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转折的前奏 第一节 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与苏联结盟和与美国对抗便构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相互影响的两个基本方面。 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中苏同盟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根支柱，也是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一个战略依托。中国的对美政策深受中苏关系的影响，如何处理对美关系也是中苏关系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重要问题。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是中国领导人毅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至关重要的背景。因此，系统和深入地了解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其原因，对于揭示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对美政策的变化，的确是不可缺少的。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此为标志中苏正式结成同盟。中苏结盟是在双方不断协调战略利益并解决意识形态方面分歧的过程中完成的，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曾经为此后两国保持近10年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不过历史的进程表明，中苏在结盟的同时，也埋下了后来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1〕 直到1958年，中苏关系一直是友好和密切的。两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合作。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度弥合了双方在历史上的误解和分歧。特别是斯大林逝世后的—段时间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开始有意地改变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一些做法。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期间，中苏签署了七个重要文件，其中包括苏军从旅顺口的海军基地撤退，并于1955年5月31日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以及将1950年和1951年创办的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 赫督晓夫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还就国际形势问题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这对于消除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的疑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相当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2〕 推动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帮助和支持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渡过了政治难关。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利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迫使苏共中央承认，它以往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党际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10月30日，在与中共代表团会谈后，苏联政府发去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第二天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予以支持〔3〕。至此，至少在表面上，苏共中央接受了中共领导人一贯倡导的国与国、党与党之间必须平等相处、互相尊重的原则。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这是保持两国、两党关系健康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正是在双边关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有关国际形势的判断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中苏两国领导人能够不断消除分歧，并起码能在形式上达成一定的共识，从而为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双方的国内形势也为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当时正迫切需要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而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逝世后一直急于稳定国内政局和巩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主要是经过中共和苏共的共同努力，会议基本达到了增强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扭转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后的形势的目的。会议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中苏关系也因此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到1958年春夏之交，中苏关系便开始全面逆转。 实际上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在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重大问题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中国的国防政策，具体地说就是苏联是否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这一分歧的出现同当时中国与美国全面和紧张的对抗有直接的关系。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后，中国与美国一直处于紧张的对抗状态。在整个50年代，中国曾经三次面临美国的核威胁。第一次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另外两次分别发生在1954-1955和1958年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因此，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将积极防御战略同发展核武器联系在一起。中国领导人从50年代中期开始实旋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决定大批裁军，以便集中财力发展先进武器，其中包括发展核武器。从当时的条件看，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最佳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的帮助。 现有的资料表明，中国第一次向苏联提出发展核武器是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1O月3日，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直接提出中国“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能够提供帮助。赫鲁晓夫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他声称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了，中国不必为此花那么多钱〔4〕。1956年中国向苏联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同样被苏联拒绝〔5〕。苏联的态度显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应“去掉依赖”苏联的思想，因为苏联会有困难或“在某些方面留一手”。〔6〕 不过中国并没有放弃争取苏联援助的方针。1955—1956年，中苏在中国发展核工业方面进行了合作，1956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1957年10月15日，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便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在此次谈判中，毛泽东利用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面临的困难，以及他迫切希望毛泽东本人亲自出席莫斯科会议的心理。在中苏双方起草国防新技术协定期间，赫鲁晓夫直接向中国代表团团长聂荣臻提出，苏联愿意提供有关国防新技术的模型和资料，他同时询问毛泽东是否亲自出席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当时已经决定出席莫斯科会议，伹直到10月15日中苏签署协定后，他才将出席的决定通知苏联方面〔7〕。事实表明，中苏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一直都不顺利。 另一个重大分歧是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在世时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由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和威望，苏共对斯大林的否定和批判不可避免地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巨大的震动。 在苏共召开二十大之前，苏方已经向中国方面暗示了他们将就斯大林问题作出评价。二十大期间，苏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中共代表团成员未就此表示任何态度。3月3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直接向毛泽东通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在历数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后，明确向尤金指出，即使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是局部的〔8〕。中共八大期间，刘少奇也明确告诉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中共中央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9〕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在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0〕。这篇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亲自审改的文章，第一次公开阐明了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与苏共中央的分歧〔11〕。此后毛泽东在党内多次阐述了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的观点〔12〕。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进一步加深了中苏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严厉批评了赫鲁晓夫和东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说他们不仅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而且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他第一次批评苏共二十大的错误不仅在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在于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性〔13〕。此后不久，毛泽东又在一次中共高层会议上谴责苏共“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14〕。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和毛泽东几次修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突出地强调了十月革命经验的普遍性，并明确提出在反对教条主义时，必须注意反对修正主义〔15〕。根据当时参与起草文章的人的回忆，毛泽东这时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泛滥”。〔16〕 赫鲁晓夫当然不会按受中共中央的批评，但面临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冲击和苏共党内的压力，他不得不作出一些策略性的姿态，在中共领导人访苏期间，适当调整了评价斯大林的调门〔17〕。但是在涉及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方面，苏联领导人不可能接受中共中央的观点相立场。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讨论起草莫斯科宣言的过程中，在评价苏共二十大、和平过渡等等问题上，苏共中央顽强地坚持其立场和观点，以致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妥协，同意在宣言中写进苏共的观点〔18〕。显然莫斯科会议只是暂时掩盖了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出现的分歧。 1958年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相继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导致中苏之间长期存在的和苏共二十大以后新产生的矛盾全面爆发出来。而且一发更不可收拾。 纠纷最初是由军事合作方面的分歧引起的。50年代中期，苏联在军事上面临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压力。为了改善自己的战略态势，苏联在“西线”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在亚太地区，苏联试图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以抗衡美日军事同盟。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考虑，苏联军队领导人于1958年4月18日提出共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苏联负担电台建设费用1．1亿卢布中的64%，中国负担36%〔19〕。中国方面认为这样分担建设费用，将涉及到电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向苏联方面说明，中国将负担全部建设费用，电台建成后双方共同使用〔20〕。苏联军方显然没有重视中国在电台所有权上的立场，仍然坚持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中方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求共同拥有所有权，不予接受，并明确提出中国负责建设，主权属中国，可共同使用。〔21〕 在有关长波电台的磋商中形成的误解是严重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7月21日直接向毛泽东提出，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当即作出强烈的反对，提出“共同舰队”将以谁为主的问题〔22〕。第二天，毛泽东和中国主要领导人约见尤金。会谈中毛泽东历数了中苏在斯大林时期和当时的所有分歧和矛盾，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对中共不信任、赫鲁晓大执政后限制先进枝术转让、和平过度问题、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看不起中国人、以及企图控制中国的军事，等等。最后他提出举行中苏高层会谈，最好是赫鲁晓夫到中国来〔23〕。毛泽东的态度显然极大地震动了苏联领导层，7月31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海军部长库兹湼佐夫等访华。经过三次会谈，苏方同意按照中国的方案建长波电台，中国领导人则明确拒绝建立“共同潜艇舰队”。〔24〕 赫鲁晓夫—行于8月3日离开北京，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美国政府立即进行军事干预，在台湾海峡集结了6个航空母舰编队。可以肯定地说，台湾海峡形成的紧张局势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严重忧虑，因为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一旦中国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苏联有义务向中国提供“尽其全力”的援助〔25〕。9月5日，周恩来向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通报了中国炮击金门并不是立刻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并承诺“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26〕。第二天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达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台湾海峡的局势交换了意见。苏联方面在了解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后，对中国的行动表示了更明确和坚决的支持〔27〕。尽管如此，苏联领导人并不赞成中国的行动，认为中国“实际上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是“激化苏美关系”，利用苏中条约“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28〕。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认为，他8月初访华时中国领导人未向他通报炮击金门的决定，这是难以容忍的不信任。〔29〕 中苏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分歧在1959年进一步扩大，这突出地表现在双方已经无法在战略层次上协调政策，当时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对美政策。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上已经不尽一致了，此后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1959年初，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对美缓和的战略方针。就在苏联开始全面推行缓和政策时，中国领导人恰恰认为，当时正是应该强化对美斗争的时机〔30〕。但是，不论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认识国际事务方面存在多么严重而又深刻的分歧，事实都足以证明，中国有理由认为苏联的缓和政策将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因而必须加以反对。 1959年6月，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在日内瓦举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为了避免影响谈判的进程，苏联于6月20日以“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为理由，通知中国将推迟两年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31〕。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苏联核专家以度假为理由全部回国。中国领导人讨论了苏联6月20日来信后认为，即使两年以后苏联也不会履行协议，中国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再用8年时间发展成为核国家。〔32〕 与中苏核合作中断的同时，双方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也出观了分歧。1959年3月，中国西藏少数上层分子发动了武装叛乱，印度借机插手，并在中印边界制造紧张局势。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西藏出现的叛乱“同印度当局有关”，而且美英在幕后积极支持印度插手〔33〕。因此中国严厉地谴责了印度的政策，并公开指责尼赫鲁〔34〕。8月25日，由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领土并向中国军队开火，中印发生了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35〕 苏联显然不赞成中国对印度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强硬立场将增加尼赫鲁推行中立政策的困难。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将这一事件同赫鲁晓夫即将访美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反击印度的入侵不利于苏联的缓和政策。苏共中央因此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严重关注，实际上也就是向中国施加压力。9月10日，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以塔斯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示不赞成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其目的明显包括向西方国家表示它与中国的政策无关〔36〕。中共领导人对苏联行为的反应是相当严峻的，他们认为那是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37〕 1959年9月25日至27日，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举行了赫鲁晓夫执政后的第一次美苏首脑会晤。这次会晤是苏共二十一大以后苏联推行缓和政策的重要步骤，尽管会晤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果，赫鲁晓夫仍大肆宣扬会晤意义重大，打破了美苏关系“一直僵持的冰块”，是“道义上的巨大胜利”〔38〕。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在会晤期间，径自同艾森豪威尔讨论了中美关系，并暗示苏联愿意居间调停，说服中国释放拘押的美国人犯。在遭到艾森豪威尔的反驳后，赫鲁晓夫只是表示他不赞成使用武力解决中美间的问题。〔39〕 正是因为受到美苏首脑会谈的鼓舞，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谈结束后，立即于9月30日至10月4日访问中国，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追随苏联的政策。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宴会上，尽管周恩来祝贺赫鲁晓夫“作为和平使者”访美取得了成功，赫鲁晓夫却在他的发言中声称，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应该永远被摈弃，而且不要企图用武力去“考验资本主义制度”〔40〕。在两国首脑的多次会谈中，赫鲁晓夫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配合苏联的缓和政策。他在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且声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41〕 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必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极度反感和反对，因为是中国的安全受到美国的严重威胁，而且是美国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并用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台湾。仅美国于1957年夏季开始在台湾部署可以运载核弹头的“斗牛士”型战术导弹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中国领导人根本无法与苏联一起无条件地软化对美政策。在会谈中，中国领导人断然拒绝了赫鲁晓夫的建议。毛泽东认为，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的结论是苏联不反美，“我们自己反，因为那时形势是美逼我反，我不得不反”〔42〕。