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遏制与反遏制 （二）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发展 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政策是随着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冲突而展开的，却没有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结束。1953年下半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多次讨论了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使遏制中国的政策更加系统化，制度化。1953年7月NSC151/1、152/2号文件是关于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 10月28日的NSC146/1、11月7日的146/2号文件是关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文件认为台湾在政治上是美国奉行长期遏制中国政策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经济上台湾资源丰富，工业化水平高，有望发展成"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光彩夺目的橱窗"；在战略上，台湾"在中共手中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中共的战略地位"，否则将大大加强美国的战略地位，因此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甚至不惜冒打一场总体战争的严重危险，把台湾及澎湖包括在美国在远东的防御阵地之中"。〔1〕 而10月19、11月6日的NSC166、166/1号文件则全面论述了美国对华政策。 文件开宗明义地提出，"一个强大的、有严密纪律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剧烈地改变了远东的权力结构"，大大扩展了苏联的影响，而缩小了美国的影响，"美国远东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付这种由于一个强大的敌对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及共产党中国与苏联的结盟所引起的权力结构的变化。"文件接着指出，虽然美国希望中共政权改变政策取向，或最终被一个不敌视美国的政权所取代，但试图用美国的武装力量或用台湾国民党人的力量达到这一目的都是不可取的，因此美国当前的政策应当是"用除了战争以外的手段削弱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相对强国的地位"，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加强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削弱或中共力量或滞阻其发展；破坏中苏关系。文件随之提出了十项措施，诸如：保持沿海岛屿链的安全；防止中共"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帮助远东的非共产党政府"反击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在远东，尤其是在与共产党中国接壤的南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扶植强有力的反共政府；支持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并有选择地支持亚洲其他非共产党国家；探索太平洋地区某种集体安排的可能性；继续对中共施加压力，"包括非常规的与隐蔽的压力，至少直到在共产党中国的周边地区实现使美国满意的安排"；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人；"使用一切公开的与隐蔽的手段破坏中苏关系"；向其他西方国家解释美国对华政策，并劝说它们采取相应的政策。〔2〕 文件对这十项措施一一作了详细说明。显然，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不是缓和而是强化了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使之成为美国对中国的一项基本的长期的政策。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强烈的复仇心理。由于中国的参战，美国未能达到它所预定的战争目的，未能帮助南方战胜北方，未能"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的参战，美国遭到了重大的伤亡，这对一个综合国力在全世界堪称第一、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世界1/3以上、从未在对外战争中失败过、口口声声要"领导世界"的国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痛苦现实。朝鲜停战虽已达成，但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与复仇心理却未能稍减；第二、作为战争中的敌国，在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在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支配着美国外交关系的年代，中国的形象在美国被极端地丑化、扭曲，美国公众及决策者中多数人只有一个念头："对中共要强硬"。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从1950到1953年有80%左右的人认为，美国在朝鲜与中国作战"是为世界的自由人民反对专制制度这一理想"而进行斗争，在美国精英人物中也有70%以上的人持上述立场；67%到78%的美国人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3〕 第三、在中国参战以前，美国决策者没有把中国放在眼中，以为中国军队是不堪一击的。战争的经历证明这种预测是何等错误。美国决策者在战争中领教了中国领导人的决心、意志、指挥和组织能力，领教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认为中国"能组织、装备、训练、供给并在战争中使用大规模的武装力量"，中国军队"勇敢、有攻击精神"，善于伪装，并在战争中积累了炮战与空战的经验。〔4〕 通过朝鲜战争，美国看到，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与美国敌视的军事强国正在出现。显然，美国要防止一个敌对的共产主义的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变得更加强大。 第四，朝鲜战争虽已结束，美国决策者仍然把中国看作“军事侵略者”，他们认定，中国的“目的是要控制整个东南亚”，从而“会给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带来严重的威胁。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包括所谓‘大洋岛屿链’，也会在战略上陷于危险境地。”而这一地区对美国具有“超越一切的重要性”。〔5〕 这样，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具体到亚洲，是要是遏制中国。 这样，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遏制中国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主要目标，作为美国对中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确定下来。在政治方面，美国继续运用其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孤立中国，把中国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在经济方面，美国竭力对西方盟国和日本施加压力，继续把对中国的禁运保持在比对苏联更严厉的水平上。在战略方面，美国在中国的周边建立起了一条遏制线。但美国从来没有打算在亚洲建立如同北约一样的组织。早在1949年春夏当蒋介石、南朝鲜的李承晚、菲律宾的季里诺鼓吹建立类似北约的军事政治联盟性质的太平洋安全条约组织时，美国就表示，美国不会加入这样的组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亚洲国家的情况比西欧国家复杂得多，这里有坚决反共的国家，也有对中国革命抱同情态度的国家，如印度，反共性质的联盟不可能得到全体亚洲国家的支持，而会把一些重要的亚洲国家排除在外；第二、美国与许多西欧国家有传统的关系，而与大多数亚洲国家则没有这种关系；第三、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美国不可能在亚洲投入这样多的力量。遏制政策的倡导者乔治? 凯南的一个主要策略思想是："仅仅由美国自己、或主要由美国自己单独地继续作出遏制努力将是不明智的，有必要通过加强当地的独立力量来恢复均势，并使之承担大部分责任。"〔6〕 于是美国在亚洲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美国通过发展与南朝鲜、台湾、日本、印支、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构筑起一道遏制中国的半月形防线。关于台湾、印支、东南亚的情况分别在别的章节中叙述，本节中只叙述美国把南朝鲜、日本纳入其远东防卫体系的情况。 早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前，美国政府就在考虑帮助南朝鲜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并于1953年4月上旬派出以总统特别顾问塔斯卡（Henry J. Tasca)为首的使团，对南朝鲜的经济现状、对美国"为实现美国及联合国的安全目标"发展南朝鲜经济的方式及援助数额进行调查。塔斯卡在6月15日给总统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三年计划，建议在1954、55、56财政年度分别给南朝鲜4.5、3.48、2.75亿美元援助，并称，非此则不足以使南朝鲜"在没有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及加重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保持现有军事实力"。国家安全委员会随之对报告进行了研究，并决定由预算局与有关机构就有效实施对南朝鲜经济援助的组织计划问题进行商讨。7月28日，预算局将商讨结果报告总统。其中建议，联合国军司令对美国及联合国在南朝鲜的各项活动，包括经济援助事项"全面负责"，驻南朝鲜美军应参加经济重建，美国与南朝鲜之间要有明确分工，等等。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7月27日，艾森豪威尔即向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 "从由于停战而节省下来的钱中" 拨出2亿美元帮助南朝鲜复兴经济，国会立即予以批准。8月1日，杜勒斯召集英、法、加、比利时等14国驻美大使，向他们通报了美国拟对南朝鲜进行经济援助、拟与南朝鲜谈判安全条约的计划，并称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此十分热心，"他最想做的事就是重建朝鲜"，"这对于打破共产党世界的团结所起的作用将大于我们的任何其他行动"。杜勒斯要求各国采取与美国同步的措施。次日，杜勒斯离美赴南朝鲜。经过几天谈判，双方于8月8日签定了被李承晚称之为 "我们全部生活与希望之所系" 的美国与南朝鲜的《共同防御条约（草案）》。〔7〕条约规定, 美军无限期驻扎南朝鲜，如在太平洋地区发生对缔约一方的武装进攻，双方将采取共同的防卫行动。条约并含有把李承晚的统治推广到半岛全境的内容。 根据上述条约，朝鲜停战后有6万美军留驻南朝鲜，美国还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装备训练南朝鲜20个师的计划，这样，到1954年底，南朝鲜军队已增至65万人。从停战以后到1957年，美国在4年之内向南朝鲜提供了5. 278亿美元军援，占同期美对远东各国军援总额的21. 9%。从1953到1963年的11年中，美国向南朝鲜提供的经援总额达26.89亿美元, 占同期美国全部外援的1/10强。1957年前的经援全部是无偿援助，1958年后才有少数长期低息贷款，借期常常长达四五十年，或者无息，或者只有2%的低息。〔8〕 美国为遏制中国对南朝鲜承担了长期的义务。 重建日本是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遏制中国的重要步骤。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排除苏联及其他国家，对日本实现单独占领，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简称盟总,实际上是美军最高统帅部）全面控制了日本。占领初期，盟总也在日本实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但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及冷战的展开，随着中国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的失败，在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美国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即由摧毁一个敌国转变为建设一个盟国，由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基础的民主化政策变为重建日本、扶植日本的政策。美国高度重视日本的战略意义。中央情报局在1948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说，无论从美国或从苏联的观点看，控制日本都是十分重要的，美国占领日本，可威胁苏联东部；如动员日本的人力资源并保证后勤支持，就可遏制亚洲大陆的敌军。〔9〕 1947年美国曾向远东委员会提出缔结对日和约的问题。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戴维斯在8月11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对日媾和应促进美国在日本和太平洋地区的目的"，即促成出现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一旦需要随时可以成为美国可靠盟友"的日本。〔10〕 但当时各国在对日媾和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媾和没有成为事实。 随着中国革命接近取得全国胜利，日本在美国亚洲防卫体系中的地位更凸显出来。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所说：日本"这个曾是敌国的国家，对我国来说不仅是太平洋上最强大的堡垒，而且作为太平洋战争胜利的果实，是留在我们手中国唯一有价值的地方。"〔11〕 及至1949年12月，美国政府对由于中国革命成功引起的亚洲形势变化进行了通盘思考，提出了NSC48/1、48/2两个文件，确定要在东南亚和日本两个方面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而日本由于人口和潜在的工业能力，则更显得重要。文件规定要确保日本不参加苏联集团，确保日本继续是与美国友好的国家，并在军事上构成美国战略防线中的重要一环。 〔12〕 美国政府起先满足于由盟总主宰一切的"事实上媾和"的局面。但不久就表明，这种局面难以为继。一方面，美国的长期占领在日本人民中引发了强烈的反美民族情绪；另一方面，日本不能以独立国家的地位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美国就必须把日本经济恢复中的种种问题，包括资源和市场短缺，都包下来，这越来越成为美国的沉重负担。1950年美国政府决定尽早缔结对日和约。在9月的NSC60/1号文件中确定了对日媾和的基本要点与实施步骤，其中包括：和约应确保日本的天然、工业、人力资源不依赖于苏联；和约必须给予美国在日本任何地方驻军、留驻任意长时间的权利。〔13〕 美国随之向远东委员会各国提出对日媾和的建议，多数国家对美国方案中没有对日本重新武装加以限制、并主张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表示不满和抗议。经过一番外交折冲，有5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对日和约大会于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由于美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被排除在会议之外。9月8日，会议举行和约签字仪式。由于苏联的和约修正案被会议否决，苏联、波兰、捷克拒绝签字。 在准备对日和约的同时，《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在平行进行。美国政府特别关心的是，必须确保日本的战略安全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和战略存在。美日两国经过一再磋商，于1951年2月5日达成了一份双边协定草案亦即后来《日美安全条约》的原始稿。其中规定：在对日和约生效时，日本授予美国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美国海、陆、空军的权利，以保卫日本免遭外来武装进攻，及应日本政府请求镇压日本国内大规模暴动和骚乱；未经美国同意，日本不得向任何第三国提供军事基地。〔14〕 对日和约缔结后5个小时，《日美安全条约》签字。1952年2月两国又签订了《日美行政协定》，规定了美国在日驻军的具体实施办法。