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史性的握手 第一节 走向缓和 1968年后，针对苏联在边界不断增加的武力挑衅事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给予反击。中央军委指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难备用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根据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选择政治上军事上有利的时间、地点预作准备，有计划、有重点地打击苏军的批衅，在警告无效和苏军打死中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力争“不斗则已、斗则必胜”。〔1〕 1969年2月19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批淮了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提出的珍宝岛地区自卫还击斗争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前线部队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抽调三个精干的侦察连，进行了集中训练和部署。 珍宝岛是一个面积只有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中苏边江岸相连，根据国际法理应届于中国领土。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按照部署，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小组登上珍宝岛。10分钟后，苏联边防哨所迅速地派出了2辆装甲车、1辆卡车、1辆指挥车和7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上岛后摆成战斗队形，阻止中国边防人员的巡逻。这时，隐蔽迂回的中国第二边防巡逻小组突然从侧翼出现，挡住了苏军的迂回部队。岛上的形势顿时出现混乱。仓促间，苏军开了第一枪，珍宝岛战斗打响。中国军队在岸上隐蔽部队及炮火的支援下击退了苏军，双方各有几十人伤亡。 3月15日，中苏军队再次在珍宝岛进行激战。苏军出动坦克、装甲车50多辆，飞机36架次，发炮一万多发。中国军队在岛上埋没了地雷，并在江岸火炮的配合下，三次打退苏军的进攻，击毁坦克2辆、装甲车7辆，毙伤苏军140多人，其中包括前线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 珍宝岛冲突本身是中国有所准备的对一段时间以来苏联频繁进行边界挑衅的战术反应。中国方面的企图是防御性的、有限度、有节制的。而且，冲突的发生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这一偶然的战术性冲突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战略性的影响。这场冲突启发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中国的国际战赂进行更为深远的思考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战况汇报时表示：“让他(苏联)打进来……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 〔2〕 3月22日，毛泽东询问陈毅等人说：“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了?……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3〕毛泽东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信号了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4〕 这些话都是有所指向的．在中苏存在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决定力量对比的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显然只有美国。因此可以认为，珍宝岛的冲突开始把中美苏战略关系的课题提上了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战略思考的日程。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虽然珍宝岛事件刚刚发生，中苏关系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政治报告还是沿用了旧的提法：突出强调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危险；继续强调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5〕 “九大”以后，周恩来再次找陈毅、叫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交代毛泽东安排的国际战略研究任务。四位老帅都表示木理解：经毛主席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公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周恩来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贞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 〔6〕 这个情节再次表明，毛泽东已经不满足于“九大“所阐述的中国对外战略，希望在中国与美、苏两大国的战略关系格局中有所突破，以摆脱目前两面受敌的孤立被动局面。但是，他还需要观察和思考，尤其需要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帅们的政治智慧的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料，珍宝岛冲突也对美国的决策者们产生了重要影响，鼓励美国人加快了对华政策调整的步伐。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后来写道：“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没没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一切膜肪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7〕 这样叙述可能有些夸张，中美缓和最初走出的几步并不是那么“毫不犹豫”的，而是一连串左躲右闪、小心翼冀、交错回旋的“小步舞”，不过前进的脚步毕竟还是从这里迈出了。 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经过了长期的酝酿过程。〔8〕 1967年，一向以强硬反共立场著称的右翼政治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大家庭之外……” 〔9〕 1969年尼克松在大选中获胜，当选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再次含蓄地表达了缓和对华关系的主张：“我们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 〔10〕 山入主白宫后不久，他便指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1969年3月，在同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一次会谈中，尼克松提出希望与中国开展对话，并请求法国向中国转达他的这个意向。 必须指出，尼克松此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对华关系的倾向，只是顺应当时美国社会的潮流，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空泛的政策意愿。此外，面对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困境， 以及在亚洲收缩力量的要求，尼克松或多或少地也希望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解决这些问题，因而还谈木上有什么具体的对华政策打算。但是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面对公开出现的中苏分裂和对抗，美国开始逐步意识到改善对华关系所具有的更为实质性的意义，这将有助于加强美国在亚洲以至于全球的战略地位。此外，珍宝岛的冲突也使美国意识到了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某种机遇，由此，美国开始迈出缓和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步伐。 1969午4月，尼克松将一则充满“此地无银三百两”味道的口信传给苏联：美国“无意利用中苏之间的困难——当然，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是能够加以利用的”。〔11〕 6月17日，在尼克松的鼓励下．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受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在访问柬埔寨期间致函周思来，要求会见周思来。7月21日，美国宣布放宽中美人员来往和贸易的限制，允许记者、国会议员等六种人访华。7、8月间，尼克松在出访亚欧途中也多次声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美国决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他向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表达了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且委托两国元首担当“信使”，向中国转达美国的意图。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在堪培拉发表讲话说：“我们正在寻求打开(与中国)对话的渠道。” 〔12〕 与对华政策相关，美国还提出从越南撤军、“摆脱这场战争”，让越南战争“越南化”以及相应收缩在亚洲的力量存在等一系列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主张，标志着美国亚洲战略的转变。 但是，作为长期以来美国对华“遏制与孤立”政策的延续，自相矛盾的信息仍然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言论上不断出现。1969年3月14日，尼克松在宣布部署反弹道导弹计划的讲话中仍然强调了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在宣布美国亚洲新战略的关岛讲话中，中国也还是被尼克松指称为“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显然洞悉美国发出的这一系列信号，但是在认识上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依然存有高度的怀疑和警惕。1969年6月，瑞典大使曾探询周思来：美国和苏联哪一个对中国的威胁更大一些?周恩来的回答很有保留：“从两国领导集团敌视中国来看，是差不多的”，“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13〕 9月7日，来访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将尼克松准备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思转达结局思来，但周恩来的谈话还是沿用以前的观点，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是要联合起来，主宰世界。〔14〕 对应以往将美国视做称霸世界的“主谋”、苏联只是“帮凶”的传统观点，周思来对瑞典大使的回答反映出中国在对美政策上已经有所考虑。但是，从会见毛雷尔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至少在1969年9月之前，中国在对美苏关系的认识上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1969年6月以后，中苏紧张局势继续升级。苏联不断对华施加压力．在边境大量集结军队，修建工事，进行军事演习；频繁入侵中国领土领空，制造边界事件。8月13日，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苏军突然越界袭击中国边防巡逻部队，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9月，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命令，创造发动突然袭击的气氛。外交上，苏联积极筹划孤立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还在国际上放出风声，扬言要先发制人地袭击中国的核设施。面对巨大的压力，中国领导人号召全党全国全军积极备战，广泛修建防空防核地下工事，坚决抵御一切外来侵略。 中苏急剧升级的紧张局势，使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迅速凸现出来。8月14日，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战争中被摧毁，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个观点表明，尼克松已经相当明确地认识到了中美未来的战略利益，由此打开了转变对华关系的思路。〔15〕 尼克松秘密指示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研究制订在苏联进攻中国的情况下美国的应对措施*在公开场合，美国政府官员不断发出对中苏冲突的关注和对苏联的警告。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有意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在随后举行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美国明确地向苏联表示绝不参与任何旨在威胁第三方的战略安排，实际上向苏联发出了一个警告。美国副国务卿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在纽约的公开讲话中也指出：“美国不可能不对……中苏争执的升级表示关注。” 〔16〕 在此同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积极寻求与中国开展直接的接触和对话。在当时的情况下，恢复中美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是建立这种接触和对话的唯一可行的途径。9月，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Walter Stoessel)接到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指示：想办法与中国外交官联系，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 根据毛泽东的指不和周思来的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元帅从1969年6月开始研究和讨论国际形势，先后在7月11日和9日17日提出两份报告。报告指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美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子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由于美苏矛盾大于中美、中苏矛盾，就必然会制约它们的对华政策，同时也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因此，报告提出主动利用美苏矛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的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建议在对美关系上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在报告之外，陈毅元帅还口头向周总理提出了几点“不合常规”的设想，建议打开中美关系，包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17〕 老帅们的这些判断对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帮助解开了中国过去纠缠在“美苏勾结”上的思想疙瘩，从而为对美外交的调整提供了新的认识基础和政策方向。 中苏边界局势的持续高度紧张不仅对中国．而义对苏联也产牛了十分严重的影响。