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危机的年代 第一节 印度支那危机 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一系列工件(通称日内瓦协议），结束了法国企图重占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规定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通过普选来自由选择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曾为推动日内瓦协议的达成发挥了十打积极的作用。通过日内瓦会议，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提高了形象，更重要的是，挫败了美国变印度支那为反共反华军事基地的企图，维护了中国南大门的安全。中国领导人向越南领导人承诺，将“为保证与争取(日内瓦）协议的彻底实施，为维护和巩固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努力”。〔1〕 美国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召开日内瓦会议，会议开始后又竭力加以破坏，企图使会议不欢而散。但事与愿违，美国不仅不能阻止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而且还不能破坏有利于越南劳动党和平统一全国的日内瓦协议的达成。这一结果，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对于“自由世界”简直是个“灾唯”。〔2〕 日内瓦协议既已形成为国际公法，美国固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碍”协议的实施。但美国却通过拒绝参与日内瓦《最后宣言》来企图规避协议的约束，并为以后随时直接干涉印度支那预作准备。 美国要直接干涉印度支那，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缺乏“合法性”。在奠边府战役中，艾森豪威尔政府曾试图以“联合行动”为名介入战斗，但由于英国的坚决反对，同时又没有一个“合法”的借口。美国决策者束手无策。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就一直在同英国商讨订立一个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问题。 9月上旬，美国终于拼凑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并将印度支那三国纳入条约保护范围〔3〕。这就为美国随时采取一切手段来直接干涉印度支那提供了一种依据。杜勒斯在条约签订后声称，如果共产党人逾越在印度支那划定的界线，那将放看作是“主动的进攻”，美国将要求东南亚条约的缔约国作出反应。〔4〕 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仅仅是美国直接干涉印度支那的先声。杜勒斯的目标是要“重新占领”印度支那。杜勒斯断定，日内瓦会议后，印度支那地区“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共产党在内部进行的“颠覆和瓦解活动”。他已说服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将把“共产党的颠覆或叛乱”视力“严重局势”，而且应考虑立即采取适当的行动，包括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以“遏制”越共的“颠覆”活动，并且防止中国的介入〔5〕。但要做到这一点，在印度支那地区内建立和巩固反共政权乃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最迫切关注的问题是日内瓦协议规定的1956年7月全越大选。美国决策者买际上并不完全反对通过普选实现越南统一，日内瓦会议朗间，美英曾达成协定，同意“不排除以和平手段最终统一越南的可能性”〔6〕，但美国人概念中的“统一”，无疑是要以反共帅越南南方统一劳动党控制的越南北方。不过，在两年时间内实行全越大选，北方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在美国人看来，日内瓦会议后南越的政治情景十分灰暗。首先，在人口分布上，北纬17度线使北越获得了总人口2500万中的1400万(占56％），而南越只得到l100万人（44％）。这种人口分市的不均直接关系到全越大选的选票问题，南越显然处于不利的位置。第二，法国从印度支那的军事撤离，“西万国家”在日内瓦会议上政治“声誉的丧失”，已导致南越笼罩在“挫败与失望的气氛”中。反观北越，越南劳动党在印度支那战场上和日内瓦会议上都极大地增强了力量，赢得了国际声誉，胡志明已成为越南的民族英雄，深受越南人民的拥戴。艾森豪威尔总统担心，如果1954年就举行选举，那么80%的越南人都会选择胡志明〔7〕。第三，美国决策者认为，“共产党人将不会放弃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目标”，必将通过政治、心理和准军事手段对南越进行“颠覆”；北方军队在中国的援助和训练下将扩大和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南越是无力与之抗衡的〔8〕。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南越局势发展的估计是，即使美国给南越以“坚实的支持”，也很难建立—个强大而稳定的反共国家。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样得出南越局势“彻底无望”的结论。〔9〕 杜勒斯认为，既然南越形势不利，南越政府就不能急于参与全越大选，应该将大选拖延到对南越较有利的某个时候举行，到那时也许北越就不想举行大选了。〔10〕 于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尽一切可能，“防止共产党在全越大选中取胜”〔11〕。美国决策者打算以大规模移民运动来改变南北越的人口分布结构，以便争夺选民。日内瓦协议规定，在交战双方的军队重新集结的300天期限内，越南百姓可以自由地迁徒到北方或南方。据此，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分站、美国军援顾问团和美国驻西贡大使不失时机地联手策划和实施诱使北方天主教徒南迁的行动。结果，约有86万北越平民迁徙到南方，其中60万人为天主教徒，占北越信仰天主教人口的65％〔12〕。为了移民的运送扣安置，美国耗资3亿多美元；美军和法军还提供了海、陆、空三路运输工具；美国的天主教民间团体也十分卖力地介入“难民救济”活动中。 扶持一个强有力的反共南越政府无疑是美国重建南越、阻止共产党夺取大选胜利计划的关键。杜勒斯设想，这个反共政府，其力量应来自于“民众的广泛支持”，其吸引力可扩展至17度分界线以北地区〔13〕。自杜鲁门政府以来，美国决策者就主张给予越南人相对的独立，以争取当地人民对反共事业的支持。美国一直强调，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正是坚持殖民主义的法国人拒绝给予印度支那国家自主权而不得民心的结果。杜勒斯将这一点视为重要的经验教训。艾森豪威尔政府还考虑，在南越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府，扶持一个“广受民众支持的”民族主义领袖，可以同深受越南人民拥戴的胡志明及其领导下的北越政府分庭抗礼。 然而，南越没有美国决策者理想中的领袖人物。吴庭艳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反共反华的素质和美国人特别欣赏的天主教背景，但他性情孤僻、行为刻板，缺乏受民众广泛支持的政治基础，而且法国人对他甚为反感。此时，50年代初期形成的“美国援吴集团”——一批既厌恶法国殖民主义、又憎恨共产主义，同时还十分赞赏吴庭艳的“民族主义”特质的民主党和自由派头面人物——对推动艾森豪威尔政府选择和扶持吴庭艳政权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美国驻西贡大使希斯(Donald R．Heath)对吴庭艳的评价，也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产生了很大的说服力。他认为，尽管吴庭艳的声望远不及胡志明，但他是南越唯一有号召力而且能够煽动反共情绪的领袖。希斯在1954年12月给国务院的信函中写道：“没有其他人可以取代他来更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14〕。1955年春，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终确定，全力支持吴庭艳政权。用一名美国记者的话说，美国对南越的政策就是准备与吴庭艳“共沉浮”。〔15〕 1954年9月底，美国已与法国达成书面谅解：双方将共同支持吴庭艳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反共的民族主义政府，并敦促越南所有反共分子与吴庭艳政府合作，以便建立一个抗衡北越的“自由越南”〔16〕。但法国的立场在不断地摇摆。12月19日，当美、英、法三国政府首脑在伦敦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提出，吴庭艳的作为“完全是负面的”，“他没有接受〔美、法两国建议的〕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因此必须考虑“换马”。杜勒斯则坚持认为：“在现今的状况下，除非〔越南的〕形势变得明显地无望，并且迅速地四分五裂，我们除了继续援助越南并支持吴庭艳外别无选择。我们个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合适的领袖。”〔17〕 从1955年起，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向南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财力和物力。以兰斯代尔为首的中央情报局西贡分站，为帮助吴庭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反共政府提供了“很大的道义上的支持和指导”，并竭力“收买”高台、和好和平川三大帮派的领导人，争取他们对吴庭艳的支持，以扩大吴庭艳政权的基础。在经济上，美国承担了吴庭艳政府部门、军队和警察的大部分开支和南越85-90％的进口。1955年至1961年，美国无偿提供给南越的经济援助共达14．47亿美元。南越成为美图对外援助最大的受援者之一(1961年前名列第五位）〔18〕。在军事上，美国军援顾问团协助南越整训15万人的政府军，美国为此提供的军事费用在1955年已达到1亿美元，1956年增加到接近2亿美元〔19〕。在美国的扶助下，吴庭艳的权力和统治地位迅速得到巩固和增强。 1955年7月，按照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宣言》，越南南北方代表将开始商订全越大选事宜。艾森豪威尔政府深知，公然取消大选，必定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厉谴责。因此，在举行协商会议的法定时间到来之前，美国人想出了一条“妙计”，即由吴庭艳出面提出共产党人无法接受的条件，如“自由选举”和国际监督，以此拒绝举行大选。3月，杜勒斯向国际社会放出风声说，吴庭艳断定共产党不会同意“自由选举”和国际监督，因此大选可能永远不会举行，其责任在共产党方面〔20〕。4月，杜勒斯指示美国驻西贡使馆知会吴庭艳，美国对全越大选的基本政策原则是，不得到北越对“自由选举”的保证，就拒不讨论选举形式问题〔21〕。但美国政府还是建议吴庭艳做做样子，摆出将如期参加协商会议的姿态，以便把破坏大选的责任推卸给北越。 吴庭艳的“政治风格”日渐表露出来，自命不凡的吴庭艳一心想建立专制的”吴氏王国”，他只需要美国为他撑腰并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不需要美国人在政治上摆布他。在全越大选问题上，吴庭艳根本就不打算履行日内瓦协议的任何规定。他拒绝了美国要求他参加协商会议的建议，声称：第一、南越政府没有参与日内瓦协议，因而不受其约束；第二、他必须先得到“国民议会”的授权，才能”名正言顺”地出面谈判；第三、首先要解决的是法国人彻底撤出越南而使越南获得“完全独立”的问题。〔22〕 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对吴庭艳的不合作态度极为不满，但吴庭艳的做法又完全符合美国力图阻止举行全越大选的根本目标。因此，美国决策者最后认定，吴庭艳的立场“在逻辑和道义上都是正确的”。〔23〕 有了美国的支持，吴庭艳于7月16日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北越不存在举行自由大选的条件，南越将不同北越进行有关大选的协商会议。10月底，他通过弄虚作假的“公民投票”废黜了保大，并宣布成立“越南共和国”，自己出任总统。1956年3月，南越“国民议会”组成，给吴庭艳的专制政权披上了”民主”的外衣。与此同时，吴庭艳还断绝了同北越的一切往来，对北越领导人多次要求商讨全越大选问题的呼吁一概置之不理。至7月，日内瓦会议规定的全越大选并没有如期举行，而且变得遥遥无期。 吴庭艳制造越南分裂，无疑是同美国利益相一致的。1956年9月，美国NSC 5612/2文件确定，美国将全力支持“自由越南”政府对全越大选的立场，并将全面援助“自由越南”建立一个“强大、稳定、制宪的政府”，不承认共产党人组成的北越政府为“合法”政府，而将致力于削弱共产党力量，以实现由反共政府领导下的“和平统一”。〔24〕美国甚至为吴庭艳的非法行径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作好了应付的准备。美国决策者估计，最恶劣的后果无非是中苏支持北越“发动武装进攻”。对此，美国人已制定了一个应急计划，准备一旦北方部队公开发起攻势，美国就立即在越南部署海空力量，协同地面的机动部队予以反击。〔25〕 中国和北越对吴庭艳在美国支持下公然破坏日内瓦协议并没有马上采取激烈的回应，而是坚持进行和平斗争。1955年至1956年间，周恩来总理和范文同总理曾多次代表各自政府，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强烈要求日内瓦会议两主席重开日内瓦会议，以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苏联予以了支持。 但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已逐渐产生分歧。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过于强调“三和”(即和平乒处、和平竞赛及和平过渡）总路线而软化同美国斗争的立场提出了质疑。美国不断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战争威胁，不能不令中国领导人怀疑两大阵营间“三和”的可能性和可行性。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指出，“目前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但“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要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因此，“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没”。〔26〕他还在不同的场合重申，中国是坚持和平反对对战争的，但对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也要有精神准备。〔27〕 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在心理上明显地倾向于中国的现点。1956年4月，胡志明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次扩大会议上，针对苏共二十大精神发表过这样的讲话：“我们在认识到战争可能可以避免的同时，也必须准备战斗，因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一天，战争的威胁就会笼罩着人类社会。”〔28〕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意识到，和平斗争并不能迫使美帝国主义履行和平协议及放弃战争计划。而苏联一味追求“三和”总路线，对越南的统一事业巳造成了很不利的后果。1956年5月，苏联同英国商讨越南问题后，在以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名义致北越和南越的信函中默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共和国”的并存。1957年1月，赫鲁晓夫甚至公开提议北越和南越作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同时加入联合国。〔29〕 越南南方的斗争现实，进一步促使越南劳动党领导人考虑改变和平斗争路线。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在抗法战争期间已发展壮大到数以十万计的规模。日内瓦会议后，大部分主力(约8—9万人）根据和平协议“集结”到了北方，但估计还留下1万余人，开展秘密的和平政治斗争。〔30〕然而，1956年7月，吴庭艳政权在美国军援顾问团的提议和支持下，开始在南方大肆捕杀越南共产党人。由于越南劳动党中央对南方采取了克制的和平政策，南方革命力量在白色恐怖中遭到严重摧残。全越大选不能实现，更使南方党基层组织产生了对和平政治斗争方式强烈不满的情绪。 1956年11月，负责南方党组织领导工作的黎笋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撰写了内部学习文件，题为《南方革命之路》。该文件阐明了南方革命的形式问题。文件的总精神是坚持和平政治斗争的方针政策，但强调“南方人民救国和自救的唯一途径就是革命道路”，只是正当的“世界和平运动”形势下，革命斗争要“以人民的政治力量为基础，而不以人民的武装力量来进行斗争”。〔31〕文件既不偏离和平政治斗争的总路线，又以隐晦的方式表明越南劳动党不排除将来实行武装斗争的可能性。黎笋本人极力主张武装斗争与和平政治斗争相结合的革命路线，他曾多次向越南劳动党中央提出应当准备武装斗争，以辅助政治斗争的意见。胡志明很赞赏他的观点。1957年起，胡志明让黎笋开始代理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职务。〔32〕 中苏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日益明显的分歧，可以说给越南劳动党提供了改变斗争策略的机会。1958年夏，越南劳动党中央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统一斗争路线和南方革命路线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寻求中共中央对越南南方采取武装斗争方式的支持。中国领导人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越南南方“实现革命变革”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指出：“形势会发生变化的，有利于统一越南的时期一定会到来，到了那时，越南南方便可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取得解放，而越南的统—就一定能实现”。〔33〕 1959—1960年间，北越改变斗争路线的时机已经到来。吴庭艳在依靠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而巩固了政权之后，便着手建立家族统冶的专制制度。在城市，吴庭艳政权以反共、除共为名，残酷地迫害和滥杀大批南方进步群众，并竭力打击和铲除异己、异教力量，同时采取了歧视、驱赶南越华侨的排华政策。在农村，吴庭艳政权更不得人心。他把原来法国人占有的大部分良田变为“国有”；他实行的极为有限的土地改革，使土豪劣绅抢夺了更多的财富，却使90%的佃民不但得不到耕地，而且得交付各种苛捐杂税。为了安置来自北方的天主教农民，吴庭艳政权还强行占据高原少数民族的家园；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吴庭艳推行了“农庄计划”，强迫农民背井离乡。吴庭艳的法西斯式统治，引起了南越社会广泛的怨恨，并导致人民的激烈反抗。 美国曾派谴政治经济顾问；如非谢尔(Wesley R. Fishel)领导的密执安大学驻南越顾问组，“帮助”吴庭艳实行“政治民主化”和“土地改革”等政治和社会改良。但吴庭饱对美国人的计划只是敷衍了事。在无奈中，美国人采取了纵容的立场，因为依赖吴庭艳反共毕竟是美国最需要的。 1969年初，鉴于南方革命蓬勃兴起，越南劳动党中央在二届十五中全会上认可了武装斗争作为和平斗争的补充，但仅限于武装自卫，宣传和“除奸”等活动，以配合城乡的群众性政治斗争。 这时，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升级。