台政策的酝酿已经成熟，朝鲜战争的爆发则为美国决策者最后拿定主意采取行动提供了契机。 1950年6月24日夜间9点多钟（华盛顿时间），美国国务院收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美国决策者立即断定，这是苏联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南朝鲜政府被推翻，苏联“将把亚洲一块块地吃掉”，并继续吃掉中东和欧洲，从而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如果南朝鲜军队顶不住，美国就必须进行干预。〔36〕 6月25、26日，杜鲁门亲自主持接连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一、美国海空军向南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援助，目前将活动限于三八线以南；二、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从大陆对台湾和从台湾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将台湾海峡“中立化”；三、加强在菲律宾的美军；四、加强对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的援助，并派去军事使团。〔37〕 6月27日，杜鲁门在同国会领袖磋商后公开宣布了这些决定，他特别说：“福摩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 美国政府的这一说法是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美国政府在经过半年的酝酿之后，终于利用朝鲜战争的时机，以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重新陷入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严正驳斥杜鲁门的上述说法，郑重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中国必能“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38〕 与此同时，美国还迅速利用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25、2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两项决议，要求北方立即将军队撤至三八线，并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向南方提供援助。〔39〕 杜鲁门27日声明和这两个决议表明，战争初期美国的意图是要恢复朝鲜战前的原状。 其时，美苏两大国并不想在朝鲜迎头相撞。美国的盟国虽然支持美国干涉朝鲜，但担心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时间的延续，希望能早日解决冲突。6月27日，英国外交部指示英国驻美大使奥利弗•佛兰克斯（Oliver Franks)：“我国政策主要的基本的目标在于设法控制住朝鲜的局势，以避免发生全球性战争。”对于美国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的行动，英国更感不安，认为中国如按预定计划解放台湾，必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这不仅将影响英国在亚洲特别是香港的利益，而且美国将陷在亚洲不能脱身。〔40〕 因此当7月6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向英国驻苏大使凯利（David Kelly)表示，苏联希望和平解决冲突，英国政府立即把苏联的意向通报了华盛顿。艾奇逊同意让英国进一步搞清苏联立场，但他坚决反对贝文把恢复三八线与从台湾海峡撤走美军、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联系起来的提议，声称，“美国政策的另一个目标是通过对日和约或通过联合国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福摩萨问题”，美国不欢迎共产党政权在安理会代表中国，不欢迎马立克回到安理会。他要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Louis Douglas)“明明白白地”告诉贝文，英、美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对两国整个未来关系发展将产生严重影响”。〔41〕 印度政府也提出了类似的和平建议。印度政府通过其驻华盛顿、莫斯科、联合国的代表，并与美国驻印度大使多方接触，总的方案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恢复其在安理会的席位，在安理会主持下实现停火，北朝鲜军队撤到三八线以北，然后在联合国调解下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朝鲜”。美国对此建议甚为反感。7月17日，艾奇逊在给尼赫鲁的信中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印度建议，称，美国不相信，朝鲜冲突的结束“必须要看联合国如何解决其他目前所遇到的问题而定”。〔42〕 战争爆发时，北方较之南方在军事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兵力2：1，火炮2：1，机枪7：1，半自动步枪13：1，坦克6.5：1，飞机6：1〔43〕。 北方军队所向披靡，南方军队节节败退。6月28日，北方军队占领汉城。29日，麦克阿瑟在飞临朝鲜视察后紧急报告华盛顿，要守住战线并恢复失地，光有海、空军是不够的，必须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这一建议为华盛顿接受。次日，美国政府公开 宣布，总统已授权美国空军，只要军事上有需要，就可以对北朝鲜特定的军事目标采取行动，并已命令海军封锁整个朝鲜海岸，麦克阿瑟已授权使用某些地面部队。〔44〕 7月2日，美国陆军先头部队第二十四师在釜山登陆，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建立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决议，次日，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美军干涉迟滞了北方军队的攻势，但未能阻止北方军队的推进。到了9月中旬，南方军队和美军被压缩到了朝鲜东南角釜山地区约一万平方公里的地方，麦克阿瑟称之为“相当于一个扩大了的滩头阵地”。 为了扭转颓势，麦克阿瑟策划了在三八线稍南、位于汉城以东的海港仁川登陆的计划。仁川具有优良的天然防御条件，由于仁川与釜山相距甚远，完全隔离，这次登陆极为冒险，海军参谋长谢尔曼（Forrestal P. Sherman）认为，如果要把一切地理上和海军方面的不利条件都列出来，仁川是一应俱全的。〔45〕 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在釜山以北的群山港实行登陆作战。麦克阿瑟坚持己见，最后杜鲁门批准了仁川登陆计划。9月15日，美军出奇制胜，仁川登陆大获成功，甚至出乎麦克阿瑟本人意料。北方军队被拦腰切断，处于不利态势，战局迅速改观。28日，美军占领汉城。在三八线以南作战的10万北方军队大多在战争中损失，只有1/3撤回北方。不出半月，美军控制了南半部。其时，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已近2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军，英、澳、新、加、法等国只派出了象征性的部队。 军事上的胜利促使美国决策者改变干涉朝鲜的目标。自7月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酝酿这种改变。国务院内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凯南和尼茨认为，越过三八线风险太大，苏联或中国可能干涉，战争可能扩大，苏联不会允许在北朝鲜建立一个不受其控制的政权，苏联或中国可能干涉，战争可能扩大〔46〕。 但这种意见在国务院只占少数。东北亚科科长艾利森（John Allison ）、杜勒斯、腊斯克都持相反意见。艾利森7月1日就向腊斯克提出，只要美国做得到，就要一直打到朝中边境和朝苏边境，然后在联合国监督下实行全朝鲜选举〔47〕。 此后，艾利森一再提出， 过去五年的经验证明，以三八线分隔朝鲜是不可能实现国际和平和地区安全的，“我们至少应当消灭北朝鲜的军队"，那种害怕挑起对苏战争而主张美国在三八线止步不前的政策是“绥靖政策”，“一种胆怯的、半心半意的政策”，它将使朝鲜人民对美国的勇气、智慧和力量失去信心。〔48〕 腊斯克赞同艾利斯的主张。 军方一致主张美国军事行动不应受三八线限制，7月31日，国防部提出了题为“美国在朝鲜的行动方针”的文件，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统一朝鲜”的政策。〔49〕 9月1日，杜鲁门公开宣布，朝鲜人有“获得自由、独立和统一的权利”。9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NSC81/1号文件，其中规定，只要届时中、苏不参战或无参战的明确表示，就授权麦克阿瑟在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为通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达成国家统一创造条件。〔50〕 9月11日，杜鲁门批准了这一文件。15日，也就是在仁川登陆的当天，参谋长联席会议把文件主要内容通知了麦克阿瑟。27日，即联合国军攻下汉城前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正式下达了进兵北朝鲜，“粉碎北朝鲜武装力量”的命令。这样，美国正式改变了干涉朝鲜的目标。30日，美军进抵三八线。 中国对于朝鲜局势一直是密切关注的。朝鲜战争前，东北是全国驻军最少的一个战略区。7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从全国战略总预备队中调一个兵团（第十三兵团）三个军与原在东北的一个军和三个炮兵师组建东北边防军, 共计25万人。9月上旬又调第九兵团并第五十军加强东北边防军。虽然北方军队攻势凌厉，中国政府依然认为应当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中国军方也一再预料，美军可能搞侧后登陆。总参谋部的作战参谋们对朝鲜战局进行反复研究后认为，美国“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作战室主任雷英夫于8月23日夜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后，立即得到毛泽东的召见。毛泽东详细询问情况后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确实是个值得注意的大战略问题，并立即决定采取三项措施：1、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战备情况，严令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2、将美军可能在仁川登地登陆及朝鲜人民军应该应付最坏情况的估计告诉朝鲜和苏联方面；3、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视朝鲜情况的变化。〔51〕 但朝方对中方通报的情况未于重视。 美军仁川登陆后，形势急转直下。金日成不得不向苏联求救，并通过苏联请求中国派兵赴朝作战。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毛泽东早就有所估计。在8份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在同一次会上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侵略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52〕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九次会议上进一步阐明说，对于朝鲜人民，我们需要给予帮助和鼓励。朝鲜人民第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很大帮助的。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都有他们的帮助。美国在朝鲜干了起来，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干起来，它什么都可以干起来。我们不准备就不好。我们要准备大打、长打、打原子弹。〔53〕 10月1日，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华大使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国尽快派兵到三八线上，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同日，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到北京，当面恳请毛泽东周恩来派兵支援。当天深夜，金日成在平壤又紧急约见中国大使倪志亮、武官柴成文，提出同样要求。〔54〕 10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商讨派兵赴朝事，会上意见分歧。会后，毛泽东立即致电斯大林，既表示中国同意出兵朝鲜，同时也提到中美军事装备悬殊的问题，提到敌有制空权，而中国的第一批空军尚在训练之中。〔55〕 从10月4日起，中共中央连日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还特地把彭德怀从西安接来北京参加会议。起先与会者意见仍不一致。不同意见倾向于“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 经过反复讨论，与会者逐渐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10月8日，毛泽东下达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电告金日成，“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56〕 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准备入朝时，苏联却通过其驻北京大使馆告知中国政府:“原商定的苏联方面出动空军部队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之事，由于苏联方面没有做好准备，所以空军暂不能出动。” 〔57〕 毛泽东决定暂缓出兵，并派周恩来访苏与斯大林商讨。 10月8日，周恩来轻装简从，带着出兵或不出兵两种意见赴苏。11日，周恩来在黑海边克里米亚疗养地见到斯大林。他在会谈中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的巨大实际困难，但明确表示，只要苏联提供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所需的军事装备。首先是陆军轻武器的蓝图供中国仿造。斯大林则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会谈以后，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介绍会谈情况。〔58〕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于10月12日电令整装待发的第13兵团各部“仍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59〕 他立即召回彭德怀、高岗，中共中央于13日下午再次举行政治局紧急会 议，对最新情况进行讨论。最后会议决定，不论苏联是否提供空中掩护，都要出兵。当天 深夜，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 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 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60〕 周恩来随即把决定转告斯大林。接着中苏之间又就苏联提供军火进行了匆忙的谈判。18日，中共中央再次举行会议，由刚回北京的周恩来介绍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的情况。