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借参加葬礼活动的机会，通过越南外交部向中国表示，希望在回国途中经过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经过反复的考虑，同意柯西金非正式地路过停留，在北京机场会见中国领导人。接到消息后，已经回国抵达塔什干的柯西金迅速折返，改变航线，于11日飞抵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不为边界问题打仗、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这样，极度紧张的中苏局势出现了一线转机。 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 这时，中美关系的缓和也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10月10日，基辛格会见巴基斯坦空军元帅谢尔•阿里•汗(Sher AiiKhan)，告知美国将停止两理驱逐舰在台湾海峡的例行巡逻活动，以此作为缓和对华关系的表示，希望他通过叶海亚•汗(Yahya Khan)总统向中国转达。〔18〕 11月19日，美国通过罗马尼亚向中国转交了美国作家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一封信，透露美国将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立场，暗示美国将从台湾撤军。〔19〕 美国的这些和解信号受到了中国方面的高度重视，11月16日，周恩来收到巴基斯坦转达的美国撤除台湾海峡巡逻军舰，并希望同中国建立最高级的秘密联系和接触的信息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20〕 同时中国也开始采取各种方式回应美国的信号。12月2日，用思来就尼克松的传话答复巴基斯坦大使：“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21〕 7日，经过政治局的讨论，中国释放了因游艇失事而漂入中国领海的两名美国人，以此作为对美方试探的反应。〔22〕 同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同美国驻港总领馆进行了接触，表示中国对缓和对美关系的关注，并询问美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决策者在1969年11月左右突破了对美关系的禁区，决定调整对美政策。周恩来11月21日在接见即将出访的中国代表团的讲话中引人注目地指出：“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光看到勾结，看不到争夺，有些国际问题就不能解释。只有两个阵营的矛盾的提法就是片面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都要分析矛盾，怎么看木到矛盾呢?” 〔23〕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和周思来已经接受了陈毅等人对中美苏矛盾的分析，即放弃传统的“美苏勾结”论，认为美苏矛盾大于中苏、中美矛盾，强调美苏之间的斗争。这同时预示了中国在外交上利用美苏矛盾、调整和突破中美关系的前景。 从这个时候开始，中美在双边关系上真正跳起了双人的“外交小步舞”。1969年12月3日，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终于找到了与中国外交官接触的机会。他十分偶然地在一次南斯拉夫时装博览会上发现厂几位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尼克松交办的工作，他甚至不顾外交礼节，跑着追赶中方人员，请求会晤中国驻波兰大使，转达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c收到汇报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有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毛泽东指示，公开接触，不必保密。〔24〕 12月11日，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向美国大使发出了作客的邀请，美国大使“大吃一惊”，答复说：“他将高兴地、小心地从后门进人大使馆。”中国方面表示，这种安排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走正门。〔25〕 在会晤中，美国大使表不，美国“不想就老的意识形态论据作无益的重复”；根据来白美国最高层的意思．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他建议在1970年1月12日至16日之间举行两国政府代表的正式会谈。〔26〕 根据这次会晤的情况，中国领导人丁1970年1月7日作出决定，同意恢复小美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次日，中同驻波兰使馆代办雷阳回访了斯托塞尔，通报了中国政府的决定，双方商定在1月20日恢复已经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美关系的进展使美国方面甚为欣喜。基辛格认为，中美苏“三角关系”已经逐渐形成了。1969年12月18日，基辛格在年终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像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中国人民显然是一个伟大的人民。在现有文明的地区里，他们有着最悠久而从未间断过的一套统治记录；其次，八亿人民代表着人类百分之二十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管我们打算做什么和采取什么样公开宣布的政策，他们都会给国际事务以影响，他们是一个现实”，“无视八亿人民这一件事，在我们看来就不可能建立和平了”，“因此，我们准备同他们对话”。〔27〕 12月19日，美国政府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同日，基辛格向巴基斯坦大使表示．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比华沙会谈更为安全的联系渠道以便讨论更为严肃的问题。〔28〕 由于中美之间长期的敌对与隔绝，由于当时两国的国内国际环境，尽管双方已经开始了接触，中国方面还是保持着高度的谨慎和警惕，拒绝美国提出的秘密联系的做法。12月12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说，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美苏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争霸世界；尼克松说现在已经进入“谈判的时代”，此活不恰当，现在是扩军备战，但同也进行谈判。他指出当前中美苏之间相互开展谈判的现象，强调华沙渠道的存在，让尼克松“直接通过他的大使起用这个渠道，不需要迂回曲折耍花招”。〔29〕 12月29日周思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外交部目前对美方人员与我方大使接触的要求采取“一切拒绝”的态度“恐不甚妥当”，可采取只收、只听，哲不答复态度，“以利于我侦察美国真实动向，增加苏联疑虑。对我有利于接触时，才给回答”。毛泽东批复：“同意。”〔30〕 这些情况反映出中国依然存有的对美国真实意图的怀疑和保留。从后来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中美缓和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是风险很大的事情，稍不谨慎，来自外界的风波可能会迅速将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提出与中国进行秘密接触的建议。拒绝美国的这个建议，反映出中国还没有最后下定推动中美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决心。此时建立的与美国的联系在性质上还停留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阶段，中美接触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中苏之间，根本目的是向苏联施加压力。在此同时，中国也在进一步侦察和估摸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 1970年1月四日和2月明日，按照商定的时间地点，中美两国大使级代表在华沙分别举行了第一二五次和一三六次会谈。美方代表斯托塞尔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美国有协助保卫台湾的义务，但是这并不妨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增长，美国将削减现在台湾的所有军事设施；美国希望讨论两国关系间的全部问题，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讨论一项联合声明。斯托塞尔还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进行直接商谈。〔31〕 中方代表雷阳表示：(一)中国愿意讨论美国方面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根本改善两国关系；(二)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容外入侵占，因此必须商定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一切武装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更不允许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三)“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接待。” 〔32〕 在华沙的这两次大使级会谈为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这是两国代表第一次面对面地互相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意愿，双方都表示了举行更高级别会谈的意向．双方还同意将下一轮会谈，即中美第一三七次大使级会谈的地点定在北京。其次，通过这次会谈基本上探明了中美在改善关系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政府首次表达了不妨碍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将从台湾撤军的立场；而中国政府也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不再坚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的“一揽子”方案；双方还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关系的问题上取得了初步的共识。 1970年2月，尼克松采取了一个他自认为是“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份年度外交报告中，“以空前求实的精神”谈到了中国：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被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改善同北京的实际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33〕 在这份报告的防务政策部分．中国不再被当成与苏联结盟的将共同威胁美国的敌人，从而将助年代“两个半战争”的战略改成“一个半战争”。3月，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凡是为了正当日的去“大陆中国”旅行的美国的护照都是有效的。4月，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 但是中美在华沙启动的会谈，以及在双边关系上刚刚开始不久的进展很快又遭到了严重的挫折。1970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柬埔寨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合法政权。4月29日，美国又从幕后跳到前台，公然出兵入侵柬埔寨，印度支那半岛的局势再度紧张。为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斗争，中国国内又一次掀起支援印度支那人民反美革命斗争的热潮。3月18日，中国通知美方，推迟预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5月18日，中国再次通知美方：“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争造成的越来超严重的局势”，“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三七次会议已经不适宜”。〔34〕 5月20日，在原定中美举行第一三七次大使级会谈的日期，首都50万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毛泽东、周思来出席了大会，林彪宣读了毛主席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即著名的“五二○声明”。其中重申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认为现在世界上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战胜大国的侵略”。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35〕 美国再度扩大印度支那战火，使中国不得不对尼克松缓和中美关系的真实动机和企图产生怀疑，中国领导人再次对国际形势作了严重的估计。另一方面，中国所承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也使它要对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强烈的反应。而在此同时，一系列其他的因素也影响了中美接触的进程。美国国务院出于对中国会谈动机的怀疑和成见，认为中国只是在利用大使级会谈对苏联施加影响，“在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可能性很小”。〔36〕 国务院还要求在下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增加先决条件．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与白宫的政策方针发生了分歧。在美国决策层内部发生的这种争斗以及官僚程序的拖延使第一三七次大使级会谈的日期从3月被推迟到4月15日。 而当时的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预定要在4月盟日访问美国，以此为理由，美国国务院再次提出要求．推迟会谈的时间。“五二○声明”的发表对美国政府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尼克松一度认为“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并且下令：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军舰在24小时内全部开往台湾海峡。〔37〕 中美关系几乎要重新回到对抗和敌视的时代。但尼克松的这条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政治家的理性战胜了感情的冲动。透过“五二○声明”磅礴的语句，基辛格注意到声明所表达的主要是对柬埔寨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在具体政策上，尤其在涉及美国的问题上声明保持了高度的谨慎。基辛格认为中国还是“留着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相互接近的长征”，尼克松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而收回了在台湾海峡部署舰队的命令。〔38〕 因此，“五二○声明”并没有使中美两国重新走上相互碰撞的轨道。相反，正是这个声明的思想奠定了未来中美缓和的认识基础。首先，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39〕用革命取代战争作为对形势的基本判断，这使中国外交得以摆脱备战的阴影，在革命的基本前提下具备了灵活机动的空间。其次，声明反复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内外交因”、“垂死挣扎”，也为后来中国对缓和政策的解释设下了理论注脚。最后，尤为关键的，这篇声明用以判断是非的标准完全回复到国家主权的理论基础上，这使中国进一步摆脱了“世界革命”的桎梏，为中国外交重整旗鼓、重现生机和活力消除了思想上的围绊。 为把中美缓和的进程继续下去，美国政府和尼克松个人继续作出了各种与中国友好的姿态。1970年6月4日，美国众议院14年来第一次从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定。15日，美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Vernon Walters)再度奉命与中国外交官接触，希望打开中美会谈新渠道。