这样，日本在形式上恢复了主权与独立，实际上被正式地纳入了美国阵营，长期处于美军半占领的状态，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 《日美安全条约》也规定，日本应日益对它自己的防卫负责。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迅速扩大重整军备规模。盟总1951年9月提出的计划是， 日本国家警察预备队在1952年底扩充为8个步兵师（15. 6万人），到1953年底扩充为10个步兵师（30万人）。日本政府坚持以经济恢复和发展为中心，认为军备建设规模不能太大。经过一再讨价还价，国务院对日和约特别顾问杜勒斯三次访日，双方才于1952年达成妥协：日本在1952年扩军至11万人，次年达到13万人。〔15〕 为了遏制中国，美国还对日本采取了两项措施：压迫日本与台湾当局缔结和约，尽量切断日本与中国大陆的经贸联系。旧金山会议后，日本对台湾态度仍然冷淡。1951年10月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国会演说时曾表示，日本必须从一个现实主义的民主国家的立场决定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6〕 美国对日本的这种态度极为担心。12月中旬，杜勒斯携两名参议员访问日本。他在会谈中向吉田表示，日本如果不与台湾当局进行媾和谈判，美国参议院将很难批准旧金山对日和约。杜勒斯并为日本政府拟就一份信稿，强使吉田接受。吉田无奈，只好在文件上签字，并于12月24日寄回华盛顿，向美国保证："日本政府准备一俟法律允许就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条约，以便按照多变条约中提出的原则，重建两国政府间的正常关系"，"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一个双边条约"。〔17〕 1952年 2月，日台开始媾和谈判，4月28日下午3时达成协议。日台签约后7个小时，美国宣布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美国操纵的片面的对日媾和。1951年8月18日，周恩来外长发表长篇声明，抨击美国政府"破坏国际协定，损害对日盟国利益，敌视中苏两国，威胁亚洲人民，破坏世界和平安全"的行动，指出，美国这样做是为其侵略和扩张政策服务的，并严正表示："对日和约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一概是非法的，无效的，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18〕 美国政府十分清楚中国大陆与日本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美国虽然对日中贸易加以严格限制，但要想从根本上切断日本与中国的联系，就必须帮助日本从东南亚国家中寻找新的资源产地和商品市场，替代中国的地位。 从1952年10月起，美国就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日本采取步骤与东南亚国家改善关系。从1954到1957年日本先后与缅甸、菲律宾就战争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同时也谈成了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援助项目。这样，日本利用赔偿问题，以经济合作的方式打入了东南亚，美国把日本的工业潜力与东南亚的资源结合起来，加强西方在亚太地区的力量的战略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注释： 〔1〕FRUS，1952--1954, Vol.7, pp.157-259,307-330. 〔2〕FRUS, 1952--1954, Vol. 7, pp.278-306. 〔3〕Chen Jie: Ideology in U.S.Foreign Policy.Cases Studies in U.S. China Policy.(Connecticut: Westpoint Press, 1992), pp. 39-40. 〔4〕FRUS, 1952--1954, Vol.7, pp.289-290. 〔5〕杜勒斯：《1954年1月12日在纽约外交学会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外交政策的演变”》，《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88页。 〔6〕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67 ), p.378. 〔7〕FRUS, 1952--1954, Vol.15, pp.1245--1247, 1418,1446, 1460-1456, 1471. 〔8〕Andrew C. Nahm,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Korea, 1866-1976 (The 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1979), pp.190-192. 〔9〕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10〕FRUS, 1947,Vol.6, p.485-486. 〔11〕于群：《美国的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29页。 〔12〕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251-275. 〔13〕FRUS, 1950,Vol. 6, pp.1293-1296. 〔14〕FRUS, 1951, Vol.6, p.856-857. 〔15〕参见《战后日本外交史》，第96-98页。 〔16〕乔治?弗里德曼著、梅雷迪恩•勒巴德著、何力译：《下一次美日战争》，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 〔17〕转引自田桓主编、纪朝钦、蒋立峰副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117页。 〔18〕《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8-45页。 第二节 解决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印度支那自1884年起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入侵印度支那。日本战败投降后，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民举行八月革命，并于9月2日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战后侵越日军的受降以北纬16度线为界，分别由中国国民政府及英国政府负责。在英军的支持下，法军于9月23日重新占领了西贡，并逐步由南向北进犯。为了控制整个越南，1946年2月底，法国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由法国军队接防越北的换文。3月6日，法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签订初步协定，法国承认越南是一个"自由国家"，是印度支那和法兰西联邦的一个成员。9月14日，胡志明与法国政府签订临时协定，双方同意"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和暴力行为"。12月，法国政府公然撕毁这一协定，大举北犯，攻占河内、海防及其他许多地方，越南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抗法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即应越共中央的请求，于1950年派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越南，同时派出了以罗贵波为团长的政治顾问团和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协助工作。陈赓、韦国清等协助越共在同年9月间组织了重要的越北边界战役。这一战役的胜利成为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的重要标志。 美国十分重视印支的战略意义。1949年12月的NSC48/2号文件中就明确规定，美国在亚洲的政策目标是防止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进一步扩张，而法属印支应受特别注意。〔1〕 1950年2月16日，法国政府向美国提出给予长期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要求，并称，否则法国政府只好重新考虑印支政策，甚至可能从印支撤退。法国的请求就如1947年英国关于土耳其、希腊的请求那样引起美国注意，美国当然是不能听任这种情况发生的。2月27日的NSC68号文件第一次以后来被称为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逻辑来阐述印支的战略重要性， 指出，"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进一步扩张对美国安全利益是至关重要的，而印度支那是东南亚的关键地区，且处于直接的威胁之下。""如果印度支那被共产党主导的政府所控制，那么相邻的泰国和缅甸也将落入共产党的统治之中。东南亚的力量均衡将遇到严重危险。"文件强调，要保住东南亚，就必须把共产主义阻遏在印支的北部边境。〔2〕 为此，美国派出了以格里芬（R.Allen　Griffen）为首的使团去印支考察。5月1日，杜鲁门批准给予印支1000万美元紧急援助, 以便向印支运送紧急军事物资。5月11日，艾奇逊发表声明说，根据格里芬使团的建议，美国将向印支提供60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对印支的军事援助将从75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项下支付，国防部正会同国务院作出安排。美国专门成立了经济援助使团和军事援助顾问团。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还成立了东南亚援助政策委员会。当然美国对法国的援助不是无条件的。美国提出了三选项条件：（1）法国必须完全负起印支战争的责任，尤其是承担战争的伤亡；（2）接受美国的指导与建议；（3）等仗打赢，放弃对印支的控制。正如五角大楼文件所说，"从此美国直接卷入了在越南展开的悲剧。" 总之，用国务院远东司的话说，美国要"以一切可行和适当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把共产主义阻截在中国南部边境"〔3〕 朝鲜战争爆发后，尤其是中国参战后，美国不再把苏联而是把中国作为对东南亚的共产主义威胁的主要来源。1952年6月的NSC124/2号文件称："一个敌对的侵略性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必然使东南亚面临公开的武装进攻的危险。"文件接着进一步发挥了多米诺骨牌理论，大谈特谈"东南亚落入共产主义控制的严重的心理、政治、经济后果"，对南亚、中东、日本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朝鲜战争牵制了美国，因此文件认为在中国没有大规模卷入的情况下，美国应当增加对法国的援助，但仍应由法国承担"保卫有关国家的基本军事责任"；只有在中国直接卷入时美国才应参战。〔4〕 1953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共和党人过去常常指责民主党人"丢失了中国"，指责杜鲁门政府对共产党人手软。艾森豪威尔政府一上台就摆出不能再把印度支那丢给共产党人的架势。艾森豪威尔在他2月3日作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就保证要采取一种"新的、积极的外交政策"，并把朝鲜战争、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印度支那战争都联系在一起。稍后，杜勒斯清楚地把朝鲜和印度支那作为红色中国的两翼。朝鲜的停战更使美国决策者担心，中共可能将其注意力转向别处。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4月16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朝鲜的停战只是为了腾出力量去进攻别处，那就是骗局。朝鲜停战协定达成以后，杜勒斯在9月2日的一次讲话中声称，"一个共产主义的侵略战线从北边的朝鲜伸展到南边的印度支那"。〔5〕 同时，随着印支战争形势的发展及法国在战场上的颓势，美国在1953年上半年大大增加了援助。5月，美国向老挝、泰国紧急运送大量物资，并专门为向老挝的空运配备了6架C--119运输机。美国并准备大幅度增加对印支战争的援助。1953年度美国对印支战争的援助总额达5.682亿美元，占该年印支战争总费用的33%，美国计划1954年度提供13.13亿美元的援助，占该年总费用的61%。〔6〕 然而不管美国如何给法国撑腰打气，到1953年底，法国的多数人意识到这场斗争已经全部输掉了，甚至官场中人也可能在谈论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谈论取得军事胜利了。" 而孟戴斯--弗朗斯（Prierre Mendes--France) 则已在6月向国民议会作出保证，他如出任总理，将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在美国看来印度支那真正的危机到来了。1954年1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研究了印支战争的形势，并通过了5405号文件。文件惊呼："在印度支那的冲突中，共产党世界与非共产党世界清清楚楚地在战场上对峙。印度支那战场的失利除将冲击东南亚和南亚外，还将对美国及自由世界在欧洲和别处的利益产生严重的影响。" 文件预料，法国实在打不下去时可能提出与越共谈判，而不管能否保住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印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向法国政府施加影响，反对以与美国的基本目标不相符合的条件来结束战争。文件特别强调："一个名义上的非共产主义的联合政府将最终把国家交给胡志明，而不会有任何由美国或英国替代法国的机会。"〔7〕 但美国要自己派出军队去印支作战却是不可能的。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如果派一名作战的士兵到印度支那，那就把美国的威信全部押上去了，不仅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威望，而是美国在全世界的威望。"美国必须使用当地土生土长的军队，甚至使用当地的空军和海军来支持他们自己。〔8〕 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会议建议有关国家及其武装部队代表于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并讨论印度支那恢复和平问题。中国政决定接受邀请。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会议。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参加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并确定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指导方针：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中国代表团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3月中旬，周恩来又致电胡志明说："目前国际形势与越南的军事情况，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不论日内瓦会议结结果如何，我们均应积极参加"，并希望越南方面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3月29日，胡志明抵北京会见周恩来，商谈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方案。〔9〕 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26日至6月15日讨论朝鲜问题，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没有达成和平统一朝鲜的协议。从5月8日起，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中、苏、英、法、美、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越南国、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0〕 日内瓦会议是两个阵营之间的一次严重外交斗争。但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两个阵营内部意见并不一致：美、英、法之间矛盾重重，中、苏、越之间一开始在许多问题上也有不同主张。 英国的殖民势力与印支毗邻，它既怕印支的民族独立与人民革命浪潮冲击它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又怕美国势力大规模介入，危及它的殖民体系；还怕印支战争扩大，自己被再次卷入进去。因此英国希望印支战争早日结束。 法国已经被8年的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国内要求结束战争的呼声甚高。法国政府是想不管怎样先实行停火，喘口气再说。但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法国决定不放松军事努力，以便加强谈判中的地位，最后能取得比较好的条件。同时军方对即将进行的奠边府战役还抱某种乐观情绪。3月5日，拉尼埃（Joseph Laniel ) 总理在向法国国民议会阐述政府关于谈判的立场时，还开出了一大堆条件。 美国希望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与朝鲜问题一样毫无结果。