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下卷（1972-2000） 陶文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新版 　　　　　　　　　　 第一章 停滞不前 第一节 尼克松政府时期 　　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年2月对中国的访问和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打破了中美关系中的坚冰，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此后两国之间各方面的交往都迅速增加。 　　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商定，“巴黎秘密渠道”改为公开渠道，由美国驻法大使沃森和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建立联系，办公地点为双方使馆办公楼。1972年3月13日，沃森首次正式拜会中国大使馆。中国使馆敞开大门，欢迎各国记者采访。两位大使会晤结束后，沃森告诉记者：“我们进行了非常友好和热烈的讨论，我们希望这是许多次讨论的开端。” 1 　　通过中美两国驻法大使的安排，4月中旬到5月初，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率团访华，6月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黑尔·博名斯和共和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率团访华。这些美国政治家第一次踏上隔绝二十余年的中国土地，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曼斯菲尔德5月11日在参议院所作的访华报告中兴奋地指出：“百闻不如一见。过去二十五年来，美国人民没有看到中国多少东西，而那‘百闻’的东西所常常包含的巨大歪曲逐渐变成了美中两国间二十年来的隔离局面，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幸的篇章之一”，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是早就应该采取的步骤。“我当时就赞同他的这一行动。在结束这次旅行的时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这是正确的行动。”斯科特在同日所作的访华报告中说：中国“非侵略性的记载是良好的”，他希望“两国之间将进行更多的和频繁的接触，其中包括我在参议院的同行们的访问。” 2 5月20日，他还表示已宣布退出院外援华集团，因为中国人“不是一个侵略的民族”。3 5、6月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访问了中国，这是这位多年来积极主持改善中美关系的美国中国学泰斗从1946年离开中国后难得的旧地重游。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团员杰里米·斯通博士、麦罗姆· 科恩博士，美国《纽约时报》联合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圣路易斯邮报》记者理查德·达德曼等也在6月间访问了中国。 　　1972年4月12日至29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18天访问，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代表团受到美国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4月18日，尼克松总统在白宫玫瑰园接见了代表团，他在讲话中热情赞扬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说：“我们知道在你们访美期间，你们将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们也知道，在你们比赛的过程中有赢者也有输者。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大的赢者，它比谁赢乒乓球赛更为重要。这个最大的赢者……就是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4 　　两国之间的文化、科技、经济等各方面交往也迅速增加，作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1972年4月间中国政府赠送两只大熊猫给美国，美国则回赠了一对麝牛。在尼克松访华前夕，1972年2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出口控制，对华出口商品清单上新增商品包括机车、建筑设备、工业化工产品、内燃机和辗压机等；中国享受美国对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出口的同等待遇；在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内，美国控制的公司对华出口战略物资时，只要得到所在国的许可证即可出口，无需再向美国政府申请特别许可证；在海外的美国控制的公司对华出口外国技术也无需先得到美国财政部的许可。在《上海公报》中，中美双方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从而结束了两国贸易中断的历史。1972年春季中国政府首次邀请42名美国商人参加这年的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加秋季广交会的美商倍增，达100多人。两国的贸易开始迅速发展。根据美方的统计，1971年美国从中国进口490万美元，出口更是微乎其微；而197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额达3230万美元，对华出口为6020万美元。美国商界开始显示对华贸易的兴趣，一些美商表示，美国政府先前采取的对华禁运政策“很不明智”。5 为了增加两国间的接触，尼克松总统于11月22日宣布，取消对美国船只和飞机前往中国大陆的禁令。任何美国商船只要得到中国的许可，即可前往中国港口。6 7月29日，美联社和新华社、中国新闻图片社达成一项交换新闻和图片的协议。这是22年来中美两国第一次建立正式的新闻和图片交换渠道。协定规定双方可以用无线电和邮递办法进行交换，还同意尽量向对方提供特殊新闻的要求；双方可以改写它们收到的新闻，但不能改变原意。 　　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曾承诺，如果大选获胜他将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3年尼克松连任总统。2月15至19日，继续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第五次来华访问。毛泽东主席与他进行了谈话，周恩来总理同他举行了多次会谈。此时，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状态终于缓和下来，美国与越南于1月27日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和附属议定书。这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有利因素。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双方首先回顾了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一年以来双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重申了《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及两国为实现关系正常化所承担的义务。谈话中的主要议题是两个：台湾问题及美苏关系。基辛格说，美方设想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头两年削减美国在台军事力量（当时有9000人），在后两年“准备以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同中国建交，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关于美苏关系，周恩来单刀直入地提出：如今越南战争已经结束，美国是准备对苏联扩张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是有意安抚苏联，企图“把苏联这股祸水东引”？中方希望美国与其盟国紧密合作，在世界各地抵御苏联的扩张，防止苏联在中东、海湾、南亚和印度洋填补真空的图谋。基辛格回答说，美国对苏联动机不抱幻想，希望中国方面不要因为美国有时需要作一些策略上的调整而产生误解。基辛格保证让中国方面充分了解美国的政策，并保证决不缔结任何可能用来针对中国的协定。 他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比中国的复杂，不仅仅是与苏联对抗。美国在与苏联谈判一些协定，但当美国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这不会成为美国行动的制约因素。如果苏联倾向于走更富于威胁性的道路，那美国将采取有力行动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会谈中涉及的另一问题是柬埔寨问题。周恩来批评美国支持朗诺。批评美国对红色高棉的轰炸，建议美国与西哈努克亲王进行谈判。基辛格辩解说，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但在美国承认柬埔寨政府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直接与西哈努克谈判。如果柬埔寨实现了停火。越南军队撤走了，美国将参与政治解决，西哈努克可以在其中起很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表示中国仍然希望东南亚沿着和平、中立的道路发展。而柬埔寨是一个典型的和平与中立的国家。基辛格表示完全同意这一目标。7 　　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引人注目地会见了基辛格。他用一句简洁的话概括了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说：“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用“友谊”来形容中美关系。即使这不是对中美关系当时的现状的准确描述，起码表明了中国领导人的一种意向。毛泽东告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当抵制“祸水东引”的诱惑，反对西方把苏联引向东方，主要针对中国。他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构想，说要搞一条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一条线上的地区和国家联合抗苏反霸，并说苏联的目的是要占领欧亚两大洲。基辛格表示，美国有非常相似的想法，现在美国派到伊朗去的人要关注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海湾的事态。毛泽东接着说，美国的许多事情我们不大懂，你们的国内事情和外交我们都有许多不大懂。基辛格说，由于美国的国内政治状况，美国的行为方式不如中国直截了当。但在涉及我们根本目标的问题上，我们将果断行事而不顾忌公众舆论。因此当产生了真正的危险，（苏联）霸权主义的意图变得更加积极，我们将在任何地方坚决予以抵抗。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而不是对任何人的善意。如果苏联进攻中国，我们肯定要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反对他们。基辛格还郑重地表示，中美之间了解对方的意图确实是重要的，美国决不会明知故犯地在进攻中国问题上与苏联进行合作。8 毛泽东和基辛格的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迫切心情。 　　次日，周恩来又与基辛格商讨了两国互设联络处的细节及其他问题。2月22日，双方发表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和为实现关系正常化所共同承担的义务。双方一致认为，现在是加速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适当时机。为了便利这一过程并改善联络，经商定每一方将在不久的将来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9 基辛格在3月2日给尼克松关于这次访华的汇报中说，他与中国领导人的谈话是“最自由的和最冷静的，他受到的接待是他历次访华中最周到的”，虽然他对中国领导人的年迈和中国国内政治状况不无担心，对毛、周以后的中国不无忧虑，但他认为只要华盛顿谨慎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它将继续向我们支付红利：缓和亚洲的紧张状态，促进与莫斯科的关系，以及从整体上建立起一个和平的结构。”