6月25日，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提出针对中国的所谓减少意外战争危险的备忘录，遭到美国的拒绝。6月29口．美国军队从柬埔寨撤退完毕；次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禁止美国在柬埔寨使用军队；同时，尼克松宣布美军今后在南越的作战行动将只限于提供空中支援。7月8口，美国宣布准备减少在南朝鲜的驻军。10日，美国J。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所在对总统的采访中间道：“在俄国同中国闹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从而从这种局势中获得情报方面和外交上的最大好处呢?”尼克松回答道：“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 〔40〕 24日，尼克松亲自批准了通用汽车公司向中国出口汽车零件的申请，并通过商务部加以宣布：8月历日，美国取消禁：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 10月初，尼克松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说：“如果我死之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41〕 明确地向公众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10月下旬，为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一些国家首脑聚会纽约，尼克松在同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总统的会晤当中，请他们向中国转达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表示希望派遣特使秘密访问北京。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晚宴的祝酒词中，尼克松意味深长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美国总统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个正式的称呼。这个举动很快引起了外交界的重视。 在美国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不断向中国发出和解信号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逐步确认和接受了美国的和解意愿，进而逐步形成了缓和中美关系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方面也作出了各种微妙的举动，向美国传递和解的信号1970年7月10日，美国方面注意到，中国提前释放了关押11年之久的美国间谍詹姆斯“华理柱(James Walsh)。尼克松认为这个举动意味着中美“外交小步舞”的重新开始。〔42〕 大约就在同时，中国政府对寓居瑞士的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发出了访问的邀请。这个邀请从—开始就带着不同寻常色彩，中国领导人急电驻法大使黄镇，要他亲自登门拜会、说服斯诺接受邀请。〔43〕 正如斯诺所言，“中国领导人从不公开做无目的的事”。果然，他的访问再次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页。 8月14日，斯诺抵达北京，开始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在红色中国的传奇之旅。他在中国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接待。10月1日，在检田园庆群众大游行的天安门城楼上，斯诺夫妇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同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且合影留念。10月19日，周思来总理同他们进行了会谈。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斯诺，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的谈话。 毛泽东谈话风趣而充满了深意：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约。当然要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 〔44〕 一周以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检阅国庆游行时与斯诺在天安门的合影，报纸右上角的“毛主席语录”栏里刊登了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45〕 尽管此举当时并没有立即收到预想的效果，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未能领会这种东方式含蓄的姿态，但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确确实实的信号：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现中美两国之间的缓和。 就在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的同时，尼克松所委以重托的“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也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11月14日，周思来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回答他带来的口信时表示：“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蚊，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他希望通过叶海亚把这个口信转达给尼克松。〔46〕 一周之后，来访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也将同样的口信带到了北京。周思来总理作出了同样表示：“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别的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尼克松说愿意跟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恢复会谈，如果他真有解决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我们欢迎他派特使来北京谈判。”他还进一步提出：“不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到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 〔47〕 1970年12月9日，周思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递的口信到达了白宫。基辛格后来写道：“我当时实在太忙，无法表达我所感到的激动心情……这是局恩来发给理查德?尼克松的权威性的个人信息。” 〔48〕 尼克松也表示，他从这些口信以及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获得了“极大的鼓舞”。1970年12月16日，尼克松和基辛格很快向中国回复了一个口信：“美国政府相信，为促进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而开始讨论将是有益的。北京的会谈将不仅仅限于台湾问题，而且将包括旨在改善关系和减少紧张局势的其他步骤”，建议两国政府代表尽快在对双方都方便的地点会见以“讨论关于北京高级会谈的方式问题”。〔49〕 1971年1月，周思来委托罗马尼亚渠道转达的口信也带到了白宫，这条口信包含了中国对尼克松来访的欢迎姿态，更加消除了美国方面的顾虑，加强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信心。 注释： 〔1〕这个指示是针对1968年1月5日苏军在七里沁岛挑起的流血事件，于1月24日作出的。边防部队根据指示秘密作好了反击斗争的准备，但由于苏军收敛了挑衅行动，反击计划没有实施。参见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载《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杨奎松：《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载《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2期。 〔2〕参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48页。 〔3〕参见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19页；毛泽东要求陈毅等四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最早是在1969年2月19日提出来的。 〔4〕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645页。 〔5〕《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6〕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7〕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页。 〔8〕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舆论准备，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 〔9〕Foreign Affair, Vol.46, October 1967, p.121. 〔10〕见《人民日报》1969年1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演说。 〔11〕Richard H. Solomon, U.S.-PRC Negotiations, 1967-1984: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Report of RAND to State Department (December 1985), p.8. 〔12〕《白宫岁月》，第1册，第235-237页。 〔13〕参见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21页。 〔14〕《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39页。 〔15〕《白宫岁月》，第1册，第238页。 〔16〕Elliot L. Richardson:"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Its Aims and Strategy",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itin, Vol.LX1, No.1578 (September 22, 1969), p.260. 〔17〕熊向晖：《历史的注脚》，第189-197页。 〔18〕《白宫岁月》，第1册，第243页。 〔19〕U.S.-PRC Negotiations, 1967-1984: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p.9.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34页。 〔2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34页。 〔2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36-337页。 〔2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34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5〕《白宫岁月》，第1册，第246页。 〔26〕参见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26页。 〔27〕《白宫岁月》，第1册，第249-251页。 〔28〕U.S.-PRC Negotiations, 1967-1984: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p.9. 〔29〕参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26页。 〔3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41页；《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26页。 〔31〕See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9), pp.23-24. 〔32〕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页。 〔33〕Richard M. Nixon, "First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February 18, 1970,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0. (Washington D.C. GPO), p.181. 〔34〕《人民日报》1970年5月19日。 〔35〕《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4-586页。 〔36〕See About Face, p.24. 〔37〕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页。 〔38〕《白宫岁月》，第2册，第348页。 〔39〕《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4页。 〔40〕参见李长久、施鲁佳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215页。 〔41〕理查德•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0页。 〔42〕《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0页。 〔43〕宋之光等：《缅怀我们的好领导》，姚仲明等编：《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31页。 〔4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2-594页。斯诺关于这次谈话的公开报道发表在1971年4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但是有材料说尼克松在谈话的几天后就获悉了谈话的内容。 〔45〕《人民日报》1970年12月25日。 〔46〕《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71页。 〔47〕《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72-573页。 〔48〕《白宫岁月》，第2册，第355页。 〔49〕《白宫岁月》，第2册，第348页；另参见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16页。 第二节 通向北京之路 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会发表了题为《建构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报告用专门的章节讨论了中国问题，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美国乐于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其中说： 在今后这一年里．我将仔细研究我们所能采取的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并且消除妨碍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1〕 这份报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中国，这在美国官方的文件中还是第—次。但是，尼克松在报告中声称，美国将继续恪守“对亚洲盟国”的条约义务，尤其是与台湾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联盟”关系，反对将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 就在这份报告发表前不久，美国军队配合越南南方傀儡政权在老挝南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企图切断越南北方的交通线胡志明小道。