2月27日，杜勒斯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会议，专门讨论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他对与会者说，日内瓦会议，尤其是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是一种"拖延性行动"，一方面是为法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提供时间，一方面是为法国实行纳瓦尔计划准备有利的军事力量。〔11〕 4月6日，美国驻英大使奥尔德里奇（Winshrop W. Aldrich) 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Anthony Eden) 递交一份备忘录，阐述美国对印支问题的立场，其中说:"美国参加柏林会议的代表团从法国代表团那里清楚地了解到，同意在日内瓦讨论印支问题的前提是，法国将不接受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将那一地区置于共产党控制下的安排。美国设想，英国……也会坚定地支持这一立场。" 〔12〕4月7日，国务院东南亚事务司的邦斯尔（Philip W. Bonsal)、政策设计委员会的斯蒂尔（Charles C. Steel )、西欧司的麦克布赖特（Robery H. MacBright)拟就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说，美国派工作小组出席日内瓦会议是为了支持法国，使其不致在会议上采取一种直接或间接地意味着印支落入共产党之手的立场。美国要在会上"通过揭露共产党的真正立场来帮助法国政府顶住国内的压力"。〔13〕 由此可见，美国根本没有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协定的诚意，反之，美国参加会议就是为了阻止法国作出必要的让步，就是为了使会议不欢而散。美国希望法国不管奠边府战役的结果如何都继续坚持下去。4月24日，杜勒斯、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Georges Bidault ) 在法国外交部讨论印支局势。杜勒斯提出，如果法国能够保证，在奠边府陷落以后，他们仍将继续战斗下去，美国就立刻着手组织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防务。但法、英对杜勒斯的建议都不热心。皮杜尔强调了奠边府陷落的灾难性后果。英国也表示不能承担任何义务。杜勒斯还曾数次游说艾登，艾登都表示不能承担军事义务。美国组织西方三国联合阵线的打算告吹。〔14〕 杜勒斯对英、法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却也无计可施。5月2日，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见出席参加讨论朝鲜问题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关于印支问题，他颇为悲观地表示，印支现今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法国没有及早将问题置于正确的政治基础之上。让西方国家到这里来帮助法国维护它的殖民统治自然不可能得到亚洲国家的支持的。皮杜尔极度沮丧，一筹莫展，实际准备无条件投降。至今谁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能挽救形势。分治是不可取的，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共产党向南方的大规模的渗透。 如果分治，如何保持南方不被共产主义化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如果现在举行选举，共产党大概会获胜。西方的谈判地位是不令人鼓舞的。他还抱怨说，现在在美、英、法三国之间没有一致意见，没有共同立场，甚至没有交换意见。〔15〕 杜勒斯预感到他在会议上将处于十分被动孤立的地位，便于5月3日，会议即将开始讨论印支问题前夕，离日内瓦回国，由副国务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 ) 率美国代表团继续参加会议。〔16〕 另一个根本反对日内瓦会议的当事者是越南国的保大政权。他们担心，法国会在没有向越南国提供相应政治保障的情况下同意结束战争，他们还担心美国会对越南撒手不管。他们希望会议失败，而在联合国安理会内解决越南问题，因为美国和仍然窃踞着联合国内中国席位的台湾当局的否决权可以保障他们的利益，排除苏联的任何不能接受的建议。 中、苏、越三国之间也并非完全意见一致。苏联当时愿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倾向于在印支达成和平的协议。但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对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估计过高，对越南的革命形势过于乐观，对印支问题的解决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主要表现在越南双方的军事分界线问题及柬、老问题是否与越南问题一起解决这两件事上。这也是会议上反复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中国在确定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方针时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美国可能的干涉及由此引发的的中美军事冲突。中国方面看到，越南民共和国经过数年斗争虽已扭转劣势，转入主动，但这并不表示它在战场上已占压倒优势。实际上，越盟虽已控制大片土地，但敌方占领的范围尚较大，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主要战略交通线、海港、重要经济区域，而且双方控制区犬牙交错。如果法国果真打不下去，美军介入战争，中国又将以志愿军名义出兵参战。可是出兵印支比出兵朝鲜困难得多：越南与中国工业中心东北相距数千公里，只有一条铁路相连，如大军参战，后勤供应难以解决。如果中国在越南再打一仗，势必大大影响国内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因此中国总的构想是，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17〕 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历时两个半月，先后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23次限制性会议，双方军队的代表也举行了多次谈判。会议大致可分三个阶段：5月8日到6月19日，6月20日到7月17日，7月18日到21日会议结束。会议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英国外长艾登轮流担任主席。 在5月8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法国外长皮杜尔首先提出了一个很不象样的停火建议。〔18〕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范文同在10日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回顾了印支战争的历史，指出战争的责任应由殖民者负担，战争的延长和扩大应由美国的干涉负责。接着他提出了恢复印支和平的8点建议：1、法国承认越南在越南领土上的主权与独立完整，并承认高棉与寮国的主权与独立；2、缔结协定，规定在交战双方同意的时限内，自越南、高棉与寮国领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3、在越南、高棉、寮国举行自由普选；4、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就该国愿意加入法兰西联邦问题发表声明，高棉与寮国政府也发表相应声明；5、越南民主共和国及高棉、寮国承认法国在这些国家现存的经济与文化利益；6、交战双方保证不对在战争期间与另一方合作的人起诉；7、交换战俘；8、在实行上述规定前，首先在印度支那实行完全停火；完全停止从境外把新的武装部队、武器和弹药运入印支；由印支三国交战双方成立联合委员会监督停火。 比较法、越两方的方案，其主要的对立在于：1、法国只关心停火，不提印支问题的政治解决；越盟强调政治与军事问题一起解决；2、法国认为老挝与柬埔寨问题与越南问题要分别解决，越南强调整个印支问题一起解决。范文同的建议得到苏联和中国代表团的支持，遭到美国代表的反对。史密斯称，印支问题的任何解决都必须保证真正的和持久的停火，这就必须先达成停战协定，而停战协定要有效实行又必须有国际监督。〔19〕 为便于讨论，艾登向各代表团长建议举行限制性会议，并得到各方赞同。在5月17和18日举行了两次限制性会议，主要的争论问题是，是否应当将柬、老问题与越南问题分开来考虑。 皮杜尔主张柬、老问题应当单独处置，这一立场得到柬、老两国的支持。老挝代表说，老挝的问题是越盟侵入了靠近边界的一小部分地区，撤出入侵的武装力量是老挝的唯一要求；定于1955年举行的选举将使老挝人民自由表达他们的意志。柬埔寨代表说，柬的问题仅仅是得到一小部分叛乱者支持的外国入侵，无论从宗教、人种、意识形态来看，入侵者都是外来的。法国军队已经撤出。范文同认为，印度支那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一整个问题，三国人民都在为反对外国的干涉而战斗。自由高棉和寮国抗战政府控制着广大的领土，得到几百万人民的支持。在整个印支都有同样的政治与军事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整个印支同时实现停火，然后实现能导致统一的政治解决。 莫洛托夫在发言中支持范文同的主张，拒绝将柬、老问题分开解决。 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承认、同情和支持柬、老两国要求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第二、两国情况与越南不同，两国的王国政府还得民心，抗战政府影响很小，这两国人民要求的是民族独立与解放，而不是人民革命，革命在这两个国家目前条件还不成熟，革命不能输出，印度支那革命化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提出这一目标会把两国推到美国那一边去，；第三、两国政府应当承认本地抗战力量的存在，抵抗力量应承认王国政府；抵抗部队本身应停止战斗，就地集结，然后或编入王国军队、警察，或复员；第四、两国要求越南军队撤出的愿望是合理的；第五、两国在取得真正的独立后，中国愿意看到它们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也可以继续留在法联邦里；第六、越、老、柬三国的民族和国家界限都很明显，不顾这种界限而提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是对柬、老两国主权和独立的严重损害；第七、在两国决不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两国决不能加入美国组织的军事集团，两国应成为东南亚型的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不能亲美。自然，中国代表团也不是在会议一开始就有了这样一套完整的主张，而是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在与有关各方的接触和商讨之中，不断了解情况，及时调整政策，逐渐形成的。周恩来与范文同、莫洛托夫多次交换意见，反复向他们说明，对柬、老两国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如果一味追求印度支那联邦或印度支那革命化的目标，只能使柬、老两国害怕，倒向美、法一边，使谈判破裂，战争扩大，这对中国、越南都不利。他非常敏锐地指出，用什么办法可以争取团结柬、老两国？"是用战争团结东南亚呢？还是用和平团结它们？答案是用和平可以团结它们，用军事则只有使它们投向美国。"〔20〕 经过几次限制性会议及私下讨论，与会代表团在停止敌对行动问题上观点有了接近，也还存在许多分歧。在5月27日的第七次限制性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一份《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主要内容是：1、交战双方的一切武装力量在印度支那全境同时实现完全停火；2、双方就双方占领地区的适当调整和在进行调整时双方军队的转移，以及可能发生的有关问题，开始谈判；3、停火期间停止从境外进入各种新的部队和军事人员以及各种武器和弹药；4、由双方司令部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各项条款的履行，进行监督；对上述协定的履行，并应由中立国委员会进行国际监督；5、日内瓦会议与会各国负责保证协定的履行；6、互相释放战俘和被拘的平民。〔21〕 周恩来接着就上述各点逐一作了说明。各国代表根据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进行了反复的商讨。在此基础上艾登提出了关于双方司令部的代表立即在日内瓦进行会晤，研究在停止敌对行动后军队的部署问题，首先是在越南的重新集结地区问题的方案，并在5月29日的第8次限制性会议上通过。这是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第一个实质性成果。根据这一建议，越南人民军总司令代表和法国远征军总司令部代表于6月2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就工作程序达成了协议，并同意双方司令部代表尽早在印度支那当地开始直接谈判。 从5月31日的第九次限制性会议起，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停战协定履行的监督问题。讨论涉及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组成，该委员会与联合委员会的关系，该委员会的表决原则等问题。双方不能解决的分歧。 6月16日上午，周恩来往访艾登，讨论柬、老问题。周表示，中国不能看到两国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来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愿意看到两国成为象印度那样的东南亚型的国家，并愿意与之和平共处，这样对法国、英国也有利。在政治上，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尊重老柬的独立、主权和统一，军事方面应该承认一本地的抵抗部队，业承认过去一越南志愿军在老、柬作战，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也应该撤出。艾登表示，这也是英国的要求。〔22〕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第十四次限制性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建议》，主要内容是：1、同时宣布停止两国境内的敌对行动与越南的敌对行动；2、交战双方司令部代表就停止敌对行动问题在日内瓦及当地开始直接谈判；3、敌对行动停止后不得从境外运入新的军事人员及武器弹药；4、国际监察委员会权力扩展至两国；等等。这一建议在会上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几乎所有代表团都认为中国建议是富有建设性和协商精神的，连美国代表史密斯也承认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是"温和的，合理的"，"许多地方是可以同意的"。17日，周恩来又会晤皮杜尔，简告了与艾登谈话的内容。但在18日的限制性会议上，代替史密斯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饶伯森却出乎意料地对中国提案提出了"猛烈而完全出人意外的抨击"，受到周恩来的严厉驳斥，也引起与会代表的普遍反感。柬、老两国代表对中国建议表示欢迎。会议挫败美国的阻挠，以中国建议为基础，在6月19日的第十六次限制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达成协议的公报》，其中规定，双方司令部代表将立即在日内瓦或在当地会晤，就停止敌对行动的各项问题进行研究，而从撤退在该两国的一切外国武装力量问题开始。公报还要求越、老、柬三国在21天内向会议提出临时报告或最后报告。〔23〕美国破坏在柬、老问题上达成协议的企图没有得逞。 总起来说，在会议第一阶段主要是有关各方阐明各自的观点，具体成果不多。法、越双方军队代表之间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也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主要分歧是集结地区的划分。 6月20日，莫洛托夫、艾登和史密斯先后离开日内瓦回国，他们都要到7月10日左右才返回日内瓦。会议在此期间并未中断，讨论的中心是停战监督问题。同时，各国代表团都进行了许多会外活动,会议的主要协议实际上是这一时期在会外达成的。周恩来紧张工作，频繁会见各国代表，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6月20、21日，周恩来同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泰普潘、老挝王国代表团团长冯*萨纳尼空进行会晤。柬、老两国代表表示，他们与中国很容易接近，但对越南意图抱有戒心，怕越南取代法国统治柬、老；柬、老两国情况与越南不同，不存在越南那样的停战后进行选举的政治解决的问题。他们还要求驻扎在两国的越南军队撤出两国。周恩来一方面打消两国外长的疑虑，指出，越南与柬、老两国是兄弟之邦，过去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现在应该接近起来，友好相处；同时表示：外来的支援部队（指越南部队）应当撤出，本地的问题可以由当事双方直接解决；希望两国王国政府团结当地解放力量，作出合理的政治解决；和平恢复以后，三国可在自愿基础上参加法国联邦，建立与法国的友好关系；按照法老军事协议，法国可在老挝继续保留军事基地和军事训练团；印度支那任何一国不能参加美国组织的军事集团，不能有美国军事基地。