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出动前的准备情况。会议正式决定志愿军19日入朝作战。10月18日21时，毛泽东下达了第13兵团于10月19日晚跨过鸭绿江的命令。10月19日上午，彭德怀由北京回到安东，正好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过江来求见彭。朴一禹说，朝鲜战场的情况已很危急，金日成首相请求中国军队赶快过江支援他们。〔61〕 中国曾经通过各种渠道提出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中国不能坐视。但美国决策者却置若罔闻。他们认为，北朝鲜是苏联势力范围，苏联干涉的可能性比中国大，中国进行了多年战争，政权尚待巩固，经济亟待恢复，参战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他们注重推测苏联的意图和准备应付苏联参战的可能性。10月12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情报说：“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共确有意图寻求在朝鲜的全面干涉”。〔62〕 他们进而认为，万一中国真的卷入朝鲜战争，那么享有军事和技术优势的美军无疑将打败中国军队，美国决策者中不论是强硬派，如麦克阿瑟、杜勒斯，还是温和派，如凯南，对此都深信不疑。〔63〕 但他们的两个估计都错了。 10月19日，就是在联合国军占领平壤当天，由东北边防军改称的志愿军的4个军3个炮兵师完成了在鸭绿江边的集结。入夜，志愿军在充满寒意的秋雨中分东、中、西三路从辑安、长甸河口、安东开始渡江，仅仅两个完上，25万大军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赴了朝鲜前线。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编1957年版，第3页。 〔2〕RG59，Records of Executive Secretariat， Department of State，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Services (NARS). 〔3〕H.Bradford Westerfield: Foreign Policy and Party politics: Pearl Harbor to Kore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360. 〔4〕David McLean:“American Nationalism, the China Myth, and the Truman Doctrine：The Question of Accommodation with Peking, 1949—1950”, Diplomatic History,Vol.10,No.1,p.36. 〔5〕FRUS, 1949, Vol.9, p.122—123. 〔6〕FRUS, 1949, Vol.9, pp.127-128. 〔7〕FRUS, 1949, Vol.7, p.1218 ; John L.Gaddis:Strati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273. 〔8〕在1948年底出笼的NSC48/2号文件中写道：“美国应当尽可能保持与中国各类人员的积极接触并在最积极可行的程度上 保持我（在中国的）文化与信息项目”。Stratidies of Containment, p.274. 〔9〕华德于1949年12月11日离开中国。 〔10〕FRUS，1949，Vol.8，pp.1009—1011. 〔11〕ibid, p.1010. 〔12〕参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峡0-354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82—483页。 〔13〕Stratigies of Containment，pp.251—275。 〔14〕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XXII, No.550 (Jan.16,1950), p. 79. 〔15〕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486页。 〔16〕Robert M. Blum: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1982 ), pp.182-183. 〔17〕The U. 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XXII, No.551(Jan.23,1950), p.116. 〔18〕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19〕FRUS, 1950, Vol.6, pp.294-296, 308-311. 〔20〕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XXI, No.551(Jan. 23, 1950 ), pp. 119-123.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41页。 〔2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45页。 〔23〕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XXII, No.560 ( March 27, 1950 ), pp. 467-472. 〔24〕《毛泽东与波立特等人的谈话纪要》，1955年9月18日，参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18页。 〔25〕FRUS, 1950, Vol.1, pp.234-292 〔26〕“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March 7,1950, FRUS, 1950,Vol.6,p.750. 〔27〕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28〕《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演变, 1945-1949》，第343—347页。 〔29〕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eds.:Uncertain Years.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85-86. 〔30〕Uncertain Years,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pp.85-86. 〔31〕RG218, Records of JCS, COS 381, Formosa, 11-8-48 Sec 3, NARS. 〔32〕Michael Schaller: Douglas MacArthur. The Far Eastern Gener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177; FRUS, 1950, 7, pp.161-165. 〔33〕FRUS, 1950, Vol.6, pp.1194-1196. 〔34〕FRUS, 1950, Vol. 1, pp.314-316. 〔35〕FRUS, 1950, Vol.6, pp.325—326, 339, 351—352. 〔36〕哈里•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考验与希望的年代》，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94页；迪安•奇逊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伍协力合译：《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245页；FRUS, 1950, Vol.7, pp.139—140, 143, 151, 460. 〔37〕《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269－270页；奥马尔?布莱德雷、克莱尔•布莱尔著、佟乐译：《布莱德雷》，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 〔3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89—92页。 〔3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85—86，90—91页。 为了抗议联合国让蒋介石集团继续占有中国的席位，而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立克从1950年1月起退出安理会。 〔40〕参见赵学功：《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41〕FRUS,1950,Vol.7, pp.347-352; 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50-51；《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283—285页。 〔42〕FRUS,1950, Vol.7, pp.401-413; 《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286—288。 〔43〕Woodre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3, p. 16. 〔44〕约翰 斯帕尼儿著、钱宗起、邬国孚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45〕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著、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翻译组译：《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页。 〔46〕FRUS, 1950, Vol.7, pp.449-454, 623-628. 〔47〕FRUS, 1950, Vol.7, p.272. 〔48〕FRUS, 1950, Vol.7, pp.393—395. 〔49〕FRUS, 1950, Vol.7, pp.502—510. 〔50〕FRUS, 1950, Vol.7, pp.712—721. 〔51〕《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编辑委员会： 《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9-450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第80页，1994年第1期，第24页。 〔52〕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的决策与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上卷，第43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上卷，第62页。 〔53〕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战争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75-76页。 〔54〕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 〔5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39-541页。 〔56〕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第735页；《彭德怀传》编写组编写：《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543—545页。 〔57〕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一部，《执掌外交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49页。 〔58〕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84-86页。 〔59〕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60〕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一部，《执掌外交部》，第159-160页；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78页。 〔61〕《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第44页。 〔62〕FRUS, 1950, Vol.7, pp.664, 933-934. 〔63〕参见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War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83；FRUS，1950，Vol.1, P.334. 第二节 胜负难分 中国领导人完全意识到中美军队之间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方面的巨大差距，因此他们最初的估计是：朝鲜的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志愿军在第一阶段只能打一场防御战。 毛泽东在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解释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1〕 10月14日，毛泽东的估计仍然是：最好的可能是志愿军能协助人民军守住平壤元山一线，这样，此线以北地区至少山岳地区不被敌占，"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待有机会，歼灭伪军几个师，局势就大为松动。〔2〕 10月19日，美军占领平壤。志愿军拟在朝鲜北部蜂腰部（龟城、泰川、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组织防御的方案无法实现。21日，毛泽东电令入朝部队放弃原定作战计划，改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3〕 志愿军隐蔽进入朝鲜，出乎敌军意料。美军和南朝鲜军分兵冒进，于25日与志愿军遭遇。志愿军实行东线阻击，集中兵力于西线，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至11月6日结束第一此战战役，把美军和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了清川江以南，使其在感恩节占领全朝鲜的狂妄计划落空。 与志愿军突然遭遇后，麦克阿瑟的反应是混乱的。他于11月5日命令斯特拉特迈耶（George Stratemeyer)用全部空军力量炸毁鸭绿江朝鲜一侧的所有桥梁、炸毁北朝鲜的交通线、设施、工厂、城市和乡村。6日，他在东京发表公报，声称联合国军正面对"一支斗志旺盛的新军队"，他们"可以就近得到增援和补给"，而联合国军却被禁止攻击他们的后方。而到9日，麦克阿瑟又"恢复了信心"，说他能阻止中国军队并歼灭之。〔4〕 在11月9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中国参战不外三种意图：一、保护边界安全和鸭绿江沿岸的电力设施；二、牵制和削弱美国军事力量，一旦苏联发动世界大战，美国就会失败；三、把"联合国军"完全赶出朝鲜半岛。会议同意，在弄清中国干涉的目标之前对麦克阿瑟的指令不加改变，同意他相机行事，但不得轰炸满洲。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指出，应该努力通过政治途径，包括通过联合国和美国的盟国，与中国寻求谈判解决。〔5〕 于是美国在对鸭绿江南岸进行狂轰烂炸的同时，在联合国发起了一场和平攻势。美国同意联合国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听证会。11月7日，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宣称，联合国军是完全支持满洲边界的。