中国政府再次对美国扩大侵略的举动提出强烈抗议，增加了对越南的经济军事援助。周恩来总理还亲自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河内，鲜明地宣布中国的立场：“如果美帝国主义硬要沿着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 〔2〕 但在此同时，中国通过一定的渠道向美国传达了继续缓和关系的信息。4月4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约见挪威大使时表示：尽管发生了美国（在老挝）升级印度支那冲突的事件，中国迟早都必须要和美国会谈，尤其希望能同基辛格会谈。〔3〕 美国方面也是这样。为了避免一年前柬埔寨事件的重演，尼克松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这个行动不是针对中国的，不应理解为对中国的威胁，竭力缓和这个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冲击。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今后只要有正当的目的，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到中国去访问。 从这些微妙的“外交小步舞”中可以看出，经过两年时间的反复观察和小心试探，1971年初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坚冰即将打破的时刻。但是对这两个在20多年中处于敌视和对抗状态的国家来说，要实现关系的真正好转．确实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首先，改变相互敌对的政策，需要克服国际和国内的各压力，以及消除由此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美国方面，国内的各种反共、反华、亲台的势力依然相当强大，如何处理同台湾以及“亚洲盟国”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在中国方面，与美国的缓和需要在当时的革命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同时也需要处理好与越南、朝鲜以及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其次，由于长时间的隔阂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双方都不愿意在和解的过程中表现出过多的主动，都担心自己方面作出的主动表示得不到对方的相应回报，这也是造成局面僵持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将目前微妙的僵局突破，就成为中美关系走出下一步的关键。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60人从香港登机，启程前往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第一次派团出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这一事件本身对中国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下，克服“左”的重重障碍才得以实现的。它标志着中国在经历了“文革”5年的封闭、孤立和动乱之后，正准备重新迈进国际社会。但是，在飞机掠过蔚蓝的大海的时刻，代表团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一幕将永远载入中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外交历史的华彩篇章将由此开始。 就在代表团出发前，3月11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乒乓球队参加世界锦标赛的问题。在会议的最后，他谈到了与美国接触的问题： 这次我们派乒乓球队出去，它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就要接角许多国军的代表队．其中也会包括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和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 因此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吗?那么美国能不能去?我们同日本的邦交还没有恢复，但体育代表团可以去日本，这个例子…… 大家动动脑筋，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4〕 虽然这段话并不能表明周恩来和中国领导人在当时就有了利用这次乒乓球锦标赛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想法，但是它反映出中美关系在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战略思考中的重要地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乒乓球代表团要利用这次比赛的机会，通过开展友好交往活动，为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乒乓球队的这次出征就带上了不同寻常的色彩和意义。 3月28日，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市开幕，中国运动员精湛出色的技术水平、得体大方的精神面貌令人瞩目。很多西方记者注意到，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反“文革”中通常做法，在公共场合出现时不再人手一本“红宝书”，待人接物上也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和开放性。 在比赛、训练、国际乒联会议等各种场合，中美两国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官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接触。3月27日，在比赛组委会召开的冷餐会上，几名中国运动员与美国选手迎面相遇。无拘无束的美选手热情地向中国运动员打招呼，对美国人极其敏感的中国运动员没有搭话，擦肩而过。但是这些微小的情况被中国代表团通过专设的国际电话汇报给了国内：“美国队的一些人对我们比较殷勤……美国队的人和我们接近，讲了很多话。” 〔5〕 3月30日上午，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代去大会开幕。在会间休息的时候，中国代表宋中凑巧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Graham B. Steenhoven)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两个人在略带尴尬的气氛中进行了交谈。斯廷霍文有意无意地谈到了美国政府不久前取消对待美国护照访问中国的限制的决定。散会时，宋中又偶然地与斯廷霍文以及另一个美国人，乒联国际部主任哈里森(Rufford Harrison)走在了一起。两位美国官员很随意地问起中国邀请南斯拉夫乒乓球队在世乒赛后访问北京的事，询问中国还准备邀请哪些国家代表队。斯廷霍文表示：“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哈里森还友好地表示，国际乒联即将进行的委员会选举中应该有中国代表当选。〔6〕 这两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高度重视。当晚，代表团临时党委召开会议，在听取宋中的汇报后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美国乒乓球队想来中国访问。”晚上9时20分，代表团向国内汇报了情况和讨论的结果：“美国乒乓队想来华访问……在今天的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我们又点了美国的名。但美国乒乓球队代表仍与我接触，并表示美国人民是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 〔7〕 来自名古屋的信息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重视。这些信息被有关部门整理成简报，直接送达毛泽东和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中国乒乓球队赴日本参赛期间，毛泽东像着了魔似地寝食不安，每天都急着要知道有关锦标赛的各种信息和动态。收到代表团3月30日晚发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的情况汇报后，毛泽东指示外交部门：国内同名占屋每天3次的通话不够。要增加到5次。 到底要不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外交部对此进行了研究，结果是主张不邀请的意见占了上风。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将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访问问题的请示送呈周恩来，其结论是：现在，美国队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4日，周恩来将文件送毛泽东审批。〔8〕 而在此期同，在名古屋世乒赛的赛场内外，中美两国人员的接触却日益增多。3月31日，美国队的官员和记者6次与中国方面接触，表示友好并希望保持相互来往。4月2日，中美运动员在观光游览的游艇上相遇，进行了友好的交谈。4月4日，美国选手科恩(Glenn Cowan)在前往比赛场馆的途中误上了中国代表团的汽车。中国著名乒乓球选手、世界冠军庄则栋十分友好地与他打招呼，并且送给他一面杭州织锦作为礼物。第二天，科恩专门准备了一件运动衫回赠给庄则栋。他们友好来往的举动都被在场的各国记者摄人了镜头，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广泛传播给全世界。当天下午，在国际乒联的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宋中当选执行委员。在大会宣布这个选举结果后，第一个走上前来表示况贺的是美国代表哈坚森。 这些迹象都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通过外国媒体的报道，毛泽东尤其注意到了庄则栋与科恩友好交往的举动。据回忆，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反复给他读有关的报道，然后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冶头脑。” 〔9〕 4月6日，在第31届世乒赛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文件上画了个圈。但在当天晚上，他改变了主意，重新作出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迅速在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应。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又惊又喜”，随即毫不犹豫地批准乒乓球队的访问，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这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转折即将发生的信号。4月7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对美国乒乓球队计划中的北京之行表示欢迎。”他还指出：“总统在向国会提交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清楚地表明，他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接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美国还将以欢迎态度看待中国体育代表团进行的任何对应的访问”；“这显然同尼克松总统和国务卿罗杰斯的希望一致，即中美人民之间进行更多的接触”。〔10〕 4月14日，尼克松宣布同中国缓和关系的“五个步骤”，即：给来美国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和团体发放签证；放宽对美元的控制；有条件地取消对来往中国船只和飞机的燃料限制；允许美国船只和飞机运送中国货物；允许向中国出口指定的非战略性物资。就在同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他在讲话中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话对美国客人表示欢迎，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他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他请美国客人们回国后把中国人民的问候带给美国人民。在会见中，周总理还回答了美国青年提出的关于对“嬉皮士”问题的看法，他从寻求真理的高度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这种现象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和评价。〔11〕 基辛格在获悉周恩来的谢谢后认为，中国已经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且保证将友好地对待来访的使节；中国通过邀请不代表任何一种政治倾向的乒乓球运动员的访问，使中美关系即将到来的转折能够成功地避免对美国国内舆论造成刺激，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国内的干部和群众逐步适应这个转折。总之，他认为，“乒乓外交”的精彩表现堪称“周恩来的代表作”。〔12〕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指出：“可能成为20年来在恢复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已经中断的对话方面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步骤，竟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赛场，” 〔13〕 显然是在中国“乒乓外交”的鼓舞下，尼克松再次公开表达了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他个人到中国访问的愿望。4月16日，在复活节与女儿女婿谈及蜜月旅行的时候，尼克松说道：“我希望你们这一生中有一天能够到中国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看看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早一点去比晚一点去好。”几天后，在与美国报刊编辑协会成员的讲话中，尼克松明确表示，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应该成为美国政府的长期目标，他的政府已经并还将为此而努力；他复述了自己同女儿的那段谈话后，坦率地说：“我希望他们这样做，事实上，我希望我在某个时候也这样做。我不敢说在我任职期间会发生这种事。我不想猜测这两个外交问题：谈论承认问题还为时过早；谈论改变我们对联合国政策的问题也还为时过早……在这些非常实质性的人员互访方面以及在贸易方面，我们将继续前进。这将为采取其他行动打开道路，到适当时候，就会采取其他的行动。” 〔14〕 “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71年4月，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生活》杂志发表了断诺1970年底同毛泽东的谈话，从而使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的姿态公开出现在大街小巷的书报摊上。美国白宫发言人和尼克松本人也通过记者招待会再次透露出访问中国的愿望。但是，这些信息已经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意义，因为此刻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条道路的终点和另一条道路的开端”。〔15〕 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前景充满憧憬而又感到焦躁不安的时候，1971年4月27日，他们收到了周恩来一周前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发来的一个口信： 前一时期．由于时局的原因，未能就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口信作出答复。 目前，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正在重新开始。