10 由于越南战争已告一段落，为了表示友好，中国方面同意在越南释放美国战俘的时限内，释放两名在越战中入侵中国领空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此外，1952年11月29日驾间谍飞机入侵中国东北境内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约翰·唐纳，原于1954年11月被判无期徒刑，1971年12月13日改判有期徒刑5年，1973年3月12日唐纳获释回国。11 　　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双方立即着手筹建联络处。1973年3月15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5月1日左右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并任命布鲁斯为联络处主任，联络处将由二三十人组成，其中十名专家，其余为辅助人员。布鲁斯是老资格外交官，时年75岁，曾任驻英、德、法等国大使，是美越巴黎谈判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尼克松在阐述选择布鲁斯的理由时，除了赞扬他的外交经验外，还说，他身为民主党人，却没有党派成见，既能为共和党也能为民主党政府服务。驻华代表团正需要由这样的超党派的外交家来率领，以便不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任总统，都能把现在开始的对华政策继续下去。12 　　中国方面在3月29日宣布，将由驻法大使黄镇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任副主任。联络处的筹建工作进展顺利，5月1日双方联络处正式开始工作。基辛格认为，双方联络处“除了名义不是，实际是两国的大使馆”，双方人员都享有外交豁免权，向本国政府发送密码电讯，签发签证，处理文化与商务交往中的问题。布鲁斯手下集中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布鲁斯认为这是“他曾经领导的外交使团中最有才干的一个”。基辛格在1973年3月对布鲁斯说，他的工作的效果取决于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理解“你是总统的人”，基辛格安排中央情报局的人来管理联络处与华盛顿之间的通讯，而不让国务院插手其间。13 同时，美国一些大银行和公司在美国政府赞助下成立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以促进和便利美中贸易。该委员会成立后立即主动通过中国驻美联络处，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取得了联系，对推动两国商界的互访和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美两国互设联络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步骤。在从1973年到1978年这近六年的时间里，联络处担当了大使馆的大部分职能，它对中美两国保持经常性的交流渠道，对促进两国的人员往来和各方面的合作，对扩大中国在美国的影响，争取美国各界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支持，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仍处于文化革命当中，美国因为水门事件出现国内政治方面的巨大困难的时候，联络处为建设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势头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联络处，中美关系在这几年当中是有可能不进则退的。 　　1973年5月3日，尼克松在致国会的第四个外交政策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建立新的关系”中以显著地位和相当篇幅阐述了对华政策。他在论证中美和解的重要性时说：“把八亿人民排除在外我们就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全球的和平结构”；“国际环境变得多极化了”，无论是在美国的盟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都有独立的声音，美国的外交要适应这种新情况；“一个和平的、独立的、克制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两国之间有许多潜在的领域可以使两国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长远来说两国之间似乎没有重大的利害冲突”，等等。在讲到中美关系的未来时，尼克松一方面表示决心继续已经开始的进程,“精心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改善关系”，同时也说： 　　当然，我们不抱幻想，以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是不受任何干扰的。将来仍继续需要小心谨慎及互相信任，因为尽管我们已弥合了巨大分歧，但20年来方方面面的敌视不可能在两年之内一笔勾销。无论怎样，我们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将继续存在深刻的分歧，这些分歧反过来会转化成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互相对立的政策，需要双方继续互相克制和顺应。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世界环境不可避免的变化将继续注入新的因素来考验我们的关系。14 　　尼克松这里所说的“世界环境的变化”中有一个因素就是美苏关系的变化。美国在寻求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同时，也在寻求与苏联的缓和，而且美国常常把美中关系置于从属于美苏关系的地位，一旦美苏缓和取得势头，中美关系就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局面。但美国决策者还是表示重视中美关系。1973年5月5日，基辛格在白宫会见中国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向他通报了他对最近访问苏联准备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其中提到一个情节：一天，勃列日涅夫请基辛格打猎。在野餐时，勃列日涅夫问基辛格：“你们把中国当盟友吗？”基辛格答称：“不，我们不把他们当盟友，我们把他们当朋友。”勃列日涅夫说：“你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但我们[美苏]应当是伙伴”，他说，我们有共同的责任防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大国。基辛格回答说，我并不认为有这种责任。后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再次向基辛格指出，勃列日涅夫希望基辛格了解，打猎时的谈话是认真的，而不是客套性的交谈，多勃雷宁并问，在美中两国间有没有一项正式的协议。基辛格答称没有。基辛格对韩叙表示，他希望美苏首脑会晤后不久，于8月再次访华，他也非常欢迎中国总理访问美国。基辛格再次表示，“美国与苏联做的一切都准备与中国做，但反过来则不是，美国也许准备与中国做一些不准备与苏联做的事情”。15 　　1973年9月，基辛格取代罗杰斯担任国务卿。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六次访华，也是他担任国务卿后首次访华。据美方资料，基辛格原拟在8月访华。但由于美苏搞缓和引起中国反感，中方在确定基辛格访华日期时一再拖延。以致使基辛格及其手下班子感到烦恼。16 自然他们也不认为中美关系逆转了，因为7月17日，毛泽东还接见了访华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周恩来设宴招待了他。江青还陪布鲁斯一起观看了一场篮球比赛，这些都表明中美关系还在继续发展。 　　基辛格在与周恩来的数次会晤中简单介绍了夏天美苏首脑会晤的情况，包括勃列日涅夫一再建议美苏联手摧毁中国核力量以及美国拒绝该建议的情况，反之，他一再向周恩来建议中美之间实行某种军事合作。在他行前美国军控裁军署向他就与中国可能的战略情报合作提出了报告，报告说，美国对苏军的情报优于中国方面的情报，美国可能“比中国早数小时”侦察出苏联的军事准备，中美之间可就建立热线达成协议，以便于美方向中方提供苏联军事情报，而不会加强中国的核力量“来反对我们”。基辛格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解释说，预警是各国都存在的问题，美国有很好的卫星来侦察导弹发射，如果中美之间通过通讯卫星建立热线，美国就可以及时地、在几分钟之内把有关情报提供给中方，从而帮助中方建立预警系统。这样，中美之间就可以有“经常性的情报信息”，即美国经常性地向中方提供情报。基辛格还说，既然美苏之间、美日之间都有热线，美中之间建立热线也应当是可行的。当然，北京与全国各地的部队都应有良好的通讯系统，但美国也可以帮助中国做到这一点。周恩来认为，如果美国能向中国提供苏军情报，对中国是有很大帮助的。但觉得此事对中国也是有风险的，而且这事要做得“谁也不感觉到我们之间是盟友”。周还指出，卫星通讯也可以被破解。基辛格指出，要秘密地建立热线是不可能的，但热线建立起来以后，其用途可以是保密的。 　　基辛格在会谈中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中美两国签订类似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关于意外核战争的协定，其基本义务是，如果一方发生事故，实施了核攻击，立即就通知对方。周恩来认为，鉴于协议的性质，如果中美之间签订类似协议，将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因为中国是说话算数的。中国对此要作进一步研究。尽管基辛格满腔热情，在会谈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并称，中方同意两个建议也好，只同意建立热线也好，他都愿意把美方拟定的协定文本留给中方研究。但这两件事都议而未决，没有下文。17 　　11月12日，基辛格与毛泽东进行了为时长达近3小时的会晤。毛泽东首先表示了对水门事件的关切，对这样的“屁事”搞得美国国内不安感到不满。基辛格保证这与外交政策无关。谈话的主题仍然是反对苏联扩张主义。基辛格说，苏联总喜欢制造一种印象，似乎美苏两国有一个主宰世界的统治计划，这不是事实，美国没有那么蠢。毛泽东强调，苏联虽然表面强大，但摊子铺得太大，对手太多，实际力不从心。它不得不对付太平洋，它不得不提防日本和中国，又必须注视南亚和中东，还在欧洲面临另一条防线。他们总共只有几百万军队，防守都不够，更不要说进攻了。苏联目前还无法进攻中国，除非美国让它进来，把中东和欧洲拱手相让，使他们可把部队调到东边来。基辛格保证说，美国决不会这样做。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如果欧洲、日本、美国都联合起来，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就小了。谁也不会再受到苏联的攻击。毛泽东指出，苏联在外蒙古驻军，中国牵制了一部分苏联部队，这对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的处境是有利的。 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说，只有美国与台湾断交，中美两国才能解决建交的问题，这就是中日建交的方式。台湾问题相当复杂，我不相信和平过渡，那里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他们怎么能和我们合作呢？ 我们何必着急呢？那只是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岛屿，我看解决台湾问题用不着100年。基辛格说，美国愿意与中国建交，困难是不能立即与台湾断交，原因很多，主要是国内形势的关系。我们希望到1976年，或在1976年完成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谈话已经进行了2小时45分钟，毛泽东还谈兴正浓，最后周恩来只好打断说，今晚还有欢迎基辛格的宴会。基辛格后来认为，让各国使节在宴会上久久地等候，是要让他们向本国外交部发去报告，毛泽东把美国人、把中美关系看得多重。18 　　11月14日，中美双方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报，公报突出了反霸和“一个中国”的内容，并称：“双方一致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在具有权威的级别上保持经常接触，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在不代表第三方谈判的情况下进行具体磋商”。19 这里所谓的第三方，显然是指台湾。 　　尽管中美双方都有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愿望，但1973至1974年正常化的实际进展却是迟缓的。这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总是脚踩两只船，不肯丢弃“老朋友”。台湾问题一直是阻挠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从50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来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政府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还坚持，“任何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它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的想法都是不能被接受和根本不能被谈判的。”