11月10日，美、英等六国向安理会提出联合提案，声称中朝边境将不受侵犯，中国在边境地带利益将受到充分保护，以此换取中国从朝鲜撤军。次日，艾奇逊重复了这一保证，说，联合国和美国对满洲都没有"不可告人的打算"，如果中国人误解美国的意图，"那将酝酿着一场最不寻常的世界性的悲剧"。11月16日，杜鲁门就六国提案发表声明，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我们从未有把战争带入中国的意图"，如果中国当局和人民有别的看法，那一定是被人骗了，企图离间中苏关系。〔6〕 针对美国的两手，中国也采取两手：一方面派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阐述中国对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的立场；一方面，不理会美国的和平试探，集中精力争取战场上的胜利。 麦克阿瑟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计划虽被打破，但他仍不认为中国的参战会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进程。他在遭到第一次打击后便着手再次制定"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 志愿军虽然旗开得胜。但中国领导人和志愿军指挥员对志愿军所面临的困难，对战争的残酷性保持着清醒的估计，彭德怀认为， 敌人虽然吃了败仗，但主力还未被击破，我军实力尚未完全暴露，敌人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未放弃进至鸭绿江边的野心，这就为我诱敌深入造成可能。志愿军采取"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7〕 利用敌人东西线结合部的宽大空隙，决定将敌诱到我预定战场，然后以重兵从侧翼发起进攻，迂回包围歼灭敌人。美军于11月8日发起进攻后，志愿军佯败后撤，沿途还有意遗弃部分破旧武器和物资，这更加深了敌的错觉，以为志愿军"最多不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11月24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到朝鲜前线，发布了"圣诞节前还乡"的全线总攻击令。 第一次战役后志愿军加紧向朝鲜增兵，至11月24日，在朝志愿军总数已达45万人，其中作战部队38万人。11月25日，志愿军在西线发起反攻，两天后，在东线发起攻击，美军被迫节节后退。28日，麦克阿瑟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说："把朝鲜战争局限于与北朝鲜军队和象征性的外国军队作战的一切希望现在可以完全放弃了。投入北朝鲜作战的中国军队是大量的，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8〕 29日，麦克阿瑟建议美国接受蒋介石六个月前提出的建议，使用国民党军队在朝鲜组作战。〔9〕 28日下午，杜鲁门亲自主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与会者认为，美国"正面临一场新的战争"，如果现在简单从朝鲜撤走，那对美国将是一场灾难，但扩大战争也不符合美国利益。他们从美苏对抗的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认为如果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那就"正好陷入俄国人精心设计的圈套"，因此美国"不应当被拖入一场与中国人的战争"。为此，会议要求麦克阿瑟"找到一条我们可以守得住的防线"，等待事态进一步明朗后再作道理。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麦克阿瑟的指示中同意他由进攻转入防御，并警告他不许在朝鲜使用国民党军队，不许把战争扩大到台湾和其他地区。同时，美国决策者认为又不能向中国示弱。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称，"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美国"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应付军事局势"。当他被追问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时，他说："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 〔10〕 麦克阿瑟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十分不满。12月1日，他在接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保守派记者采访时，抨击政府对穷追和轰炸中国东北下达的限制令是通向胜利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当日，他在给合众社董事长休.贝利（ ）的信中指责华盛顿"自私自利"和"鼠目寸光"，放弃了对他部队的支持。3日，麦克阿瑟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说，在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建立一条防御线的主张是行不通的。他认为华盛顿至今没有完全明了中国参战带来的"根本改变"，并称，"应当在这样一种看法的基础上建立对朝鲜形势的整体估计：这是在全新的条件下反对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全新的大国的一场全新的战争"。〔11〕 4日，陆军参谋长柯林斯（J. L awton Collins）奉国防部长马歇尔之命飞赴朝鲜，实地考虑战场形势。他发现，战局依然严重，但不再危急，并建议当时正与志愿军激战的第十军和第八集团军分别从东西海岸撤退，到釜山登陆。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一主张，并强烈要求麦克阿瑟按实际情况尽快执行。６日，中朝军队收复平壤。到12月25日第二次战役结束时，中朝军队不仅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全部土地，而且占领了三八线以北的个别地方。 　　美国的盟国密切关注着战争的发展。早在麦克阿瑟下令轰炸鸭绿江上桥梁时，英国、加拿大等就认为这违背了盟国协商的原则，可能导致战争的扩大。杜鲁门在１１月３０日记者招待会上关于使用原子弹的威胁没有吓倒中朝方面，却使美国的盟国震惊不已。杜鲁门讲话后不出数小时，英国首相艾德礼便要求赴华盛顿与杜鲁门会晤，法国总理和外长赶赴伦敦去与英国协调战略，荷兰官员也与英国密切接触，并完全同意，必须迫使美国人保持克制。在朝鲜问题上美国的盟国简直要起来造美国领导地位的反了。〔12〕 12月4日至8日，艾德礼访问华盛顿，接连四天与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等举行会谈。艾德礼阐明了英国与欧洲盟国的立场：朝鲜战争不能扩大，美国不能陷在亚洲的战争中而对欧洲弃之不顾，那将帮苏联的忙；美国应当同意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放弃对台湾的支持，以换取三八线解决朝鲜问题，并鼓励中苏分裂。美国决策者表示，美国不会因朝鲜战争而放弃对欧洲承担的义务，美国的"中心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美国不打算扩大战争，不打算与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也不能自动撤离；如果现在就提出与中国谈判，中国的要价会很高，美国将处于劣势；如果坚持下去，或许可以改善处境，就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停战，因此美国只能打下去，能打多久就打多久，而且盟国必须与美国的基本立场保持一致。在使用原子弹问题上，双方达成这样的妥协：杜鲁门希望形势的发展不需要使用原子弹，如有导致形势改变的任何事态发展，总统随时知照首相。〔13〕 这样，两国总算协调了他们的立场：美国同意把战争局部化，英国同意同美国一起打下去。 从中国参战以后直到1951年4月，杜鲁门政府公开指责中国"有预谋的入侵"，私下则指责麦克阿瑟可能使美国军队面临一场全球战争的危险；美国的欧洲盟国批评华盛顿不能控制麦克阿瑟，招惹北京，并使北约受损；国会中的共和党领袖攻击民主党"绥靖"，为麦克阿瑟辩护，并要求艾奇逊辞职；麦克阿瑟则反控华盛顿拒绝扩大战争导致他的军队的失败，是"奖赏中共的侵略"。第二次战役进行期间，美国同时在联大内外策划停火试探。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时说，印度等十三国将在数月内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先在三八线停战，以便能进行协商"的建议，并说："如果中国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则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14〕 12月14日，第五届联大在美国的挟持下通过了印度、阿富汗等国的提案，主张由联大主席安迪让（ ）以及加拿大、印度代表组成三人委员会，来"确定可以在朝鲜议定满意的停火基础并尽速向大会提出建议"。 〔15〕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对这一提案表示反对。12月8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在会见印度使馆参赞时责问：为什么十三国不反对美国侵略？不宣言要美国撤军？在美军打过三八线时不讲话？ 11日，周恩来外长又指出，"美军既已越过了三八线，因此三八线已被麦克阿瑟破坏而不复存在。" 即是说，中朝方面不能以三八线来约束自己的军事行动。十三国提案在联大提出后，周恩来外长于22日发表声明予以正式拒绝，并指出，当美军进展顺利时，他们不会赞成立即停战，也不会赞成举行谈判，只有在美军失的今天，他们才会赞成立即停战并举行谈判，这是为了美国能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16〕 早在第二次战役进行期间，志愿军领导人对以后的战役就有所考虑。他们认为，志愿军入朝一个多月就连续打了两个战役，已打到三八线，战争发展之快出乎意料，志愿军已十分疲劳，需要补充休整，人员、弹药、粮食得不到及时补充，从军事上考虑，马上打新的战役是不利的，志愿军应暂不超过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17〕 但中国领导人从政治上考虑，认为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应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毛泽东12月13日致电彭德怀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彭德坏经过反复考虑，于19日复电毛泽东，决心打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粉碎敌人政治阴谋。毛泽东于21日复电表示同意，他说："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他并表示必须作出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错误的。24日，毛泽东又指示："目前伪军及美军一部在卅八线至卅七线之间站住脚跟，组成防线，对于我军各个击破该敌，最为有利。"〔18〕 志愿军指挥员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打，要求突破三八线，就坚决打，坚决突破三八线；但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突破就是胜利，千万不要打得太远、太深，歼敌能歼多少算多少。〔19〕 12月31日，中朝方面发起第三次战役，这是中朝方面实施突破三八线敌人防御阵地的进攻战役。志愿军确定的是"稳进"的方针，即速战速胜，适可而止，口不要开得太大，也不要打得太远，西线打到汉城以北，对汉城逼近而不攻；东线只越过北汉江。〔20〕 但东线南朝鲜军没有战斗力，很快被支愿军突破；西线美国侧翼暴露，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于1月3日放弃汉城，4日，中朝方面占领汉城，至8日战役结束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已被迫退到卅七度线附近。 志愿军连续三个战役的胜利，使上上下下滋长了不同程度的轻敌速胜情绪。1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祝汉城光复》的社论，提出："前进！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朝鲜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北京城内还举行了庆祝活动。彭德怀马上觉得不妥，他当时表示，假如以后因战争需要撤出汉城，又怎样办呢？就在彭德怀下令停止追击的当天（1月8日）晚上 ，金日成与朝鲜外相朴宪永赶往彭德怀指挥部，他们在祝贺第三次战役胜利的同时，询问彭德怀，为什么在部队乘胜追击到三七线附近时，突然下令收兵？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指名道姓地责备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呢？"他坚持中朝军队应不断进攻，扩大战果，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釜山，将敌人赶下海去。他还向斯大林报告此事。彭德怀将与苏联地使的分歧如实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将彭的报告转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回电赞扬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说朝鲜战争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应听从彭德坏的指挥。他还批评了拉佐瓦耶夫，不准他干扰战争决策，不久即把他调回国去了。〔21〕 战事的发展使麦克阿瑟越来越坚信，华盛顿把战争局部化的方针是错误的。在柯林斯视察朝鲜战场时，他就提出了继续战争的三个方案：一、把战争局限在朝鲜，这等于是投降，美国迟早会被迫撤出朝鲜；二、由联合国封锁中国海岸，美军轰炸中国大陆，并最大限度地在朝鲜使用国民党军队，同时把国民党军队引到华南去；三、中国自愿同意留在三八线。〔22〕 也就是说，如果第三方案行不通，那就得采取第二方案。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实际上是在鼓吹冒险发动一场大战，这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12月29日，正是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前夕，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麦克阿瑟的指示中说："朝鲜不是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场所。况且，我们认为当此全面战争的威胁不断增长之际，我们不应该把剩余的可供调配的地面部队派到朝鲜去同中共军队作战。"鉴于这种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对麦克阿瑟的指令需要作相应的修改。"现在命令你，在首先考虑到你的军队的安全的情况下，在一系列相连接的阵地上进行防守，尽可能给在朝鲜的敌军以打击"。这就是说，一、美军的安全成了"首要的考虑"；二、美军的军事行动只是防守。不仅如此，指令还说，一旦有的合适的时机，将命令美军撤回日本。〔23〕 麦克阿瑟认为，华盛顿已经丧失了"取胜的意志"，以前"要解放和统一那块受到威胁的国土的坚定决心现在几乎已退化为失败主义了"。30日，他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电中反驳了这种"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他说，在敌方，中国所有的军事资源和苏联的后勤援助已被最大限度地用来对抗联合国军，而在我方，却自我束缚，不能充分利用海空力量，而且完全忽视了台湾军队的巨大潜力，甚至用我们自己的海军力量阻止它对抗共同的敌人。