但是，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美国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的直接商谈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合(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当然，如果美国总统先生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可以待之日。至于有关进行北京高级会谈的方式和程序等细节，因无实质意义，相信完全可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得到妥善的安排。〔16〕 这个口信实际上是对尼克松1970年12月16日口信的回复，它重申了中国在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立场，在原则上同意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和总统本人对中国的访问。这个口信结束了中美之间长达两年之久的小心试探和相互猜测，从而将两国关系的缓和从口头的言辞表示推进到了具体的政策行动。口信极大地鼓舞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信心，他们在口头回复中盛赞中国方面具有的“建设性、积极性和容易接近的精神”，表示他们将本着同样的精神在两三个星期内给予正式答复。〔17〕 4月29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中美关系的“坚冰已经打破，现在必须试探水有多深”；再次表示“期望某个时候以某种身分访问中国大陆”。〔18〕 经过一番仔细的考虑和斟酌，尼克松最后决定派遣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访问北京，为他的访问做准备工作。5月17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收到了尼克松承诺中的正式答复。正如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的，这封回信体现了美国在两国关系的“关键时刻”所迈出的“更大的一步”：它完全肯定了中美进行高级会谈的必要；明确提出尼克松本人访问中国的事项，提出委派基辛格到北京为这个访问做准备。回信还相当细致完整地提出了基辛格秘密访问以及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北京的整个行动方案，明确了双方实现关系正常化活动的外交程序、会谈议程、联络方式以及其他一系列具体问题。〔19〕 这是美国在中美缓和进程中提出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个建议，它向中国确定无疑地表达了美国政府的和解意图。 口信发出之后，基辛格便开始了秘密访问中国的准备工作。助手们为他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介绍情况的材料，为将来的谈判做准备。他自己也抓紧时间，阅读关于中国历史、哲学、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书籍。为了保证访问的秘密性，他特地召来美国驻巴基期坦大使，策划出一整套出访的计划，差不多对每—一个细节问题都进行了准备。在此同时，为了给访问营造气氛，避免由于政策不协调可能给中美关系造成的不利影响，尼克松和基辛格小心翼翼地采取了各种规避和补救的手段和步骤。5月22日，针对美苏制定反弹道导弹协定的问题，尼克松专门向中国补发一则口信，说明这个协定并非针对中国。6月1日，为了避免不知内情的国务院官员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上制造麻烦，尼克松宣布在7月15日之前不对此间题作出决定。 就在基辛格为即将开始的秘密访华作紧张准备的时候，在太平洋另一边的中国，同样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各种准备工作。5月26至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美关系。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周恩来起草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经过修改后报毛泽东同意。报告扼要地回顾丁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中美15年大使级会谈的经过以及中美秘密接触和相互传递口信的情况。针对即将开始的与美国特使的预备性会谈，报告提出，在双边关系及相关的台湾、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应当掌握八项原则： 一、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限期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果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有可能推迟。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在台湾的活动。 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五、如前三条尚未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知我决不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可进行商谈。 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报告还对党内国内可能出现的对中美会谈的疑虑作出了针对性的回答，例如关于美国国内的革命形势问题、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斗争问题以及美国可能玩弄欺诈的问题等等。〔20〕 6月4日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央党政军务部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25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由周恩来宣读并逐段解释政治局作出的《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然后结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以及其他材料进行了学习和讨论。期间还听取了有关部门负责人作的外交和国际形势的报告。最后，周恩来作了总结性讲活，就这次会议的意义、国际形势、尼克松的问题、台湾问题、各国的反映、做好工作等七方面的问题作了长篇发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召开的一次动员会，要在思想上统一全党全国的认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美关系的突破。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发出口信的两个星期后，1971年6月2日晚，当时尼克松正在白宫会见外宾，基辛格急急忙忙地跑来，交给他两页打字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外交邮袋带来的，是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赶着送过来的。基辛格太激动了，当时手都在发抖。 这便是他们正在焦急等待的周恩来发给尼克松的回信，信是用第三人称写的： 周恩来总理认真地研究了尼克松总统于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三次口信，并且十分高兴地将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诸 位领导人举行直接交谈一事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并且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好与总统阁下进行直接交谈，自由地提出各自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首先要解决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也就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的具体办法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作为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的美方代表，提前来华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做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 ……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来北京的会晤。〔21〕 这是一个让人期待已久的信息，它标志着中美两国领导人两年以来精心浇灌的和解之花终于吐出了花蕾。这时候，不管是久经政坛的尼克松，还是经纶满腹的基辛格，都无法抑制内心巨大的喜悦和自得。“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基辛格不无夸大地评价道，尼克松则对基辛格说：“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样，晚饭后从不喝酒，并且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认为这次我们应该破一下例……”他从私人小厨房里拿出一瓶从未打开过的陈年白兰地酒，举杯道：“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了更好的机会过上和平的生活。” 〔22〕 基辛格的秘密访问最终被确定在1971年的7月9日至11日。“发信号的时期正在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谈判了”，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精辟地概括了当时的情形。1971年7月1日清晨，基辛格带着一群助手登上飞机，开始了他自称为“一生中最重要不过的一次旅行”——事实上这的确是这位传奇式外交家一生中最富传奇色彩、也是最为辉煌的时刻。〔23〕 按照公开宣布的说法，基辛格这次是到亚洲各国进行一次“了解情况的访问”。在历时12大的行程当中，先访问越南南方、泰国、印度，然后访问巴基斯坦，最后飞赴法国巴黎与越南北方的谈判代表会谈。然而，这次出访的真正目的地却是秘而不宣的——北京。为了效仿古代旅行家马可•波罗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这次行动取了一个有趣的名称：“波罗一号”。 基辛格出发后，尼克松7月6日在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城对新闻界发表讲话，再次有意识地谈到了中国问题。他称赞中国人民是“富有创造性的、勤劳的，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民族之一”，表示“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步骤来结束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并且指出，世界上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世界的前途。〔24〕 这个讲话是要为即将由基辛格揭开的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说明和注解，但是它在西方并没有立即引起政界和新闻界的注意。不过，在北京，它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7月8日，基辛格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这时，一出外文史上的杰作在各方的配合下开场了。在当天下午的招待宴会上，基辛格宣称身体欠佳、肚子疼，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当即盛情邀请客人到远在山区的总统别墅进行休养——当然，谢绝一切新闻记者的打扰。这样，基辛格，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就暂时从摄象机和闪光灯面前消失了。而在同一时刻，4位来自北京的中国外交官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伊斯兰堡，一架专用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也已经在机场整装待发。7月9日凌晨4时，天还未亮，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几辆轿车就将基辛格一行人送上了飞机。为了掩人耳目，基辛格还特意戴了一副墨镜。进入机舱后，专程前来迎接的外交部西欧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等4位中国外交官上前表示了欢迎。4时30分，飞机起航，在飞越了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后进入中国国境。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率领黄华、熊向晖、韩叙、冀朝铸等在机场迎接。然后，他们乘坐汽车穿过天安门广场抵达钓鱼台国宾馆，为了保密，一路上汽车的窗户都用帷布紧紧遮闭着。 下午4时，周恩来到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五号楼，双方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基辛格首先说明他这次访问的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的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关于台湾问题，他表示：美国将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逐步减少剩下的军事力量，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可留待历史来解决；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得到和平的解决；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他还谈到了日本、美苏关系、越南战争、南亚次大陆形势等问题。周恩来指出：中美双方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并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周恩来着重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阐明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无效的。周恩来还谈到了尼克松刚刚在堪萨斯城发表的演讲，但表示不同意将中国列入“超级大国”的行列。 第二天上午，基辛格一行人在黄华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博物院。中午，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第二次会谈。周恩来说：“你们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客观世界的发展是大动乱。我们始终是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等国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黄河以北，美国占黄河以南，同时向我们进攻。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动员、教育下一代。”基辛格说：“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进行勾结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25〕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商定尼克松在1972年春天访问中国，还决定在巴黎建立今后互相联络的渠道。 这样基辛格此行的主要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剩下的事情是就这次访问起草一份公告。正是这份公告引起了中美双方的争议。中国方面认为，关于尼克松的访问，公告在文字上应当体现出美国方面首先表示出访问的愿望，然后中国接受这个愿望。而美国方面认为，是中国先提出了访问的邀请，然后美国接受邀堵。换句话说，中美双方都不愿意表现出自己是主动的，这也的确反映了当时中美双方的政治处境。毛泽东指示说：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最后，周恩来妙笔生花，提笔在尼克松希望访华的句子前加上“获悉”两个字，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基辛格看到草稿后又惊又喜，欣然在尼克松接受邀请这个句子中加了一个修饰词“愉快地”。 