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后，中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争执已开始演变为原则性的意识形态对立。在这背景下，中国更加明确地支持越南劳动党开展武装斗争。1960年5月，中越领导人先后在河内和北京商谈了南越斗争方针问题。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表示，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是必要的；根据南越城乡的具体情况，城市应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辅，而在农村则以武装斗争为主，同时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34〕 有了中国的支持，越南劳动党中央在9月5日至10日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定，南方斗争以推翻美国扶持的吴庭艳政权、实现越南的重新统一为最终目标，从而把南方解放和北方建设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改变了日内瓦会议后制定的以巩固北方为首要任务的方针政策。 9月1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越南革命和建设的新里程碑》的社论，公开称赞越南劳动党三大关于新阶段的路线和任务的决议。社论指出：“美帝国主义破坏日内瓦会议，把越南南方变为它的军事基地，阻挠越南实现统一，美帝国主义不仅是越南人民的死敌，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死敌。中国人民一贯热烈同情和积极支持越南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正义斗争，相信越南人民的正义要求必定能够实现。” 越南劳动党中央改变斗争策略后，便积极地领导、组织和支持南方的政治和武装斗争。1960年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解）成立。该组织由越南劳动党南方局领导，以越南人民革命党为骨干。1961年2月，民解合并了南方各支革命武装，建立了南方解放武装力量。在越南南方诞生的这个政治-军事组织，很快就得到了中国的承认和支持。 在北越的推动下，南方革命迅猛发展。吴庭艳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加深了南越危机。1960年1月，南越政权内部发生了倒吴的军事政变。吴庭艳虽然在美国中央悄报局的帮助下侥幸挫败了这次政变，但政变的事实表明，南越危机已从社会蔓延到了政府内部。 然而，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南越危机还不是非常严重的。1959年至1960年间出现的老挝危机显得更加危急，而且老挝危机又直接关系到南越危机。 老挝北接中国，东西两边与越南、泰国、缅甸为邻，南及柬埔寨。艾森豪威尔政府称之为”瓶塞”。在美国决策者的观念中，老挝是中国向东南亚“扩张”的重要通道，越南划线分治后，老挝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它又被视为北越向南越“渗透”的路径。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设计的东南亚反共反华战线上，老挝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于是，尽管日内瓦协议规定，老挝将成为一个独立、和平和中立的国家，美国却把老挝纳入了东南亚军事条约的“保护”范围，首先破坏了老挝的中立。不仅如此，美国还企图变老挝为“反共堡垒”。1954—1955年间，美国在老挝积极拉拢中间自由派和扶持右翼反共势力，鼓励老挝王国政府消灭寮国战斗部队(通称巴特寮），而且千方百计地要把老挝拖入东南亚条约组织。 巴特寮是苏发努冯亲王领导的一支以争取老挝独立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武装力量。苏发努冯曾经跟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佩查拉和校友耶•富马一道，组织了了“寮国自由民族统一战线”(简称伊沙拉战线)，并且参与领导了战后初期的老挝民族解放运动。1945年10月，伊沙拉战线在万象成立了具有君主立宪性质的临时独立政府，有“老挝独立之父”之称的佩差拉任国家政治和宗教元首，苏发努冯则任外交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但是，1946年法国殖民军强行重返老挝，4月在琅勃拉邦扶持了傀儡王国政府，同时向万象临时独立政府发起了军事进攻。弱小的临时独立政府不得不逃亡泰国。独立运动的挫折，使伊沙拉战线的领导人分道扬镳。梭发那•富马、卡代等人开始寻求通过同法国人合作来取得国家独立的温和路线。1949年7月，当确认老挝为法兰西联邦内的一个独立国家的《法-老协定》签订后，他们便返回老挝加入王国政府。但苏发努冯却决心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以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1949年，他在北越与胡志明建立了联系。1950年8月，在越盟的帮助下，苏发努冯成立了“巴特寮抵抗运动组织”，并在老挝北部边陲地区开展游击战。1951午3月，苏发努冯同胡志明和高棉人民革命党领导人谢衡曾一道签订了越、老、柬三国联盟协议。1952年10月，苏发努冯以“巴特寮抵抗运动组织”主席身份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和平大会”，这表明巴特寮还得到了中国的承认。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约1500人的寮国战斗部队根据和平协议的规定已集结于桑怒和丰沙里两省，等待政治解决。大部分援助老挝的越南干部也撤到了北越。1955年1月，老挝王国政府和巴特寮开始进行政治谈判，但由于双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王国政府军和寮国战斗部队很快在桑怒和丰沙里两省重新发生武装冲突。 美国一直认为巴特寮问题不可能得到政治解决。在它看来，受中国和北越支持的巴特寮的策略是要拖延谈判，以便争取时间来壮大力量，最后夺取老挝政权。谈判前，美国驻老挝公使(1955年7月始为大使）约斯特(Charles W. Yost)便建议王国政府，如两三周内战判不能取得进展，应诉诸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简称国际委员会）；如再无效，要求东南亚条约组织给予支持。谈判开始后不久，约斯特又敦促卡代政府诉诸武力，尽快在一个月内解决巴特寮问题。2月，杜勒斯在赴曼谷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议时，顺访万象，同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卡代会晤，再度怂恿王国政府在8月全国大选前用武力击败巴特寮，并保证，如果中国介入，美国将根据《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向老挝提供军事保护。〔35〕 针对美国制造事端，破坏老挝中立的行径，中国极力推动老挝王国和巴特寮和平解决双方的矛盾，以尽早实现老挝的统一和中立。在万隆会议朗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总理尼赫鲁，特意安排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长范文同跟老挝王国首相卡代举行会谈。会后，范文同与卡代达成了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越南民主共和国认为，老挝王国政府和巴特寮根据日内瓦协议应当谋求的政冶解决是老挝的内部事务。〔36〕 但是，亲美反共的卡代保守派政府却乘中国和北越保证不干涉老挝内政之机，向巴特寮大举进攻，企图在军事上压倒巴特寮。7月，卡代还同美国签订了新的经济援助协以，同时要求美国帮助老挝扩大政府军。自此，美国对老挝的直接经济和军事援助大幅度增加。12月，卡代政府单方面举行了全国大选，把巴特寮排斥在大选外。但大选的结果却对卡代不利，他因得不到国会三分之二的支持而下台。具有中立主义倾向的梭发那•富马因获得国会的信任而受命组成新内阁。 1956年3月，梭发那•富马不顾美国人的强烈反对，开始寻求同苏发努冯达成妥协。双方同意，将举行国民议会补选，使巴特寮与执政党得以组建联合王国政府，巴特寮占领的地区并入老挝统一体，国家将保待中立。 中国对老挝出现和平的发展趋势感到高兴。5月，周恩来总理即通过印度驻老挝使节主动向梭发那•富马发出了访华的邀请。梭发那•富马考虑到老挝的中立需要中国和北越的支持和保证，因此决定接受周总理的邀请，并且准备在回国途中顺访北越。 美国对老挝王国政府同巴特寮和谈则大为不快。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这是共产党人“以谈判实现占领”的计划。美国对梭发那•富马打算出访中国和北越更加恼火。美国人甚至担心老挝领导人会同中国和北越达成秘密协定而使老挝落入共产党人的圈套。美国驻老挝大使馆急切地提醒梭发那•富马，在未能解决巴特寮问题之前不应考虑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也不要接受中国的经济援助或允许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进入老挝。美国人还告诉梭发那•富马，中国邀请他访华，是为了离间老挝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杜勒斯甚至威胁地警告梭发那•富马，老挝如果牺牲自身利益来迎合中国，美国将停止援助和支持王国政府。〔37〕 梭发那•富马并不愿意屈从于美国的威胁。8月19日，梭发那•富马率领老挝王国代表团启程前往中国。在北京，老挝王国代丧团受到中国领导人热情而隆重的接待。8月21日，毛泽东在同梭发那•富马会谈中保证，中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老挝发展关系，并坚决支持老挝的自主和中立。毛泽东说：“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不会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也不会推翻你们的政府，我们是讲友好的。”〔38〕8月29日。梭发那•富马访问北越时，胡志明等北越领导人也向他重申了不干涉老挝内政的原则，并支持老挝的中立政策。 1957年11月，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正式签订和平协议(《万象协议》。苏发努冯出任梭发那•富马内阁的财政与计划部部长，桑怒和丰沙里两省正式归入王国政府的统辖范围。与此同时，苏发努冯领导的新政党——“老挝爱国战线党”(1957年1月成立)开始为1958年5月举行的国民议会补选作准备。 由于梭发那•富马政府不愿追随美国的指挥棒行事，艾森豪威尔政府打算以减少对老挝的援助来给予惩罚。但国务院东南亚事务办公室主任杨格(Kenneth T. Young)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各种力量在老挝角逐，美国不应退却，一旦失去老挝这道屏障，将严重危及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对美国作用的信心；有效的策略不是削减美国的援助，而是增强老挝王国政府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力促老挝减少同共产党国家的接触，阻止老挝接受共产党国家的援助，在幕后支持卡代反对梭发那•富马。〔39〕 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了杨格的建议。自1956年底，美国一直在支持卡代制造舆论危机，企图迫使梭发那•富马辞职。每个星期，卡代都在《老挝人民之声》周刊上猛烈指责梭发那•富马对巴特寮过度宽容，漫骂联合政府最后将变为苏联模式的政府，甚至鼓吹对共产党人实行强硬的“遏制”政策。当1957年11月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签订和平协议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即表示：“同共产党人一起组成联合政府，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因为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联合政府的历史表明。这些政府最后都以共产党人渗透和夺权的悲剧而终结。因此，美国一直在密切地注意着老挝局势的发展，并将严重关注这一地方。”〔40〕为了阻止老挝爱国战线党在国民议会补选中获胜，从1957年底起，美国驻老挝大使帕森斯(J. Graham Parsons)在老挝农村实施代号为“助推器启动行动”的应急计划，目的是要破坏老挝爱国战线党的群众基础。美国对这一计划的巨大投入，占美国1958年度提供给老挝援助总数(约1980万美元）的近十分之一。〔41〕 帕森斯自以为计划得逞，但1958年5月补选的结果却令美国人大失所望。老挝爱国战线党联合左翼的和平党赢得了21个补选议席中的9席。在沮丧中，美国借口要老挝实行金融改革而中止对老挝联合政府的援助。 老挝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同样深感共产党的“威胁”，于是积聚力量，意图扭转局势。补选后不久，以培•萨纳尼空为首的独立党同以卡代为首的国民党便组成了“老挝人民联盟”，其宗旨是要“联合全国各种力量，同共产主义及其颠覆活动作坚决的斗争”。〔42〕6月中旬，—批极端右翼的老挝归国留学生和青年军官也建立了以反共为目标的“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简称保国会）。8月，右翼势力成功地迫使梭发那•富马辞职，培•萨纳尼空组建新内阁。从此，老挝的和平与中立已变得难以实现。 培•萨纳尼空政府一上台，就采取了一系列反共政策。首先，培•萨纳尼空邀请在南越掌握大权的吴庭儒(吴庭艳胞弟)访问老挝，并宣称老挝同南越有着“一致的观点和坚实的友谊”。〔43〕几周后，老挝驻西贡的使节升级为大使。不久，老挝还同台湾当局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培•萨纳尼空任命了4名保国会成员担任内阁部长职务，而开除了爱国战线党和左翼成员。1959年初，培•萨纳尼空政府以老挝东部边界受到北越威胁为由，加强了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来往，并派出“观察员”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演习。一时间，老挝宣传媒介纷纷传言，老挝将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 美国对老挝右翼势力的兴起予以了积极的支持，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公开为培•萨纳尼空政府破坏日内瓦协的的行为撑腰，而且恢复了对老挝的大规摸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派遣美军技术人员，在老挝修筑战略公路和飞机场。 依仗美国的保护，培•萨纳尼空政府更加胆大妄为，l959年5月，培•萨纳尼空政府企图解除原寮国战斗部队两个营的武装，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但这两个营的寮国战斗部队逃到了同北越交接的边界地区。两个月后，培•萨纳尼空政府又以叛国罪逮捕了苏发努冯等爱国战线党领导人。后来苏发努冯等人越狱逃跑，回到桑怒重建巴特寮武装力量。老挝各地再燃战火。 1959年底，培•萨纳尼空同富米•诺萨万控制的保国会在对待巴特寮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保国会极力主张应对巴持寮施加更大的压力，培•萨纳尼空则试图采取缓和的措施。同时，培•萨纳尼空与保国会之间还出现厂极力斗争。培•萨纳尼空日益感受到保国会势力在政府中急剧膨胀而形成的威胁。他看到，保国会不仅掌握军权，而且操纵了外交，并得到美国人的大力支持。因此，培•萨纳尼空准备解除保国会成员甘攀外交部长的职务，以限制保国会的权力，但富米•诺萨万先下手为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培•萨纳尼空。1960年4月，保国会控制了全国大选，在国会取得了多数议席，富米•诺萨万虽然只担任副首相兼国防部长，但手执老挝的实际大权。极右势力掌权后，美国加强了对老挝的干涉。数以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涌入了老挝，上百名美国军事顾问参与了训练老挝政府军，以帮助老挝极右势力巩固政权，加速实施消灭巴特寮的计刨。 老挝右翼政府背弃日内瓦和平中立协定，采取反共政策，挑起内战，无疑招致社会主义国家的严厉谴责。自1959年初始，中、苏、越三国就不断发表声明、社论或讲话，猛烈抨击老挝右翼集团粗暴破坏日内瓦协议和万象协议，并要求国际社会制止美国干涉老挝的战争政策。在中国看来，老挝右翼势力的挑衅行动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美国蓄意霸占印度支那、威胁中国安全的军事阴谋密切相关。1959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就老挝局势发表评论，声称：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老挝当局在美国的指使下恶化老挝局势、威胁印度支那和平的行动，“这下仅同中国人民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是我们对日内瓦协议的庄严责任”。〔44〕北越也认为，美国是在利用老挝和南越作为其军事基地，准备向北越发动战争，因而不能眼见巴特寮武装力量被右翼势力消灭而坐观不救。北越除了运用外交途径向老挝和美国表示强烈抗外，还向巴特寮提供下有力的支援。1959年下半年，老挝王国政府宣称，已有北越部从协助巴特寮发动反政府的“叛乱攻势”。北越还派遣直属部队在老挝开辟向南越输送干部和物资的重要运输线——“胡志明小道”。从此，对于越南劳动党来说，支援老挝革命已同推动越南南方革命联成一体。 老挝右翼势力的亲美反共政策也引起了老挝国内中立主义者的不满和反对。1960年8月，老挝第二伞兵营营长员勒领兵夺取了万象。贡勒强烈主张老挝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中立国家，而不应为美国的反共事业而战。他特别赞赏梭发那•富马同老挝各政派和国际社会两大阵营都保持关系的中立政策，因而邀请了梭发那•富马再度出任首相。 梭发那•富马重新执政后，便着手改善同中、苏、越的关系，并试图在巴特寮和保国会之间进行调解。但富米•诺萨万集团决心夺回政权，在沙湾拿吉成立了临时政府。美国一直站在富米•诺萨万集团一边，首先中止了对老挝的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使梭发那•富马政府陷入重重危机。10月，已升任美国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帕森斯抵达万象，企图迫使梭发那•富马同富米•诺萨万集团合作。计划失败后，美国便拒绝承认梭发那•富马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梭发那•富马决定接受苏联的援助。10月底，苏联在万象建立了大使馆，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物资由苏联飞机开始源源不断地从河内空运到万象。老挝内战已深深地卷入两大阵营的对抗之中。 1960年底，巴特寮战斗部队和贡勒部队同右翼军队在万象展开了日内瓦会议以后最激烈的争夺战。尽管最后右翼军队占领了万象，但巴特寮战斗部队和贡勒部队却逐渐控制民上寮的桑怒省和中部战略要地——查尔平原，而且在中、苏、越的援助下，巴特寮的战斗力比以往大大增强。当艾森豪威尔即将离任时，他已预感到，老挝的“失陷”只是时间的问题，美国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拯救”老挝。 注释： 〔1〕《新华月报》1954年第8号，第86页。 〔2〕Pentagon Papers, Vol.1, p.211 〔3〕见本书第页 〔4〕Philippe Devillers & Jean Lacouture, End of War: Indochina, 1954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9), p.322. 〔5〕Gareth Porter (ed.), Vietnam: Th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of Human Decisions, Vol.1 (New York: Earl M. Coleman Enterprises, Inc. Publishers, 1979), pp.667-668. 