接着，他再次提议，由美国联合国作出决定，封锁中国海岸，对中国进行轰炸，摧毁其进行战争的生产能力，在朝鲜使用国民党军队，并把国民党军队引导去反攻大陆上兵力空虚的地区。他相信，只要采取这些措施，朝鲜战争的局势就可以扭转。〔24〕 塔夫脱（Robert A. Taft ) 胡佛（Herbert Hoover) 等共和党右翼也支持麦克阿瑟的主张，不满杜鲁门政府重欧轻亚的政策，赞成把战争扩大到中国 本土。他们认为，"只要 不派兵入侵中国，俄国不会把轰炸中国看作是对俄国本身的侵略行动，也不会被当作是发动战争的借口"。而俄国在欧洲承担的义务却会刺激俄国"打一场本来可以不打的战争"。〔25〕 华盛顿坚持认为，麦克阿瑟的报复性措施是行不通的。参谋长联席会1951年1月9日给麦克阿瑟的指令逐条批驳了他的建议，指出，对中国海岸的封锁须等美军在朝鲜的阵地得到巩固或美军从朝鲜撤离，且须与英国进行协商；只有在中共进攻朝鲜以外地区的美军时，才能授权海、空军对对中国大陆目标进行打击；用国民党军队来增援朝鲜的兵力是不能同意的。但电报同意加强对中国的禁运。指令最后再次强调，麦克阿瑟的任务仍然是，在首先考虑美军安全和保卫日本 的前提下，逐个阵地进行防守，并最大限度的杀伤敌军；为了避免人员和物资的重大伤亡，可以将部队从朝鲜撤往日本。〔26〕 麦克阿瑟倔强地对这一指令提出质疑。他在10日回电说，他目前统率的军队不足以既守住朝鲜的阵地又防守日本，他到底可以为守住朝鲜的阵地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什么样的损失才算是"重大的"？他认为，如果美国在远东的政治上的考虑需要美军守住朝鲜，那美国就必须准备承担任何伤亡。他最后问："美国政治政策的当前目标究竟是什么？是无限期地守住朝鲜的阵地，还是守一个有限的时间？还是在有可能时尽早撤退以减少伤亡？"〔27〕 麦克阿瑟的电报表明，他完全不同意华盛顿的行动方针别12日，杜鲁门主持会议专门讨论麦克阿瑟的回电。会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立即前往日本去向麦克阿瑟传达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13日，杜鲁门又以个人名义向麦克阿瑟发去电报。美国政府再三再四告诉麦克阿瑟的是：朝鲜战争不能扩大，联合国军无法增加，只能依靠现有力量坚持下去，如果坚持不住，就撤往日本。〔28〕 美国在进一步检讨朝鲜战争战略方针的同时，继续进行和平试探。1951年1月11日，由"朝鲜停火三人小组"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召开美、苏、英、中四大国会议讨论远东问题的五步方案在联大获得通过，并于13日转交给中国政府。 对于这个五步方案，美国感到左右为难。美国既希望立即停火，又不希望讨论停火以外的其他步骤，特别是不愿讨论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支持这个五步方案，美国国内通不过；否决这个方案，又会在联合国中失去支持而处于孤立地位。但美国政府估计，既然中国政府不同意先前的十三国提案，也不会赞成这个五步方案，因此对五步方案采取了支持的立场。〔29〕 中国政府认为，五步方案是美国在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花招，是在为美军争取喘息时间。1月17日，周恩来致电联大第一委员会主席，表示中国政府不同意先她停火后谈判的原则，并再次提出了中国的主张。1月21日、22日，中国外交部又应英国驻华代办和印度驻华大使的要求，对中国立场作出解释：一、只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原则被接受，中国可以撤回志愿军；二、朝鲜停战问题可分两步走：第一、在七国会议（中、苏、美、英、法、印度、埃及）第一次会议上商定有限期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谈判；第二、停战全部条件必须与政治问题相联系讨论，要商定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步骤与办法；依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美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以及远东的有关问题；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要得到保证。〔30〕 中国建议遭到美国反对。不仅如此，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大会于2月1日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建议。与此同时，美国加紧扩军备战，利用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向朝鲜大量补给各种物资，并从欧洲和朝鲜抽调大批老兵补充朝鲜战场。美军仅用半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部署整训和后勤补给，于1月25日由西到东逐步在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 三次战役的胜利使我方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前线部队从1月中旬转入休整。志愿军准备在两个月后发动春季攻势，"争取下一战役开始后，连续作战，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31〕 联合国军发起新的进攻时，中朝方面军队刚刚转入休整，部队基本状况尚未得到改善，运输补给仍然极为困难，兵员还未来得及补充。这时，美南朝鲜方面地面部队已达25万人，中朝军队虽有28万，却极度疲劳，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1月27日深夜，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请示电中申述志愿军的困难，并建议："为增加帝国主义阵营矛盾，可否以中朝两军拥护停战，人民军与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丘里（原州南）线，北撤15至30公里。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他接着为难地说，从政治上说不许可放弃汉城、仁川，就要被迫 部署反击；从军事上说，这样做甚为勉强，他要求毛泽东给予指示。毛泽东于28日立即复电，意见十分明确。他不仅不考虑撤出汉城、仁川，而且要部队继续南进。他指示说："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敌军以北区域以后再进行两个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他认为彭德怀关于限期停战的建议是"不适宜的"，指出，"敌人正希望我军撤出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32〕 彭德怀经过慎重考虑，确信中朝军队进至大田、安东以北的设想是不现实的。他在31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在次申述了志愿军的种种困难，最后说，"第三次战役即带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次战役则带有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33〕 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志愿军的作战方针是在西线（汉江一线）尽量阻击敌人，在东线诱敌深入，造成有利于我歼灭突击之敌的态势，而后集中主力实施反攻。2月13日，中朝军队在东线取得横城反击展胜利，并乘胜向横城以西砥平里发起进攻，遇顽强抵抗，几至粮尽弹绝，16日被迫北撤。在汉江防御的西线部队也打得极为艰苦，惨烈。兵7日，中朝军队全线转入运动战，且战且退。3月18日美南朝鲜军队重新控制汉城。4月初中朝部队已基本撤至三八线以北。敌军发现我军大量新部队到达，也停止进攻。4月21日，战役结束。在历时87天的战役中，敌军一直向北发起猛攻，但也只前进了100余公里。前线战事的艰难发展使毛泽东对第四次战役提出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彭德怀感到必须回北京面陈一切。2月15日，彭德怀赶回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认真考虑后指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彭德怀认为这一指示十分重要，使他"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34〕 3月1日，毛泽东又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此，志愿军应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他进而指出："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35〕 军事地位的改变使美国国务院认为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时机已到。国务院在2月22日建议杜鲁门发表一项声明，公开声明，政治解决的目标是恢复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况，但北朝鲜要保证不再发动新的进攻。但军方认为要美国保证遵重三八线从军事角度说是"不恰当的"，它无险可守，没有军事意义，且"为时尚早"，只能束缚自己，而不能束缚中朝军队。〔36〕 国务院与军方一再磋商，到3月19日已就下列基本问题达成一致：美国不必要也不可能用武力来统一朝鲜，中国的干涉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美国的目的只能是"击退侵略和达到一个稳定的局面"，使"联合国军"能够分阶段撤退；"联合国军"所"寻求和要守住的一条防线应当是在三八线以北，并且应当既是在战术上可资防守的，又是实际上能够得到的"。〔37〕 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美国政府正在谋求政治解决，并要他就今后几星期中如何既保障联合国军的安全，又与中朝军队保持接触提出意见。麦克阿瑟于此日回电，要求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要再加军事限制。他指出，以他所统率的军队，在对他所加的限制下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可能打败中朝军队的。〔38〕 不仅如此，正当杜鲁门的声明稿在盟国和东京麦克阿瑟总部征求意见时，麦克阿瑟抢先于3月24日发表声明，把他几个月来一再向美国政府建议的扩大战争的计划公开抛出。他在声明中狂妄地说，朝鲜战争已经表明，中朝方面的人海战术敌不过美国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优势，如果联合国军不再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境内，那么，"通过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到那时，即可按照朝鲜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而不受与此无关的因素（如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的影响来加以解决。麦克阿瑟的声明等于用最后通谍来威胁中朝方面，也是对杜鲁门政府把朝鲜战争局部化的方针的公开挑战。况且，早在1950年12月6日，杜鲁门就曾下过禁令，国外所有文武官员在发表公开声明时须极谨慎，要分别上报国务院和国防部批准。杜鲁门对麦克阿瑟公开违抗总统指示的行动既感震惊，又极恼火。 麦克阿瑟的声明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应，并在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中造成混乱。美国的盟国纷纷讯问华盛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美国的政策改变了？美国赶紧向盟国表示，他的声明是"未经授权的和出乎意料的"，超越了他作为战地指挥官的权限。〔39〕 事情还不止于此。4月5日，众议院少数派领袖马丁（Joseph W. Martin,Jr.)在众议院宣读了麦克阿瑟给他的一封信。麦克阿瑟在信中表示赞成马丁在朝鲜使用台湾国民党军队的看法，接着说："有些人似乎不可思议地难以认识到，共产党阴谋家已经选择亚洲这个地方来着手征服世界??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末欧洲的陷落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在这里赢得了胜利，欧洲很可能避免了战争而维护了自由。〔40〕 这封信表示，麦克阿瑟不同意美国以欧洲为战略重心的全球战略，不仅如此，他还以公开不服从总统的方式来向美国的国策挑战。杜鲁门经与国防部长、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商讨，终于在4月11日正式宣布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派李奇微接替他的职务。至此，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政府的政策之争方告结束。在麦克阿瑟被解职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联合举行关于远东军事形势的听证会。参谋长布雷德利在作证时说：麦克阿瑟的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41〕 当时中朝方面得到情报，美国已从国内增兵朝鲜，为配合正面进攻，很可能重演仁川登陆的故伎，截断朝鲜蜂腰部。中朝方面于是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于4月22日提前发起第五次战役。中朝方面对这次战役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夺回战场主动权，认为这是"带决定性的一仗"，是"朝鲜战争时间缩短或拖长的关键"。〔42〕 这次战争确实是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共投入兵力100多万，历时50天。到5月21日中朝军队再次把美南朝鲜军队打过了三八线。但由于我方部队疲劳，供应困难，无法发展战役。22日，中朝部队开始北撤，准备收兵休整。中朝方面对敌军迅速实行大规模反扑估计不足，转移计划不够周密，全线出现许多空隙，加之没有制空权，只能在夜间行动；敌军机械化装备，运动很快。中朝方面部分部队被美军截断，造成重大伤亡。尤其是180师由于师领导指挥失当，被敌人围困堵截，损失8000余人，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的一次损失。彭德怀总结志愿军司令部在这次战役指挥上的缺点时说："二阶段撤回来，没有三令五申的严防敌人追击，防止敌反咬一口。我军转移时，必须要控制公路，破坏公路，防敌坦克冲击，各部多〖数〗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公路让开，使敌坦克横行无阻"。〔43〕 至6月6日结束战役时，美军和南朝鲜军控制了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这是一次成果不理想的大规模战役反击战。毛泽东后来总结说，这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 〔44〕 通过这五次战役，朝鲜战场上敌对双方对对方的使力和战局的可能发展都有了一个比较现实的估计。美国已经意识到，由于中国的参战，美国原先确定的"统一朝鲜" 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了；而且"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有胜利的希望"。中朝方面也开始认认识到，在现代战争中，物质技术条件对决定战争胜负起着更大的作用，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劣势，运输补给困难，综合国力悬殊的情况下，"全部解放朝鲜"，"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是不现实的目标。中国在连年战祸后又紧接着进行抗美援朝，无法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人民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支援战争，但这种局面是不能持久的。