7月11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带着此次秘密访问的圆满成果以及中国方面赠送的各种礼物飞回巴基斯坦。同时他们按照预先商量好的密码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个代表成功的信号——“Eureka”(希腊语“我发现了”)。这次神秘的“波罗一号”行动成功得如此圆瞒，竟然没有一丝风声被外界察觉。7月15日下午，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向外界宣布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和《公告》。为了创造新闻轰动效应，在事先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尼克松亲自在电台发表讲话，宣布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访问以及他个人将访问中国的消息，发表了《公告》：“获悉，尼克松总统曾经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26〕 顿时，举世为之震惊。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普遍对这个重大突破表示了积极的、赞赏的态度。当然这中间也夹杂着若干“失意者”愤懑的抱怨，在美国所谓的“越顶外交”所造成的“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下，日本政坛发生大地震，顽固坚持反华政策的极右翼佐藤内阁陷入摇摇欲坠的危机之中。台湾当局在震惊之余，十分苦恼地指责尼克松进行了“不光彩的交易”，背叛了美国在亚洲“最坚定的反共盟友”。“副总统”严家淦发表声明，对尼克松将访问大陆“深感诧异”，要求他取消此行。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向记者表示，他“感到相当的震惊和无法相信”，并向华盛顿提出“强烈的抗议”。〔27〕 苏联的反应比较值得玩味，他们先是对此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塔斯社报道了中美双方的公告，但故意删去了尼克松将访华的内容，接着连续9天，苏联各种新闻媒体都保持沉默，这在世界各国各地部是独一无二的。7月25日，苏联报刊开始了对中国的攻击。此前，苏联摆出一副高姿态，对尼克松拟议访问莫斯科举行美苏最高级会晤一事故意表示冷淡，企图借此来计价还价。殊不料这倒帮了美国一个忙，解决了中美、美苏这两次最高级会晤孰先孰后的问题。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消息一出，苏联再也坐不住了。7月19日，苏联驻美大使探问基辛格：尼克松总统是不是可以先访问莫斯科，再访问北京?这回轮到美国摆高姿态了，基辛格回答说：“最高级会谈将要按照已经宣布的次序举行”——先北京、后莫斯科。〔28〕 注释： 〔1〕Richard M. Nixon,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Building for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ebruary 25, 1971, pp.107-109. 〔2〕参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17页。 〔3〕U.S.-PRC Negotiations, 1967-1984: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p.13. 〔4〕钱江：《“乒乓外交”幕后》，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 〔5〕《“乒乓外交”幕后》，第159页。 〔6〕《“乒乓外交”幕后》，第170-171页。 〔7〕《“乒乓外交”幕后》，第172页。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49页。 〔9〕《“乒乓外交”幕后》，第207-208页。 〔10〕美联社华盛顿1971年4月7日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51-452页。 〔12〕《白宫岁月》，第2册，第367-368页。 〔13〕参见《“乒乓外交”幕后》，第246页。 〔14〕《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4页。 〔15〕《白宫岁月》，第2册，第373页。 〔16〕《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18页。 〔17〕《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18页。 〔18〕《中美关系二百年》，第219-220页。 〔19〕《白宫岁月》，第2册，第385-386页；《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19页。 〔20〕陈东林、杜蒲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3页。 〔21〕《白宫岁月》，第2册，第388-389页；另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8页。 〔22〕《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38页。 〔23〕《白宫岁月》，第2册，第396页。 〔24〕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5-80页。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第723-724页。 〔26〕《人民日报》1971年7月16日。 〔27〕美联社洛杉矶1971年7月15日电。 〔28〕亨利•基辛格著、杨静予等译：《白宫岁月》，第3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第三节 历史性的握手 1971年10月25日，经过一周的激烈的辩论，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大厅里举行表决。电子记票牌首先闪出：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美、日等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顷刻间，整个大厅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从联合国一切机构驱逐出去的提案在大会上进行表决，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全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这是联合国自创建以来最令人难忘的历史性时刻之一，经过22年的艰苦努力和斗争，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席位，联合国也从此结束了将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长期排斥在外的历史。这是中国外交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也是世界正义力量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费尽心机，蓄意阻挠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突破了美国设置的障碍，同意将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提交联大讨论。这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在联合国作用的不断加强。为了继续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采取新的手段，设法使联大通过决议，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重要问题”议程。所谓“重要问题”提案，是指新会员国的加八、会员国权利的停止以及会员国的除名等，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重要问题”需联大以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才能通过。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根本不属于该范畴，美国玩弄这个花招在本质上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并且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60年代，尽管有来自美国的竭力阻挠，在联大支持中国恢复合法席位的国家却不断增加。但是，“重要问题”提案的程序手段还是构成了十分巨大的障碍，美国年复一年地促使联大通过该决议，便使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表决从简单多数变成了需要三分之二赞成票的绝对多数。在1970年的第二十五届联大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提出的提案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包括台湾当局的1票)、25票弃权，首次获得了简单多数。由于受到“重要问题”提案的限制，这个提案因不足三分之二仍然无法得到通过。然而这个结果所传递出的信息却令人鼓舞：中国最终重返联合国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 美国政府也无法回避这个现实，随着中美走向缓和的进程，它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上面临的是一个日益尴尬而棘手的局面。尼克松和基辛格心里很明白：“到最后，反正我们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是要失败的，除非我们坚持毫不妥协地同北京为敌的态度”。〔1〕但是一方面迫于国内亲台势力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了维护所谓的原则立场——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面子，美国政府还是要想尽一切手段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保住台湾当局的位子。这最后一招便是“双重代表权”方案：“美国将支持今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或者以其它方式剥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行动。” 〔2〕 为了给这个方案造舆论，美国政府官员甚至再度放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风声。 这个“双重代表权”方案在实际上是根本行不通的。首先，它不仅遭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坚决抵制，也遭到了来自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其次，它根本无视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同中国友好的现实。绝大多数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国家都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立场，不可能允许在联合国内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基辛格实现了对中国访问后，中美关系缓和的公开化则大大加强了这个趋势。第三，它事实上将再度使美国的对华外交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在联合国内制造“双重代表权”事实上是继续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制造障碍。因此，甚至连制定这项政策的美国政府官员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方案。 1971年9月22日，第二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一项表决，在议程上将美、日等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提案置于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驱逐台湾当局的提案的后面。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获得通过，那么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提案就根本不需要进行表决，可谓“胎死腹中”。美国在决战之前又失了“前哨战”，这便导出了本节开头所描述的一幕。 中国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取得的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胜利，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来说甚至多少有些意外，毛泽东也说他对这个胜利是“没有想到”的。〔3〕 因而，这个“突如其来”的结果让当时正在为准备尼克松的访问而奔忙的基辛格感到几分尴尬也在情理之中。当联大正在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1971年10月20至26日，基辛格再度飞赴北京就尼克松访问及联合公报等问题同中国方面会谈。虽然这一次他不必为保密问题而提心吊胆，但是要跨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巨大的鸿沟，与中国就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达成协议，确实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 基辛格一行人刚下飞机就感到被中国方面来了一个“下马威”，从机场到下榻的宾馆，沿途都刷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类的标语；甚至在他们的房间里也放着英文的宣传手册，封面上就印着这条口号。虽然周总理立即纠正了这些做法，并且向客人作了解释，但是这的确向基辛格反映出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他将面临的艰巨使命。 在短短的6天时间里，基辛格与周恩来进行了1O次会谈，历时23小时40分。关于尼克松访问的日期、行程、会谈万式、通讯联络、安全保卫以及新闻采访等技术性问题，虽然有很多麻烦，但很快得到了解决。最为关键的也是最为困难的，是标志这次访问成败的联合公报问题。 基辛格集中了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草拟出一份公报初稿。为了突出总统访问的成就，这份初稿竭尽全力地要把中美之间的分歧含糊过去，同时用一系列外交辞令凸显所谓的共同点，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表示，不能同意发表这样一篇掩盖分歧、伪装一致的公报。周恩来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4〕 他提出，联合公报可以采取“各说各的”原则，“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5〕 中国方面拿出的公报草稿开始时让基辛格大吃了一惊。它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双边及国际一系列问题的观点与立场，然后，留下了几页空白由美国方面阐述他们的观点。显然，这将是一份充满着观点对立和分歧的形式奇特的联合公报。作为一位专门研究过外交史的哈佛大学博士、饱经国际政坛风云的外交家，基辛格也感到这是一份“前所未有”的公报草案。但他很快就理解了这种做法的高超之处，并不得不对这种做法体现出的智慧深表敬佩：“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我们的难题。阐明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如果我们能形成某种共同的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表明这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人可靠的信念。我们可以避免那老一套的解释，而这往往是那种典型公报的祸根。而且还公报发表之后，我们不致于冒出现矛盾和恶意的风险，每一方也不会把那些模棱两可的词句解释得对自己有利。” 〔6〕 公报的基本框架确定后，在公报的内容和文字上的起草工作依然十分艰苦。对这样一份将奠定未来中美关系基础的历史性文件，其中一字一句的表述都需要经过反复斟酌。周恩来在会谈中指出：”既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改变一些关系，否则就无改革可言。