10月1日．赫鲁晓夫在天安门上告诉毛泽东，苏联不准备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毛泽东的回答是“没什么大关系”。〔43〕 1959年10月中苏首脑会谈是中苏战略合作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中苏首脑会晤的消极影响很快便反映到双方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和双边安全关系的政策中。从1960年初起，中苏在中印关系、国际裁军等重要问题上，越来越难以合作。中国代表开始在国际场合公开阐明中国与苏联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不同立场。〔44〕 总的说来，中苏同盟是靠两根纽带维系的。其一是战略合作，其二是共同的意识形态。中苏在战略合作方面的分歧是引发意识形态争论的关键原因之一，伴随着战略合作衰落而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则彻底摧毁了中苏同盟的战略纽带。6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最终破裂的。 中苏首脑会谈后，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成为中国领导人关注的焦点，他们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党内进行思想动员，为公开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做准备。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国际问题、苏联的对外政策和中苏关系等问题。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明显地将中苏在国际事务和双边关系方面的分歧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45〕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利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了经过毛泽东本人和其他重要领导人讨论和修改过的三篇文章，即《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些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时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革命等理论问题的观点，以批评南斯拉夫为名，尖锐地批评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指导思想。 苏联方面也为意识形态争论进行了紧张的准备。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共中央的行动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对苏共宣战，因此必须予以反击。6月间，苏共中央利用纪念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中共中央的理论和政策〔46〕。后来的情况证明，苏联早巳经为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讨伐中共进行准备了。 6月24日至26日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不可避免地成为中苏论战的战场。在苏共中央的指挥下，与会各国党中的多数代表指责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和对苏联的批评，赫鲁晓夫更是无所顾忌地指责甚至讥讽中国领导人。中国代表彭真也是唇枪舌剑，据理力争。从双方争论的内容到争论的方式看，布加勒斯特会议都可以说是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 中苏两党的论战从一开始便波及到国家关系。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便单方面决定停止发行《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以便防止中国利用这些刊物，在苏联进行宜传。7月16日宣布撤回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随后又单方面终止了12个协定和数以百计的合同、合作项目〔47〕。与此同时，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了边界纠纷。 鉴于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两国关系造成的严重和全面的影响，中苏双方都作出了一定的努力，试图控制住急剧恶化的两国关系，因为双方都感到有必要修复因意识形态争论而遭到破坏的国家关系。而要恢复合作，改善两党的关系是先决条件。 从苏联方面看，缓和政策推行得并不顺利。5月间发生了美国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的事件，苏、美、英、法巴黎首脑会晤流产。赫鲁晓夫的对华强硬政策也受到苏共党内和政府一些部门的反对〔48〕。因此苏联一再向中共中央呼吁，就解决双方的分歧举行两党会谈。 中国领导人也未必预料到，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会如此迅速和全面地冲击到中苏国家关系。苏联撤退专家和终止协定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这无异于给中国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尽管毛泽东善于用辩证的思考将“坏事变好事”，但那并不能解决国民经济当时面临的严重困难〔49〕。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也强调，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中苏的矛盾是局部性的，斗争的目的还是恢复中苏“团结”。〔50〕 9月初，中苏两党达成协议，在11月召开81国共产党会议以前，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9月1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就解决中苏分歧提出五点建议〔51〕。9月17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会谈。从此直到12月1日莫斯科81国共产党会议闭幕的50多天里，中苏两党代表和领导人在两党会谈、莫斯科会议宣言起草委员会和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他们当时认为是无比重要和神圣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和尖锐的争论。尽管如此，从莫斯科会议的最终结果看，双方显然都不愿意彻底决裂。〔52〕 12月1日，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中苏团结的气氛中闭幕。会议一致通过了会议公报、《莫斯科声明》和《呼吁书》，并举行了签字仪式。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一安排象征着两党关系正常后，两国的关系也立刻得到了改善。对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和刘少奇对苏联的国事访问，中苏双方都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肯定和赞扬。〔53〕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苏领导人试图弥合两党分歧和改善国家关系的愿望。 经过中苏共同努力，两国关系从1961年起得到明显的恢复。在经济方面，苏联主动提出向因自然灾害而严重缺乏食品的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30万吨小麦和70万吨黑麦)和50万吨古巴糖〔54〕。2月中苏就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进行了新的谈判。尽管4月签订的贸易议定书中规定的贸易额比1960年要少得多，但这毕竟是正常贸易的重新开始，而且数字显示，贸易额减少同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关系〔55〕。在军事安全合作领域，苏联主动提出，愿向中国转让米格-21型军用飞机的全部技术〔56〕。3月和8月，中国应邀继续参加了华沙条约国的会议，从而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形势。在裁军等重大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与苏联协调的姿态，没有在国际场合向苏联发难。6月间，苏联向中国通报了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的情况，并提出勃列日涅夫和科兹洛夫访华和邀请中国领导人访苏。〔57〕 1961年以来的中苏关系用苏联领导人的话说就是“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58〕。中共中央也表示，中苏之间的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具体协商解决〔59〕。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再次恶化。 中苏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达成的妥协相当清楚地表明了双方改善关系的愿望，然而基于利害关系考虑的让步并不等于基本问题的解决。此后中苏关系的改善在双方来说，都是他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使然。实际上在一些重要的对外政策上，中苏基本上是在各行其是，同时试图谨慎地不使局部的分歧全面破坏当时两国日见好转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 1961年2月上旬，李先念率中国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莫斯科，与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举行了会淡。在会谈中苏方介绍了苏阿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李先念表示中国希望苏联主动加强与阿尔巴尼亚的团结〔60〕。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进行的情况看，苏阿双方都没有能稳妥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分歧，而中国却明确地站在了阿尔巴尼亚一边。会议结束时，苏联警告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要考虑反苏引起的“严重后果”〔61〕。在3月和8月的华沙条约国会以上，中国再次面临苏联等国家对阿尔巴尼亚的谴责，不得不为阿尔巴尼亚与它们发生分歧。尽管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曾经建议中国政府，应在苏阿冲突中保持谨慎，以免严重危及中苏关系。但阿尔巴尼亚问题最终仍然成为中苏关系再次恶化的导火索。〔62〕 在10月17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苏双方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几乎发生了直接的交锋。赫鲁晓夫在政治报告和总结报告中，科兹洛夫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都谴责了阿尔巴尼亚。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二大上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的做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63〕 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二大期间即对周恩来的讲话进行了有分寸但相当明确的反驳。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在激化。11月间，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约见刘晓，指责中共中央发表阿尔巴尼亚的反苏材料〔64〕。12月苏联宣布与阿尔巴尼亚断交。中国代表在几次国际会议上都公开批评了苏联的决定，中国的舆论工具则不断地热情赞扬阿尔巴尼亚，并报道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各种援助的消息。 从后来的发展看，中苏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争论只是一个导火索，一个双方都认为是可以控制因而大加利用的矛盾发泄孔。围绕苏共二十二大激化起来的中苏争论的基本原因是苏共二十二大再次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会议决定将斯大林墓迁出红场的列宁-斯大林墓地，安置在克里姆杯宫旁〔65〕。苏共二十二大还批判了所谓的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并决定将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党。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等人必欲置于死地的原因是，他们坚持反对苏共二十大以来赫鲁晓夫所推行的政策，包括批评他推行和平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外政策。既然赫鲁晓夫决心利用苏共二十二大宣布将继续奉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度的政策，清除党内的反对派也势在必行了。 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上可能出现的情况看来是有所准备的。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即提出向列宁-斯大林陵墓献花圈并获苏方同意。中共代表团当时向列宁墓和斯大林墓各献花圈一个。在给斯大林的花圈的缎带上写上了“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苏联领导人对此必定是极为不满的。周恩来在二十二大上发言后，引起参加会议的其他一些国家代表的不断指责。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提前回国，并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彭真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分，继续参加会议。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毛泽东向路过北京的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强烈表达了他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二大纲领的不满，认为赫鲁晓夫批判阿尔巴尼亚是指桑骂槐，是在攻击中国。〔66〕 尽管在苏共二十二大期间事态已经如此严重，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后，中苏对双方的分歧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赫鲁晓夫之所以在二十二大期间没有立刻向中国发难，而且在二十二大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低姿态，主要是因为苏联的缓和政策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响应。就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期间，爆发了又一场柏林危机，美苏两国的军队甚至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对峙。1962年春，苏联在东西德关系、核禁试和裁军等重大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对抗的状态。8月间在柏林再度出现危机和军事对峙。10月间终于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在面临接连不断的严重危机时，当然不会蓄意恶化与中国的关系，以致给自己的外交雪上加霜。 中国自1960年确定的改善中苏关系的政策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并没有立刻发生变化。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赫鲁晓夫已经是深恶痛绝，但党的多数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中苏破裂已经不可挽回。他们认为中苏关系将是“时紧时松”，“中苏两国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根不利益所在”〔67〕。这一时期负责中联部的王稼祥在给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报告中，甚至提出下更为稳健的建议。〔68〕 中苏双方试图维持住两国关系的愿望终于未能经受住冲击。冲突仍然发生在最敏感的安全领域。1962年春，由于中国经济困难和苏联插手，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尔泰沿边境地区发生6万多中国边民集体越境前往苏联，中苏双方为此再次互相指责。8月间，苏联正式通知中国，它将接受美国的建议，不向无核国家扩散核武器及其相关的技术。中国对此作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应，三次敦促苏联不得在与美国等国的谈判中损害中国的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义务。〔69〕 自夏季以来，中印边境局势日趋紧张。l0月8日，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沃年枓，通知苏联方面，如果印度继续挑衅，中国将进行军事反击〔70〕。10月14日，赫鲁晓夫为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举行欢送宴会。席间他除了声称必须加强中苏团结，还向刘晓表示在中印冲突中，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苏联理解中国准备军事反击的立场。他还说苏联正在研究采取措施，制止印度的挑衅，并停止向印度出售米格-21型战斗机〔71〕。这时苏联正在应付古巴导弹危机，拉拢中国带有极大的投机性。很可能是基于以往的教训，中国未对苏联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作出答复。10月20日，就在中国政府就核扩散问题向苏联发出第二份备忘录的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展开军事反击。苏联通过舆论给予中国相当有限的声援。 10月28日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的退让而告结束，中苏在此前的短暂合作也随之迅速结束。11月19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肯定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从而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立刻着手反击中国在危机期间对苏联政策的批评。从11月起相继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刊、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等国的党代表大会上，苏联及其盟友对中国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从12月中旬起，连续发表了7篇评论文章，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不点名的)全面批判。 这场论战持续到1963年初。1月16日，苏共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上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2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高级会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契尔年科时，拒绝停止论战，但同意举行两党高级会谈，并邀请赫鲁晓夫访问中国〔72〕。3月9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表示赞成举行两党高级会谈，并提出会谈应该讨论那些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战略和策略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讨论两国的关系〔73〕。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于5月15日举行会谈，并就中国提出的需要讨论的问题，全面阐述了苏共的主要观点。5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苏联，并于5月9日通知苏联〔74〕。双方最后商定，会谈于7月5日开始。 6月14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对苏共3月30日来信的复信，题目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共中央在《建议》中说，苏共在来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中共中央有必要就一些有关的原则性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75〕。中共中央公开答复苏共中央来信和《建议》中的观点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在此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指责中共中央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苏共中央全会还通过了《关于行将举行的苏共中央代表同中共中央代表会谈》的文件，要求苏共中央代表在会谈中必须坚决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76〕。6月27日，苏联驱逐了3名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和2名中国公民，理由是他们在苏联非法散发中共中央的《建议》。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责苏联是在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77〕。在如此炽热的气氛中，于7月5日开始的中苏两党会谈除了继续争论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7月20日，中苏发表了公报。实际上宣布了会谈的失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苏会谈破裂的重要背景是苏联在中苏会淡的同时，邀请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到莫斯科，谈判签署核禁试条约。在5月之前，苏联一直未对美国总统肯尼迪关于重开谈判的建议作出答复。5月下旬，苏联与美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备忘录。6月8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油，表示将在莫斯科接待美英特使，谈判签署一项核禁试条约。两天后肯尼迪即作出积极的回应。与美国关系的迅速进展使赫鲁晓夫在攻击中国时几乎到了口无遮拦的地步。在中苏两党高级会议开始前一天，赫鲁晓夫在公开讲话中攻击中国的对外政策，声称“只有疯子”才会指望用核武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每消灭一个资本家，就会有一百万工人陪着送命”。对那样的人“历史会教训他们的”〔78〕。7月14日，美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他们受到苏联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真理报》当天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声明，指责中国领导人蓄意要在核战争中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声明称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亿万人尸体上创造出‘高出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79〕。这一系列行动表明，苏联领导人已经不再有缓和中苏关系的减意，他们宁愿与美国携手，也不会对中国作出让步。 25日，苏联在末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这一事件对中苏关系的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它被视为不仅是美苏合谋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而且是表明苏联更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正在进行的中苏两党高级会谈并没有多少重要意义。所以中国领导人猛烈地抨击苏联的行动，指责苏联企图与美国共同“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79〕。9月6日，中国开始发表批判苏联的系列评论文章，苏联也对中国展开全面攻击。中苏两党会谈失败不仅是中苏关系全面破裂的标志，它与几乎同时发生的美苏共同签署核禁试条约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中国将面对美苏联手反华的困难局面。 