“任何关于台湾的最终解决办法，不管是什么情况，都必须得到台湾政府和人民的同意”。尼克松在1972年2月访问中国之前，在对国会的年度外交政策报告中又向国会保证：“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话不会牺牲我们朋友的利益”，对台湾，“美国将保持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外交纽带，信守我们的防御承诺”。一句话，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20 尼克松离开北京几天之后，3月3日，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即奉命飞抵台湾，向国民党当局送上尼克松的亲笔信，向蒋介石保证“忠实地履行我们对台湾问题所有承诺和义务是美国政策的基石。”3月6日，尼克松接见台湾“大使”沈剑虹，表示：“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他还说：“《上海公报》不是一项条约，仅是一项共同声明，双方就各项问题表示本方的立场，并未试图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对台湾的一贯立场是这个问题应用和平手段解决，美国无意干涉，也不会敦促任何一方进行谈判或提供建议，美国不愿介入此事。他要求台湾不要再怀疑美国信守对台湾的承诺的决心。谈话的第二天，沈剑虹立即飞回台湾向蒋介石汇报。21 据统计，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到他1974年8月辞去总统职务为止，尼克松政府在不同场合保证美国继续履行其对台湾的安全义务共达52次之多。22 1972年11月，美国售台两艘新式潜艇，这是核潜艇出现之前最新式的潜艇，近百名台湾海军官兵在美国接受了操作使用潜艇的训练。1973年，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进一步加强。2月21日，当时基辛格正在北京访问，美台签署了一项协议，台湾可以根据美国诺思罗普公司的特许在台湾装配F5-E型喷气战斗机，台湾空军由此可获得大约350架左右的先进战斗机。包括尾翼在内的零件在台湾制造，主要部件在美国制造后运往台湾装配。25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即在华盛顿向新闻界声明，尽管《上海公报》提到，一旦紧张局势趋于缓和，将减少驻台美军，但“这个时机尚未到来，目前考虑这件事，未免为时过早”。其实，从1972年以来，美国所做的是不断从军事上加强台湾军事力量。1973年4月18日，台湾海军又得到三艘美国驱逐舰，分别命名为“建阳”、“莱阳”、“辽阳”号。23 　　针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犹豫摇摆，邓小平在基辛格1973年11月访华前在10月13日会见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会访华议员团时指出，如果美国不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中美关系就不可能在现有基础上向前发展，表示了他对中美关系现状的不满。这一谈话给美国驻华联络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4 布鲁斯给基辛格发去电报，提醒他台湾问题可能成为他即将进行的访问的一个议题。但美国既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做出决定，基辛格在访问中实际上回避了这一问题。 不仅如此，1974年2月，美国政府又宣布任命前驻老挝、泰国大使安克志为驻台湾大使。中国政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说明美国仍要把美台外交关系维持下去。 25 1974年福特政府又允许台湾在美国开设两个新领事馆，使台湾在美外交领事机构数目多达15个，大大超过美国的一些盟国，为台湾当局进一步影响美国公众舆论提供了便利。26 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到美国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4月14日，邓小平会见基辛格，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基辛格推托说，美国在继续减少在台湾的存在，也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邓小平软中带硬地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1974年，中国官员直接、间接地一再告诉华盛顿，中美两国间贸易及各方面交流的任何突破都取决于美国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27 　　第二，美国在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也在寻求与苏联缓和关系，而且美国政策的重心常常在两者之间摇摆。冷战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美苏争霸。尼克松虽然提出了“五极格局”的设想，但西欧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日本只是经济上发展，其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仍然有限，中国的综合国力还不强，其影响也主要限于本地区内，因此西欧、日本、中国“三极”基本只是潜在的力量，现实生活中的两极仍然是美国与苏联。60年代末美苏在战略核武器力量方面的变化促使美国寻求与中国的和解以制衡苏联，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对华政策仍然是从属于对苏政策的。同时美苏关系也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如美苏从1969年11月以后断断续续地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到1971年3月开始在维也纳的第四次谈判却面临重大分歧。美国希望同时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苏联只愿讨论限制进攻性武器。1971年4月中美之间开展了乒乓外交，5月苏联的态度就发生变化，同意同时谈判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说：“三角外交已开始付出红利，苏联因担心美国与中共过份亲善，愿意在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坚定立场上让步。”28 　　1972年5月下旬，尼克松在访问中国后3个月即访问苏联，美苏两国领导人达成了《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卫系统条约》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双方冻结了各自可以拥有的洲际弹导导弹和潜艇发射导弹的数目。尼克松认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最现代化、最具杀伤性的武器规定实际的限制”。勃列日涅夫还表示愿意派高级官员去越南促使越南与美国达成停战协定。首脑会晤还达成了其他文化、商务、科技协定，两国还签署了指导美苏关系的十二项基本原则的文件。尼克松对美苏首脑会晤甚为满意，向勃列日涅夫口头保证：“我向你保证，无论在私下和公开场合，我都不会采取针对苏联利益的步骤。” 29 从此，开始了美苏关系缓和的时期。相形之下，这种缓和比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具有更实际的内容，对美国具有更现实的战略意义。1973年6月中下旬，勃列日涅夫回访美国，美苏达成《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和《关于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的文件。 　　中国领导人对美苏首脑会谈和签署的文件表示担心。6月25日，周恩来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召见布鲁斯。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周说，既然只有两个大国签署了防止核战争协定，其他国家对这两个大国是否要主宰世界就有严重的怀疑。条约可能给世界一个印象，似乎有可能缓和紧张局势，但那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周恩来重复了1972年2月毛泽东对基辛格说过的话：美国可能踩着中国的肩膀去接近苏联。如果中苏之间爆发战争，美国一开始可能会不介入，但向苏联提供军事物资；过了一段时间，等中国把苏联拖得疲惫不堪了，美国会从后方向苏联发起攻击。周恩来强调，他只是重复毛主席说过的话。而中国是有准备的。中国不是悲观，但必须现实。会见之后，布鲁斯立即向基辛格作了汇报。28日，基辛格指示布鲁斯让周恩来放心，“一旦发生周恩来所假想的情况[中苏之间发生战争]，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援助苏联，而且可能终止[与苏联]的所有经济项目”。7月6日，基辛格又接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向他正式通报了首脑会谈的情况，勃列日涅夫正式提出美苏联手制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要求，提出美苏之间交换中国军事情报的建议，遭美方拒绝。勃列日涅夫说，苏联估计中美关系会得到改善，对此也不反对，但如果两国间有什么军事协定，那就会产生最为严重的后果，并导致苏联采取激烈的措施。基辛格重申了以前的保证：“美国无意支持强者反对弱者”，“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阻止对中国的进攻。基辛格还极秘密地告诉黄镇，他已经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一旦苏联进攻中国，美国可以采取什么措施。30 1974年6月底7月初，尼克松再次访苏，与苏联签订了《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议定书》等文件。他在7月2日在苏联的广播电视讲话中说：“在过去两年中，我们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对抗之后，我们向着一个谈判的时代前进，现在我们正学习进行合作。”31 尼克松辞职后，继任总统福特于1974年11月赴海参崴，与勃列日涅夫举行“工作会谈”，并发表了《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32 从60年代末以来中美苏三边关系的总情况是：美苏争霸促使了中美和解，中美和解又反过来促使了美苏关系的缓和，而美苏缓和则使中美和解的紧迫性对于美国来说相对减弱，因而迟缓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第三，“水门事件”的影响。在1972年大选年中，尼克松竞选班子“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人员以及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所在的华盛顿水门饭店，偷拍了民主党的秘密文件，并安装窃听器，以刺探民主党的竞选策略等秘密。结果5人在案发现场被捕。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尼克松同意，共和党人开始销毁罪证，编造洗刷水门事件的各种不实之词，力图把水门事件限制在小范围内。这一策略起先取得成功，尼克松在11月的大选中大获胜利。但民主党人岂肯罢休，1973年4月起，《华盛顿邮报》不断揭示出新材料，证明白宫人员与水门事件有牵连。尼克松欲盖弥彰，到1973年，民主党人加倍努力，发誓要弹劾尼克松。基辛格在1973年9月就任国务卿时在国会作证已经指出，“现在美国被投入又一场苦难的经历之中”，会导致信仰危机，“这也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33 在1974年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第一次承认事态的严重性，意识到水门事件已经成为继越南战争后又一严重问题。不久，水门事件“几乎占据了政府的全部精力”，到4月中旬，尼克松深深感觉到“整个事态已经完全失去控制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34 由于案情的不断发展，共和党人对尼克松的支持不断下降，到后来没有一个国会议员敢于明显地站在总统一边。到1974年7月底8月初，水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真相大白，尼克松也已经山穷水尽，面临着不是辞职就是被弹劾的选择。