〔6〕Anthony Eden, Memoirs--Full Circl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0), p.149. 〔7〕The Pentagon Papers, Vol.1, p.246. 〔8〕FRUS, 1952-1954, Vol.13, pp.1905-1914. 〔9〕George C. Heming, Americ's Longest War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6), p.51. 〔10〕William Gibbons,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ctnam Wa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59. 〔11〕Vietnam: Th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of Human Decisions, Vol.1, p.668. 〔12〕Bernard B. Fall, The Two Victnam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3), p.154. 〔13〕FRUS, 1952-1954, Vol.1, p.1889. 〔14〕America's Longest War, p.55. 〔15〕George McT. Kahin, Intervention -- How America Bebame Involved in Vietna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6), p.94 〔16〕FRUS, 1952-1954, Vol13. p.2101. 〔17〕The Pentagon Papers, Vol.1, pp.227-229. 〔18〕See Intervention -- How America Bebame Involved in Vietnam, pp.81-85; America's Longest War, p.62; The Two Vietnam, p.305. 〔19〕The Pentagon Papers, Vol.1, pp.215-216, 218. 〔20〕FRUS, 1955-1957, Vol.1, p.134. 〔21〕FRUS, 1955-1957, Vol.1, pp.208-221. 〔22〕FRUS, 1955-1957, Vol.1, pp.436-437. 〔23〕FRUS, 1955-1957, Vol.1, pp.452. 〔24〕Gareth Porter, ed., Vietnam--A History in Document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9), pp.186-187. 〔25〕FRUS, 1955-1957, Vol.1, pp.515. 〔26〕详见何迪：《毛泽东的美国观》、李向前：《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的划要》，《环球同此凉热》，第266-267、203-204页；《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1-297页。 〔27〕《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国际团结问题》，《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4页。 〔28〕W.S. Smyser, The Independent Vienamese: Vietnamese Communism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1956-1969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0), p.8. 〔29〕Vietnam -- A History in Documents, pp.183-184; Daniel S. Papp, Vietnam: The View from Moscow, Peking, Washington (North Carolina: McFad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1981), p.15; Intervention -- How America Become Invlved in Vietnam, p.92. 〔30〕Robert A. Rupen & Robert Farrell, ed., Vietnam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7), p.10. 〔31〕Vietnam: Th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of Human Decisions, Vol.2, pp.24-29. 〔32〕参见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33〕转引自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34〕转引自《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67页。 〔35〕FRUS, 1955-1957, Vol.1, pp.581， 603， 611， 617-618. 〔36〕《新华月报》1955年第5号，第108页。 〔37〕FRUS, 1955-1957, Vol.21, pp.763，778. 〔38〕《亚非国家要团结起来，保证和平与独立》，《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4页。 〔39〕FRUS, 1955-1957, Vol.21, pp.806-810. 〔40〕Sisouk Na Champassak, Storm Over Laos -- A Contemporary Histor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 1961), p.60. 〔41〕Hugh Toye, Laos -- Buffer State or Battlegrou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14,129. 〔42〕Storm Over Laos -- A Contemporary History, p.63. 〔43〕Storm Over Laos -- A Contemporary History, p.67. 〔44〕《印度支那文件汇编》，第2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98页。 第二节 美国军事干涉越南与中国的反应 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就任美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讲中信誓旦旦地声称，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承担任何重负，应付任何艰难险阻，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续和胜利”。〔1〕这个由“出类拔萃之辈”组成的政府野心勃勃地准备在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方面有所作为。 肯尼迪政府一上台，就不得不关注印度支那的局势。肯尼迪执政前，艾森豪威尔曾“瞒怀激情地”向他通报了老挝的危机。〔2〕1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Walt W. Rostow)向他呈交了国防部情报官员兰斯代尔起草的有关南越危机的备忘录。同时。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Dulles)还向肯尼迪汇报说，北越政府机构内已有莫斯科派遣的人员，而越南各地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3〕由此，肯尼迪对印度支那问题产生了“危险感”和“紧迫感”〔4〕 肯尼迪对印度支那一点也不陌生。他作为参议员在，1951年曾经访问过印度支耶三国，后来同吴庭艳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坚定的援吴者。日内瓦会议后．他坚决主张美国承担起保卫印度支那特别是南越的责任，以顶住中国对印度支那国家施加的“无情的压力”。1956年6月，肯尼迪发表了题为《美国在越南的利害关系》的演讲，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越南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宣称，越南是“东南业自由世界的基石”和 “顶梁柱”，是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威望和影响相对抗的“亚洲民主的实验基地”，也是“考验美国的义务和意志”的地方。〔5〕 在肯尼迪等美国人眼里，印度支那问题同中国因素显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肯尼迪政府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僵化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必须干涉印度支那危机的政策。尽管肯尼迪和副国务卿鲍尔斯(Chester Bowles)等人曾批评其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荒唐”、“不合理”，但肯尼迪及其政府多数官员一点也不怀疑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形成的对中国的成见。他们确信，中国不论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还是源自国家传统利益的需要，对东南亚肯定存有“野心”，时刻准备向该地区“扩张”，以恢复对旧日“势力范围”的控制。所谓中国的“威胁”还远不止于此。中国是仅次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最大的同盟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中国积极支持中间地带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其影响更广泛而深远。 肯尼迪政府并非没有注意到中苏日渐扩大的分歧。1959年至1960年期间，中央情报局已频繁地向美国决策者报告中苏争论的情况，指出：中苏的矛盾是根本无法调解的，不排除中苏联盟完全破裂的可能性。但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也告诫决策者，中苏反对西方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在远东建立“霸权”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而且由于中国正研制核武器，一旦拥有了核打击力量，“中国对美国的利益，特别是在亚洲的利益，所造成的危害将加大”；及至1965年，中国将完全发挥一个主要的世界大国的作用，无论它是否加入联合国。〔6〕1961年4月，中央情报局关于《中苏争论及其意义》的报告，确认中国和苏联仍然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敌人”。〔7〕据此，肯尼迪政府断定，中苏的分道扬镳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在“埋葬”美国的共同目标上毫无分歧。 事实上，60年代之初，美国在中苏分裂中可利用的余地也是很有限的。就苏联而言，赫鲁晓夫一方面高唱“三和”，但另一方面又常常发表强硬的言辞，并且显示出决不退让的姿态。1960年12月，赫鲁晓夫在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也表明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无疑是对中国某种程度的妥协。1961年6月美苏首脑在维也纳会谈后，肯尼迪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美苏合作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这种态势不定的情况下，美国利用苏联来“遏制”中国似乎还不太现实。 另一方面，肯尼迪政府要改变对华政策以牵制苏联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民主党人依然摆脱不了麦卡锡主义的恐怖阴影。国务院官员中，除了鲍尔斯等个别人外，没有什么人愿意提出调整对华政策的问题。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一心以中国为魔道”，认定“一个黄种巨人正在吞噬邻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也无意对中国采取新的立场。〔8〕国防部官员关心的是如何在军事上“遏制”中国，根本谈不上考虑缓和同中国的关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在其回忆录中承认，他当时跟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一直视共产主义为铁板一块”，认为苏联和中国正协力“扩展霸权”。〔9〕空军参谋长李梅(Curtis LeMay)甚至提出利用老挝危机，在中国拥有核武器以前，尽快同中国开战。〔10〕 正因为上述原因，肯尼迪政府在执政头两年坚持把中国和苏联称为“中苏集团”，而且对所谓中国的“威胁”感到严重不安。在决策者的潜意识中，“遏制”中国实际上同对抗苏联具有几乎同等重要而且密切相关的意义。“拯救”印度支那正是肯尼迪政府坚决“遏制”中国、反对“共产主义扩张”政策中至为关键的一部分。 1961年2至4月间，肯尼迪—直在同他的高级顾问们谋划如何稳固印度支那战线的问题。此时，老挝危机显得比南越危机更为紧迫。美国应当重点设防于老挝还是南越，肯尼迪政府对此举棋不定。但选择老挝还是南越作为美国对印度支那战略的重点，这一问题本身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副国务卿鲍尔斯所说的，肯尼迪政府“无论如何都在准备同中国人在2年、3年、5年或10年内进行一场战斗，问题只在于何时何地、怎么样进行”。〔11〕 艾森豪威尔已告诫肯尼迪，老挝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关键，一旦老挝“失陷”，南越、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的崩溃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到了绝境，即使盟国不合作，美国也必须单独干涉老挝。〔12〕曾在1954—1956年间担任中央情报局西贡分站主任的兰斯代尔也提醒总统，老挝同南越的防务休戚相关，如果老挝倒向共产党一边，美国也许将没有任何机会组织反攻，从而削弱美国人和南越人的土气。〔13〕鉴于老挝危机的严重性，2、3月间，肯尼迪政府在老挝问题上比在其他国际事务方面耗费了更多的时间。〔14〕 肯尼迪早在执政前，1961年1月中上旬，曾多次就如何解决老挝问题向艾森豪威尔及其主要顾问们征求意见。1月19日，肯尼迪在同艾森豪威尔、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A. Herter)及其他艾森豪威尔政府高级官员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美国是宁愿老挝建立一个与共产党联合的政府，还是宁愿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来干涉老挝。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后种选择比前种选择要好得多。他举了中国国共联合政府失败的例子，说明联合政府最终将有利于共产党人的后果。但艾森豪威尔认为，最大的麻烦在于英国和法国的消极立场，它们都反对美国把老挝问题当作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事务来处理；英国支持印度、中国和苏联提出的国际委员会重返老挝，以协助老挝敌对双方停战并实现中立化的建议，法国则表现出拒不同美国进行任何合作的态度，因此，如果美国坚持要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名义干涉老挝，将可能导致英、法两国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15〕 1月底，国务院向肯尼迪呈交了一份关于解决老挝问题的详细报告。报告分析了阻碍美国干涉老挝和实现美国目标的种种不利因素，并建议美国接受“一个真正中立的老挝政府”，但在老挝成为“真正的缓冲国”之前，必须考虑显著增加美国对富米•诺萨万集团的军事援助，协调同英、法在利用东南亚条约组织干涉老挝问题上的分歧，向泰国派驻美国紧急救援郎队，以此向“中苏集团”表明反对共产党人夺取老挝的坚定立场；同时计划成立由柬埔寨、缅甸和马来亚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监督和保障老挝的中立化。〔16〕国务卿腊斯克、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尔森等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即老挝不是冷战的主战场，而是一个“泥潭之类”的地方。〔17〕 然而，国务院的计划付诸实施后不久就被证明是无效的。3月初，老挝右翼势力对巴特寮发动的军事进攻惨遭失败；英、法两国坚持不承认美国支持的富米•诺萨万集团，反对美国派兵到泰国；除下马来亚，柬埔寨和缅甸都不愿意加入美国提议的委员会。鉴于这种形势，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斯托声称，美国对老挝的政策应进入—个“新阶段”。〔18〕刚成立一个月的“老挝特别工作组”向肯尼迪提交了“17级阶梯升级”计划，建议使用有限的美军参战，以“显示美国反对共产党人控制老挝的决心”。3月20日至21日，肯尼迪与主要决策部门的高级官员讨论了“老挝特别工作组”的战略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采取“不进则退”的立场，提出：美军如果干涉老挝，将导致北越部队开进老挝，从而可能引起同中国的战争，因此，美军要取得战争的优势，就需要6万陆军，还需要空军作掩护，必要时，使用核武器袭击北越和中国的目标；否则，就不要派遣任何美国地面部队前住老挝。〔19〕肯尼迪早已得知，只要派遣1万美军到东南亚，一旦其他地方出现危机，美国将无战备兵员可用。因此他不能赞同参谋长们的建议。他不得不接受一种现实，即老挝“中立化”是“唯一可行的办法”。〔20〕但肯尼迪赞成派遣少量的美军。3月23日，肯尼迪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声明：美国支持“一个中立和独立的老挝”，但警告说“如果老挝失去中立的独立性，整个东南亚的安全将处于危险之中”。〔21〕不久，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南中国海，驻扎在日本冲绳的美军进入了战斗状态，驻泰国的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也整装待发。〔22〕此时，肯尼迪政府急于在“近在眼前”的古巴和“远在天边”的老挝，向“中苏集团”表明其履行诺言的意志。 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3月底访美时明确告诉肯尼迪，苏联不希望出兵老挝开展丛林战，更不希望发动核战争。4月1日，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召开关于老挝“中立化”问题的国际会议。这使肯尼迪对动用美军干涉老挝变得犹豫不决。同中国关系日渐恶化的印度对美国的举动反应冷淡，这更令肯尼迪觉得沮丧。他抱怨说，印度比我们受到更直接的威胁，他们都不热心，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热心。〔23〕4月中旬，美国“猪湾行动”〔24〕的失败，严重挫伤了肯尼迪政府的自信和声誉。肯尼迪曾感叹道，“如果我们在只有90英里外的古巴都不能实施一个行动，那么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在5000英里之遥的老挝实施任何行动”；更不用说“在丛林中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部队作战”。