注释： 〔1〕有关中苏结盟的最新研究成果可参阅牛军著“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Odd arne Westad edit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7-89. 〔2〕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70-57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5-1956》，第31-43页；赫鲁晓夫和苏共内部在这一时期决定改善和推进中苏关系的过程可参阅William Taubman Khnushchev and Sino-Soviet Relation, pp.8-9,提交1997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另可参阅伊•科瓦利：《关于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会谈》，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 〔3〕关于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和建议可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37-38，61-6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30-631页；毛泽东在9月间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反映出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问题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1-252页。 〔4〕《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72-573页。 〔5〕《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01页。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6页；《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01页。 〔7〕有关此次谈判的一些情况可参阅《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03-804页；李觉、雷荣天、李毅、李鹰翔主编：《当代中国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2页。 〔8〕“Record of Conversation, Soviet Beijing Ambassador Pavel Iudin and Mao Zedong”, March 31, 1956, Brothers in Arms, pp.335-343. 〔9〕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10〕《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11〕有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起草过程可参阅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1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1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14〕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15〕《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吴冷西：《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第66页。 〔16〕《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第66页。 〔17〕可参阅李越然对彭真1956年11月访苏和周恩来1957年1月访苏的一些情况的描述，《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97-98，100-101页。 〔18〕《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第67-68页；《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41-142；《忆毛主席》，第30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页。 〔19〕《当代中国外交》，第112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9页。 〔20〕《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6-317页。 〔21〕参阅《当代中国外交》，第113页。 〔2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2页。 〔23〕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2-333页。 〔24〕《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49-158页；《当代中国餐交》，第11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58-159页。 〔25〕《当代中国外交》，第25页。 〔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6页。 〔27〕《当代中国外交》，第11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7页；《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 〔28〕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2-143页。 〔29〕中国方面认为在炮击前已经通知了苏方。参阅《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3页；《当代中国外交》，第115页。 〔30〕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年9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册，第391-396页。 〔31〕《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04页；《当代中国核工业》，第32页。 〔32〕《当代中国核工业》，第36、565页。 〔33〕《忆毛主席》，第120页。 〔34〕《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人民日报》1959年5月6日。参阅《忆毛主席》，第125-130页。 〔35〕王宏纬：《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36〕《前东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的文献》，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8期，第18页。 〔37〕《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冲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 〔38〕尼•谢•赫鲁晓夫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22-623页。 〔39〕参阅张少华著、梅寅生译：《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台湾金禾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40〕Alan J. Day edit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don: The East Press, 1985), pp.14-15. 〔41〕《前苏东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的文献》，第19-20页；《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0-164页。 〔4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页；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外交部外交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43〕《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4页。 〔44〕有关的具体情况可参阅《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第298-299页；《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第72-73页；杨奎松：《走向破裂（1960-1963）——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88-89页。 〔45〕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在杭州期间的一次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第599-603、604页。 〔46〕《苏中关系1945-1980》，第173-174页；列•别•杰留辛著、丁明译：《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2页。 〔47〕《当代中国外交》，第117-118页。 〔48〕《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第103页。 〔49〕虽然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决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但是他们不可能不考虑面临的实际困难。例如张曙光的文章指出，即使中苏关系在1959年已经开始逆转，中国对苏联援助的要求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这一年中苏贸易额增加最快，达到20.98亿美元。中苏贸易额占国外贸总额的48%。张曙光：《中苏经济合作的瓦解（1950-1960）——从文化心理角度所做的解释》，“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第340页。有关中苏贸易的数字可参阅《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中国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和交涉可参阅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90-91页。 〔50〕《走向破裂》，第90-91页；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第90页。 〔51〕《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冲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4-105页。 〔52〕有关的情况可参阅刘晓的回忆和分析，见《出使苏联八年》，第91-103页。 〔53〕中国方面的评价可见《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决议》，1961年1月8日，《人民日报》1961年1月22日。毛泽东本人在1960年生日当天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时，高度赞扬了莫斯科会议及其通过的文件，并对苏联表示了友好和密切的姿态。“Record of Conversation, Chervonenko and Mao Zedong”, December 26, 1960, Brothers in Arms, pp.365-369. 〔54〕《出使苏联八年》，第10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94页。 〔55〕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5页。 〔56〕《出使苏联八年》，第107页。 〔57〕勃列日涅夫和科兹洛夫访华是刘少奇在莫斯科时发出的邀请。《出使苏联八年》，第105页。“Record of Conversation, Chervonenko and Zhou Enlai”, June 25, 1961, Brothers in Arms, pp.396-374. 〔58〕《出使苏联八年》，第107页。 〔59〕周文淇：《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531页。 〔60〕《出使苏联八年》，第108-109页。 〔61〕参阅D•C•瓦特著、于树生、万紫、周国卿译：《国际事务概览196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234-236页。 〔62〕刘晓认为1961年3月和8月的华约会议是中苏关系重新紧张的起点。《出使苏联八年》，第115-116页。 〔63〕《周恩来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0日。 〔64〕《出使苏联八年》，第112页。 〔65〕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中苏曾为如何评价斯大林发生唇枪舌剑的较量。赫鲁晓夫当时即声称：“如果你们喜欢斯大林，我们可以把的尸体搬到北京去，供你们欣赏”。 〔66〕《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志谈话》，1961年1月7日。 〔67〕《出使苏联八年》，第114，131页。 〔68〕王稼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年3月31日；《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1962年6月29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可参阅张沱生：《难能的探索，可贵的努力——论王稼祥对党的国际战略思想的贡献》，《环球同此凉热》。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战后中苏关系的走向》，第100页。 〔69〕《当代中国外交》，第120页。 〔7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02页。 〔71〕《出使苏联八年》，第119-122页。 〔72〕《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1963年3月9日，《学习文件汇编》，第3集，第16页；《走向破裂（1960-1963）》，第98页。 〔73〕《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1963年3月9日。 〔7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52页。 〔75〕《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学习文件汇编》，第3集，第19页。 〔76〕《苏中关系1945-1980》，第201-202页。 〔7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学习文件汇编》，第3集，第75页。 〔78〕《一千天：约翰•暮•肯尼迪在白宫》，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44页。 〔79〕《一千天》，第644-645页。 〔80〕《周恩来外交海潮叁事记》，第495页。 第二节 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二） 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安全环境迅速恶化。1964年夏季正当中苏论战犹酣，8月3日突然爆发了“东京湾事件”，美军随即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境内的目标。此后不久，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东京湾决议案》。该法案的关键内容是，“国会赞成和支持总统作为总司令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进攻，阻止进—步侵略”，以及“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包括动用武装力量，援助求援保卫其自由的任何东南业集体防务条约成员国或保护国”〔1〕。美国扩大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已经是箭在弦上。就在美军用飞机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大面积侦察的同时，从8月29日开始，美军不断投放无人驾驶侦察机侵入中国境内，从事军事侦察活动，从而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 美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在“东京湾事件”爆发前不久，由于美国不断对越南北方发出扩大战争的威胁，中国领导人便开始作出反应。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开始扭转原定以解决“吃穿用”为主要日标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要下决心搞“三线建没”。而且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2〕。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进一步反复向其他中国领导人强调“备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甚至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要作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3〕。7月27日，毛泽东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成员。他在声明将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抗战时，表示中国也要准备打仗，并提出了中国参战的可能性。〔4〕 8月上旬，显然是受到美国轰炸越南北方的影响，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更为关注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8月5日，就在美空军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境内目标的当天，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即命令有关部队和军兵种进入战备状态。第二天毛泽东甚至感到有必要取消原定的活动计划，因为“要打仗了”〔5〕。在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抓紧时间准备应付侵略战争，他甚至提出要不要搞“三线建设”，就如同大革命时期要不要到农村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6〕。10月间，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一项批示中称，三线建设“是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7〕。毛泽东的决定很快便成为中国决策层的共识，并被迅速贯彻下去。〔8〕 1965年3月2日，美军发动所谓“雷鸣行动”，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持续轰炸。以此为契机，美地面部队以保卫美空军基地为理由，开始直接在南越与越南人民武装力量作战。首批美海军陆战队于4月间在南越的岘港登陆。5月间，美空军突破北纬20度线，将空袭扩大到整个越南北方。与此同时，美海空军加强了对中国领海领空的侵扰活动。美海军舰只频繁地在中国南海巡弋，美空军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它们甚至袭击中国的商船和渔船。美国扩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和加强对中国领海领空的侵犯，对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打击美海空军的侵扰，1966年初中国空军奉命进驻海南岛。4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对入侵美机“只起飞监视”等规定，命令“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9〕。解放军空军陆随后制订了与美空军作战的计划，计划包括在边境地区与美空军作战和反轰炸的方案，同时也制定了在中国本土进行长期和大规模空战的方针〔10〕。中国当时显然对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空中打击极度敏感。周恩来通过访华的外国领导人向美国方面转告，“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11〕。4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认为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中国，“要切实作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12〕 在加紧备战的同时，中国领导人还试图利用外交途径，向美国转达中国对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严重关切，以便尽可能避免因误解而导致与美国的直接战争。4月2日，周恩来利用访问巴基斯坦的机会，向即将前往美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系统地说明了中国政府的三点方针：“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他还对何谓美国对中国开战做了明确的定义，即美国即使只是对中国进行空中战争，也将被视为对中国开战〔13〕。由于阿尤布•汗推迟访美，周恩来又利用访问坦桑尼亚的机会，于6月8日委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美国方面转达中国政府的三点方针〔14〕。8月20日，周恩来又向赞比亚政府代表团阐述了上述方针。〔15〕 全力以赴地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从近代历史上看，—个敌对的大国在如此接近中国的周边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决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本身就是针对中国的敌对行动。“东京湾事件”发生后，越南北方领导人曾经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他们打算保持行动谨慎，并尝试与美国进行谈判，以便尽可能地阻止美国直接进攻。中国领导人很有可能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赞成采取包括尝试和谈在内的谨慎措施。〔16〕 大约是从1965年春季起，主要是由于美国扩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和派遣地面部队直接参战，中国领导人开始对越南与美国和谈持反对立场。4月初．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访华，请求中国向越南派遣支援部队，双方签订了一系列涉及中国向越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协定。5月下旬，越南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具体讨论军事援助和作战问题。中共中央根据大规模援越工作的需要，组成了中央援越领导小组。从6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部队开始进入越南，参加防空作战和协助修筑军事工程、铁路和提供后勤保障。到]1970午7月，中国先后向越南派遣防空、铁道、工程和后勤保障部队共达32万余人，其中最高年份达17万人。〔17〕 显然，由于失去了中苏同盟的依托，中国抗击美国入侵、主要是抗击美国使用海空力量攻击的能力，肯定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因此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和对中国领海领空的侵扰，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相对来说加强了，中国也不得不采取强硬的紧急措施。这种局面无疑增加了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当然，这一时期中国的安全形势恶化，并不仅仅是指在南面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它还包括在北面与苏联不断发生边界纠纷。 中苏两国当时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并且曾经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和边界纠纷。这种情况是由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造成的。