在1973、74两年中，掩盖真相、保住总统地位花去了尼克松的许多精力，他显然已经失去了往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魄力，在这种时候要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再采取重大举措自然是不可能了。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迟缓的原因并非全部来自美方。中国的文化革命正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极“左”思潮继续在各个领域猖獗。林彪自我爆炸后，周恩来力挽狂澜，不失时机地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纠正极“左”思潮，引起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嫉恨，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他把周恩来纠“左”的努力看成是“ 回潮 ”，“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1973年11月基辛格再次来访，周恩来、叶剑英与之进行会谈。会谈后，毛泽东偏听偏信，认为周、叶对美右倾投降。盛怒之下，他指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批评。毛泽东于11月17日对一些人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他让一些非政治局成员的极“左”派参加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为他们对周恩来的批判和攻击提供方便。35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使一度有所收敛的极“左”思潮再度泛滥，周恩来主管的外交成了江青一伙攻击的重要领域，他们挖空心思制造事端来给周恩来施加压力，臭名昭著的“蜗牛事件”和“风庆轮”事件就是两个突出事例，他们把“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等一顶顶政治帽子扣在周恩来等的身上，使中国的外交环境再次恶化，中国对美政策的回旋余地也就变得很小了。36 　　1974年8月8日晚9时，尼克松在白宫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次日生效。福特继任总统后赦免了尼克松，水门事件遂告终结。水门事件本来是美国的一场党派斗争。 尼克松的反对者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聚集起来，使出浑身解数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有的美国学者指出，尼克松的反对者中“不是没有公正的、崇尚法律的人”，但是大部分人基本上出于三种动机：第一，仅仅就是为了参与这场把“老滑头”搞掉的斗争，从中得到愉悦；第二，要看到尼克松及其同伙罚当其罪；第三，要使他们自己青史留名。水门事件的律师和调查者中真正寻求正义的人微乎其微。37 水门事件虽然使尼克松不光彩地下台，但他在使美国的外交政策适应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所显示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并未因此而黯然失色。38 50年代，当他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时，他是美国政界最反共的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对中国的遏制政策的起劲鼓吹者。但到60年代中后期，他审时度势，确信打开与中国的关系势在必行；又由于他一贯以“反共”著称，也就敢于当机立断，而不怕有“绥靖”中国之嫌。他在访问中国时曾表示在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他的胆识和魄力，他是有可能兑现诺言的。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辞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这是美国国内政治制约中美关系的一个显著事例。 第二节 福特政府时期 　　　　　　　　　　　 　　1974年8月9日，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水门事件给予美国政治及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共和党政府已经因为此事而元气大伤。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和水门事件同时发生。前者作为行政当局外交决策失误的重大例证，后者作为它在国内政治中滥用权力的严重事件，都大大削弱了总统的权力。福特在宣誓就任总统时一开始就说：“我是在美国人从未经历过的异乎寻常的情况下就任总统的。这是使我们的心灵遭受创痛的历史性时刻。” 39 可以说，福特政府本身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从一开始就背着重建政府信任的沉重包袱，处于软弱、不利的地位。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尚有争议的问题，福特是难以有所作为的。福特本人并不精通外交与安全事务，缺乏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经验。国会中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势力还很大。而他更担心的是共和党内保守派的反对。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共和党保守派里根极力试图要取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他坚定地支持美国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反对尼克松为与中国和解“牺牲”台湾。40 这种情况对福特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福特接任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基辛格继续留任，并决定让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务卿的职务。基辛格立即给总统写了一个备忘录，题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诺》。备忘录讲到了台湾问题、苏联问题、南亚问题、东南亚问题、贸易与其他双边关系问题等。备忘录指出，《上海公报》确定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并说， 　　 在这些公开和其他私下的声明的基础上，美国承诺在本届政府内，即在1976年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我们同意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我们声明，我们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反对任何使台湾趋向独立的事态发展，我们反对任何第三国（如日本或苏联）干涉台湾或企图进入台湾的图谋。 ——美国将支持台湾问题的任何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们反对台湾的任何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 ——在1974年我们正在实质性地削减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我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我们打算在本届政府末期从台湾撤出军事存在，结束与台湾的军事供应关系。 在讲到苏联问题时，备忘录写道， ——美国将细心地保持让中国领导人知晓我们与苏联的一切重要的谈判和协议。我们将不与苏联签订任何秘密协议。我们将事先告知中国领导人重要的谈判，如果他们有什么评论，美国准备最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美国将特别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知晓有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展和战略方面的事态发展。 ——美国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任何与苏联达成的协议（关于军控、贸易等问题）。 ——美国将绝不会与苏联达成任何针对中国或中国利益的协议，或任何旨在孤立中国的协议。我们决不会以任何方式与莫斯科合谋对付北京。美国也不会与苏联达成任何可以被苏联用来进行反对中国的宣传的协议。41 　　基辛格的备望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新总统了解美国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对中国的承诺，以便保持与前任政府政策延续性。尼克松的辞职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福特与尼克松在政见方面，尤其在对外政策方面本没有什么分歧。新总统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表示，他将继续前任的政策。1974年8月10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向乔冠华副外长递交了福特总统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信中写道， 　　 我作为美国总统所采取的首要措施之一就是确认一般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延续性。 我的政府将采取与尼克松政府相同的对待国际形势的基本方针……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要素。我们继续把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国看作是符合我们利益的。这些观点在美国有坚实的两党基础，就我本人而言，我自己对贵国的访问加强了我的这些看法。我已经要求基辛格国务卿留任。我对他表示完全的信任和支持。我已经指示他继续让贵国政府完全了解一切与中国利益有关的主要问题。 关于我们的双边关系，我完全认同并打算履行尼克松总统所做出、基辛格国务卿所确认的承诺。我们将恪守在几个场合向您和周恩来总理表达的、在《上海公报》中得到体现的我们对台湾的政策 …… 在我的总统任期中没有比加速实现我们两个国家在分隔了二十年后发起的正常化过程更为重要的事了。我期待着与您共同工作，以确保我们开始的工作将得以持久。42 　　 　　基辛格给周恩来的信则是通过中国驻美联络处转交的。信中说， 　　 福特总统要求我继续担任国务卿。我期待着与您和您的政府密切合作，就像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所做的一样。 如同总统在给毛主席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准备保持在尼克松总统政府任内形成的对外政策的主潮流。这包括在国际事务中起强大的作用以及富有活力地寻求我们在中美关系中的进程。总统完全了解我们的战略估计和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 美国最近的困难不应该使这个国家的基本力量和意志黯然失色……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对我们外交政策两党一致的支持，包括对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支持，将能得到更生动的体现。我们将显示目标的坚定性和政策的延续性。 我无须赘述，本届政府将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承诺。我个人也没有比这更高的目标了。43 　　 　　在公开场合，新总统也做出了类似的表示。8月12日，福特在致国会的第一次内外政策报告中谈到对华政策时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保证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新关系已经表明，它是符合双方的重要的、客观的利益的，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局势的一个持久特征。”44 应当说，在尼克松—福特任期内，国会中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如参院民主党（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与行政当局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没有多少政见分歧。45 10月11日，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决定废除1955年的《福摩萨决议案》中有关保护台湾地区的一节。