〔26〕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不能不在干涉老挝的问题上慎重行事。他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提出能够有把握地在印度支那取胜的汁划。4月底，肯尼迪政府的主要决策者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印度支那战略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美国要介入老挝，就须大获全胜。鉴于“猪湾事件”的教训，参谋长们提出派遣12至14万陆军进入老挝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但国务院大多数官员认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重点“防线”还是设在南越为宜，因为老挝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内陆国，既缺乏物资运输线又没有出海口，加上老挝人生性恬静，无斗志，很不利于展开军事对抗；南越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它具备作为战场的一些有利条件；因此，美国不应陷入老挝的行动中。肯尼迪政府的巡回大使、资深政治、外交家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1962年后为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认为，最危险的是在不能使用权力的地方使用权力。〔27〕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赞成美国把印度支那战线设定于南越。〔28〕 4月20日，肯尼迪总统批准成立了“越南特别工作组”〔29〕 4月26日和5月8日，他两次致函吴庭艳，表示美国将“坚定地”站在吴庭艳一边，将在军事、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共同“反对共产党的入侵”。5月中旬，肯尼迪政府正式确定把印度支那战略的重点放在南越。肯尼迪向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麦加尔(Lionel C. McGarr)强调，不管在什么晴况下，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越南落到“竹幕”之后。〔30〕对于老挝，美国决策者则准备谋求日内瓦和谈，同”中苏集团”达成老挝“中立化”的协议。4月29日，美国国务院已指示美国驻老挝使馆，正式知会富米•诺萨万集团，英国将支持“老挝中立的概念”，但在达成协议之前，将坚持对共产党人施加军事、心理和外交上的压力，也希逻富米•诺萨万集团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坚定的立场。〔31〕 5月16日，关于老挝问题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中、美、苏、英、法、南越、北越、老挝、柬埔寨等14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如何保障老挝中立是会议争论的最大焦点。在这个问题上，中、美双方所表述的看法和所提出的建议南辕北撤。美国提出，老挝中立的概念应包括对老挝“国家生活各种因素的完整性的肯定的保证”，要“发展有效的国际机构来保持和维护这个中立，使它不受来自内部和来自外部的威胁”。中国则认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老挝的内部问题必须而且只能由老挝人自己解决”，“任何外国都不许把援助当作破坏老挝中立和干涉老挝内政的手段”，美国及其支持下的国家必须从老挝撤出军事人员。〔32〕英国基本上站在美国—边，其他西方国家虽不完全赞同美国的政策，但对限制老挝民族革命力量的态度却是—致的；而苏联、北越、波兰等国则对中国予以支持。对立双方经过一年多的激烈斗争，才在1962年7月23日达成了老挝中立的协定(包拈宣言和协定书两个文件）。协定规定：各国尊重老挝王国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承认任何军事同盟或联盟（含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然而，老挝的中立实际上还要取决于其邻国越南的局势发展。1963年后，老挝又成为美国同中、越对抗的战场。 苏联“咄咄逼人”的气势进一步刺激肯尼迪政府坚决对抗“中苏集团”的心理。6月，肯尼迪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进行了他“一生中最激烈的”会谈。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的强硬和傲慢态度，令肯尼迪大有蒙受侮辱的感觉。自此，肯尼迪更加希望，在南越向共产党人显示其政府的反共能力。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James Reston)：“现在我们有一个要使别人认真看待我们的力量的问题，而越南看来就是这个地方”。赖斯顿深信，维也纳的会谈，对以后肯尼迪决定派遣大批美国顾问和支援部队去越南起了关键性作用。〔33〕 1961年下半年，南越危机开始成为肯尼迪政府对外政策中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肯尼迪及其政府官员们部相信，南越危机应归咎于共产党人的“渗透”和“游击战”，因而“反叛乱”至关重要。 万隆会议后．广大亚非拉国家高举反帝和反殖民主义的旗帜，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美国决策者深信，这种“颠覆”和“叛乱”，是共产党人发动的“间接侵略”，而且正成为共产主义在亚非拉地区“扩张”的主要形式。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是最积极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共产党国家，对这个运动起着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中国还向苏联施加了压力，迫使赫鲁晓夫也公开表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军事思想影响深远，在亚非拉国家开展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被广泛地面用；因此，中国无疑是引起亚非拉国家“叛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外部根源。国务卿腊斯克宣称，中国的政策很可能把重心置于以”渗透”和“游击战”来制造”威胁”，这种威胁在未来几年里将更具紧迫性。〔34〕 1961年间，上至肯尼迪，下全陆军将领和特种部队都在研读毛泽东论游击战的著作。可以认为，肯尼迪政府已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反叛乱”的矛头对准了中国。1961年5月，国家安全参谋处拟定的《适用于东南亚地区的威慑论概念框架》，认为车南亚是“目前最活跃的危机区”，因此，美国应当把此地作为抑制“共严党集团”的游击战的试验区；东南亚最薄弱的环节在印度支那，反法战争和日内瓦协议已导致这地区的游击战或“叛乱活动”非常活跃，“共产党的战术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运用”，而且经过一段时期的力量积聚，“共产党人已利用游击战或叛乱活动来损害美国的利益”。〔35〕选择位于中国“前沿”、深受中国式游击战影响的地区作为“反叛乱”的重点，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自1961年，南越在肯尼迪政府眼里，除了具有“东南亚的基石”、“民主示范基地”、“美国义务和决心的考验场所”等价值之外，还增添了一层新的意义，即“反叛乱”的实验地。〔36〕 肯尼迪及其政府高级官员看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经验巳证明“大规模报复”战略并不能阻止“灌木林火式战争”。因此，肯尼迪政府打算摈弃“大规模报复”战略，而采用“灵活反应”战略，期望这一战略既能对付苏联的核战争，又能应付亚、非、拉地区的“有限战争”和中国式“游击战”。基于“灵活反应战略”思想，肯尼迪政府发展了针对游击战的“反叛乱”战略概念。就在1961年秋，肯尼迪政府确定了在南越实行大规模的“反叛乱”战略计划。 10月中下旬，肯尼迪派遣热衷于“反游击战”的总统军事顾问泰勒(Maxwell Taylor)和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罗斯托，率领调查团前往西贡，对南越作实地考察，以便确定有效的“反叛乱”行动纲领。11月3日，泰勒-罗斯托调查团向肯尼迪提交了详细的报告，提出：第一，有必要派遣8000名美军，进驻南越，以表明美国的决心，同时可用于“保护边界线”和“清剿叛乱活动”；第二，把美国同南越政府的“顾问”关系改变为“有限伙伴关系”，即派遣美国行政顾问，以“合作伙伴”身分，在政治、心理、军事、经济方面向南越政府各决策部门提供“反叛乱”的“行动指导”。〔37〕11月初，美国决策部门就泰勒-罗斯托报告展开了讨论。而派遣美军问题成为争论最激烈的问题。 肯尼迪甚为担忧的是，如果派遣美军直接干涉越南，将可能导致中苏作出同样的回应。但泰勒一罗斯托调查报告却认为，由于中国和北越面临严重的后勤困难，完全不用害怕共产党大举进攻南越及其邻国；特别是中国的饥荒，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避免“军事冒险”；美国的军事干涉还可能增强美国同苏联和中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地位。〔38〕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十分赞同泰勒-罗斯托调查团的意见，甚至主张美国在南越承担“柏林式”的义务，在北越和中国公开干涉的情况下，美国可投入约22万人的地面部队.〔39〕事实上,参谋长们早在5月中已提出过向南越派遣“适当数量的”美军的建议。 但国务卿腊斯克、参议院外委会成员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中央情报局局长阿伦•杜勒斯等人则对派遣美军持谨慎态度。曼斯菲尔德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向肯尼迪强调，如果美国战斗部队在越南登陆，可以相信，中国也会作出同样反应；在交通运输和人力方面，美国同中国相比将处于劣势；这样，南越将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险恶之地”；同时，美军介入亚洲，将削弱美国在柏林的军事力量，使得苏联再次坐收渔翁之利。〔40〕阿伦•杜勒斯同样提醒说，不要以为中国国内经济遭受挫折，中苏出现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国就不会干涉印度支那，或者就不会或不愿意同苏联联手干涉威胁其利益的国家。〔41〕尽管如此，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让苏联人和中国人知道美国决不允许共产党人在南越取得胜利的意志是很有必要的。国务院和国防部在11月11日联合拟定的备忘录(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备忘录)表明了这一共识。 11月12日，罗斯托向肯尼迪呈交了一份《共产党对美国在南越某些行动的可能反应》的报告，认为：目前，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具有长远的历史观，中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打”〔42〕，因此，只要美军地面部队不越过17度线，中国不会同美国开战。〔43〕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基本上同这一判断相一致。 然而，肯尼迪本人并不希望把越南战争变为“白种人”的战争，法国人的下场是前车之鉴。不仅如此，肯尼迪的脑海里总是不能摆脱中国与朝鲜这个“连胎幽灵”〔44〕。朝鲜战争的教训对民主党人来说实在印象深刻。再者，肯尼迪感觉，骤然派遣大批地面部队干涉越南的行动显得“过于急促”，他宁愿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而派遣地面部队可作为最后的施压手殴。〔45〕 11月15日，肯尼迪政府决定采纳泰勒-罗斯托调查报告的“有限伙伴关系”概念，并立即向南越增加军事、经济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派遣除战斗部队外的美国军援部队(包括武装直升机部队、海军巡逻队、运输队、情报人员等)到南越发动“特种战争”。12月8日，肯尼迪政府发表了《对和平的威胁：北越占领南越的企图》的白皮书，声称：鉴于北越“指使”和支持在南越的“叛乱”，破坏了日内瓦协议，南越根据“集体自卫”原则，有权利要求“外部援助”。〔46〕 1962年初，肯尼迪政府开始实施全面而规模庞大的南越“反叛乱”战略计划。同时，美国还设立了驻越军援指挥部，取代美国军事顾问团，以便统一管理和指挥在南越日益增加的美国各类军事人员(1961年底在越的美国军援部队已超过3000人)。自此，美国对南越的直接干涉已发展到进行一场“不宣而战”的 “特殊战争”。 中国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行动的升级无疑感到不安。1961年4月中以后，外交部和《人民日报》不断发表声明和社论，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美国在企图扩大老挝内战的同时，加紧进行对越南南方的干涉行动，不能不表示严重关切”。〔47〕 6月，毛泽东在会见访问北京的范文同时，称赞南越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并表示中国将予以坚决的支持。周恩来在与范文同会谈时提出，“一定要解放南方”，而且重申，斗争“策略上可以灵活”，“形式上可以多样化”，“要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政冶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48〕至1962年初，中国对美国加紧武装干涉南越的谴责和抗议愈加严厉，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点燃战火，直接威胁北越的安全，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亚洲的和平，中国“当然不能默尔而息”。〔49〕3月，罗瑞卿总参谋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越南，同越南同志商谈了如发生美国进攻北越的事件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的事宜。〔50〕 自50年代末起，中国已逐渐放弃了“和平政治斗争”路线，转而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这一转变，首先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好战行为的忧虑，中国领导人确信，“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国并不甘心失败，正加紧反苏、反华、反共的活动，并且积极地策划新的世界战争；美国对印度支那武装干涉的升级，表明了这一动向，而且对中国的安全已构成直接的威胁。1961年4月底，毛泽东在同非洲朋友的谈话中指出，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前线，如在老挝和南越的斗争就很尖锐。〔51〕9月底，周恩来在分析世界局势的特点时说，有限战争不可避免，因为肯尼迪上台后主张打有限战争，宣传有限战争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并且在老挝和南越等地已经发动了有限战争；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总的来说是防御的，但并不排除它可能冒险；当然，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削弱了，帝国主义觉得有机可乘，它会是进攻的；帝国主义终归是帝国主义，总有一批冒险分子，想在战争中找出路；肯尼迪政府是玩弄反革命两手，假和平、真备战。〔52〕1962年春，陈毅外交部长在二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强调，从最近美帝国主义的一系列表现来看，他们决心把东南亚当成侵略亚洲的重点。〔53〕面对美国的威胁，中国领导人决意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的立场是：“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协，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54〕 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进一步促使中国领导人转向强硬的对外政策。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搞和平共处，实质上是企图勾结美国主宰世界。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支援世界革命的意识越发强烈。他们深信，推动、领导和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重任，已落到坚持正确路线的中国身上。因此，全力支持印度支那国家的反美武装斗争对中国是责无旁贷的。中国领导人对肩负这种重负也充满了信心。自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亚非会议后，中国国际名声大噪，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日益增多。1964年1月中法建交，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自50年代后半期协助苏联解决波匈事件、维护阵营闭结后，影响力扩大，同社会主义各国都加强了来往。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不乏支侍者。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纷纷慕名到中国来“取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无疑增强了中国领导人的自信。 越南劳动党对中苏的分裂焦虐万分。从越南的根本利益出发，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极不愿意看到两个最大的支持者分道扬镳，他们认为，中苏的团结是“越南革命胜利不可缺少的因素”。胡志明曾感叹道：“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不好办”〔55〕。1960—1961年间，越南劳动党领导人一直在谋求一条中间道路。用西万学者的话说，就是试图纵横于“苏联的左边，中国的右边”。〔56〕与此同时，越南劳动党竭力调解中苏间日益扩大的矛盾，期望恢复两大国的团结。为此，胡志明曾频繁地来往于中苏两国之间，向中苏领导人表达越南劳动党对两大国保持团结的愿望。 然而，中苏分裂的趋势不可挽回。对此，越南劳动党不能不采取现实的态度。在中苏两者间，北越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外交政策取向上，都越来越偏向中国。对于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釆说，中国的理论和政策显然更符合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1962年秋，中印两国发生边界冲突，尽管苏联支持印度，但北越明确地站在了中国的一边。1963年10月，在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不久，越南劳动党党刊《学习》发表了一篇题为《和平还是暴力?》的文章，批评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大肆宣传“和平主义”扣歪曲马列主义关于暴力的学说，认为“给人民带来最少痛苦的道路就是进行革命打倒敌人以自求解放的道路”。〔57〕这篇文章实际上表明了越南劳动党在中苏论战中支持中国观点的立场。 12月，越南劳动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三届九中全会。第一书记黎笋在会上虽然强调，越南劳动党特别重视同苏共和中共的团结，但是他还公开表示，“最令人满意地贯彻伟大列宁的教导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58〕。