在历史上，沙俄以武力、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等手段，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苏同盟的战略大局，也是因为考虑到中苏边界问题涉及的历史因素，表示仍然准备以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当时的问题在于，沙俄和苏联超越了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有和在地图上划去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从而在中苏边界的东西两段形成了一些有争议地区。 60年代以前中苏友好相处的时期里，尽管两国在边界部分地带的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在边境地区基本上保持相安无事，双方的边防人员和边民也能友好相处。中苏关系恶化后，双方开始关注边界问题，它们都加强了在边界地区的武装巡逻，并开始互相指责对方制造边界纠纷。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边界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中苏敌对升级的表现形式和双方斗争的手段，特别是成为苏联向中国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的特殊手段。 从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边界事件起，中苏边境地区便无安宁之日了。据中国方面公布的统计数字，从这时起到1964年10月，共发生1000余起边境事件〔18〕。在此期间。苏联方面不仅在中苏边界制造纠纷，苏联领导人还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特别是利用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攻击中国的对外政策，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19〕。针对苏联领导人的攻击，《人民日报》于1963年3月8日发表题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社论。该社论在列举100多年来帝国王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时，也包括了中俄之间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等，指出这些条约从“中国的东西南北四方侵夺中国的领土”。文章提出，苏联领导人现在提出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20〕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第一次公开提及两国间存在的不平等条约。1963年7月间，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开始进驻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曾经宣布，由于自己处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经没有必要保持常备军。而且苏军也于50年代分批撤出〔21〕。苏军重新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与中国毗邻地区，显然走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很可能是针对苏联方面在谈判中的态度和提出的观点，毛泽东于7月10日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佐佐木更三时说，沙皇俄国靠武力占领了中国大片的领土，“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笔帐呢”〔22〕。毛泽东的谈话被公布以后，引起强烈的震动。苏联方面9月初公开指责中国领导人“鼓吹一种带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23〕。可能是为了向国际社会澄清他谈话的本意，毛泽东曾经于9月10日利用接见法国客人的机会，说明中国无意要求苏联归还那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只是说那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是“采取攻势”让苏联人“紧张一下”〔24〕。但是苏联领导人并不肯就此罢手。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声称，准胆敢破坏“神圣的”苏联边界，谁就会遭到苏联人民的“坚决反对”〔25〕。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苏联决定向中苏边境地区增兵，致使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地段逐步发展为引起军事冲突的热点。 赫鲁晓夫的讲话和苏联的军事部署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毛泽东在10月7日和9日分别会见朝鲜的崔庸健和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时，均提到要对赫鲁晓夫向中国使用武力有所准备〔26〕。他在考虑部署华北大城市的防御时，特别指出“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27〕。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准备战争早打、大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打核战争”，“准备两面打”〔28〕。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公布的最能够直接说明中国曾经有过应付苏联发动战争的准备的文献。 主要是由于在南面面临美国的压力，中国领导人在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虽然对苏联可能采取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抱有高度的警惕，但在处理边界问题上总的说来是谨慎的和有节制的，对边界争论采取了冻结的态度。中国当时的确严厉抨击了苏联的对外政策，但仍限于口诛笔伐，用毛泽东的话说，中苏论战不过是“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29〕。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苏联的威胁与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有根本区别，美国的扩张才是全球性的和直接的威胁。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突然倒台，中国领导人立即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尝试改善中苏关系〔30〕。1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显然没有达到改善中苏关系的目的，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因此便彻底放弃这方面的尝试。1965年2月，毛泽东接见了访问越南途经中国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周恩来也同柯西金举行了多次会谈，并就改善两国关系提出了六点建议〔31〕。根据周恩来当时的判断，毛泽东接见柯西金“自有积极作用”，会谈即使不能解决目前的分歧，也可以为今后的交往“作一交代”。此后周恩来在会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拉宾时，曾向他转达2月向柯西金提出的六点建议，并说“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的”〔32〕这表明中国领导人仍然试图稳住中苏的国家关系。 3月1日至5日，苏共中央不顾中共中央的一再反对，在莫斯科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并发表了一项会议公报。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通过谴责苏共中央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公开宣布与苏联新领导人决裂〔33〕。6月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提出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就必须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34〕 9月6日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军事进攻，印巴在克什米尔的局部冲突扩大成为两国间的全面冲突。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印度的军事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35〕。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向印度施加压力。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同一天，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越过中国-锡金的边界，并在中印边界的西段侵入中国领土，进行军事挑衅。〔36〕中国对印巴冲突作出强烈反应同中苏关系的状况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在猛烈抨击印度的军事行动是侵略行为时，特别指出不仅美国是印度扩张土义的支持者，而且苏联也在“为印度侵略者撑腰”，并称苏联支持印度侵略巴基斯坦同苏联在1959年和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中的政策一样，是在”玩弄同样的手法”，其目的之一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个新的反华浪潮”。〔37〕 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并向中蒙边界地区大量增兵，两国的对抗开始升级。中国领导人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3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激烈地指责苏联企图入侵中国东北和新疆，与美国一起分裂中国。〔38〕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华政策的上述认识和反应同迅速增加的中苏边界纠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们决定在中苏边界采取强硬行动的主要原因。限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从1964年10月起到1969年3月，双方的边界纠纷达4189起，比此前增加了三倍〔39〕。即使说当时公布的这个数字有所夸张，它所反映的情况也是足够严重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决策层于1968年1月作出了在中苏边界东段进行军事反击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在给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的指示中，要求解放军有关部队作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在警告无效和苏军打死中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40〕 1968年8月21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是推动中国领导人开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考虑苏联威胁问题的关键。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除林彪外，中国的主要军政领导人均出席了会议〔41〕。会议讨论了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形势，决定对苏联进行严厉的谴责。《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即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结果”〔42〕。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确认了美苏“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判断〔43〕。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一再提出，现在需要考虑世界大战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和苏联都有发动世界大战的能力，而且它们都在准备扩大战争，因此“似乎要打仗了”，“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了。”〔44〕 从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到1968年10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标志着中国的安全战略正在出现重大的调整。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在面临美苏从南北两个方向威胁中国的安全时，中国国防的战略重点开始从“重南(美国）”转向“南北并重(美苏)”，并出现再向“重北(苏联）”转移的趋势。与中国安全战略实行重大调整的同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发生潜在的变化。 50年代后期，受到中国国内“大跃进”运动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左”的倾向。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中国不得不对国内经济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对外政策也随之出现了变化的迹象。其明显的表现是，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样对一个时期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及其指导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检讨和批评〔45〕。从王家徉1962年下半年起不再主持中联部工作的情况看，中国对外政策纠“左”的努力未能实现。1963年以后愈演愈烈的中苏论战加剧了中国对外政策指导思想中的“左”倾，在关于时代、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世界革命、和平共处、核战争、裁军以及民族独立运动与和平运动等等当时对中国外交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表现出越来越片面和绝对化。 1965年间，继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宣布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于6月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编辑部文章，痛斥苏联对外政策的“灵魂”就是美苏合作，并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必反修”〔46〕。中国对外政策“两个拳头打人”的局面从此成型。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署名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该文突出地强调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世界革命形势中具有普通的指导意义，提出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的城市”和“世界的农村”的国际政治格局，世界革命”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以及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等等一系列观点，并且用极其富于鼓动性的文字加以宣传〔47〕。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革命中心论”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这篇文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左”倾外交提供了思想基础。 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林彪的文章，称它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会议通过的公报进一步强调，“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各种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48〕。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有关论述对中国对外政策造成的影响是重大的。 首先是中国有关对外政策的宣传越来越激进、调门越唱越高。一方面是慷慨激昂地宣称，当今是“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伟大时代〔49〕；另一方面则是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世界的革命中心”，等等〔50〕。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宣传的目的很可能更多地是要促使人们更加热心地支持和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它们把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国内政治斗争描述成是为了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声称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51〕。但是，这种对世界形势的描述和如此广泛强烈地宣传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可能不严重地影响人们对外都世界的态度和处理外交事务的行为。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在当时中国国内政局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被上述宣传煽动起来的情绪被狂热地宣泄出来，从而使中国外交脱离了正确的轨道，最初遭到冲击的是中国的驻外机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中国政府陆续召回除驻埃及大使黄华以外的所有驻外大使，以使他们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这一行动必然会使中国与建交国家的关系出现困难。 1966年9月8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简报》和共青团中央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编印的《一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被同时送呈毛泽东，毛泽东于第二天批示称：“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52〕。至此中国驻外机构的工作开始与国内政治运动接轨，驻外机构内部出现混乱。随着国内政冶运动不断升温，在国际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变成了中国驻外使馆的主要工作。一些涉外人员和驻外机构滥发毛泽东思想宣传晶，张贴或展出宣传文革的图片，在外交场合发表与外交人员身分不符的讲话等等。据《当代中国外交》的统计，在“文革”开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发生外交纠纷。〔53〕 继驻外机构陷入混乱后不久，中国国内的外交领导机构也受到严重的冲击。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夺权”〔53〕。迅速蔓延全国的夺权狂潮波及到外交部门，外交部长陈毅被揪斗，副部长姬鹕飞、乔冠华被赶到街上卖小报，几乎所有的大使、参赞都遭到批判和揪斗，外交部门几乎无法正常展开外交工作。8月7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讲话，煽动他们打倒炼毅，在外文部门夺权〔55〕。由于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外交部造反派加强了夺权行动。他们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办公机构，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布指令。他们的行动实际上造成了国家的外交大权旁落，使中国的外交活动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与国家外交系统陷入混乱的同时，被政治狂潮鼓动起来的群众运动也开始波及外国驻华机构。1967年1月，一些中国留欧学生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到列宁、斯大林墓前集体朗诵毛泽东语录，结果遭到苏联警察的围攻殴打。消息传到国内后，大批群众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一些红卫兵还在北京机场围攻了正要回国的苏联外交人员家属。此后还相继发生了造反群众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驻华使馆的事件。从5月到8月，中国先后同已经建交的十几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国家发生纠纷〔56〕。最严重的是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不过它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契机。“文革”开始后中国驻外使馆出现的混乱很快引起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关注。1967年1月间，周恩来委派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外交业务之权不能夺”〔57〕。2月6日，针对中国驻外使馆的混乱情况，陈毅指示他的秘书起草了一份制止在驻外使领馆搞“四大”的电报，并于当晚报送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批送毛泽东，毛泽东于第二天即批发。周恩来在随后审改该电报时，补充了不许大串连、使馆不许建立战斗队以及不能进行夺权等内容。该电报以指示电的形式于2月7日发出〔58〕。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劝阻红卫乒和革命群众自发赴越援越抗美的通知》，以阻止一些红卫兵和青年非法进入越南境内。〔59〕 这些措施显然不足以消除外交领域的混乩局面。陈毅在“二月抗争”失败后，逐步失去了对外交部的控制，周恩来不得不一再直接出面。王力发表“八七讲活”后，周恩来也感到力不从心了。周恩来8月8日从红卫兵小报看到王力的讲话后，曾经约见康生和王力。他此举很可能是希望通过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以便控制局势，但被康、王二人拒绝〔60〕。在随后与外交部造反派的数度直接交涉中，周恩来显然已经不再能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威信，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在如此困难的时刻，周恩来决心利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提供的机会扭转局势。8月25日，周恩来单独与杨成武会谈，请他向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转交毛泽东。8月26日，毛泽东痛斥王力的讲活“极坏”，并决定由周恩来主持逮捕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61〕。中共中央随即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宣布对王力和关锋进行隔离审查。10月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会见外宾时，再次对周恩来给予支持，说红卫兵要打倒周恩来和陈毅等人“这不对”。〔62〕 毛泽东的表态是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外交系统的动乱受到遏止，—度失控的的局面有所恢复。毛泽东之所以支持周恩来稳定外交系统，主要是因为他不希望外交系统真的陷于瘫痪。在他看来，中国的安全毕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何况中国还肩负着支援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扩张和批判修正主义的重任。从1967年夏季到中共九大召开前，毛泽东多次就涉外事务发表批示，批评那些自我标榜、自我中心和强加于人的宣传和做法〔63〕。在“文革”狂热的背景下，毛泽东的那些就事论事的措施当然不可能根本改变极左的外交，但处理王力和谴责“八七讲话”毕竟是对中央文革中支持王力煽动夺外交大权的那些人的打击，特别是为周恩来着手恢复外交系统的秩序和正常的工作，提供了回旋余地。尽管这个余地是相当有限的。 其次是在处理王力等人的过程中，在中国外交系统形成或说是确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决策机制。