柬、老两国对周恩来的上述主张表示非常满意。在与柬、老两国代表进行成功会晤的基础上，周恩来于21日晚介绍范文同与柬埔寨的泰普潘、老挝的冯萨纳尼空认识，并建立了联系。范文同同意从柬、老撤出越南志愿兵，同意接受法老军事协议，包括继续在老挝保留法国基地。〔24〕 会议期间，法国国内政局发生变化，拉尼埃政府因和谈不力于6月13日被迫下台，6月17日，积极主张和谈的孟戴斯--弗朗斯组成新政府。孟戴斯--弗朗斯在就职演说中保证，新政府将在四周内实现印度支那停火，否则，他将提出辞呈。这对会议的成功无疑是一个好的征兆。周恩来决定通过与法国总理会晤来推动会议的进展。6月23日，两国总理在伯尔尼举行会晤。周恩来首先系统阐述了他的主张，指出，在印支问题上，中国的条件就是和平，就是反对美国干涉，不让美国把战争国际化，反对美国在印支建立军事基地，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条件。孟戴斯--弗朗斯表示在主要之点上与周的看法接近,尤其是：柬、老的情况与越南不同，应用不同的办法解决；越南问题应分两阶段解决，第一阶段是停火，第二阶段是实现和平，在停火后还要经过选举，确定国内制度：在印支三国不能有美国军事基地，三国不能加入美国策划的军事集团。周恩来并表示，中国不仅要推动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接近，而且要促使它与保大接近，可是保大很难接近，"困难来自何处，总理会了解的"，他要求法国影响保大，使越南双方接触，"以便减少困难，不让外国来破坏"，即不让美国来干扰和破坏。会见持续了数小时，两位总理兼外长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法双方并发表公报称：两国总理"就有关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进行了自由的交谈。谈话的结果使他们能够期望日内瓦会议取得进展。"〔25〕 中法两国总理的会晤对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及达成协议确实起了重要的催生助产作用。 在此期间，法越双方也举行了多次会晤，仅7月11日至13日间范文同与孟戴斯--弗朗斯之间就会谈三次。双方的主要分歧在如何划分军事分界线。范文同起先想以北纬13度划界，后来同意移到14度。孟戴斯--弗朗斯主张以18度划界。双方分歧很大。周恩来认为越南代表团对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估计过高，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有必要采取更现实的态度。7月3日至5日，他偕罗贵波、韦国清、乔冠华等在广西柳州会见了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双方进行了8次会谈，就印支三国和平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指出，印支问题已经国际化，由于帝国主义害怕中国的所谓扩张，绝不会让越南取得大规模的胜利，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支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这样战争国际化，对我不利。印支问题不仅是三国的问题，而且影响到整个东南亚，影响欧洲和世界形势，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和平。越南统一的时机尚未成熟。目前接受暂时分治比较明智，但应当坚持两年后就统一问题举行自由选举，同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越南。关于划区问题，最后的底盘是：一、在越南争取在16度划线，如不可能，拟以九号公路为界；二、在老挝，要求上、中、下寮各有一块地区，要力争到上寮、中寮有一块地区，如果不行再议；三、在柬埔寨，可以要求划集结区，但不能抱希望、胡志明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上述意见。胡志明表示，为了收复南方的半壁河山，可以再多等几年，但最后必须统一。周恩来允诺：越南将会统一，中国将是越南最可靠的朋友。〔26〕 双方就谈判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案达成一致意见。越南劳动党随即以《七*五文件》的形式发给了在日内瓦的范文同。文件明确规定了谈判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应采取积极推动的方针，不应消极等待，并应主动提出我方方案。具体谈判方案是：在越南争取以16度划线，但考虑到16度以北的九号公路是老挝出海必经之路，对方可能不会让步，因此可在16度线基础上往北再作小调整；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争取政治解决。〔27〕 当着中国方面正在竭尽努力争取日内瓦达成协议时，美国方面却在为阻挠印支问题的和平解决不余遗力。7月13日晚，杜勒斯、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在巴黎举行会谈。孟戴斯--弗朗斯向杜勒斯说明了会议的进展情况，并说，共产党反对美国在印支三国建立军事基地，杜勒斯强烈表示，拒绝任何限制柬、老两国的能力并禁止越南从自由世界得到援助的条件是至关重要的。杜勒斯解释他和史密斯不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理由时说，美国不能"与任何可以保障共产党人获得其侵略成果的协议发生联系"，美国"不能处于一种似乎赞同把柬、老、越出卖给共产党人的地位。美国人对雅尔塔会议记忆犹新。美国不可能与在美国将被解释为第二个雅尔塔解决方案的办法发生联系，美国同意举行日内瓦会议这一事实已经在美国被解释成是美国外交的一大失败。"〔28〕 美国试图搞出一个表明法、美共同立场的文件，次日，杜勒斯、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再次进行会谈。面对孟戴斯--弗朗斯非和不可的困境，虽然杜勒斯施尽浑身解数，也难以将自己的立场强加于法国。他只好一再向法、英两国表示美国的立场："美国接受这一事实，即一部分人民成了共产党侵略的牺牲品，美国自己不准备、也不鼓励别人通过战争的手段来改变这一状况，但美国决不会参加任何保障共产党人得到其侵略成果的协定。"最后，两国达成妥协，如果解决方案是美国准备尊重的，它将单方面或只与非共产党国家一起表达这一立场；美国准备同其他有关国家一起寻求一种防务联系，以便在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后反对直接或间接的侵略，以保护东南亚非共产党地区的完整；如果达不成解决方案，法、美将共同商议应采取的措施，包括考虑是否将问题提交联合国。这就是说，法、美两国实际上在印支问题上已经分道扬镳了。杜勒斯还说，他与总统商量后决定，他不能再返回日内瓦，他不愿使自己处于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说"不" 的地位。〔29〕 周恩来在柳州会晤胡志明后，即于7月6 日返抵北京，9日离北京，10日抵莫斯科，与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讨论日内瓦会议下一阶段谈判方针。马林科夫等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们也认为， 当时美国正竭力拉拢法国主战派，对孟戴斯--弗朗斯施加压力，企图以此破坏日内瓦会议；如果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坚持孟戴斯--弗朗斯难以接受的条件，则易使美国有机可乘，法国主战派势力又会抬头，一旦孟戴斯--弗朗斯垮台，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不利，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也不利。 7月12日，周恩来回到日内瓦。当晚他以越、苏、中三党共同的意见与范文同彻夜长谈。他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而胡志明估计，如果日内瓦会议不能达成印支问题的和平解决，美国扩大干涉是不可避免的。结论是继续战争是不利的。关于划界问题，周恩来指出，假如在16度线附近划界，实现停战是对我们有利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能有一大片土地连在一起，有首都，有海港，能发展经济。在政治上比朝鲜、民主德国处境有利得多。和平后整个形势发展对我方有利，首先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也可以争取法、英及东南亚各国，争取高棉和寮国，分化保大，孤立美国。周恩来还说，孟戴斯--弗朗斯政府是今天法国资产阶级主和派可能建立的比较好的政府，我们要争取它。关于撤军问题，周恩来说，要下决心把自己的军队从解放区撤出来不是容易的事，但为了争取全局胜利有时不得不牺牲局部的利益。他以中国抗战时期皖南事变的教训和日本投降后中共及时撤出苏南以加强东北和山东的经验来说明进与退的辩证关系。关于政治解决，周恩来转达说，胡志明认为最好能订出期限，具体规定停火后一年或两年内举行选举。但为了避免形成僵局，可以在这次会议上达成原则性协议，而在以后另行议定期限。周恩来最后说，越、中、苏三党所提的谈判方针是：要主动积极迅速进行谈判活动和解决问题，要使问题简单化，避免使问题复杂化，要以法方为主要对象，提出条件要考虑对方接受的可能性。〔30〕 范文同感谢周恩来的介绍和所提的建议，最后欣然表示次日按这次谈话精神与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会谈。 在7月18日限制性会议之前，越、法之间，越南南北双方之间、中、法之间，英、法、苏之间，中、柬与中、老之间又进行了多次磋商，终于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国际监督问题等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7月18日，日内瓦会议举行第二十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限制性会议，九国外长重又坐在一起。莫洛托夫根据苏、中、越三国商量的意见对一个月来的会议工作作出估计和评价。与会者十分注意地听取了他的发言，大多数国家代表同意了会议的宣言草案。只有保大政权和美国代表发出了不和谐音。保大政府新任外长陈文杜说，他的政府将不参加任何关于会议宣言的讨论，原因是：第一、他们不同意所提出的停火条件；第二、他们尚未提出建立在和平、独立和统一原则基础上的解决方案。史密斯则声称，如果达成的协议是美国政府能够尊重的，美国将不威胁或不使用武力来妨碍协议，但对任何破坏这一协议的"侵略"的再起，将给予严重的关注。〔31〕 日内瓦会议到了最后阶段，会外的活动空前频繁紧张。周恩来以其高度的斗争艺术，忘我工作，在各国代表团之间进行协调、磋商、斡旋。7月19日，周恩来又会晤孟戴斯--弗朗斯、艾登，商讨老挝问题；20日，又与柬埔寨外长泰普潘进行会谈，与莫洛托夫、范文同举行商谈，研究会议结束阶段的各项工作，包括会议宣言、协定、声明的最后审定。随后，莫洛托夫、范文同、艾登、孟戴斯--弗朗斯举行会谈，就遗留的问题进行最后磋商，并敲定宣言、声明和各项协定的文稿。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史密斯事先告诉艾登，美国政府不能在最后宣言上签字。为了避免签字的问题，在宣言的开头先列出了参加会议的国家，在通过宣言时则采用口头征求意见的方式。除美国及保大政权的代表外，与会代表一致同意会议最后宣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协定。 《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规定 ，在北纬17度线以南、九号公路稍北划定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此线以北为越南人民军集结区，以南为法兰西联邦部队集结区，各方部队需在协定生效后的300天内集结完毕。自协定生效之时起，禁止一切增援部队及军事辅助人员进入越南，禁止运入各种增援的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所有战俘及被拘平民应在停火后30天内予以释放 。 《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规定，双方部队、给养和军用物资的撤退和转移应在协定生效之日起120天内完成，在老挝的越南志愿人员应向越南撤退，集合于临时驻扎地点的寮国战斗单位应移往桑怒和丰沙里两省等待政治解决。自停火令颁布之日起，禁止从境外运入增援部队。但法军可留下不超过1500人的军官和和士兵以训练老挝国家军队。自协定生效之日起禁止在老挝设立新的军事基地，法军为在老挝维持两处法国军事设备所必须的人员不超过3500人。 《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规定，在协定生效后90天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外国人员，包括法军和越南军队。在停火令颁布后的30天内，高棉抗战军队就地复员。柬埔寨王国政府不得向抗战军队作任何敌对行动。抗战军队人员凡提出要求者，只要符合兵役法或警察条例，可参加柬埔寨的正规军或地方警察部队。 以上三国协定都在签字后48小时生效。协定都对停战监督和监察作出了规定。其中说，由双方司令部同等数量人员组成联合委员会，国际委员会由印度、波兰、加拿大的代表组成，由印度代表任主席。两个委员会的关系是平行的。国际委员会用多数表决的方法采纳或通过建议性的意见和 仲裁性的决定，但有关修改或补充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性的意见需要一致通过，当涉及足以导致敌对行动再起的违反协定的行为或威胁时亦需一致通过。如不能获得一致，则将多数委员同意的结论告知双方。 《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宣言》注意到以上三国协定并特别指出，关于越南的协定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军事问题，军事分界线是临时性的，无论如何不能被解释为政治的或领土的边界。越南将在1955年7月内在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成员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普选。柬、老两国也将在1955年举行普选。〔32〕 至此，日内瓦会议胜利结束。 日内瓦会议达成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法国在这里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形势。会议阻止了美国企图对印度支那进行直接武装干涉的计划，推迟了这个计划的实现，避免了中美两国再次兵戎相见的可能。其实，不但中国，而且越南也是把美国可能的武装干涉作为主要因素来考虑的。胡志明当时对中央委员会说，那些想打下去的同志没有看到法国人背后有美国人。〔33〕 胡志明清醒地认识到，越南尚不具备在与美国的冲突中战而胜之的能力，在中苏未予承诺时尤其如此。日内瓦会议的成功是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胜利。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加的第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尤其是周恩来在会议期间所表现的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他的聪明睿智，他的风度和才华，他的缜密思考，周全安排，都赢得了与会者的尊敬与钦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第一次参加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建设性作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一大胜利。美国处心积虑要破坏会议，但终于没有成功，会议的成功是美国外交的失败，是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失败。他为中国打开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打破美国的封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美国对印支战争结束的反应是：第一、决心取代法国支持印支的反共势力；第二、加快成立东南亚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根据日内瓦协议，将越南划分为南北两方的只是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而非国际边界。越南的统一与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样，是协议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原则，也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意停战、同意将部队从该线以南撤退的前提。但艾森豪威尔总统担心，如果1954年举行选举，那么80%的越南人都会选胡志明，因为他是争取自由的英雄。 美国政府决心不让这种情况发生，决心在南方建立 一个反共的国家， 建立一个反共反法亲美的政权。因为在美国看来，越共只所以能赢得人心， 就是因为越共以反对法国殖民主义来号召人民，只要法国人仍然留在西贡，反共势力就无法取得人心，越南全境迟早会落入越共手中。法国虽然同意给越南以独立，但在一个世纪的经营之后，法国是不情愿离开这里的。1954年7月25日，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三天，孟戴斯--弗朗斯就表示，法国将保持同北越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将援助南越的发展。法国驻印支总专员兼法军总司令波尔*厄利（Paul Ely )也在8月表示，法国准备促进越南的发展，法国的经济投入、文化设施、军事、政治和行政的运作已经成为南越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法国是必须在南越的发展中起一定作用的。