同时，全会还作出决定：第一，在政治和军事上采取进攻战略；“武装斗争起着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大幅度增加对南方斗争的支援；在北方实行总动员，甚至要“适当地修改北方的建设计划”；第三，鉴于美国有可能把“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将武装斗争局限于南越之内，准备进行长期而艰巨的人民战争。越南劳动党中央认为，北越“具备迅速改变力量平衡、使之对我们有利的足够条件”，只要有决心，有精明的战略，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北越就有能力击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特种战争”，这样，还可以给美国企图利用东南亚侵略集团在南越扩大战争制造重重困难。美国发动“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只是“遥远的可能性”，因为美国清楚地知道，“它将全陷入大规模的持久战中，在世界上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如果南越的革命运动不够猛烈，上述可能性将更会变为现实。〔59〕1964年1月底，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警告美国，如果它进攻北方，同它战斗的将不仅是北越，还有中国。〔60〕 苏联对北越追随中国十分恼火，以至对印度支那采取了“脱身”的政策。东南亚地区在苏联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历来无足轻重。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指出的，俄国人对越南人民或当地共产党从来就不太在意。除非在那里发生的事件影响到欧洲的事态发展或者影响到俄国同美国或中国的关系。〔61〕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更关心的是法国和法共。他在1950年初之所以勉强同意支持越南共产党，是因为在毛泽东和胡志明的压力下对亚洲革命不能不作出某种肯定的表态，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的支持。因此，斯大林宁愿把援越的主要责任交给中国。赫鲁晓夫对印度支那并不比斯大林更感兴趣。他承袭了斯大林的印度支那政策，以低姿态援越抗美。1962年5月，赫鲁晓夫在回答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询问中国是否会介入越南战争问题时，煞有个事地对中苏同印度支那的关系作过一番比喻：“我就像一名骑士，他有一匹大头马；骑士就让他的马为他忖度”。〔52〕苏联自推行“和平”外交总路线以来，—直主张越南劳动党通过和平道路实现国家统一，并以国际委员会两主席之一的身分力促和平谈判，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然而，美国对印度支那干涉的不断升级，使北越运用“和平政治斗争”手段来实现国家统一显得越来越不现实。60年代初，苏联发现自己已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支持越南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并不符合苏联的总体战略，不但会影响苏联实现“缓和”，而且有可能被拖进同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中，从而引起它甚为担忧的核战争；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支持北越以人民战争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势必遭到其他社会宅义国家的谴责，以至削弱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地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否，正是中苏论战的焦点之一。中国已利用印度支那问题猛烈地抨击苏联的“和平”政策。随着中苏矛盾的加剧，苏联领导人愈加感到，印度支那问题无异于一个导致美苏激烈对抗的“陷阱”，而中国在逼苏联往里跳，以便“坐山观虎斗”。〔63〕在这种情况下，北越倒向中国一边，从苏联的角度来看，不但意味着北越支持中国的“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视苏联的领导权，而且意味着北越在帮助中国向苏联施加压力。为了避免掉入“陷阱”，苏联迫切希望从印度支那脱身。到1964年，赫鲁晓夫巴不得印度支那问题尽快“随风消逝”。〔64〕 1963-1964年间，苏越关系日渐疏远。苏联对北越的支援只限于为宣传而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和提供“必要的”援助，其中包括胡志明曾忿然声称要“把它们拉到博物馆去”的3000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德国人手里缴获的旧步枪。1963年，苏联对北越的重型机械出口比1962年减少了20%，1964年比1963年再下降30％。〔65〕1964年1、2月间，黎笋率领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问苏联，就援越抗美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但赫鲁晓夫认为，越南同志深受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如不改变立场，苏越两国就难以加强密切的合作，实际上拒绝了向北越增加援助的义务。〔66〕至7月底，苏联甚至扬言要辞去国际委员会主席职务。 相形之下，中国对北越旗帜鲜明地站在自己一方感到鼓舞，因而更热心、更坚定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在1963至1964年间达到了高潮。1963年5月，刘少奇和陈毅访问了越南。他们再次向越南领导人保证，“我们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67〕1965年之前，中国对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直占北越所获得之外援的首位。对于中国来说，北越赢得抗美战争的胜利，除了安全重要性外，还具有双重的政治意义——既证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证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理论的错误和失败。 很明显，中国和苏联在援越抗美斗争中已经分道局镳，毛泽东和斯大林在50年代初达成默契的援越格局，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至1964年，中国成了援越抗美唯一的全力支持者，而苏联正准备从印度支那“脱身”。 援越格局的变化，对中国在印度支那同美国对抗的实力和威慑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自1962年底，肯尼迪政府已在谋划利用中苏分裂之机，进一步孤立和“遏制”中国。尽管中国不断义正词严地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不要扩大侵越战争，但中国的威慑力显然是有限的，在中苏趋于分裂的状态下并不足以阻止美国在印度支那扩大战争。 注释： 〔1〕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p.1. 〔2〕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5), p.135;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9. 〔3〕FRUS, 1961-1963, Vol.1, p.18. 〔4〕FRUS, 1961-1963, Vol.1, p.16. 〔5〕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5. 〔6〕FRUS, 1958-1960, Vol.19, pp.739-741. 〔7〕"The Sino-Soviet Dispute and its Siignificance", CIA REport, 4/1/61, Presidential Office Files, Box 22, John F. Kennedy Library (herefter JFKL). 〔8〕戴维•哈尔伯斯坦著、齐沛合译：《出类拔萃之辈》，三联书店1973年，第186页。 〔9〕Robert S. McNamara, Inretrospert -- the Tragedy and Lesons of Vietna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5), pp.30-31. 〔10〕Vietnam -- A History in Documents, p.211. 〔11〕FRUS, 1961-1963, Vol.24, p.154. 〔12〕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9. 〔13〕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15. 〔14〕A Thousand Days, p.329; Theodore C. Sorensen, Kenned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5), p.722. 〔15〕FRUS, 1961-1963, Vol.24, pp.20-21. 〔16〕FRUS, 1961-1963, Vol.24, pp.33-34. 〔17〕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11. 〔18〕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19. 〔19〕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20. 〔20〕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20. 〔21〕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p.214. 〔22〕George W. Ball, Diplomacy for A Crowded World,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Limited, 1976), p.363; A Thousand Days, p.280. 〔24〕A Thousand Days, p.279. 〔25〕“猪湾事件”，指1961年4月17日美国策划和指使一批古巴流亡分子在古巴猪湾登陆，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行动。 〔26〕A Thousand Days, p.283. 〔27〕《出类拔萃之辈》，第165页。 〔28〕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p.26-28. 〔29〕在该小组成立之前，越南事务由“老挝特别工作组”负责。 〔30〕FRUS, 1961-1963, Vol.1, pp.81，128，130，132-134. 〔31〕FRUS, 1961-1963, Vol.24, p.155. 〔32〕参见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49-1979》，第222-223页。 〔33〕《出类拔萃之辈》第141页。 〔34〕FRUS, 1961-1963, Vol.24, p.224. 〔35〕“A Doctrine of Deterrance for SEA --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5/9/61,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Folder, Southeast Asia General, Box 231, JFKL. 〔36〕 参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99页。 〔37〕FRUS, 1961-1963, Vol.1, p.477-516. 〔38〕FRUS, 1961-1963, Vol.1, p.474. 〔39〕FRUS, 1961-1963, Vol.1, p.538. 〔40〕FRUS, 1961-1963, Vol.1, p.467. 〔41〕FRUS, 1961-1963, Vol.1, p.607. 〔42〕原文如此。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游击战16字战术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43〕FRUS, 1961-1963, Vol.1, p.579. 〔44〕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98. 〔45〕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246. 〔46〕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No.7038, Far Eastern Series 11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47〕《现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324页。 〔48〕《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67页。 〔49〕《现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412-414页。 〔50〕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怀念陈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51〕《非洲是斗争的前线》，《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3页。 〔52〕《当前世界局势的特点》，《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16-321页。 〔53〕陈小鲁：《陈毅与中国外交》，《环球同此凉热》，第152页。 〔54〕《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42页。 〔55〕转引自王贤根：《援越抗美实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26页。 〔56〕也有美国学者把越南共产党对中苏关系的策略称为“跷跷板策略”(alternating tilt gambit)。见Douglas Pike, Vietnam and the Soviet Union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87), pp.54-55. 〔57〕《新华月报》1963年第10期，第110-119页。 〔58〕《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24页；另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书记黎笋1963年2月在越南劳动党九中全会上的讲话》，《现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三），第552页。 〔59〕Vietnam -- A History in Documents, pp.255-256. 〔60〕《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43页。 〔61〕Donald S. Zagoria, Vietnam Triangle: Moscow, Peking, Hanoi (New York: Western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p.35. 〔62〕Vietnam and the Soviet Union, p.44. 〔63〕可参见Claudine Mennens, The Soviet Point of Viet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Belgium: 1975), p.16. 〔64〕Vietnam: The View from Moscow, Peking, Washington, p.21. 〔65〕Vietnam and the Soviet Union, p.74. 〔66〕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van R. Dee, 1996), pp.7-9. 〔67〕转引自廖国良等著：《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第三节 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抗 1962年春，肯尼迪政府已注意到，中苏的分裂越来越明朗，中苏的紧张关系已成为影响全世界的主要问题。白宫顾问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Jr．)甚至提出．应当停止使用“中苏集团”这一“荒唐的”名词。〔1〕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国比苏联显得更为“好战”，更具“军事冒险性”、“更不负责任”、“更顽固敌对”。中国拥有原子弹的潜在能力而又拒绝参与禁止核试验条约，更增加了他们的不安。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认定，中国领导人由于60年代初在国内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方面“遭受挫折”，因而很可能会“在边界外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尽管他们目前行事十分谨慎。〔2〕曼斯菲尔德参议员还提醒总统，中国决定同印度交战表明，它有进一步向东南亚投射其力量的可能性。〔3〕美国决策者越来越感到，中国对越南劳动党甚至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支持，是出于中国本身的“野心”，而不是受苏联的幕后指挥。在他们眼里，中国已变为亚洲的“侵略策源地”。到1963年前，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达成了共识——“中国对和平是一个长期的危险”。〔4〕 美国公众此时的所谓“中国威胁”观点，对美国决策者亦不无影响。1960年至1963年间一份民意调查报告显示，(一）大多数人认为，未来的中苏关系将削弱或完全断裂；(二）多数人认为，不论是短期(一二年内）还是长期(十年内），中国同苏联一样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威胁；约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在短期内苏联的威胁比中国大，从长期来说，中国的威胁则大于苏联；(三)多数人认为，中国和苏联都同样对增强军事实力感兴趣，对控制非共产党国家感兴趣，但苏联比中国更愿意同非共产党国家相处。〔5〕美国舆沦界也开始散布“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的敌人”的言论。 1962年底．肯尼迪政府对中国政策进行了执政以来的第一次检讨和调整。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一个“嬴弱的、基本上孤立的”中国，最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将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和中苏矛盾的内部机制，是导致中国走向孤立和衰弱的主要原因，因此，美国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在一贯实行的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对抗、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基础上，积极地给中国政府制造难以摆脱困境的压力；击败共产党在南越钓“叛乱”对美国来说具有“永恒的重要性”，因为东南亚共产党“叛乱”的胜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声誉和信心，挫败这些“叛乱”，就是给中国领导人增加挫折感；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不论强弱，只要同苏联结盟，对美国的利益最为不利，固此应当加深中苏矛盾，一方面，避免同中国发生有意威胁共产党政府生存的大规模冲突，以至迫使中苏实现长久的和解，但另一方面，也应避免迟迟不能作出决定或采取行动，以至缓解对中国政府的压力，使它轻易地在亚洲取得胜利。