在“文革”初期，缘于国内政治斗争的人事变动使中国外交原有的决策机制遭到破坏，参与中国外交决策的主要人物如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无法继续从事相应的工作，致使中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几乎断裂。那些在“文革”初期开始走红的极左人物，无疑渴望乘机夺取外交大权。但是，他们一手煽动起来的狂热情绪终于酿成火烧英国代办处，而且事件发生后他们不是束手无策，便是熟视无睹。反之，周恩来表现出了必要的敏感、明达和稳健。毛泽东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并决心立即由周恩来负责处理王力等人，实际上排除了极左领导人夺取外交大权的可能性，确立了周恩来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中的关键地位。后来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实践证明，1967年8月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体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这一时期影响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与越南关系的变化。从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包含着全球战略、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等三个层次的问题。在全球战略层次上，美国要称霸，以及联合苏联反对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在双边层次上主要是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和破坏中国的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其中最突出也是最严重的是台湾问题。在地区层次上，当时主要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对付美国的军事威胁是中国在60年代中期大力加强与越南北方的军事关系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只要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中国就必定要加强同越南北方的政治和军事关系，承担援助和支持的义务，因而也就很少有可能调整对美国的政策。历史的机缘是中国与越南北方的关系恰恰在1968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1965年春季，美国扩大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后，中国立即决定加强对越南北方的各种援助，并直接派遣军队，进入越南参加战斗。中国积极支持越南北方抵抗美国，使双方的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但是，中越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密切发展只不过掩盖了双方的矛盾，这些矛盾涉及到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对外政策，而且从发展趋势看是越来越严重。 首先是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给中越关系带来的摩擦。就在中国几乎是全力以赴地援助越南抵抗美国扩大战争时，越南的报刊杂志却不断发表有关中国封建统治者侵略越南的历史文章。越军在接受中国军事援助的同时，仍然对中国加以防范，对中国封锁越军内部的情况、战斗情况和兵力数字，要求取得对中国驻越南北方防空部队的指挥权，等等。此外还发生过越南北方港口人员以维护国家主权为理由，拒绝中国船只入港的事件。最严重的是，即使是在抗美战争最激烈和中国援越最坚决、最积极的时刻，越南仍然有人公开谈论来自“北方(中国)的威胁”。中国领导人多次强烈指责越南方面的这些言行〔63〕。1966年4月13日，在中越领导人会谈中，邓小平告诉越方，毛泽东曾经批评他们对越南援助“过分热心”。如果越南方面确实不放心，中国可以撤回全部援越部队〔64〕。中国的愤怒由此可见一斑，而由此类问题造成的双方隔阂和疏离，则随着战争形势的演变日渐清晰。 其次，1964年10月勃列日湼夫上台后，苏联对越南战争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从消极反对转变为积极插手，其标志是l1月27日苏联发表声明，愿意向越南“提供必要的援助”〔65〕。1965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河内，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苏联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不会对保障越南的安全“漠然视之”〔66〕。4月10至17日，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访问莫斯科，苏联在苏越联合公报中声称，苏联在必要的情况下，将应越南方面的请求，派苏联人员前往越南参加战斗〔67〕。苏联的积极介入和对越南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使越南和苏联的关系迅速密切起来，苏联对越南的影响力明显增强。 几乎从苏联公开表示积极介入越南战争开始，中苏即在有关问题上发生矛盾。2月柯西金访华时，曾经提出两方面的建议。其一是双方协调援越行动，发表一个社会主义各国首脑援越抗美的联合声明。其二是争取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提出应给美国“从越南找到一个出路”。中国领导人显然无意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合作，他们拒绝了苏联的有关建议，只对缓和中苏关系表示出兴趣〔68〕。3月莫斯科会议以后，中国对苏联的印度支那政策进行了越来越严厉的谴责，并且一再声明反对苏联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任问建议，在越南问题上决不与苏联搞“联合行动”〔69〕。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明确说明：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不包括苏联，对于苏联“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70〕 中共中央不与苏联合作的方针必然反映到具体的政策中。1965年2月柯西金访华后不久，苏联政府便向中国提出，通过中国铁路运送苏联军队前住越南，并请求中国为苏联军用飞机前往越南提供军用机场和开辟空中航线。中国拒绝了苏联的这些要求〔71〕。中国领导人表示，苏联援越物资通过中国，只能按照协议进行，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苏联利用中国港口向越南增运物资〔72〕。中国领导人还一再向越南方面表示，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志愿人员参加越南作战。〔73〕 中国阻止苏联插手和利用越南问题，根源于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难免引起越南方面的反对。越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抗击美国扩大战争，它的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必然是要为民族的生存，争取一切可以得到的外援，因此不可能接受中国的立场，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的同时，拒绝接受或自己限制接受苏联的援助，更何况越南北方领导集团中确实存在着对中国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施加压力的做法产生适得其反的影响也是自然的。越南北方领导人曾经直接告诉中国领导人，他们不认为苏联正在出卖越南，苏联的援助是 “全心全意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评价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应该是国际主义，在越南问题上尤其如此。意即越南只能以对它的援助作为制定对苏政策的出发点，由此可以断定，不论中国基于什么理由，越南方面对于中国反对与苏联联合行动，肯定是心怀不满的。 第三是关于与美国举行和谈问题。大致是从1965年春季，中国开始坚决反对越南北方与美国举行和谈。促使中国反对美越和谈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固然有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原因，也有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影响，因为苏联差不多从插手越南问题之日起，就透露出争取和平解决的意图。此外，在“文革”造成的炽班气氛中，越南北方的抗美救国战争也被赋予了同时具有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线和代表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等双重意义〔75〕。不过这里有必要强调，不论在各个阶段影响中国政策的因素如何复杂，中国支持越南的政策目标是贯彻始终的，即制止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完成国家统一。这与越南北方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目标是一致的。 1965年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阐述了民解在抗美救国战争中的五点宣言。声明同时提出两点和谈的先决条件：(一）从越南撤除一切美国军队及其装备和设施；（二)民解必须有决定性的发言权〔76〕。4月8日，范文同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三届国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了关于和谈的四点立场，即(一)美国从越南撤退军事力量和设施，停止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干涉和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二）在越南实现统一前，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三）根据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由南方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四）由越南两个地区的人民自己解决越南统一问题，外国个许干涉〔77〕。中国政府立刻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上述立场。 到1968年秋为止，中越曾就和谈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双方的讨论和争论主要是围绕是否坚决贯彻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越南南北两方声明的目标展开的。中国当时不赞成越南北方立即与美国开始谈判，主要是担心越南北方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放弃既定的目标，致使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其一是在苏联的影响下对美国妥协。中国领导人多次利用外交场合，介绍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是如何对美国妥协，并在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企图阻止解放军打过长江。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当时美国提出和谈建议不过是消灭越南革命力量的“阴谋”，那么苏联促使越南北方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就是要使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半途而废”〔78〕。其二是关于谈判时机问题。中国领导人根据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认为，只有在战场上取得军事优势，大量歼灭美军及其傀儡军队的有生力量，美国才会认真谈判撤出越南战争。〔79〕 1968年初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了新春攻势。这场军事攻势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美国人民看到，美国虽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付出民无法接受的人员伤亡，却摧毁不了越南人民的战斗意志和战争能力。在空前高涨的美国反战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的战争意志趋于瓦解。但是从军事角度看，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在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作战能力明显下降，民解的基层组织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干部被捕被杀，总之他们的士气也因牺牲巨大而严重低落〔80〕。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约翰逊于3月31日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停止轰炸越南北纬20度以北地区。4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作出反应，同意派代表与美国谈判。 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越南的谈判决定。在同越南领导人的多次会谈中，中国领导人表示，谈判决定与越南过去宣布的立场不符，而且当前时机对越南并不有利，立即接受和谈建议将使自己丧失主动，陷于被动〔81〕。中越在和谈问题上的分歧还引发了如何评价苏联政策的争论〔82〕。1968年中越在和谈问题上的分歧显然严重地损害了双方的关系。11月14日，毛泽东在了解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等人的会谈后说：“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83〕。1969年6月9日，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公开说明了中国与越南北方拉开距离的方针。〔84〕 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角度看，中国因种种原因而决定与越南北方拉开距离，的确是历史提供的机缘。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越南战争因为美越开始和谈而相对降温，中国国防重点完成向北转移，会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如果中国继续像60年代中期那样保持同越南北方的密切关系并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而且越南自己不首先迈出缓和与美国关系的步伐，后来中国领导人要作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定，至少也会困难得多。 注释： 〔1〕转引自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75页。 〔2〕参阅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第44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54页。 〔4〕《毛泽东接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7月27日。 〔5〕毛泽东：《对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的批语》，1964年8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20页。 〔6〕参阅鲁礼华和郭冰：《毛泽东加快三线建设评析》，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38页。 〔7〕毛泽东：《对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96页。 〔8〕如下文献反映了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周恩来：《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1964年10月29日；《加快三线建设》，1965年3月2日，《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卷，第490-493，504-507页。李富春、薄一波和罗瑞卿：《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顺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1965年5月19日，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第33-34、41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4页。《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5页。 〔10〕《当代中国空军》，第385页。 〔1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514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59-360页。 〔1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508-515页。 〔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6页。 〔15〕《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74页。 〔16〕参阅牛军：《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1999年第1期，第69-70页。 〔1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52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页。据该书记载中国支援部队是从1965年10月开始进入越南的。 〔18〕《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19〕可参阅《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534页。该书记载赫鲁晓夫在1962年12月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责中国不应该反击印度的入侵。 〔20〕《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 〔21〕有关情况可参阅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载《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3-4页。 〔22〕《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转引自杨奎松：《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中美关系》，载《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2期，第6页。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42页。 〔23〕苏联《真理报》1964年9月2日。 〔24〕《毛泽东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大使的谈话》1964年9月10日。 〔25〕《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第541页。 〔26〕《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发展》，第45页；《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第7页。 〔2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54页。 〔28〕周恩来：《我们将赢得进行，赢得和平》，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520-525页。 〔29〕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辑，第19页。 〔30〕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辑，第19页。 〔31〕《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5-447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36页。 〔3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1页。 〔33〕《新华月报》1965年第4期。 〔34〕《人民日报》1965年6月14日。 〔3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5年9月7日，《人民日报》1965年9月8日。 〔36〕《人民日报》1965年9月9日。 〔37〕《谁在给印度侵略者撑腰》，《人民日报》1965年9月18日。 〔38〕Masaru Kojima, edited, The Record of the Talk between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t Tokyo, 1980, pp.206-207. 〔39〕《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苏联方面颂的数字更为严重，据1963年9月20日苏联政府的声明，仅1962年就发生边界纠纷5000多次。R•迈克法考尔和费正清著、谢亮生、杨品泉、黄沫、张书生、马晓光、胡志宏、思炜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9页。 〔40〕可参阅李可和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第5页。 〔41〕《周恩来年谱，1949-1976》记载会议后周恩来“到林彪处谈话”，很有可能是周恩来向林彪通报了会议情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页。 〔42〕《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人民日报》1968年8月23日。 〔43〕《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 〔44〕《毛泽东会见巴卢库的谈话》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的谈话》，1968年11月28日。 〔45〕王稼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年3月31日；《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1962年6月29日。《王稼祥选集》。有论著指出，《王稼祥文集》收录的有关外交问题的论述只是王稼祥这一时期所撰文稿的一部分，而且这些文稿是为在内部会议发言而作。张沱生：《难能的探索，可贵的努力》，《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的国际战略思想》，第171页。 〔46〕《人民日报》1965年6月14日。 〔47〕《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在这篇文章中还没有直截了当地称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但其含义是相当明确的。林彪在1967年11月6日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更加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1967年11月7日。 〔48〕《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49〕王力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旗》杂志，1966年，第15期；《中国的大革命和苏联的大悲剧》，《人民日报》1967年6月4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50〕《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67年8月15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5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67年8月15日。 〔52〕毛泽东：《关于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的批语》，1966年9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28-129页。 〔53〕《当代中国外交》，第209页。 〔54〕《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压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 〔5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7页。 〔5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下卷，第963页。 