掌舵者应善于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 〔7〕本着这样的精神，中国接受美国的要求，对草稿中某些过于僵硬和尖锐的语句进行了删改。在最为困难的台湾问题上，基辛格经过反复考虑，以一段巧妙的文字表明了美国的立场，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个提法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和欣赏。 由于双方遵循务实、合作精神的指导，基辛格第二次北京之行虽然颇费了一番心机，还是取得了圆满的成果。除了个别段落的内容和文字尚存争议外，中美联合公报的结构和内容大体上都得到了商定，从而为尼克松的访问扫清了道路。在公报的形式和内容上，双方共同创造的这种独特的做法也是永载外交史册的一项创举。在送别客人的时候，周恩来第一次用英文对基辛格说了一句话：“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对尼克松访问的期待和信心。 根据基辛格秘密访华时达成的协议，1971年7月，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武官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A. Wlaters)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建立了秘密会谈的渠道。利用这条“巴黎渠道”，中美双方进行了45次秘密会谈，基辛格本人也先后三次利用各种掩护参加了会谈。11月，基辛格在纽约会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开辟了进行相互接触的又一条“纽约渠道”。通过这些对话渠道，双方就安排尼克松访问、越南战争、美苏关系、中苏局势，尤其是当时发生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巴战争等一系列双边和国际问题广泛沟通信息、协调立场并且达成谅解和协议。〔8〕 为了进一步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1971年1月3日至9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Alexander M. Haig)率领先遣组一行18人来到中国。黑格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的几则口信，并且就联合公报的修改问题同姬鹏飞举行了会谈，双方还就国际和双边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黑格此行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就尼克松访问的技术性问题同中国进行协商，为此双方分成各个小组进行专题会谈。 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美国方面希望尼克松总统的这次访问能够通过电视向美国观众进行报道，但是当时中国不具备卫星转播的设备和能力。因此美国方面提出，鉴于租用卫星的费用比较昂贵，他们会提供所需的通讯卫星，中国只需要在地面接收站的建设方面提供协助。听到汇报后，周恩来总理当即对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提出了批评：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他要求转告美国谈判代表：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同意，并且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请他提出具体的数字，中国将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一般的价格，不做冤大头。这三点意见体现了周恩来融合原则性与灵活性于一体的高超的外交艺术，美国代表对此也深表钦佩。〔9〕 美国政府在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多方面的准备工作。1972年2月9日尼克松在新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寻求能开始减少美中分歧的途径”，“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10〕 2月14日，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出口限制，所有可向苏联和东欧地区出售的商品都可以向中国出口，从向使中美贸易达到了与美苏贸易相同的待遇。尼克松本人更是既兴奋又紧张不安，他大量阅读关于中国的资料，听取专家的介绍和建议，甚至练习如何使用筷子。在动身之前，他还邀请法国大作家和哲学家马尔罗到白宫，征询他对中国以及中国领导人的看法。〔11〕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迎接尼克松访问的准备工作也在中国各地紧张、周密、有序地展开。2月7、8日，周恩来召集北京、上海、浙江党政军及有关万面负责人开会，就接待尼克松的安全保卫、宣传教育、新闻报道、安排接待等各项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提出接待工作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 〔12〕他还要求有关人员学外语，50岁以上的自愿学，50岁以下的要强制学。为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布置尼克松在华所乘中方专机的机组人员进行试航飞行。毛泽东也怀着同样兴奋的心情为他同尼克松的会见作准备，专门做了新鞋、新衣服，理发、刮脸。尽管不久前他刚刚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卧床休息，却始终惦记着尼克松抵达的时间和活动的安排。〔13〕 经过25年冰封的隔绝，经过历时3年不懈的外交努力，中美两国人民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携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等飞越大洋，开始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访问，也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对一个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访问。在尼克松出发前，白宫举行了空前盛大的送行仪式，包括副总统、全体内阁成员、国会两院领袖在内的8000多人出席了仪式，在仪仗队的鼓乐声中，尼克松发表了谨慎而充满希望的演说： 我们并不幻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20年的敌对情绪将会由于我们到那里进行一周的会谈而完全消除。……当我们瞻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扣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求某种办法我们能够有分歧而不致于成为战争中的敌人。〔14〕 尼克松一行于北京时间上午9时飞抵上海，然后在乔冠华等的陪同下飞赴北京。11时30分，美国总统专机缓缓地滑入首都机场停机坪。舱门打开，尼克松携夫人沿着舷梯走下，在离地面还有几步远的地方他就伸出了手，快步迎向走上前来的周恩来总理……这是尼克松精心设计的一个场景，为了弥补18年前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下令美国代表团不同中国代表握手的失礼。为了突出视觉效果，他还反复叮嘱随行人员不要在他下飞机时紧跟在后面，并且专门安排一名警卫把住舱门。 在热烈的掌声中，尼克松的手与周恩来的手握在了一起。尼克松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个时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15〕军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三军仪仗队。然后两人登上同一辆红旗轿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在汽车启动的时候，罪恶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16〕 尼克松和这些美国客人们注意到，在机场并没有出现他们以为会出现的鲜花、彩带、人山人海的欢迎场面，轿车驶过的街道和天安门广场也是冷冷清清，这不由得使他们感到有点失望。这种“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接待规格是中国国内政治气氛所决定的，这同时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美两国间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不过，美国客人的这点小小的失望很快就被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驱走了。下午2时左右，在尼克松刚刚收拾停当，正准备洗澡时，周恩来赶到宾馆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想很快会见尼克松总统。 40分钟后，尼克松和基辛格走进了毛泽东堆满着书籍的大书房，“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尼尧松记录下了这个“动人的时刻”。〔17〕他不知道，此刻80岁高龄的毛泽东病体未愈，医护人员正藏在附近的房间随时准备救护，他看到的依然是一个思维敏捷、充满着智慧与幽默的伟大领袖。寒暄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 〔18〕在众人的笑声当中，毛泽东的这句话奠定了他与尼克松会谈的基调，同时也指明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所应着眼的基础——从“哲学”的高度、从着眼于长远的宏观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发展中美两国关系。 毛泽东妙趣横生、寓意深刻的谈吐牢牢把握住了这次会谈的主题。“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尼克松的访问）”，毛泽东挥了挥手，“其实我们跟他作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作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19〕 轻描淡写之中，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个次要的地位，同时也向尼克松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中国人最终会找到解决办法的。〔20〕 “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21〕接着，毛泽东用这句话表明了一个态度，中美关系应当超越于美国国内的党派政治之上，这样才能立足于长远。谈到大选的话题，毛泽东说：“我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就是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戏语之中，他肯定了尼克松不“夸夸其谈”，能从现实形势出发改变对华政策的行动，同时也肯定了尼克松这些“右派”对苏联的强硬态度。基辛格接着这个话题插了一句：“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22〕 毛泽东肯定了基辛格的这个分析，显示出他对苏联侵略和扩张威胁的关切。 尼克松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同主席和总理讨论一些国际和双边关系中的具体问题。他说：“主席先生，我意识到在一段时间里，我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赞同的。对世界新形势的认识把我们带到了一起，我们(美国)还认识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哲学，而是它对外部世界以及对我们(美国)的政策。” 〔23〕 毛泽东接着尼克松的话题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作了一段概括性的阐述。首先，他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接着，他用他特有的语汇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可是我们两家电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来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是都不那么高兴的。这个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的总统，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24〕 谈话的最后，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25〕 这两句话包含着十分深邃的内涵：首先，毛泽东肯定了中美在现阶段取得的战略性突破；其次，毛泽东对尼克松依然坚持的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旧立场表示了不满；第三，他也表示了对中美解决现有问题，最终实现友好的信心。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充分“体现出毛泽东鲜明的立场和超人的智慧”。〔26〕 下午3时50分．毛泽东结束了与尼克松的首次会见。在将近80分钟的会谈中，毛泽东超凡的魅力给客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承认，在面对毛泽东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一种类似年轻人听“摇滚乐”时感觉到的“颤流”——“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27〕与毛泽东的会谈是尼克松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似乎从未停息过与毛泽东在哲学领域的对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晚7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尼克松。当尼克松夫妇走进宴会厅时，军乐队奏起了美国民歌《美丽的阿美利加》的旋律。这是尼克松本人十分喜爱的一首歌曲，他曾经选用该曲子在就任总统的仪式上演奏。周恩来得悉后便点了这首曲子作为宴会的开始曲，并亲自指导乐队的排练。优美的旋律一下于就拉近了客人与主人之间的距离。周恩来首先致祝酒词，他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冢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他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28〕 尼克松在致答词时指出中美两国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入会谈”；他号召中美两国“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并且引用毛泽东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来描述他改善中美关系的急迫心情。〔29〕 尼克松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当然不仅仅是参观游览、招待酒会和礼节性的会谈，他是带着—长串问题的清单来到北京的。在这个清单里，既包括着双方密切关注的台湾、越南问题，对双边关系未来的规划，还包括着他架构亚洲和世界和平结构的期望。〔30〕 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尼克松同周恩来进行了5次会谈。在台湾问题上，尼克松重申了美国的承诺，即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也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将谋求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并在4年内逐步从台湾撤军。但是他仍然强调目前还不能丢弃台湾，不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希望中国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指出：“还是那句老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大堆了”；“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 〔31〕 周恩来还指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已经等了20多年——我可以在这里十分坦率地说——我们还可以再等上几年。” 