46 28日，福特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但真的要将中美关系向前推进，并实现突破，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本届政府还有许多客观和主观的局限而难以当其重任。 　　1974年11月下旬，福特总统派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这是基辛格第七次访问中国。当时周恩来总理生病住院，由邓小平副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会谈。基辛格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日本不同，与其他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一股相当大的亲台势力。由于美中双方的合作，美国得以谨慎地逐步地把这些亲台分子中立起来，但是必须记住，防止使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极端的争议是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的。因此，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显然，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邓小平当即指出：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邓小平最后说，看来，解决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看来你们仍然需要台湾。47 　　11月25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了基辛格一行，时间仅半小时。谈话仅限于一些礼节性的不重要的内容。每当基辛格要提出严肃话题时，周恩来就改谈其他话题，说是医生不准他讨论这种问题。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从来没有人解释过为什么政治问题会比闲聊更有损于他的健康。这是一次令人痛苦的会晤——很可能对我们两人都是如此。”48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此时的周恩来其实是处在一种双重的折磨之中，一方面他承受着病痛的煎熬，一方面批林批孔运动好似悬在他头上的一柄利剑，他在外交事务上的发言权明显减少，他不得不谨小慎微。49 中美双方谈定，福特总统将于1975年访华。基辛格这次访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接见，而在此期间毛泽东曾接见过一些外宾，有的地位还低于基辛格。这与一年前他访华时毛泽东与之畅谈三小时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反映出中方对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的不满。50 　　尽管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都保证，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他们的外交的首要工作，但实际上1974至1975年间中美关系正常化没有多大进展。这一点美国政界有识之士也感觉到了。美国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在1975年2月访华后向参议院汇报说：“在对待亚洲局势问题的一个基本现实方面，我们落在一百个国家的后头。我们仍然同一种正在迅速成为历史的过去保持着联系，而这种过去同美国当代的需要几乎是毫不相干的。”他认为，“美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两者兼得。我们不能在加强和台湾自封的中国政府的联系的同时，指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新的关系。《上海公报》是作为一项过渡性的安排而设计出来的；它并没有说我们的对华政策可以一直是双重性的、爱恶并存的。”51 反之主要由于美国没有严格遵守《上海公报》的原则，也由于中国极“左”思潮的再度泛滥，双方之间产生了一系列不愉快事件。 　　1974年，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离任、安克志继任“大使”职，这表示美国将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自然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并受到中国报刊的公开批评。 　　1975年3月又发生了取消中国艺术团访美演出的事件。根据中美原先商定的计划，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定派出中国艺术团赴美访问演出，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负责接待。中国艺术团事先进行了积极准备，并将演出节目单、预备曲目及剧照等陆续提供给美方，预定于3月29日启程赴美。但是就在中国艺术团行将启程前夕，美国国务院竟无理要求中国方面取消艺术团预备曲目中的一首歌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无庸讳言，中国艺术团列入这首歌曲确实具有重申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含义，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方当然不会接受美方的无理要求。于是，3月27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宣布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赴美访问演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就此向记者发表了谈话。对此，中国对外友协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于4月2日发表谈话，严正表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中国人民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美国政府在上海公报中同意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如果不是从《上海公报》后退，就没有理由反对中国艺术团把这首歌列为预备曲目。”中方不拿原则做交易，遂同意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访美。52 　　4月5日，蒋介石病逝。当天，福特总统发表声明，对蒋的去世“深表悲痛”，并称：“蒋总统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等等。53 福特的这番讲话自然被看作是美国要继续保持与台湾关系的一种政治表态。美国政府原拟派农业部长巴茨率团赴台参加蒋的葬礼。但台湾方面坚决反对，认为级别太低。美国一些亲台议员也竭力鼓噪，如参议员高华德威胁说，如派巴茨赴台，他将不参加美国代表团，而要以个人身份赴台奔丧。54 在台湾和国会亲台势力的双重压力下，福特总统做出妥协，派副总统洛克菲勒率团赴台。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妥协，自70年代初美国谋求打开中美关系以来，美国还没有派遣这样高级别的官员访台。这成为美国继续重视对台关系、不会“牺牲”台湾利益的一种象征。55 　　福特总统还一再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美台关系的重要性。4月16日，他说：“我们现在与中华民国有着极好的关系。我们现在和将来当然都会关注中华民国的安全与稳定”。5月6日，他又把重申对台湾的承诺“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目标之一，在这次讲话中甚至没有提到中美关系。56 福特总统发出的信息及时为台湾当局获悉并受到重视。台湾当局发言人满意地表示，这种及时的“保证‘证明’美国并未忽视这个地区的重要性。”57 　　9月间，中美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美国市长代表团访华的纠葛。根据中美双方原先的商定，美国市长代表团拟于9月来华访问，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接待。美方在代表团成员中包括了波多黎各圣胡安市市长。波多黎各并不是美国的领土，关于波多黎各的去向在美国和波多黎各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圣胡安市市长赞成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圣胡安市市长参加美国市长代表团，也就意味着中国对波多黎各的地位表了态。这显然使中方感到为难。于是中方提出，由于波多黎各的特殊情况，圣胡安市市长参加该代表团是不适宜的，希望美方更换人选。但美方却拒绝考虑中方的合理要求，9月8日，美方发表公报指责中方把美国市长代表团访华与波多黎各的地位问题联系起来，把政治因素引入了双边交流，并且片面地取消了这一访问。9月16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评论，反驳了美方的公报，指出，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人员交流，一方提出的人选理应征得对方同意。如果认为对方必须接受一方提出的人选，那是强加于人。“在中美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坚持这种主张，显然是不适宜的，不符合上海公报的精神”。评论进一步说：“姑且不论美国市长代表团访华本身就是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把波多黎各圣胡安市市长列入代表团名单，挑起这场争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方自己。” 58 　　197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中美之间还因为美国政府纵容和支持西藏逃亡分子在美活动发生了纠纷。达赖流亡集团为了寻求国际支持，在西方世界大肆活动，美国是他们活动的重点。他们在纽约成立了“西藏办事处”，并且根据美国“外国代表机构管理法”进行了登记，同时其“新闻公报”也在美国司法部注了册。1974年7月30日，中国驻美联络处曾就此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交涉，指出这是不能容忍的，要求美方就此做出解释，并取缔该“办事处”。美方借口要进行调查，未予明确答复。1975年8月8日，中国驻美联络处获悉达赖集团的一个歌舞团要到美国访问演出，又就此事向美方提出交涉，重申要求美方取缔该“办事处”，并采取措施制止该歌舞团访美。9月24日，美国国务院却答复说，达赖流亡集团的活动符合美国宪法和法律。10月8日，中国联络处再次向美国务院申明立场，要求美方重新考虑对达赖流亡集团在美活动的做法，遭美方拒绝。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谈话，对美国政府公然违反《上海公报》的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予以谴责，并警告说，任何外国势力妄图利用达赖流亡集团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59 　　1975至1976年间中美两国贸易往来也受到挫折。据美方的统计数字，1971年的双边进出口额是500万美元，1972年上升至9590万美元，1973、74年剧增为8.05亿和9.338亿美元，但1975和1976年则回落到4.62亿和3.36亿美元。而美台贸易则继续大幅度增长，由1971年的16.1亿美元增至1976年的48亿美元。60 　　1975年间中美之间比较重要的一次文化交流是中国出土文物在美国长达8个月的展览。展览自1974年12月中旬开始，至1975年8月28日闭幕，从首都华盛顿，到中部地区的堪萨斯城，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市，受到美国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可谓盛况空前。展览总共接待参观者180万人，超过了在美国举办的任何一次外国展览。福特总统的夫人、基辛格、众议院议长艾伯特、联邦政府一些部长和许多国会议员、州长、市长出席了展览会在各地的开幕式，或参观了展览。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展览的成功增进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对于塑造美国人民心目中良好的中国形象起了积极作用。 　　1975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福特政府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不敢也不可能在这方面采取果断的举动。以高华德参议员为首的共和党右翼，包括参议员瑟梦德和赫尔姆斯， 不满福特总统比较温和的政策，威胁要支持加州州长里根作为1976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他们尤其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可能损害台湾利益表示反对。