他并劝说法国和南越双方互相合作。但这与美国的政策不符。国家安全委员会8月8日、12日讨论通过的5429/2号文件要求法国立即给越南以完全的独立，支持一个强大的越南人的政权，暂时保留法军，但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减少对南越的控制。美国的这种政策使法国人难以在南越继续待下去。 保大政权羸弱无能，既反共又反法的吴庭艳则正中美国的下怀。吴庭艳出生于越南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家庭，曾在法国留学。他早年混迹于官场，对法国的殖民统治抱有强烈不满。奠边府战役后，法国于6月4日与保大政府签订了"独立与合作条约"。在国外赋闲多年的吴庭艳认为登台的时机已到，在迫使保大同意他执掌军政全权后，他于6月下旬回西贡任总理。美国立即对吴庭艳表示支持。9月29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史密斯与法国主管印支事务的拉尚布勒（Guy La Chambre )达成如下书面谅解： 法美两国代表同意，他们各自的政府支持吴庭艳先生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反 共的民族主义政府。为此，法、美两国将敦促越南所有反共分子与吴庭艳政府合作，以 便有力地对抗越盟，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由越南。 10月24日，一封国务院早在8月就写好的艾森豪威尔致吴庭艳的信交到了后者手中。 美国政府保证将给予南越大规模的援助，以便"帮助越南发展并维持一个强大的、能生存的、能够抗御有企图的颠覆活动或军事侵略的国家"。 当南越军队参谋长阮文馨试图发动反对吴庭艳的政变时，10月间，美国先是警告阮文馨，如他动手，美国就将终止援助。然后，美军顾问团团长、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贡头子兰斯戴尔（E. G. Lansdale ) 把阮文馨的两个主要部属弄到菲律宾去"观摩"。美国并向法国表示，除非把阮文馨弄走，否则美国将不对南越提供进一步援助。 最后，阮文馨被迫于11月间离开越南，其职务由吴庭艳的亲信接替。 法国对吴庭艳的专制独裁统治甚为不满，12 月19日当美、英、法三国外长在伦敦讨论印支问题时，孟戴斯--弗朗斯提出吴庭艳的作为"完全是负面的"，"他没有接受（美、法两国提出的）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孟戴斯--弗朗斯认为必须考虑"换马"的问题。但杜勒斯却认为"在现今的状况下，除非（越南的）形势变得明显的无望，并且迅速地四分五裂，我们除了继续援助越南并支持吴庭艳外别无选择。我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合适的领袖。" 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美国立即开始考虑对南越提供军援。美国驻印支军援及军事顾问团团长奥丹尼尔（John O'Daniel )在1954年6月间就策划了美国参加训练南越部队的问题。随后，奥丹尼尔草拟了一个详尽的计划，要求政府赶在8月11日，亦即《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生效之前加强在南越的军事力量。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南越"政治形势尚不稳定"，不同意参与训练南越国民军。杜勒斯反驳说，要等那里形势稳定了再去训练军队，就象母鸡和鸡蛋孰先孰后的问题一样，他认为重组和训练一支军队"是使越南政府变得强大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在10月2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最后决定，指示美国驻西贡大使希斯（Donald Heath)与奥丹尼尔合作迅速采取紧急步骤，改善自由越南武装力量的忠诚性与效率，使之迅速成为一支吴庭艳可以依靠的力量。11月1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计划，建议向南越派出89085人执行军事顾问团任务，所需费用1956财政年度为1.93亿美元，1955财政年度所余时间为约1亿美元。 美国为支持吴庭艳政权是不惜工本了。 早在日内瓦会议之前，美国政府就在酝酿建立东南亚军事同盟。1954年3月25日，正当奠边府激战方酣之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印支局势，讨论了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美国支持印支联邦，以防印支落入共产党之手。29日，杜勒斯在纽约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发表题为《红色亚洲的威胁》的演讲，扬言要对印支采取"联合行动"。他说："在今天的情况下，共产党俄国及其盟友共产党中国不管用什么手段把它们的政治制度 强加给东南亚，都是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严重威胁。美国认为不应该消极地接受这种可能 性，而是应该采取联合行动来对付它。这可能要冒重大的风险，但如果我们今天态度不 坚决，那么我们日后面临的风险将比目前的风险要大得多。" 在4月6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正式提出了"建立地区性组织以保卫东南亚"的主张。他认为如能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把这样一个组织建立起来，那么西方国家就可以"以强有力的联合一致的态势参加这次会议"。艾森豪威尔十分赞赏这一提议，他认为即使印支丢失了，为了保卫东南亚也要建立这样一个政治组织。次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用"多米诺骨牌"来比喻印度支那对自由世界的重要性。他说，你可以想到"多米诺骨牌理论"，你推倒第一张之后，最后一张的倒下是必然的事。印度支那丧失之后，随之丧失的将是缅甸、泰国、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这不仅是物资的丧失，资源的丧失，而且是成千成百万人口的丧失，等等。〔34〕 从1950年上半年以来，美国决策者不止一次讲过这个意思，但正式用"多米诺骨牌"这个词这是第一次。 要建立这样一个地区性组织，美国首先要征得盟国的支持，尤其是英国的支持。4月4日，艾森豪威尔致函丘吉尔，呼吁英、美为建立东南亚区域性集团共同努力，并特别指出，他不打算让台湾、南朝鲜参加这一"政治联合结构"。4月11日至13日，杜勒斯出访伦敦，就此事与丘吉尔、艾登进行会谈。但美、英之间的立场存在明显分歧。英国不认为失去印支就将失去整个东南亚，反对以地面部队介入印支，反对建立与军事干预印支相联系的东南亚区域性组织，而谋求扩大《美澳新安全条约》，以保卫东南亚的其他地区。〔35〕 4月14日，杜勒斯从伦敦飞赴巴黎，游说法国同僚。但法国已被旷日持久的印支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它最关注的是尽快结束战争，取得"体面的和平"，认为在日内瓦会议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就会落下话把，让人指责为在会前已经为会议失败作了准备。〔36〕 美国还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了磋商，澳、新两国 表示只能与英国一起行动，只能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召开正式的政治会议。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一方面想方设法阻挠会议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在为成立区域性组织进行准备。会议结束后，美国立即着手紧张活动。7月24日，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有关部门举行联席会议，由杜勒斯、史密斯阐述关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构想。杜勒斯指出，美、英已就该条约组织的基本方面达成一致。他解释说，成立这一条约主要有两个目的：防止共产党中国的"公开侵略"，与本地区非共产党国家内的颠覆及渗透进行斗争。达成这一条约对美国来说主要有两个好处：在发生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公开侵略"时，能使总统获得他现在所没有的权力；当美国必须采取行动时能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而不致单干。但他又说，这一条约与北约不同，美国不打算在这里驻扎大量军队，其他缔约国也不能指望从美国得到大量军援。〔37〕 7、8 月间，美国与有关各国就美国草拟的条约草案进行磋商，9月1日至4日在马尼拉举行了工作小组预备会议。在磋商和工作小组会议上，暴露出美国与各国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意见分歧，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条约是否涉及经济合作。有些国家如菲律宾、巴基斯坦等把条约作为取得美国更多经济援助的工具，澳大利亚则认为强调经济合作是"使条约在亚洲得到广泛支持的唯一基础"。美国则认为这一条约不是经济组织或经济项目的工具，原因是：参加条约的亚洲国家非常有限，如日本和印度这样的大国都没有参加，让没有参加集体安全组织的国家参加经济组织是不现实的。〔38〕 2、条约的性质。对这个集体安全条约，各国的期望大不一样。菲律宾等国希望条约能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样，在该地区有常设的军事机构，有常驻的武装部队，美国以其武装力量承担主要的防卫义务。美国却别有打算。日内瓦会议前，美国面对的是印支战争的形势，他考虑的对策是"联合行动"，除了政治上建立一个特定的联盟，也准备必要时军事上介入。印支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后, 形势大不一样，军事干涉的必要性不复存在。美国虽然执意要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但毕竟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美国不可能在亚洲也投入象欧洲那么多的力量。因此美国决定不在这一条约组织的框架内常驻部队，建立常设的军事机构。美国的这一主张引起一些国家的不满。反应最强烈的是澳大利亚。它认为，如果拟议中的条约没有具体的军事功能，那么对澳大利亚的价值就将大打折扣。这个条约将是没有"牙齿"的，以后也难以给它按上"牙齿"。它还抱怨说，如果澳大利亚参加这样一个条约，其结果对它是最糟糕的。一方面，亚洲国家将批评它参加了由非亚洲大国统治的、对中国构成挑衅的条约；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保护，而这种保护对它从战略上说是至关重要的。〔39〕 3、是否使用"共产党侵略"的说法。在美国草案的序言及第四条中都使用了这一说法。但除了泰国外其他各国一致反对，理由是：其他安全条约都没有这样的写法；言明针对"共产党" 侵略将在心理上使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将来更不愿意加入条约；这不是适宜写入条约的法律概念。杜勒斯对这一点十分坚持。他声称，"我们正试图做的就是在这一地区与共产党的侵略作斗争。各种各样共产党的条约总是说，侵略来自非共产党国家，为什么偏偏我们方面就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我们指的是共产党的侵略呢？"他还说，如果删去"共产党侵略"，而只是泛指侵略，那么在成员国之间或在成员国与其他非共产党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难道也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吗？国务院顾问麦克阿瑟二世（Douglas MacArthur, II ) 则对英国公使解释说，"指明是‘共产党’的侵略就能向共产党世界及自由世界明确表示条约成员国的根本目的"，而且能把其他的军事冲突，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可能发生的麻烦排除在外。〔40〕 4、是否将南越列入条约保护区。对此美、英意见一致，但澳大利亚、新西兰对列入南越有保留，法国强调履行日内瓦协议的重要性。 9 月6日至8日美、英、法、澳、新、菲、泰、巴八国代表举行正式会议，8日正式缔结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条约包括序言、十一条条款以及美国的《谅解》。条约没有规定成立北约式的常设军事机构，而使用了类似《美澳新安全条约》的规定：缔约各国将以"自助和互助的办法"，维持并发展"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当任一缔约国受到威胁时，"各缔约国须立即磋商"，以采取共同的对付措施。由于其他缔约国的一致反对，美国草案中"共产党侵略"的字眼被删掉了，但在所附的美国的《谅解》中指出，美国认为"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令人注意的一点是，除了所谓"抵抗武装进攻"外，条约还规定了要"防止和反对受外界指挥的针对它们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的颠覆活动"。美国政府认为，"目前中国的大规模入侵估计不会发生，美国更应该准备的是对付‘越盟式’的战争。" 但有了这样一条规定，条约也就成了美国干涉缔约国内政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为了将柬埔寨、老挝、南越纳入条约保护区范围，缔约国还同时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议定书》。〔41〕 这样， 美国终于在亚洲大陆上划了一条遏制中国的线，而且把一些西方国家及亚洲国家也都拉进来帮它守卫这一条线。〔42〕实际上，甚至可以说，美国策划这一条约，就是为了自己少投入力量，而把别的国家拉下水。但别的国家显然不象美国那样需要遏制共产主义，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决心和劲头。结果，就象有的历史学家所说的，这个条约"在宣告成立时活象一中狮子，而后来的表现却完全是一只绵羊"。〔43〕 注释： 〔1〕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251-275. 〔2〕FRUS, 1950, Vol.6, pp.744-747. 〔3〕FRUS, 1950, Vol.6, p.750. 〔4〕The Pentagon Papers,Vol. I, pp.386-390. 〔5〕The Pentagong Papers, Vol. I. pp.85-86。 〔6〕The Pentagong Papers, Vol. I, pp.86,408. 〔7〕The Pentagong Papers, Vol. I, pp.86-87, 434-443. 〔8〕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178-179.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356、358－359页。 〔10〕日内瓦会议前， 美国国务院中国司副司长爱德温•马丁（Edwin W. Martin )在3月24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特别讲到，美国与中国代表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决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有任何改变"，"美国将不会在任何方面偏离不承认红色中国的政策。"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XXX, No.772 (April 12, 1954 ), pp.543-549. 〔11〕FRUS, 1952-1954, Vol.16, p.427.纳瓦尔，Henri Navarre，1953年5月被任命为印度支那法军统帅，他制订了一个增兵扩军扩大战争的计划：1953年至1954年在北纬18度线以北采取防御战略，1954年春夏肃清北纬18度线以北的越共军队，1954年秋在18度线以北发起全面进攻，以便在与越南的谈判中能占一个有利的地位。FRUS, 1952-1954, Vol.13, p.561; Vol.16, p.418. 〔12〕FRUS, 1952-1954, Vol. 16, pp.496-497. 〔13〕FRUS, 1952-1954, Vol. 16, pp.503-505. 〔14〕安东尼•艾登著、书报简讯社译：《艾登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40-142，148-149页。 〔15〕FRUS, 1952-1954, Vol.16, pp.654-663. 〔16〕FRUS, 1952-1954, Vol. 16. pp.732-733. 〔17〕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255页；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18〕详见《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版，第138-160页。 〔19〕FRUS，1952-1954,Vol. 16, pp.751-752. 〔20〕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以下简称《舌战日内瓦》），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16、3222-323、348、376、395-398、402、415。 〔21〕《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第191页。 〔2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385页。 