因此，美国应当在台湾、韩国和东南亚保持军事存在以形成威慑力。〔7〕不难看出，肯尼迪政府是要加强“遏制”中国的政策，妄图进一步孤立和削弱中国。对华政策调整后，美国决策者开始耗费越来越多的精力来对付中国的“威胁”。 于是，越南在美国“遏制”中国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1963年9月初，肯尼迪对新闻界说，他相信“多米诺骨牌理论”，因为“中国在〔越南〕边界那边是那么的巨大，形象显得那么的突出，以至于失去南越，不但会增强他们向马来亚发动游击战进攻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还会给世人造成东南亚来来的趋势属于中国和共产党人的印象”。肯尼迪强调，虽然越南的战斗远在天边，但“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斗争”〔8〕 美国人颇为关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劳动党在中苏两国之间的取向。美国决策者希望北越能够疏远中国而跟随苏联。肯尼迪政府担忧，如果北越倾向中国，它可能会增强在南越的军事冒险性，也意味着东南亚将不可避免地落入中国手中。1963年5月初，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主任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报告说，根据法国人的情报，北越已日益向中国靠拢，中国在北越的技术人员所占外国援越技术人员总数的比例，据称从28%上升到80%，苏联技术人员的比例则从60％下降到15%。他提出，为了防止北越变为中国的“卫星国”，美国应当引用宣传手段，挑拨和分化中越关系。〔9〕自1963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报刊和广播一直在重点攻击中越关系。《华盛顿邮报》等报刊在8月21日特意发表了希尔斯曼在全国立法会议上的讲话，声称“亚洲的自由国家一点也没有摆脱危险，中国仍然有能力制造严重的、高代价的麻烦。但是，中国并非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强国”，因为它缺乏现代技术、重工业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将处于美国可予以毁灭的范围内。一份叫《晚星》(Evening Star)的华盛顿报纸，在9月26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北越也有麻烦》的文章，诬称：北越跟南越一样深陷在政治和经济困境中；北越在中苏分裂中无路可投，如果胡志明选择苏联，将引起内部不满，并给中国提供“入侵”的藉口，而苏联在东南亚地区又没有军队，且不愿意使用核武器，因此，无法增强北越抵抗中国的力量；如果胡志明选样中国，他将要牺牲苏联对北越工业化的帮助，而给中国制造慢慢控制北越的机会，总之，他的国家立定要破中国统治。由此，该文章的结论强调，“有迹象表明，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南越的作用，河内内部将会比西贡内部更不安稳”。〔10〕 通过造谣中伤来破坏中越关系，无疑不能制止南越人民反对美-吴集团的革命以及北越和中国对这种行动的支持。《美国之音》的一些越南问题专家，对攻击中越关系的宣传活动所能取得的成效表示怀疑。他们还告诉政府情报部门，中国在同苏联的竞争中表现得较为出色，而且中国在中印战争中大获全胜，巳向人们证明了它推行的“冒险主义”外交政策颇为成功。〔11〕 美国一直寄希望于自1962年初开始在南越大规模实施的“反叛乱”战略。该战略以“战略村计划”为核心。美国决策者在研读毛泽东论游击战文章后认定，“中国式”游击战的关键是存在于广大农村的“军民鱼水关系”，故而从逻辑上来讲，“反叛乱”的重点也就在于将游击队从普通村民中分离开来、切断“鱼水关系”。美国的“战略村计划”正是以此为根本目标。按照“战略村计划”，美国将协助南越政府，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众多的战略村和防卫村，村外四周围以防护网和壕沟，由军队、自防团、民兵和警卫队实行严密的联防，农民将被安置于这些具有军事安全保障的村庄内；另外，在战略村或防卫村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改良，以增强“社区精神和国民团结意识”，赢得农民对政府的支持。〔12〕 但“战略柯计划”明显存在着先天的缺陷，从而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首先，美国决策者对切断南越游击队和农民“鱼水关系”的设想实际上是难以成立的。南越革命是吴庭艳独裁统治导致的结果，而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统一又是广大越南人民的愿望。广大农民是南越革命的拥护者、参与者，军民关系密不可分。再者，如美国一位修正派学者所认为的，农民需要的是土地及祥和，“战略村计划”将农民迁离自己的家园而重新安置于 “战略村”中，这不仅扰乱农民的正常生活，而且从根本上破坏整个农村的社会秩序，〔13〕农民是否会对计划采取合作和支持的态度，实在可疑。 为实施“战略村计划”，一批批农民被勒令搬迁到偏僻、遥远的“战略村”，若不从，南越政府军就“使用大炮和飞机来驱赶”，而政府官员则趁机“掠抢、征税、侵占土地、对百姓打击报复”；农民还被迫服徭役，修筑防御工事。1962年底，南越已建立了4000多个“战略村”，至1963年8月，这一数字翻了一番。然而，“战略村”大多名不副实。村民主要是一些老人和妇孺，仅靠几把刀剑和几枝土枪及美式卡宾枪“自防”；计划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良更无影无踪。至1963年9月，南方民解组织捣毁了“战略村”2500个，还重创了1000多个。〔14〕强行实施“战略村计划”的结果，无家可归的难民大量涌现〔15〕，社会更加动荡，南越危机进一步加深。 为了强有力地实施“反叛乱”战略，美国不断向南越派遣军事人员，希望在三年内取得“反叛乱”的“胜利”。1962年底，在南越的美国军事人员已增加到11500多人，到了1963年11月达到16000人。〔16〕在这个过程中，少数美国官员开始对美军在南越人数的急剧增长感到忧虑。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思(John K．Galbraith)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提醒肯尼迪，美国对南越不断扩大军事义务，可能会一步步地发展为“重大的、难以脱身的而且非决定性的军事干涉”，最终导致“如同法国人那样浴血战斗”的危险后果；同时，苏联人并不希望在印度支那“制造麻烦”，美国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迫使河内考虑“转而求助于中国的保护”。〔17〕 肯尼迪深知把越南战争变为美国战争的危险；而且同意“一旦出现有利的形势，就立即降低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干涉”，但他认为，这一步骤在近期内显然是不可能实施的。〔18〕让美国撤出南越对肯尼迪来说是更不可以接受的选样。他强调．“我不能同意那些说我们应当撤出的人。那将是个很大的错误”；在南越的“反共战争”不仅仅是他们越南人的战争，它还是“我们的战争——一场我们不能撤退，也不敢失败的战争”，因此，“我们不得不参与亚洲的防务，尽管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么做”。〔19〕 肯尼迪政府愈加感到，美国要在南越取得“反叛乱”的胜利，不能不正视吴庭艳这一关键问题。吴庭艳不仅日益失去民心，而且同美国越来越不“合作”，致使“反叛乱”难以奏效。自美国强行同南越建立“有限伙伴”关系以后，吴庭艳对美国采取了某种抵制的态度。他曾向美国驻南越大使瑙尔汀(Frederick Nolting)抗议说，南越不想变成美国的保护领地。〔20〕1963年间，吴庭艳多次要求美国减少驻越的军事人员。〔21〕更令美国人恼火的是，在实施“战略村计划”过程中，吴庭艳政府并不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图和计划建立“战略村”，而是有所选择，大打折扣。美国白宫和国务院许多官员，如希尔斯曼、哈里曼、加尔布雷思等人，一向认为吴庭艳是一匹“失势的马”，是南越危机的问题所在，是美国实施“反叛乱”战略的辑绊，因而极力主张“扔掉”这匹马。 5月初，吴庭艳政府镇压佛教徒的行动，使美吴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美国驻南越大使馆官员曾警告吴庭艳，不要明目张胆地镇压佛教徒抗议活动，否则将引起美国公众的反感，从而改变对他支持的态度。〔22〕然而，吴庭艳却一意孤行，声称佛教徒的游行示威，不仅是共产党挑起的，而且是美国大量驻军南越所导致的间接后果。〔23〕吴庭艳政府血腥镇压佛教徒抗议运动被西方媒介公开后，美国公众为之震惊，反对美国援吴的呼声高涨。在美国政府和国会内，大多数有影响的官员和议员都已倾向于倒吴，曾经是吴庭艳最坚定支持者的曼斯菲尔德、基督教会等也不再坚持原来的立场。 但肯尼迪的军事顾问泰勒、副总统约翰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梅肯(John McCone)以及美国驻越大使瑙尔汀等人极不赞成发动倒吴政变。肯尼迪本人也不主张“换马”。他曾说，“吴庭艳就是吴庭艳，他是我们拥有的最佳人选”。〔24〕6至9月间，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倒吴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论论。8月底，美国支持南越陆军司令杨文明等人发动政变的政策几乎付诸实施，但到最后关头，肯尼迪还是不敢下决心。至9月中旬，他终于拿定了主意，认为：赢得反共战争的胜利是美国援越的压倒一切的总目标，美国撤出南越或者听任吴庭艳政府为所欲为都不利于美国实现这一目标。肯尼迪强调，“一切有助于取得战争胜利的事情，我们支持；一切阻挠这种努力的事情，我们反对”。〔25〕这实际上表明，吴庭艳随时都有可能被美国抛弃。肯尼迪等人只是希望，再给吴庭艳一个机会，因为实在找不到一个比吴庭艳更能代表美国利益又更有声望的南越领袖人物。 吴庭艳秘密同越南劳动党的接触和谈判，即便不是促使美国决策者最终下决心“换马”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据认为，1963年4月，吴庭艳及其兄弟吴庭儒就己开始秘密联络北越和民解，寻求“共处”与“合作”的可能性。〔26〕9月中旬，《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报道，这一秘密活动正在加紧进行。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吴庭艳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出于三种动机：抵抗美国的压力；在危机中开拓更多的出路；以及接受法国人提出的美国撤出印度支那而越南实现中立化的建议。〔27〕但是，无论吴庭艳和吴庭儒的动机如何，他们企图同共产党秘密“媾和”而摆脱美国的控制，是美国人最不能容忍的，这无异于对美国的反共战争釜底抽薪。吴庭艳对美国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反共，一旦失去这一价值，美国人也就对他毫不留情。毛泽东在8月29日就很有预见地指出，“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拘。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王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条走拘的。”〔28〕10月初，肯尼迪政府决定支恃推翻吴瓱艳政权的政变。 11月1日至2日，在美国政府的默许和暗中支持下，南越发动了军事政变，结束了吴庭艳家族的统治。20天后，肯尼迪本人遇刺身亡。他无法看到，吴庭艳政权被推翻后，南越危机越发不可收抬。为了实现其反共反华目标，美国不得不承担越来越大的军事义务。 吴庭艳倒台后，南越革命运动掀起了新高潮。南方民解组织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控制了40%以上的农村地区。与此同时，北越看准南越形势，在取得中国的支持后，作出了进一步推动南越武装斗争的决定，对南越加强了人力和物力的援助。 接任美国总统职务的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对南越危机的加深焦虑万分。上任不久，11月24月，他即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商讨越南问题。约翰逊要表明，他决不允许中国人和苏联人“利用美国人忧伤的时机”夺取越南。他还要让南越新政府知道，美国将遵守诺言，不会丢弃越南和东南亚。〔29〕11月26日，他批准了《第273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确定将继续实行肯尼迪政府的对越政策。翌日，他向国会和公众宣布：“我们将履行从南越到西柏林的义务”。〔30〕 约翰逊同肯尼迪一样，深信中国对东南亚存有“野心”，也深信“多米诺骨牌”理沦。在他看来，坚守越南这条战线，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具有多层面的战略意义。一是“遏制”中国向东南亚的“扩张”，二是增强中国周边国家反共的信心，三是向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表明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反对任何“挑衅”的决心和力量。同样重要的是，约翰逊急于借此向国人证明，他是一个胜任的总统，在对付共产党“威胁”方面，其能力和胆识一点也不亚于肯尼迪。 12月初，约翰迎派遣麦克纳马拉前往南越了解实情，以便制定有效的行动计划。12月21日，麦克纳马拉提交的报告悲观地认为，南越形势相当“混乱”，新政府最令人担忧，它既缺乏决策能力，也没有一个可以实施的计划，却有愿意实行越南中立化的倾向。〔31〕 美国决策者断然不能接受越南的中立化。1963年上半年，希尔斯曼就曾向肯尼迪提交过一份长达一百多页的研究报告，其中强调，实现印度支那国家或东南亚地区中立化，是中国及其他共产党国家大力支持的概念，因为“这是把美国的势力排斥出东南亚的一种最廉价的可行方法”；因此，如果美国赞成中立化，只能有利于共产党人，而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是十分危险的。〔32〕肯尼迪同意这一观点。当法国总统戴高乐在8月提出越南中立化建议时，他拒绝予以考虑。约翰逊的高级顾问们也坚决反对中立化。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告诫约翰逊，越南向中立化方向发展，将意味着：第一，南越反共势力的迅速崩溃和整个越南按照共产党的条件实现统一；第二，北越和中国影响的扩大；第三，对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和日本等国形成压力，并打击美国承担义务的声誉。〔33〕国会一些主要议员也都不同意越南中立化，认为中立化的结果，将导致共产党对整个印度支那的“控制”，这是对中国“扩张主义政策”的让步。〔34〕 但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著名政治评论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却劝告约翰逊，不妨考虑中立化的建议，因为美国不可能赢得越南战争，除非准备把美军全数投入东南亚，最终同中国开战；以“外交攻势”或许也可以阻止“中国在政治上〔对东南亚〕的控制”。〔35〕 然而，约翰逊却更倾向于其顾问们的观点。他告诉曼斯菲尔德，他不想再有一个朝鲜战争之类的事情发生，但也不想随后有人再提出“谁丢失中国?”这一类问题。〔36〕1964年1月，约翰逊在给南越杨文明政府的新年致词中，猛烈地抨击中立主义是“共产党接管的别名”，暗示了美国决不支持越南中立化的主张。〔37〕 1963年底至1964年中，约翰逊政府一直在酝酿“行动升级”计划。吴庭艳政府垮台，整个“战略村”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南越新政府非但不愿意重新构建已被民解组织摧毁的“战略村”，反而准备在三年内完全拆除所有的“战略村”。这实际上宣告了美国“战略村计划”的破产。于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主要官员都开始转而寻求更强硬的军事手段，希冀以武力迫使北越和中国改变政策。 哈里曼、希尔斯曼和福雷斯特尔等人提出，向老挝发动突袭战，或者运用美国空中力量，轰炸“胡志明小道”，以制止共产党的“渗透活动”；同时将一个步乒营派驻泰国，对北越形成威慑力，一旦需要，这支部队就可以迅速进入老挝。但国防部否定了这一建议。参谋长们认为，应当采取“更胆大”的措施。一贯主张采用激烈手段的空军参媒长李梅提出，直接对北越进行密集轰炸。〔38〕 约翰逊对轰炸北越这种风险颇大的行动持谨慎的态度。他宁愿选择既有效又不过于冒险的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在1963年9月已准备了一份向北越发动“打了就跑”的军事突袭计划——“34—A行动计划”。11月20日肯尼迪遇刺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成员讨论和通过了此计划。12月中旬，“34-A行动计划”经过修改后交到了约翰逊手里。约翰逊对强化秘密战较感兴趣。他专门成立了由国防部“反叛乱”专家克鲁拉克(Victor Krulak)领导的部际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仔细研究强化秘密战计划。1964年1月16日，约翰逊批准了经克鲁拉克委员会修订的“34-A行动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美国针对北越的军事行动将分三个阶段实施，包括搜集北越情报，开展心理战，派遣突袭队破坏和摧毁北越的海防设施及工业目标等，以便对北越“逐渐增大惩罚的压力”。〔39〕2月1日，“34-A行动计划”正式实施。尽管这个计划以“秘密战”为概念，但它的目标已超出了南越的地域范围，这标志着美国干涉越南的战争已扩大和升级。 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清楚地知道，扶持一个强有力的反共南越政府，仍然是赢得“反叛乱”战争胜利的必要措施，是美军得以撤出南越的前提条件。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曾经提醒约翰逊，我们不能无视增强南越政府的重要性，如果在这条战线上失守，我们就无异于防守一个“空壳”。〔40〕然而，杨文明政府远不是美国人希望支持的政权。该政权不但缺乏反共的素质，而且对美国的反共计划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严重阻碍了美国政策的实施。1964年1月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对美国政策“反应积极”的、反共好战的阮庆一派，又一次发动政变，推翻了杨文明政府。阮庆政权对美国的恭顺使约翰逊政府颇为满意。但美国人却没有意识到，一个缺乏国内广泛支持的政权，其寿命必然是短暂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实际上已经助长了南越政变的风气。1964年下半年，南越政权频繁更迭，先后发生了七次政变。〔41〕南越政权的虚弱，导致社会持续动荡不安。美国为了实现其反共反华的战略目标，不得不对南越承担越来越大的义务。 2、3月间，中央情报局已多次报告，南越局势“严重”，前景 “不妙”。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罗斯托甚至声称，“南越处于〔崩皑的〕危险中”。〔42〕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力，既然南越在美国同共产党国家的对抗中占据“轴心地位”，美国就必须在南越取得战争的胜利。鉴于南越的“恶劣”局势，参谋长们强烈主张，美国应该采取更加严厉的、行动不受束缚的应急措施，其中包括轰炸北越的战略目际，因为34-A行动计划”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北越支持南越“叛乱”的决心。约翰逊及其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同意，应加速制定向北施加压力的应急计划。为此，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再次被派往南越。