里根在1975年6月的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说中批评对中国的缓和政策，并称，他同意高华德的主张，如果福特要访问北京，就该同样访问台北。10月，在基辛格访问北京前夕，高华德强烈要求总统“把美国对中国的兴趣……从共产主义转到远东的自由”，强烈要求他取消访华，而以访问台湾取而代之。在福特踏上访华征途的当天，里根又撰文对此提出批评，称美国不能牺牲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而去与“红色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在来自本党右翼的这种压力之下，福特确实难以有所作为。尽管基辛格几次提醒福特，尼克松总统原本准备在他的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福特都表示现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机尚不成熟，断绝与台湾的关系政治代价太大。61 　　尽管如此，美国从台湾撤军仍在继续。1973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它将撤走C-130运输机和大约3000名空降部队士兵。这是《上海公报》发表以来美国第一次从台湾撤军。1974年5月，美国政府又宣布从台湾撤走空军战斗部队，到1975年6月，美国驻台所有空军战斗机撤退完毕，1600名美军也定于6月离开，使驻台美军减至2800人。美国的策略是：逐步撤走驻台美军，同时又将先进武器售予台湾，使台湾自身的武装力量不断增强。在从台湾撤军的同时，美国向台湾出售了两艘卸去武装的潜艇、直升飞机、F-104战斗机及C-123飞机。62 　　1975年6月上旬，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 布什针对下半年福特总统预定的对中国的访问，就台湾问题提出建议。他写道： 　　 台湾问题因为牵涉到国内政治，所以眼下不必急着考虑。担心的是您的中国之行已日趋临近，这个问题可能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您的个人利益要求您从纯粹的政治立场严肃考虑一下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我强烈提出以下建议： 1 进行一次深入的民意测验，了解公众对台湾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的态度……应深入了解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观点，探究对不同解决方案的不同看法。显然，这一民意测验应该非常秘密地进行，并且是由其他人委托进行的。 2 深入研究美国的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说过什么并且可能说什么。同样要深入研究主要的民主党人在这一问题上始终在说什么…… 3 要考虑如何防止这一事件成为您的对手攻击您的主要武器，不论他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对中国的访问没有达成关于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某些人会试图将它描绘成一次外交上的失败和解决困难问题的一个无能表现。其他人，特别是右翼人士，将会很快批评访问本身，而且会因此防备心很重，立即会指责任何一点让步是出卖台湾。 　　布什在这封信中还讲到，当时许多美国的新闻记者对福特总统在这次访问中解决台湾问题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建议总统马上采取措施，打消人民的这种想法，让人民的期望现实一点，不要认为台湾这个大问题不解决是一个外交的大失败。63 因此可见，他几乎完全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台湾问题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大选即将来临的情况下，台湾问题具有多大的敏感性。 　　基辛格作为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决策者之一，仍然希望，即便在福特总统任内未能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也要在这一方面取得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他希望在福特总统预定于1975年11月访华时双方能发表第二个公报，而在他10月访华时能把公报谈成。这年夏季，他向黄镇建议，是否可能就走向正常化宣布一些“半路措施”，中国方面继续拒绝这类措施。9月28日，当基辛格在参加联大期间在纽约会见中国外长乔冠华时，他坦率地告诉乔，美国国内政治使美国不可能在福特总统访华期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乔冠华回答说, 我们理解你们的问题，我们方面没有问题。64 　　为了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基辛格于10月19日至23日第八次访问中国。这次访问的特点是，双方自始至终都在论战之中。基辛格带来了一份福特总统访华的联合公报稿，公报稿中以空洞的词藻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得了进展，但美方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承诺。中方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掩饰分歧给人假象的公报。中方在会谈中一再提到尼克松所作的在他的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承诺。邓小平在会谈中强烈要求基辛格停止小修小补，要抓住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球战略意义。他还拒绝了基辛格提出的一些关于航空、商务和航海问题的事务性协定，认为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两国间没有可能达成这类协定。中方甚至怀疑，既然不能在实现正常化方面取得突破，福特总统是否有必要访问中国。65 　　中方直到基辛格一行即将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晚上才讨论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乔冠华完全拒绝美方的草案，而提出了一个与《上海公报》相似的、阐明中美双方在全球争端、苏联和台湾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公报草案，并用“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来描述当时的革命形势。草案也完全排除了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的任何不完全措施的可能。基辛格拒绝了这一草案。中方回答说，中方可以同意没有公报的首脑会谈。基辛格坚持首脑会谈必须有公报。及至凌晨，双方不欢而散，基辛格空手回到华盛顿。唯一可以使基辛格稍感欣慰的是，毛泽东在21日接见了基辛格一行。 　　毛泽东批评美国政策说，苏联是美国的政策重点，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中国是老五。你们是踩着我们的肩膀到莫斯科去的，现在这些肩膀没有用了，我们是老五，是小姆指。 对此，基辛格提出异议，他不认为苏联是美国的政策重点，而是一大威胁。毛泽东认为，欧洲在对待苏联方面太软了，太分散了，基辛格表示赞同，说美国希望有一个联合的强大的欧洲。 他还保证说，不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了苏联的进攻，美国都会很快卷入。 毛泽东对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访问日本而未来中国表示遗憾，希望他在福特总统行将访华时一起来华，或者以后再邀请他来访，并表示要请他去访问东北、内蒙和新疆，要让苏联人看看。 毛泽东再次对“水门事件”这样结局表示不满，要基辛格向尼克松问好。66 　　11月6日，布什在给基辛格的一个报告中汇报了与中方一起准备总统访问的情况，说，他最近与乔冠华外长的会见是冷冰冰的，在谈正事前没有简短的开场白，没有寒暄。中方不同意美方的公报草案，他们不再说，“我们还有时间”，而表示“你们欠着我们一笔帐”。根据这种情况，在福特总统访问时，中方“可能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使用一些相当不令人愉快的言辞”。布什认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则总统将在国内政治中付出代价，而且此次访问对推动中美关系估计作用不大，他建议推迟访问。如果总统仍然进行这次访问，那么他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要毫不含混地留下一种印象，即“杰拉德·福特是一个坦率直言、蔑视过分夸张的宣传的人，是一个根据我们自己对是非和利益的判断来决定政策的人。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总统是一个体面的人，但如有需要，他对苏联人和中国人会像钉子一样地强硬。”67 　　既然福特总统的访问预期不会有多少成果，美方于是立即着手调整计划，把福特访华安排在访问韩国之后、访问菲律宾之前，作为对东亚国家一系列访问中的一个环节，以此降低他访华的意义，并缩短访华时间。尽管如此，基辛格还是没有放弃希望，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劝说总统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福特的回答是，来自里根和共和党右翼的关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压力使得他根本不可能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基辛格又通过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与中国领导人谈判，希望能达成一项临时性的联合声明，遭中方拒绝。于是，基辛格发动国务院官员群策群力想主意，采取什么办法能使总统访华显得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68 基辛格看来是多虑了。不管是否能有实质性成功，一个国家元首（更不要说是美国总统）来华访问自然是会受到应有礼遇的，何况中方了解福特在大选即将到来时面临的处境，更不会难为福特。中方更不愿意看到由于这次访问出现问题而使中美关系倒退。看到基辛格和美方先遣人员如此紧张，中方向美方保证，福特总统将受到礼遇和尊重，中方不会在接待中给他难堪。 　　福特总统于12月1日到4日访问中国。他在访华的头一天就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他以为这只是礼节性的会见，但基辛格对他说：这是“你此行的中心环节，是中美关系在继续发展的公开表示”。会谈涉及广泛的国际问题，从中东到日本，从北约到安哥拉。毛泽东说，我们没有冲突，并将中苏谈判与中美谈判进行比较，表示中国的对外政策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当福特建议中美两国进行合作反对莫斯科时，毛泽东拒绝了，说，这不过说说而已，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在明后两年，我们两国之间不会有什么大事情。69 　　福特总统与邓小平副总理进行了会谈。他接受布什的建议，在会谈中直话直说，从此显示他“抵抗扩张主义”的决心。他说，美国的政策与慕尼黑毫无关系，美苏缓和是避免核战争所必须的。讲到中美关系，福特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耐心表示感谢，并保证美国将实行“日本模式”，他同时说，“这需要时间”，在他的下一任期他将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与中国建交。邓小平批评了美国对达赖流亡集团的支持。他还再次提出了美国向中国出售1000万次/秒的高倍电子计算机的问题。从1973年起，中国就向美国表示了有兴趣购买与军事用途有关的高技术，包括卫星摄象、雷达、通讯设备以及军用直升飞机和运输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分别对美中军事关系的前景和潜在的利益进行了研究，结果，在中国所提的要求中，只有CYBER172型计算机一项得到许可。1974年美国政府开始对数据控制公司向中国出售该类计算机进行评估。基辛格和福特都表示可以予以批准。基辛格补充说，由于美国拒绝向苏联出售一些型号的计算机，所以最好由中方首先提出需要什么样的计算机，美方将会寻找优质的适当型号，然后与厂商接洽，以便保持对苏联同样的原则。他还特别表示，他提出上述做法是要批准转让，而不是拒绝转让。