〔57〕《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下卷，第963页。 〔58〕关于《二七指示》形成的经过和主要精神可参阅：《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123页。胡石言等：《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杜易：《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18页。 〔59〕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329页。 〔6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7页。 〔6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2-183页。另可参阅陈扬勇：《苦撑危局面——周恩来在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365页。 〔6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94页。 〔62〕《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1967年3月-1971年3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第513-516页。 〔63〕"Zhou Enlai, Deng Xiaoping, Kang Sheng and Le Duan, Nguyen Duy Trinh", Beijing, April 13, 1966;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Hoang Tung", Beijing, August 23, 1966; "Deng Xiaoping and Le Duan", Beijing, September 29, 1975, 77 Conversations, pp.96-101, 187-188. 〔64〕"Deng Xiaoping and Le Duan", September 29, 1975, 77 Conversations, pp.187-188. 〔65〕夏义善：《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66〕《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第18页。 〔67〕《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第25页。 〔68〕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七十年代苏联对外关系大事记》，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1、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07-708页；下卷，第247页。 〔69〕《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观察家：《苏联领导同谁联合行动》，《人民日报》1966年2月2日。 〔70〕《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71〕可参阅《七十年代苏联对外关系大事记》，第2页。李丹慧：《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抗美援越》，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6期，第8页。 〔7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4页。“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Beijing, April 10, 1967, pp.103-105. 〔73〕"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 Beijing, October 9, 1965; "Zhou Enlai and Le Duan", Beijing, March 23, 1966; 77 Conversations, pp.92-93, 17. 〔74〕"Zhou Enlai, Deng Xiaoping, Kang Sheng and Le Duan, Nguyen Duy Trinh", Beijing, April 13, 1966, pp.98-100; "Zhou Enlai, Kang Sheng and Pham Van Dong", Beijing, April 29, 1968, 77 Conversations, p.129. 〔75〕《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援助南越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人民日报》1965年3月25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1967年9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07-408页。 〔76〕《人民日报》1965年3月25日。 〔77〕《人民日报》1965年4月14日。 〔7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51-452页。 〔7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10、524页；周恩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国和谈骗局的立场》，1965年11月30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8-457页。。 〔80〕有关情况可参阅《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256-262页。 〔81〕《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24页。“Zhou ENlai and Pham Van TOng”, Beijing, April 13, 1968, pp.123-125;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Tong", Beijing, April 19, 1968, pp.125-128;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Tong", Beijing, June 29, 1968, pp.135-136; "Chen Yi and Duc Tho", Beijing, October 17, 1968, pp.136-137. 77 Conversations. 〔82〕"Zhou Enlai, Kang Sheng and Pham Van Tong", Beijing, April 29, 1968, 77 Conversations. 〔8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26页。 〔84〕《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39页。 第三节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也在酝酿着重大的调整。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尖锐对抗和在越南战场进行的间接战争，无疑推迟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进程，但同时也为美国政府根本改变其政策造成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 从50年代未开始，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思潮。这种思潮的比较典型的反映是1959年出台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后来被简称为《康仑报告》。 1958年春季。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J. Fulbright)的主持下，就美国对东亚、南亚、非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政策，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目的是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一次系统的检查。5月间，参院外交委员会根据听证会的情况及其效果，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专门讨论制定一项全面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计划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该小组经研究认为，进行有关的研究既有必要又切实可行。7月15日外交委员会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参议院授权进行有关的研究。31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授权外交委员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并拨款30万美元予以资助。〔1〕 1959年2月，设在旧金山的思想库康仑有限公司接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委托，承担了“美国对南亚政策”和“美国对远东和东南亚政策”两个项目。报告于9月完成，发表时合二而一，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该报告虽然是分为南亚、远东和东南亚两个部分，但是综观全文，不论哪一部分都无法避免地包括了对中国的严重关注。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复杂性和严重性可能有增无减的问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了”。〔2〕 《康仑报告》在有关中国和对华政策的分析中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而不是像当时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报告称“大部分迹象表明，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根据上述“假设来实施”。〔3〕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康仑报告》详尽地提出了一套与现行的美国对华政策不同的方案和实施步骤，它们包括两个阶段七项措施。第一阶段是所谓“试探”阶段，措施包括逐步开始与中国交换记者和开展学术、商业等性质的交流，由非政府人士和团体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对话，同时美国政府与它的欧洲盟国、日本及若干“中立国”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以达成某种共识。第二阶段是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提议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美国与台湾当局达成协议，美国继续履行对台湾的现存义务，促使台湾与中国永久分离，成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并成为联合国的普通会员国。在完成所有这些安排后，美国就可“继之以事实上承认共产党中国”。报告的作者声称，“值得”把这些建议“当作一项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好的长期政策来加以严肃的考虑”。〔4〕 根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计划，《康仑报告》出台后准备继续就对华政策问题举行听证会，以便就对华政策展开讨论。不过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显然不存在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任何条件，加之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不久，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敌意相当强烈，所以国务院表示，不准备派人参加听证会。11月间《纽约时报》登载了《康仑报告》的内容，结果引起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最后由美国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A. Herter)亲自出面发表声明，并且国务院还专门出版了有关台湾问题的小册子，表示美国确实“无意改变现行政策”，这才将事态平息下去。〔5〕 虽然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未能如愿就《康仑报告》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但仍然不能低估《康仑报告》所产生的影响。首先是报告实际上已经成为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在后来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各方人士曾经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设想和建议，但是他们都没有超出《康仑报告》设计的框架。 其次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与策划这一项目的人包括了很有影响的民主党参议员，如富布赖特和后来担任总统的肯尼迪(John F. Kennedy)。报告的撰写人包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卡拉宾诺(Robert A. Scalapino)等。这些人在政界和思想界都有着重大的或独特的影响。所以《康仑报告》所包含的一些重要想法必然会被传播并保留。 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对华政策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从两党争论的情况看，双方均无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重大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方面为了竞选政治的需要，试图在对华政策方面作些文章。不过他们的观点差不多就是《康仑报告》的设想， 4月间，美国的《外交季刊》发表了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主席、曾经当选参议员、后来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的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els)的长篇文章《重新考虑中国问题》。鲍尔斯在文章中提出，美国应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目前的中国政权已经“稳固”，而且实力日增。美国在处理有关地区性的事务(如东南亚问题）和全球性事务(如裁军问题)时，如没有中国参与，其成效是值得怀疑的。至于如何解决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鲍尔斯提出了所谓的“中台国(China-Formosa Nation)方案”，其内容包括台湾当局从金门、马祖撤军，大陆沿海岛屿中立化以及台湾成立独立的“中台国”。〔6〕I 鲍尔斯的文章很可能反映了民主党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主流意见。在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民主竞候选人肯尼迪指责共和党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分不清轻重缓急。他一方面继续指责中国推行“敌视”美国和“好战”的政策，同时也公开表示，希望同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并称民主党希望同中国“和平相处是正确的”。他在10月7日和13日的电视辩论中提出，美国应该只保卫台湾，放弃金门、马祖和其他一些大陆沿海岛屿。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则批评肯尼迪是在中国的“讹诈面前屈膝投降”，而他本人决不会把任何地方的“一寸土地让给共产党”〔7〕。肯尼迪抨击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并不完全是竞选时期的灵机一动，除了他的竞选班子的建议外，他本人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批评过美国的对华政策过于僵硬和倾向使用武力。〔8〕 不过就如同美国选举政治通常表现出来的一样，肯尼迪和他的政策班子在竞选时期就对华政策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在赢得大选后付诸行动。根据尼克松的回忆，肯尼迪在竞选期间便通过助手向他表示过，不希望在涉及对华政策的问题上过多纠缠〔9〕。肯尼迪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意识到，在美国国内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在总统竞选中过多地强调改变对华政策是不明智的。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多少表现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意愿。他在1961年2月1日主持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全会议上，曾经讨论过是否可以略微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允许西方盟国的船只为中国承运粮食。肯尼迪在会议上要求国务院进一步研究可行的办法〔10〕。在华沙的中美大使会谈中，美方也曾经提出交换记者和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等建议〔11〕。不过肯尼迪的这些政策“微调”很快便不了了之了，其原因主要是两方面的。 首先是包括肯尼迪在内的参与处理中美关系的人物们，基本上没有理解中美关系的症结，以及中国政府当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们一直企图绕过台湾问题，通过一些“微凋”来缓和中美之间的气氛。问题恰恰在于，即使像鲍尔斯那样曾经试图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人物，提出的办法当时不仅根本不可能为中国领导人所接受，而且只会增加他们的怀疑和敌意。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显然也在考虑和试探缓和双方关系的可能性。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表示，他希望“到密西西比河去游冰”，阻碍他的是共和党政府的三位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杜勒斯〔12〕。1960年8月30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时指出，企图绕过台湾问题来缓和中美关系是行不通的，至于所谓的“中台国”则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上，周恩来提出了比往灵活的建议，即美国首先必须同意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美军何时和如何撤出台湾的具体步骤，可以随后讨论〔13〕。10月18日，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裁军、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核试验和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考虑到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现出对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了如指掌，上及此前在旅途中向斯诺详细介绍中苏分歧等等情况，至少可以肯定周恩来对谈活是有所准备的〔14〕。四天以后，即10月22日，毛泽东同斯诺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的有关内容。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会把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主动向美国开战，并 “要谈判解决”台湾问题，“不要武力解决”。〔15〕 中国领导人会见像斯诺这样的美国记者是有的放矢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花如此之多的时间与斯诺讨论中美关系，显然是在为与美国的新领导人打交道进行试探和准备。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不久，王炳南在大使会谈中向美国方面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他的表态肯定是得到中国领导人允许的〔16〕。陈毅在1961年4月访问雅加达期间，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关于中美关系的提问时，一方面指出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同时也说明在改善中美关系的问题上“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先做出一点贡献”〔17〕。目前已经公布的历史文献尚不足以清晰全面地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全貌。不过上述迹象已经表明，在美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期间，中国领导人的确在进行谨慎的试探。 毛泽东关于不会进攻金门、马祖的谈话其实也是讲给蒋介石听的。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台湾当局对有关对华政策的辩论表现出极度的敏感。10月11日，蒋介石会见美国记者莫尔文(Davis Mervin)时强硬地表示，台湾当局即使“战至最后一人”、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而“必须单独作战”，也决不放弃金门、马祖〔18〕。三天后，台湾当局由“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名道姓地斥责肯尼迪“不负责任”、“大慷他人之慨”、“随便处置”他国的领土等等。声明还信誓旦旦地宣布：“不会放弃……一平万英寸领土”，而且不需要美国协防金门、马祖〔19〕。10月29日至11月2日，蒋介石亲自前往金门、马祖视察，并在金门题字“经营战场”、“培养战力”。此后不久，台湾当局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参演部队达14万人，包括坦克、装甲运乒车等7000辆各类军车。毫无疑问，毛泽东公开声明不使用武力攻占金门、马祖，是对蒋介石坚守金门、马祖的最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也是台湾当局敢于保证不在金门、马祖的防卫问题上拖美国下水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政策上的隔海配合的确是相当默契的。 由于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朝野一些人企图用“两个中国”的方案作为改变对华政策的出路，一开始便走不通了。当然，除了台湾海峡两岸反对”两个中国”的计划，肯尼迪政府在美国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力量，特别是在美国国会中，亲台湾的势力不断通过各种各样的决议，以便反对和挫败任何削弱美台关系的努力。肯尼迪是以微弱多数票战胜共和党候选人的，刚入主白宫时政治地位尚不稳固，还不敢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冒险。另外在他看来，新政府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都面临着远比对华关系更为重要的问题，因此他私下表示，不希望在改变对华政策这样敏感和困难的问题上，招致公众舆论的过分关注。〔20〕 肯尼迪不打算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图很快便在美国领导人的言行中反映出来。4月12日，肯尼迪就任总统后首次就对华政策发表公开讲话。他声称美国将继续履行对台湾当局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反对在目前的形势下允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支持台湾当局保留其在联合国的位置〔21〕。5月3日，美国会参议院两党领袖共同提出一项提案，支持肯尼迪关于继续履行对台湾承诺的声明〔22〕。5月14日，美国副总统约翰逊访问台湾，进一步表明美国无意改变对华政策的立场。 9月21日，联合国大会指导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讨论的议程。以此为标志，美国多年来用搁置讨论的办法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企图已经失败。面对这种局面，肯尼迪政府的方针是尽可能地推迟中国现在就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在肯尼迪政府的高层会议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Adllai Stevenson)曾经主张，用联合国同时给予“两个中国政府”席位的办法，保住台湾当局的席位。而肯尼迪考虑的是至少要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时间，拖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以后。