中国领导人的估计本来就是，这个战争只能打个平手。朝鲜国土已成一片废墟，男性公民都参了军，加之1951年的洪灾，人民已经到了继续生存下去的极限。双方都已认识到，继续打下去除了遭到更大的伤亡，不会再取得多少好处。朝鲜问题政治解决的条件成熟了。 几个月来，美国通过它所把持的联合国作了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种种试探，但一直没有效果。美国于是象"猎狗一样到处寻找线索"。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凯南对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方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中朝方面这时也在考虑政治解决的问题。第五次战役后，中共中央举行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大多数人认为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最后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45〕 6月2日，毛泽东邀请金日成访问北京，3日，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举行会谈。虽然金日成并不愿意放弃争取战争彻底胜利的希望，他还是被说服同意了新的战略方针，即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一方面进行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撤军；一方面以军事行动粉碎敌方进攻，以配合谈判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为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46〕 此后，中共派高岗陪金日成访问苏联。13日，他们与斯大林一起商谈停战谈判问题。三方一致认为，现在进行停战谈判是有利的。当天，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求对美南朝鲜方面的新的进攻保持警惕，"紧紧守住防御线，不让敌人前进。"毛泽东当日回电说，停战谈判首先是避免敌人新进攻的一种手段。他在致金日成、高岗的电报中更明确表示，之所以现在提出停战，是因为在此后两个月中中朝军队必须处于守势，如果6、7两月美国不增兵，不在我后方进行登陆作战，，那么到8月我方的地位将比现在强得多。他同时要高岗、金日成与斯大林商量，是否由苏联方面公开提出停战问题。〔47〕 斯大林显然同意毛泽东的提议。23日，马立克在联大的广播节目的一次演说中提出朝鲜停火谈判的建议。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同时，杜鲁门在一次外交政策演说中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Alen G.Kirk) 造访葛罗米柯。葛罗米柯阐明苏联的立场说，谈判必须以美军司令部和南朝鲜军队司令部为一方，中朝军队为另一方来进行，谈判只限于军事问题，首先是停火。 30日，李奇微奉命向中朝方面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联名复函李奇微，同意进行谈判，并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至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打打谈谈的新阶段。 注释：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40页。 〔2〕同上，第558-559页。 〔3〕《抗美援朝战争》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4〕《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45-449页；《艾奇逊回忆录》，第318-319页。 〔5〕《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51-453页。 〔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261、267-268页；《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与朝鲜战争》，第128-129页。 〔7〕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8〕FRUS, 1950, Vol.7 ,pp1237-1238. 〔9〕《麦克阿瑟回忆录》， 第281页。 〔10〕《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64、472-473页。 〔11〕FRUS, 1950, Vol. 7, pp.1320-1321. 〔12〕William Stueck: Th Korean War,An International History（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p.131-132. 〔13〕FRUS, 1950, Vol.7, pp.1364-1369,1476-1479. 〔14〕《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98页。 〔15〕《中国外交史》，第194页。 〔16〕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98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第356页。 〔17〕《抗美援朝纪实》，第69页；《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98-99页。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22、731、733页；《当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第88-90页 〔19〕《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99-100页。 〔20〕《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第84页。 〔21〕《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110-112页；《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第95页。 〔22〕《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95-496页。 〔23〕FRUS, 1950, Vol.7 ,pp.1625-26,1630-33. 〔24〕《麦克阿瑟回忆录》，第284页。 〔25〕《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与朝鲜战争》，第172、168、283页。 〔26〕FRUS，1951, Vol.7, Pt.1 ,pp.41-42. 〔27〕FRUS, 1951, Vol.7, Pt.1, pp.55-56. 〔28〕FRUS, 1951, Vol.7, Pt.1, pp.68-72,77-79. 〔29〕《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381页。 〔30〕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82页。 〔31〕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32〕叶雨蒙：《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历史纪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页。 〔33〕《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120页。 〔34〕《彭德怀自述》。第261页。 〔3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151-152页。 〔36〕FRUS, 1951, Vol.7, Pt1, pp.188-189,204. 〔37〕《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389页。 〔38〕FRUS, 1951, Vol.7, Pt1, pp.251,255. 〔39〕FRUS, 1951, Vol.7, Pt.1, p.267; The Korean War, p.175. 〔40〕FRUS, 1951, Vol.7, Pt.1, p.299. 〔41〕The US Senate Armed Service and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 82d Congress, !st Sesson, 1951 ), p.1764. 〔42〕《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第139页；《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页。 〔43〕《彭德怀同志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的结论纪要（1951年9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8辑。第14页。 〔44〕《在志愿军总部》，第250页。 〔45〕《聂荣臻回忆录》，下，第741-742页。 〔46〕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47〕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pp. 60-62. 第三节 边打边谈 美国政府经过反复研究，6月30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李奇微发出关于停战谈判的指示以"取代以前一切有关停战条件的指示"。新指示规定："我们在这次停战中的基本军事利益在于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确保不再发生战事，并保证"联合国军"的安全"。〔1〕 美国的这一方针与中朝方面的主张有着根本的矛盾。中朝方面认为，"和平谈判中最根本的原则问题，是限期撤出朝鲜境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其次是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2〕 由于双方的这种根本分歧，谈判经历了旷日持久的过程。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正式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结束，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1年7月10日到7月26日，达成了关于谈判议程的协议；第二阶段，此后到11月27日，中心议题是军事分界线问题；第三阶段，此后直到谈判结束，双方争论得最久的是交换战俘问题。谈判地点先在开城，1951年10月25日之后在板门店。 中朝方面谈判代表团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局长乔冠华、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及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等组成。美方代表团由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Charles Turner Joy )中将、乔埃的副参谋长勃克（Arleigh A. Burke )少将、远东空军副司令克莱奇少将（Lawrence Craigie )、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治（ Henry Hodes )少将及南朝鲜第一军军团长白善烨少将为代表。 中方本来认为，朝鲜停战谈判是一场紧急的谈判，双方应把各自的主张摆出来，肯定共同点，对不同点逐条进行讨论，中方估计谈判时间不会很长。谈判一开始，朝中方面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实现停战的三项建议：一、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部队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建立非军事区，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离一切外国军队。美方则提出了一个包括九项内容的谈判议程提案。中方同意先谈议程。双方的分歧在于：要不要把撤退外国军队列入议程。中朝方面提出，撤退外国军队是防止战争复发的必要条件，外国驻军则是战争的根源；美方则称，朝鲜战争爆发时并无外国驻军，恰恰是外国军队撤出后发生了战争。〔3〕 不从朝鲜撤军是美国的既定方针。艾奇逊、马歇尔分别于19和24日发表声明，断言撤退外国军队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拟由商谈停战的司令官进行讨论，而只能由联合国与各有关国家政府加以解决，并表示，"联合国军"将继续留在朝鲜半岛，"直到真正的和平建立为止"。 〔4〕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李奇微，决不能承诺从朝鲜撤军，如谈判因此而破裂，美国政府可望得到国内和盟国的全力支持。这时，中朝方面大出美方意料作出重大让步，放弃了在议程中讨论撤出外国军队的要求。7月23日，周恩来起草的毛最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彭电中说：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可以同意不将撤退外国军队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今后的谈判"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5〕 7月26日，双方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同意依次讨论下列问题：确定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区；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机构的组成、权力职司，关于战俘的安排。 在谈判的第二阶段，中朝方面提出了原则上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军队各后撤10公里，脱离接触，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中朝代表团指出，三八线是举世公认的军事分界线，也是停战谈判的基础；要表明谈判的诚意，必须确定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从1951年1月以来，双方的战线四次摇摆于三八线南北地区，这表明该线基本上反映了双方的 军事实力；目前双方在三八线南北所占地区略近相等，因此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是合理的，是符合历史和当时双方实际情况的。美方代表拒绝这一建议，他们提出，地面部队的战线不能反映双方部队的实际力量，"联合国军"具有海空军优势，这种海空力量控制了整个北朝鲜，联合国海空军从北朝鲜撤出所放弃的优势应以中朝方面地面部队的撤退加以"补偿"。美方把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大后方，要求中朝军队在临津江以东从现有阵地后撤38到58公里，在临津江以西后撤68公里，从双方实际接触线让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6〕 中朝方面显然不能同意这一要求。毛泽东回电一再指示："应不管敌人企图如何，仍坚持按照程序首先解决以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的问题"，"如果僵持久了，敌人以原有阵地以北作为分界的提议公布出去，极大可能会引起世界多数舆论的惊异和责难"。