70 　　在12月1日邓小平副总理的欢迎宴会和4日福特总统的告别宴会上，双方又阐述了对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福特总统一再表示：“我保证致力于那些最初步骤中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的关系虽然还没有正常化，但却是良好的；我们的关系将逐渐得到改善…… 美国保证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在讲到国际形势时，福特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关于中美双方“同意不对别人称霸，并且根本反对别人把霸权强加给世界任何地方的努力”，对霸权主义进行了温和的批评，同时强调，为了建立一个“大家都享有和平、正义和繁荣的国际秩序”，“既要求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求有适应具体情况的策略”，“要有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的审慎态度”，为美国寻求与苏联的缓和进行了温和的辩护。邓小平在祝酒词中回顾了《上海公报》签订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肯定“总的来说，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和友谊有了增进，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并肯定《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础”，肯定福特总统的访问“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有利于促进中美双方朝着《上海公报》指明的方向和目标做出努力”。在讲到国际形势时，邓小平突出了对霸权主义的抨击，指出，“对于世界霸权的争夺愈演愈烈”，“缓和的词藻掩盖不住战争威胁日益增长的严酷现实”，对美国寻求与苏联缓和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但还是有礼貌的批评。71 　　福特总统的访问虽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72 但在尼克松先前做出的承诺不能兑现的情况下，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经历了两年的僵持，而且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年中也不可能有突破的情况下，福特总统通过亲自说明美国的国内情况和对外政策，求得了中国领导人对美方不能践诺的谅解；他通过做出新的承诺及确认《上海公报》的原则，基本上维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避免了在大选年中中美关系的滑坡。73 　　1975年12月布什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中国领导人对布什担任新职务的决定很理解。他离开中国之前，邓小平亲自为他设宴饯行，并赞扬他为改善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邓小平欢迎他以后再来中国，无论是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还是作为旅游者。邓小平的善意使布什深为感动。74 　　197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天翻地覆、悲壮动荡的一年。共和党的开国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世，巨星陨落，大地悲恸。“四人帮”被粉碎，延续了十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如此重大劫难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一幕惊心动魄的政治活剧。这一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可以说，这一年两国都集中精力于本国的内政。 　　1976年4月，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新总理。新领导人在忙于国内政治的同时也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6月上旬，华国锋接见两个多月前上任的美国驻华联络处新主任盖茨，这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第一次单独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也是华国锋单独接见的两个美国人之一（另一位是尼克松）。华国锋表示他赞成他的前任周恩来建立起来的政策。75 　　随着大选的临近，台湾问题的压力对共和、民主两党的候选人都增大了。共和党政治家要求保障台湾的安全，共和党代表大会实际上采取的是两个中国的政策，声称：“美国不应采取任何行动牺牲台湾的自由和独立”。民主党候选人也面临着压力，乔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声称，中国方面如不担保，台湾“将不会受到军事进攻和统治”，中美关系正常化便是不可能的。76 　　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中方的关切。8月中旬，黄镇见基辛格，表示，由于美国的入侵，才产生了台湾问题，因此美国欠中国一笔债。美国必须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在这一点上没有回旋的余地。解放台湾的方式和时间纯属中国内政，不是可以讨论的。美国方面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表态说，只有中方考虑美国对台湾的关切，中美关系才能发展，这是对中国的威胁，是不能接受的。基辛格解释说，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上海公报》，而不是哪个政党的代表大会，他要求中国不要把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或个别美国国会议员的表态看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大选年不是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好时间，美方将在大选后不久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继续这个进程，以完成正常化。为了表示对美苏缓和政策的不满，中国政府于1976年9月邀请基辛格的政敌 、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访问中国，基辛格对此甚感恼怒，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政府、也是对他本人的“有预谋的故意做给人看的侮辱”。77 　　但基辛格没有生气多久。10月上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横行霸道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助理国务卿恒安石10月13日给基辛格的报告说，中国极“左”分子的被清除，“从美国观点来看，其净结果是有利的”。78 　　中美关系的停滞不前引起美国有识之士的担忧和关注。1976年11月，美国哲学学会举行了一次小型研讨会。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前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等在会上发表了论文。费正清在论文中从历史的角度深入地分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台湾问题，指出了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危险性，认为这是一个“定时炸弹，其中包含了又一次美中冲突的可能性。他敦促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骤说， 　　 有些美国人喜欢这样假设，既然我们与中国的双方都已经打了这么多的交道，我们就让事情这样随波逐流吧。这些人疏忽了一个事实：我们现今的对华政策是建筑在正常化的理念上的，这意味着我们要撤消对中华民国的外交承认。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73年同意在华盛顿设立联络处，这至少是对我们做出的一个半路让步……这种破格现在已经是第4年了。这种状况继续得越久，北京对于我们对它在我们首都的这种二等地位的无动于衷就会感到屈辱和生气……1972年的《上海公报》可能会产生问题，北京与华盛顿的和解会倒退。但我们希望不是这样。79 　　另一位著名中国学家鲍大可在 1977年出版了《对华政策：老问题与新挑战》和《中国与东亚各大国》两本书来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他肯定，“在最近几年扩大和改善中美关系是必要的、如愿的和可行的，这是美国总体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但他警告说，中美关系仍然是“有限的”、“脆弱的”，最终是否能够实现全面建交还有待观察，并无成功的把握。如果中美关系不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结果就只能倒退。其结果，“不仅美中之间现存的有限关系会恶化，亚洲其他地区的不安和紧张也将增加……在东亚建立稳定均势的困难几乎肯定会增加。”针对美国一些人脚踩两只船的幻想，他明白地告诫说， 　　 从1971年以来，华盛顿可以成功追求两个中国的政策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现在需要做的是，美国以一种新的和坚定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并决定，对于既要解决短期内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又要为长远的中美关系和东亚地区力量比较稳定的均衡奠定基础来说，什么才是理想的行动方针。 对于一些人试图以“倒联络处”来解决中美建交后台湾地位问题的设想，他认为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他建议美国应该按照中国所要求的那样，以“日本方式”来处理与台湾的关系。但他也指出美台关系与日台关系不同，美国对台湾的安全负有义务，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美国应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80 　　 　　 　　 　　 1 七十年代月刊编印：《中美关系文件汇编（1940-1976）》，香港1977年版，第334页。 2 七十年代月刊编印：《中美关系文件汇编（1940-1976）》，第334-340、342-345页。 3 李长久、施鲁佳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 4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hereafter cited as Public Papers: Nixon）, 1972 (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p.547-548. 5 Public Papers: Nixon, 1973, p.362； 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391页。 6 《中美关系二百年》，第236页。 7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William Burr, ed.,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p.105-106, 111-113. 8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87,89,94,100;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201页。 9 据有的美国学者研究，关于互设联络处的主意首先是由美方提出来的。在基辛格1971年10月访华时已经提出了这一设想，但遭到中方拒绝。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中方未置可否。1972年6月美国众院两党领袖率领的代表团再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此事，并表示这不会为美台关系提供先例。及至1973年2月基辛格访华，双方才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见Robert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50-51. 10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83-85. 11 他们于1973年3月15日由深圳出境。见《中美关系文件汇编（1940-1976） 》，第349页。 12 Public Papers, Nixon, 1973, pp.202-203. 13 Kissinger Transcripts, p.85, 124-125; Nelsen D. Lankford, The Last American Aristocrat. The Biography of Ambassador David K.E. Bruce ( Boston &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6), p.374. 