他告诉史蒂文森，“如果红色中国在我们来到首都的第一年期间进入联合国……，他们就会把我们两人都弄得筋疲力尽”〔23〕。10月19日，肯尼迪发表特别声明，声明“美国坚决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或联合国的任何机构”〔24〕。史蒂文森也在联合国大会拼命鼓噪，于12月1日提出了所谓“重要问题案”，即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取代台湾当局的位置，必须要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25〕。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以61票对34票、7票弃权，表决通过了美国牵头的“五国提案”，将中国进入联合国列为“重要问题案”，从而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设置了新的障碍。中国政府对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抨击肯尼迪政府是在搞“反华新阴谋”〔26〕。至此可以说在肯尼迪任内，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了。 尽管肯尼迪政府继续推行僵硬的对华政策，美国民间关于中美关系和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并没有中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外关系委员全”主持的中国研究项目。1962年1月，美国政府由于迫切希望了解有关中苏分裂的情况，认为有必要动员“非政府”的智力资源，展开相关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正是在国务院的授意下，代表东部权势集团的思想库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从2月起邀集大批专家学者，就中苏分裂和美国的对策进行讨论。 很可能是受到这些大型研讨会的影响，“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于4月提出了一项研究中国的宏大项目。“对外关系委员会”设计这一项目的原因是该委员会认为，中国对西方在亚洲的地位构成的威胁，是美国在60年代面临的两大挑战之一，必须给予关注并对那里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检讨过去10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提供政策备忘录供决策者参考；在《外交季刊》和其他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的文章；出版有关的小册子以及出版正式的系列著作。根据该项目的计划于1966年陆续出齐的八部著作涵盖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各国的对华政策等领域〔27〕。尽管这八种书的内容不同且观点各异，但是它们的出发点都是要重新研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及其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含义，归宿则在于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并为制定对华政策“努力开拓新的理解”。这套丛书的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作者具有相当高的权威。他们中间包括有报道中国问题的资深记者、着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曾在中国任职的退休高级将领以及多次参与中美谈判的外交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项目不仅本来就同美国政府要求研究中苏关系有密闭关系，而且项目的“指导委员会”还聘请前国务卿的弟弟、曾经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担任主席，从而大大增加了该项目的“非政府”色彩。〔28〕 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给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啊是个未知数，但是它的确给美国的政治气氛多少带来了一些变化。例如“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丛书出版后，美国—些有影响的报刊给予了报道，一些权威性的报刊如《纽约时报》、《星期六评论》、《芝加哥论坛报》等，均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种变化表明，谈论“重新考虑对华政策”至少已经不是大逆不道的了。 国内新的研究成果认为，肯尼迪有意在他的第二任期(如果他能竞选连任的话)重新审议对华政策，其根据是肯尼迪在遇刺前不久，曾经在1963年11月14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当红色中国人表示其愿意同美国及其邻国和平相处时，那么很明显，美国就将重新审议自己的政策。我们并不墨守对红色中国的敌视政策”。肯尼迪遇刺后不久，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于12月13日发表了经肯尼迪审阅过的长篇讲话。其中首次提出要对中国采取“不把门关起来”的政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对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能够促进我国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变化，不把门关起来”〔29〕。由于肯尼迪被刺身亡，人们无法证实上述观点的可靠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约翰逊政府也未能采取、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能设想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步骤来解决问题。 从肯尼迪到约翰逊两届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都面临着以下几个共同的问题。 第一是关于中苏分裂。从中苏结盟之日起，美国政府便一直试图使用各种手段，离间和分化中苏关系。肯尼迪上台后，面对渐行渐远的中苏关系，在继续奉行促使中苏分裂政策的同时，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苏分裂。 肯尼迪上台后不久，即下令对中苏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能是因为乔冶•凯南(George F. Kennan)在竞选期间曾经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写信向肯尼迪进言，肯尼迪于是请他再度出山，主持有关中苏的研究项目。凯南在1960年8月17日给肯尼迪的那封信中声称：在最近的将来，对美国而言“没有比保持中苏之间在观点和政策上的分歧更重要的了”〔30〕。到1961年底。该项目由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完成了初稿，全文长达77页，题为《中苏分歧与美国的政策》。报告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分裂，中苏分歧表面是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因此也是难以弥合的。从长远的角度看，中苏分歧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从近期看美国未必会立即获益。因为中苏仍然都将美国视为敌人，而且由于中国的“好战”，美国在东南亚将面临严重的挑战。〔31〕 1962年1月2日，国务卿腊斯克首次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中苏分裂的国务院政策计划会议，会议讨论的依据便是上述凯南主持完成的报告。与会者认为，中苏分裂具有“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但由于缺乏有关的情报，美国难以对其发展及其影响作出判断和反应。腊斯克在会议上决定，有必要动员朝野力量，进一步收集情报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资深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在讨论中声称，苏联与中国的分歧就像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中国比苏联更激进，美国可以支持铁托，但不能支持中国那类的“左派”〔32〕。波伦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根据此次会议的建议和安排，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美国的思想库、甚至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有关机构，均对中苏分裂的情况展开研究。综合起来看，美国各有关方面主要关心的问题包括中苏分裂的程度、性质、未来的发展、以及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响等。随着中苏分裂的日益加剧，到1963年夏季，肯尼迪政府大致断定，中苏分裂已经不可挽回了，而且对中苏未来的冲突可能达到的程度有些预侧，如估计中苏有可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33〕。实际上从60年代中期中苏发生边界纠纷后，约翰逊政府已经多少获得了一些有关情况的报告。 关于中苏分歧的性质，美国政府居主流的看法是，虽然中苏的分歧是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但其深层原因的确相当复杂。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目标互不相容，历史上中俄两个民族的矛盾的影响，中苏结盟后双方在军事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等等因素，都是导致中苏分裂和矛盾升级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造成中苏分歧的原因如此复杂，所以从根本上看双方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34〕 至于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响，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苏联相中国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敌对的态度，这一点并没有因为它们之间出争论而发生根本变化。不过相比较而言，中国更为“激进”和“好战”。1962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支持越南的民族革命战争等等，均强化了肯尼迪政府中敌视中国的情绪，使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中国是对美国更直接和更危险的威胁〔35〕。美国舆论界也危言耸听地散布所谓“中国是主要威胁”的言论。根据1962年底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肯尼迪政府认为，只有使中国“软弱、孤立”，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压力〔36〕。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一旦断定中苏同盟不复存在，肯尼迪政府首先采取的策略就是利用苏联与中国的分歧，向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政策，而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则基本是萧规曹随的。 第二是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在肯尼迪上台以前，美国政府便在跟踪了解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在1960年的估计，中国将在1961年晚些时候建成核反应堆，在1962年生产出可用于核裂变的铀。从1961年起，美国开始利用台湾作为U—2型侦察机的基地，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其深入地点达到兰州和包头。这些侦察飞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展〔37〕。与此同时，由于卫星摄像技术的发展，美国可以通过卫星获得有关的照片资料。1961年12月，美国通过卫星拍摄，得到了第一张中国罗布泊核实验场的照片。1963年1月和6月，美国情报部门通过卫星照片分析认为，中国核原料工厂坐落在兰州。有关照片还提供了一些发电厂与兰州工厂之间的输电线路。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何时会爆炸第一颗核装置作出了种种估计，其中一种相对接近后来实际情况的估计是，中国将在1964年晚些时候或1965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38〕 随着情报部门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资料，美国政府中的文武官员们越来越感到紧张。他们认为，中国掌握核武器将是对美国安全的非常严重的威胁。首先是中国掌握核武器，将对美国和亚太地区美军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其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一些非共严党国家的安全也会受到更严重的威胁，其中一些国家有可能在中国的压力下疏远美国，接近中国；第三，一些亚太国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有可能因为恐惧而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第四，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可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总之美国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办法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39〕。肯尼迪本人更是坚决地表示他“无法忍受”中国掌握栘武器，美国必须在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的问题上“有所作为”。〔40〕 肯尼迪的智囊们曾经企图利用美苏首脑会晤，争取苏联与美国合作，共同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但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晤证明，肯尼迪政府至少也是时机没有选对。赫鲁晓夫当时虽然有意与美国一起搞点儿缓和，但并不想走得大远。会谈中肯尼迪一再建议赫鲁晓夫应该反对中国的“好战”政策，包括在核禁试问题上与美国相互配合，结果都被赫鲁晓夫一一驳回〔41〕。美苏首脑会晤后，肯尼迪曾经相当悲观地表示，一旦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它就会控制整个东南亚。 1962年夏季，美国政府试图加快与苏联谈判达成核禁试条约的步伐。引起美国对核禁试的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美苏在核领域竞赛的状况。1961年8月30日，苏联恢复了大气层核试验。1962年1月美英苏在日内瓦的三边会谈失败，美国随后于4月25日开始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美苏竞相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肯尼迪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之美国在核技术方面领先于苏联，所以肯尼迪政府也企图利用核禁试谈判来约束苏联。不过当时对肯尼迪政府来说，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担心。在夏季肯尼迪主持召开的一系列与武器控制和国家安全有关的高层会议上，美国决策者及其助手们普遍表现出对中国和其他—些国家将拥有核武器的严重关切和沮丧。与会者认为，美国有必要在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问题上与苏联合作。〔42〕 直到10月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以后，美国政府的努力才开始从苏联得到回应。苏联政府当时建议，美苏签署的应该是一项全面停止核试验的条约。1963年1月在讨论核禁试条约的会议上，肯尼迪明确地表示，他在核禁试问题上的重要考虑之一是如何防止中国拥有和使用核武器。如果—项核禁试条约有助于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就值得美国认真予以考虑，尽管那是苏联提出的也无关宏旨。〔43〕 根据肯尼迪的决定，美国政府对谈判采取了积极的态度。2月12日日内瓦三边谈判复会。5月下旬，美苏签订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合作备忘录。6月8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宣布同意美英派特使到莫斯科谈判。两天后，肯尼迪便以一次热情洋溢的公开讲话给予了回应。7月14日，美国特使哈里曼(AverellW．Harriman)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并受到苏联政府的热烈欢迎。肯尼迪在第二天给哈里曼的指示中，再次透露了他对急于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动机。他声称即使少量的核武器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哈里曼还应在私下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严重性〔44〕。显然，拉拢苏联以阻止中国掌握栘武器，至少也是肯尼迪政府急于同苏联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7月25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草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空与水下核武器试验条约》，主要内容就是两条：一是签约国不进行条约禁止的核试验；二是不纵容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8月5日美英苏代表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正式签约仪式，10月10日互换文本，条约正式生效。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该条约其实是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和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手段〔45〕。实际上美国在条约签订以前已经估计到，苏联对中国核政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尽管肯尼迪仍然幻想苏联也许能说服中国也签署该条约。苏联与美国合作与其说是准备承担义务，说服中国放弃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不如说是因为恐惧而与美国合谋向中国施加压力。 美国领导人在争取苏联合作迫使中国放弃研制核武器计划的同时，也在考虑使用武力打击中国的核设施。6月24日，肯尼迪在访问波恩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称，美国将说服其他国家不要“抓起棘手的核问题”，否则得到的将是“与核扩散相伴而来的虚假安全”〔46〕。在为哈里曼赴莫斯科谈判做准备的过程中，了解苏联是否会与美国合作对付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成了美国决策圈子的重要活题。肯尼迪在哈里曼启程前授权，在探讨美苏就对付中国达成谅解的可能性方面，他“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47〕。哈里曼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便接到肯尼迪的一项更为霹骨的指示，要求他“尽力查明赫鲁晓夫对限制或阴止中共核计划的看法，以及他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还是愿意接受美国的行动”〔48〕。根据哈里曼的报告，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试探兴趣不大。他认为，在法国也没有签署核禁试条约的情况下，单独将中国挑出来作为威胁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一旦中国有了核武器，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喊欠叫”了〔49〕。苏联领导人很可能认为，与美国共同签署核禁试条约，已经是向中国施加了足够的压力，因此没有必要再为过分的行动付出政治代价。 美英苏签署核禁试条约后，美国政府内部一直有关于使用军事打击阻止中国核试验的设想，其中比较具体的是1964年4月，国务院的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根据国务院政策设计室领导人的要求，提出了四种供选择的方案，包括：(1)由美国发动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2）由台湾的空军进行空中打击；(3）雇佣在中国的特务进行地面攻击；(4）空投国民党军从。不过他在报告中指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并不可取，不仅是因为没有苏联的合作行不通，而且美国可能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50〕。9月15日，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一个月，约翰逊召集会议，再次讨论了如何对付迫在眉睫的中国核试验。与会者排除了由美国单独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计划，但是仍然企图尝试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并获约翰逊同意。〔51〕这次会议的决定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决策层这一时期多数人的看法，即美国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来阻止或拖延中国成为核国家，即使能够成功也是代价高昂的，而且根据中国的实际能力和对外政策的趋向，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10月16日，中国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政府的反应是在尽可能地贬低其影响的同时，拒绝接受中国成为核俱乐部的成员。约翰逊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声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而且不必担心“立即导致发生战争的危险”〔52〕。但是，在美国政府内部不少人心里都明白，不管美国愿意不愿意，中国因为握有核武器而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和参与核裁军等国际事务的谈判，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肯尼迪早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说过：如果没有“人民中国”的参与，同苏联达成任何有关核试验的协议“都将是下完整的”。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前，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关于核扩散和裁军的报告已经透露出对中国早晚要加入裁军谈判的无可奈何〔53〕。问题是到那时美国还能拒不承认中国吗?10月28日，国务院的托马斯(James C. THomas, Jr.)在给助理国务卿邦迪(William Bundy)的备忘录中写到，美国必须记住的两个重要事实是：(一）中国早晚会进入联合国和参加核裁军的国际谈判；(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往正在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因此美国必须设法改变仅仅是“遏制”的对华政策，逐步打开同中国交往的大门〔54〕。这项建议毋宁说是中国核试验给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带来的启示。 第三是越南战争。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逐步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几乎无一不信奉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沦，而且将这种理论同对中国的敌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领导人就断定，印度支那地区的紧张形势是由共产主义势力扩张造成的，那里的民族革命战争不过是那种被肯尼迪形容为是“坚如磐石、冷酷无情的阴谋运动”的一个部分〔55〕。约翰逊更是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美国在越南南方遭受失败，苏联和中国，特别是中国就会前来填补美国离开后的“真空”，可能会有两亿中国军队从“山间小路”涌进印度支那，而且其邻国会—个一个地向中国“屈服”。为了制止中国的扩张，约翰逊从上任伊始，便声称他“将不丧失越南”，不做“目睹东南亚重蹈中国覆辙”的美国总统〔56〕。