〔23〕《舌战日内瓦》，第285-295页 ；《艾登回忆录》，第176-177页；《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第255页。 〔2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388－389页；《舌战日内瓦》，第306-313. 〔2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390页；《舌战日内瓦》，第321-331。 〔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394－395页；韩素英著、王弄笙等译、程镇球校：《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第314页。 〔27〕《舌战日内瓦》，第335页。 〔28〕FRUS, 1952-1954, Vol.16, pp. 1348-1355. 〔29〕FRUS, 1952-1954, Vol. 16, pp.1359-1364；《艾登回忆录》，第188-190页。 〔30〕《舌战日内瓦》，第353-357页。 〔31〕FRUS, 1952-1954, Vol.16, pp.1433-1434. 〔32〕《日内瓦会议文件集》，第256-266页。 〔33〕Gareth Porter, ed., Vietnam: Th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of Human Dicision. Vol.1 ( New York: Stanfordville, 1979) p.636. 〔34〕FRUS, 1952-1954,Vol. 13,pp.1256-1257, 1281. 〔35〕FRUS, 1952-1954,Vol.13, pp.1239-1240, 1323.1951年9月，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任何一国受到"威胁"时，应共同协商，缔约任何一国受到"武装攻击时"，应共同对付。英国对它被排除在这一军事同盟之外十分不满，一直希望加入进去。 〔36〕FRUS, 1952-1954, Vol.13, pp.1328-1334. 〔37〕FRUS, 1952-1954, Vol. 12, pp.666-669. 〔38〕FRUS, 1952-1954, Vol.12, pp. 741,793,827. 〔39〕FRUS, 1952-1954, Vol. 12, pp.666, 836, 824. 〔40〕FRUS, 1952-1954, Vol.12, pp.835, 792. 〔41〕FRUS, 1952-1954, Vol. 12. p.669. 条约于1954年11月10日提交参议院，2月9日获得批准。 〔42〕W.A. William, ed.: America in Vietnam -- A Documentary History, 1954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75), p.177. 〔43〕科纳尔 贝尔著、贝纳姆编、云汀等译：《国际问题概览，195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第三节 亚非会议与中国的和平外交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举行的第一次没有西方大国参加的会议，是五十年代中国推行和平共处外交的一个高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中美两国较量的一个舞台。美国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它始终关注会议的准备与进行，他先是希望会议不能召开，继则希望会议成为一个反华反共的讲坛，或者争吵不休，不欢而散。美国为达到这一目的所做的外交努力真可谓不遗余力。 召开亚非会议的动议是于1954年4月底5月初在科伦坡举行的南亚五国（锡兰、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总理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就是南亚五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殖民主义等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所以当时会议发起国的总理对于亚非会议能否开成，对于印尼能否举行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是有疑虑的。〔1〕 科伦坡会议之后，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在经过将近4个月的激烈争斗和讨价还价后结束，持续了8年之久的印支战争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恩来总理对印度、缅甸进行了友好访问，中印两国总理与中缅两国总理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这些事态发展有利于世界形势特别是亚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也有利于亚非会议的准备。 1954月12月28日至29日，南亚五国和缅甸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讨论亚非会议的最后筹备工作。巴基斯坦总理以亚非国家中尚有许多国家未与中国建交为由，反对邀请中国参加，遭到缅甸等国总理坚决反对。吴努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缅甸将难以参加亚非会议。最后会议决定邀请阿富汗、柬埔寨、中非联邦、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王国、也门等家25国参加。为了使所有邀请国都能参加会议，《南亚五国总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接受邀请，绝不牵涉到甚至意味着它对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地位所抱的看法有任何改变。它仅仅意味着，这个被邀请国是一般地同意会议的目的的。"至于会议的目的，公报列了四项：1、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探讨和促进相互与共同的利益，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的关系；2、讨论参加会议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3、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和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问题；4、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可见，会议的主旨是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增进亚非团结，保卫世界和平。〔2〕 茂物会议结束后两天，1954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向驻亚非各国使团发出指示说："国务院十分关注会议的最终含义，并极欲避免会议的有害影响。"指示接着说，国务院意识到这样一种危险，即中国共产党人会把会议用作他们的宣传讲坛，并可能成功地制造一种亚非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国家团结一致，而非共产主义的亚非国家与西方分裂的印象。国务院知道，中共将进行精心准备，周恩来极善于左右会议，并利用别人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国务院感到为难的是，如果美国向被邀请国施加压力，不让它们参加会议，那么它们就会被视为美国的傀儡，美国与科伦坡国家的关系也会发生麻烦。为此，国务院指示各使团尽快搞清下列情况：1、驻在国对参加会议的态度；2、该国被说服拒绝参加会议的可能性；3、该国能被指望在会议上配合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的程度；4、是否能派出干练的代表。显然，经过日内瓦会议，美国人领教了周恩来的外交才干，他们对亚非会议的担心，在很大程度是上是担心周恩来，担心周恩来的外交成功。〔3〕 一星期后，1955年1月7日，杜勒斯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会议商讨美国对亚非会议的立场，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es)、负责太平洋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曾在日内瓦会议上于周恩来交过锋的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国务院参赞麦克阿瑟二世 (Douglas MacArthur, II) 等。杜勒斯和其他国务院高级官员对亚非会议表现出三重担心：第一、象亚非会议这样通过不定期的举行会议实现松散的地区结合的做法，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地区论坛，这种地区集团化的构想与苏联在柏林会议期间提出的主张异曲同工，其要害是要排除美国。如果共产党人得以成功地在亚洲、非洲和欧洲搞成这种排除美国的地区集团，那么共产主义最后吞没这些国家就会比较容；第二、如果应邀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此后对时不时地举行没有西方参加的会议产生了兴趣，那么印度和中国因其人口众多很可能统治局面，一个副产品是，在联合国内将形成一个强大的反西方的集团；第三、共产党人将在实际上"操纵"会议，他们将提出一系列反殖民主义的提案，其他国家是难于表示反对的；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表现的那种外交技巧，"万隆会议将为他在反殖民主义的幌子下向那些幼稚的听众大大传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一个极好的讲坛"。与会者反复地挨个儿地分析了"自由"亚非国家领导人的情况，结果发现，没有人能代表"自由世界"去有效地反驳共产党人的宣传。 无奈，会议决定采取两个步骤：1、尽快搞清英国的态度。英国是美国的主要盟国，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在一大批亚非国家中仍然享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如果英国反对召开亚非会议，那对美国阻止会议的举行无疑是极为有利的；2、与各相关的友好国家联系，暂时既不要接受邀请，也不要拒绝邀请， 而等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4〕 从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凡是在亚洲有什么动作，总要先征求英国的意见。由于英美两国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不同，两国的利益不同，英国在总体上支持美国的同时，也往往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有分歧意见。一般说来，美国更咄咄逼人，英国更周全老到。在亚非会议问题上也是这样。1月7日会议的翌日，美国就向英国提出了亚非会议的问题，并表示了美国的种种担心。10日，英国大使梅金斯（Roger Makins) 向国务院表示，英国政府认为，"反对举行会议或企图阻止被邀请国参加会议都是一种错误，应该避免从我们方面表现出任何担心，一般说来应该鼓励友好国家中的优秀人物去参加会议，否则，就表现出一种与己无关的态度。"〔5〕 1月18日，杜勒斯再次召集会议讨论美国对亚非会议的立场。会议首先讨论的问题是，亚非会议到底是否开得起来。杜勒斯和饶伯森多半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认为会议因其本身固有的弱点很可能开不起来。墨菲和麦克阿瑟则认为，会议可能推迟，但不会取消。发起国的总理已经作了公开宣布，取消会议是件丢脸的事；印尼正劲头十足地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力争在当地选举之前举行会议；会议的邀请信正要发出。会议讨论的又一个问题是会议如果召开，对美国有什么不利影响。饶伯森等指出，第一、在会议上非共产党国家与共产党国家一致通过的任何决议都会在美国，尤其在国会产生很坏的影响；第二、由共产党政府代表中国出席万隆会议这一事实本身是与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这也对美国在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提出挑战；第三、中共还可能要求会议一致支持周恩来和尼赫鲁共同提出的五项原则；第四，甚至可能要求会议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接纳中共政府。 会议还对一些亚非国家的具体态度进行了分析。最后，杜勒斯总结说，美国要准备两手，最好会议开不成，如果会议真的召开，美国必须使友好国家派遣最能干的代表去万隆，而这些代表又必须得到最充分的情报资料。为此，美国要进行充分准备，要列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的单子，要为友好国家准备资料，甚至也可以准备一些可以让友好国家在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但美国又不能过分活动，不能过早作出决定，否则可能反而帮了会议的发起国的忙，使会议成功举行。〔6〕 在1月25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墨菲告诉杜勒斯，亚非会议肯定是要开的了，现在我们该向友好国家建议，我们赞成他们出席会议。麦克卡德尔（Carl W. McCardle )建议成立一个部际工作小组，研究或者"压低"会议调门，或者"接管"会议的问题，他认为最可行的办法是准备一个一般性的决议，使会议能够通过。杜勒斯表示同意。当杜勒斯即向驻在各有关国家的使团发出通函。其中说，国务院担心：一、共产党人将企图操纵会议；二、共产党人的主要目的是要离间自由的亚洲国家与它们的西方盟国的关系；三、共产党人将利用会议作为达到他们宣传目的工具；四、除非非共产党国家表现得十分谨慎与警惕，它们就可能接受与共产党国家表达共同目的的决议，而引起未参加会议的非共产党国家的误解。杜勒斯指示驻各国使节向有关国家表示美国的下列主张：一、美国希望各友好亚洲国家能参加会议；二、应派最能干的人去参加会议；三、共产党人将力求通过会议达到他们的目的，对此应有所准备；四、如果非共产党国家代表团有效合作，那就可以挫败共产党人，而取得建设性的结果。 〔7〕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书记小杰姆斯*莱西 (James Lacy, Jr.) 为首的部际工作小组随即开始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分析亚非会议的形势，制定美国应采取的对策，对亲美国家做工作，或者面商，或者向他们提供有关资料，以便影响他们在亚非会议上的态度。鉴于发起国和被邀请国总共30个国家中只有两个是共产党国家，而有10个可以算作是亲西方的，因此工作小组认为美国大有工作可做，要影响会议还是很有希望的。它认为美国对万隆会议的目前应该是：1、成功地反驳共产党国家的指控制；2、鼓励会议对自由世界和美国的成就和目标持一种肯定的态度。鉴于东南亚条约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将是2月23至25日在曼谷举行，工作小组建议采取下列行动：1、重申"太平洋宪章"，强调马尼拉条约国家对付共产主义扩张、殖民主义和经济发展问题的决心；2、对估计会在万隆会议上产生的分歧问题准备声明、决议和公报；3、美国与马尼拉条约组织国家领导人关于曼谷会议的声明要针对万隆会议上可能提出的问题，但不要直接提及亚非会议本身。〔8〕 2月26日，经新西兰代表提议，曼谷会议发表声明，对即将举行的亚非会议会议表示"诚挚"欢迎。杜勒斯在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曼谷会议的电报中国说，这是"一个良好的接触，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收到极好的宣传效果"。〔9〕 菲律宾驻美大使罗慕洛是美国国务院的工作重点。饶伯森与莱西与罗慕洛早已就亚非会议事与之进行过商谈。2月10日，麦克阿瑟二世与之共进工作早餐。罗慕洛表示他需要在资料及主张方面得到国务院的帮助，而且只有美国国务院才能提供这种帮助。他说，他将率领一个小而精的代表团去万隆，不带任何议员，因为议员只能使事情复杂化。他还夸口说，他将在亚非会议上与其他非共产党国家代表团如泰国、巴基斯坦、土耳其及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团密切合作，进行非常有益的工作。他希望在曼谷会议上不要讨论亚非会议，因为任何讨论都会被报界歪曲地泄露出去，从而为共产党国家所利用，而有损于菲、泰、巴等国工作的有效性。2月18日，麦克阿瑟二世与莱西再次会见罗慕洛，并向他提供了一份关于1899年至1955年美国在菲律宾的政策的材料。罗慕洛对这份材料表示满意，并称将在亚非会议上使用这一材料。他希望美国继续提供其他材料。21日，莱西在与罗慕洛的电话交谈中答应再向罗慕洛提供一份关于殖民主义问题决议案的反决议，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反决议案。罗慕洛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可能在亚非会议上提出的。〔10〕 25日，国务院根据部际工作小组的报告正式向驻亚非各国使节发出长达4页的通函，要他们向驻在国政府传达美国政府对会议的考虑，协调各国步骤。通函首先指出，美国希望各友好国家能做好准备，防止共产党国家利用这次会议，给非共产党国家带来损害；不仅如此，还要让会议给非共产党世界带来正面的好处。会议的主要分野应当是共产党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而不是象共产党国家企图做的那样，以"美国的走狗"为一方，以所有其他国家为另一方。 电文的主要内容是如何讨论对付中国。