3月17日，麦克纳马拉-泰勒的调查报告经约翰逊批准后成为“第288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该文件强凋，南越倒下，整个东南亚将受到“威胁”；越南是考验美国帮助其他国家对付共产党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能力的重要场所；因此，美国继续对南越承担义务是‘唯一现实的选择”。美国应制定对北越逐渐加大“报复行动”规模的计划。4月1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37-64行动计划”。这个分三阶段的行动计划包括：第一阶段，对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的游击队基地进行地面和空中打击；第二阶段，对北越94个战略目标实行针对性的空中袭击；第三阶段，对北越进行大规模的、更加猛烈的轰炸。〔43〕 约翰逊对使用“公开军事施压”手段来打击北越不无顾虑。他首先担忧的是，中苏将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中国是否会出兵干涉？每次策划行动升级，美国决策者部不能不考虑这类问题。 自1963年底中苏公开论战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官员，尤其是国防部的官员相信，中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加上中苏的分通扬镳，已削弱了中国的实力，使中国逐渐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忡情况下，中国不太可能会贸然出兵援助北越。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约翰逊，中国面临的困境，使它在大规模干涉越南问题上不得不“三思而后行”。〔44〕参谋长们还认为，对北越公开施加军事压力，是挑拨中越关系的良机：北越一旦向中国求救，将以受制于中国为代价；如果中国不提供援助，那就更妙，可以向北越证明，它的强大的盟国并不愿意为其利益而冒险。〔45〕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也认为，虽然中国会把美国在越南的有限军事行动视为对它边界的直接威胁，但这种威胁还不至于严重到会促使它进行大规模的地面和空中干涉，中国并不愿意让美国对之进行严厉的报复；中国很有可能作出的反应是，呼吁和谈，以此向美国施压；同时几乎可以肯定，苏联将不会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即使中国遭到美国的报复。〔46〕总统军事顾问泰勒更自信地说，中国人出兵干涉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敢于这么做，我们就使用以美军为主的5至7个营兵力来阻止他们。〔47〕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助理国务卿鲍尔(George Ball)和约翰逊的至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律师等少数人反对这种轻率的看法。他们告诫约翰逊，美国扩大战争有可能招致中国的军事干涉，而且中苏也可能会因此而言归于好，因为中国和苏联都不愿意美国在越南得胜。这些观点对约翰逊产性了影响。他决定推迟实施“37-64行动计划”，直到中苏双方彻底“摊牌”。〔48〕 实施“37-64行动计划”，意味着战争明显升级，还意味着美国要随时准备派遣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同北越或中国部队作战。对此，约翰逊担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会和公众的反应。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民众中，只有37%的入对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感兴趣，大部分美国人仍对越南战争一无所知。〔49〕国会中，真正了解和重视越南问题者也实属少数；而这少数人如两院外委会成员对战争升级的意见也有分歧。约翰逊及其高级顾问们深知，要说服国会和公众支持政府对北越采取“公开军事施压”行动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6月中旬，国务院拟定了一项授权总统在必要时采取战争行动的国会决议草案。首先提出这一建议的威廉•邦迪声称，此举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决议获得通过，政府可以借此广泛地吸引美国国会和公众注意越南问题，并且“向东南亚战线两边重要国家的政府发出美国具有行动的自由和坚定的目标这一信息”。〔50〕但威廉•邦迪估计，如果越南形势不出现“剧烈的变化”，国会势必否决这个决议，因为政府无法向国会和公众作出充分的解释。〔51〕 8月初，越南形势剧变，“东京湾事件”〔52〕完全改变了美国国会和公众的冷漠态度。这一事件毫无疑问是美国政府为实施“34-A行动计划”而桃起的，甚至有蓄意向北越挑衅以制造“危机”局势之赚。8月7日，国会参众两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东京湾决议》，赞成和支持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包括使用武装部队”，援助“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成员国或保护国”。〔53〕同时，哈里斯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85％以上被访者同意政府对北越进行报复性轰炸。《东京湾决议》的通过，解除了约翰逊政府的“后顾之忧”。但约翰逊没有立即批准太平洋指挥部实施大规模的报复性轰炸，而只是同意实施间断性的、小规模的攻击。他仍然在等待着中苏关系的彻底破裂。 10月赫鲁蛲夫倒台后，中国领导人曾希望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人消除分歧，改善关系。勃列日涅夫拒绝了中国领导人的诚意，坚持赫鲁晓夫时期的反华立场和政策。1965年上半年，中国不再承认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并公开提出“反帝必反修”的口号。从此，中苏两国彻底决裂。 约翰逊政府注意到中苏关系的质变，于是利用这一时机，加紧准备对北越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1964年l1月初，约翰逊政府对实施大规模轰炸北越的行动已基本上达成一致的意见。 但约翰逊仍有顾虑。很明显，美国几乎在重走通向朝鲜战争的老路。助理国务卿鲍尔等少数人一直在提醒他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国会的一些主要议员也向他强烈地表达这种忧虑。他的大多数顾问以及情报部门却估计，如果实施大规模轰炸计划，中国很有可能增援北越并“摆出更有威胁性的姿态”，但中国不可能参战，除非发生入侵北越且推翻北越政权的事情；北越并不愿意请来大批中国“志愿军”而危害他们的独立，而中国也担忧其干涉行动会导致空战的升级和美国轰炸其脆弱的战略基地。〔54〕约翰逊还为此征询了在同中国对抗方面经验丰富的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意见。艾森豪威尔十分赞同对北越采取更大胆的措施，以挽救南越。他告诉约翰逊，根据他处理朝鲜战争的经验，假使中国发出干涉越南的威胁，美国应“悄悄而坚定地”给它一个严重的警告。〔55〕 11月下旬。一个由威廉•邦迪领导的、专门研究轰炸北越计划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小组，向约翰逊呈交了《东南亚行动路线》的报告，提出三种选择：第一，进一步实施34-A行动计划；第二，以“彻底而快速的挤压”方式对北越实行系统的轰炸；第三，以“缓慢的挤压”方式实施逐步升级的军事行动，迫使北越进行外交谈判。约翰逊选择了第一和第三相结合的路线，并要求把轰炸范围限制在17度线与19度线之内。他相信，这种有限的轰炸不会给中国参战提供“借口”，而且对北越实行缓慢的升级行动，可以使他观察到中国可能作出的任何反应；如果中国突然反击，其政府就有大量的时间来调整轰炸计划。。〔56〕12月初，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威廉•邦迪拟定的两阶段行动计划：对19度线以下的北越战略目标和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实行有限的轰炸，在一个月的警告期后，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持续的、系统的轰炸。 但1964年底至1966年初苏联同北越和中国关系的新动向，又使约翰逊对实施升级的军事行动犹豫起来。1964年1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访问莫斯科时，勃列日涅夫已向越南人作出了在北越遭到美国进攻时予以支持的保证。中央情报局局长梅肯对约翰逊说，苏联新领导正改变赫鲁晓夫时代的政策，他们可能以为北越胜利在望，因而要插手印度支那，以分享胜利的功劳。〔57〕据此，约翰逊指示国务院，必须同苏联人保持各种秘密联系渠道，以便同苏联人解释美国的意图。1965年1月底，苏联宣布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出访东亚国家。美国人敏感地注意到，苏联代表团成员中有空军司令。柯西金在结束对越南的访问时和范文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宜称：苏联将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不会对保障北越的安全无动于衷”，而将给予“必要的援助和支持”。〔58〕更重要的是，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两次顺访了北京，中苏关系似乎有了转机。因此，约翰逊决定暂缓实施笫一阶段的轰炸计划。然而，美国决策者很快发现，苏联虽然增加了对北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其宣传作用却大于实际作用，中苏关系看来也并没有多大改善的迹象。 2月中旬，美国正式实施第一阶段的轰炸计划（代号“火箭行动”)。但美国人看到，南越的政治混乱已经达到连本身的基本军事设施都不能子以有效的保护的程度，以至美军在游击队的多次偷袭中死亡率不断增加。麦克乔治•邦迪和泰勒等人提出，南越持续的动荡局势，需要美国尽早实施第二阶段的轰炸计划，以“影响”北越的意志，鼓舞南越的士气。约翰逊的大多数顾问都同意，尽管这种轰炸可能不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但至少能够带来“真止改善南越局势的一线希望”。泰勒甚至建议，美国在实施行动前可通告苏联，美国不反对苏联在北越继续发挥作用，以取代中国的重大影响，这对于北越来说也有好处，即如果北越接受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停止“入侵活动”，可以保持其独立性而脱离同中国的关系，并有可能在苏联的支持下使东南亚问题得到政治解决/〔59〕约翰逊接受了麦克乔治•邦迪和泰勒等人的意见。2月26日，国务院发表了题为《北部的侵略》的白皮书，为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制造理由，以骗取美国国会和公众以及世界舆论的支持。3月2日，美军开始对北越实施代号“雷鸣行动”的持续的大规模轰炸。紧接着，约翰逊政府又决定派遣美国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名义上是保护西贡、边和及岘港等地的美军基地，实际是协同作战，以便更有效地向共产党人施加压力。7月，约翰逊批准了南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提出的大规模增乒的建议，准备“以战争对付敌人”。到1965年底，在南越的美国地面部队达到了17.5万人。自此，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从“特种战争”升级为“有限战争”，战争的范围不仅从南越扩大到北越，还扩大到老挝。 美国侵越战争的严重升级和扩大，对中国构成了现实的威胁。196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援助南越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的社论，严正声明：中国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同时也时刻准备着，当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消灭美国侵略者。几天后，陈毅外长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外长春水正式表达了中国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表明美国轰炸北越目的有限，但中国领导人相信，战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周恩来总理在月2日对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何况美国侵越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对抗中国。他还强调，“美国说这是局部战争，它所进行的是有限的轰炸和有限的扩大。但是，即使它主观上想限制战争扩大，实际上也限制不了”；战争将会逐步扩大到中国。周恩来严厉警告美国玩火的危险，他声明：即使美国不把对越南的侵略扩大到中国，中国也一样要援助越南，而且中国已作好了同美国作战的一切准备，但中国不会主动跳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60〕 中国确实作好了出兵援越的准备。4月8日，黎笋率领越南党政军代表团访华时，正式向中国提出了派遣志愿部队援越的请求。他希望，中国空援部队入越作战，不仅可以将美军轰炸限制在20度线或19度线以南地区，以保护河内及北方主要城市和重要运输线，还可以提高越南人民军的士气。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当即表示：“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61〕会谈的结果，中越两国达成了原则协议：中国将向越南派遣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志愿部队。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62〕5月16日，周恩来总理向来访的越南南方民解阵线领导人重申，中国是言行一致的，只要越南需要，中国将如同入朝参战那样入越参战；中国边境省份巳作好了准备，整个中国也作好了准备；如果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战争就无法限制了；美国打空战，中国就可以打地面战。〔63〕 事实上，早在东京湾事件后，中国领导人已作好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的心理准备，并且着手作物质上的准备。1964年8月中旬，在美国开始对北越进行报复性轰炸后不久，毛泽东尽管曾对越南领导人说美国不太愿意同中越打大仗，〔64〕但实际上已感觉到这种大仗正在逼近，并提出了集中力量建设内地“大三线”的问题〔65〕。中共中央认可了这一加强战备的主张，改变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中国军队总员额迅速增加到500万人，在随后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国防建设被置于第一位。〔66〕 中国领导人最终决定出兵援越抗美，是中国同美苏对抗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国际主义义务和国家安全，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在对越决策过程中考虑的两个根本问题。此时，中国领导人对国际主义义务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反抗苏联的政治动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由于苏联变修，中国不能不积极、主动地堆担起领导、支援和保护“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义务；越南处于“反帝反修”斗争的最前沿，向它提供援助和保护自然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越南劳动党对中国发挥的作用大加赞扬，可以说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领导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1964年8月13日，黎笋在北京同毛泽东会谈时说：“中国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它确实关系到我们祖国的前途命运”；他还告诉中国领导人，苏联修正主义者企图把越南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明白无误的。〔67〕1965年5月，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陈子平，在纪念中越建交十五周年的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中，盛赞中国坚决保护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坚决支持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正确路线”。他还称颂道，越南有句谚语：“刮风才知树强弱”，中国确实是“岿然屹立在风暴中的苍松翠柏”。〔68〕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中国领导人最为关注的莫过于如何有效地制止美国在越南逐步向北扩大战争。自肯尼迪政府在南越实施“特殊战争”之后，中国已经使用各种外交手段，对美国一再发出警告，声明中国不会“袖手旁观、坐视不救”。东京湾事件后，中国的外交抗议不断升级，言辞愈加严厉，宣称：“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而且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示威，中国的威慑不能制止美国扩大战争，只是对战争升级的进度和范围产生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能不运用威慑的最后手段，即准备出兵作战，并为此加紧国内备战，以阻止美国进一步扩大战争。 固然，中国可以通过另一条途径增强威慑力，即同苏联改善关系，采取“联合行动”。柯西金在1965年2月顺访北京时向中国提出了这个建议，但遭到中方拒绝。1965年3月1日，周恩来告诉胡志明，在中越两国的革命过程中，在反对美国的斗争中，绝密的事情不应透露给苏联人，而且从中国同苏联打交道的历史经验来看，苏联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是不怀好意的；如果越南坚持同苏联“联合行动”，中越关系可能会恶化，由此影响两国的合作。5月17日，周恩来和邓小平再次向胡志明表述了必须警惕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图谋不轨的观点。〔69〕 中国领导人对北越和中国本身的抵抗能力充满了信心，并不觉得联苏反美的迫切需要。毛泽东估计，美国最多能派“十把万人”到越南作战，而越南人民能够以多胜少。〔70〕1964年10月初，当范文同向中国领导人保证，如果美国胆敢发动有限战争，北越将与之战斗，而且将赢得胜利时，毛泽东对此予以肯定并强调，北越有能力消灭南越几十万人的傀儡军，而美国人总共才有18个集团军，一半要留驻国内，另一半驻扎于欧洲和亚太地区，在东亚的三个集团军以海军陆战队为主，因此，只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越南人民也完全能够打败美国侵略者。〔71〕周恩来和陈毅还在不同的外交场合表示，越南人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外来干涉和反对当地的反动派”；在“人民战争”中，美帝国主义将越战越弱，而越南人民却越战越强；美国如果打中国，就进得来，出不去，既然中国就够美国受的了，没有必要考虑苏联因素，也不必指望苏联的援助。〔72〕 停战议和看起来也是-个可以消除美国威胁的选择。1965年4月7日，约翰逊在巴尔的摩的演讲中提出美国愿意“无条件讨论”。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一再向北越和中国表示了类似的主张。