需要指出的是，约翰逊的这种看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美国政府内的主导倾向，它毋宁说是当时美国政府中弥漫着的反华、反共和反革命的歇新底里的典型而且是极其有影响力的反映。〔57〕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特别直接参与越南战争，目的都是为了遏止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但是美国也因此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首先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实力和地位，从一开始就限制了美国干预的规模和限度。换句话说，美国既要遏止中国，义不希望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这种困境从一开始就在折磨美国领导人。例如在肯尼迪执政初期，美国政府内部曾经有人建议，在老挝形势危急时，直接向那里派遣美国军队，结果遭到否决。反对派遣美军者的主要理由就是担心那样做会引起中国介入，他们提出要么大干，要么不干，除非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否则干脆不要直接插手〔58〕。约翰逊政府在决定直接介入越南战争时，面临同样的困境。它每一次决定是否将军事干涉升级时，都不得不反复考虑中国的反应，因为他们确实担心会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结果是美国为了遏止中国而卷入越南战争，同时又因为担心同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不得不对军事卷入的规模和程度有所限制。 美国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越南北方由于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一再拒绝了美国关于举行和谈的建议。据美国方面的统计，直到1968年，美国为和谈而进行的大大小小的试探多达2000多次，但是从未有结果〔59〕。越南北方坚持武装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在向越南提供全面援助的同时，也一再劝告越南领导人不要轻易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否则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完成国家统一的斗争将前功尽弃。中国的反对至少也是越南长期拒绝与美国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国际上制造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论〔60〕。中国报刊这一时期强烈谴责美国的和谈不过是企图欺骗越南人民，软化越南进行抗美救国斗争的立场〔61〕。中国的强硬立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鼓动国际调停的努力。 中国支持越南坚决抵抗和顽强反对美国和谈“阴谋”的两手政策，确实使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进退两难。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这种局面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背景，它决定了美国如要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就有必要改变其对华政策，起码不能将遏制中国作为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要缓和中美关系，就必须放弃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至少需要首先表明，它确实准备为结束军事干涉作出切实的努力。 总之，美国的对华政策在陷入绝境的同时，也酝酿着它将要进行调整的内在逻辑和方向。实际上这一时期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国的政策是将中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断定中国对美国利益和安全的威胁甚至比苏联还要严重，所以美国必须尽可能地遏制和孤立中国；另一方面，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拒不与之来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6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无法再协调下去了。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当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陷入绝境而无法自拔时，美国对华舆论却愈显活跃，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认识和态度更趋于现实。 继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研究项目启动之后，美国舆论界主张松动对华关系、改变对华政策的言论此伏彼起，从未中断。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1966年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主持的对华政策听证会。 1964年3月5日，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讲话，抨击美国现行的对外政策僵化，与国际政治的现实脱节。他在讲话中指出，下能排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未来的时期里会有所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具有灵活性，以适应变化的现实。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在谈到中国的现实时说：“最重要的是，实际上并没有‘两个中国’，而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陆中国，它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并且很可能将无限期地统治下去。”〔62〕这里实际上否定了美国对华政策长期以来赖以支撑的那个完全是虚幻的依据，即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不会长期存在下去。 从1965年开始，随着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的升级，美国会中的反战势力和公众舆论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国会参、众两院就美国的对越南政策举行听证会。作为这些听证会的组成部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1966年3月8日至30日，举行了12次对华政策听证会。应邀出席作证的包括—些持各种观点的著名中国问题或国际问题专家如费正清(John Fairbank)、鲍大可(Doak Barnett)、汉斯•摩根索(Hans Mor-ganthau)等，也有当年著名的“中国帮”的成员周以德(WalterJudd)。这些人中除周以德等少数人表示拥护美国政府现行的对华政策外，多数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其中最有意义的是鲍大可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遏制但不孤立”。 作为在听证会上作证的第一人，鲍大可明确指出，“在未来的十年里，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将是我们对外政策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而美国的政策必须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即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并非“即将消失的现象”，而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美国只能“面对这个现实”。他认为，由于中国会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美国企图将中国永远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做法越来越难以为继。从以往的经验看，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也许还是有成效的，但是孤立中国则是失败的和不明智的。他建议美国政府当前对中国应实行一种“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而最终目的则是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63〕。鲍大可的观点不仅得到多数出席作证者的赞同，而且在美国政界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也在沿着这条思路酝酿改变对华政策。〔64〕 富布赖特听证会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对美国对华舆论的一次转折。在听证会期间，198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65〕。听证会结束后，公开讨论和批评美国对华政策再也不是禁区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日益成为美国公众的呼声。当尼克松政府终于下决心打开与中国交往的大门时，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也可以说是美国舆论已经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创造下条件。 注释： 〔1〕《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页。 〔2〕《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第218、263页。 〔3〕《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第233、249页。 〔4〕《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第279-281页。 〔5〕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189-191页。 〔6〕Chester Bowels, "The China Problem Reconsidered", Foreign Affairs, Vol.38, No.3, April 1960, pp.476-487. 〔7〕理查德•尼克松著、伍任译：《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上册，第283-284页。Newsweek, October 24, 1960, p.16. 〔8〕John F. Kennedy, "A Democrat Looks at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57，转引自《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第209页。 〔9〕《尼克松回忆录》，上册，第284页。 〔10〕参阅戴万钦：《甘乃迪政府对苏共分类之认知与反应》，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版，第30页。 〔11〕《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3页，并见本书第？页。 〔12〕Tracy B. 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 :"Anna Louise Strong: Three Interviews with Chairman Mao Zedong", China Quarterly, Vol.103, September 1985, p.493. 〔13〕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ina Toda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91. 〔14〕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pp.759-761. 〔15〕《同斯诺谈台湾问题及其他》，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48-454页。 〔16〕《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3页。 〔17〕《人民日报》1961年4月3、6日。 〔18〕转引自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199页。 〔19〕《中央日报》，1960年10月15日。 〔20〕Warren Cohen, 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Totowa, N.J.: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1980), p.164.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omorandum No.3, McGeorge Bundy to Secretary of State, "Bunkering of Free World Ships Under Communist Chinese Charter", February 3, 1961, Paul Kesais, Docum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Inc., 1980), Reel 5. 〔21〕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pp.259-260. 〔22〕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203-204页。 〔23〕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仲宜译：《一千天》，第359、362页。 〔24〕《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214页。 〔25〕Paul E. Zinner,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61), p.502. 〔26〕《人民日报》1961年9月21日，22日，28日。 〔27〕这八部著作包括：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U.S. Experience 1953-1967;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 The Future of Oversea Chinese; The U.S. Policy and Asian Security. 〔28〕资中筠在《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一文中，对此项目作了详尽的介绍和 分析，载《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13-15页。 〔29〕《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35-337页。 〔30〕Letter from Kennan to Kennedy, August 17, 1960, attached to George F. Kennan Oral History, John F. Kennedy Library (here after JFKL). 〔31〕"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 Policy", December 19, 1961,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Box 14, JFKL. 〔32〕Memorandum from Thomason to Harriman, "Secretary's Policy Planning Meeting, Janurary 2, 1962: Discussion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 Policy", January 12, Thomason Papers, Box 15, JFKL. 〔33〕《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171-172页。 〔34〕参阅《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166-169页。 〔35〕《一千天》，第643页。 〔36〕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pp.326-332. 〔37〕Chris Pocock, Dragon Lady: The History of the U-2 Spyplane (Shrewsbury: Airlife, 1989), pp.92-95. 〔38〕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T. Richelson, "A Chinese Puzzle",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uly/August 1997, pp.42,44. 〔39〕George C. McChee to Secretary Dean Rusk, "Anticipatory Action Pending Chinese Communist Demonstration of a Nuclear Capability", September 13, 1961, Robert H. Johnson, "Nucllear Proliferation", October 15, 1962; all of them seen in David Wolff edited,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S. Government De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Washington D.C.: 1996).（该资料集是编者为1996年8月为“中国地区档案会议”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编者赠本人收存）。"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ugust 14, 1964; "A Report to the Presidnet by the Committee on Nuclear Proliferation", January 21, 1965, FRUS 1964-1968, Volume XI,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pp.81-83, pp.173-174. 〔40〕Oral History Interview of William C. Foster by Charles T. Morrissey, August 5, 1964, pp.36-37, JFKL. 〔41〕《一千天》，第287-288，297页。 〔42〕Glenn T. Seaborg,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Test Ban Trea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p.162-171. 〔43〕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第422-423页。 〔44〕"Telegram from State Department to Embassy in Soviet Union", July 15, 1963, FRUS 1961-1963, Volume VII, p.801. 〔45〕Oral History Interview of Humphrey Treveyan by Joerph E.O'Connor, September 13, 1963, JFKL. 〔46〕New York Time, June 25, 1963, pp.1,10. 〔47〕《一千天》，第644页。 〔48〕"The Telegram from State Department to in Soviet Union", July 15, 1963, FRUS 1961-1963, Volume VII, p.801. 〔49〕《一千天》，第648页。"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Soviet Union to State Department", July 17, 1963, FRUS 1961-1963, Volume VII, p.860. 〔50〕G.W. Rathjens, "Destruction of Chinese Nuclear Weapons Capabilities", December 24, 1964, David Wolff edited,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S. 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51〕"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ember 15, 1964,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S. 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52〕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美国总统约翰逊对外关系言论摘录，1964年7月-12月》，国际问题研究所1965年编印，第67-68页。 〔53〕"Memorandum of Converstion", February 27, 1964, pp.13-1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16, 1964, pp.76-81;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ugust 14, 1964, pp.88-9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rch 22, 1965, pp.194-196; FRUS 1964-1968, Volume XI,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54〕"Memorandum for Mr. Bundy", October 28, 1964, Selected Recently-Declassified U.S. Gover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tomic Weapons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1-1965. 〔55〕肯尼迪对共产主义扩张的看法可参阅《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83-84页。 〔56〕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p.460，并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154页。 〔57〕可参阅Robert S. McNamara with Brian Van DeMark,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pp.64-65, 102, 116, 218. 〔58〕《一千天》，第259页。 〔59〕参阅《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255页。 〔6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50页；下卷，第74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44页，471页，820页；"Documents on China and Vietnam Peace Talks", Zhai Qiang, Beijing and the Vietnam Peace Talks, 1965-1968, New Evidence from Chinese Sourc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18, pp.26-34. 〔61〕以1965年春美国提出和谈为例，中国的报刊对国际上的所有调停努力都进行了猛烈的密集的抨击。《揭穿约翰逊的大骗局》，《人民日报》1965年4月11日；《正告吴丹》，《人民日报》1965年4月12日；《短命的骗局》，《人民日报》1965年4月13日；《评十七国“呼吁书”》，《人民日报》1965年4月22日；《我外交部两次照会英国政府，不欢迎英国政府派特别代表来华讨论越南问题》，《新华月报》1965年第5期，第153页。 〔62〕转引自《缓慢的解冻》，第16页；《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38页。 〔63〕U.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Mainland China-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Eighty-Ninth Congress, 2nd seaso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66). 〔64〕有关美国政界人物的反应可参阅《缓慢的解冻》，第24页和《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44-345页。 〔65〕《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45-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