〔7〕 由于志愿军某部排长姚庆祥8月19日遭李承晚军袭击，谈判中断了63天。 谈判开始前后，双方的战备都没有松懈。谈判开始之前，6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已和金日成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8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7月2日，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等，"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他要求"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9日，他再次指示："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8〕 谈判的艰难进展以及美方坚持拒绝讨论从朝鲜撤兵使彭德怀相信，没有战场上的压力要取得谈判成功是不大可能的。他24日致电毛泽东说，美国仍处在矛盾之中，中朝方面再打几次胜仗，打至三八线以南，然后再撤回三八线，进行和谈，按比例逐步撤出外国军队，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他建议志愿军在8月中争取完成战役反击的准备，如敌不进攻，则在9月发起进攻，或待敌进攻，我依靠阵地出击。毛泽东于26日回电肯定了他的提议，说："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9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9〕 此后，志愿军即开始准备第六次战役。8月8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第六次战役的意图和基本部署，17日下达了预备命令。 中央军委对第六次战役进行了反复研究，并于8月19日指示彭德怀说，我方空军9月不能参战，朝鲜正值雨季，运输十分困难，我军粮弹储备只有一个月，如果敌人窥破此点，我将陷入被动；从战术上看，我军出击必须攻坚，而作战正面不宽，敌人纵深较强，彼此策应方便，如战役拖延时间过长，或战而不胜，反易暴露我弱点。中央军委指示，9月战役计划，"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10〕 美国与南朝鲜方面对中朝方面施加压力，于8月18日出动7个师发起夏季攻势，企图夺取在谈判中所要求的1.2万平方公里土地。攻势集中在东线朝鲜人民军80公里的防线上。美军与南朝鲜军队遭到朝鲜人民军英勇抗击，经过一个月的攻击，以4.6万人的代价，才推进了2.8公里。9月29至10月22日，美军与南朝鲜军又在2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秋季攻势，并对朝鲜北部的交通线展开空中"绞杀战"。志愿军创造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有效地阻击敌人。美军虽付出重大代价，但平均推进不足2公里。李奇微后来回忆说："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手中的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完全胜利。" 〔11〕 在谈判中断期间，双方为谈判地点进行了反复的争论。李奇微以开城地区安全没有保障为由，坚决拒绝重返开城。当时美、英等国在排除中国参加的情况下正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美国政府希望在这种紧要关头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被解释为导致停战谈判破裂的行动。9月10日，一架美机侵入中立区进行扫射，击中了会议场所旁边的民房。在中朝方面要求下，美国联络官前来参加调查，并承认此次事件是"联合国军"所为。11日，乔埃正式为此事表示遗憾，并称将采取"适当的纪律措施"。13日， 毛泽东指示李克农等，乔埃最近的表示，说明"敌人已在转弯"，不管对方今后是否提出更换会址，我方都"应掌握主动，提议或同意在开城复会"。〔12〕 17日，李奇微在致金日成、彭德怀的信中也承认了此次事件的责任，并表示"遗憾"。 中朝代表团根据种种迹象分析，认为对方有可能回到谈判桌旁。19日，金日成、彭德怀致函李奇微，建议双方代表立即恢复在开城的停战谈判。但李奇微23日的回函仍然坚持更换谈判地点。国务院于25日指示李奇微，国务院不愿看到因美方坚持拒绝在开城谈判而使谈判破裂。李奇微于是不再坚持要把谈判地点改在开城以南8英里的地方。他在10月4日致金日成、彭德怀的函中建议，由中朝方面提出在双方战线中间可供选择的地点。〔13〕 10月7日，金日成、彭德怀在复函中提议，将会址改在板门店，并建议双方首先就扩大中立区及会址安全问题作出安排。次日，李奇微同意在板门店恢复谈判。双方联络官从10日开始会商，直到23日才达成板门店会场区及板门店至开城、板门店至汶山通道安全的协议。 在谈判中断期间，双方对军事分界线问题都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讨。8月11、13日，周恩来接连起草致李克农等电，指示说："敌人所不愿意接受的是三八线"，其真正意图是"就地停战，加上不大的调整"。但如依地形及军事形势划一条线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即临津江以东划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划在三八线以南，南北地区大致相等……大概敌人也就有可能准备接受。不过敌人不会自己提出，总想引我方提出对三八线的修正案，以利其讨价还价。"17日，周恩来又就这一方案对金日成作了解释。〔14〕 22日，志愿军代表团致电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建议为了解除对方一再拖延的借口，不等对方明确表示放弃其现有方案，我方便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电报系统阐述和分析了这一方案，指出，它较三八线停战方案我方虽失掉200多平方公里土地，但我占三八线以南地区多为平原，人口多，物产丰富，遭战争破坏轻，敌占三八线以北地区多为山区，相比之下，经济上对我方有利；军事上也并非不利。且现地停战方案也可以说是以三八线为基础的方案，政治上也没有什么不利。实际上，在6月初金日成访问北京时，中朝两国领导人就考虑到了出现就地停战形势的可能性。8月26日，中方作出决定，如对方"有愿意重开谈判的表示，我们拟主动提出一个转弯办法，促其接受。" 〔15〕 中方的判断是正确的。李奇微9月26日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提出的正是"以现在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略加调整的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16〕 10月25日，中断了63天的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29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的电报指示："双方接触线确定后，我方即应主动地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以解除对方拖延停战谈判的任何借口。〔17〕 10月31日，中朝方面提出了一个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确定军事分界线的方案。"稍加调整"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对方经常讲的"要有可守的防御阵地"。可是在讨论中，双方对如何调整意见分歧。美方认为中朝方面急于达成协议，便提高要价，提出把开城划入中立区，中朝方面表示反对。11月7日，中朝方面提出修正案，即以现有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2公里为非军事区。美方仍坚持要把开城划入中立区。这一要求除了军事方面的考虑，主要是李承晚施加压力的结果。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中朝方面的建议符合美国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最低要求，是可以接受的，遂指示李奇微尽快达成协议。11月8日，李奇微复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解释开城的重要性。他说："拥有开城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从政治上和心理上是重要的，因为它在三八线以南……它对联合国军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是重要的，因为大南朝鲜民国政府坚持要求联合国军保有开城，也因为在亚洲这将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对共产党威信的打击和我们自己威信的提升"。〔18〕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谈判因开城问题进展缓慢感到不满，于11月13日指示李奇微说，"现在的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是可以接受的，下个月可能发生的战斗也不会实际上改变这一点"，要求早日解决军事分界线问题。但李奇微却不愿意痛痛快快地这样做。他反驳说，过早接受现在的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势必延迟得到一种可接受的和光荣的停战的可能性"，他以当年麦克阿瑟的口吻威胁说："你们所指示的行动方针将一步一步地导致牺牲我们的基本原则，导致使如此众多的勇敢人们为之捐躯的事业付之东流……如果我们立场坚定，那就会赢得很多。如果我们作出让步，那就会失掉一切。我以我的整个良知敦促我们采取坚定立场。"李奇微虽然说得慷慨激昂，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不为所动。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命令李奇微执行指示，而"不要有不该有的拖延"。〔19〕 在粉碎美南朝鲜军队的夏秋攻势后，为了配合谈判，中朝军队于11月5日至30日利用渔船进行渡海作战，攻占了两岸的一些岛屿，志愿军航空兵第一次直接配合陆军作战。同时10月底到11月下旬，志愿军的六个军又发动局部反击，最后夺回并巩固了9处阵地，驻开城地区部队又扫荡了开城以南的南朝鲜军队。这些攻防作战规模虽然不大，战略意义却极重要。它表明，中朝军队完全可以守住现有的战线。 秋季防御作战以后，中国政府鉴于战局已趋稳定，决定缓解国内的半临战状态，以加速经济建设。1951年的财政预算较1950年增加了60％，而其中军费开支占了48%，32%是直接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到1951年秋，入朝部队已达115万人。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在朝兵力减少26万人，同时将全军总数（包括在朝部队）于一年半之内由611万精减到400万人，并为志愿军确定了"节约兵力、物力和财力，争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的总战略目标，这样，"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的战略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下来。〔20〕 中朝方面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赢得了美国国内舆论和美国盟国的同情和支持。《纽约时报》11月11日（停战纪念日）的社论指出，既然在诸如停火这样的"大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为什么还要在开城归属"这种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上纠缠不休呢？次日该报的另一篇报道说："共产党已经作了重要让步，而"联合国军"确继续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21〕 到11月，美军的伤亡已近10万人。美国领导人担心，随着伤亡的增加，美国公众对于迅速结束战争的压力将会增加，对于谈判的继续拖延将越来越失去耐心。 美国的盟国也在敦促美国在谈判中采取灵活立场。《泰晤士报》载文要求以三八线作为南北的分界线。英国政府当时在中东、南非遭到一系列挫折，国内经济状况又很遭糕，10月适逢大选，工党和保守党都以拥护和平的面貌进行竞选，它们都不愿意支持可能导致战争延长的强硬立场。法国也是自顾不暇，在国内采取了紧缩财政开支的措施。这些国家都希望朝鲜战争早日结束，美国能更多地承担欧洲的防务义务，并以更多的资源用于对外经援。 迫于国内国际的压力，李奇微终于同意了中朝方面的方案。11月27日，双方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军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区。如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后30天后签字，则应按将来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这里30天有效期是美方要求的。实际上，在旷日持久的谈判同时，战场上的实际接触线在缓慢南移，到停战协议正式签订前夕，军事分界线曾作过三次校正。〔22〕 关于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后，谈判马上进入新阶段，到12月10日集中讨论停火监督问题，从12月11日起分两个组同时讨论停火监督和战俘问题。 在停火监督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中朝方面主张，停战以后双方武装力量应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并在规定期限内自非军事区和对方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双方指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停战监督委员会共同负责监督停战的实施。美方要求停战监督机构得以自由出入朝鲜全境，即是说要到对方后方进行地面和空中视察，在维持停战时双方不增加军事力量。显然美方十分担心中朝方面利用停战增加兵力。为了解除对方顾虑，中朝方面在12月3日提出两条补充建议：停战后"双方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监督措施分为两部分：对非军事区的监督由停战委员会负责，对非军事区以外的后方的监督交由中立国监督机构负责。〔23〕 针对中朝方面的新提案，美方于12月12日提出对案，同意中立国视察后方口岸的原则，但要求轮换部队与补充武器弹药，并提出禁止朝鲜境内飞机场和航空设备的恢复、扩充与修建。中朝方面考虑到美国士兵前线服役10至12个月就要轮换回国的制度，同意了美国的要求，也允许美方进行必要的武器装备的替换，但不同意上述对机场和航空设备的限制。为了消除对方的戒心，中朝方面在12月24日对案中提出了"不得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作战飞机"的规定。双方在小组委员会上反复争论，直到1952年1月27日毫无结果。〔24〕 双方同意小组会暂时休会，举行参谋会议，就已经达成的协议作细节讨论。但谈判过程中的真正绊脚石却是战俘问题，这是中朝方面始料未及的。入朝作战初期，志愿军根据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经验，为了瓦解敌军士气，宣扬我军政策，曾经数次释放战俘。毛泽东批准这种做法，甚至指示"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25〕 停战谈判开始后，中朝方面仍不认为战俘问题会成为谈判的障碍，而指望这一问题会迅速得到解决。在12月12日讨论战俘问题小组会开始后，中朝方面根据1949年8月的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立即提出了"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等五点建议。 在释放战俘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五角大楼主要关心的是在战争结束时能让被俘的美国军人全部返回，因此倾向于全部遣返的办法, 国务院则反对全部遣返。