国务院预计，中共将在会上发挥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并将尽力在亚非国家的眼中诋毁美国及其盟国。中共意识到自己是少数，因此不会在会上提出有只争议的或极端的问题，而会试图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诸如在会上发言、在会外游说和个别交谈、散发宣传材料、操纵会议的宣传活动、对会议决议提出看来无害实际"装有子弹"的修正案，等等。他们还可能在会议程序一类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通函还具体列出了中共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中共可能宣传他们自己意图的和平性质（周恩来--尼赫鲁的五项原则），使其他亚洲国家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同时谴责美国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性"的动机，根据是：美国对台湾及沿海岛屿的"侵略"，缔结军事性的"侵略"条约，签订针对爱好和平的亚洲人民的军事基地条约，阻挠朝鲜和越南的和平统一，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原子弹向威胁，等等。通函接着又具体开导有关国家如何对付中共的上述指控。通函最后各使团与各友好国家及盟国如日本、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等国充分及坦率地交换意见，特别要利用这一材料与那些未与西方结盟国家中的亲西方的关键的官员进行商谈。国务院则将在华盛顿与各有关国家使节进行磋商。通知函特别要求各使团尽可能地作口头交谈，不要提供书面材料，以免泄漏，引起麻烦。〔11〕 不仅部际工作小组起劲活动，杜勒斯还亲自出马。4月8日，杜勒斯接见黎巴嫩大使马利克（Charles Malik), 表示希望他参加亚非会议。马利克说，如果国务卿个人认为他参加会议是重要的，那他将以满足国务卿的愿望为荣。他将立即就此致电政府。 美国政府估计，中国将会在亚非会议上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以争取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在会前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竭力歪曲台湾问题的事实真相，图谋由亲西方国家 在会上对中国施加压力，阻挠中国解放台湾。4月7日，杜勒斯接见英国大使梅金斯（Roger Makins), 指出，万隆会议可能对台湾海峡形势起重要影响。如果在会上通过任何美国、英国都不喜欢的决议，给中共接管台湾开了绿灯，那么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而且不会仅限于台湾和外岛。如果在会上通过了呼吁停火和呼吁双方都不寻求武力的决议，那么维护和平的机会就将大大增加。总之，亚非会议将对远东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杜勒斯说，他已决定让某些友好国家作好准备，一旦会上提出台湾问题，就提出停火建议。他希望英国充分运用其对某些友好国家的影响，使台湾局势在会前不致变得更加严重。梅金斯表示他将把这次谈话向英国政府报告，但他个人感到，英国政府是愿意采取同样路线的。他问，美国打算请那个国家提出停火建议。杜勒斯说，他还没有决定，但在他考虑之中的国家有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或者伊朗。如果马利克参加万隆会议，那就请他出头。杜勒斯再次强调指出，亚非会议与会国的态度将对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12〕 次日，杜勒斯接见罗慕洛，谈话议题同样是台湾问题。杜勒斯象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员那样谈到了台湾的历史，称，对日和约仅仅规定日本放弃台湾。他指出，中共是否武装进攻台湾、金门、马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万隆会议与会国的态度。如果能在会上通过一项不赞成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和促成停火的决议，那就可能阻止中共的武装进攻。杜勒斯给了罗慕洛一份简短的决议初稿，罗慕洛表示同意，并称，他将在会上使用这一决议稿。杜勒斯还给了罗慕洛一份阐述美国对台湾政策发展的声明，并附有43个文件。〔13〕 4月9日，杜勒斯再次接见马利克，面授机宜。一见面，杜勒斯就说，总统知道马利克将参加万隆会议，非常高兴。杜勒斯接着强调，远东的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可能就取决于这次会议。中共可能利用在会上进行试探，看有多少亚洲国家支持它用武力夺取台湾。他可能通过一项正式决议来寻求道义支持，也可能通过与一些代表团的非正式交谈来争取支持。另一方面，如有相当多的代表团敦促会议呼吁在台湾海峡地区放弃使用武力，那就可能有效阻止中共进行侵略。杜勒斯还说，会议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那就是可能在亚洲掀起一股反西方的反白种人的潮流。西方带给亚洲的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如果亚洲人仅仅选择西方人记录中的坏的东西，如种族主义加以模仿，那是可悲的。马利克指出，共产党人为了在会上作共产主义的表白，他们会强调反对白种人的种族主义。对付共产党国家的直接动议并不困难，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大量交易可能是危险的事。比如，共产党国家可能以在北非及巴勒斯坦问题上支持阿拉伯国家来换取它们的支持。阿拉伯国家作为一个集团可以指望它们是反共的，但他们在北非和巴勒斯坦问题上会走极端。〔14〕 美国要组织亲美势力在亚非会议上反华反共在当时还是很有条件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说，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除了中国，只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中国之外的其他28个与会国中，有22个接受美国援助，中国只同其中的6个有外交关系，许多国家与中国从无往来，互不了解，十分隔膜，再加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中国政策（如中国在朝鲜战争、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的误解，它们对中国的态度或者冷漠，或者敌视。 有的国家由于长期受西方大国的压迫和欺侮，对大国有一种自然的恐惧感。有的国家与中国接壤，怀疑中国有领土"野心"。有的国家在华侨问题上对中国忧心忡忡。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可以利用、而对中国开展外交不利的因素。如果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的主要对手是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在亚非会议上，中国的工作对象是根本不同的，这些国家中有的是北大西洋公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有的虽未参加这些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会议上的分歧和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情况比日内瓦会议更为复杂。但亚非人民又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利害关系，有维护和平和独立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会议又有达成协议的基础。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代表团的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争会议成功。代表团的具体做法是：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中国支持它们，不要求它们支持中国；不提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对于中国可能进行的攻击、诬蔑，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但避免争论。〔15〕 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正式开幕。除了中非王国没有与会24个被邀请国与5个发起国共29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在29位代表团团长中有13位是总理或等级相当的人，3位是副总理，4位是外长。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推举为会议总主席。采访会议的外国记者多达400多人，其中70多人是美国记者，被戏称为"参加亚非会议的最大的代表团"。 〔16〕 会议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新闻界和公众可以参加的公开会议；另一种是不公开的秘密会议。会议成立三个委员会：由各代表团团长及其顾问们参加的政治委员会；由各代表团成员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18至19日两天是公开的大会发言，有19个国家的代表作了口头发言，7个国家作了书面发言。发言者大多回避具体的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而只是一般地谈论和平、核武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经济发展与文化合作等话题。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书面发言中着重阐述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虽然会议发起者，尤其是尼赫鲁的意向是不让共产党国家与反共集团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斗争反映到会议上来，但这毕竟不是一条明确宣布的规则，更何况美国事先费了那么多心计，对会议参加者做了那么多工作。首先打破会议和谐气氛的是伊拉克的法迪尔*贾马利。他把共产主义与旧时代的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并提为三股扰乱和平和和谐的国际势力，诬蔑共产主义是"片面的唯物主义的宗教"，"颠覆性的宗教"，它"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培育仇恨"，已经创立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进行"防御性的自卫"。一经贾马利发难，对共产主义及中国的攻击就纷至沓来。〔17〕 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共产主义，但他声称，过去所知道的那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时代的错误，而且已在消失之中，各国必须小心，不要"打开大门把一种新的更加阴险的帝国主义以解放之名放进来"。菲律宾的罗慕洛是美国在会前工作的重点对象之一，在会上，他发言最长，也显得最能言善辩。他赞扬了美国"基本上的好心肠"，并断言，"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接着便谈到另一种屈服于别国的行为，声称，"某些殖民制度的最恶劣的特征"继续存在，"小国的独立仍然十分脆弱"。他甚至表示"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泰国的旺*威塔雅康亲王是第一个直接攻击中国的代表。他说有三件事引起泰国的担心：一是中国在泰国附近的云南省组织傣族自治区，使泰国"不得不面对渗入和颠覆活动的威胁"；二是泰国境内的300万华侨拥有双重国籍，这也对泰国构成威胁；三是泰国北部有50万越南人。土耳其副总理法丁*罗斯士*佐鲁公然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辩护，说正是"抵抗侵略和保卫和平的决心"产生了这些组织，"世界上爱好自由的国家出于在侵略者的威胁面前保卫自己的独立和安全而决定合作并联合自己的力量"，他还把世界"没有达到和平、安全和稳定状态"归咎于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原来只打算作书面发言。但听了以上一些发言后，不给予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不消除这些误解与疑虑，一则不能达到与亚非国家之间增进相互了解和团结合作的目的，二则也不能保证会议的大方向，使会议取得成功。周恩来决定在会上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4月19日下午的会议开始之前已经宣布，周恩来将登台讲话。代表们和记者们都带着极大的期望等待着，因为周恩来的发言将对会议的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周恩来决定猛烈回击伊拉克、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代表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整个会议就可能变成一场意识形态的大混战。但周恩来没有这样做。他冷静沉着，从容不迫，在土耳其代表之后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他指出，虽然亚非国家中存在着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不同，但绝大多数亚非国家自近代以来经受过或仍在经受着殖民主义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因此容易找到共同的基础，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本来中国代表团可以在会上提出诸如解放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样的问题。但中国代表没有这样做，以免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接着，周恩来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他首先强调亚非国家间存在的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当建立友好合作和睦邻亲善的关系。其次，他指出，虽然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是否有宗教信仰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应该成为亚非国家团结的障碍，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第三、所谓外来干涉问题。中国反对外来干涉，也不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国正准备与有关国家去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有自治的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周恩来最后呼吁与会者团结起来，为会议的成功而努力。〔18〕 周恩来以平等的态度平心静气、从容不迫地摆事实，讲道理，既阐明了中国原则立场，又避免了一场争论，赢得了与会者的普遍赞扬。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阿里也说："这是很和解的演说"。连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19〕 亚非会议举行了两天公开的大会发言之后，从20日起即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进行不公开的秘密讨论。政治委员会在20日和21日讨论了人权、自决、巴勒斯坦、种族歧视等问题。在21日傍晚讨论结束前，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John Kotelawala ) 突然作了一个关于"新殖民主义"的发言，打破两天来会议比较和谐一致的气氛。他声称，殖民主义有许多形式，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同亚洲非洲的殖民地没有什么两样，应当象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一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科特拉瓦拉发言后，周恩来立即要求把这篇演说印发给全体代表，以便他明天对之作出答复。尼赫鲁希望不要把科特拉瓦拉的讲话列入第二天的议程。但科特拉瓦拉的支持者纷纷发言，要求第二天对这一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会议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同意第二天继续讨论这一问题。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十分紧张，生怕次日关于共产主义的辩论不可收拾，还专门派人给科特拉瓦拉的支持者作工作。尽管如此，科特拉瓦拉和与会者都意识到，会议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的答辩。