〔32〕 双方还就苏联、日本、印度支那半岛、南亚次大陆等—系列国际和双边关系问题“广泛、认真、坦率”地变换了意见。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周恩来批驳了尼克松担心美国退出会造成的所谓 “力量真空”，认为“美国撤出越早越好，越迟就越被动”。〔33〕对美苏的核军备竞赛，周恩来说：“下个世纪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我们希望你们达成协议，减少核军备。” 〔34〕 在周恩来同尼克松会谈的同时，中美还在其他层次上层开了谈判。姬鹏飞外长与罗杰斯国务卿之间就关系正常化、互设联系机构、开展科教文体人员交流以及互通贸易等问题进行了5轮会谈。不久，双方即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联络处。 在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之间，围绕着联合公报的最后定稿问题，进行了十分紧张和艰苦的谈判。争沦的焦点集中在双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上。乔冠华代表中方指出：第一，既然美方承认，台湾海峡两边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解决台湾问题就吃该是中国的内政。美方提出“关心”它的和平解决，中国只能说希望并且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中国不能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第二，台湾本来就是中国领土，驻扎在台湾的美国军队当然应该全部撤离。关方只承诺“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美国在台军事力量和设施，这不符合双方的声明；第三，既然美方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美国在台的驻军当然应该全部撤走。中方的措辞是“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撒出”，美方只讲“逐步削减”是不能接受的。〔35〕 经过几昼夜连续的紧张谈判和修改，双方相互作出让步，终于在访问结束的前一天，2月27日凌晨2时完成了联合公报的定稿。 除北京之外，尼克松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参观游览了故宫、长城、颐和园、西湖等风景名胜，出席了在上海举办的工业展览会，还观看了文艺体育演出。其中，杭州西湖秀丽的湖光山色给尼克松夫妇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月27日下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发表讲话，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和强烈反响。《公报》列举了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看法，承认“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公报》强调指出，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国际争端。因而，《公报》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下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近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方面在《公报》中重申自己立场： 台湾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或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则声明：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公报》还声明，两国同意扩大人民的联系和交流，逐步发展贸易保持接触、交换意见并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磋商。〔35〕 至此，尼克松总统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可以说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在当晚中国方面为尼克松总统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主宾举杯同庆、开怀畅饮，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尼克松在即席讲话中表示：“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2月28日上午，尼克松结束了在中国一周的历史性访问，乘专机返回美国，周恩来总理到机场为他送行。同日，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正式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从1950年中美两国先后卷入朝鲜战争，到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处于隔绝和对抗之中达22年之久。中美两国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美两国的对抗是必然要发生的吗?它是由双方的误解和错误的决策引起的，还是形势使然？确实，中美双方都存在没有及时捕捉到对方信息的情况，都有误解对方信息的情况，但这些只是历史发展中的偶然因素。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决策者的回旋余地都是很小的。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不是中美两国走向对抗的根本原因，而是为两国对抗格局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契机。 中美两国在朝鲜兵戎相见确实是两国关系中的大不幸。在整个冷战中，美苏双方的战略重点都在欧洲，可是亚洲冷战的烈度却比欧洲更大。在这里，不仅有冷战，而且有两次热战。朝鲜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不完全是负面的。中美两国都从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即中美不能再战。在朝鲜战争中，中美两国军队的物质条件相差甚大，但美国并没有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美国确实领教了中国领导人的意志、决心，动员群众支持战争的能力，指挥战争的高超艺术，领教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体会到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中国军队向来是用劣势装备打败敌人的，抗日战争和解政战争都是“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通过朝鲜战争，中国方面也认识别，在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和技术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负具有更大的作用。朝鲜战争使中美双方认识到，对抗给双方带来的代价有多大，而要压倒对方又有多么雄。正因为有了这种教训，双方在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都在谨慎地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使这两次危机都有惊无险。即便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中国也避免了像卷入朝鲜战争那样派志愿军大规模出征，美国也不敢大举入侵越南北方。印度支那战争更进一步加深了朝鲜战争的教训：中美不可以再战。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两国在对抗和隔绝的年代，从1954年到1971年，仍然举行了130多次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解决多少具体问题，毕竟保持了一个对活的渠道，有时也能进一步探明对方政策的底里。 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政策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展开的，却没有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反之，由于朝鲜战争，美国决策者认定中国共产主义比苏联共产主义更危险，更富“侵略性”，并把遏制中国的“扩张”确定为它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目标。美国在寻求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同时，对中国的遏制却有增无已。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关系可以基本上概括为美国的遏制与中国的反遏制。 中美两国走向和解的过程印证了中国一句古话，“不打不相识”。当着两国在印度支那尖锐对立的时候．走向和解的因素正在逐渐孕育成熟。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研究这段历史时，我们禁小住要对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远见和政治智慧表示钦佩。在两国领导人作出这一决定时，他们面前的障碍层层叠叠，他们需要跨越的鸿沟就像太平洋那样宽。多年来的敌意和误解，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国内政治的制约，何况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所有这些都使这一决定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成为一种真正的“震惊”（shock），以致中国政府必须专门发一个文件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解释。 中美两国走向和解的过程又一次表明，在决定国家关系的众多因素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是长远地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但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尤其像中美这样两个大国的关系，要真正认识国家利益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高瞻远瞩，需要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之中抓住本质，在美国方面还需要超越党派利益的局限。而在确认了国家利益后，要据此作出决断，采取行动，又需要大智大勇，需要把握时机，精心设计。当时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做到了这些，造福了后世，也给外交史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注释： 〔1〕《白宫岁月》，第3册，第54-55页。 〔2〕《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第83页。 〔3〕参见熊向晖：《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回忆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过程》，《百年潮》1997年第1、2期。 〔4〕《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208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90页。 〔6〕《白宫岁月》，第3册，第66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90页。 〔8〕关于“巴黎渠道”的情况，参见弗农•沃尔特斯著，朱洲等译：《秘密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关于“纽约渠道”，参见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p.48-57. 〔9〕参见《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第160-161页。 〔10〕Richard M. Nixon,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ebruary 9, 1972, pp.26-37. 〔11〕《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4-247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1页。 〔13〕何迪：《毛泽东的美国观》，《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第254页。 〔14〕转引自《中美关系二百年》，第230页。 〔15〕《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8页。 〔16〕魏文：《尼克松首次访华二三事》，《暸望》1992年第2期，第4页。 〔17〕《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9页。 〔18〕熊向晖：《试析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84页。关于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这次谈话的内容目前尚无完整的中文材料公布，可以参考的有：《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5-596页；熊向晖的《试析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一文部分引用了中方谈话记录的原文，并且对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和鉴别，帮本书的引语主要以此文为准；《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9-253页，《白宫岁月》，第4册，第13-18页中也有所记载；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59-65布布了从档案中解密的英文谈话记录全文。 〔19〕《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87页。 〔20〕参见基辛格著、范益世等译：《白宫岁月》，第4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7页。 〔21〕《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88页。 〔22〕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61. 〔23〕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64. 〔2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5-596页。 〔25〕《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94、95页。 〔26〕《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95页。 〔27〕《白宫岁月》，第4册，第13-14页。 〔28〕《人民日报》1971年2月22日。 〔29〕《人民日报》1971年2月22日。 〔30〕About Face, pp.1.3-14. 〔31〕魏史言：《尼克松访华》，《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32〕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66. 〔33〕《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207页。 〔34〕《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期，第94-95页；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66-68. 〔35〕《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