艾奇逊、一些国务院官员以及杜鲁门本人主张"自愿遣返"，主张遣返在一比一的基础上进行。这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艾奇逊称，"任何强迫遣返战俘的协定……都与我们关于个人重要性的基本道义和人道原则背道而驰，都将严重危及美国旨在反对共产党的心理战作用的发挥"。 陆军心理作战处处长麦克卢尔（Robert McClure )也认为，全部遣返将会对美国的心理战行动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他主张将"投降"的战俘遣返到台湾去。 也就是说，一方面，美国可以利用战俘被遣返后可能受到"迫害"的问题大做文章，掀起一场"人权攻势"，以丑化共产党国家，并证明中国军人不是志愿而是"被强迫"到朝鲜来作战的；另一方面，美国要制造"共产党士兵一落到我们手里就可以逃亡"这样一种情势，他们认为这"对共产党是有威慑作用的"；而如果全部遣返，将来发生大战时将无人投降。〔26〕 这种争论在美国政府内部持续了数月之久，最后自然是自愿遣返的主张占了上风。 早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李奇微就在1951年6月30日接到指示："战俘应尽快在一比一的基础上进行交换。"12月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一原则。国务院根据总统指示又加了一句："只要不会导致谈判的破裂，谈判者应当强有力地坚持这一立场。" 〔27〕 12月12日关于战俘问题的小组谈判一开始，美方就提出了两个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人到双方战俘营访问；交换战俘名单。红十字会的视察对于中朝方面来说是一项难以实现的要求，提供服务和保障交通安全技术上十分困难，而且极易发生意外情况。于是中朝方面提出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后再由红十字代表团进行视察的建议，这一问题便暂时搁置起来。 12月18日，双方交换战俘资料，双方对对方的名单都不满意。中朝方面由于战争前期释放战俘，运动战中又缺乏专门的战俘管理机构，在敌机轰炸、看管不严和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战俘失散和逃亡严重，因此到1951年12月中旬我方战俘营中仅剩下11551名战俘，其中美军3193人，其他国家军队1216人，南朝鲜军队7142人。美方18日提交了132474人的名单，其中 朝鲜人民军队11754人，志愿军20720人,较以前宣称的人数少了1456人，较"联合国军"方面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的战俘名单少了44205人；且除了英文拼写的名字外，没有其他任何识别材料，中国人没有中文名，朝鲜人没有鲜名。经过中朝方面一再要求，美方直到1953年1月28日才将总共13万多战俘的姓名、级别、部别等材料补交我方，但4.4万余人的材料仍未作交代。〔28〕 1月20日，美方正式提出一对一交换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那些不愿被交换的战俘应予释放，但他们要保证不再在朝鲜作战。中朝方面反对这一方案。为了解除美方"释放战俘等于增加（中朝方面）军事力量"的借口，中朝方面在2月3日提出新方案，方按除坚持在停战协定生效后立即全部遣返各自收容的战俘外，特别规定，战俘"被遣返后应恢复和平生活，不再参加战争行动"，并提出了遣返战俘的具体办法。3月27日，中朝方面又提出新建议：原籍在收容一方地区的朝鲜籍战俘如本人愿意返回家乡，恢复和平生活，可不予遣返。美方仍坚持自愿遣返原则，但在4月1日表示，可以遣返11.6万，到28 日又改为7万，并称这是对战俘进行甄别的结果。〔29〕 4月22日, 李克农将谈判情况向毛泽东、彭德怀和金日成作了报告，请示谈判中应采取的方针。毛泽东在当日指示说："同意在22日两组会议上的方针，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和迫使敌方让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应准备在谈判中和敌人拖几个月。" 〔30〕 5月初，中朝方面代表团连日开会分析谈判形势，他们的判断是，美国政府不想在这个时候使战争停下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即将开始，杜鲁门担心战争的结束影响竞选，二是美国 要在1954年的财政预算中增加军费开支，而战争的继续是最好的根据。〔31〕 4月28日，杜鲁门宣布以克拉克接替李奇微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调任北大西洋公约总司令。5月22日，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哈理逊（William K. Harrison, Jr. )接替乔埃任美方谈判首席代表。 1952年夏季，战场上仍然处于僵持状态，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原则分歧使谈判陷于僵局，5月间巨济岛的中朝战俘又发生了抗暴事件。美国政府决定继续施加军事压力。6月下旬，美空军对北朝鲜的水丰、长津湖、赴战等十余座水电站进行狂轰烂炸，7月中旬，又对平壤、黄州、沙里院地区的工业设施和补给基地进行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轰炸。与此同时，在国内和盟国要求停战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美方谈判代表于7月13日提出了遣返战俘83000的新建议。对于83000这个数字，中朝代表团一度倾向于接受。李克农于13日和14日报告毛泽东说，这个数字比中方估计的高，离中方90000上下的底盘不远，继续争取数字已无意义，可以接受作为解决战俘问题的基础。毛泽东否决了这一建议，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太天真了。谈判不在数字之争， 要争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利情况下的停战。在敌人压力下接受对方方案，等于是结城下之盟，于我不利。〔32〕 7月18日，毛泽东还致电金日成解释他的决定。他指出，在敌方对北朝鲜狂轰烂炸的情况下接受这一挑衅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必将使敌人变得更狂妄，并有损我们的威信。如果我们坚决拒绝对方建议，并表示不怕敌人破裂谈判，则敌人必不敢使谈判破裂，而且将作出新的让步。7月15日，中国领导人致电斯大林通报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斯大林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于7月16日致电毛泽东说："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33〕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朝方面在7月18日拒绝了遣返战虏83000的建议。 中方在谈判中继续采取强硬立场的原因之一是中朝方面军事装备的改善。1952年春，志愿军从苏联获得了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大大提高了战斗力，空军、炮兵、坦克部队也初具规模，据美方估计，到1952年6月，中国空军的飞机已达到1800多架，其中1000架为喷气式战斗机。8月初，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认为，是美国而不是中朝方面更急于结束战争。既然这样，中方的强硬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 9月28日，美方提出释放和遣返战俘的新方案，即一待停战协定生效，所有愿意遣返的战俘将予迅速交换；以前曾表示反对遣返的战俘，将被带到非军事区内由中立国加以询问，然后前往他自由选择的一方。中朝方面认为这仍然是"自愿遣返"，换汤不换药。中朝方面于 10月8日提出对案：一俟停战协议生效，双方全部战俘一律送到非军事区双方协议的交换地点，交给对方验收；然后经过双方红十字会联合小组的访问，按照过国籍、地区进行分类、遣返，保证全体战俘回家过和平生活。美方仍称，"强迫遣返所有朝中战俘，是不尊重战俘的个人人权"，宣告无限期休会。板门店谈判又告中断。〔34〕 1952年9月，朝鲜地面战场上为时10个月之久的低烈度的"保持接触"的胶着状态终于结束。为了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攻防作战。9月18日至10月31日，中朝军队在180公里长的地段上向敌60个目标进行了77次进攻。根据攻占目标后能守即守，不易坚守则放弃的方针，经反复争夺，占领敌连排支撑点17处，估计杀伤敌2.7万人。美军为了夺回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于10月中旬发起金化攻势，美军选择地势较为险峻的上甘岭作为主攻目标。从10月4日到11月25日，双方在上甘岭地区不足4平方公里的高地上，展开了长达43昼夜的攻防争夺战。志愿军依托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纵深防御体系，最后挫败了敌夺取上甘岭的计划。 1952年11月， 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他的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迎合了美国人民渴望结束战争的愿望。他向美国人民许诺说："新的领导班子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早地、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这是我对美国人民的保证。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有一个全新的领导班子，其理由非常简单，你不能指望那个旧班子来纠正它未能阻止战争爆发的错误。"〔35〕 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就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外交方面面临的首要任务。 1952年12月初，艾森豪威尔到朝鲜秘密访问。他从朝鲜之行中得出三个印象：一、杜鲁门政府那种导致一次大战式的军事僵持和板门店谈判僵局的政策必须改变；二、李承晚固执己见，他的个人力量不足信赖；三、中朝方面只尊重武力。他认为不能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小山丘上的小规模进攻是不能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的办法是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36〕 艾森豪威尔上任后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增大对中朝方面的压力。1953年2月2日，他在入主白宫后发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就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放蒋出笼。 他认为这会增加对中国的心理上的压力。与此同时，美南朝鲜军队向中朝前线投下了100吨炸弹。2月3日，艾森豪威尔又亲自与参加"联合国军"的16国代表会谈，试图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美国还扩大了对南朝鲜的军援，将其军队从12个师扩充到14个师，由46万人增加到52、5万人。〔37〕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就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进行了反复讨论。麦克阿瑟和"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都主张使用原子弹。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使用原子弹的效果表示怀疑，因为部队只要有很好的地下工事，即使在原子爆炸中也可以不受伤害，而现在中朝方面已经有了这样的工事。〔38〕 艾森豪威尔本人心情似乎十分矛盾。他认为如果使用原子弹能使美国取得"重大胜利"，那是值得使用它的。但他又非常担心盟国的反应，认为那将触犯全世界人民。杜勒斯则认为，虽然目前的世界舆论不利于使用核武器，但美国应努力消除对使用核武器的"禁忌"。〔39〕 美方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最大的可能是在中朝军队后方登陆。11月30日，已经回到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司令致电代司令邓华，要求"立即进行反登陆的准备工作，以预防来春敌人从我翼侧登陆。"毛泽东进而指示：美军肯定会登陆，肯定从西海岸登陆，肯定在清川江到汉川间登陆。〔40〕 1952年冬，中朝方面集中进行了反登陆战准备，搜集资料，研究战例，重新学习，准备方案，部署兵力，构筑工事，进行海上防御实兵演习，并调整和充实了东西两岸的指挥机构，做到了严阵以待，有备无患。中朝方面还进行了大小战斗760余次，歼敌5万余人。随着战争的拖延，美国的死亡名单越来越长。 美国政府的换届及战场的形势显然给中国带来了某种打破和谈僵局的希望，周恩来指示乔冠华等研究谈判形势。乔冠华等1953年2月19日的报告分析说，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但鉴于美国搁起板门店转到联合国来解决问题，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今天不会愿意立即回到板门店。如我方主动提出恢复谈判，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同意这一分析。〔41〕 率先打破僵局的提议来自美方。2月22日，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彭德怀，提出双方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的建议。中方对此非常重视，认为这是美国有意恢复谈判的信号。中、朝、苏之间进行了紧张的磋商。正在这时，斯大林去世。3月8日至17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了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为了中 朝两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 的最根本利益，应当结束朝鲜战争，并对中、朝、苏联政府、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应采取的行动作出了具体建议。〔42〕 苏联的建议与中国政府恢复谈判的本意是吻合的。毛泽东1953年3月23日指示彭德怀说，对克拉克的建议，一方面要"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另一方面，"这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我方不要再象过去那样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43〕 大致根据苏联政府的建议，中、朝、苏在3、4月间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3月27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说："现拟以金、彭名义复克拉克一信，表示我方完全同意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以重开谈判之门，然后由北京、平壤、莫斯科相继发表声明，准备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作一让步，以争取朝鲜停战，但也准备在争取不成的情况下继续打下去。"〔44〕 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30日，中国外长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通盘解决战俘问题的新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45〕 这一声明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31日，金日成发表声明，热烈支持周恩来的建议；4月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和金日成的主张，并建议联合国中应有中、朝两国的合法代表。 