22日上午，周恩来用和解的语调作了简短的答辩，指出，亚非国际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自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因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也不是这次会议的目的；并表示不同意关于"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指出，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自己的愿望选择了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人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提出一种新的定义进行辩论，无助于这次会议。"最好的办法是在会上相互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将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愿望。"〔20〕 虽然周恩来竭力保持克制，但争论没有结束。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代表坚持要求讨论共产主义问题。土耳其代表佐鲁还宣读了一个九国提案，要求"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鼓动武力、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国际学说"。九个提案国是：土耳其、伊拉克、菲律宾、巴及基斯坦、黎巴嫩、伊朗、利比亚、苏丹、利比利亚。接着，会议代表就共产主义问题和"苏联帝国主义"问题进行了争论。 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另一场争论是关于结盟与不结盟的争论。22日下午讨论世界和平与合作问题时，佐鲁再次为土耳其美国结盟辩护，声称，北大西洋公约是"和平的支柱"，要是没有北大西洋公约土耳其就不会存在了，也不能来参加这个会议了。针对佐鲁的发言，尼赫鲁发表了整个会议期间最长的也是最动感情的讲话为不结盟主义进行辩护。但尼赫鲁的发言过于感情冲动，使一些国家代表不满。23日上午，贾马利、马利克和罗慕洛先后发言，大意是，印度是个大国，可以不结盟，而小国只能同别的国家联合起来才能保卫自己，，只有通过与大国结盟来寻求安全。罗慕洛还详细介绍了马尼拉条约，声称这是一个完全防御性的联盟。〔22〕 关于"苏联殖民主义"以及结盟与不结盟两个问题的争论使政治委员会的讨论陷入僵局，亚非会议似乎再也不能达成任何协议了。 在23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他首先论证，与会国家代表都寻求和平，"为此，我们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他提出，如果有些代表不想用"和平共处"这个词，以为这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可以换一个名词，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的提法。关于军事同盟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基本上是反对对立性的军事集团的，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都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为了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先把军事集团问题撇开不谈。周恩来接着讲到所谓"共产党的扩张和颠覆活动"。他指出，中国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之后，印度和缅甸总理共同提出了五项原则彼此受此约束，这就消除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如果与会代表不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那么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 接着，周恩来提出了名为和平宣言的议案。议案的内容就是我们亚非国家决心促进相互和共同的利益，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周恩来提出了七条原则，表示中国方面愿意保证实行这七点，并对涉及中国邻邦的许多实际问题作出了口头保证。 第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12个国家接壤，同有些国家的边界没有划定，中国准备用和平的方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第二、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他邀请泰国政府在中泰建交之后派人到中国的云南省去看看，看看中国有无向外侵略的意图；也邀请菲律宾在中菲建交之后派人到中国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去访问。第三、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中国决不会有干涉柬埔寨、老挝这两个邻邦的打算，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第四、承认种族平等；第五、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第六、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第七、互不损害。最后，周恩来表示在提案中可以再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 〔23〕 周恩来的整个发言都是通情达理的，表示了中国愿意与亚非各国和平相处，愿意亚非各国共同进步的诚挚愿望。他在会议的关键时刻作了这样一个富于和解精神的发言，并且提出了和平宣言的提案，这就大大缓和了会议的气氛，使他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左右大局，带来和平的人物。他不打算改变别人的反共立场，但他改变了会议的方向。〔24〕 除了大会发言外，中国代表团更多的工作是在会外。中国代表与各国代表广泛接触，有的会晤从清晨7时就开始了，有的晚宴是在深夜11点半开始的，晚的竟至凌晨一二点还未结束。周恩来平等待人，诚恳热情，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即使是讨论分歧问题，也能平心静气，从不强加于人。这些会外接触，消除了一些误解，增进了彼此了解。针对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台湾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应当在我们中间取得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的说法，中国代表团阐明了台湾问题的由来、性质和中国的态度。科特拉瓦拉解释说，他只是想说出心里话，无意引起争论，更无意把会议引向失败。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向周恩来表示，巴基斯坦虽然是马尼拉条约成员国，但把基斯坦并不反华，即使美国在马尼拉条约下采取侵略行动，巴基斯坦也将不参加。旺亲王和罗慕洛也都被说服而认为中国是真诚向往和平的。〔24〕 4月24日傍晚举行了公开会议，会上宣读了由草拟公报的临时委员会归纳各种议案、折中各种分歧观点而产生的最后公报。公报分经济合作、文化合作、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六个部分。公报最后部分处理各国之间关系的十项原则是公报中最重要的内容。它是综合了与会各国代表团意见的结果。这十项是：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 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中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其中第六条是纳赛尔提出的。这一原则既满足了中国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愿望，也能为结盟国家所接受。综观公报全文，对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的支持是颇为突出的。〔25〕 亚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了亚非国家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自决和要求种族平等， 希望努力发展经济以赶上世界上其他地区，以及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以平等的权利参与世界事务的共同的强烈愿望。亚非会议对中国也是重要的。中国的立场得到了澄清，中国与有关国家间的误会减少了，距离缩短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更多亚非国家的赞同。科特拉瓦拉说："我们许多人是第一次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见面，我必须这样说，虽然我们并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但他使人感到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是一个愿意尊重别人的人。"〔26〕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黎巴嫩代表团团长、黎巴嫩驻美大使马利克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4月25日，周恩来在住所会见马利克。马利克说，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说，这次亚非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在每一场你要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了胜。……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同亚洲和非洲的重要领袖们作了许多愉快的和甚至是有收获的接触。我们方面得有机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他们看来是和我们旁人一样的人。环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失了。你在会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整个会议对你来说纯粹是收益。谁也不能要求更多的了。〔27〕 马利克是杜勒斯亲自点的将，是要他在会上去和周恩来斗的。但他通过这次会议被周恩来摄服了，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见周恩来外交的成功了。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以外长身份与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本着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原则，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代表团签订了《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印尼政府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估计，在海外的华侨约有1200万人，其中大部分在东南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侨务政策是：尽可能使华侨在当地生存，在自愿的原则下鼓励他们选择所在国的国籍，为侨居国服务。愿意保留中国国籍的，祖国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1954年9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准备与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首先解决华侨的国籍问题。11至12月，中国与印尼政府代表团举行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初步谈判，为亚非会议期间缔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个条约的签订，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为解决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间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提供了榜样，消除了这些国家对华侨问题的担心，粉碎了别有用心人的挑拨离间。 亚非会议后，中国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从1949年至1955年4月，有5个与中国相邻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亚非会议后至1959年，同中国建交的民族主义国家有南亚和东南亚的3个：尼泊尔（1955年8月）、锡兰（1957年2月）、柬埔寨（1958年7月）；西亚、北非的6个国家：埃及（1956年5月）、叙利亚（1956年8月）、也门（1956年9月）、伊拉克（1958年8月）、阿尔及利亚（1958年12月）、苏丹（1959年2月）；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个国家：几内亚（洲959年10月）。亚非会议以后至1959年间，应邀到中国来访问的，有来自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锡兰、尼泊尔、阿富汗、柬埔寨、老挝、也门等10个民族主义国家的总统、副总统、首相、副首相、总理、副总理、以及政府代表团共计不下18起。中国总理周恩来也广泛出访，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的亚欧之行。在周恩来访问的11国中有7个是民族主义国家（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通过这些广泛的互访，中国的和平外交得到了广泛的开展，使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遭到严重挫折。 注释： 〔1〕阿里 沙斯阿米佐约著、周高塔、黄书海等译校：《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页。 〔2〕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会议文件选编》，北京1955年版，第1-3 页。中非王国后未与会。 〔3〕FRUS, 1952-1954, Vol.12, pp.1084-1085. 〔4〕FRUS, 1955-1957, Vol.21, pp.1-5. 〔5〕FRUS, 1955-1957, Vol.21, p. 5. 〔6〕FRUS, 1955-1957, Vol.21, pp.11-17. 〔7〕FRUS, 1955-1957, Vol.21, pp.16,23. 〔8〕FRUS, 1955-1957, Vol.21, pp.29-30. 〔9〕FRUS, 1955-1957, Vol.21, pp.62-63. 〔10〕FRUS, 1955-1957, Vol.21, pp.31-32. 〔11〕FRUS, 1955-1957, Vol.21, pp.50-54. 〔12〕FRUS, 1955-1957, Vol.21, pp.79-82. 〔13〕FRUS, 1955-1957, Vol.2, pp.463-464. 〔14〕FRUS, 1955-1957, Vol.21, pp83-84.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38-239页。 〔16〕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第262页。 〔17〕鲍大可著、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 鲍大可记亚非会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0 页。 〔18〕《亚非会议文件选辑》，第34-37页。 〔19〕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18 页。 〔20〕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18 页。 〔21〕《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册，第468页；《亚非会议日记》，第26页；《我的历程》，第267页。 〔22〕《周恩来在万隆》，第59-63页。 〔23〕《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6-133页。有位代表后来说：“他给人人都送了礼，至少每一个邻国都得到一份。”《周恩来在万隆》，第63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45、249-250页；杰弗里 巴勒克拉夫、雷切尔 沃尔著、陆英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7-80页。 〔25〕《亚非会议文件选辑》，第56-57页。 〔26〕《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第77-80页。 〔27〕《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06-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