14 Public Papers, Nixon, 1973, pp.358-364. 15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131-133. 16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147-154 17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169-171, 203-205, 210-212 18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181-186; The Last American Aristocrat, pp.380-381; 《跨越鸿沟》， 第219-220页。 19 《新华月报》，1973年11期，第45-46页。 20 “The Annu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Public Papers, Nixon, 1972 , p.219. 21 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台北1982年版，第9-10，95-98页。 22 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137页。 23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344-346页。 24 From David Bruce to Kissinger, October 23, 1973，Priscilla Roberts, ed., Window on the Forbidden City: The Beijing Diaries of David Bruce,1973-1974 (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 pp.319-320. 25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267-8, 287. 26 台湾在美外交领事机构分布在：亚特兰大、堪萨斯、波特兰、波士顿、加利西哥（加利福尼亚州）、芝加哥、檀香山、休斯敦、洛杉矶、纽约、旧金山、西雅图、美属萨摩亚、关岛、华盛顿。相比之下，美国的其他盟国在美领事馆的数目是：以色列9个，法国10个，西德12个，日本12个。关于台湾处心积虑破坏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情况见《美国对华政策内幕》第143-149页。 27 Kissinger Transcript, pp.284, 268；《当代中国外交》，第225页。 28 John G. Stressinger, Henry Kissinger, p.86. 29 Public Papers, Nixon, 1973, p.613;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Vol.2 (New York: The Warner Books, 1978), p.97-100. 30 From David Bruce to Henry Kissinger, June 26, 1973. RG 59, Entry 5027, Box 328, National Archives;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 136-137, 143-144.； The Beijing Diaries of David Bruce,1973-1974 , pp.143-146, 152. 31 Public Papers, Nixon, 1974, p.559. 32 有关福特政府期间美苏关系的状况及缓和的衰落，参见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十章。 33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57 34 Public Papers: Nixon, 1974, pp.783, 815, 823 35 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1915-1976》，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311页. 36 宫力在《跨越鸿沟》中对有关的历史情况有精彩的叙述，见该书第252-261页。 37 Leonard Garment, Crazy Rhythm (Random House, 1997), pp.262-263. 38 资中筠在其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一书中对尼克松的外交作了恰如其份的评估，指出“尼克松时代将作为战后美国对外关系的分水岭而载入史册”。见该书第717-718页。 39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rald Ford ( hereafter cited as Public Papers: Ford ), 1974 (GPO, 1975), p.1. 40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282. 41 “Commitment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emorandum from Kissinger to the President. RG 59, PPS Files, Box 371, National Archives. 42 Gerald Ford to Mao Zedong, August 9, 1974. RG 59, PPS Files, Box 376, National Archives. 43 Henry Kissinger to Chou Enlai, August 9, 1974. RG 59, PPS Files, Box 376, National Archives. 44 Public Papers, Ford, 1974, p.12. 45 1974年12月中旬，曼斯菲尔德再次访华。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他时表示，不要对尼克松不遗余力地攻击，肯定尼克松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开拓者之一”。曼斯菲尔德说，他一直认为，尼克松外交政策上唯一的真正光明之点在于他打开了中美两国之间关闭已久的大门，他所做的最好一次演说就是他1971年宣布他将于1972年5月访华的那次5分钟的演说。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706页。 46 关于《福摩萨决议案》，参见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 页。 47 《当代中国外交》，第226页；Kissinger Transcript, pp.288, 294-297. 48 基辛格：《动乱年代》，第2册，第337页。 49《跨越鸿沟》，第260页。 50 Kissinger Transcript, p.299. 51 《跨越鸿沟》，第269页；《参考消息》1975年2月21日、5月4日。 52 《新华月报》1975年4月号第75页。 53 Public Papers, Ford, 1975, Vol.I, p.440. 54 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第162-163页。 55 福特在4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正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我们确实重视美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这种关系……派遣洛克菲勒副总统去台湾就清楚表明，我们认为我们与中华民国的关系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见Public Papers, Ford, 1975, Vol.I, p.188. 56 Public Papers, Ford, 1975, Vol.I, pp.499, 645. 57 《跨越鸿沟》，第272页；《参考消息》1975年9月10日。基辛格在1975年7月6日与他的助手讨论对华政策时说，“出于政治原因美国不可能在1976年前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如果有哪一件事会招致保守派对福特的反应，那就是这事。” Kissinger Transcript, p.372, 377. 58 《跨越鸿沟》，第273页；《人民日报》1975年9月16日。 59 《新华月报》1975年10月号第99页。 60 Jaw-ling Joanne Chang, United States—China Normalization. An Evaluation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Baltimore, 1986）, pp.36-38. 61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80-81. 62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80; United States—China Normalization, p.38. 63 George Bush, All the Best. My life in Letters and Other Writing (New York: A Touchstone Book Publisher by Simon and Schuster,1999}, pp.226-227. 64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80-81. 65 参加此次访华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官员洛德回忆说，这是他从1971年到1976年历次对中国访问中最不愉快、最冷淡的一次访问。中方在接待、会议和公开场合都十分冷淡。China Confidential，p.304。 66 Kissinger Transcript, pp.373, 391-400;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82-83. 施莱辛格国防部长因批评美苏搞缓和的战略取向，与基辛格及福特总统产生政见分歧，于11 月被解除职务, 由拉姆斯费尔德接任。施莱辛格后来在卡特政府中任能源部长。 67 All the Best. My life in Letters and Other Writing，pp.237-238. 68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83-84. 69 Kissinger Transcript, p.402. 70 Kissinger Transcript, pp.409-410；Negotiation Cooperation, pp.89-90. 1976年10月12日，福特总统不顾能源部的反对，批准了根据国务院、国防部和商业部的建议向中国转让两台数据控制公司的CYBER计算机，名义上是为了中国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用的，但这两台计算机同样可用于导弹试验和设计核武器。基辛格及其助手认为出售计算机对于显示美国“继续对改善关系感兴趣”是必要的，这也是对五角大楼对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一种认可。 71 《新华月报》1975年12月号第20-25页；Public Papers : Food, 1975, Vol.II, pp.1932-1938. 72 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后福特总统对这次访问很少提起，基辛格在他写的两部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这次中国之行。见约翰·霍尔德里奇著、杨立义等译：《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73 美国学者欧森柏评述福特访华说：当时两国关系更多地是一种想象并不是实质，双方都要保持这样一种想象，希望将来关系能有好转。 See Michel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0. 74 《布什与中国》，第83页。 75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87. 76 Kissinger Transcript, p.407;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p.181. 77 Kissinger Transcript, pp.408-409, 415. 78 Kissinger Transcript, p.409. 79 John K. Fairbank, ed., Our China Prospects (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7), pp.11-12. 80 A. Doak Barnett, China Policy. Old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pp.13，16-17，23-27.