然而，中国领导人拒绝接受这些建议。5月底，陈毅对法国记者说，“从全局来说，我们并不反对谈判，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无条件时论的和谈骗局”；美国搞“和谈骗局”，实际上是根本否定1954年日内瓦协议，否定越南的统一，是想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这种和谈只有利于侵略者。〔73〕10月，毛泽东告诉北越领导人，他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解决问题还是靠武装斗争，谈判在一定时候可以进行；但中国的经验表明，谈判是没有结果的，“美国人可以不算数”；日内瓦和谈后，美军就开进了南越，代替了法国军队。〔74〕11月，周恩来在同法国外长的代表谈话时又指出，中国根据三种经验——解放战争的经验、朝鲜战争的经验以及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争端，得出一条结论，即“不打到美国认输，它是不会同意谈判的”。〔75〕中国领导人强烈地认为，政治和谈无疑是武装斗争的补充，但谈判的时机尚未到来，一方面美国并没有和谈的诚意，另一万面，即使和谈，北越也要首先在军事上取得优势。 不难看出，中国领导人已下定决心，将付出一切代价，和越南人民一道，同美国战斗到底。毛泽东坚信，“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76〕 1965年5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了胡志明。两国领导人最终确定了中国援越抗美的总原则。毛泽东保证，“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上是越南的可靠后方”。〔77〕6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同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商谈中国援越的具体事项。双方同意：(一)如果美军只是在南越采取直接的军事干涉行动，而使用空军轰炸北方，那么北越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跟美国打下去，中国则向北越提供所需的军事和物质援助；(二)如果美国使用海空力量支持南越侵犯北方，中国将派遣海空部队支援北越；(三）如果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参与对北越的入侵行动，中国也将派遣地面部队入越协同作战。〔78〕 6至8月间，第一批中国志愿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部队和高炮61、63支队，开始从广西和云南奔赴越南战场，直接参加援越抗美的对空战斗。不久，中国国内还掀起“援越抗美”运动，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抗显然已朝着大动干戈的方向发展。 自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部分调整了赫鲁晓夫时期以“三和”为核心的对外战略总方针，采取较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开始积极介入越南战争。但苏联领导人仍然抱着一种极为矛盾的心理。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领袖，苏联确实不能对保障“大家庭”成员——北越的安全无动于衷。中苏论战，已经削弱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和声誉。眼下，面对美国对北越的进攻，苏联如果不向北越提供实质性的援助，那么“大家庭”必然会进一步分裂，苏联的威信必然陷入危饥，中国的影响则必然增强。苏联经受不起这一严重的后果。但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还是十打担忧，苏联卷入印度支那的激烈对抗，将会引火烧身，不但严重妨碍苏联寻求同美国的合作，而且很可能引发美苏之间的核战争。再者，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考虑，美国“遏制”中国，实际上又同苏联的目标相一致。 苏联的矛盾心理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印度支那政策。一方面，苏联开始积极“插手”越南战争，自1965年始，向北越大幅度增加了“坚实而有效的”援助，并声称：“苏联在必要时，在越南请求下，将同意苏联公民去越南参加战斗”，并警告美国，“不要误认为美国的侵略可以不受惩罚。”〔79〕但另一方面，苏联又迫不及待地附和美国“无条件讨论”的建议，希望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苏联领导人深知中国领导人反对无条件和谈的立场坚定不移，因此就想利用北越求助心切，趁机向北越施压。苏联还在中国拒绝同它“联合行动”及转运其援越物资问题上大做文章，企图借此挑拨中越关系，孤立中国。 在中苏对立的情况下，越南人巧妙地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力实现国家独立和统一的目际。1965年1月初，北越领导人已经预感到，美国为了摆脱困境必然要发动更大的攻势，可能会出现四种情形：第一，在南越加强“特种战争”，并且扩大对北越和老挝解放区的破坏活动；第二，“特种战争”升级为“有限战争”；第三，进攻北方，进一步扩大战争；第四，在形势紧迫时，先加强军事地位，后谋求政治解决。基于这样的估计，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作出指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作好应付此四种可能性的准备，不仅要积极地支援南方革命，粉碎敌人的计划，而且要积极支持老挝和柬埔寨人民的斗争。〔80〕 根据这一指示，北越加速同南方输送人民军正规部队，与南方民解武装力量协同作战。1965年3月前，已有两个团的人民军活跃于南越。人民军和南方民解武装部队的攻击目标，重点对准了美国设施(美军基地和美国大使馆)。〔81〕2、3月间，革命力量展开了一系列令美国人震惊的袭击行动。 1965年至1967年间，越南战争的发展，确如中国领导人所估计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美越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上千次和谈，但谈判双方都不打算作出任何止步，而是极力争取在战场上取得上风。这期间，美国派往越南的战斗部队逐渐增加到50多万人，持续的大规模轰炸不断向北推移，已越过了北纬20度线，日益接近中越边界。与此同时，中国在北越的志愿部队人数也达到了15万人。〔82〕1966年8月，周恩来总理向范文同建议，中国可派出100名军事专家，组成4-5个小组，深入越南南方，在指挥作战、后援工作、防化训练、工程建设和政治思想培训方面帮助南方人民的抗美斗争。〔83〕1967年，中国领导人甚至答应北越，一旦美国在越南使用原子弹，中国也将向北越提供核炸弹，以破坏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基地。〔84〕苏联向北越提供的军事和物资援助同样在急剧增加，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中包括先进的战斗机、坦克和地对空导弹，还派出了3000名军事技木顾问。〔85〕至此，越南战争的规模大大超出了“有限战争”的范围，已濒临总体战争的边缘。 注释： 〔1〕A Thousand Days, pp.347, 513. 〔2〕FRUS, 1961-1963, Vol.22, p.326. 〔3〕Mike Mansfield, "Vietnam and Southeast Asia", 6/63/63,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Folder, Regional Security, Southeast Asia General, Box 231, JFKL. 〔5〕A Thousand Days, pp.347, 753. 〔6〕Research Report, 5/16/63,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62a, FJKL. 〔7〕“A US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National Security File, 11/62, Box 23, JFKL; FRUS, 1961-1963, Vol.22, pp.326-332. 〔8〕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3, p.659. 〔9〕FRUS, 1961-1963, Vol.8, p.300. 〔10〕Roger Hilsman Papers, Folder 16, Box 3, 6/63-10/63,JFKL. 〔11〕FRUS, 1961-1963, Vol.8, pp.297-298. 〔12〕"A Strategic Concept for South Vietman", Roger Hilsman Papers, Folder 6, Box 3, 1/62-2/62, JFKL. 〔13〕Gebriel Kolko, Anatomy of A Wa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4), pp.134-137. 〔14〕Anatomy of A War, p.133; Robert G. Thompson, Defeating Communist insurgency: Experiences from Malaya and Vietna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6), p.138;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New York: Doubleday & Co., 1965), p..456. 〔15〕1964年，南越难民人数已达到72万；1964-1966年间，难民总共为240万人。见Anatomy of War, p.137. 〔16〕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137; Guenter Lewy, America in Vietna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4. 〔17〕FRUS, 1961-1963, Vol.2, p.297. 〔18〕FRUS, 1961-1963, Vol.2, p.317. 〔19〕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 1963. 〔20〕America's Longest War, p.93. 〔21〕Vietnam: th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of Human Decisions, Vol.2, p.192; FRUS, 1961-1963, Vol.8, pp.304-305. 〔22〕Stanley Karnow,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USA, Inc., 1991), p.296. 〔23〕Intervention --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 p.151. 〔24〕America's Longest War, p.93. 〔25〕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178. 〔26〕Intervention, p.155. 〔27〕Vietnam -- A History in Documents, pp.246-247. 〔28〕《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4页。 〔29〕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209. 〔30〕Lyndon B Johnson, The Vantage Point (New York: Holt, Reinhardt and Winston, 1971), p.43. 〔31〕Pentagon Papers, Vol.III, pp.494-496. 〔32〕"Regionalism and Security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1/63-5/63,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Folder, Regional Security, Southeast Asia General, Box 231, JFKL. 〔33〕Intervention, p.191. 〔34〕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221. 〔35〕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215. 〔36〕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215-216. 〔37〕Intervention --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 p.193. 〔38〕To Move a Nation, pp.526-527. 〔39〕Pentagon Papers, Vol.IV, pp.105-151. 〔40〕Vietnam -- A History in Documents, pp.263-264. 〔41〕Nguyen Cao Ky, Twenty Years and Twenty Days (New York: Stein and Day Publishers, 1976), p.47. 〔42〕Pentagon Papers, Vol.IV, pp.310. 〔43〕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232, 241. 〔44〕Vietnam -- A History in Documents, p.262. 〔45〕Marilyn Young, The Vietnam War, 1945-1990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1), p.110. 〔46〕Vietnam -- A History in Documents, p.265. 〔47〕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265. 〔48〕Vietnam -- A History in Documents, p.271. 〔49〕Doris Keam, Lyndon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6), p.198. 〔50〕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p.267-268. 〔51〕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274. 〔52〕东京湾事件：1964年8月21日，美国驱逐舰因在东京湾（中国称北部湾）蓄意挑衅而遭到北越鱼雷快艇的袭击。 〔53〕《东京湾决议》见Vietnam: Th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of Human Decisions, Vol.II, p.307. 〔54〕Vietnam -- A History in Documents, p.289. 〔55〕The Vantage Point, p.131. 〔56〕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ance: India and Indo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p.182. 〔57〕The Vantage Point, p.123. 〔58〕Vietnam -- A History in Documents, p.300. 〔59〕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Part II, p.114. 〔60〕《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1-443页。 〔61〕Odd Ame Westad et al. (eds.),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here after 77 Conversations) Working Paper No.2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8), p.85. 〔62〕韩怀智、谭星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页；施盈富：《秘密出兵亚热丛林》，解放军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63〕77 Conversations, p.86. 〔64〕77 Conversations, 1964-1977, p.74. 〔65〕大三线是指包括云、贵、川、陕、甘、青、宁、豫、鄂、湘、晋11省在内的第三线大后方；第一线是东北及沿海地区；第二线是第一线与第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 〔66〕黎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环球同此凉热》，第249页。 〔67〕77 Conversations, p.74脚注。 〔68〕《现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3册，第654页。 〔69〕11月8日，罪恶更明确地告诉胡志明，苏联援越有三个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改善苏美关系，三是在中国也可能在越南搞破坏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见77 Conversations, pp.78,79,89脚注。 〔70〕《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国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71〕77 Conversations, pp.75-76. 〔72〕《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2-443页；《现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3册，第657页。 〔73〕《新华月报》1965年6月号，第138-139页。 〔74〕《胜利的信念是斗争中得出来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71页。 〔75〕《支持越南反对美国和谈骗局的立场》，《周恩来外交文选0，第455页。 〔76〕《胜利的信念是斗争中得出来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72页。 〔77〕《援越抗美实录》，第158页。 〔78〕Chen 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1964-1969", China Quarterly, No.142 (June, 1995), p.369. 〔79〕夏义善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1964-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7页。 〔80〕Vietnam -- A History in Documents, pp.291-292. 〔81〕到1965年底，已有10个团的越南人民军在南方作战，同南方民解武装力量之比是1：2，参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99页。 〔82〕《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70页。 〔83〕77 Conversations, p.99. 〔84〕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74. 〔85〕America's Longest War, p.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