美方仍有人主张要将战争升级，如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助理休斯（Ernest John Hughes)3月底告诉总统，杜勒斯认为朝鲜的政治解决要求"把中国人狠揍一顿"。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杜勒斯和他的所有高级顾问确实认为我们不能进行和谈，那我就进错了教堂。现在我们要末把所有这些愚蠢念头统统抛弃，并且认真地进行和谈，要末就根本不去进行和谈。"〔46〕 艾森豪威尔于4月2日明确指示杜勒斯，要首先完成伤病战俘的交换，然后进行更广泛问题的谈判。〔47〕 停战谈判联络组会议于4月6日开始举行，并于11日签署遣返伤病战俘的协定。4月26日，中朝方面将美方伤病战俘684人释放完毕，5月3日，美方宣布将中 朝方面伤病战俘释放完毕，共6670人。 与此同时，中断了6个月另18天的谈判于4月26日在板门店恢复。中朝方面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六点方案，主张在停战以后两个月内将坚持遣返的战俘全部遣返完毕，其余战俘交中立国看管，并由战俘所属国向战俘进行六个月的解释。在解释之后，要求遣返的战俘应即予遣返，其余战俘交由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5月7日，中方对方案进行修正，提出八点建议，将解释期缩短为4个月，并建议由波、捷、瑞士、瑞典、印度五国组成遣返委员会。〔48〕 这一方案受到国际舆论的赞扬。5月13日，美方提出对案，主张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在停战生效时就地释放，双方距离仍然很大。5月15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声明，主张以中朝方面的建议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基础，并赞成召开大国最高级会议讨论和平问题。就连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赞成以中朝八点建议作为停战谈判协议的基础。 李承晚仍然在竭力阻挠停战谈判的进展。他在4月9日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其中说，如果达成一项允许中国人留在朝鲜的和平协议，则南朝鲜有理由要求，除了那些愿意参加把敌人驱赶到鸭绿江以北的国家外，所有盟国都要离开这个国家。如果美国武装部队要留下，他们就得与南朝鲜军队一起作战；如果他们要走，那就走好了。〔49〕 李承晚本人及其政府要员在许多场合都表示，当前"最紧要的课题，是北进统一 "，"南朝鲜军可以独自采取北进行动"。在李承晚的支持和鼓动下，南朝鲜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反对停战的示威活动。为了配合谈判，打击好战分子，中朝方面从5月13日起发动了夏季反击战役，西线以打击美军为主，东线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到5月26日结束第一次攻击时，共歼敌3个整连又22个整排，毙伤俘敌4100多人。 5月25日，美方以中朝方面方案为基础提出对案，6月8日，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一切不直接释放的战俘应于停战协议生效后60天内交由波、捷、瑞士、瑞典、印度等五国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战俘所属国可对他们进行90天的解释，90天后尚未遣返者，其处理问题交由政治会议在30天之内解决。政治会议未处理者，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30天内宣布解除其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并协助他们前进往他们想去的地方。至此，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只待斟酌文字细节，择日签字了。〔50〕 李承晚继续极力破坏停战谈判。5月25日，李承晚紧急指示南朝鲜代表不再出席板门店谈判。5月30日，他再次致函 艾森豪威尔说，接受允许中国共产党人留在朝鲜的任何停战安排都意味着"对朝鲜不能抗议的死刑判决"。美国政府一再向他作出保证，同意与南朝鲜订立防御条约，同意增加对南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把南朝鲜军队扩充到20个师。李承晚仍不罢休。6月17日夜起，李承晚竟然派南朝鲜军队到沦山、马山。釜山、尚武台四个战俘营，强行打开由美军宪兵看守的大门，强行扣押了27000多朝鲜人民军战俘，并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强制编入南朝鲜军队。这一破坏停战的严重行径遭到全世界的遣责。艾森豪威尔十分恼火，他立即致电李承晚，强硬表示，除非李承晚保证与"联合国军"合作，"否则将有必要作出其他安排"。在6月19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对事件的第一个评论是，"我们似乎赢得了又一个敌人而非朋友"。特别使他感到恼怒的是，这对美国是很丢面子的事，"这可能被解释为我们连南朝鲜都不能控制"。与会者得出几点共识：1、美国必须在南朝鲜呆下去，如果撤出，那就说明共产党取得了胜利；2、美国只能同李承晚打交道；3、这是李承晚破坏停战的最后努力，如果美国采取强硬路线，使他意识到他的努力不能奏效，他也就不得不就范。〔51〕 紧接着，美国助理国务卿饶伯森（ Walter Robertson) 奉命飞往汉城。他与克拉克同李承晚进行了多日谈判，扬言，如果李不合作，美国便会撤离朝鲜半岛，让李与其他国家单独与共产主义一决雌雄，美国将不给予任何援助；如果他答应合作，就给他实际上不受限制的美援。7月12日，饶伯森-李承晚会谈结束，李承晚终于发表公开声明，同意合作。〔52〕 准备到朝鲜签署停战协定的彭德怀于6月20日到达平壤。他认为，有必要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恶劣行径给予惩罚性痛击。毛泽东同意这一建议，认为再歼南朝鲜军队万余人极为必要，停战协定何时签字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决定。〔53〕 7月13日，中朝方面军队发起金城战役，向南朝鲜军4个师展开猛烈攻击，截止20日结束战斗，中朝方面又向前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中朝军队在金城战役中是专拣南朝鲜军队打的，但李承晚释放战俘后这五个星期里美军仍遭到5000人的伤亡。〔54〕 根据当时中朝方面在金城地区集中的兵力、武器和各种作战物资，还够打两个金城这样的大规模战役，完全有可能将朝鲜东部地区推到三八线。彭德怀当时就有这样的打算。但金城反击战后，朝鲜方面特别急于停战。朝方认为，有了西线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的平原稻田区，人口多；东线大山区，人口很少，稻田也少，收复了也不能增加人口和生产粮食。朝方直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朝方要求和实际情况，从国内局势、两党关系和战略上考虑，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55〕 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时间），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并于下午10时起生效。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56〕 朝鲜战争是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由一场国内战争演变而成的两个阵营之间的一次军事较量。战争的结果，一方面使南北朝鲜分治局面固定下来，一方面也使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在相当的时期之内固定下来。 注释： 〔1〕FRUS, 1951, Vol.7, Pt.1, p 598. 〔2〕《彭德怀军事文选》，第413页。 〔3〕《当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第167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149页。 〔4〕FRUS, 1951, Vol.7, Pt.1,p706; 《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414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62－163页。 〔6〕《板门店谈判》，第177页；《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第198-199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卷，第164页。 〔8〕《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第157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81、389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26页。 〔10〕《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第159页；《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第205-206页。后来由于敌军为配合谈判对中朝方面实行压迫，志愿军经过5个月的反击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夏秋局部攻势。11月27日双方达成军事分界线协议，此后，战争已重点转到阵地防御战。第六次战役计划没有再提起。 〔11〕李奇微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179页。 〔13〕FRUS, 1951, Vol.7, Pt.1, pp.945, 952; 《抗美援朝纪实》，第104页。 〔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169－170。172页。 〔15〕《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第217-218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176页。 〔16〕FRUS, 1951, Vol.7, Pt.1, pp.952-953,960. 〔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190页。 〔18〕FRUS, 1951, Vol.7, Pt.1, pp.1092-1093,1101. 〔19〕FRUS, 1951, Vol.7, Pt.1,pp1129-1131.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195页；《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第256页；《第一次较量》，第120--121页。 〔21〕Burton I. Kaufman: 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 Crediiblity, and Comma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6), p.211; Rosemary Foot: A Substitute for Victory, PP.67--68. 〔22〕《板门店谈判》，第183-187页。 〔23〕《板门店谈判》，第192-193页；《抗美援朝纪实》，第111-112页。 〔2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202页；《板门店谈判》，第194-195、199页。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72、685 页。 〔26〕FRUS, 1952, Vol.15, Pt.1, pp.35,44；《艾奇逊回忆录》，下册，第559页。 〔27〕FRUS, 1951, Vol.7, Pt.1,pp600,1276. 〔28〕《板门店谈判》，第209-210页；《抗美援朝纪实》，第113、120页; 《朝鲜战争实录》，第644--645页。 〔29〕FRUS, 1951, Vol.15, Pt.1, p.6; 《 板门店谈判》，第213-215、218-219页。 〔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4-425页。 〔31〕《在志愿军总部》，第465页。 〔32〕《在志愿军总部》，第473－474页。 〔33〕《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册，第249－250页。 〔34〕《在志愿军总部》，第478页。 〔35〕哈罗德、史塔生著、万威、杨光等译：《艾森豪威尔--推动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36〕Edward C. Keefer: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and the End of the Korean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0, No.3, pp.269-270；Mandate for Change, p.197. 〔37〕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赵学功：《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第185页；Mandate For Change, p179. 〔38〕Diplomatic History, Vol.10, No.3, p.270. 〔39〕FRUS, 1952-1954, Vol.15, pp.825-827; Mandate for Change, p.180. 〔40〕《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第199、203页。 〔41〕《第一次较量》，第288页；《在志愿军总部》，第574页。 〔42〕CWIHP Bulletin,Issues 6-7, p.80. 〔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48页。 〔44〕《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册，第291页。 〔45〕《中共党史资料》，第65辑（1998年2月），第3-6页。 〔46〕Ernest John Hughes: The Ordeal of Power (New York:, 1963), pp.104--105. 〔47〕FRUS, 1952-1954, Vol.15, p.835. 〔48〕《板门店谈判》，第260页。 〔49〕Mandate for Change, p.181. 〔50〕《抗美援朝纪实》，第152页。 〔51〕FRUS, 1952--1954, Vol.15, Pt.2, pp.1200,1203,1205. 〔52〕《艾森豪威尔--推动和平》，第189页。 〔53〕《当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第307页。 〔54〕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1952-1969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84 )， pp. 105, 107. 〔55〕《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第192、285页。 〔56〕停战后，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志愿军即开始撤离，至1955年10月26日只留5个军及部分兵种部队协同朝鲜人民军维护停战协定，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上述部队也在1958年3月10月间撤离朝鲜，回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